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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囚犯的待遇上也取得了巨大进步。监禁时间被普遍缩短。14岁以下的年轻人不得再被关进监狱，而是被送到少年劳教所——一种带有教育性质的教养中心。所有囚犯在刚刚入狱时，不再被单独关押在单人监狱中，同时被废除的还有无法支付罚款即被自动收监的规定。自由党政府预见到了50年之后的许多刑罚改革者考虑的问题，将囚禁经历本身视为一种有害的体验。为了帮助囚犯更好地适应最后一定会回归的外部世界，英国监狱引入了图书馆和讲座制度。自由党认为，如何处理犯罪和如何对待罪犯是现代文明的真正考验之一。

1908年，英国终于通过了《工伤补助法》。井下作业时间上限最终固定为每天8个小时。1906年的《劳资纠纷法》驳回了塔夫河谷罢工案的上诉，要求铁道工会赔偿塔夫河谷公司因罢工造成的损失。工会单靠自己的资金根本无法承担这笔赔款。1909年，《贸易委员会法》设立了确定工资的机构，以防止用人单位压榨劳工。而另一项法案设立了更为严格的安全标准。1914年，自由党试图将店员的工作时长从每周80小时缩减为每周60小时，但是他们迫于来自店主的压力而撤回了法案。不过，政府成功实施了每周1天提早闭店的制度；1911年，英式茶歇也被写进法律。

年轻的大学讲师、费边主义者韦伯夫妇的门徒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开创了劳工介绍所这一国家组织，解决了季节性失业问题。贝弗里奇的兴趣就在于此。35年之后的1944年，他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催生了福利型英国；同时，英国还推行对人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制度，建立了全民医疗服务体系。

1908年的《养老金法》和1911年的《国家保险法》提供了这项福利制度的最早范本。这是自由党政府最大的创新之处，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凭借能力和信念推动上议院和下议院通过了这两项法案。《养老金法》保证每位7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可获得5先令的补贴，前提是他们从其他来源获得的收入不超过每周8先令。《国家保险法》为生病的人提供了免费的医药治疗。员工只要每周缴纳少量费用，就可以在失业时每周获得一定补助作为回报。自由党政府还发起了解决贫困问题的改革运动。但是，如何为改革筹集资金呢？德国的威胁迫使英国大量增加陆军和海军军费，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资金更成了一个问题。

自由党政府的陆军大臣理查德·伯登·霍尔丹（R.B. Haldane）和德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警觉地注视着德国的军备活动。他不仅增加了英国的军备开支，还创建了装备极为先进的小型英国远征军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可以利用这支军队保护法国不受德国人的侵犯。《英法协约》驱使偏执的德国更大规模地扩充海军，同时更加关注殖民地扩张。德国认为，它这么做只是在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不过，比起1905年，现在的德国对英法更具侵略性。英法无法接受德国的扩张。德国为了阻止法国将摩洛哥变成殖民地，威胁法国如果不在未来举行会谈进行磋商的话，将发动战争。次年，在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Algeçiras）举行的大国会议证明德国的粗暴行为起了作用：摩洛哥的发展将被置于国际监督之下，这将为德国贸易留出空间。

接着，在1907年的海牙裁军会议（Hague 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上，德国果断拒绝为了回报英国的裁军行动而缩减无畏舰队规模。德国认为，这是英国狡猾的招数，目的是削弱德国的海军力量。

对德国行动的持续不安，促使英国选择保护帝国不受德国的侵害。《英法协约》将英国拉进了与法国盟友俄国的关系之中。俄国曾是英国在中亚的最大敌人，而俄国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战败后，英国发现俄国只不过是强弩之末。现在，似乎与俄国联合阻止德国向中东地区渗透更加重要。1907年签订的《英俄条约》从理论上并未向英国做出任何承诺。条约只是确认了英国在阿富汗和南波斯至高无上的影响力，而俄国在波斯北部的统治地位也得到确认。但是，英俄之间的相互理解让德国更加害怕被包围。

1908年，欧洲潜藏的冲突大幅度升级。塞尔维亚威胁要对奥匈帝国发动攻击，德国此时宣称，如果俄国支持塞尔维亚的话，德国将对俄国发动全面战争作为报复。奥匈帝国因为担心伊斯坦布尔的青年土耳其革命会逐渐削弱其三十多年来建立的统治地位，在1878年吞并了巴尔干地区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奥匈帝国将此视为对其在意大利和德国失去的领土的补偿，但塞尔维亚认为，它对这两个地区拥有更多权利，因为当地人口多为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人自认为可以与对手一搏，创造梦想中更加辽阔的塞尔维亚–南斯拉夫帝国。同时，塞尔维亚又吸引了斯拉夫人的特殊保护者俄国一起对抗奥匈帝国。

俄国因为刚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不具备与德国和奥匈帝国抗衡的条件。奥匈帝国夺得了新的领土，但这只不过为未来的麻烦埋下了伏笔。虽然塞尔维亚人被迫撤退，但他们没有停止担心居住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兄弟姐妹们。德意志皇帝接受了伦敦《每日电讯报》的采访，他透露大多数德国人都不喜欢英国，也很乐意对英国开战，而他本人才是英国的唯一朋友。但这并没有扭转欧洲的氛围。

1909年，就在巴尔干半岛危机爆发，同时英国召开国际会议的要求遭到忽视之时，德国秘密计划大规模扩充海军的消息传出。英国议会估算了德国拥有的海军数量之后，陷入了恐慌。在海军上将提尔皮茨的推动下，德国无畏舰队的规模已经赶上了英国，这使打败英国成为可能。包括布尔战争总司令罗伯茨伯爵在内的许多军人都希望英国立即开始征兵。歌词“我们要建8艘，我们不愿等待”表达了英国新建无畏舰队的强烈愿望。甚至连向来反感加大军事开支的自由党都认为，不论考虑当前还是以后，英国在与德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中都需要建造更多军舰。

但是，钱从哪里来呢？英国不仅需要为舰队筹措资金，还需要另外提供新的福利支出资金。英国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认为，答案在于实行分级所得税制度，即向富人多征税。但是，上议院却在暗中保护最富裕的阶层。自从在爱尔兰地方自治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之后，自由党便退出了上议院。此外，上议院一直习惯利用占大多数的保守党议员的投票来否决自由党主导的下议院提交的提案。

自由党政府试图在英国人的生活中实行更加公平的举措，但上议院对此十分抵触。前两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和贝尔福都是贵族出身，许多贵族相信，那些穿着白色鼬皮60的职位也注定应该由王室成员担任。此外，政府还试图通过法案来结束多重投票，允许当地市政府在必要时吊销酒业销售执照，同时增加苏格兰小土地主的数量。但这些法案均因种种原因触怒了贵族阶层，遭到他们的否决。

1894年，在上议院否决了《爱尔兰自治法案》之后，格莱斯顿曾经警告过上议院议员，他们的行为违犯了宪法，因为未经选举产生的议会正在干涉经选举产生的议会所做出的决定。他曾告诉上议院议员，如果他们继续阻挠民主意愿的话，他们应该担心自己的未来。在过去30年中，上议院一直不停地否决自由党的提案。现在，自由党已经受够了他们充满20世纪智慧的法案被劳合·乔治犀利描述的“从失业者中随意挑出的500个普通人”毁掉。劳合·乔治质问道，上议院是否有理由“践踏数百万投身于工业、创造社会财富的人所做出的判断”？此时，等级特权已经显得十分荒谬。劳合·乔治决定彻底废除上议院的权力。他决定以一种几乎一定会引起上议院愤怒的方式筹措所需的巨额资金——在所得税之外，对高收入群体征收附加税。此外，他还计划针对富裕阶层持有的房产征收税率更高的遗产税。最让上议院愤怒的是，自由党政府决定，在土地转让时，所有人必须为任何非劳动所得的土地价值支付税款。

依据传统，在英国只有下议院才可以改变与金钱有关的提案。如果上议院拒绝预算，将违背宪法惯例。劳合·乔治指出，人民提出的预算将验证“管理英国的究竟是国王和贵族，还是国王和人民”。但是，上议院对预算案十分恼怒，也不满于国家准备对每块土地的增值额进行估价，他们甚至完全丧失了理智。1909年，英国最大的土地主仍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拥有土地的贵族和乡绅，他们都有亲戚任上议院的代表。劳合·乔治的税收制度看起来就是在针对他们——占全国总人口的1%，却拥有全国70%土地的一群人。

自由党主导的下议院通过了劳合·乔治的预算，但上议院却驳回了预算。财务大臣得知结果后高呼，“我们最后成功了！” 阿斯奎斯以下议院的权利遭到侵犯为由解散了议会，之后在1910年1月举行大选。选举的过程十分曲折。贵族成员也参与其中，但这却是他们犯下的一个巨大错误。可能他们的集体智慧如百科全书般丰富，他们对地方事务的了解程度也无人可比，但竞选最大限度地暴露了等级制度的缺陷。许多来自边远地区的贵族步态笨拙，给人留下偏执、自私的印象，让选民觉得他们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

自由党在爱德华七世统治时期的第二次大选中重新掌权，但选举结果不免让他们有些失望。自由党并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只比统一派多获得3个席位。自由党依赖于工党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投票，才得以推行本党举措。为了与爱尔兰民主主义者达成合作，自由党不得不重新颁布了《爱尔兰自治法案》。

保守党贵族突然同意通过预算，但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并没有满足于此。阿斯奎斯引入《议会法案》，严格地限制了上议院的权力：他们不再有权更改或否决关于金钱的法案；如果某项法案连续3次在下议院通过，即便每次都遭到上议院驳回，也可以成为法律。

在上议院复活节休会期间，《议会法案》在下议院通过了第一轮审阅。但在1910年5月，英国的注意力被突然吸引到其他方面，和蔼的爱德华七世在从法国最受欢迎的度假胜地比亚里茨（Biarritz）归来后，突发心脏病，在白金汉宫去世。

58“无畏舰”后成为20世纪初各海军强国竞相建造的一类先进的主力战舰的统称。——编者注

59大圆面包指自由贸易和自由党，小圆面包指关税改革和保守党。——译者注

60尤用于法官、国王等的服饰。——译者注

温莎王朝

乔治五世（1910—1936）

最后的和平年代（1910—1914）

乔治五世登基时已经年近45岁，他是爱德华七世的次子，在1892年以前做了15年的英国海军军官。他在多病的兄长克拉伦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去世之后，成了王位继承人。乔治五世任高级军官多年，养成了明智、自律、公事公办的作风。他在出公差时曾访问过帝国的大部分海外领土，对大英帝国有着深刻的认识。为了昭告自己成为印度皇帝，他在加冕当年年底，在德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杜尔巴”（Durbar，意为“聚会”）。乔治五世的妻子泰克的玛丽公主（Princess Mary of Teck）是乔治四世的弟弟剑桥公爵（Duke of Cambridge）的外孙女，她在英国出生并长大，和乔治五世共同养育了6个子女。

乔治五世勤奋、讲求实际，办完父亲的葬礼之后，他立即召集了圆桌制宪会议，力图促使各个党派领袖对如何修改宪法达成共识。但是，制宪会议未能达成任何一致意见，各党派领导不愿意国王插手政治，自由党决定进行第二次选举。乔治五世坚持认为，为了使保守党贵族提出其他建议，应该在阿斯奎斯组织新选举之前，由上议院对法案进行投票。但是，正如威廉四世在1832年《改革法案》危机中的选择一样，乔治五世也同意召集大约250名贵族，如果他们拒绝法案的话，将能够阻止《议会法案》在上议院通过。

1910年12月，自由党政府的地位再次得到确认。实际上，选举结果并没有带来改变：自由党人和工团主义者各获得了272个席位，数量相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席位增加了2个，达到84个；工党获得了40个席位。1911年5月，新《议会法案》在下议院通过了第三次审读，当时的场面群情激愤，议员也放下了绅士的架子。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儿子休·塞西尔（Hugh Cecil）一度失控，狠狠地质问首相，迫使他不得不停止发言。在上议院中，由部分贵族组成的“顽固团体”负隅顽抗，企图让其他贵族驳回提案。但在7月，消息走漏。无论上议院议员对他们自古有之的权力遭到践踏感到多么愤怒，到了1911年8月，面对陷入困境的威胁，还是有足够多的贵族放弃投票，法案得以通过。

然而，政府还面临着更大的麻烦。全国工人进行了广泛的罢工，整个夏季，英国社会陷入瘫痪。《议会法案》的通过伴随着辱骂和多次骚乱。最近的一次选举清晰地显示，有些人对正在变化中的世界十分警觉，但并不是每一位英国人都拥有进步意识。到6月底，战争的威胁突然出现。

德国政府派遣“黑豹号”（Panther）炮艇占领了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Agadir）。在过去的几年里，德国新任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Hollweg）有意打破英、法、俄之间过分亲密的关系，在他的领导下，德国与英国的关系有所改善。德国皇帝本人也表现得更加友好，他甚至在1911年初夏访问了伦敦，参加他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纪念活动的揭幕仪式。但是，鉴于1909年的海军危机和德国政府总体上的威胁姿态，“黑豹号”可能代表着多种意图。在德国政府拒绝公开意图的17天里，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

人们对德国的意图进行了种种揣测，有人认为德国已经做好了开战准备，即将进攻比利时。根据德国境内的军营报告，和平时期驻扎的士兵数量高达100万，德国持续向比利时边界地区增兵，战争传言更甚。英国军方在很久之前就注意到，德国在比利时边界地区修建了奇怪的加长型火车站，这只可能是为部队修建的。英国首次出台了《官方机密法》（Official Secrets Act），用以保护据说正在码头和全国开展的间谍活动，任何被怀疑传达德国命令的信件都会拆开查看。

1911年见证了40年以来最炎热的夏季。伦敦市民汗流浃背，对德国接下来的举动焦虑不安。德国想要干什么，想发动战争吗？德军从其控制的港口出发，可以对英国进入地中海和穿越大西洋的船只发动突袭。由和平主义者组成的内阁对此十分焦虑，他们提出警告，如果“黑豹号”不撤离的话，英国将对德国宣战。德国人开始退缩了。他们表明自己并不想和英国或其他任何一方发生战争。事实证明，“黑豹号”炮艇是德国对法国在阿尔赫西拉斯港违背国际协议中规定摩洛哥为自由贸易区的条款的非外交反应。法国趁摩洛哥内政动荡之机，企图将其变为殖民地。德国认为法国侵犯了自己的商业利益，用“黑豹号”表明，如果法国一意孤行的话，德国将干预摩洛哥问题，维护自己的利益。

9月，随着与德国的谈判继续进行，英国越来越相信，敌对状态近在咫尺。于是，英国派兵保卫东南部铁路沿线。法国的兵力只有德国的3/4，这也让英国十分担心。此前一度模糊不清的局势开始明晰起来。10月，阿加迪尔危机结束。德国侵占了更多领土，包括刚果10万平方米的土地，于是撤回了“黑豹号”。但是，到1912年，英国军方不由得对德国的未来意图表示悲观。霍尔丹促使英军总参谋部和远征军加强了作战准备，并在1911年坚决要求起草《战争手册》。《战争手册》规定了战争状态下英国政府各个部门应该遵守怎样的工作流程。此外，削减德国船只数量的举措失败了，英德两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并未停止。德国认为，英国建议的德国船只数量过少；同时提出条件，英国必须终止与法、俄的友好协约，只与德国维持盟友关系。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ay）认为，英国不可能同意这样的要求。

格雷拒绝了德国提出的条件。据估计，1912年，德国海军已经变得前所未有地庞大。英国作秀般地撤回了驻扎在土伦和地中海的全部作战舰队。从此之后，根据《英法协约》的规定，两国海军分别负责保卫两国之间各自的水域——法国负责保卫地中海，英国负责保卫英吉利海峡和北海。

英法两国政府之间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军事联系。从1912年开始，英法开始共享军事机密，变成了彼此军队的第二方；而除了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大部分内阁成员对此并不知情。

虽然官方没有公开承认，但从道义上说，英法两国已经建立了实际的同盟关系：在法国看来，如果德国对法国北部和西海岸发动攻击，就等于对英国发动战争。但是，英国政府拒绝公开承认这一点。如果法国率先进攻德国，英国的公众意见绝对不会赞成国家为法国而战。3/4的自由党内阁成员属于和平主义者，他们不会赞成与法国结盟。英国政府也希望不以结盟的方式让德国产生警觉，因为如果公开与法国结盟，德国便会发现英国的目标是针对它。如果真的爆发战争，友好协约下的两个国家会举行会议，共同商议进一步行动，讨论它们是否需要采取一致的实际行动。在这种奇怪的局势下，法国只好表示满意。但是，自由党政府的行动表明，他们只是“雷声大、雨点小”罢了。1912年年初，在阿加迪尔危机的推动下，阿斯奎斯创立了帝国防卫委员会侵略委员会（Invasion 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se），1914年之前，委员会一直断断续续地召开会议，聚焦于如何向法国派军的问题。

在其他国家看来，阿加迪尔事件意味着“武力得到了嘉奖，侵略得到了回报”。1911年9月，英国海军部正在就战争程序问题和英国军队争执不休（因为大部分战斗在海上展开，海军部希望让士兵待在离岸的船只中），而意大利则成功入侵了北非的的黎波里（Tripoli）。当时，土耳其新政权被骚乱折磨得筋疲力尽，意大利不费吹灰之力就迅速将这个的黎波里名义上的领主打败。意大利的成功为许多不满于土耳其统治的巴尔干国家带去了希望，它们也决心展开对土耳其的斗争。

国际局势发展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动荡仍得以维持的英国国内和平局势也滑向了破裂的边缘。工会、投票权运动、保守党和北爱尔兰统一党要么认为政府改革过多，要么认为政府改革过少，都不甚满意。虽然政府颁布了《议会法案》，但近期包括工人阶级、工团主义者和好战的投票权运动者在内的各种政治参与者，都对议会缓慢的程序失望透顶。各方都以打破传统和合法途径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无政府状态正在逼近。

从1912年到1914年，英国发生了一系列全国性的大罢工，几乎整个国家都不得不屈服于罢工。在1910年1月的选举中，工党失去了25%的席位，议员席位从53个减少至40个。这表明，蓝领工人逐渐意识到，议会并不能作为他们表达诉求的方式。单一票制导致第三方政党处于劣势，工党难以获得选票。工党支持者认为，工党代表的席位数量与其成员数量不符。奥斯本案榨干了工党的资金。1909年，16名工党议员失去了工资，工党的处境更为艰难。由工党支持的铁路工人W. V. 奥斯本（W. V. Osborne）成功挑战了工会对工党的强制征税。经上议院裁定，工会不得再刻意通过强制征税为议会代表提供工资。1911年，自由党修订了这项裁定。他们将向议员支付工资定为一项制度，而宪章派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就一直要求向议员支付工资了。

但是，这项制度也带来了危害。工党议员在议会中的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峰，但他们却没有带来任何改变，人们的乐观态度随即转变成了怒火。在许多行业，工人阶级仍然普遍处于困境。不仅工资和世纪初持平，物价和生活成本还有所上升。人们希望得到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罢工的威胁再次出现。迫于工党的压力，与罢工相关的法律近来有所放松；结果，罢工席卷全国。在短视的人看来，罢工途径似乎比诉诸议会更加有效；一些工团主义者受法国工会或工团主义运动的影响，对议会途径持不信任的态度，他们宁愿选择罢工这种可操作的方式。工团主义者向往乌托邦式的未来，在他们的构想中，工会将构成社会的基础单元。

1910年，南威尔士罗达谷（Rhondda Valley）矿工为了要求加薪，袭击了一处矿井井口。英国政府并不愿意使用军队镇压。起初，政府只是派出警察维持秩序。自由党相信工厂主常常和工人一样蛮不讲理，进而认为有必要动用军队处理工业纠纷。他们因为这个想法而失去了公众的信任。但是，动用军队令工会更加不满。1911年夏天，在阿加迪尔危机中，海员、消防员和码头工人的工会举行了另一场罢工，导致伦敦港陷入瘫痪。他们直到薪资提高后，才答应复工。接下来，铁路工人举行了近乎全国性的大罢工，抗议士兵开枪射杀了利物浦骚乱中的两名码头工人。这场罢工导致英国中部工业区的大部分工厂连续停产4天。局势十分危急，政府担心革命即将爆发，于是将军队调回伦敦中心。在酷暑之中，军队把帐篷挤挤挨挨地支在圣詹姆士公园、海德公园和肯辛顿花园被晒蔫的草坪上，而之前那里是人们推着婴儿车散步的地方。不过，劳合·乔治操纵工会的手法十分娴熟。工党议会的新任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加入了谈判，铁路工人罢工才得以在没有出现相互指责和解雇的情况下结束。

为了缓解铁路工人的不满情绪，政府设立了永久性的机制。尽管码头工人、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在总罢工中进行了合作，但总体上来说，政府对工会的态度是富有同情心的，这保证了英国罢工一直没有发展为谋求社会变革的工具。1912年，煤矿工人要求设定最低工资标准，而矿井所有者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导致问题未能在地方层面得到解决，于是煤矿工人举行了新一轮罢工。最终，自由党通过了最低工资法案。到1913年，政府推翻了奥斯本案的判决后，仍有许多工人表示不满。1913年，《工会法》规定，工会成员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可以通过征税筹集政治资金，而属于不同政治游说团体的成员可以拒绝缴纳税款。

罢工运动逐渐消失，但纵火运动又接着在伦敦蔓延开来。这项运动由妇女参政运动的军事分支——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WSPU）领导。1903年，独立工党未能将妇女参政权纳入项目，具有领导才能的艾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女士和她的两个女儿西尔维娅（Sylvia）、克里斯塔贝尔（Christabel）领导了这项运动。克里斯塔贝尔虽然拥有法学学位，但却因身为女性而被禁止报考律师资格证。

1907年颁布了《妇女资格法》（Qualification of Women Act），规定女性无论婚否，都可以担任市议员、高级市政官和市长，也可以在农村或自治郡议会获得席位，但女性仍然无法在议会上投票。数千名女性为了获得参政权而进行游行，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潘克赫斯特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以及其他为妇女参政权奔走的人士，在自由党选举时组织了示威活动，她们被扣上了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数度遭到逮捕。妇女参政权改革的两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第一次失败是因为自由党政府不同意引入赋予单身而拥有财产的女性投票权，因为这会增加传统意义上的“保守党老处女”。潘克赫斯特对此感到大为沮丧，遂决定放弃宪法途径。

多处邮政信箱、一所学校和一座火车站被烧毁。大英博物馆和克佑区的兰花园也被烧毁。妇女参政权运动者甚至烧毁了伦敦塔。在英格兰，妇女参政权运动有超过4万名女性成员参加。她们在天黑之后拉起20世纪早期礼仪规范要求女性穿着的长裙，偷偷溜出去剪断电话线，她们甚至把自己绑在唐宁街10号的围栏上。很快，几百名妇女参政权运动成员遭到逮捕，她们被关押在霍洛韦女子监狱（Holloway Women’s Prison）。更严重的是，妇女参政权运动成员一旦遭到逮捕，她们就会开始绝食示威。随着一些人绝食致死，焦虑的监狱管理者转而开始强制给她们喂食。不过人们却担心这种做法是否具有合法性。在矛盾之中，内政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Reginald McKenna）颁布了所谓的“猫捉老鼠法案”（Cat and Mouse Act）。该法案允许释放绝食的罢工人员，不过一旦她们在家中恢复过来，政府便可以不经过任何手续再次逮捕她们。1913年，时年41岁的艾米丽·戴维森（Emily Davison）作为潘克赫斯特领导的妇女参政权运动的激进分子之一，在赛马会上将自己置于乔治五世赛马的蹄下，几天后，她死于赛马踏伤。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疏远了许多较为温和的妇女参政权运动者，如资深活动家、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创始人之一艾米丽·戴维斯（Emily Davies）。之后，英国政府对克里斯塔贝尔·潘克赫斯特下达了逮捕令，她被迫逃亡巴黎，骚乱得以大体平息。

在英国国内，人们的意识逐渐消沉。1906年时高涨的自信心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大灾难模糊但普遍的恐惧。1912年，“泰坦尼克号”在撞击冰山后沉没，凸显了现代人类及工程技术的脆弱。在1914年之前，斯科特船长（Captain Scott）远征南极的命运常常萦绕在人们的想象中。那时候，征服自然并不像20世纪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容易。

1912年的圣诞节，罗伯特·斯科特船长和包括劳伦斯·奥茨（Lawrence Oates）船长在内的其他4名船员抵达南极，但是他们发现挪威人罗阿尔·阿蒙森（Roald Amundsen）已先于他们到达。奥茨脚上的冻伤开始拖慢探险队的进程，他为了队友牺牲了自己，走出帐篷，然后消失在暴风雪中。“我马上要出去了，可能过一段时间才回来。”他说。人们一直没有找到他的尸体，但他的话语被推崇为英式低调的典范。斯科特船长和其余远征队员也没能活着到达食物储备仓库。1913年10月，一支南极搜救队终于到达了他们所在的地点，发现他们在几英里之外的帐篷里死去。除了斯科特的遗体，他们还发现了一本详细叙述奥茨英雄事迹的日志。

阿斯奎斯作为高尚、廉洁的模范接管了政府，但现在连他都深陷财政丑闻。在邮政部门的庇护下，政府将提供全帝国无线电服务的合同奖励给了马可尼无线电信号公司。但在1912年，人们认定，邮政总局局长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和检察总长鲁弗斯·艾萨克斯（Rufus Isaacs）都持有马可尼公司的股份，他们事前并没有对相关利益做出申报。面对内部交易的指控，双方均做出了澄清，塞缪尔彻底撇清了关系，而艾萨克斯则表示自己是在马可尼公司赢得合同之后，才购买了该公司美国分公司的股份。但是人们发现，美国分公司的秘书原来是艾萨克斯的弟弟，对他利用个人影响力确保马可尼公司拿下合同的怀疑仍未消除。人们认为，即便不存在强迫行为，他们也在私下进行了一些秘密交易。这起事件给自由党留下了污点。

最重要的是，阿斯奎斯无法控制爱尔兰的局势。上一届保守党政府无所不能的副检察长爱德华·卡森（Edward Carson）和议员詹姆斯·克雷格（James Craig）从1912年开始准备第三次《爱尔兰自治法案》起，便开始组建一支名叫“阿尔斯特志愿军”的武装力量，用以抵抗阿尔斯特的地方自治运动。现在，自动占据上议院多数的统一派不再能够阻止地方自治，他们转而委托武装力量。毫无经验的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接替贝尔福成为保守党和统一派的领导，他进一步鼓励了这种非法行为。他在一系列骇人的演讲中表示，如果英国政府强制推行地方自治，保守党成员应该用身体保护阿尔斯特志愿军不受政府的攻击。他甚至亲自前往爱尔兰，向阿尔斯特志愿军的游行队伍致敬。

1912年9月28日，贝尔法斯特全面瘫痪，人们签署了抵制地方自治的《神圣盟约》。将近50万人列队签署请愿书，他们通过请愿书表示拒绝承认任何地方自治议会的权威，造船厂的汽笛声和工厂机器的轰鸣声随之停息下来。大多数阿尔斯特志愿军都拿起武器，许多人甚至用自己的鲜血在请愿书上签字。

虽然半数信奉新教的阿尔斯特志愿军反对地方自治，另一半天主教徒却支持自治。更重要的是，身为爱尔兰民族主义议员领袖的约翰·雷德蒙也不愿放弃阿尔斯特和爱尔兰统一。支持地方自治而非独立已是雷德蒙做出的重大让步。在过去几年里，他的领导地位遭到了支持爱尔兰完全独立的新芬党挑战。1912—1913年，南爱尔兰蓝领工人在一系列罢工中被政治化，爱尔兰完全独立的观点逐渐被他们接受。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和詹姆斯·拉金（James Larkin）在都柏林领导了名叫“爱尔兰志愿军”的罢工者军队，他们逐渐发展壮大，而且并不像雷德蒙一样对使用暴力有所顾忌。爱尔兰志愿军开始像阿尔斯特志愿军一样进行军事训练。截至1914年，这支武装力量已经拥有10万名强大的士兵，其中1/3位于爱尔兰北部。

随着爱尔兰北部和南部局势更加不受控制，双方都开始谋划进口武器，英国下议院两度通过了《爱尔兰自治法案》，但上议院又两度否决了法案。但是，到了1913年秋季，地方自治几近落实，政府也越发对强迫阿尔斯特志愿军接受地方自治感到不安。也许英国政府无法强迫阿尔斯特志愿军做出任何行动，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强迫都不是自由党的作风。

在乔治五世的保护下，各方人士聚集在巴尔莫勒尔堡，公开讨论是否有可能将阿尔斯特排除在外。雷德蒙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同意了实施地方自治，这惹恼了许多新芬党人，也进一步削弱了他在爱尔兰志愿军中的地位。问题在于，应该如何划分“排除在外”的界线？从1913年至1914年冬季，对话一直在继续，爱尔兰北部和南部的两支非法军队却一直不顾对话，继续练兵。

1914年4月，阿尔斯特志愿军获得了3万支来复枪和100万发子弹，政府对所谓的“拉恩走私”视而不见，表明政府明显地偏向统一派一边。警察和海岸护卫队并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阻止走私。但在当年7月，爱尔兰志愿军将枪支运送到都柏林附近的霍斯（Howth）时，英国政府召集军队制止了他们的走私行为。都柏林抗议者向军队投掷物品，引起士兵向人群开枪，导致3人被射杀，40多人受伤。该事件导致都柏林和威斯敏斯特之间，以及雷德蒙和爱尔兰志愿军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一直怀疑爱尔兰军队是否忠诚。爱尔兰军队总司令亚瑟·佩吉特爵士（Sir Arthur Paget）拥有统一派人士的大力支持，他选择忽视英国政府军队应该保持中立、服从平民的传统。1914年3月，军队的基地爆发了“卡诺兵变”（Curragh mutiny）事件，佩吉特告诉他的军官们，他无法命令那些不赞成地方自治的人强迫阿尔斯特志愿军接受自治，尤其是对那些住在北部的人。他建议不愿意强迫阿尔斯特志愿军的人离开军队。在70名军官中，不少于50人表示，如果他强迫北部人民接受自治，他们将提出辞职。

在事件公开之后，放任佩吉特玩忽职守的陆军大臣遭到解雇。但相关官员并没有受到军事审判，政府高层的焦虑情绪逐渐增加，战争似乎并不遥远。在美国观察者豪斯上校看来，1914年5月末欧洲的气氛可以被描述为“军国主义疯狂蔓延”。法国通过征兵极力扩充军队。谣言一直宣称，德国军队是其坚持征收战争税和收回所有国外贷款等外交政策背后真正的力量。

5月和6月相继过去。英国政府在5月似乎找到了一种打破爱尔兰僵局的方法。这是一种典型的劳合·乔治式的智谋——对《爱尔兰自治法案》提出修正案。修正案规定，如果大多数投票者投票赞成，则爱尔兰可以脱离地方自治6年。民族主义者一致赞成，但上议院却坚持修改修正案——整个阿尔斯特地区必须不受时间限制地被排除在地方自治之外。然而，当修改后的法案在6月14日返回下议院的时候，政府的注意力已经从爱尔兰问题上转移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中。

6月28日，奥匈帝国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一名塞尔维亚青年刺杀。奥匈帝国一直觊觎塞尔维亚，其军事组织急于进攻，正好利用这个借口将局势推到战争边缘。但问题在于，奥匈帝国会将所有欧洲的同盟国拉入战争之中吗？欧洲各国的大臣和官员不停地相互发送电报。

对爱尔兰地方自治的讨论势头已过，世界再一次屏住了呼吸。处于修正案状态的提案无法被下议院接受，但是仍有解决爱尔兰危机的办法。7月18日，双方都不愿做出妥协，在阿斯奎斯的提议下，白金汉宫召开了另一场圆桌会议。雷德蒙和民族主义者同意将爱尔兰志愿军排除在外，统一派同意在爱尔兰其他地区实行地方自治。但是，会议在弗马纳郡（Fermanagh）和泰隆郡这两个地区引发了分歧，它们究竟应该属于北爱尔兰还是南爱尔兰呢？爱尔兰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营都在这两个地方进行军事训练。内战虽然尚未爆发，但威胁仍然存在。然而，在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面前，整个爱尔兰地方自治问题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会议破裂，未达成共识，计划在当年秋季重新召开。就在与会成员起身离席之时，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走进了会场，带着奥匈帝国在7月24日向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尽管塞尔维亚以最为谦卑的态度回应了最后通牒，奥匈帝国还是与其断绝了外交关系，开始轰炸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英国于1914年8月宣战。9月，议会再次召开会议，爱尔兰地方自治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该提案连同威尔士政教分离的提案都成功地在下议院3次通过，即将成为法律。虽然议会在阿尔斯特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但阿斯奎斯最初宣布的提案将把阿尔斯特排除在地方自治之外。自由派一直依靠爱尔兰地方自治者才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当他们也拒绝支持修正案时，阿斯奎斯才不得已同意将按照提案原本的内容立法。统一派成员愤怒地离开下议院表示抗议。爱尔兰地方自治和威尔士政教分离陆续形成法案，但是另一项举措使得这两项法案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半年后才得以执行。因此，问题被搁置起来。

现在，我们必须将目光拉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上。这场战争又被称作“世界大战”，或费边主义作家赫伯特·乔治·韦尔斯（H. G. Wells）笔下的“以战止战”。1914年之前，欧洲的和平局势虽然十分脆弱，但却得以维持。原因一方面在于欧洲各国采取大量措施安抚德国，另一方面在于德国本身对敌对行为也十分克制。虽然德国持续施加战争威胁，引起英法等国的不悦，但并未采取实质性行动。

虽然英国对德国的意图持怀疑态度，但在1913年以前，英国一直试图使德国确信其对德友好的态度。同年，英国又采取另一项行动试图缓解紧张气氛。英国试图在两国之间设立一个为期12个月的“海军假期”，但建议遭到了德国拒绝。到了1914年，劳合·乔治在演讲中对德国建造“黑豹号”炮艇的行为提出警告，此时3/4的政府成员回归到了原有的激进和平主义阵营。他们认为，和平的希望在于英国减少建造舰船的数量。

针对非洲殖民地、巴格达铁路和波斯湾这几个长期存在的争端，德国达成了有利于本国的协约。格雷并不想激怒德国，所以尽管英法两国在军事上关系密切，英国仍不愿意和法、俄正式结盟。这种态度后来遭到了人们的批判，因为有人认为，如果英国表明准备为法国而战的意图，德国将永远不会诉诸战争。

然而，巴尔干地区局势在1913年出现了极大动荡，彻底改变了对俄国有利的权力结构。在俄国的赞助下，巴尔干同盟战争将土耳其在欧洲部分的领土缩小成一个宽仅30英里的角落，俄国势力从而在伊斯坦布尔占据了主导地位。巴尔干半岛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俄国受限于与英国签订的友好协定，不得进入中亚和波斯湾地区，同时又在1904年被日本打败而无法进入中国，只得将爪牙伸向原先立足的巴尔干地区。俄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斯拉夫民族捍卫者，决定再一次专注于古老的目标——在伊斯坦布尔赢得优势地位，同时控制达达尼尔海峡——沟通黑海和爱琴海的重要水道。

但是，俄国的计划将威胁德国在中东地区扩张的野心，因为这会为德国径直穿过伊斯坦布尔修建柏林—巴格达铁路的计划增加不确定因素，同时也会影响奥匈帝国的继续存在。促使奥匈帝国在不久的未来展开战争的原因在于来自塞尔维亚的威胁。1908年，在俄国软弱和德国强势的共同作用下，塞尔维亚放弃了对奥匈帝国动武。塞尔维亚人闷闷不乐地遵守了德国的外交警告，停止在政府报纸上进行政治宣传，同时还解除了他们招募来的军队武装。但是，1913年，塞尔维亚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他们的国土面积翻了一倍，哈布斯堡帝国内的所有塞尔维亚人都处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中。

奥地利方面认为，塞尔维亚显然不再受到强权的压迫。从1913年开始，塞尔维亚民族统一主义，又称扩张主义，连篇累牍地见诸报端，表达将散落在奥匈帝国的600万塞尔维亚人聚集到塞尔维亚母国的诉求。此外，塞尔维亚人不仅将国土面积扩展了一倍，还向世界展示了其强大的兵力，他们可以打败巴尔干地区公认的最强大的军队——在德国受训的土耳其军队。如果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的话，塞尔维亚人很可能获胜。局势如此危急，双方还没有来得及签订和平协议，奥匈帝国就决定攻打塞尔维亚。不过，德国在意大利的支持下，成功约束住了奥匈帝国。战争并没有爆发，因为奥匈帝国无法承受失去德国这个盟友。因此，虽然整个欧洲都对德国心存恐惧，但正是德国在1913年阻止了战争的爆发。

同时，巴尔干地区的冲突正在升级。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三大强国的军事战略家一致认为，战争必定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爆发。1914年6月，两名塞尔维亚人在波斯尼亚刺杀了奥匈帝国继承人斐迪南大公。这似乎是一种信号，宣告塞尔维亚人将要进攻奥匈帝国；奥匈帝国也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借口，在未来发动一场局部战争，以挫败“毒蛇的巢穴” ——奥匈帝国将军对塞尔维亚的称呼。1914年，德国没有再一次采取行动阻止战争爆发。

局势十分危急，似乎急需采取补救措施。德国出于恐惧和担心，不能承受坐视自己唯一的盟友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打败。在奥匈帝国和德国军队当中，许多高级将领从某种程度上都将巴尔干地区的防御战视为解决困境的方法，他们在军备和人员上占据优势。欧洲的总体平衡已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倾斜了数年。但现在，塞尔维亚的首要盟友俄国仍处在现代化的最后阵痛期。德国军队总参谋部的军官力图使政府相信，为了维护德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现在就是打响局部战争的最佳时机。德国皇帝告诉弗兰茨·约瑟夫，德国将支持奥匈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