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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帝国失去了在18世纪获得的波兰、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失去了世界强国的地位。共产主义信念和工人委员会开始在俄国扎根，为许多欧洲国家带来了革命的压力。受到最大威胁的是德国和意大利，因为革命对于被战争折磨得筋疲力尽的人们很有吸引力。恐惧蔓延、宗教信仰的力量衰退，精神领域一片真空。俄国革命从本质反映出新生力量对世界其他地区现存结构的厌恶，因此苏维埃政府退出了国际会议，他们希望发动全球性的工人阶级革命，推翻当前的世界秩序，所以丝毫没有兴趣加入其中。在欧洲其他国家看来，俄国总是呈现出一副难以捉摸的样子。自1919年起，俄国产生了一种输入革命的工具——共产主义国际，又称第三国际，进而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敌人。

对和平调解来说，不幸的是，曾经如此激烈的冲突带来了不计其数的死难者，我们无法不客观地看待战后处理问题。在第一世界大战中，全球共计1000万士兵丧生，1700万士兵受伤，其中500万人在余生一直难逃慢性疾病的困扰。这样的数字几乎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欧洲青年男性减少了大约1/3，从人口统计学和心理学上看，其带来的可怕影响不亚于黑死病。

战争导致欧洲出现了400万名寡妇。法国人口锐减，1/4的孩子失去了父亲。战后社会无可避免地弥漫着悲伤、痛苦和消极的情绪。在布鲁塞尔被德国人处决的英国护士伊迪丝·卡维尔（Edith Cavell）成了英国人的英雄。人们在伦敦为她建造了塑像，上面刻着她的著名语录：“光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我还必须不对任何人心怀仇恨与抱怨。”但是，法国人拥有的仅仅是爱国主义。虽然德国政府已经将军国主义领导人清理出去，但人们还是认为，德国仍被普鲁士贵族统治，并且应该为世界性的重大灾难负责。“西班牙流感”的大规模流行使战后局势进一步恶化。这种流感起源于南非，1918年6月有50万德国士兵被感染，西班牙流感横扫战后的脆弱人口，杀死了1000万人，造成了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

法国对德国施加了报复性的惩罚措施，企图永久性地消除这一宿敌的威胁，但这也摧毁了1914年前曾推动欧洲经济发展的动力。惩罚性措施还动摇了德国文明的整体结构。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德国普通民众的生活也因战争变得无比艰难。1919年6月28日，各国在巴黎和会上与德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拉开了战后德国人民因绝望而求助于极端方式的序幕。德国人被视为“二等公民”。国内经济危机，加上国际地位下降造成的绝望情绪，他们很快变得具有侵略性，进而威胁着战后的局势。

与1815年重塑欧洲不同，此时没有出现类似威灵顿这样的人物来限制对德制裁，也没有人思考过让德国遭受痛苦将产生怎样的后果。1918年，劳合·乔治宣称要打压德国直至将其“榨干”，以此赢得了选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人民因巴黎和会的不公对待而团结起来，复仇成了他们的下一个共同心愿。法国大革命结束后的20年里，即到1815年，反法同盟施行的是不过分严苛的对法政策，确保法国在建设性氛围下很快回归到了欧洲大家庭中。但是，人们在1919年时忘记了这个例子。我们必须记得，法国人对德国极度恐惧，以至于不敢大度地对待他们。法国人决定让德国人血债血偿，也尝一尝普法战争之后法国人遭受的痛苦。在过去的40年里，德国曾两度差一点儿就灭掉了法国。在克列孟梭的领导下，法国人的目标非常明确：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法国对德国怀有的深仇大恨促使法国人相信，为了约束住德国这头怪兽，必须首先将它弄瘸。

除了保卫波罗的海安全的一支小型海面舰队之外，德国不被允许拥有海军和空军。为了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像1914年一样威胁世界和平，德国的陆军规模被限制在10万人以内，同时不得设立总参谋部。阿尔萨斯和洛林被理所应当地归还给了法国，虽然40年以来，这两个地区一直是德国的冶铁业和新兴钢铁工业的中心。德国同时被剥夺了大片本国领土。煤矿中心，即蕴藏巨大工业资源的萨尔盆地由国际联盟代管。15年后，当地居民才可以通过全民公投决定加入德国或法国。在过渡时期，所有煤矿收入要交给法国。虽然德国保留了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南部，但石勒苏益格北部地区的居民可以通过全民公投决定他们的未来。

在欧洲东部，波兰复国。西普鲁士和波森（Posen）并入波兰，波兰的边界线大致恢复到18世纪被瓜分前的样子。德国不仅失去了300万人口，其剩余领土还耻辱地与德意志帝国的精神家园东普鲁士分割开来，中间隔出了一条被称为“波兰走廊”的地带，以便为波兰留出出海口。德国还失去了多处煤矿，尤其是在另一场全民公投之后，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连同那里的钢铁工厂一起并入波兰。位于“波兰走廊”上方波罗的海沿岸的但泽（Danzig，即波兰的格但斯克）因为生活着大量德意志人口而没有划给波兰。但是，为了保证波兰的自由贸易，但泽作为自由市由国际联盟管辖。总而言之，在欧洲，德国因为领土变动大约失去了400万公民。

实际上，即便是这种拆散德国的措施也没有真正满足法国寻找安全感的诉求。法国一开始要求将本国的东部边界推进到莱茵河一线。它认为，必须将萨尔盆地中立化，并确保莱茵地区永久非军事化。莱茵地区包括德国莱茵河以西的所有领土，以及莱茵河以东50公里之内的领土。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保证美国将维护法国的边界。至于德国人民，巴黎和会很少关注民族自决的问题。但是，法国仍不满意。

法国试图以战争罪绞死德意志帝国皇帝，但提议遭到阻止；于是，法国不得不诉诸和约中的战争罪条款，启动战争赔款。条款从技术上做出了声明——德国应就海、陆、空三方面的侵略行为，赔偿协约国人口及财产损失。但是，人们更愿意将战争的罪行全部算到德国人头上。而许多德国人认为，协约国也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为战争负责，于是这成了他们对《巴黎和约》愤怒不已的另一个原因。德意志共和国政府“背后捅刀子”的理论传播开来，德国人民认为，共和国政府不可信任，因为即便德军没有战败，政府也会签署背信弃义的和约。

“战争罪”条款意味着只有法国能够从德国获得战争赔款，因为大部分毁灭性行动都发生在法国领土。劳合·乔治现在坚决要求在和约中增加向战争中死亡的英国士兵遗孀和遗孤支付抚恤金的条款。1921年，经过长期讨论，德国应向两国支付的赔款总额超过了60亿英镑。德国的所有原殖民地都被没收，战后德国只能在欧洲进行贸易，巨额赔款已经远远超过了德国的支付能力。

然而，德国代表并没有被允许亲自参加上述问题的讨论，他们只能通过书面方式表达反对意见。但他们也几乎没有时间这么做，因为和谈条约几乎是被强加在德国身上的。《巴黎和约》在凡尔赛宫镜厅签署，而1871年德意志帝国正是在这个房间里宣告成立，以此羞辱法国。现在，法国人用同样的方法羞辱了德国。在下一个十年快结束时，英国人普遍认为，巴黎和会对德国过于严苛，《凡尔赛和约》应该做出修改。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巴黎和会上辞去了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的职务，他很快撰写了《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有力地表述了对德处理过于严苛的观点。

威尔逊总统本人乐观地相信，规范世界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作为《巴黎和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能够调整此前不切实际的问题。但是，没有任何一次和平会议比1919年重塑欧洲的巴黎和会更为理想化。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承诺，将在放弃秘密外交的陈旧模式、推行平等的贸易环境和无差别地调整殖民地归属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世界。如果能够在旧世界的灰烬上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将1914年前的世界文明水平作为基准可能会产生积极意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包括大部分德国人，都怀有一种宏大的心愿，希望再也不会有毁灭性的世界战争践踏人们的生命。

加拿大等英国自治领第一次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而不是被英国的帝国主义政治家代表，他们在和平会议上热情洋溢地发言。伍德罗·威尔逊认为应该有一个国际联盟将战争认定为非法，并保护所有弱小民族的利益，这一理念激励了这些代表。最大限度地削减军备的运动在世界范围展开，如威尔逊所说，这有助于“在全世界实现民主”，提供机会让人们远离过去盲目的破坏性战争。威尔逊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阐释的国际联盟在瑞典日内瓦成立，每个国家都被邀请派代表参加国际联盟召开的国际会议。

威尔逊提出了创新性想法——所有和平条约都应将国际联盟宪章作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国代表均采纳了他的建议。国际联盟宪章反映了“一战”期间发展壮大的和平运动以及1914年前的裁军会议状况，同时制定了国际仲裁程序。签署《国际联盟盟约》的强国注意到小规模战争可能在经历了无法控制的加剧过程之后发展为大规模战争。各国签署盟约，宣誓将在采取武力行动之前，将分歧诉诸国际联盟会议进行讨论。他们还宣誓，将在任何国际联盟成员国遭到攻击时进行援助，同时采取行动，反对任何成员国以武力对抗国际联盟。

这样的举动令人兴奋。战争将世界折磨得精疲力竭，任何一位出席巴黎和会的政治家都无法想象其他国家重复法国的经历。世界和平的梦想似乎变成了现实。巴黎和会建议，为了防止奥匈帝国再次爆发类似塞尔维亚冲突的争端，应该基于民族自决的原则重新划分欧洲。哈布斯堡皇室在签署停战协议后被废黜，不复存在。其广阔的土地被分割成以民族划分界线的各个国家。新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签署了《圣日耳曼条约》（Treaty of St Germain），成了一个较小的内陆国家，仅有700万人口，且被禁止与德国合并。西斯拉夫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鲁塞尼亚人）居住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匈牙利北部地区合并成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南斯拉夫人居住的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与塞尔维亚合并成南斯拉夫王国。意大利虽然失去了达尔马提亚，但获得了的里雅斯特、南蒂罗尔和伊斯的利亚（Istria）。同时，匈牙利失去了1867年前大约3/4的国土，在1920年不情愿地签署了《特里亚农条约》（Treaty of Trianon）。罗马尼亚则获得了整个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

《纳伊条约》（Treaty of Neuilly）迫使同盟国成员保加利亚将大片领土交给希腊和新成立的南斯拉夫王国。芬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获得独立。但是，俄国拒绝签署和平条约。虽然英法最初曾派军队援助俄国境内的“白军”或曰保守派军队对抗布尔什维克，但他们随后陷入僵局，被迫撤离。

同意与奥斯曼帝国议和的《色佛尔条约》（Treaty of Sèvres）直到1920年才得以签署。该条约摧毁了存在了300年的奥斯曼帝国，或多或少将土耳其人从除伊斯坦布尔之外的欧洲部分驱逐了出去；条约赋予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获得独立的权利，奥斯曼帝国原先在阿拉伯半岛、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塞浦路斯及北非的土地被剥夺。希腊获准得到士麦那（Smyrna）后方大片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土地。

威尔逊总统预计欧洲帝国主义会逐渐消亡。曾经被古老的帝国主义强国所控制的前德国殖民地和前土耳其领土现在被要求实行委任统治。《国际联盟盟约》规定，在这些国家做好加入联盟的准备之前，英法等强国将一直代表当地居民的利益实行管理。人们相信，巴黎和会将塑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不幸的是，虽然威尔逊总统以国际联盟为基础制定了各项和平条约，也对新世界怀有无限热情，但他却犯下了一个基本错误。威尔逊总统没有说服美国国会认同维护战后秩序的重要性，因此尽管他本人赞成国际主义，但战后英国又回归到了孤立状态。美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但整个新秩序却依赖美国对国际联盟的支持。美国也表示不保证法国与德国的现有边界。

至于威尔逊总统关于帝国主义消亡的预言，英国当时的确处于资金短缺的状态。战后经济萧条，加之对美国的9亿英镑欠款，导致大英帝国匆匆走到了尽头。从1919年10月开始，寇松侯爵（Lord Curzon）担任英国外交大臣。他与印度办公室的多数官员一样，都对委任统治制度感到无比兴奋，因为该制度将英属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都置于英国的管理之下，为大英帝国扩张提供了一种非官方方式。英国在战前就认识到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地区的重要性，随着印度制造业继续发展，那里又为英国提供了新兴市场。此时，俄国正忙于处理国内革命，英国在中东地区没有竞争者。但是，战后严重的经济衰退阻止了英国像此前一样在委任统治的土地上施加自己的影响。古老的大英帝国遭到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进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爱尔兰反英独立战争爆发。在“一战”开始时成为英国受保护国的埃及也爆发起义，要求立即获得独立。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也处在暴乱状态。虽然那里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但英国政府的大多数成员都不希望花费资金镇压当地暴乱。不过，大英帝国仍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1921年，英国人将这片地区变成伊拉克王国。11年之后，委任统治结束，伊拉克在1932年取得了完全独立。为了奖励哈希姆·谢里夫·侯赛因（Hashemite Sharif Hussein）在战争期间做出的贡献，他的儿子费萨尔成为伊拉克国王。伊拉克的独立部分兑现了英国的承诺。英国曾在“一战”期间许诺，将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创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同时还会在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中对约旦实行单独的委任统治。费萨尔的兄长、侯赛因的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Abdullah）成为约旦埃米尔。英国人一开始控制了约旦的经济和金融政策，但1946年英国委任统治地区成立了约旦哈希姆王国（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因为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巴勒斯坦带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战争期间，这个问题对于英国赢得美国国内犹太人的支持十分重要。《贝尔福宣言》承认犹太民族有权在巴勒斯坦重建母国，前提是不伤害当地阿拉伯人。19世纪末，犹太人逐渐变成了被迫害的民族（尤其是在中东地区），这也同时见证了强大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地区重建古老的犹太人家园。结果，从1882年至1914年，巴勒斯坦吸引了6万名犹太移民，当地犹太人口增长至8.5万人。在接下来的25年中，英国政府一直在不断地讨论，在不使当地6万名阿拉伯人失望的前提下，巴勒斯坦能够容纳多少犹太人。英国官方担心，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巴勒斯坦当地居民将很快成为这个土地资源稀缺国家的弱势群体，而遭遇阿拉伯人攻击的犹太移民同情派则一直在与英国的官方观点抗衡。

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大英帝国的领土变得前所未有地辽阔，但同时也极大地放松了原本的税收纽带。1914年前，大英帝国政府掌管着整个帝国的外交政策。但“一战”结束后，由于英国损失惨重，且各自治领分别派代表参加了国际联盟会议，各自治领从真正意义上开始走上独立国家的道路。各自治领明确表示，若未来发生战争，英国不会理所当然地获得它们的支援。1926年，英国召开帝国会议；1931年，英国颁布《威斯敏斯特法案》，承认了这一变化和自治领的完全独立，但自治领仍然“与联合王国一起组成英联邦，共奉英王为国家元首”。

然而，印度却被排斥在奇妙的自治领圈子之外。印度士兵尽管为“一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并没有得到期望的回报，因此他们万分失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50万印度士兵为了大英帝国而战。印度还参加了1917年的帝国会议，并像其他自治领一样派出独立的代表参加国际联盟会议。许多印度人一度相信，实行议会制度的英国人拥有热爱自由的本性；他们推断，战争结束之后，印度便可以立即获得自治领的地位。其中以曾在伦敦学习法律并成为内殿律师学院成员的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为代表。但是，他们预想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印度专业阶层认为，英国政府在1919年颁布的《印度政府法》蒙骗了他们。该法案在印度设立了两院制议会体系，允许印度人在中央立法委员会占大多数，但仍实行双头政治，将法律、秩序和税收控制在非印度人手中。印度人民对英国统治渐渐失去了信任。此外，立法权仍包含行政权。1919年爆发了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则大屠杀（Amritsar Massacre），戴尔将军在旁遮普邦射杀了379名抗议新《安全法》的手无寸铁的平民。在接下来的7年中，甘地领导印度走上了新的独立道路，频繁举行罢工和抵制英国商品。

印度受到了与大英帝国“关系恶劣”的爱尔兰启发。爱尔兰正在通过一系列激烈的运动摆脱英国政府的统治。对参与复活节起义的爱尔兰人的严厉惩罚导致新芬党和革命派在战后第一次选举中战胜了持温和观点的地方自治者，爱尔兰退出威斯敏斯特议会。73名新芬党成员在都柏林的市长府邸集会，宣布成立爱尔兰独立议会，他们把该议会叫作“爱尔兰议会”（Dail Eireann），意为“爱尔兰共和国议会”。德瓦莱拉（De Valera）被选举为临时政府总统。截至1919年，英国和南爱尔兰之间的全面内战爆发。

爱尔兰议会财政部长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极具领导才能，人称“大块头”，他出任南爱总司令。他领导的非正规军，即原先的爱尔兰志愿军，身穿双排扣大衣，头戴软毡帽，每次进行游击战之后，便消失在阴影之中。他凭借个人魅力，以及在都柏林骑自行车时拒绝过分伪装自己的勇敢举动，成了爱尔兰的民间英雄。英国政府虽然召集了8000名前士兵组成皇家爱尔兰警察队，但也没能控制住南爱局势。由于缺少常规的深绿色制服，新招募的警察队只得穿上卡其色制服，佩戴黑色腰带和深绿色帽子。他们常常跟在一群蒂珀雷里郡猎犬后面追击爱尔兰游击队，这种野蛮的行为让他们获得了“黑棕部队”这个讽刺性的称号。英国政治家不堪爱尔兰动荡所扰，试图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爱尔兰问题。

英国军事领导者告知劳合·乔治，他们将采取10万人的军事行动迫使爱尔兰屈服；但劳合·乔治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后不久就采取这样的行动过于轻率，于是进行了阻止。他认为，英国需要的是战后重建，而不是去攻打爱尔兰。1921年，爱尔兰和英国开始了双边谈判。12月，双方签订了《英爱条约》（Anglo-Irish Treaty），决定实施爱尔兰分治，从而解决了阿尔斯特问题。南爱尔兰成为英国的一个自治领，更名为“爱尔兰自由邦”。

但即便如此，爱尔兰的和平状态也没能维持下去。1922年，爱尔兰内战爆发，迈克尔·柯林斯和亚瑟·格里菲思领导的武装力量支持《英爱条约》，德瓦莱拉等人领导的另一派则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包含阿尔斯特在内的爱尔兰共和国。随着爱尔兰死亡人数增长，反条约的民族主义者新组建了军事组织爱尔兰共和军（IRA），开始实施刺杀行动（柯林斯成为受害者之一）。嫌疑犯未经爱尔兰自由邦政府的审判，就在黎明时分被处决。人们怀疑，是冷酷、工于心计、戴着眼镜的德瓦莱拉下令刺杀了柯林斯；他最终被迫叫停了违反条约的爱尔兰共和军的战斗。内战逐渐止息。尽管德瓦莱拉在选举中利用爱尔兰共和军制造恐怖压力，以此赢得选票，促使爱尔兰共和党势力迅速壮大，但他表示，斗争应该诉诸政治途径。

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大英帝国一直处于混乱之中，那么英国本土则经历着更多痛苦和动荡，即便它已经走出战争。从1916年开始，直到1918年工党从国民政府中退出，英国一直在名义上由三大政党联合执政，但实际上掌控英国的人物是精力出奇充沛的劳合·乔治。原议会本应在1916年解散，但战争时期不可能进行选举，于是政府便不断颁布法案延长议会任期，也随之延长了三党联合执政的时间。1918年，劳合·乔治和保守主义领导人博纳·劳认为，没有理由不延续之前的政策。他们同意，英国在和平时期也应继续延续“共识政治”。1918年，英国举行大选。这场选举又称为“优待券选举”，因为劳合·乔治和博纳·劳书写了信件，或称优惠券，告诉各自党派成员不要相互投反对票。联合政府成功再次执政，其中包括335名保守党成员和133名自由党成员。新政府一直持续到1922年。1918年，《选举改革法案》颁布，选民数量扩大了3倍。如果劳合·乔治希望再度当选首相，他必须兑现承诺，使英国成为“适合英雄生活的土地”。

选举权扩大后新增的选民许多来自工人阶级，他们要求政府大举推行社会改革举措。劳合·乔治承诺进行的改革甚至比战争改革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国家将出资修建简易住宅，以代替有损市容的贫民窟。1920年颁布的《失业保险法案》规定，工作满12周的工人有权获得15周的工资。但很快许多措施都被证明无法实行，包括1918年颁布的《教育法》。《教育法》意图提高教师工资，为14岁以下的儿童提供义务教育，为18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设立进修学校。尚在复苏中的英国无法承担实行这些措施的支出。1921年，在战争带动的军工业繁荣和战后纺织品贸易复兴结束之后，英国出现了经济衰退，失业人数高达200万。战前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的家政服务几乎完全消失，因为很少有人能够负担起雇用仆人的费用。而在1914年以前，中产阶级中最一般的家庭也会雇用一些帮手。

不过，英国并未遭受一些欧洲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德国的重工业减少了一半，在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下一蹶不振。法国才刚刚开始重建本国农业和工业，而它不得不在劳动力锐减1/3的状况下实现农业和工业复兴。意大利遭到罢工的严重打击，当局甚至担心被共产主义工人接管。1922年，意大利出现了可怕的革命混乱，政府放弃了民主议会制，崇尚暴力的曾参加“一战”的法西斯党军人在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领导下实行专制统治，又称极权统治。意大利并没有在巴黎和会上获得它期望得到的北非利比亚殖民地，《伦敦条约》将原本承诺划给意大利的大片土地交给了南斯拉夫。至此，意大利民众对议会政府产生了不信任。持极端民族主义的法西斯分子既是反资本主义的，又是反教会的，它同时憎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法西斯”的名字源自束棒——罗马参议员随身携带、象征权威的一捆木棍。法西斯主义分子在战后虚无主义盛行的氛围中凭借简单化的口号安抚大众，对君主和教会许下口惠而实不至的承诺，准军事化法西斯军队帮助这个极度不稳定的国家恢复了秩序、目标和国家声誉。结果导致20世纪20年代末时，法西斯党已经与从社会俱乐部到市镇委员会的所有意大利机构完全交织在一起了。

尽管英国人有可能继续享受自由表达政治意见的乐趣，但美国要求英国立即偿还战争贷款的要求还是使其不堪重负。战争期间，英国对欧洲国家提供了大量财政支援，而没有要求这些国家立即偿还贷款，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现在都没有偿还能力。欧洲各国面临经济建设资金短缺、人口锐减、荒废土地需要重耕的困境，生产正在缓慢恢复到战前水平。

英国的煤炭和棉花出口市场崩溃。政府任命商人欧内斯特·格迪斯（Ernest Geddes）研究可以在何处节约开支，他的措施被人们称为“格迪斯大斧”，砍掉了劳合·乔治承诺的多项举措。“适合英雄生活的土地”变成了一种讽刺。罢工和停工本身便表达了战后的整体不满情绪。由于尚未投资新的机器设备，英国曾经领先于世界的行业落在了后面。虽然如此，在此后的40年里，英国在造船业上依然领先世界，与其在近一个世纪里海军强国的地位相符。

但是，即便这最后一丝帝国荣耀也结束了。1921年年底，英国和美国签署《华盛顿海军协议》（Washington Naval Agreement），标志着时代的改变。英国在协议中同意与美国分摊海军费用，它不再能够独自负担建造舰船和海军基地来保卫帝国的费用。在接下来的20年中，苏伊士运河以东原本应属于大英帝国的重要防御性海军基地新加坡没有得到恰当保卫，英国也没有提供充足的军队使其能够自我防卫。

英国皇家海军的所有船只都在英国本土建造，所有焊工和工程师都有着令其他先进国家嫉妒的技术。然而，一股强烈的罢工和激进工团主义热潮对英国造船业造成了致命一击，在格拉斯哥附近人们所熟知的“红色”克莱德赛德（Clydeside）更是如此。海军规模缩小，罢工挫伤了码头经济，一切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英国造船业持续萎缩。

劳合·乔治虽然一直活到1945年，但1922年他的政治生涯便在一片苦涩中结束了。他在巴黎和会上的不作为举动过多，未能有效约束法国；在他的领导下，自由党开始与保守党发生摩擦。他在夺取阿斯奎斯权力的时候分裂了自由党，因而少有追随者。荣誉榜事件令他声誉受损。有传言称，在詹姆士一世时期，购买准男爵爵位需要花1万英镑，购买贵族爵位需要花5万英镑，等等。在经济衰退的严峻形势下，人们不停地讨论他的企业家朋友如何从战争中获利。此外，还有许多保守党人士不赞同他放弃南爱尔兰的做法。

我们熟知的“郡县骑士”，即保守党后座议员，对“恰纳卡莱危机”（Chanak Crisis）的担忧加速了劳合·乔治的下台。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在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pha Kemal）的领导下拒绝按照《色佛尔条约》的规定将士麦那交给希腊。保守党后座议员担心劳合·乔治为此再度与土耳其开战。在1922年10月的一次反对运动中，保守党在卡尔顿俱乐部的一次投票中决定脱离战时党间合作，独立出来。随着凯末尔获胜，军队向达达尼尔海峡的中立地区挺进，查尔斯·哈林顿将军（General Charles Harington）使用计策避免了与英国卫戍部队发生冲突。1923年，《洛桑条约》签订，以牺牲希腊利益为代价，土耳其重新获得了之前被剥夺的大面积的欧洲领土。

恰纳卡莱危机谱写了劳合·乔治倒台的序曲。他提出辞职，联合政府倒台。保守党领导博纳·劳仓促组建了一个保守党政府，从1922年到1923年一直由他执政，直到他因健康问题被迫辞职。典型的英式实用主义者钢铁制造商斯坦利·鲍德温继任英国首相，他喜欢叼着烟斗，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印象。但他执政才一年便犯下一个错误：他在1923年12月的大选中抛弃了自由贸易政策。他曾经通过呼吁进行自由贸易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现在却希望借关税改革缓解灾难性的失业问题。虽然保守党重新掌权，成了下议院中的多数派，但鲍德温作为首相仍然缺少多数支持。正在衰落的自由党通过宣扬古老的自由贸易理念，在阿斯奎斯的领导下重新和工党联合，通过不信任投票否决了关税改革提案。工党成了人数最多的反对党，乔治五世接着要求通过大选组建少数派政府。1924年1月23日，苏格兰农民私生子出身的拉姆齐·麦克唐纳宣誓就任第一届工党政府首相，同时兼任外交大臣。

工党在经历了战后的失意期之后，第一次执掌政府，党内情绪高涨。不过，工党政府只维持了8个月的时间。工党政府一直依赖自由党掌权，所以无法推行本党的一些极端理念，比如兑现他们在1917年提出的宣言第4款，将重要工业部门收归国有，或如工党章程规定的那样，通过财富再分配“逐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乔治五世在私人日记中坦言，他对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竟然曾经考虑过组建一个完全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政府感到惊讶，不过他认为，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

但是，持保守主义观点的人士担心，工党政府可能意味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序曲。不久之前，克莱德赛德和伦敦波普勒区等工党市政府大楼都插上了红色的革命旗帜。在极端理想主义的乔治·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的领导下，波普勒区市政委员会树立了地方政府违抗中央政府的典范。1930年，兰斯伯里暂时担任工党领导人。波普勒区市政委员会较为穷困，其工党议员拒绝支付与富裕地区同等数额的税收，用以维持伦敦市政委员会的运转，为此他们频繁遭到逮捕或惹上麻烦。在他们的努力下，贫困救助金应高于当时物价成为一项惯例。

实际上，短命的工党少数派政府是正派、明智而富有建设性的。事实证明，工党是负责且值得信赖的管理者。他们在执政的8个月中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劳合·乔治的执政理念。许多工党领导者，包括内政大臣亚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在内，强烈反对暴政和苏联共产主义体制，他们中一些人亲身体验过暴政和共产主义。他们认定，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英国绝不应该采取任何此类政策。工党继续拒绝与成员不足1000人的英国共产党（1920年创立）建立任何联系。工党不允许共产党员担任工党候选人，或成为工党成员。

此前，从火车司机到熔炉烧火工都可以成为议员，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工人阶级的待遇。新的教育法案使中等教育成为多数人的权利，而不是只有少数能够负担得起私立教育费用的人才可以享有。国家有义务为年满14周岁的儿童提供高年级课程教育，而不仅仅是小学教育，这样一来，学生离校年龄有望提升至15周岁，虽然较高的成本使得国家在几年内还无法切实实行这项政策。工党再一次试图解决住房短缺问题，承诺政府将通过15年的规划建设可供租住的公屋。这项法案在议会中轻松获得通过。政府负有提供住房的责任正在成为战后的共识，这也属于国家对公民更为广泛的责任的一部分。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也得到了拓展。但是，尽管如此，工党发现工人阶级并未发展壮大，工人数量徘徊在100万左右。这是有着“世界工厂”美誉的英国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像许多工党成员一样，拉姆齐·麦克唐纳是一名理想社会主义者和虔诚的国际主义者。他曾对英国参战投反对票，认为战争仅会使帝国主义者和军火贩子受益，而工人阶级只会充当炮灰。同时，他也是一名热忱的国际机构倡导者，他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联盟会议，希望会议能够修改现行和约中令人不满意的地方。

德法关系仍然十分脆弱，随时可能破裂。美国和英国因为不属于受德国威胁了半个世纪的欧洲大陆的一部分，两国政治家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理解法国对其邻国的感受。法国在和约中同意不将边境拓展到莱茵河一线，因为法国认为自己会得到美国的庇护。然而，在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之后，法国由于担心自身的安全问题而再一次变成好斗的公鸡。这就导致当德国在1923年拒绝支付对法国的战争赔款时，法国派军队冲进德国的工业中心地带鲁尔谷（Ruhr Valley），企图迫使德国支付赔款。一年之内，法军便占领了鲁尔区，德国工业全面中止，以此表达对入侵者的反抗。1924年，法国军队离开，但他们已经对德国的经济造成了危害，德国马克崩溃。到1923年年底，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控制，1美元可兑换几亿马克。由于马克贬值，人们不得不使用手推车满载马克来购买哪怕很便宜的商品。同时，德国还遭受暗杀和政变的长期困扰。

然而，麦克唐纳等欧洲的国际主义者不愿坐视德国沉没，他们决心帮助德国。1925年美国的“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调整了德国的赔款负担，减轻了赔款的苛刻性。1929年，协约国赔款委员会调查认为，战争赔款过于沉重，于是决定将1921年敲定的赔款数额降低到不足原来的1/3。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的情况已经不那么糟糕了。德国马克的汇率开始反弹。

德国在极具外交天赋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的领导下似乎正在朝着更加美好的方向迈进。虽然德国一直没有停止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但1925年《洛迦诺公约》（Locarno Treaties）的签订似乎最终表示德国官方已经接受了与法国的西部边界。德国被允许加入国际联盟，莱茵河地区进行了去军事化。到了1926年，德国人不再被视为欧洲的“二等公民”。1928年，美国和法国签订了《凯洛格–白里安和平条约》（Kellogg-Briand Pact），试图将国际政策作为消除战争的工具，这一多边条约几乎弥补了美国未加入国际联盟产生的不利影响。

第一届工党政府表现温和。为了使人们安心，工党政府还将大法官霍尔丹勋爵等上一届阿斯奎斯内阁成员包括在内，表现得让人难以挑剔。然而，工党试图与苏联就贸易协定和贷款事宜进行谈判，苏联则企图以此为革命工具影响英国政府。1924年10月，在大选开始的4天前，《每日邮报》刊登了一封署名为苏维埃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季诺维也夫（Zinoviev）的信件，这封信件似乎是写给工党的，英国上下大为震惊。

保守党在新任领导斯坦利·鲍德温的带领下重新掌握了政权。工党虽然下台，但仅有40名自由党人返回议会，与之相对，工党和保守党重返议会的人数分别为151人和413人。因此，1925年的大选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实际上标志着自由党的淡出。工党的选票增加了100万，上升为英国两党制体系下的第二大党。

鲍德温体面地获得了多数派领导者的地位。他总以叼着烟斗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逐渐成了一位在动荡年代安稳人心的人物。不过，在他随和的外表下，隐藏着狡猾的头脑，他其实是一位了不起的议会操纵者。1921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并没有结束，反而越发严重。温斯顿·丘吉尔曾经在鲍德温的内阁中担任财政大臣，但他在1903年关税改革时退出，最终成了一名保守党成员。许多保守党人认为，解决经济萧条的唯一方法是恢复1914年前的货币制度，其中英镑的价格被固定在反映黄金储备的水平。1925年，丘吉尔任英国财政大臣，英国恢复了金本位制。然而，这是一场灾难，新政造成了大规模的通货紧缩和物价上涨。英镑强势导致出口产品价格过高，出口制造商发现他们的订单大幅萎缩。

经济危机还导致英国煤矿业出现危机。英国直到1914年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但许多工业化国家开始开采本国煤矿。若非得益于法国入侵德国鲁尔煤矿产区，英国的煤矿业将衰退得更为迅速。到1926年，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一片灰暗。作为战时经济政策的一部分，私人大型工业企业被收归国有。战争结束之后，由于私人提供的工资低于政府，煤矿工人不希望将煤矿交回私人手中。即便为了诱使工人返工，私企业主提出了1天工作7小时的条件，工人仍连续几个月拒绝返回原工作岗位。事实十分明确，英国煤矿业的成本过于昂贵。煤矿所有者要求削减工资，并稍微延长工作时间。皇家调查委员会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政府最终似乎站在煤矿所有者的一方，建议将工作时间恢复至每天8个小时。煤矿工人向英国工会大会总理事会提出抗议。1926年5月3日，工人宣布发动全面罢工。

但是，这并不是人们所担心的类似俄国革命的开端。虽然铁路工人、印刷工人和钢铁工人都对煤矿工人持支持态度，但罢工也只是一个社会事件而非政治事件。煤矿工人并不希望推翻政府。全面罢工——工人可以使整个国家屈服的强大武器——绝不可以任意使用。英国工会大会负责而正直，它并不希望损伤国家的健康，医务人员和农业工人被排除在此次罢工之外。

到5月12日，在罢工进行了9天之后，警方和工会之间出现了一些暴力冲突。英国再次屏住了呼吸。多亏了从学生到商人等希望推动商业发展的各界热情人士，全面罢工被叫停，革命并未发生。工人要求工党在议会中代表自己。再次组建工党政府，而非实行具有破坏性的全面罢工，才是确保工人意见得到倾听的明智方法。英国并不喜欢采取国外广泛流行的全面罢工，因为这将产生致命的后果。

只有煤矿工人还在坚持罢工，罢工又持续了7个月，直到1926年12月才结束。此时，工会的资金耗尽，工人不得不返回工作岗位。罢工对煤矿工业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许多煤矿工人由于矿井没有重开而一直无法复工。煤矿行业的高失业率迫使煤矿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长的工作时间。为了防止爆发另一场全国性的罢工，保守党在1927年引入了新的《贸易纠纷法案》。全面罢工被宣布为非法，工会只能由相关人员以个人名义支持工党。

工会虽然遭到保守党的削弱，但进步的社会改革仍在继续。战争带来的最显著改变之一在于，现在所有党派都认可国家应该承担福利提供者的角色，在英国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加有力的作用。英国设立了卫生部（Ministry of Health），用以提供保险和解决健康问题。战争结束之后，随着国家养老金和保险支出持续扩大，卫生部继续发挥作用。约瑟夫·张伯伦之子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担任英国卫生大臣，他废除了自伊丽莎白时代开始的贫困人口监护制度，从而消灭了对贫困的惩罚性措施的最后一丝残余。相反，应对贫困问题成了郡县地方政府的职责，地方政府的公共援助委员会为无家可归的老人和患病之人提供住房及援助。1928年，保守党政府推行了第五次《改革法案》，允许年满21岁的女性享受和男性相同的投票权，同时引入了更加慷慨的国家养老金计划。1925年，张伯伦出台了《寡妇、孤儿和老人纳款性养老金法案》（The Widows, Orphans and Old Age Contributory Pensions Act），首次确立了缴费型的养老金制度。年满65岁的人可以开始领取养老金，寡妇和14岁以下的孤儿可以获得补助。

保守党还建立了全国性的国家电网，政府管理的中央电力委员会（Central Electricity Board）通过电缆和电缆塔体系为全国提供廉价的国有电力。截至1939年，英国2/3的地区覆盖了电力，虽然边远地区的电力供给还较不稳定。苏格兰高地常常因为降雪或天鹅缠住电线而连续停电一至两天。

1927年，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创立，它是政府所有的国家垄断企业。BBC获得皇家特许而创立，目的在于掌握道德制高点，这很大程度上成了它一贯延续的风格。BBC拒绝发布广告，从而保证了编辑的自由和职业操守。很快，大多数英国家庭都拥有至少一台无线电收音机。第一任董事长苏格兰人约翰·雷斯男爵（Lord John Reith）认为，企业的使命在于推动英国进步，在他的鼓励下，BBC开创了高尚的职业传统，并一直秉承公共服务的理念。在1944年《教育法》提供免费的中等学校教育之前，BBC对许多英国人来说，一直是一种继续教育的形式。BBC无偏见的报道风格，使其成为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组织之一。BBC也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敬佩，象征着英国人对公平竞争的热爱。BBC世界范围的广播服务从传统意义上给政治流亡者提供了向母国发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