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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性的生活因为战争发生了巨大改变。350万英国男性应征前往法国作战，女性不得不接管原先许多男性在农场或兵工厂里从事的工作。在西线战场担任战地护士的女性赢得了男性由衷的尊敬。1920年，牛津大学允许招收女性，反映出女性群体受到日益认真的对待。但直到1948年，女性才能获得剑桥大学颁发的完整学位。1918年和1919年的其他法案承认了女性在战争中做出的贡献，通过废除招聘中和下议院席位的性别限制，革命性地改变了女性的公民地位。其中最著名的受益者要数在美国出生的南希·阿斯特（Nancy Astor），她的丈夫继承了父亲的子爵爵位，她本人于1919年顶替了丈夫沃尔多夫·阿斯特在普利茅斯萨顿市的议会席位，成为第一位在下议院获得席位的女性。她在此后的25年里一直担任议员。

1928年，所有21岁以上的英国女性都获得了投票权，比起她们被呵护得更好的法国姐妹，先发制人地取得了成就。在法国，女性直到1944年才享有投票权。在瑞士，女性直到1971年才获得投票权。短裙作为独立的标志，更加受到女性的追捧，那时还兴起了短发潮流。该潮流始于战争期间，女性为了防止头发被卷进机器而剪了短发。战前女性一度流行将光泽而柔软的长发编成繁复的发式，现在这种发式已经消失了。

爵士音乐兴起于美国新奥尔良的黑人区，随后传遍了美国。1929年，爵士音乐跨越大西洋，成为风靡英国的潮流。数百万年轻人购买留声机来听录音带，还跳起了疯狂的查尔斯顿舞。他们的热情表达了他们属于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拒绝无聊和具有破坏性的陈旧观念。战后，人们在解放思潮和世界复苏的带动下，成了幸福的享乐主义者。法国人没有把胡安莱潘（Juan les Pins）、比亚里茨与战争联系起来，反而将这些地方变成度假胜地，富裕的年轻人、才华横溢的人在那里嬉戏玩乐，其中包括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等美国作家。

菲茨杰拉德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短暂喘息时期起了一个绰号“爵士时代”。“及时行乐”成了时代的座右铭，已经有那么多年轻人死去了，谁可以保证自己能活到明天呢？绝望的轻浮行为成了主流。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伦敦剧院就充斥着诺埃尔·考沃德（Noël Coward）喜忧参半的喜剧，描画了当代疲惫、自由的年轻人。在1914年以前，离婚是一种耻辱，如今离婚开始被人们接受。现在，重要的是实际和坦诚地对待自己，从宗教到军队等欧洲文明中人们曾经坚守的古老事物逐渐消解。年轻的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撰写了许多残酷而愤世嫉俗的小说，如《衰落与瓦解》（Decline and Fall，1928）、《邪恶的躯体》（Vile Bodies， 1930）等变得十分流行。

工会运动在全面罢工之后衰落下去，尽管如此，工党在1929年重新上台，继续执政了两年。虽然工党拥有287名议员，保守党拥有261名议员，而自由党只遗憾地拥有59名议员，但工党仍不是绝对多数。工党再次试图与自由党合作，但并未取得成效。1929年，世界性的大萧条开始了。首先出现的是美国华尔街股灾，10月时股市蒸发了数百万市值。破产金融家从摩天大楼上跳楼自杀的消息充斥着报纸版面。

华尔街危机导致美国也无力支撑欧洲的货币系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便一直支撑着欧洲的货币系统。美国金融家被迫收回他们的贷款。德国银行倒闭。在1929年至1932年之间，美国经济缩水了将近40%。但是，处在美国黑色风暴中的失业者并没有引发类似欧洲失业危机那样的政治事件。经济崩溃导致负责的共和党政府下台，而世界政治家正是依靠他们维持着世界和平。

事情的真相是，“一战”结束11年后，欧洲经济体系并没有恢复到战前状态。甚至又过了70年之后，欧洲经济在许多方面仍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为欧洲经济纾困掩盖了真实的问题，尤其是德国的问题。“一战”结束后，德国商品没有被其他国家大量购买，所以没有足够的资金重建经济。其他国家为了恢复本国经济，开始独立生产商品，而之前他们都是从德国购买这些商品。俄国市场在战争之前是欧洲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但俄国革命发生之后，俄国市场几乎不复存在。如果没有来自美国的大量借款，德国根本无法支付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战争赔款；因此，1929年美国收回贷款时，德国经济面临崩溃。

1929年至1932年，德国的国际贸易额下降了2/3，中产阶级的存款几乎完全被掏空。局势比1923年还要严峻，专业人士和富裕人士的生活从富足跌至赤贫，被迫转租公寓的房间。我们可以从克里斯托弗·伊舍伍（Christopher Isherwood）的文字中清楚地窥见这一点。柏林发生了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阴谋论开始四处传播，其中《犹太人贤士议定书》（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危害最大。这是一份伪造的文件，描述的是犹太人意图征服世界，摧毁每个非犹太民族。绝望中的德国人不仅失去了民主信念，也丧失了理性。他们希望寻找一个替罪羊，而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又称纳粹党）将犹太人、犹太人控制的大财团、外国人、共产党和《凡尔赛和约》变成了替罪羊。纳粹党日益获得德国民众的支持。

1929年，保守党由于未能成功解决就业问题，在投票中落败。但是，接下来的两年，在工党的领导下，失业率飙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英国北部，大批工厂关闭，曾经在过去为英国带来巨大财富的各个工业部门，包括煤炭、钢铁、造船和服装等行业，都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的情况。在“可敬的比德”的故乡，泰恩赛德（Tyneside）的贾罗等一些城镇，失业率飙升到了75%。投资者开始从伦敦撤回资金。截至1930年7月，失业人数共计100万人。根据如此迅速上升的失业率估计，大约1/3的劳动者将很快失去工作。但是，由于引起经济萧条的原因是世界范围的压力，以及被战争打乱的国际贸易环境，所以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法控制日益严重的工业萧条。

经济危机使工党陷入一片混乱。年轻而富有的工党议员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Sir Oswald Mosley）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作品的影响，在1930年建议国家对工业施加更有力的管控，同时开创更多国资公共服务部门，此外采用类似美国罗斯福总统用以复苏美国经济的新政（New Deal）的政策。但是，内阁否决了他的提案，冲动的莫斯利辞去了政府和党内职务。他试图和其他6名前工党议员组建新党（New Party），但没有成功，莫斯利就此认定，议会对他来说已经毫无用处。1932年，他放弃了组建新党的想法，转而创建了英国法西斯联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他曾访问过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并深受此次访问的影响。意大利的公共部门体系、国家对重工业的垄断和建立自给自足经济的尝试让人误以为经济危机已经得到了解决。

在崇尚节俭的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的领导下，工党将削减开支并从美国获得更多贷款视为走出经济萧条的唯一办法。但是，美国为了平衡预算，实行了比英国更严格的紧缩政策。除非工党政府同意削减国家开支，不然美国金融家便不会同意向英国借贷。1931年8月，麦克唐纳向工党内阁提议将最贫困人口的失业福利以及教师、军人和大臣的工资调低10%，许多大臣愤而辞职。麦克唐纳在保守党和工党的共同帮助下，组建了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以期重树英国的国际声誉，同时维持英镑汇率稳定。内阁中包括财政大臣斯诺登在内的其他3名工党成员，依然追随麦克唐纳。但许多工党成员认为他的行为构成了“阶级背叛”，一直没有原谅他。

为了缓解北部地区严重的失业危机，国民政府在1934年依法向经济危机最严重的地区提供了特别援助，但是面对东北传统重工业地区代表，如由议员爱伦·威尔金森（Ellen Wilkinson）陪同的“贾罗镇游行者”的援助呼声，英国议员似乎不为所动。政府对失业超过半年的人进行经济情况调查，而公务员在调查过程中需要进入被调查者的家中，评估他们能否利用住房赢利，这加剧了工党对麦克唐纳的愤怒。许多人觉得经济情况调查的执行方式极不顾及被调查者的感受，让被调查者觉得自己身处狄更斯笔下的济贫院。在那个时代，“资产调查”在政治上依然不被接受。

实际上，国民政府没有挺过导致许多工党议员辞职的经济危机。1.2万名水手聚集在因弗戈登（Invergordon）进行和平抗议，政府产生了警觉，同意修改削减工资的举措。但是，由于政府已经借不到更多的钱，且从7月以来已经有价值2亿英镑的黄金从伦敦撤出，政府于1931年9月放弃了金本位制。人们担心这一举措将引发灾难，但实际上该项举措取得了巨大成功，英镑贬值之后英国的商品变得更为廉价。英国的出口贸易开始复苏。

麦克唐纳于当年稍后举行投票，希望为国民政府赢得合法性，国民政府以558个席位的压倒性多数赢得选举（其中471个席位属于保守党）。由乔治·兰斯伯里领导的工党作为反对党仅获得2/5的席位。麦克唐纳仍然担任首相，但国民政府变得越来越倾向于保守党。内维尔·张伯伦重新担任财政大臣，斯诺登就任掌玺大臣，政府为补救经济危机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向大多数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尤其是制造业商品。结果导致自由党的自由贸易倡导者递交了辞呈。

1932年，英国在渥太华举行的帝国会议上希望设立优惠的帝国贸易政策，在大英帝国内部实行优惠的关税政策。然而，自治领只同意了不损害本国产品的部分。因此，渥太华帝国会议未取得显著成效。不过，国民政府成功平衡了预算，重新树立了国际声誉。1934年，失业减薪情况得到了缓解；到1936年，英国已经走出经济衰退的危机。最严重的时候，300万英国人失业。与此同时，由于缺少美国的投资，欧洲各国更加难以支付战争赔款和债务。1931年，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接受了为期一年的偿还延长期。次年，在洛桑战争赔款会议之后，德国永久性地延期了赔款支付。到了1933年，英国由于自身贷款未得到偿还，而无法偿还亏欠美国的贷款，于是英国放弃了原先盟友亏欠自己的贷款，同时也放弃支付给美国9亿英镑的欠款。这种做法让美国更加觉得，蹚旧世界这摊浑水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更加坚定地奉行孤立政策。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极端裁军运动吸引了英国民众。1935年，由国际联盟组织、积极分子推广的“和平问题”无记名投票调查显示，90%的英国人依然支持多边裁军运动。被调查者普遍认为，应该将“集体安全”和争端提交至国际联盟处理，以免引起另一场世界大战。1933年，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辩论社团以“下议院不会为国王和国家而战”作为辩题，标志着反战情绪发展到了顶峰。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基于集体安全，依靠国际联盟维持的巴黎和会战后秩序不会一直保持现状。每一方都必须遵守规则，该体系才能正常运转。1930年，麦克唐纳在伦敦主持了海军裁军会议，英、美、法、意、日都参加了会议。但是，一年之后，日本就占领了中国东北。在国际联盟对其做出谴责后，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

虽然国际联盟的承诺很美好，但它并没有对日本采取进一步行动。大多数成员国的经济都处在停滞状态，因此他们除了表达道德上的谴责外，并不能采取其他行动。联盟的创立者无法想象，在20世纪30年代，居然有政府会拒绝签署各国过去一直引以为荣的盟约，也不在意是否会因此丧失良好的国际评价。但是，一旦日本开始带头违反盟约，国际联盟的整个理论基础便全部崩塌了。即便如此，英国依然笃信国际联盟的理论基础，1932年国际裁军会议在麦克唐纳的敦促下召开，标志着国际联盟的信念发展到了顶峰。

但是，裁军会议落得惨淡收场。法国不同意将军备削减至德国官方限额的同等水平，除非英国派军队在法国东部边境巡逻。德国军国主义复兴的前景困扰着法国，因为德国已经重新武装起来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英国因为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派遣军队保卫德法边境，所以拒绝了法国的提议。与此同时，1933年1月，德国领导人希特勒上台，他促使德国民众认定自身受到了法国人的侮辱。当年10月，德国退出了裁军会议，也离开了国际联盟。

阿道夫·希特勒凭借十分明晰的方案赢得了大选：一洗《凡尔赛和约》之耻，重新夺回被剥夺的德国土地。希特勒在自传《我的奋斗》中公开描述了他的种族灭绝计划。他认为，应该消灭像犹太人这样邪恶的民族或像斯拉夫人这样愚蠢的民族。他还计划占领欧洲东部地区，以便为优越的德意志民族腾出生存空间。不过，这本书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并没有人拿他的话当一回事。希特勒曾因慕尼黑政变失败而被捕，他原本很可能成为一名画家或政治活跃分子。然而，在他接任德国总理仅仅几天之后，就剥夺了犹太人的民事自由权。两年之后，他又颁布了种族主义法律，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到了1938年，德国境内的半数犹太人生活在绝望之中。

希特勒的行动有效地摧毁了最大限度地削减军备的集体安全原则，但狂热分子却十分推崇他的做法。在那个十年的剩余时间里，温斯顿·丘吉尔发出了敦促采取行动制约纳粹德国的最强音。早在1933年4月，他就警告过议会：“我们从世界大战中得到的经验之一是将德国变为议会民主国家有助于维护我们的安全。民主若不复存在，便会形成独裁，最可怕的独裁。”他说，如果允许德国重新拥有武器，它将很快夺回失去的土地。大批德国失业青年气势汹汹地发起运动要求夺回土地，他们“高唱古老的歌曲，要求被招募进军队，急切地寻找着最可怕的战争武器”，他们“渴望为国捐躯，为国受难”。丘吉尔认为，麦克唐纳的观点虽然听上去冠冕堂皇，但其实只是纸上谈兵；他谈到，在英国削减了4个空军师的时候，欧洲的工厂里却装满了武器。他对下议院说：“我不记得还有什么时候，政治家的言辞和许多国家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

德国退出裁军会议之后，英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裁军和最大限度地削减军备是无法实现的。1934年，英国政府宣布实施新的空中防御计划，为皇家空军部队增添了41个中队；次年，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承认了增加军备的需求。然而，大众仍普遍认为，裁军是医治世界痼疾的良药。人们普遍不愿意去想是否有可能再次爆发战争。此外，英国政府和许多英国人都觉得对德国的战后处理过于严苛，对希特勒修改《凡尔赛和约》的举动持赞同态度。1935年，希特勒向世界宣布，德国创建了空军，同时开启了征兵制度，为德国陆军新增36个师。出于上述原因，国际社会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英国认为，可以通过与希特勒签订条约保护本国安全，将德国海军规模限制在英国的35%以下，将德国潜艇力量限制在英国的45%以下。

同时，英国和法国都不希望疏远意大利领导人墨索里尼。1935年4月，斯特雷萨会议（Stresa Conference）特别讨论了对希特勒宣布德国不再受制于《凡尔赛和约》中军备限制条款一事，如何做出应对。英、法、意力图达成一致，组建一个反德武装统一战线。然而，墨索里尼的政权基于暴力而非类似英法的西方民主制度，他作为独裁者与希特勒有更多相同之处。

虽然意大利于当年10月加入了斯特雷萨战线，但它对在《巴黎和约》中获得的领土极为失望，遂无视国际联盟准则，入侵了埃塞俄比亚，开始在北非追逐帝国梦想。英国虽然仍然寄希望于将墨索里尼拉入统一战线，但又不得不和其他国际联盟成员国一道不情愿地对意大利提出谴责。然而，意大利并没有从埃塞俄比亚撤军。

英法政府现在的表现十分奇怪，他们决定绕开国际联盟，和墨索里尼单独进行交易。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e）和法国总理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秘密签订了《霍尔–拉瓦尔协定》（Hoare-Laval Pact），他们向意大利提供了一份分割计划，将埃塞俄比亚2/3的领土划给意大利。12月，协定内容泄露，引起了英国国内的愤怒，霍尔不得不提出辞职。然而，意大利仍然占领埃塞俄比亚大部分土地。英法的绥靖政策开始逐渐浮现——比起战争，他们更倾向于默许独裁者占领大片土地。

麦克唐纳等理想主义者势单力薄，无法继续任职。在1935年11月的大选中，鲍德温担任首相，他领导的国民政府赢得了245个席位，成立了多数派政府。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的出庭律师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当选工党领袖，工党虽然仍未担任公职，但在议会中已经获得了154个席位，新增100个席位。

希特勒看到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行为并没有引起什么后果，于1936月7日将军队派遣到莱茵兰的非军事化地区，同时宣布德国不再受《凡尔赛和约》限制。《凡尔赛和约》终于崩塌。德法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现在法国直接面对的是德国布满重兵的军事化边境地区，德国的行动令法国极度不安。

但法国的盟友英国并没有感受到同样的恐惧。英国的大臣们诸事缠身，而这些事情看上去似乎和控制欧洲独裁者同样重要。在英国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定居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英国不得不大量增兵。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1930年英国政府针对巴勒斯坦问题发表了白皮书，强调了阿拉伯人的困境，但越来越多的犹太难民还是从德国逃到那里。如果不暂时限制犹太移民，阿拉伯人有可能被占大多数的犹太人吞没。

不过，真正占据英国报纸头条的是印度问题。1931年，建筑师埃德温·路特恩斯（Edwin Lutyens）完成了他的杰作——位于新德里的总督府，他完全没有料到总督府会被继续使用16年之久。英国一直在不断寻找各种理由，阻止印度独立或哪怕是获得自治领的地位。穆罕默德·真纳（Mohammed Jinnah）领导建立了政治意图清晰的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真纳和甘地一样都是律师出身，他呼吁在印度实行分治政策，以缓解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仇恨。

印度的生意与许多中产阶级的利益相关，因此20世纪30年代印度独立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英国人。几代英国人都曾到印度当过公务员、茶叶商人、种植园主或地方委员。甘地对英国商品的抵制毁了英国人的生意，让他们怒不可遏。

到1927年，英国议会拒绝承认印度的地方立法权，因为议员认为英国政府应该对印度负有完全责任，印度的不满催生了新的议会委员会（Parliamentary Commission）。英国三大党均派遣代表前往印度调查当地人民的疾苦。虽然该委员会由杰出的自由党人约翰·西蒙（John Simon）领导，他同时也是前任检察总长和内政大臣，但该委员会内部连一名印度成员也没有。未来的哈利法克斯伯爵——印度总督欧文与甘地关系甚笃，他在1929年宣称，英国政府在印度统治的终极目标是将其变为英国的一个自治领。但是，在极为好斗的印度政治家看来，这是不够的；同时，1930年发布调查报告时，西蒙领导的委员会也没有承诺将赋予印度自治领的地位。

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案》赋予了印度自治领的地位。10万人在参加公民不服从运动后被捕，英国当局认识到与甘地进行对话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之后，该法案才得以出台。在比卡内尔王公领导的印度土邦参与下，该法案提供了一个联邦架构，以便国民政府能够反映出印度各邦的差异性。虽然这项法案赋予了印度各邦自治的权力，但并不等同于实行自治领的自治。虽然国家层面设立了由内阁负责的联邦立法机构，但外交、国防和宗教等事务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总督手中。人们认为新法案没有恰当地考虑穆斯林的权利，而赋予了印度王公过多权力。但是，该法案刚一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

毕业于剑桥大学的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 M. Forester）在《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中强调了英国和印度殖民地之间的紧张关系。该书于1924年出版，很快成为畅销英国的经典作品。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自满是大英帝国的主要特征，造成这种情绪的部分原因在于大英帝国的影响力似乎变得前所未有地广阔。1936年的条约结束了英国对埃及的占领，但是英国军队仍然负责保卫苏伊士运河，条约中的一项条款允许英国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重新占领整个埃及。

英国商人、官员、公务员和专家顾问继续在开罗的谢泼兹酒店（Shepheard’s Hotel）周围闲逛，其他英国知名外籍人士也经常出现在那里。19世纪签署的狡猾的协定保证了大英帝国仍然控制着波斯湾地区。其中，科威特直到1961年仍然由英国管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逐渐增加，他们认为世界并未发生太多变化。1924年，好战的瓦哈比部落在伊本·沙特（Ibn Saud）的领导下，对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发起攻势，迫使其退出麦加城。他们与英国就边界问题进行了谈判，将整个阿拉伯统一到后来的沙特王室家族的统治下。

虽然在1932年之后，伊拉克不再由英国实施委任统治，但英国的飞机依然对反叛的伊拉克部落进行了低空扫射。马来西亚婆罗洲的一个邦沙捞越（Sarawak）和19世纪时一样，继续由布鲁克王朝（Brooke dynasty）的白人酋长统治。正如小说家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观察到的那样，他喝着当地“男孩”卖给他们的“1盎司装酒”，消磨着时间，好像没有什么能够扰乱大英帝国的现状一样。很少有人意识到，英国已经没有绝对自信能够保卫大英帝国的远东地区，比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新的汽车时代，当地的橡胶资源对日本极富吸引力。

在英国国内，人们的生活一如往常。1935年，出版商维克托·戈兰茨（Victor Gollancz）开创了“左翼图书俱乐部”（Left Book Club），使之成为反对法西斯主义、推动左翼思想的工具。该俱乐部在创立两年之后，就拥有100万会员。戈兰茨及其支持者希望能够帮助英国面对现实：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已经摧毁了自由言论，将反对者关押起来；而德国的犹太人几乎每天都会遭到莫名其妙的殴打、抢劫甚至杀害。但是，英国民众和政府却试图忽视欧洲正在发生的一切，继续充当一个老套而乏味的宁静国度。在英国，各个阶级都热衷于各种运动。太多英国人没有察觉到另一场世界大战即将发生。

爱德华八世

乔治六世（1936—1952）

绥靖政策的失败（1936—1939）

斯坦利·鲍德温是位令人安心的国家领导人。英国人民渴望稳定，喜欢怀旧，他们希望回到1914年以前那个记忆中的英国。然而，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那段梦幻般的平静却被退位危机（Abdication Crisis）匆匆打破。1936年，鲍德温成为首相的第二年，受人民爱戴的乔治五世去世。他和可敬的玛丽王后获得了人民的衷心爱戴（乔治五世甚至为了支援战争而戒酒）。从1935年5月举行的乔治五世登基25周年纪念活动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英国人民对这位君主的热爱。

但是，他的儿子爱德华八世却不似父王。他相貌英俊、意志薄弱，可以说是一个纨绔子弟，以养情妇和在贝尔维德堡（Fort Belvedere）的享乐生活而为人们熟知。他丝毫没有展示出英国王室家族责任心强的特点，反而举止轻浮且贪图享乐。然而，他也有温柔和情绪化的一面。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他因为直言威尔士的失业情况和矿工的恶劣处境而赢得了一些欢迎。但是，他把大量时间花在伦敦急速变化的时尚潮流之上。他迷恋上了不易追到手、结过两次婚的美国女士辛普森夫人，她非但不会使王座增色，实际上还有可能让国王失去它。英国国王同时也是英国国教会的领导者，虽然英国国教的创立者亨利八世曾经结过许多次婚，但人们还是认为，国王不能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人们还认为，这种不般配的婚姻将成为压垮脆弱的大英帝国和自治领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大英帝国和自治领是由国王联系起来的。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爱德华八世在斯坦利·鲍德温的指导下，对王室的退位权有了充分的认识。他通过BBC向世界发表广播讲话时，戏剧性地说出“为了我心爱的女人”。爱德华接受了温莎公爵的头衔，回到法国。他的弟弟约克公爵加冕为乔治六世。乔治六世有两个女儿，即时年10岁的伊丽莎白公主和6岁的玛格丽特·罗斯公主。约克公爵的夫人前伊丽莎白·鲍斯·莱昂女士成了伊丽莎白王后。在鲍德温的努力下，国王和王后经受住了流言蜚语，赢得了民众的欢迎。而国际局势却突然恶化了。

当193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柏林举行的时候，纳粹似乎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奥运会的场馆在纳粹上台前两年就修建好了，场馆中悬挂的万字旗将奥林匹克与纳粹联系在了一起，玷污了奥林匹克精神。纳粹分子还利用奥运会散发传单，宣传雅利安人种（非犹太裔德国人）的优越性。虽然德国人获得的奖牌数量最多，但在美国黑人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赢得4块金牌之后，种族主义的荒谬性便不攻自破了。纳粹主义越来越被社会所接纳，尤其在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于奥运会举办后的第二年造访德国与希特勒会面之后。

尽管鲍德温为人友善，能够尊重他人的不同观点，是一位天资卓越的议员，但作为首相，他的缺点也很明显——他对国际事务并不真正感兴趣。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英国人的思想变得颇为狭隘，有人将那时的英国比喻为一艘在欢乐和舒适中驶向灾难的邮轮。红色电话亭（首次出现于1929年）、红色巴士和戴着圆顶礼帽的男士使伦敦显得和从前一样有序而安全。尽管欧洲大陆发生了混乱，英国却没有出现极左或极右运动。

莫斯利为了对抗他所说的共产主义威胁，在1932年创建了英国法西斯联盟，但是英国人很少加入这个组织。他宣称犹太人是俄国革命的背后推手，以此为借口，指挥准军事队伍“黑衫党”（Blackshirts）对犹太人进行残酷的迫害。黑衫党曾经在伦敦东区四处殴打许多当时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同年，议会通过了《公共秩序法案》，规定内政大臣有权禁止游行，禁止人们穿着政治制服。但是，即便这样，人们还是觉得，内政大臣原本能够更加迅速地采取行动，制止莫斯利的所作所为。伦敦包容的传统促使大部分人将莫斯利视为一个傻瓜。在这种包容的政治传统下，共产主义可能会吸引知识分子的同情，但不会催生大型政党。莫斯利被禁止继续组织英国法西斯联盟集会——1937年，他在利物浦被人打到失去意识——直到1940年5月，即“二战”爆发近9个月后，他才被拘禁（他在1943年11月被释放）。

然而，对年轻人和知识分子而言，英国对外国极端主义采取漠视态度是一种道义上懦弱的体现。只要极端主义不威胁到英国自身利益，英国便不会选择站在任何一方。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许多人认为，英国应该更加积极地阻止佛朗哥领导的右翼军事力量摧毁西班牙共和政府。欧洲的英法等自由政权不愿支援西班牙共和国，这些国家和美国勇敢的年轻人便自发前往西班牙为共和国作战。显然，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传播感到警觉，但鲍德温和张伯伦却固执地认为，干涉他国内战是错误的。

英法两国也不愿意和意大利对立起来，他们希望意大利能够远离德国，甚至在意大利和德国组成支持西班牙内战中右翼势力的“轴心国”联盟，而苏联为西班牙的合法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之后，仍抱有这样的幻想。

1937年，鲍德温看到乔治六世已经安全继位，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永久性地流亡海外之后便辞去了首相职位。内维尔·张伯伦接任首相，他善良、正派，推动了立法进步。但是，艰难的国际局势让人们普遍认为，应该阻止英国被独裁者希特勒拖入战争。张伯伦也同意这一观点，结果导致他执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视为怯懦的绥靖政策。不过，实际上英国当时的军备十分空虚，并无力采取更多行动。

20世纪30年代末，国际局势开始失控，甚至连爱尔兰也在制造麻烦。到了1933年，德瓦莱拉的爱尔兰共和党成为多数派，他们立即着手单方面离间爱尔兰和大英帝国的关系，并且废除了爱尔兰自由邦的古老宪法。英国和爱尔兰（Eire，爱尔兰共和党对南爱尔兰的新称呼）的关系变得更加糟糕：1903年《爱尔兰土地法案》出台之后，德瓦莱拉回绝了英国政府向他们提供的1亿英镑贷款，这笔钱原本准备用来帮助佃农从地主手中购买900万英亩土地。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战打响了。到了1937年，南爱尔兰实际上变成了独立的共和国，虽然名义上还不是。1949年，爱尔兰独立的最后细节修订完毕，爱尔兰共和国最终宣布成立。爱尔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宣布保持中立，但不让英国使用其南部港口，因此危害了英国的安全。

自从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以来，温斯顿·丘吉尔等越来越多的工党和保守党议员便清楚地预见到德国对和平构成的威胁。他们认为，英国应该直面正在摧毁欧洲民主的独裁者，投入更多资金进行武装，以便在必要时以诉诸战争作为警告。但是，在伦敦掌权的国民政府仍然坚持绥靖政策。英国受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创，还没有走出孤立政策，所以不愿意卷入另一场战争之中。

1937年，英国派遣哈利法克斯伯爵前往中欧，与希特勒商谈和约修订的问题。令批评者错愕的是，一年之后，张伯伦做出了一个更为戏剧性的决定：英国政府为了使墨索里尼远离希特勒，承认意大利国王为埃塞俄比亚君主，接受了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占领。但是，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已经认识到，绥靖政策是一种错误，他认为英国付出的代价太高，于是在1938年2月辞职。

1938年3月，希特勒开始大幅重塑德意志帝国。一支德国军队进入了奥地利，与奥地利联合形成第三帝国。德奥合并是《凡尔赛和约》明确禁止的，而这受到了大多数奥地利人的欢迎。但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加以阻止。曾在伦敦待过的德国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断定，英国上层人士属于亲德派，因此纳粹政府自认为英国不会做出任何反应。而里宾特洛甫的依据主要是他在南希·阿斯特家中，即所谓的克莱夫登宅邸（Cliveden Set），会见了绥靖主义者。其中，《泰晤士报》编辑杰弗里·道森（Geoffrey Dawson）在报纸上写下了亲德的评论文章。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继续得到大多数伦敦上层人士的认可。他十分推崇纳粹主义，甚至前往柏林，在戈培尔家中与第二任妻子戴安娜·米特福德完婚。

但希特勒的行动才刚刚开始而已。德国政府的宣传部门不断发出指示，告诉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的公民应该做些什么。1919年的《圣日耳曼条约》将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交给了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宣传部门开始编造各种各样的宣传口号，诉说300万居住在前哈布斯堡领土上的德国人的悲惨遭遇。显然，捷克斯洛伐克是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9月，他如期发出了最后通牒。美国未能维持和平，导致法国被迫与德国边境上的国家结盟，以求自保。但是，结盟条约中的多项条款规定，法国有义务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这意味着战争不可避免。

此时，英国并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此外，由于欧洲崇尚民族自决，因此苏台德地区似乎有理由加入德国。内维尔·张伯伦曾经在较早时候分别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和哥德斯堡（Godesberg）两度会见希特勒。他被希特勒说服了，也认为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有理由加入德国。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希特勒、墨索尼里和张伯伦参加了慕尼黑会议，他们也同意德国接管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张伯伦手持一张报纸返回英国，说出了一句遗臭万年的话：“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英国海军部的首席大臣达夫·库珀（Duff Cooper）辞职，以抗议英国背叛捷克斯洛伐克。

没有比张伯伦的“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更虚妄的信念了。他为了赢得一丝喘息的机会，将捷克斯洛伐克扔进豺狼的口中。德国的军事地位更加不可一世，德国的坦克刚一开进捷克斯洛伐克，便征用了该国军队的4个师及大部分自然资源。这是绥靖政策失败最明显的标志。

张伯伦的意见是：“如果我们为了两个毫不了解的遥远国度的人民之间的争执而深挖堑壕、戴上防毒面罩，这将是多么可怕、奇怪且难以置信的事。”然而，局面越发明晰，连英国也无法置身于希特勒的魔掌之外。到1939年3月，德国元首希特勒违背了对张伯伦的承诺，强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地区，即非德国人居住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包括土地上的铁矿工厂、工业设施和人口。张伯伦为英国争取的只是时间——一年的时间，英国得以重新武装起来，创建一支能与德国纳粹空军相抗衡的空军部队。现在，连他也意识到，对独裁者的绥靖政策失败了。1939年3月31日，绥靖时期正式结束。英国和法国向荷兰保证将维护其领土完整。很快，英法两国也向罗马尼亚和希腊做出了相似的承诺。

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高潮，征兵制在英国似乎也是一个伦理问题，人们担心征兵制会威胁英国公民的自由。但在4月29日，英国政府没有事先讨论，也未遭遇太多抗议，便实行了征兵制。这是英国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实行征兵制。希特勒接连吞并了一个又一个国家，大多数英国人开始认为国家有必要进行军事训练。英国再一次和疏远了太久的“一战”盟友法国秘密达成了军事合作协议。

希特勒并不畏惧英法的军事准备。从1936年开始，为了支援德军向东开进，重新夺取在1919年被错误地划分给波兰的所有城市，许多之前不是兵工厂的普通德国工厂都转而开始生产武器。那年夏天比往年更加酷热难耐，德国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德国要求夺回他们“有权”拥有的格但斯克和波兰走廊。唯一能够阻止德国成功夺回这两个地区的是苏联。英国和法国发现，他们现在正处在与德国的一场竞争中，看看谁能争取到和苏联的新任统治者斯大林结盟。

但是，对于西方各国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以保全自身的做法，斯大林不为所动。而波兰人对曾经的俄国统治下的残暴行为仍留有痛苦的记忆，所以拒绝允许任何一支苏联军队进入自己的领土。

1939年8月23日，令西方列强绝望的是，苏德达成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on-Aggression Pact）。条约包含一项秘密协议：德国和苏联将瓜分波兰。张伯伦警告希特勒，如果波兰遭到攻击，英国将支援波兰，这一承诺最后发展为8月25日的官方《英波协定》（Anglo-Polish Treaty）。但是，局势允许希特勒继续前进。9月1日，纳粹坦克在轰炸机的掩护下入侵了波兰，恐怖气息四处弥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向纳粹德国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对于英国公民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一种非同寻常的迟疑步调开始了。在距离英国几百英里远的欧洲大陆中部地区，硝烟弥漫在遭到轰炸的波兰城市上空。截至1939年9月底，已经有超过8万波兰士兵为了避免被德军及其盟友，还有当月从东面入侵波兰的苏军俘虏，加入现有的70万战俘，而抛弃了他们的祖国。但是，在波兰的盟国英国，一切都一如既往地安静祥和，好像战争根本就没有发生一样。

为了保卫国家，英国创建了一支被称作“地方防卫志愿军”（Local Defence Volunteers）的国防民兵；当年夏天，14.6万人应征入伍。地方防卫志愿军大多是参加过“一战”的老兵，年轻男性则留着派往国外作战。但是，除了空袭警报发出的刺耳声，灯火管制造成路灯停止照明和交通事故增加一倍之外，并无敌军飞机飞过英国上空。伦敦东区（贫民区）的一半儿童被迫撤离，其中许多人被分配到遥远的康沃尔部队临时营舍暂住，以保证他们在纳粹德国空军轰炸伦敦码头时不会受到伤害。但是，轰炸一直没有发生。一个月之后，被迫撤离的儿童又回到原来的家中。美国报纸通讯员把这一时期称为“假战争”，他们很奇怪两国政府都在做些什么。英国和法国最终会像背叛捷克斯洛伐克一样接受和平条件，背叛波兰吗？

到了1939年年底，由于张伯伦继续拖延对德宣战，慕尼黑会议的气氛仍然笼罩在英国政府之上。文明世界好奇而恐惧地注视着新闻短片，上面记录了德国坦克在波兰境内横冲直撞的场景。英国政府在两天之内没有任何动作。这种迟疑似乎非同寻常；实际上，这种迟疑是明智的，它反映出英国的立场——绝不希望对任何一方发动战争，更别说前往远在千里之外的波兰了。但是，根据8月签订的协约，英国有责任向希特勒宣战。如若不然，看上去便是一种懦夫行为。

在希特勒闪击波兰48小时之后，张伯伦首相居然向下议院宣称，在英国政府看来，如果德国政府撤回军队，局势仍可以恢复到之前的和平状态！他希望波兰人能够将格但斯克割让给希特勒，以免英国卷入战争。即便局势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张伯伦仍然认为，他还能够和希特勒进行谈判。半数内阁成员以辞职相逼，才迫使张伯伦在午夜时分认清了局势。当晚较早的时候，在下议院的一片愤怒声中，劳动党副领导人亚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抗议张伯伦“使我们国家荣誉的基石陷于危险之中”。“为英国发言，亚瑟！”他站起来时，愤怒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大声喊道。

9月3日早晨，张伯伦向德国下达的最后通牒期限已到。但是，尽管英国和法国都有义务援助波兰，但两国将在一个不同的战场代表波兰进行战斗。而那些急于对背叛捷克斯洛伐克做出补偿的人并没有立即理解这一点。德国军队的新式战争方式“闪电战”浮出水面——在轰鸣的俯冲式轰炸机的掩护之下，德军坦克一天可以前进数百英里——它们在两周之内踏平了波兰。虽然波兰人中不乏勇敢的战士和杰出的飞行员，但他们的设备过于老旧。他们甚至还动用了一支珍贵的骑兵师，但很快便被德军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