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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英国撤回了在尼罗河上修建阿斯旺大坝的投资计划，之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纳赛尔接管了苏伊士运河。冷战期间，纳赛尔政府在财政上漫不经心的态度以及与苏联的武器交易引起了美国的警觉。纳赛尔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宣布将用苏伊士运河的收入修建阿斯旺大坝。但是，艾登和多数英国民众不认同他的做法。虽然两国在20前已经达成一致，英军将在1956年撤离苏伊士运河，同时结束对埃及的影响。但是，艾登计划在法国政府的默许下重新占领苏伊士运河。法国政府与以色列关系密切，以色列认为这是一个以牺牲埃及为代价拓展本国领土的绝佳机会，遂从法国购买了大批武器。法国尤其希望纳赛尔被罢免，因为他是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起义者的主要武器提供者。

纳赛尔并不像艾登所说的那样会威胁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虽然纳赛尔接管由英法花钱修建的苏伊士运河的做法确实令人难以接受，但明智的反应是将其视为后殖民世界的一种冒险。美国曾经警告英国不要插手埃及事务，但是艾登却执迷于和法国及以色列共谋一个进攻埃及的复杂计划。

10月29日，以色列军队进入埃及的西奈沙漠，一天之后，英法双方协商后共同呼吁埃、以两国各自从运河区后撤10英里。24小时的最后通牒没有产生效果，英法军队轰炸了埃及的军用机场。4天之后，英法军队成功空降埃及，占领了塞得港（Port Said）。国际社会大为震惊。但24小时之后，令法国大为恼火的是，英国单方面决定退出行动。两国行动被迫中断，英法伞兵部队没有按计划攻占苏伊士运河区。

全世界的谴责阻止了艾登进一步行动，苏联威胁要向英法军队发射火箭进行打击，澳大利亚则拒绝支持英国的行动，联合国以64∶5的投票结果判定英法停止举动。美国也向英国施压，要求其从苏伊士撤军。英国由于需要从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另一笔巨额贷款，无法不顾及来自美国的压力。最后，英国的行动便不光彩地结束了。艾登下令停火，联合国军队取代英法军队进入苏伊士运河地区。

“英国失去了帝国地位，却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角色”——这是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6年之后被引用得最多的一句评价。英国和法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蒙羞，也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两国已经失去了两个世纪以来强大的帝国地位，无法继续按照本国意愿干涉别国内政。与此同时，苏联在国际注意力都转向苏伊士运河危机之际，趁机将坦克开进匈牙利，去镇压当地的反共产主义起义。这场起义的原因在于，斯大林去世之后，莫斯科当局放松了对铁幕国家的管控。英法两国失去道德制高点致使国际地位受损。阿拉伯国家十分愤怒，纳赛尔势力不断壮大。法国觉得遭到了英国的背叛，认为英国已经沦为美国的贵宾犬。两国的外交创伤花了20年的时间才逐渐愈合。英国的这次冒犯导致法国在1963年投票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又称欧洲共同市场，基于20世纪40年代末比荷卢经济联盟及法国的一系列计划发展而来，意在帮助德国工业融入欧洲。其前身是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构思的舒曼计划（Schuman Plan）,该计划在1951年发展成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条约规定，法国和德国将在一个高于两国的共同权力机构管理下进行钢铁生产。德国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一系列动荡，但舒曼和法国政治家让·莫奈（Jean Monnet）认为，德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将很快实现国家复兴，因此应该帮助其融入欧洲。

德国和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荷兰和卢森堡一样，都被这项计划吸引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成功实施。为了将农业也包含在共同框架内，这6个国家在1957年创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尽管英国也考虑加入其中，但它认为，六国坚持对其他非欧洲国家实行单一关税有违英联邦的特殊优惠关税政策。虽然英国曾对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成立之初是为了推行马歇尔援助计划）能起到欧洲各国交流论坛的作用表示满意，但它在1960年还是与瑞典、挪威、丹麦、葡萄牙、奥地利和瑞士一道创立了欧洲自由贸易组织（EFTA）。这些国家组成松散的关税联盟，没有限制成员国与外部国家的贸易。

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英国政府对共同市场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英联邦在过去10年一直是联系英国殖民地的纽带，但现在由于殖民地相继取得独立，这种纽带变得十分脆弱。数据显示，英国与共同市场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英联邦。苏伊士运河危机对英国来说虽不甚愉快，但却有利可图。法国则不同，它既没有政治意愿，也没有资金为了维护殖民地而战斗。

从20世纪开始，伦敦殖民地办公室的许多官员就倾向于将英国在殖民地的管理目的定义为受当地人民委托，帮助他们接受西式教育，进而做好接受民主制度的准备。不过，到了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英国殖民地的精英管理阶层已经通过了英国委员会的同等水平考试，也接受了英国高校的同等水平教育。他们对西方政治理念拥有同等知识储备。此外，由于每个英国殖民地（除了最近获得的马里兰之外）的立法议会均通过选举产生，当地精英管理者也拥有丰富的议会民主经验。

继印度走上独立道路之后，非洲殖民地也爆发了一系列起义。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领导了黄金海岸的独立运动，也成了第一个因此入狱的人。不过，英国在1957年终于向不可逆转的潮流屈服，克瓦米·恩克鲁玛成为加纳的第一任总理（“加纳”源自一个古老的非洲国名）。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这两个国家经过选举，决定留在英联邦内，直到今天它们仍是英联邦成员。

这仅仅是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领导的去殖民地化进程的开始。1957年，艾登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辞职，麦克米伦接任英国首相。1960年，他在南非的演讲中提及“改变之风……吹遍了欧洲大陆”。他在演讲中表示，英国应该顺应非洲民族意识觉醒的潮流。之后，一系列非洲国家相继取得独立。1961年，塞拉利昂和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独立；1962年，乌干达独立；1963年，肯尼亚独立；1964年，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和尼亚萨兰（今马拉维）独立；1965年，冈比亚独立；1966年，巴苏陀兰（今莱索托）和贝专纳（今博茨瓦纳）独立；1967年，亚丁（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独立；最后，1968年，斯威士兰独立。除了其中两个前英国殖民地——南罗得西亚和南非联邦之外，在这些非洲国家，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接管了白人殖民地政府。

1948年，布尔民族主义党（Boer Nationalist Party）击败了史末资将军的联合党，开始统治南非。布尔民族主义党在南非实行了种族隔离政策，将非洲黑人及印度人与欧洲的少数白人群体分开管理，世界其他国家都对该项政策惊慌不已。学校、公共卫生间甚至游泳池都实行种族隔离，政府人为地在一个国家里创造出两个完全隔离的环境。1961年，种族隔离政策逐渐变得越发野蛮和不人性，南非被迫退出英联邦，在国际上被剥夺了法律地位，南非商品遭到国际社会长达30年的抵制。直到1994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被选为总统之后，南非才重新加入了英联邦。

除南非之外，英国的其他前殖民地也迅速取得了独立，脱离大英帝国。1962年，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独立；1965年，新加坡独立；1966年，巴巴多斯和圭亚那独立；1968年，毛里求斯独立。作为回报，它们大多同意继续留在英联邦。塞浦路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便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从1954年开始，塞浦路斯和英国展开了长期斗争。虽然塞浦路斯岛上生活着数量可观的土耳其族裔，但大部分居民为希腊人，他们在马卡里奥斯（Makarios）的领导下，渴望与希腊合并。但英国不愿意遂其所愿，因为这样会使英国丧失在东地中海地区的重要基地，同时令英国在冷战中的重要盟友土耳其失望。不过，1960年，土耳其和希腊都保证不损害在塞浦路斯生活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权利，之后塞浦路斯取得了独立。1974年，希腊军政府试图发动政变，塞浦路斯分裂成两个部分。

曾有人将哈罗德·麦克米伦和迪斯雷利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怀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爱国情感，并且对英国的国家尊严具有历史性的认识。在战后英国仍摸索着前进的时刻，哈罗德·麦克米伦凭借智慧和活力，帮助英国重拾了自信。虽然麦克米伦身上散发出一种贵族政治家般的慵懒，外表如纯血猎犬般流露出哀伤，但他的个性却是冷酷无情的。1962年7月，他一口气解雇了大部分内阁成员，其中包括财政大臣塞尔文·劳埃德（Selwyn Lloyd）。他的行动被后人冠以“长刀之夜”的称号——这是希特勒在1934年屠杀所有政敌的行动代号。此前，麦克米伦的第一任财政大臣和两位财政部官员都相继辞职，而他只是简单地将其称为“局部小问题”。不过这一次，人们认为他已经慌乱了。

20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时，欧洲其他国家尚处在一片废墟之中，英国少有竞争者，同时其帝国责任和海外负担也大为减轻。麦克米伦像迪斯雷利一样，从未低估营造舒适国内环境的重要性。英国政府利用帝国终结时期的红利新建了成百上千所房屋。到1959年，英国人民真切地体会到了哈罗德·麦克米伦鼓吹的“从未有过的美好生活”。保守党在当年的大选中增加了100个席位。

麦克米伦还着力加强了英国后帝国主义时代的防御策略。英国已经研制出原子弹，核导弹为英国提供了比传统武器费用更低的防御方式。英国不再需要为驻守军事基地的男性及其家属提供补贴，这样便能省下一大笔经费。英国还结束了从“二战”开始实施的“国民兵役”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受欢迎，又与英国特色不符。不过，英国虽然成功进行了数场核弹头实验，但美国显然已经将核武器技术发展到了英国无法负担的水平。

1962年，英美首脑达成《拿骚协定》（Nassau Agreement），英国放弃了本国的核武器研究，完全依赖美国的核武器进行防卫。法国对此十分警觉。1963年，英国决定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而法国总统戴高乐认为，美国通过英国以及英国自身可能主导该组织。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戴高乐不容许法国的国际地位下降，同时担心英国在中欧的势力过于强大，也不希望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于是法国行使了一票否决权，拒绝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

英国对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被拒感到耻辱，工党对保守党鼓吹的“英国独立的威慑力”进行了无情的奚落，嘲讽道“既不独立，也构不成威慑”。保守党为期13年的统治即将结束。在冷战达到顶峰时，间谍丑闻接二连三地传出。20世纪60年代早期，英国的安全问题似乎漏洞百出：波特兰间谍网63、英国海军专员书记员威廉·瓦萨尔（William Vassal）64、情报人员乔治·布莱克（George Blake）65等丑闻接连不断地曝出，其中布莱克因替苏联刺探情报而被判处42年徒刑。1951年爆发了英国高级外交官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和唐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叛逃莫斯科事件，所涉及的第三个人身份一直存疑。1963年，普罗富莫事件（Profumo Affair）曝光。英国战争大臣约翰·普罗富莫（John Profumo）被指控和苏联海军使馆随员共享一名叫作克里斯廷·基勒（Christine Keeler）的应召女郎。英国公众更加相信，政府高层已经从内部开始腐坏了。

普罗富莫一开始在下议院发表声明否认了指控，但他最终被迫承认，并随后辞职。审判长丹宁男爵（Lord Denning）的官方报告指出，普罗富莫并没有犯下间谍罪，但媒体间流传的阿斯特子爵（Lord Astor）府邸克利夫登乡间别墅发生的丑闻的确属实。这起事件让保守党政府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也敲响了政府的丧钟。史蒂芬·沃德因涉嫌将基乐介绍给普罗富莫并向多名保守党政治家提供情妇从中获利而被审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货币危机导致公共部门无法提高工人工资。从1959年起，保守党就很少出台新的国内法案。1961年，英国新建了4所高校，1963年的《罗宾斯报告》（Robbins Report）表示还将继续新建另外6所高校。英国政府也计划新建多家医院。但是，政府给民众留下的印象是难以维持所有公共工程的支出，不只是学校。《英联邦移民法案》（Commonwealth Immigrants Act）限制了英联邦国家向英国移民，被批评涉嫌种族主义。休·盖茨克尔在下议院中谴责该法案是一种“明显的反肤色措施”。《租赁法案》（Rent Act）促进了房屋租赁市场的价格竞争，也催生了诸如伦敦的彼得·拉赫曼（Peter Rachman）这样无情的房东，他对诺丁山贫民窟无辜的租客实施了胁迫。

麦克米伦与肯尼迪总统之间私人关系甚笃，进一步促进了英美两国建立起密切的同盟关系。不过，1962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说明，无论英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特殊”——两国都常常提到这个词——美国都没有把英国当成真正的伙伴。美国的间谍卫星在古巴周围侦察时，发现苏联在古巴安装的导弹明显对准了美国，世界大部分地区笼罩在核阴影之下。虽然美国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年轻而颇具人格魅力的美国总统约翰·费茨杰拉德·肯尼迪决定单独对抗来自苏联的威胁。

肯尼迪没有事先告知盟友，甚至也没有通知英国，便对古巴采取制裁。世界似乎走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英国公职人员与政治家开始意识到，与美国结盟并不能真正解决后帝国主义时代的英国安全问题，因为美国显然不愿意与英国进行平等的讨论。因此，英国不顾戴高乐的生硬拒绝，试图重新通过推动欧洲国家组织的发展为本国谋求利益。如果欧洲各国能够联合起来，那么凭借欧洲的全部人口、工业实力和经济实力，足以与美国抗衡。

麦克米伦具有优秀的表演和演说天赋，在漫画家的笔下，他成了“超级麦克”这样的人物。但是，在1963年年底，甚至连他也无法说服公众。虽然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但政府的经济政策实施得一直极不顺利。保守党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重新开启了“先紧缩后刺激”的政策：若物价上涨过快，则突然增加税收；若物价下跌，则调低利率。总之，麦克米伦的政策在华而不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他因健康问题在1963年的一次会议中戏剧性地辞职了。

“超级麦克”在医院的病床上确认了他的首相职位和保守党领袖地位由第十四代霍姆伯爵（Earl of Home）接任。这只是一个折中的做法。霍姆伯爵能力平平，看上去总显得十分疲惫。他放弃了贵族爵位，成为亚历山大·道格拉斯–霍姆爵士（Sir Alexander Douglas-Home）和下议院议员。如果他的主要竞争者——天赋卓越的改革派人士理查德·奥斯丁·巴特勒接任英国首相的话，1964年的大选将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不幸的是，亚历山大爵士是一个毫无野心的贵族。比起管理下议院，他更喜欢去打松鸡。他之前一直是上议院议员，所以对下议院的事务所知甚少。麦克米伦或许也会以高傲的方式假装打松鸡是他的自然习性，但实际上，在他故作轻松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名保守党政治家的勃勃野心。

随着1964年的选举将近，世界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科学新发现，其中以美国登月计划为代表。英国国际地位长久以来的确定性因素正在逐渐消失。新兴行业注定会取代古老的落后行业，谁更适合领导英国进入这样一个更具竞争性的未来世界呢？是满面倦容、声音微弱，宣称自己还使用火柴棒计数的贵族勋爵，还是承诺带领英国进入“技术白热化”时代的年轻经济学家？虽然事关大局，但决定起来并不麻烦。1964年10月，工党候选人哈罗德·威尔逊以5个席位的优势赢得了大选。

欧洲病夫（1964—1979）

1964年10月，工党上台，英国进入了“摇摆的60年代”，改革真正拉开了序幕。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决定在英国开启现代化改革之路。英国历史的稳定性意味着传统势力一定会倾向于抑制改革。为了推动英国进入摩登时代，英国设立了技术部。20世纪60年代末，英法工程师通力合作，击败了美国竞争者，研制出协和式超音速飞机。30年之后，杰出的水下工程项目——英吉利海峡隧道贯通，英法两个国家第一次连接在一起。

威尔逊首相恰逢这一意义深远的历史转型期，此时英国和国际思想领域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1964年7月，温斯顿·丘吉尔在担任议员60余年后从议会退休；最后一批年轻人于前一年服完了国民兵役。这标志着战时经济紧缩时代以及强制兵役制度的彻底终结。

1956年，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出版了戏剧作品《愤怒的回顾》（Looking Back in Anger），宣告了年青一代对老一代的反叛。从大学中走进社会的“愤怒一代”留着长发，身着奇装异服，他们不仅是国家的牛虻，也奠定了英国的基调。他们被定义为“反主流”，而实际上，是他们造就了一种新的主流文化。他们的同盟里不乏流行明星，比如利物浦的披头士乐队，还包括一些演员、摄影师和模特。电视剧《一周过去了》（That Was the Week That Was）和讽刺杂志《第三只眼》（Private Eye）不仅嘲笑了政治家，还讽刺了王室家族。公共领域中的人物不再能够远离媒体的批判。新建高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61年，苏塞克斯大学建校；1965年，肯特大学和华威大学成立；1966年又新建了6所大学——它们为英国培养了大批本科毕业生。其中许多人成为其所在家庭中第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高校成为孕育激进思想的温床。

经纪人、导演和无政府主义者琼·利特尔伍德（Joan Littlewood）向“所有戏剧都应该发生在起居室里”的观点发起挑战。她在她位于伦敦东区的皇家剧院里上演了许多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戏剧。1963年，她创作了《蜂蜜的味道》（A Taste of Honey），以厨房为背景，不动声色地展现了一位未婚妈妈面临的考验。1963年，她创作了音乐剧《哦！多么可爱的战争！》（Oh, What a Lovely War!），集中展现了当时社会对官员阶层的鄙视，后来英国官员发现自己很难逃脱这部音乐剧给他们塑造的刻板印象。

20世纪60年代是观点百花齐放和理想主义的全盛时期，而矛盾的是，这也是一个富足的年代。年轻人喜欢购买电视机、现代家具和标新立异的流行服饰，那时出现了一种极短的“迷你裙”，只有那一代女性才敢穿在身上。1966年，英国年轻人带动了“购物狂潮”，这股潮流一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止，而他们的父母辈却不能理解购物的乐趣。巴克莱信用卡首次在英国出现，信贷理念发生了转变，在此之前信贷不过是用来购买一个家具三件套而已。巴克莱信用卡为今天的休闲服饰激增、家用电器普及，以及打包度假盛行开辟了道路，所有这些商品和服务都可以通过信用卡购买。截至2002年8月，英国的信用卡持有者总数占到全国总人数的49%，他们每分钟使用信用卡消费54万英镑——单单2001年一年，信用卡消费额就高达2850亿英镑。

20世纪60年代伊始，一桩出版审查大案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企鹅出版社因涉嫌出版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撰写的“淫秽”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而受审。最后，企鹅出版社被宣判无罪，审判结果结束了文学审查的传统。陪审团的决定预示着一个大胆尝试时代即将到来，而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均难逃关联。避孕药的发明降低了性放纵的成本。矿工议员之子、伟大的改革派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将英国社会变得更加温和和人性化。1967年，堕胎合法化，至此穷人也能更加安全地实施堕胎（对之前的有钱人来说，堕胎尽管非法，但一直是安全的）。这也使得女性越来越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妇女解放运动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1951年，仅有1/4的学生是女性；到了20世纪末，女学生人数约占学生总数的一半。

在现代化高校中，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等新兴学科开始流行，英国古老的以压迫性校董事会为特征的私人教育体系开始显得野蛮而原始。公立学校开始嘲笑私立学校只能为帝国培养毫无想象力的办事员，而他们在迟暮的大英帝国中变成了一种冗余的存在。的确，教育在各个层面都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在英国的总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在11岁时通过11岁以上考试，这部分被挑选出来的具有天赋的少数人群可以到文法学校继续深造，而其余大多数人只能到1944年《巴特勒教育法案》（Butler Education Act）设立的现代中等学校上学。工党决定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于是致力于推动社会改革。为了使具备不同能力的孩子都在一起接受教育，工党实行了一项设立综合性学校的计划。工党认为，这将照顾到发育迟滞或来自劣势家庭的孩子，而原先的“11岁以上”体制只会让他们的处境恶化，被迫前往现代中学遭受歧视的压抑环境中接受教育。

英国在1967年发表了《普劳顿报告书》（Plowden Report）,初等教学进入了一个试验性和富于想象力的阶段。英国学校一直以纪律严苛而闻名，而现在学校认为学生比纪律更加重要。在愉悦的教学氛围中，整整一代儿童成长起来，他们会用酸奶盒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却几乎不会阅读。毫无疑问，一开始，人们觉得开明之人似乎在地球上创建了一个新的天堂，过去在课程主导观念下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年轻的伊顿公学毕业生不再佩戴圆顶礼帽，他们操着仿伦敦东区口音，模仿年轻工人阶级摄影师的行话。这也是一个浪漫的年代：发型设计师成了工人阶级的英雄，女继承人常常和发型师私奔，女伯爵会和流行明星私奔。英国严格的社会等级发生动摇，阶级观念被彻底打破。金钱成了俗气的东西，上层人士和中产阶级不再把儿子送到古老的预科学校，而是送到地方小学接受教育。在威斯敏斯特公学接受教育的工党议员托尼·本（Tony Benn）声明放弃子爵爵位，并把所有孩子送到霍兰德公园综合学校（Holland Park Comprehensive）读书，令这座学校名噪一时。

1967年，成年人自愿的同性恋行为合法化，男性可能因同性恋行为入狱的悲惨年代结束了（女性之间的同性恋行为一直都不被认为是一种犯罪）。法律不再将离婚定性为一种罪恶，原本令人痛苦的离婚程序变得不那么冷酷。同时，法律认定，如果双方分居两年以上，就表示这段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且无法挽回，双方可以离婚。最重要的变化也许在于，英国在1965年废除了死刑。不过，死刑废除也许来得太迟，之前已经有许多因带有偏见的审判而被定罪的无辜受害者，如德里克·本特利（Derek Bentley）66惨遭处决。

同年，工党出台《种族关系法》（Race Relations Act），创立了种族关系委员会，专门处理种族问题。自1945年政府为了填补工厂、医院和铁路用工缺口而鼓励移民以来，越来越多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加勒比海地区移民从古老的大英帝国的各个部分来到英国本土。英国北部工业城镇形成了成规模的移民社区，担心移民无法融入英式生活的人开始利用移民的文化差异制造种族矛盾。《种族关系法》将煽动种族仇恨定性为一种犯罪行为。1968年，政府出台了第二版《种族关系法》，规定用工、广告和住房方面不得存在种族歧视，同时设立了新的移民申诉程序，赋予种族关系委员会直接出庭的权力。

美国将人类送上月球，在太空领域超越了苏联。此外，美国还深陷与越南共产主义政权的战争中。

工党虽然拒绝了美国的派兵请求，但对美国参与越南事务持支持态度。但是，随着战争陷入胶着状态，英国的这种支持显得极端残酷。不仅工党左翼坚决反对他们眼中的新殖民主义，而且数百万美国青年也对此愤怒不已。到当时为止，威尔逊还一直被认为属于工党左翼。美国反越战示威使得抗议成为一种社会主流现象，到1968年，全世界的青年都聚集在一起，准备发动革命。

巴黎学生针对保守的戴高乐政府的不当教育措施举行抗议，这场抗议演变成大规模罢工。布拉格在挣脱了铁幕之后，第一次开始尝试打破单一的共产主义体制。在“布拉格之春”运动中，捷克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ek）废除了审查制度，实行多党选举，试图引入“长着人类面孔的社会主义”。然而，1968年8月，一切化为泡影——为了维护苏维埃的统治，《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坦克一夜之间开进布拉格。捷克青年学生扬·帕拉赫（Jan Palach）绝望至极，于1969年自焚以表达对苏联入侵的抗议。全世界的报纸无一例外地刊登了他自焚的照片。此时，距“布拉格之春”结束仅过去了5个月。

虽然英国社会在各个层面都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但英国仍幸免于革命的暴力。财政问题才是关键所在。哈罗德·威尔逊喜欢将手拿烟斗、身穿雨衣的形象展示在电视屏幕上，以此让观众相信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领导者。但他似乎总是无法战胜经济不稳定的问题，他就任之际便发现 英国深陷于一场由保守党在财政上的不负责行为引发的国际收支危机当中。他和财政大臣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勉强将一场货币贬值危机延缓了足够长的时间，保证他们能够在1966年的选举中获胜，工党的多数席位大幅增加到97个。但是，英国经济仍在持续下滑。德国、法国和日本经济迅速复兴，对英国的工业构成了外部威胁，而工人运动和罢工，加上日益增长的工资要求则从内部损害了英国的工业发展。1965年，英国出台了新的《商业纠纷法》，保护了工会领导者在出现裁员危机时发动罢工的合法权利，从而使得工人更易于以罢工作为武器。

威尔逊设立了物价与收入委员会（Prices and Incomes Board）,其中的商界和工会代表会调查物价水平和工资要求，但后来通货膨胀不断加剧，迫使委员会通过立法压制工人不断增长的工资要求，这令工党左翼和工会十分气愤。很多人认为，工党政府根植于工会，所以没有理由阻止工人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但是，威尔逊根据数据断定英国已经无法承受工会提出的工资要求。他宣布，议会将出台工资冻结措施，以避免英镑贬值。工党的后座议员得知后一片哗然。随着20世纪60年代继续向前迈进，这种喧嚣之声只会更大。

威尔逊冻结和限制工资的新举措并没有阻止英镑贬值。1967年秋天，在进入共同市场的愿望刺激下，英国再度爆发货币危机。英国的黄金储备迅速缩水，人们对英镑的信心跌至新低，罢工威胁全面爆发。10月，政府无处举债支撑英镑，被迫允许英镑贬值。自1949年艾德礼政府部署了多项计划之后，工党一直极力避免再采用极端补救措施。所以，这次危机对工党来说是一种创伤。虽然狡黠的威尔逊第二天就坚决表示，他的意思并不是“你们口袋里的英镑”不值钱了，但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英国提供了10亿英镑贷款，但条件和以前一样，英国政府必须限制开支，英国民众不能再一味地伸手向政府要钱。20世纪50年代初，艾德礼政府引入了处方药收费政策，哈罗德·威尔逊因此辞职。但20年之后，威尔逊主持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处方药收费改革，减少了修建公屋的数量，延迟了关于儿童生活的关键性改善措施（直到1973年才实施），并将离校年龄提高到16岁。

工党并不希望放弃整体改革计划，但他们不得不依靠紧急预算筹措资金。从世界范围来看，市场处在混乱之中。英镑贬值之后，罗伊·詹金斯代替卡拉汉担任英国财政大臣，石油、烟酒价格上涨，詹金斯意图控制通货膨胀。国库空虚，政府不得不执行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英国人在出国度假时只被允许携带50英镑出境，如今，这一情形重现了。直到1969年秋天，英国才出现经济复苏，贸易顺差结束了财政紧缩政策。如果将那时的政策放到今天，英国人一定会觉得难以接受。

与此同时，罢工和长期工业停工正在摧毁英国经济。为了阻止左翼商店工会代表进行非官方罢工，政府需要出台相应法律。威尔逊和就业及生产大臣芭芭拉·卡素尔（Barbara Castle）试图通过立法规范工会运动。在名为《免于冲突》（In Place of Strife）的白皮书中，他们提出所有罢工必须首先经工会成员投票表决。但是，詹姆斯·卡拉汉与詹金斯互换了职位，现在詹金斯担任英国内政大臣。卡拉汉对引入可能由保守党草拟的法律十分不悦。后座议员进行抗议，同时英国劳工联合会议（TUC）也拒绝接受针对罢工的罚款或立法，两者导致威尔逊和卡素尔在1969年被迫同意，即便法案得到多数议员同意，政府也不得通过议会设立反罢工法案。他们只能依靠英国劳工联合会议的口头承诺，寄希望于该组织能够通过自身影响力阻止非官方罢工。

1967年，英镑贬值后不久，英国再一次试图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但戴高乐又一次行使了一票否决权。1969年，戴高乐辞职，英国的日子终于变得舒坦一些了，下一次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它将面临较小的阻力。因此，英国一直坚持进行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谈判。虽然工党政府已经成立了海外发展部（Ministry for Overseas Development),帮助独立后的英联邦国家找准自己的定位，民族主义的强劲发展势头还是导致旧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关系日渐松散。英国与欧洲的贸易额日益攀升，加入欧洲共同市场迫在眉睫。

工党加大推行减轻英国责任的举措，从苏伊士运河东部撤军。1965年，罗得西亚白人政治家伊恩·史密斯（Ian Smith）为了避免将政权移交给占大多数的黑人，发表了《单方面独立宣言》。在非洲英联邦国家的压力下，英国政府对他实施了制裁。1967年，英联邦的压力加上工党的理想主义本质，共同促使英国停止向南非出售武器。虽然许多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会使英国丧失数千个工作机会，南非同样也可以从法国和以色列购买武器，但是，工党认为，英国不能被国际社会误认为同意“二等公民”的存在。然而，在尼日利亚当局拒绝同意比夫拉（Biafra）独立并展开血腥战争（1967—1970）的时候，威尔逊政府却采取支持态度。下议院的左翼和右翼成员均十分愤怒。

工党似乎一定会在1970年的大选中再度获胜，因为其领导的政府已极大地改善了英国现代社会结构。英国设立了议会监察使（Parliamentary Ombudsman），负责调查白厅的工作失误，使得政府在工作流程上变得对人民更加负责。但是，在1970年，英国人似乎被保守党对大英帝国辉煌过去的描述所吸引，而且对提高税收表示不满。虽然工党进行了多项改革，但其支离破碎的财政报告不可避免地导致选民转向言论冠冕堂皇的保守党。他们谴责工党的“计划”经济、高税收和收入政策干预了公民的个人事务。

保守党在新任领导——声音洪亮，有着湛蓝色双眼的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的领导下，变得空前团结。希斯上台之后，决心完成威尔逊未竟的事业。他准备削减政府开支，同时解散工会。虽然英国劳工联合会议宣称将加强自我规范，非官方罢工仍导致英国工业浪费了无数的工期，严重拖累了英国的工业发展，同时导致内部市场变得更加松散。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保守党吃尽苦头。世界粮食和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极大地冲击了英国的商店。

保守党被迫大量使用纳税人资金挽救英国的知名行业，如劳斯莱斯航空发动机公司和克莱德赛德的各大造船厂。但是，英国劳工联合会议和英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都未能履行自我约束的承诺，工会大为光火，希斯政府于是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工资冻结。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坐视牛奶和黄油价格在一年之内上涨了25%。希斯创立了两个全国性组织——价格管理委员会（Price Commission）和薪酬委员会（Pay Commission），规定影响范围超过1000人的工资上涨都必须经过这两个委员会批准，它们所产生的影响甚至比威尔逊设立的组织更加深远。

加入欧洲共同市场是希斯关注的最为重大的项目，这一直是他的兴趣所在（他的其他兴趣还包括游艇和音乐——他曾是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优秀管风琴演奏者）。在他的领导下，英国在1973年1月1日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分子。1971年，保守党为了做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准备，引入十进制计量单位，将英镑的进制变为十进制，以便与欧洲大陆保持一致。英国大力宣传了新的进制规则，现在1英镑相当于100新便士，而不是过去的240旧便士；原先的6便士被新的2.5便士取代，1先令被5便士取代。虽然英国也同意改用欧洲通用的单位千米来计算长度，但大多数英国人，无论老少，都习惯于继续沿用罗马人带到英国的古老长度单位英里。不过，千克和毫米现在都成了英国计算重量和长度的官方单位。

市场的共同外部关税结束了英国与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非常密切的关系，新西兰曾经将大约90%的乳制品出口到英国，相应地，新西兰从英国进口的商品大约占其总进口商品的一半。现在，新西兰乳制品的主要贸易对象变成了亚洲国家。大英帝国古老贸易关系的断裂惹恼了许多政治家，他们担心由于每个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有各自的定额，大英帝国的廉价食物来源可能中断，英国渔民可能会无法依据自己的意愿在英国附近海域捕捞。工党左翼开始反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一些保守主义者也不满于英国这么快便抛弃英联邦，转而投入欧洲的怀抱。

1971年，英国政府准备实行一项严苛的新移民法案，导致英国与英联邦的关系急剧恶化。该法案禁止任何前英联邦国家的移民不受限制地进入英国，而使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移民较易进入英国。上议院和下议院都对这项法案表示愤怒。保守党议员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曾在1968年发表了一个题为“血流成河”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建议亚洲和西印度移民自愿返回母国，议员对他的演讲仍心有余悸。立法也进行了修改：拥有“祖父母/外祖父母辈”亲属（祖父母/外祖父母来自英国）的英联邦国家公民相较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公民具有优先权。1972年，保守党政府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从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Idi Amin）手下逃到英国的4万名乌干达亚裔移民。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的关系得到修复。英国对津巴布韦的持续制裁也起到相同的作用。

保守党拥有支持英国军工业发展的传统，人们期待在保守党的领导下，英国能够恢复向南非出售武器。但英联邦国家越发坚定地谴责英国的行动。1971年，保守党政府与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签订了防御互助条约，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展现出某种回归“微型帝国主义”的趋势。英国在这一时期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自1949年起，中英关系就一直十分紧张。1974年北京向伦敦动物园赠送了两只大熊猫“佳佳”和“晶晶”，标志着中英关系的缓和。

希斯政府不满于英镑汇率和英国贸易导向的变化，开始根据人口的发展趋势，大刀阔斧地重塑地方政府。伦敦周围形成了6个城市群，分别是默西塞德郡、南约克郡、泰恩–威尔郡、西米德兰兹郡、西约克郡和曼彻斯特大区。

因北爱尔兰问题引发的内战在威尔逊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年爆发，希斯政府执政时期内战加剧。1920年，斯托蒙特（Stormont）议会在贝尔法斯特附近成立，代表占人口2/3的新教徒统治北爱尔兰，主要负责管理内政事务。新教徒控制了一切，包括住房和就业，导致天主教徒的公民权遭到严重剥夺。当地警察力量——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部队只把新教徒当成公民，而对天主教徒采取歧视态度。

40多年来，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一直被当作次等公民对待。20世纪60年代末，黑人民权运动在美国取得了成功。在黑人民权运动的激励下，自由党改革派总理特伦斯·奥尼尔（Terence O’Neill）领导的北爱尔兰民权运动蓬勃发展。令世界震惊的是，皇家警察部队对抗议者使用了暴力，但没有一名警察因暴力事件而受到惩罚，政府也没有试图提高斯托蒙特议会对天主教群体需求的灵敏度。局势一度失控，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示威者发生冲突，数百座房子被烧毁，主要是天主教徒的房子。1969年，威尔逊向北爱尔兰派兵。

与此同时，武装分裂组织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开始在北爱尔兰进行致命的行动——谋杀新教徒。他们认为，改善天主教处境的唯一方式是统一爱尔兰。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实施了一系列暴力行动，其血腥程度不亚于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的迫害。临时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与新教徒恐怖组织一样血腥，他们制造了残酷的爆炸事件。英国政府未经审判便对其进行拘留，对恐怖分子的区别对待似乎验证了天主教徒遭到的歧视，因为没有一个新教徒恐怖分子被政府拘留。

1972年1月的一天，分水岭事件爆发——13名天主教和平示威者在北爱尔兰德里市（Derry）被枪杀。这起事件和“血色星期天”一样臭名昭著。在北爱尔兰爆发骚乱的背景下，保守党议会认定应该关闭维持了50余年的斯托蒙特议会。英国政府将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对北爱尔兰实行直接管理，同时计划创设更加公平的议会和分权制行政部门，保证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享有平等的权利。

希斯政府明白，南爱尔兰即爱尔兰共和国，将是维持北爱尔兰和平的关键性因素。1973年，爱尔兰议会在森宁代尔（Sunningdale）成立，北爱尔兰和南爱尔兰都是其成员。都柏林方面同意放弃延续了50年的北爱尔兰所有权，以交换在北爱尔兰问题上的发言权。都柏林方面也同意爱尔兰永不改变现状，并不会与南爱尔兰重新合并，除非绝大多数北爱尔兰公民投票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