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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交换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北爱尔兰的宗派怨恨还是阻止了议会在1974年1月如期对北爱尔兰实行管理。对于被选出的所有新议会议员，除了其中一位之外，宗派主义者反对其他所有人与天主教会分享权力。北爱尔兰爆发了全面罢工，抗议《森宁代尔协定》（Sunningdale Agreement）。英国政府被迫暂停了斯托蒙特议会，再一次实行直接管理，并派遣2万名士兵驻扎在北爱尔兰。

1973年年初，希斯在北爱尔兰的行动受挫，他的工业策略也同样遭到坚决抵制。工人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罢工，抗议他的薪酬和物价政策。由于食品价格暴涨，失业率飙升，一贯克制的公务员也参与到了罢工中来。美元贬值，英镑也受到影响。通货膨胀率飙升，局势难以控制，希斯的财政大臣安东尼·巴伯（Anthony Barber）被迫动用紧急资金，用以支付社会安全行业工人的工资，并对黄油价格做出补贴。他还向抵押贷款公司提供了不少于1500万英镑的资金，以便在生活成本急剧上升的情况下，确保抵押贷款公司维持较低的贷款利率。

与工党不同，保守党在通过立法限制工会权力上不存在内部分歧。保守党政府颁布了多项劳资关系法案，还设立了国家劳资关系法院。但是，应对政策并没有阻止罢工。1972年，经过调查，国家劳资关系法院裁定，参加罢工的煤矿工人工资应该是政府设定额的3倍。保守党政府名声扫地。

1973年10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爆发了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原本呈急剧上升趋势的通货膨胀失去了控制，西欧社会一片混乱。以色列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再一次打败了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极为愤怒，意图采取强硬的报复性行动。阿拉伯国家对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国家进行抵制，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石油价格上涨导致西欧经济陷入衰退。在这场危机中，尤其重要的是设置工资和物价的上限。但是，矿工意识到，这个特殊时刻赋予了他们特殊的影响力。在石油尤其昂贵的时候，煤矿工人表示，除非政府将工资提高到规定数额以上，否则他们便拒绝加班。煤矿工人、电力工人、火车司机和司炉联合会（ASLEF）结成了工友联盟，他们的罢工行动不仅扰乱了电力供应，还干扰了煤炭运输。

1973年，严冬渐渐逼近，整个国家开始陷于停顿。希斯感到，他必须出台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但结果却走进了一个死胡同。政府再一次被迫采取紧急措施。英国工业界不得不实行供电配额制，每周只允许工作3天。一种绝望感席卷了英国。政府以限速政策取代了石油配额政策，但前者对国民士气的打击不亚于后者。政府被迫命令电视台在每晚10:30停止播放节目。英国劳工联合会议随后介入，与煤矿工人协商希斯工资标准之外的一次性解决方案。这时，报纸提出了“谁来管理英国？”的问题。但是，煤矿工人拒绝进一步谈判。他们不管英国经济能否负担得起他们的工资要求，执意要求大幅度加薪。当煤矿工人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宣布将在1974年2月9日举行罢工。作为回应，希斯宣布解散议会，在2月28日举行大选。

工党的政策实质上与希斯政府相同，只不过工党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与此前希斯被矿工挫败的情况类似，他在大选中落败了。其实，他差一点儿就可以找到自由党人，邀请他们与自己联合参选。当时，保守党和工党之间没有达成足够的共识，因此哈罗德·威尔逊组建的少数派政府第三次上台执政。当年10月，威尔逊再战大选，试图获得压倒性多数的支持。他成功取得了多数席位，但只有2个席位的优势。1975年2月，英国教育大臣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保守党选举中出奇制胜，在右翼势力的支持下击败了希斯。

2月之前，工党和英国劳工联合会议便已经签订了所谓的“社会协约”，从理论上讲英国的行业关系应该已经不那么脆弱了。英国劳工联合会议为了回报工党政府撤销希斯的反工会立法，承诺再一次向工会施压，并成功说服工会放弃要求国家支付难以负担的工资。煤矿工人的罢工的确很快平息下去。但通货膨胀率使得工会不会倾向于进行自我约束。截至1975年，年均工资涨幅为25%，与通货膨胀率持平。在过去的5年中，公共事业借贷需求（PSBR），即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借贷总额，高达80亿英镑。1975年7月，工党再一次依法实行了物价冻结和依法限定价格、收入的政策，年收入超过8500英镑的工人不允许增加工资。

工党未能成功限制政府支出。政府依然大量举借外债，投入利兰汽车公司、劳斯莱斯航空发动机公司和费兰蒂公司（Ferrandi）等英国企业中。到了1976年，在国际社会看来，工党领导下的英国这艘巨轮正在沉没。3月，威尔逊毫无预警地提出辞职。詹姆斯·卡拉汉接任英国首相，之前他在威尔逊政府中曾担任内政大臣和财政大臣，并从1974年开始一直担任外交大臣。卡拉汉和财政大臣丹尼士·希利（Denis Healey）面对的首要任务便是与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商，争取获得另一笔39亿英镑的巨额贷款，用以扶持英国货币。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一次要求英国政府削减公共支出。

丹尼士·希利深度削减了医疗和教育支出，但通过高税收进行财富再分配是工党的根本性政策。希利向富人征收重税的政策不会轻易被人们遗忘。当时，英国政府实行了附加税政策，最高税率甚至达到83%。许多高收入者选择离开英国，因为现在他们每赚得1英镑，只能获得17便士。英国民众普遍认为，工会已经控制了英国，新政府也无法消除这种广为流传的观点。政府在各个方面表现出了软弱性。

工党在一系列递补选举中表现惨淡，优势从绝对多数降至仅多出1个席位。卡拉汉不愿意再次进行大选，于是只得依靠“自由党–工党协议”继续执政。自由党在“男孩大卫”——青年领袖大卫·斯蒂尔（David Steel）的领导下，支持工党执政，条件是自由党对工党的新法案拥有一票否决权。自由党仍然希望推行选举改革，按比例派出代表：1974年2月，共计2700万张选票中有600万张选票支持自由党，约占参与投票人数的1/4，然而自由党在下议院的635个席位中仅获得14个席位。不过，凯尔特民族主义暴乱导致自由党得票数下跌。自由党于是决定撤回对工党的支持，卡拉汉只得转向新成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后者在1974年10月的选举中获得了11个席位。苏格兰民族主义者要求进行权力下放，并在苏格兰组建议会，作为支持工党的条件。20世纪60年代末，苏格兰北海沿岸发现了石油，苏格兰人民信心大增，认为“他们的”石油将为独立的苏格兰政府提供经济支持。鉴于苏格独立的呼声高涨，工党被迫加快调研权力下放和组建苏格兰议会、威尔士议会的可行性。

绰号“阳光吉姆”的卡拉汉在工会的全力支持下，信心满满地开始执政。他决心将工党内部的左翼和右翼联合起来。但是，到1979年年初，工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乐于听从卡拉汉或英国劳工联合会议的命令了。政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要求限制工资涨幅，但工会干脆地拒绝了政府的要求。几乎所有工会都要求工资翻倍，而且成功了。

工会通过罢工实现了目的。运输工人不断采取劳工行动，英国各个行业都陷入了不安的罢工情绪之中。1979年1月末，超过100万公共行业服务人员、清洁工、救护车司机和水利工程师发动了为期1天的联合罢工，英国似乎将在自己制造的混乱中崩溃。甚至没有丧葬工人埋葬逝世者的遗体。这个冬季被称为“不满之冬”。

卡拉汉对工会的态度一直十分软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保守党新任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强硬姿态。她直截了当地表示，她认为工会摧毁了政府对工资收入和工业政策的指导地位。在一场为期3个半月的清洁工人罢工中，英国民众眼见窗外的垃圾逐渐堆积成山，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同意她的观点。1979年3月末，工党对罢工束手无策。下议院提出了不信任动议，工党以一票之差落败，同意在3月3日举行大选。

撒切尔夫人的遗产（1979—2002）

1979年的英国选举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保守党获得了339个席位，工党只获得了268个席位。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以43票的绝对优势当选英国首相。她将金发梳成典雅的发式，脚踩高跟鞋，身穿飘逸的长裙，手握手袋，看起来并不比企业高管的妻子更具威胁性。但是，撒切尔夫人恬静的外表掩盖了她的本质，她事实上是一名右翼革命派。

截至1979年，英国工业产值再创新低。英国成了“欧洲病夫”。在工会的勒索和支持下，英国实行了罕见的茶歇制度，沦为全世界的笑柄。工党政府试图压制暴风骤雨般的工会运动，却难以阻止英国国际地位的削弱和英国货币的贬值。政府颁布了限制工会的规定，比如工人只能进行工会允许的活动等。这导致英国无法在某一行业不消亡的前提下进行技术创新。印刷行业工会试图阻止报社使用电脑排版，因为电脑会降低生产成本，导致排版工人失业。排版工人当前使用的热金属模板印刷技术早在15世纪就已经开始使用。日本和德国率先使用了电脑排版技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工业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毁于一旦，它们可以从无到有地重建工业体系，而并不会受到工会的阻挠。

毫不夸张地说，在1979年的英国，所有大型工业部门均归国家所有，从维克斯船厂到英国钢铁公司，从捷豹汽车公司到英国天燃气公司，从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到劳斯莱斯公司。全国的公屋均归国家所有并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承担整个公务员系统的工资以及数量庞大的部门开支，政府雇员负责从税收到收缴停车罚款等多项工作。政府雇员还包括在国民医疗体系中工作的医生、护士和保洁人员。英国面临着数额巨大的福利账单。从20世纪之初起，英国政府就一直在不断扩大其职权范围，直到政府成了国家最大的雇主和赡养人。但是，大不列颠也在逐渐走向破产。政府无法负担其拥有的全部工业部门的开支，同时还不断被迫为包括造船业和采矿业在内的多个传统行业纾困。这是因为，这些行业在其他国家的生产成本更低。在依托造船业和采矿业发展起来的社区中，大规模失业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撒切尔夫人坚定地认为，英国不能再出于情感因素继续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额贷款来挽救衰落的国有企业。她认为，英国必须大幅削减不堪重负的公共部门借贷需求，同时抑制骇人的通货膨胀。可以采取的方法不仅包括和工会达成协定，还包括控制资金的投入。撒切尔夫人按照国家的承受力控制支出，采用了教科书般的方式维持了英国的收支平衡；同时她还发起了一项运动，结束了无房产者与承担责任的房主争抢福利的文化。

尽管从传统上说，保守党属于实用主义党派，该党派并不相信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区别，但撒切尔夫人的支持者却喊出了著名的口号。她认为，英国在摆脱社会主义思想的道路上，尚有一段艰难的路程要走。撒切尔夫人的顾问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将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战后共识称为“本意良好的中央集权主义”。“缩小政府的边界”这一著名口号能够很好地概括撒切尔革命的特点。撒切尔政府在政策上对英国的最大贡献在于将数量庞大的部门进行私有化。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其发明了奉行“利益相关者民主”的“大众资本主义”。英国政策发生了彻底转变。

保守党政府几乎将所有已经变得无利可图的庞大国有行业转卖给了私人，或是进行私有化改革。私有化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从英国宇航公司（British Aerospace）和英国航空公司开始。政府极力鼓励私人因素参与公共部门。撒切尔夫人用了大约10年时间就完成了前任首相在过去30年都没有实现的改革：她彻底打破了工会的权力，扭转了通货膨胀趋势。她去除了政府对效率低下、开支巨大的国有行业的责任，到20世纪80年代末，财政部已经积累了200亿英镑资金。她解除了政府管制，开启了自由市场经济，之后英国的消费开始增长，从而为财政部筹措了更多资金。

撒切尔夫人允许之前从未购买过股份的普通公民拥有英国私有化行业和事业部门的股份，希望以此提振英国公民作为独立个体的自豪感，进而增强民主进程对抗社会主义的力量。她认为，依赖心理正在腐蚀英国民众。许多人希望依赖福利型国家为他们提供一切，而不愿自己努力。她决心营造并鼓励民众融入一种进取文化，而不是一切都依赖所谓的“保姆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撒切尔夫人的信念是正确的。她最爱的口号之一是英国必须回归“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在维多利亚时代，自立的民族以“一臂之距”（Arm’s Length）67原则管理国家，使英国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她认为，如果拥有房屋的产权，人们将变成更加正直的公民，并且会更加尽心地保护环境。1980年和1984年，她两次出台《公屋法案》（Council House Acts），规定公租房的居住者可以以较大的优惠购买公租房。这促使工人阶级转而将选票投给了保守党。

20世纪4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在牛津大学攻读化学专业，她当时就已经是一位小有成就的女性了。她担任英国首相时，所有内阁成员都是男性；1979年，英国的女性议员仅有19人，下议院中的男性则多达635人。她在爱德华·希斯手下担任教育大臣时，就展现出类似的强硬姿态，这也预示着她将实行怎样的后续政策。她叫停了学校向学生提供免费牛奶的政策，也因此被戏称为“牛奶掠夺者”。和她一样信奉节约、勤劳和自立价值观的英国亚裔商人成了她最坚定的支持者。此外，她还拥有其他来自广泛背景的追随者，包括商人和金融家、小生意人、私营店主，以及厌倦了以效率低下和店铺关闭为特点的工党文化的普通民众。一张记录了领取失业金的蜿蜒长队的照片，再配上“工党不管用了”的口号，成功帮助保守党赢得了1979年的大选，足以说明一切。

爱尔兰共和军制造了两起谋杀事件，给新政府的上台蒙上了阴影。5年之后，爱尔兰共和军为了将英国军队赶走，袭击了英国本土 。他们在M62高速公路以及吉尔福德（Guildford）和伯明翰的酒吧制造了爆炸事件。在撒切尔被选为英国首相的前几天，爱尔兰共和军成功潜入下议院的停车场，炸死了她的顾问——议会议员和科尔迪茨逃亡的幸存者艾瑞·尼夫（Airey Neave）。人们对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开始感到巨大恐慌。接着，1979年8月底，蒙巴顿伯爵和他的家人在爱尔兰的一艘渔船上惨遭杀害，人们的震惊程度不亚于对前一起事件。

保守党在上台的第一个月就在外交上取得了杰出成就。南罗得西亚的战争已经持续了15年之久，现在杰出的外交大臣卡林顿男爵（Lord Carrington）成功解决了这个顽固的问题。他决定直接与游击队交涉。1979年，《兰开斯特宫协议》（Lancaster House Agreement）签订，史密斯及游击队领导者同意停火并进行民主选举。游击队员有序地在收缴地点上交了他们的枪支，并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进行了自由选举。1980年2月，占大多数的黑人选出了前游击队领导人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掌权。他成了独立国家南罗得西亚的总理，南罗得西亚后改名为津巴布韦。

同年，英国在北海油田勘探出大量石油，英国储油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油田投入生产之后，英国的石油危机得以解决。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石油收入的刺激下，英国工业产值增长到接近世界总产值的1/10。这表明，撒切尔成功振兴了英国经济。在财政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的领导下，工党向富裕人士征收巨额税款的政策被废除，附加税税率由83%削减至60%，所得税也有所降低。若干年之后，税率的最高值降低至40%。撒切尔夫人认为，纳税人手中省下的英镑将促进消费增长。与此同时，增值税等间接税收的税率几乎翻了一番。正如一些评论者所说，这样的政策使得税收的负担重新落到了最无承受能力的人群身上。

撒切尔政府将国家从各项负担中解放了出来，并且拆散了许多过于庞大的公共部门，成功地将通货膨胀率百分号前的数字降到了个位数。撒切尔及其政府逐渐打破了国家垄断，许多英国民众的生活也开始慢慢好转。例如，1980年，政府取消了邮局对电话设备的控制，再一次在电信行业引入竞争机制。20世纪70年代的250万人等着打电话的糟糕状况结束了。英国的电信行业完成了私有化，改名为英国电信（British Telecom），参与市场竞争。英国各个行业整体都变得更为高效。

然而，市场必须占据统治地位、政府不得干预市场的原则既为撒切尔主义带来了成功，又为其埋下了诅咒。撒切尔主义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大规模失业和英国制造业基础萎缩。新政府在状况恶化之后决定不再继续投资，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大量破产。1980年9月，达勒姆郡康塞特（Consett）的钢铁工业倒闭，掐断了当地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利兹等传统制造业中心，土木工程、纺织业和印刷业在近1000年间一直提供主要就业岗位。用撒切尔主义术语来说，“薄利市场”已经陷入绝境。制造业在英国经济中的比重从52%下降到32%。在整个北部重工业中心，失业率呈爆炸式增长。

到了1982年春天，英国的失业人口已经超过300万人，甚至比大萧条时期还要严重。借助严酷的经济气候，撒切尔夫人在与工会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她宣布“二级纠察”（阻止未参加罢工的工人向企业供应货物）为非法，缩小了闭店范围，使得雇主更容易解雇不合格的员工，而此前这一切都会刺激工会发动罢工。如果工会采取非法的劳工行动，还会被处以罚款。随着20世纪80年代早期经济衰退进一步加重，大量用工冗余导致工会丧失了大部分权力。工会因成员的数量急剧下降而无法举行罢工，英国劳工联合会议也不再像过去一样鼓励罢工。1983年，曼彻斯特的报纸出版商埃迪·沙阿（Eddy Shah）开创了报纸行业的电脑化时代。他创立的报纸《今日》（Today）雇用的员工都不是工会成员。

撒切尔夫人的政策都基于她所处的舒适环境和她本人的强硬个性，而没有考虑到贫困人群或失业人群面临的困境，这也成为其失败的根源。她并不了解，他们依靠补贴生活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撒切尔政府为了打消人们对福利型国家的依赖，并迫使失业人员寻找工作，刻意将福利的涨幅水平设置为5%这样一个低于通货膨胀率的数值。尽管节约开支以牺牲最无承受能力群体的利益为代价，但撒切尔夫人坚信，严厉的政策是打破她所说的“恶性循环”的唯一方法。

撒切尔夫人在声明中表达了她的主旨思想——她认为打击政府的并不是高校、教会、地方市政委员会和医疗行业等各种“协会”，能够打击政府声望的只有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保守党内部开始抱怨起撒切尔主义的冷酷无情，抱怨者大多持“一国迪斯雷利主义”68思想。他们和皮尔及迪斯雷利一样，认为保守党的原则必须对有产者进行管理，但不应该触及无产者的利益。撒切尔夫人本人将保守党分成“干派”（一国保守主义者）和“湿派”（她的理智追随者）。在许多人看来，英国最伟大的资产是其特有的关怀型社会，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被视为英王王冠上的宝石。但是，撒切尔夫人及其聪明的内阁成员运用神秘的经济学知识，让反对者无话可说，他们坚持认为正是这种言论导致英国债台高筑。撒切尔夫人身边的人一直激烈地向她谏言，失业者“只能骑得起自行车了”，他们不得不在社会保障金之外另寻工作。然而，无论如何谏言，在许多领域，失业率已经接近50%。

1981年春天，英国的紧张局势突然演变成城市内乱。在伦敦南部的布里克斯顿，警方连续数天对局势失去控制。虽然这场骚乱被称作“种族暴乱”，但暴乱的动机似乎跟种族没有太大关系，发动暴乱的是城市中看不到未来方向的弱势群体。学习法律出身的斯卡曼男爵（Lord Scarman）主持了对暴乱的调查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潜在的问题不是犯罪，而是衰败的内陆城市中的失业危机和社会危机。然而，撒切尔夫人拒绝相信他的调查结论。此外，斯卡曼还建议从少数族裔中召集更多警力，并采取更多措施加强社区警务。

虽然撒切尔夫人仍然坚持认为暴乱属于“犯罪因素”，但政府其他成员转而接受了斯卡曼男爵的报告，认识到暴乱波及的一些郡县急需加速振兴。政府计划采取补助金资助计划，帮助失业人群重新开创自己的事业。环境大臣迈克尔·赫塞尔坦（Michael Heseltine）在北部发起了一项大型倡议活动，以期能够帮助利物浦托克斯泰斯区（Toxteth）实现振兴，那里的暴乱已经持续了3天。

1981年7月，在布里克斯顿骚乱爆发的几个月后，英国的社会结构已经足够稳固，人们可以接受王位继承人查尔斯王子和幼儿园教师戴安娜·斯宾塞女士（Lady Diana Spencer）结婚。戴安娜当时只有19岁，天生金发碧眼，美丽迷人，来自与宫廷关系密切的古老贵族地主家族。戴安娜王妃年轻、自然，将英国公众对王室的欢迎程度推到了新的高度，王子和王妃温馨的婚礼也感动了许多人。戴安娜王妃因为坚持与艾滋病患者握手而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当时许多人还认为艾滋病会像麻风病一样通过握手传播。在她的努力下，使用地雷在全世界成了不道德的行为。在全世界数百万人的注视下，王子和王妃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了婚礼，英国的大街挤满了举行庆祝仪式的人群。

与此同时，撒切尔的“成功曲线”继续朝着更广和更高的领域辐射。她为了收回国家贸易顺差对欧共体预算的贡献额，设立了专门的金融机构。截至1983年，欧共体预算共计返还英国4.5亿英镑。然而，她的改革引起了英国社会许多部门的反感，同时她因为与华盛顿政府极端保守派共和党的关系过于密切，引发了许多不满。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在西伯利亚和西欧之间修建了输油管道。缓和时期带来的希望才稍稍显现，冷战又重新开始了。

比起美国，多数西欧国家对苏联的行动都持更加实际的态度；西欧国家普遍认为，入侵阿富汗是苏联对付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者的防御措施，因为他们威胁到了苏联的南部边界。但里根及其右翼支持者却坚持认为，美国应该与苏联展开新一轮军备竞赛。美国对苏联实施了制裁，铁幕下的东欧和西欧之间日益增长的信息技术交流也突然中断。

里根政府罕见地宣布，美国计划将军备竞赛拓展到太空，通过“星球大战”项目为美洲大陆创造一个防御性的核保护伞。这时，欧洲和平运动才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苏联退出了限制军备的对话，同时苏联与美国保守派人士的对话也面临停顿的危险。欧洲似乎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到1981年，英国共有超过20万人加入核裁军运动（CND）。20世纪60年代，奥尔德玛斯顿游行（Aldermaston marches）发生之后，核裁军运动曾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

为了保护西方不受苏联300台SS-20s导弹的威胁，美国在西欧安装了最新一代核导弹。大批欧洲抗议者认为，美国主导着与苏联的对抗，但美国人却一直处在3000英里之外的安全地带，欧洲国家才真正承担着核战争的风险。当英国政府决定同意美国在伯克郡格林汉康蒙（Greenham Common）的皇家空军机场部署巡航导弹时，来自全英国的女性，无论老少，自发地在机场周围建立了抗议营地。

1982年春天，撒切尔夫人和撒切尔主义越来越不受民众欢迎，改革面临流产。然而，当年4月，阿根廷突然对福克兰群岛发动攻击，出人意料地拯救了撒切尔。虽然福克兰群岛距离阿根廷的海岸线只有300英里，但岛上的1800名居民都是英国人。福克兰群岛自1833年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之后，就一直是英国的领土。在加尔铁里将军的命令下，一支小型阿根廷军队战胜了主岛上的皇家海军。雷克斯·亨特爵士（Sir Rex Hunt）和福克兰群岛总督逃到了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1.2万阿根廷军队直接登陆了福克兰群岛，阿根廷人宣布占领福克兰群岛，将其更名为马尔维纳斯群岛（Los Malvinas）。

英国要么选择向阿根廷屈服，要么选择保卫8000英里之外的英国领土。撒切尔夫人被崇拜者比作布狄卡王后，好战的她选择了保卫英国的领土。英国动用了最后的帝国力量，100余艘皇家海军舰船在2艘航空母舰的保护下开足马力驶向阿根廷。其中一艘航空母舰上坐着女王的次子安德鲁王子（Prince Andrew）——一位英勇无比的直升机飞行员。

6月底，阿根廷战败（随后其军政府被推翻），英国耗费了数亿资金取得了胜利。撒切尔夫人宣称，国外的英国人民正处在生死危亡的关头。但是，英国再也无力动用如此庞大的力量和资金，以如此高的效率在殖民地展开战争。在直布罗陀，英国已经不可能再以同样的原则进行战争。英国也不可能在没有美国政府协助处理诸多后勤事务的前提下，在遥远的南半球打赢一场战争。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使得撒切尔夫人成了国内备受欢迎的女英雄。爱国主义热情加上英国传统的仇外情绪掩盖了对撒切尔主义的抗议之声。在1983年6月的选举中，因为接任卡拉汉的工党领袖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难以胜任职务，以及工党提出的被称为“史上最长的绝命书”的左倾宣言，保守党多数席位从43个增加到144个。一个月之后，为了庆祝获胜，保守党宣布削减5亿英镑的公共支出。

工党的得票比例萎缩至25%，创造了反对党得票率的历史新低。1981年，4位重要的工党影子内阁成员为了抗议党内强硬左翼势力的影响及其对独立意见的打压，组建了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SDP），造成工党内部分裂。这4名工党成员包括前工党外交大臣戴维·欧文博士（Dr David Owen）及前内政大臣兼财政大臣罗伊·詹金斯。他们相信，工党不再是致力于通过议会途径实现主张的政党。新规定允许剥夺冒犯普通民众的议员的席位，同时将选举团中40%的投票者分配给工会和其他集团，供他们选举党派领导人。工党“反共同市场”的观点体现出了它的回顾式和原始性特质，同时工党还在核单边主义69中表现得不负责任和不切实际。工党认为英国应该销毁本国的核武器，但并不要求其他国家也同样销毁核武器。经过一系列戏剧性的议会选举，被称为“四人组”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空降议会。社会民主党已经发展成英国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不过，历史的潮流仍然站在撒切尔夫人这边。1984年，在大量选举人的支持下，撒切尔夫人开始向煤矿工人开刀。1981年，她曾试图关闭23座生产力低下的矿井，但未能成功。而这一次，她下定决心要取得煤矿行业改革之战的胜利。煤矿行业一年需要消耗政府8亿英镑的补贴。在一些矿井中，每吨煤炭的开采价格甚至比出售价格高出20英镑。自20世纪20年代的煤矿行业全盛时期开始，煤矿行业共雇用了145万名矿工。然而，对煤炭的需求却在急剧萎缩，煤炭作为能量来源正逐渐被更为廉价和洁净的替代能源取代——核电、中东石油，以及现在从北海输送过来的石油和天然气。截至20世纪80年代，英国只剩下30万名矿工。在20世纪60年代，40万名矿工在提前退休计划中自愿离开煤矿行业，接受了再就业培训。

3月，政府宣布必须关闭20座煤矿，20万人面临失业。全国矿工联盟（NUM）领导人亚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依据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决定阻止政府的行动。他组织工人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罢工，但是他没有经过全国性的投票表决，因此一直没有赢得整个行业的支持。此外，7月，新的《工会法》出台，剥夺了工人的法律豁免权。如果工人不进行全国性投票就开始罢工，则触犯了法律。到1984年10月，最高法院下令暂时查封全国矿工联盟的资金。全国矿工联盟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无法长期组织罢工。

虽然多年以来，英国民众一直对工会持宽容态度，但现在人们普遍对工会产生了反感。不过，在围绕矿井形成的社区当中，人们仍然对面临失业的矿工及其家庭所处的困境怀有极大同情。与此同时，警戒线上发生了多起针对希望复工的矿工的暴力和恐吓事件，这也令许多人反感。在一起事件中，一名出租车司机被掉落在出租车上的水泥块砸死。斯卡吉尔和利比亚存在经济上的往来也令许多人不齿。就在那年，卡扎菲（Gaddafi）的驻英国外交官吓坏了英国政府，他开枪射杀了英国女警察伊冯娜·弗莱彻（Yvonne Fletcher）。当时她正在伦敦圣詹姆士广场疏导一起针对利比亚人民办事处的抗议活动。

撒切尔政府决定不再重犯希斯的错误，政府花了3周时间在发电站大量储备煤炭，并计划让非工会成员的司机运送煤炭。撒切尔政府还计划改进多个发电站的机械设备，使其既能使用煤炭，又能使用石油作为燃料。此外，政府还提升了警察素质，保证警方一接到通知，便可以立即赶到事发地点。煤矿行业内部对罢工的意见也从未统一过：只有不到2/3的矿井监察员投票支持罢工。在诺丁汉等生产率较高的矿井，矿工创建了独立的工会，希望能够继续工作。

截至1985年3月，为期一年的罢工告一段落。在苏格兰人伊恩·麦格雷戈（Ian McGregor）的领导下，国家煤矿委员会成功叫停了罢工。伊恩·麦格雷戈曾经移居加拿大，他承诺重新审视关闭矿井的决定。1983年，工党在民调中表现糟糕，之后迈克尔·富特接任工党领袖。他没有谴责警戒线上的暴力行为，导致工党的群众基础被进一步削弱。他个人认为，比起保党党，斯卡吉尔对煤矿行业造成的打击更为致命。煤矿一旦关闭，重新启动便需要花费更多资金。罢工使英国政府损失了30亿英镑，但工党会议和英国劳工联合会议仍都支持罢工。

煤矿工人罢工集中体现了老工业部门与撒切尔政府实施的英国工业现代化改革之间的冲突，同时反映了落后、陈旧的工联主义和进步力量之间的诸多矛盾。撒切尔主义取得了斗争的最后胜利。次年，国际传媒巨头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成功违拗了印刷工会，将《泰晤士报》及其他报纸从舰队街转移到沃平区（Wapping）。他在那里成立了与工会无关的报纸，成功地将新技术应用到报纸行业，间接为英国《独立报》的创刊扫清了道路。《独立报》由不愿越过罢工警戒线的记者创立。撒切尔主义开始发展为一种类似规范的东西。

煤矿工人的失败导致工党支持率跌至历史最低点。1983年，撒切尔夫人取得了意义深远的胜利，许多英国民众开始反对工会运动。部分原因在于，工人阶级（体力劳动者）所占比重缩小为职业群体总人数的1/3。撒切尔夫人的政策看似无情，但人们却越来越难以否认其有效性。她打破了工会的束缚，使衰落的英国工业转而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她的成功产生了这样一种影响：人们在选择政党时越来越无法认真考虑工党这个工会委托方。很少有人再相信可以依靠工会落实切实可行的新薪酬政策。事实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代价过于高昂，无法施行。撒切尔夫人极大地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抑制了通货膨胀。这似乎证明了200年前亚当·斯密的话——自由市场才是医治政府痼疾的良药。

左倾改革派人士认为，在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已经过时。但是，极端左翼人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控制了工党，使得工党坚持认为，政府如果想要继续推行改革，不可避免地会花费越来越多的资金。工党的每次会议都要求更大程度地推行国有化，但他们却没有提及资金从何而来。在20世纪60年代，右翼观点一度令人反感，然而随着英国经济开始出现奇迹般的好转，支持右翼观点逐渐成了一种潮流。公立学校和消费也变成了一种潮流。被称为“撒切尔的孩子”的一代人从骨子里去除了老一辈英国人对社会改革的渴望，而这曾是19世纪最伟大的遗产。

撒切尔主义对加速苏联解体的推动似乎成了对各种左翼观点的最后一击。撒切尔夫人成功地对国有行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革，用市场竞争取代了僵化的国家垄断。《华沙条约》国家的计划经济在她的政策面前显得既过时又可笑。撒切尔夫人的国际声望可以和温斯顿·丘吉尔相媲美，苏联人把她称作“铁娘子”。她的政策势如破竹。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巩固了她与里根总统的私人关系。因为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之间良好的私交，战后多位英国首相与美国总统之间的特殊友谊在20世纪80年代真实地存在着。从1984年开始，撒切尔夫人成了这段特殊时期内东西方关系的主要参与者。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领导下，冷战结束，曾经将欧洲分割为东西两个部分的铁幕也消失了。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政治经济危机到达顶峰的时刻，接过了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职位。在波兰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压倒性的道德支持的鼓励下，波兰团结工会运动（Solidarity movement）要求获得更大的自治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其他国家也表达了相同的诉求。当时，通信技术的进步正在重塑现代社会，苏联不希望被淹没在黑暗的年代，因而急切地希望得到欧洲和美国的资本支持。戈尔巴乔夫明白，苏联几乎要破产了，需要对市场开放，撒切尔领导下的英国正是迎合了市场需求才从中获益。苏联不再拥有能够与美国展开军事竞赛的资源，也无法维持其摇摇欲坠的铁幕帝国。苏联将25%的国民收入用在武器支出上，试图武装干涉《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变得不再实际。

两大超级大国都同意削减军备。戈尔巴乔夫允许撒切尔夫人在苏联电视台上讨论民主和人权，这是前所未有的。撒切尔夫人的力量和信念与苏联人民的想法十分契合（契合程度甚至超过了与她的英国同胞），她在多个前铁幕国家赢得了偶像般的地位。1988年，里根总统访问莫斯科，之后苏联的政治架构发生了巨大震动。苏联经选举产生了议会，戈尔巴乔夫担任总统而非总书记。1990年，苏联议会将共产党专政从宪法中移除，允许实行多党民主政治，至此，70岁高龄的苏联共产党专政走到了尽头。戈尔巴乔夫允许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举行自由选举。1989年11月，柏林墙被推倒，民主德国一片欢腾。政府没有出动一辆坦克阻止人们推倒柏林墙，德国再次实现了统一。

但是，更令人震惊的事情还在后头。1991年年底，苏联保守派发动政变，推翻了戈尔巴乔夫政权，苏联解体。俄罗斯新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禁止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继续存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15个苏维埃共和国宣布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由于苏联已不复存在，戈尔巴乔夫也不再担任苏联总统。

这些全球性重大事件似乎预示着后意识形态时代的到来。苏联解体引发了无尽的回响，至少现在世界上只剩下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了。由于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中的各个加盟国共拥有大约2.7万枚核弹头，所以美国立即同意签订一些限制核武器的条约。许多东欧国家申请加入欧盟；2003年，10个东欧国家签署了《入盟条约》，被吸纳为欧盟成员国；它们将在2004年5月1日加入15个现有的成员国的行列。从前的苏联加盟国也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设立该组织的初衷是对抗这些国家原来所属的《华沙条约》组织。

苏联解体给英国工党中的少部分现代化者带来了启示：如果工党想要避免成为过时的事物，必须寻求改变。尼尔·基诺克（Neil Kinnock）认为，如果工党想要重新执政，必须变得更加温和。社会民主党的成功警示了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党的打包选举便开始蚕食工党的选票。在接下来的10年中，尼尔·基诺克将工党的极左翼势力清理了出去。在传媒天才——年轻的电视制片人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的帮助下，基诺克开始扭转工党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彼得·曼德尔森的外祖父赫伯特·莫里森曾在1945年担任工党内政大臣。1986年，在工党大会上，工党的标志由过时的革命红旗更换为更加温和的红玫瑰旗。接下来的几年见证了工党放弃核裁军运动、国有化改革和惩罚性税收。

基诺克的最大挑战来自工党内部顽固的激进分子。激进分子在地方政府中影响颇大，他们坚持走革命而非议会民主道路。事实证明，这部分人难以去除。基诺克出人意料地在撒切尔夫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反激进分子的态度。撒切尔夫人在她的第二个任期中，开始着手控制地方政府的开支。

激进分子给市政厅资金带来了不良声誉，他们坚持将资金花在与他们的极端主义理念相符的项目上，但纳税人越来越难以理解这样做的意义，遂逐渐产生反感情绪。1984年，英国政府引入了限定税额机制，当中央政府认定税额过高时，可以“盖帽”（限制）税额。撒切尔夫人希望结束激进分子的活动。支出超标的议会不得不削减补助金——这是莫顿叉妙招的变异版本，在20世纪末的英国同样流行。虽然英国民众开始厌恶被称为“疯狂左翼”的奇怪项目，但他们也不喜欢用“限定税额”来限制地方服务。受到损害的包括学校建设、社会服务、住房建设和无家可归者的棚屋改造。1985年，英国国教委员会发表报告《城市的信仰》（Faith in the City），敦促政府采取紧急行动缓解内陆城市的困境。

在利物浦等地区，许多市政议会的成员属于激进分子，他们拒绝接受“限定税额”，坚持继续扩大开支。然而，扩大支出已被认定为非法，所以议会领导人有责任自行负担费用，而当中央政府撤回资金之后，利物浦市议会通过投票进入破产程序，不得不从国外银行借了3亿英镑巨款用于偿还债务，这是闻所未闻的。但即便这样，议会仍然无法承担许多普通工人的工资。激进分子不负责任的行为激怒了工党的普通支持者。

1987年6月，撒切尔夫人第三次赢得选举。她获得的选票数量虽然有所下降，但仍有101票的压倒性多数优势。而她控制地方政府开支的最后一项举措证明，她已经丧失了政治敏感度。1988年，她颁布了《地方政府法案》，其中第28条禁止地方政府推动为同性恋争取权益的运动。此举触犯了地方自由权。这项条款是她为应对媒体报告做出的举措。媒体的相关报告显示，地方议会正在提倡两个同性恋者组成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