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两个人不像兰弗朗克和“征服者”威廉那样彼此惺惺相惜,相反,他们谁也不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二者之间的不和,在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Ⅱ)当选后达到了新的高度。当时教皇与世俗统治者在叙任权斗争中彼此不断博弈,争夺权力。德意志皇帝自己任命了克雷芒(Clement)为教皇,与乌尔班二世抗衡。大主教安瑟伦决意站在乌尔班这边,请他为自己颁发大主教证章,但是红脸的鲁弗斯对此勃然大怒,而且禁止他离境,因为他不承认那两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是真正的教皇。1095年,国王在罗金厄姆城堡(Rockingham Castle)召开了一次大会,所有国王直属封臣和主教均出席了。他们在会上讨论大主教究竟应该主要服从教皇还是服从国王。这次大会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势均力敌,贵族们都希望能够限制威廉·鲁弗斯的权力,而主教们却迫切地想讨好他。最重要的是,每一次与威廉二世对峙,都让安瑟伦更坚定自己的决心,不能向他屈服。
他们的关系持续恶化。1097年,威廉·鲁弗斯对威尔士人发动了一场战争,各个封地必须为他缴纳军费、补充兵力,但是当他向大主教安瑟伦的封地要钱要人的时候,被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威廉威胁大主教说要将他送上法庭,但是安瑟伦回复说,只有教皇才有权裁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之后大主教害怕国王盛怒之下可能会杀了他,就逃去了罗马。自那之后,直到威廉去世之前,他一直留在那儿,于是英格兰的教会再一次群龙无首,大主教的所有财产土地又落入了威廉的掌控之中。
威廉·鲁弗斯野心勃勃,而且精力充沛。长久以来,他一直觊觎他的兄长罗贝尔拥有的世袭诺曼底公爵之位。罗贝尔将财政搞得一塌糊涂,这正好给了他可乘之机。罗贝尔公爵将诺曼底最重要的一些领土——科唐坦半岛(Cotentin Peninsula)和阿夫朗什(Avranches)——出售给了威廉·鲁弗斯的弟弟亨利,这给了英格兰国王一个绝佳的借口。他打着反对亨利占有他们共同的宗地祖产的旗号,入侵诺曼底。最后为了让他退兵,罗贝尔将诺曼底东部的大量土地割让给他。不久之后,罗贝尔公爵就将诺曼底剩下的领土也交到了威廉的手里——至少是暂时被威廉控制了。他将它抵押给了威廉,换取军费支持十字军东征,去圣地对抗穆斯林。
和“显贵者”埃德加等很多同时代的西欧人一样,罗贝尔公爵一直念念不忘要从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手中解放耶路撒冷(Jerusalem)。以前,基督教朝圣者可以获准进入圣所、客西马尼园(Garden of Gethsemane)、加略山(Mount Calvary)和耶稣墓,但是如今土耳其人几乎完全禁止他们接近上述地点。更严重的是,在东欧和西亚那一整片地区,基督教朝圣者常常被无辜杀戮或者卖作奴隶。1095年,在克莱蒙(Clermont)的一个集市上,教皇乌尔班二世对一众贵族、市民和农民传教布道时,迫切地号召人们集结起来为耶稣而战,将圣地从异教徒手中解放出来。就这样,他发起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所有骑士都在他们穿的锁子甲外面套了一件外套,上面都绣了一个红色的十字架,代表耶稣受难时的那个十字架,这是十字军的标志。参加圣战可以为他们洗刷一些罪恶,这样他们就有可能进入天堂。在一个教会权力至高无上的时代,对于那些为战争而生的诺曼军人而言,没有什么比此更有吸引力的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大获全胜。至1099年,他们赶走了土耳其人,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以戈弗雷·德·布永(Godfrey de Bouillon)为国王。在这期间,威廉以债权人的身份回到诺曼底,取代他兄长统治这里。他夺回了勒芒(Le Mans),进攻法国,甚至快要占领阿基坦(Aquitaine)的广袤土地,令法国国王十分恐慌。阿基坦公爵和罗贝尔一样,都想为十字军东征筹措军费,于是他决定效仿后者,将他的领土抵押给威廉。这样一来,与西班牙北边接壤的全部领土就都落入了英格兰国王的控制中。
然而,正在他的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1100年8月2日,威廉·鲁弗斯去新森林打猎时,被一支不知从哪里射来的冷箭给射死了。据传言,射箭的人是沃特尔·蒂勒尔(Walter Tyrrel),但即便真的是他射的,他这么做的原因也不太可能是为了他自己,更可能是出于国王的弟弟亨利的授意。当时亨利也在随驾的人员之列。威廉·鲁弗斯的死疑点重重,葬礼也一切从简,这一切都暗示了他的死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国王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他的侍臣们和他弟弟亨利把他一个人丢在树林里。他的遗体是被一个卑微的烧炭人发现的,发现遗体的地点如今还放着鲁弗斯石(Rufus Stone)。烧炭是诺曼时期英格兰最低贱的工作,这名名叫伯吉斯(Purkess)的烧炭人将国王的尸体用一架粗糙的手推木车送到了附近的温彻斯特。但即便威廉·鲁弗斯的尸体被送到了温彻斯特,人们也没有举办国丧,没有全国哀悼,甚至都没有在教堂里举行葬礼,就将他匆匆埋葬了。
死去的国王被送到温彻斯特的时候,他的弟弟亨利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他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国库那里。从威塞克斯各个君王的统治时期开始,国库就设在温彻斯特。按照传统,任何人只要把控了国库,就可以加冕为王。亨利驱使当地的贵族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王室的惯例,宣布自己为新国王。亨利差一点儿就没赶上,因为他的兄长罗贝尔派来的人很快就到了,这人自然是打算立罗贝尔公爵为国王。8月5日,亨利登基加冕。
亨利一世(1100—1135)
宫廷史官到后来才注意到,亨利一世从小就很喜欢看他的哥哥们彼此争斗,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渔翁得利。这个新国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都是为了达到他最终的目的。尽管他并不是什么学者,但是自14世纪起,他就得到了 “贤明者”(Beauclerk)这个绰号,这说明他当时就已经以睿智闻名于世了。亨利不像威廉·鲁弗斯那么蛮勇酷烈。尽管他也一样贪婪,但他知道,如果想要安安稳稳地统治这个国家,那么他必须比他哥哥多用些聪明的手段。
亨利和他父亲一样,都信奉以律法治国。他继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颁布了《自由宪章》(Charter of Liberties),在宪章中他允诺会终止威廉·鲁弗斯对民众的压迫,恢复“忏悔者”爱德华时期的各项制度政策,这让诺曼国王重新获得了英格兰人的认可。为了让民众相信他所言非虚,他先将雷纳夫·弗朗巴尔关进他父亲修建的白塔里,然后又迎娶了苏格兰的伊迪丝公主,她是国王埃德加的妹妹、“刚勇者”埃德蒙的曾外孙女。这样一来,西撒克逊王室的古老血统与诺曼人的血统融合到了一起,不得不说,这是亨利深谋远虑、精于算计的又一例证。这场联姻令两国建立起亲密的邦交,并最终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苏格兰的国门以和平的方式向诺曼冒险家们敞开了。为了让自己的名字听起来更像诺曼人,伊迪丝将名字改成了玛蒂尔达。她的一个哥哥大卫(David,后来继承了埃德加的王位,即大卫一世)则迎娶了沃尔特奥夫伯爵的女儿,并宣誓效忠于亨利。
亨利采取的这些争取臣民好感的措施,在实施的当年就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好处。一贯阿谀奉承的雷纳夫·弗朗巴尔不知用了什么方法,竟然从白塔里逃了出去。在他的鼓动之下,罗贝尔公爵决意争夺英格兰王位。很多诺曼贵族在两国都有领地,他向这些贵族征调了大量士兵,集结成军,在朴次茅斯(Portsmouth)登陆。罗贝尔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立了大功,而且又是亨利的长兄,既有名望又有身份,完全有可能成为后者最危险的对手。
但是亨利颁布的宪章开始发挥它的作用。新国王登基之后从不干涉教会的事务,于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得以返回这个国家,结束了他在罗马的逃亡生涯。于是,教会投桃报李,鼓励英格兰民众团结一致,支持亨利。大主教安瑟伦在英格兰民众面前呼吁,只要亨利能够领导他们,他们就不畏惧诺曼人,他们就能够与诺曼人战斗到底。罗贝尔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打败上下齐心的英格兰人,于是就和他强大的弟弟达成了休战协议,并签署了一份法律文件。在这份文件里,他宣布放弃主张自己的王位继承权。之后,因为他的弟弟给了他一份津贴作为报偿,他将自己在科唐坦的土地割让给英格兰,然后就灰溜溜地撤回了诺曼底,不管他的支持者的死活。那些支持过他的盎格鲁–诺曼贵族不得不自己面对亨利的怒火。
罗贝尔公爵不是个思虑周全的人,所以他没有想过他的支持者将会面临怎样的危险境遇。为了杀一儆百,亨利将一个名叫罗贝尔·德·贝莱姆(Robert de Belleme)的大贵族的大量家私田产都毁得一干二净。德·贝莱姆的领地包括苏塞克斯的一大部分、诺曼底的大片土地,以及与威尔士接壤的、半独立的巴拉丁伯爵领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因为他的领地处在威尔士边境,王室特许他养兵御敌,所以德·贝莱姆的私家军队兵力强盛,给国王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如今趁此机会,亨利向他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袭击,占领了德·贝莱姆所有的城堡,其中就包括至今仍矗立于西苏塞克斯郡的阿伦德尔城堡(Arundel Castle)。接着,亨利又包围了德·贝莱姆在塞文河畔的布里奇诺斯(Bridgnorth)兴建的新堡垒,撤销了什鲁斯伯里巴拉丁伯爵领,并将德·贝莱姆驱逐出境,赶回了诺曼底。
但是和大部分诺曼贵族一样,德·贝莱姆拥有强大的势力,而且不是个会乖乖认命的人,所以他不可能沉寂太久。回到诺曼底之后,他就与罗贝尔公爵开战,并占领了部分领土。诺曼底在亨利兄长的统治之下渐渐陷入了混乱。这给了亨利一个绝佳的借口插手诺曼底的事务。1106年,亨利在廷切布雷(Tinchebrai)的一场战役中击败了罗贝尔公爵,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将罗贝尔关押在加的夫城堡整整30年,正式将诺曼底公爵领并入英格兰。自那之后,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英格兰和诺曼底一直由同一个政府管辖,直到1204年亨利一世的曾外孙约翰将公爵领割让给法国国王。
这一系列事情让封建贵族对亨利有了不满。但是他们的英雄主义情结在冷漠理智的亨利眼中全然不值一哂。亨利的强硬手腕让他们不敢再有反叛之心。在剩下的统治时间里,亨利渐渐提拔重用出身寒微的人。他根据才能选拔骑士和政府官员。这些人只有仰赖他的恩典才能加官晋爵,而不像贵族那样可以依靠自己手中的兵力胁迫国王。在亨利的统治期间,像索尔兹伯里的罗杰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逐渐兴起,政府也变得更加井井有条、高效务实。罗杰成了索尔兹伯里的主教,是亨利的首席政法官。但是他与之前的那位首席政法官弗朗巴尔完全不同,他思维敏捷、思路清晰、极有条理。在他的努力之下,12世纪早期,这个国家出现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法院和一个名为财政署(Exchequer)的政府机构,即财政部的前身。
在国王和他最亲密的朋友,也就是主要贵族的努力之下,君主法庭渐渐与御前会议区分开来。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就法律纠纷举办听证会等。威廉·鲁弗斯建了威斯敏斯特大厅,在国王审判案件的时候,万千民众都可以旁观。但是在亨利一世的统治时期,法律教育和教会法的普及程度在欧洲,尤其是在欧洲大陆,得到了很大提高,这开始影响刑法的发展。一大批专业律师涌现出来,他们比常人拥有更丰富的法律知识,可以根据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处理法律问题。在伦敦,训练有素的法官开始替国王审理有关直属封臣的法律案件和郡法庭上诉的法律纠纷。也是在这个时期,巡回法庭开始出现,法官开始在全国各地代表国王巡回审判案件。这项传统延续至今已经有800余年历史了。一般来说,代表国王司法公正的巡回法庭更公平公正、不偏不倚。亨利生前对司法体系做了很多改进,在他死后这些举措为他赢得了“正义之狮”(Lion of Justice)的美誉。
名为财政署的新政府部门负责税收。“财政署”一词的英文原义是“由方格布得出”,之所以会叫这个名称,原因很简单。与阿拉伯世界不同的是,当时西欧人还没发明“零”这个数字,这样一来,即便是简单的算术,也非常不好处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要么使用算板,要么跟亨利一样,用一块方格布来辅助计算。方格布看起来跟国际象棋的棋盘有点儿像,在这块布上面,人们将代表一定金额的筹码在不同的格子之间移来移去:12世纪时,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就是这样进行的。财政署的官员在新的威斯敏斯特石头大厅里进行核算,即便是法庭在各地巡回期间也不会中止。每年两次,财政署官员会在国王或他的首席政法官的领导之下,坐在桌旁,摆上方格布和筹码,与各郡的行政司法长官一起核对各地应上缴的税款、租金、罚金和到期债务等,每一分钱都得计算在内。
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讲,在亨利统治时期,政府一切工作的精确度都比原先有了大幅提升。得益于索尔兹伯里的主教罗杰,他有条不紊的性格和井然有序的做事风格让政府的账目清晰明了,这在罗马占领之后还是第一次。1130年开始,政府账目开始被记录在优质羊皮制成的长长的羊皮纸上,这些羊皮纸随后被卷起来,以便存放。因为它们都被卷成筒状,所以被称为“国库卷档”(Pipe Rolls)。也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份成文于亨利去世之后的、关于王室职责的记录,让我们第一次对12世纪早期的宫廷生活有了更清晰的了解。考虑到在亨利死后,英格兰陷入了混乱,有一段时间几乎没有任何记录,这份记录文件就显得尤为重要。
今天我们的君主和首相都住在固定的王宫和府邸里,亨利则与此不同。受他新建立的巡回法庭制度的影响,他本人也一直在全国各地巡查,驻跸于各处的王室住所,比如他的修道院或狩猎小屋。与所有诺曼国王一样,他也非常痴迷于追猎运动。他在牛津郡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修建了一座带有围墙的猎场,里面豢养了大量从国外引进的奇珍异兽,供他打猎。但有时候国王也会借宿在他手下的直属封臣的府邸,有时甚至一住好几个星期。国王出行时,侍卫和随从可能多达数百人,为这么多人提供食宿可能让招待他们的封臣不堪重负。尤其是在威廉·鲁弗斯在位期间,国王驾临对属臣而言就是一场灾祸,因为他的随从部众几乎全是行为不端、不成体统的小人。据史料记载,在当时,国王车驾路过地方封臣的府邸时,这些地方封臣都会躲到树林里,这样一来,国王要求借宿时得不到答复,就会离开。等国王走了这些封臣才敢回家。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能够招待国王也是一个巨大的荣耀,因为这意味着家中的年轻人有机会被国王注意到,成为国王的侍从,以后一步步晋升,甚至成为地位尊贵的大臣也不是不可能的。尽管政府职能越来越细化,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由专业人士担任,但是王室依然是政府的中心。国王的司法官负责训练所有想要成为神父的教士。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是神职人员,国王治国所需的大量文书都是由他们完成的。亨利王朝的另一个荣誉职衔是国王内侍。尽管“内侍”这个职位听起来好像只是负责国王卧室内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他也负责管理国库。这是因为在古时候,“国库”不过是一只放在国王卧室里的宝箱而已。另外国王的侍从还包括王室管家和王室总管,前者负责管理宫殿内部的诸项事宜,而后者则要管理众多仆役和宫外的事务,包括管理国王的马厩。
这些为王室服务的内廷官职后来演变成我们如今所熟悉的一些重要的政府岗位,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岗位的权责和角色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国库如今归财政大臣管辖。像内侍这样的内廷官职如今有的已成为世袭的职衔,有的在某一个特定的家族内代代传承。到现在,每次全国性会议的开幕典礼上,我们还能看到这些内廷官员跟在君王身后走入会场。在当时,为了求国王让自己家的儿子担任侍从,事实上大贵族都会给国王一大笔钱,他们看中的就是侍从有可能获得平步青云的机会。在亨利一世统治时期,一个侍从只要表现出他愿意并有能力为国王拿衣服,或者是为国王端食物,就有可能被选为宫廷神父的助手,从此走上升官发财的坦途。在当助手一段时间以后,他自己通常就能成为宫廷神父,进而逐渐进入国王的秘书处。
亨利的宫廷运转得井然有序,一切事务都有明确的章程,甚至连侍臣吃什么饭菜都有详细的规定。宫廷中每一个人,无论职位高低,无论是尊贵如司法官还是卑微如洗衣女工,都能获得一定量的金钱、食物、葡萄酒和蜡烛,维持他们的生活。例如,司法官的薪俸如下:每天有5先令工资、一块重油水果蛋糕(用杏仁蛋白软糖装饰的一种水果蛋糕)、两块咸味重油水果蛋糕、一袋做面包用的面粉和一定量的普通清酒(因为当时除了泉水之外,其他的水都很脏,不能饮用)。因为司法官的工作主要是阅读各类文件,所以他还能获得多达40个蜡烛头和1根完整的粗蜡烛,用作房间的照明。国王的侍卫则与司法官不同,因为他们主要负责保卫亨利的宫殿,需要有更多的体力活动,所以他们的食物配额是司法官的两倍,但是由于他们不需要阅读文件或审核账目,所以分配给他们的蜡烛就少得多了。他们每天早上还能有两块面包的加餐,晚上也会有额外的一碟菜,另外每天还能有一加仑啤酒,供他们在守卫王宫的时候消磨时间。
亨利与教会的联系非常紧密。在他任命主教罗杰为他的首席大臣之后,这种盟友关系更是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意味着,一直以来教会与世俗君主的权力争夺以一种和平友善的方式暂时告一段落,尽管国王并没能占据像威廉一世时期那样的优势。大主教安瑟伦流亡罗马期间,受当时教皇的教会独立思想的影响,开始认同神职人员地位高于世俗君主的观点。尽管大主教曾领导民众支持亨利抗击罗贝尔公爵,但是1103年,新教皇帕斯加尔二世(Pascal Ⅱ)带领教会从叙任权斗争失败的危机中恢复过来之后,宣布了一条新的规定:禁止任何担任圣职的人向世俗君主宣誓效忠,而大主教公开表示支持。虽然安瑟伦当时已经宣誓效忠于亨利,但是自此以后他拒绝再向亨利宣誓,并再一次逃往罗马。教会在英格兰又一次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这一次,大主教一职空缺了4年。亨利自然不会承认这样一项看起来会削弱他的王权的教会法令,否则的话,大量的英格兰人将不会再宣誓效忠于他,因为担任圣职者不仅包括主教和神父,还包括普通的神职人员。
安瑟伦和亨利后来达成了一个彼此满意的折中方案。在英格兰,教会依然归世俗君主管辖,但是国王不再拥有叙任权。所有普通神职人员可以向国王宣誓效忠,而主教们则只以他们的世俗财产如教会土地所有人的身份宣誓效忠于国王,并在必要的时候发誓追随国王,为国王提供士兵。这种相互妥协的方案令各方皆大欢喜,而且事实上欧洲的叙任权争斗最终也是以类似的办法结束的。但是这毕竟留下了一个隐患,一旦教会或政府的首领比较不知变通,那么究竟哪一方的地位更高的问题就又可能引发一场明争暗斗。事实上,30年之后,亨利一世的外孙亨利二世(Henry Ⅱ)在位期间,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尽管英格兰人并不爱戴亨利,但是他却使他们真正接纳了诺曼国王。他竭力维持了整个岛的和平,但是在他死后,一场内战打破了和平的局面。命运的简单一击打乱了他所有的周密计划。他唯一的儿子威廉不幸早逝,这样他的王位继承人就变成了女儿玛蒂尔达。她当时已经嫁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Henry Ⅴ),是帝国皇后。但是诺曼贵族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此前从来没被女性君主统治过——虽然凯尔特时期有过布狄卡王后统治部落的先例,但她毕竟只统治了东南部的一个部落而已。各方人马都不愿意接受这个局面。
王子威廉的死本是可以避免的。1106年诺曼底正式纳入英格兰国王的统治之后,王室就时常在这两个地方之间往返。不幸的是,1120年,在诺曼底逗留了4年的王位继承人威廉起程返回伦敦,结果刚从巴夫勒尔(Barfleur)起航不久,就在英吉利海峡失事溺亡,同时罹难的还有亨利的多位大臣。当国王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之后,他悲痛地喊了一声,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了。据说在这场悲剧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了笑容。不久之后他又娶了一个妻子,就是鲁汶的阿德莉萨(Adeliza of Louvain),希望能够再生几个男性后代,但最后还是没能生出儿子。1126年,他无奈之下只好将他的女儿——当时已经孀居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玛蒂尔达——确立为王位继承人。在册封继承人的典礼上,国王直属封臣就像当初向她的弟弟威廉宣誓一样,向皇后玛蒂尔达宣誓效忠,发誓会做她忠诚的臣民。1135年,亨利一世因为吃了太多七鳃鳗(一种很不好消化的鳗鱼,大夫曾提醒过他不要吃这种鱼),在诺曼底去世。但是英格兰王位没有被传给玛蒂尔达,相反,英格兰人拥立了亨利的外甥,也就是他姐姐阿德拉(Adela)的儿子布洛瓦的斯蒂芬(Stephen of Blois)为新国王。尽管斯蒂芬本人已经发过誓会效忠他的表亲玛蒂尔达,但他听闻消息之后,却立刻日夜兼程地从布洛瓦赶到了英格兰,皇后还没来得及从安茹抵达,他就抢先坐上了国王的宝座。
布洛瓦的斯蒂芬(1135—1154)
新国王非常确信这些有着一半诺曼血统的贵族非常高傲,所以,不管他们对玛蒂尔达的父亲说过什么,他们都绝不会允许一个女人统治自己。而且,在这些贵族宣誓效忠于皇后玛蒂尔达之后,她又改嫁给安茹伯爵,这使她更不受英格兰臣民的欢迎。尽管亨利一世安排这场联姻的本意是希望维持诺曼底和与它毗邻的安茹之间的和平,但是安茹王室残暴狡诈,诡计多端,与诺曼贵族乃是世仇。斯蒂芬料想得没错,玛蒂尔达的性别加上她与安茹人的婚姻,让盎格鲁–诺曼大贵族无法接受她成为君主。
正如斯蒂芬所期望的,所有主要直属封臣和地位日益提高的伦敦商人,以及索尔兹伯里主教罗杰这位尤为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支持他继位。有了亨利的首席政法官、亨利统治时期的组织天才的支持,斯蒂芬赢得了亨利留下来的整个政府体系所有官员、干事、法官的拥护和忠诚。斯蒂芬的弟弟温彻斯特主教亨利(Henry, Bishop of Winchester)曾深受他们的舅父亨利一世的眷顾,但此时却帮着斯蒂芬争取教会的支持,令斯蒂芬的篡位之举显得更合乎规矩。斯蒂芬在伦敦登基之后率领着军队抵达温彻斯特。这位新国王之所以能够顺利接管国库,主教亨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斯蒂芬掌控了整个国家。这个国家已经从战争的苦难中恢复过来。由于它与富饶的诺曼底之间的商贸关系,它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期。在亨利一世统治期间,国王在整个国家以及屈从于他的贵族的封地都实现了和平。和平带来了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城镇、宗教生活和艺术都有了蓬勃发展的机会。史上第一次,商人和手艺人——主要是修鞋匠和织布工——建立了各自的同业公会,订立了他们行业的标准。建立于1133年的巴托罗缪市场(Bartholomew Fair)是中世纪英格兰最大的布市,同业公会的成员会在那里出售他们的商品。而在10年之前,名为圣巴特(St Bart’s)、也称为圣巴托罗缪(St Bartholomew’s)的伦敦医院已经落成。皇后玛蒂尔达已经能够穿上东方传来的新布料,如平纹细棉布等制成的衣服。这些新布料是英格兰的十字军或随同他们出征的商人带回来的。像她这样有钱的贵妇还可以买到商人从巴勒斯坦进口的、绣了精致花纹的布料。在约克郡,新成立的西多会(Cistercian)在修建里沃修道院(Rievaulx Abbey)时运用了精致的尖拱,这不仅显示了东方建筑对他们的影响,也说明了教堂和堡垒不再像之前那样一定要采用罗马风格。由于诺曼人与巴黎多有联系,英格兰人也与之接触颇多。在巴黎,修道士阿伯拉尔(Abelard)大力提倡逻辑,从而改变了哲学研究。一场常被称作12世纪学问复兴的运动由此发端。欧洲大陆的学者纷纷来到英格兰发表演说,同时欧洲大陆的手抄本中也开始运用圣奥尔本斯、坎特伯雷和温彻斯特等英格兰修道院的艺术成果——这些修道院在书籍插图艺术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 但在斯蒂芬的统治之下,繁荣的势头渐渐减弱。苏格兰国王大卫打着为他的外甥女玛蒂尔达张目的名义反复入侵诺森伯兰,终结了多年以来英格兰与苏格兰和平共处的历史。1138年,在考顿沼泽(Cowton Moor)的旗帜之战(Battle of the Standard)中,苏格兰国王被击败,最终被赶出了英格兰。击败苏格兰国王的是约克大主教瑟斯坦(Thurstan),他自发组织了北部的民兵抗击外敌。大主教瑟斯坦是个思想独立的约克郡人,他对诺曼人在军事上的创举并无了解,所以他的军队依然全是步兵,采用的也是老式战术,尽管这种战术曾令英格兰在黑斯廷斯战役中一败涂地。在开战前,他甚至在一辆农用小推车上插了好些旗帜,分别代表斯蒂芬和约克郡三位最有名的圣徒,以此来鼓舞士气。他对老式战术的信心最终并没有落空,他的军队挡住了苏格兰骑兵的冲锋,最终击败了他们。
尽管玛蒂尔达的舅父被挡住了,但是就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国王做出了将索尔兹伯里的罗杰革职这样的错误决定,之后,皇后与斯蒂芬之间爆发了一场内战。斯蒂芬与主教罗杰之间的龃龉好像是源于这个敏感国王的不自信。当时大臣的职位基本上被索尔兹伯里的罗杰一家人给垄断了:罗杰的两个侄子分别担任伊利和林肯的主教,而他的儿子又是王室司法官。国王将此视作对他自己的权力的威胁。在他们拒绝交出他们的一些城堡之后,斯蒂芬将他们丰厚的家产没收充公了,如此一来,他就彻底与这个家族撕破了脸。然而满朝官员多半都是这个家族提拔上来的,可以说整个政府之所以能够高效地运转,全仰赖这个手握大权的家族的门生子弟。1138年,罗杰被革职后不到一个月,皇后玛蒂尔达同父异母的弟弟格洛斯特的罗伯特(Robert of Gloucester)就登陆英格兰,鼓动人们反叛斯蒂芬。格洛斯特的罗伯特是个很有教养的文雅之士,他是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的资助人。后者是个历史学家,推动了亚瑟王故事的流传。
一年之后,1139年9月,玛蒂尔达亲自去了西部地区的布里斯托尔附近。之后的10年里,双方不断地交战,各有输赢,但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占据上风,令英格兰人民苦不堪言。尽管斯蒂芬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废除了亨利一世确立的新《森林法》,但他始终还是没能完全满足民众的期待。
内战让国家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唯一获得利益的人就是封建贵族。由于王室中央政府对英格兰的控制减弱,贵族们的权力开始扩张,到最后,他们的地位与前三位诺曼国王统治期间已经大不相同。他们没有一个人关心斯蒂芬和玛蒂尔达哪个会赢,也没有人全力支持哪一方。这延长了战争的持续时间(最终持续了整整10年)。斯蒂芬最后不得不求助于佛兰德斯雇佣兵来击败对方,但这令民众更反感他。之后的15年里,人们违法建造了数百座城堡和壁垒。在那个时代,由于城堡有可能被用于战争,所以人们建造城堡之前必须先从国王那里获得一张许可证。城堡和堡垒取代了诺曼人的庄园宅第,成为这个国家最主要的建筑形式,这说明当时英格兰人的生活可谓是危机四伏。它们的地牢里常常上演着难以言说的惨剧。由于各郡的行政司法长官或是空缺或是无力管辖,地方上的贵族开始恣意妄为。他们巧设名目勒索农民,农民一旦拒绝支付新增的高额捐税,就会被带到地牢里受尽折磨。由于被关押的农民太多,耕作的人手不足,整个国家的粮食产量开始下降。没有人知道下一个被贵族抓走的人会是谁,没有人知道谁会因为自家藏的一点儿白银被人惦记了,房子就被人一把火烧成平地。连那个时期的史书都悲叹当时社会状况之恶劣。“他们将所有稍有家产的人都抓起来丢进了监牢,”《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一些人原本颇为富裕,最后却只能乞食为生。他们打劫教堂和教士。哪怕主教和神职人员都诅咒他们,请求神降灾祸于他们,他们也浑不在意。他们的恶行毁坏了这片土地。人们说,是不是基督和他的圣徒都睡着了,才会放任恶徒这样猖狂。”
一些野心勃勃的贵族要求斯蒂芬将王室土地划分一大块给他们,作为对他们支持国王的回报。这些土地都是斯蒂芬的父辈和祖辈费尽千辛万苦才打下来的。其中曼德维尔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andeville)尤为贪婪,他先是支持斯蒂芬,后来又改投玛蒂尔达的阵营,每次改换阵营他都借机索取更多的领土。从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不难看出双方的势力分布:玛蒂尔达的支持者主要占据了西部的布里斯托尔和格洛斯特附近的地区,因为这片地区是她同父异母的弟弟——格洛斯特的罗伯特——的地盘,而斯蒂芬一方则控制了伦敦和东南部。最后,在1141年,格洛斯特的罗伯特和他的女婿切斯特伯爵趁着斯蒂芬围攻林肯时俘虏了他,打破了僵局。之后,斯蒂芬的亲弟弟、温彻斯特主教亨利宣布,斯蒂芬被俘是上帝降下的一个征兆,说明他争夺王位乃是不合法的,如此一来,几个重要的贵族推举玛蒂尔达为女王。本来事情到此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她性格傲慢,而伦敦人又不易受人左右,结果此事又出了差错。
伦敦人当时已经选择支持斯蒂芬,而且他们也对皇后冰冷傲慢的性子不无印象。所以出乎贵族们的意料,他们不同意贵族们拥立玛蒂尔达。他们在午夜时分发动了叛乱,用一种羞辱的方式将玛蒂尔达赶出了他们的城市。没有人清楚当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主教亨利又接收到了一份灵异的指示,表明全能的上帝很可能还是支持斯蒂芬的。他改变了立场,带人造反,企图解救当时被关押的国王。玛蒂尔达还未加冕,她手下杰出的军事总指挥官格洛斯特的罗伯特在温彻斯特的一场战役中被俘,她只能自己指挥军队。
皇后不仅欠缺平易近人的性情,而且没了她的兄弟在旁出谋划策,她根本毫无战术可言。不久之后她就败逃了。在威尔特郡的迪韦齐斯(Devizes),她惊险地躲过了斯蒂芬军队的搜捕——据说她裹上了裹尸布,伪装成一具尸体才逃脱的——但最后却被围困在牛津城堡。1142年12月,因为食物耗尽,她清楚地知道她的部下势必要投降了,但她本人还是成功地逃脱了。那天清晨,天色未明,她穿上一袭白色长袍,与地面厚厚的白色积雪融为一体,叫人看不分明。她从城堡的一座塔楼上垂下一根绳子,然后翻出了窗户,沿着绳子滑到地面上。在3个骑士的护送之下,她从一道隐秘的后门离开了城堡,悄悄地溜出了敌人的封锁线。士兵们都没有发觉那道消失在街角的人影就是他们的目标。当时正是天寒地冻的冬季,泰晤士河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故而皇后可以沿着河一直走到沃灵福德,回到安全的地方。
双方同意交换两个最重要的战俘,即格洛斯特的罗伯特和斯蒂芬。之后战火继续在这个国家四处燃烧。但是如今,尤其是在伦敦人阻止了她加冕之后,玛蒂尔达一方已经不再那么一心一意地征战了。1148年,格洛斯特的罗伯特去世之后,支持玛蒂尔达的声音渐渐微弱下去,最后她退回诺曼底,再也没有踏足英格兰。斯蒂芬依然是名义上的国王,但是他实际控制的领土只是诺曼国王原有领土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威尔士人不断地侵占边境地区贵族的封地,英格兰北部的领土成了苏格兰国王大卫的采邑。所以,尽管战争已经结束,混乱无序的状态依然继续存在。
但是,1153年,皇后的儿子安茹的亨利(Henry of Anjou)抵达英格兰,要求得到本应属于他母亲的王位,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他占领了马姆斯伯里,而且他得到了莱斯特伯爵的支持,意味着他控制了整个中部地区,这令他的夺位之路更加顺畅。虽然斯蒂芬并没有真的被打得一败涂地,但是他已经厌倦了没完没了的战争。在谋士的建议之下,他接受了《沃灵福德条约》(Treaty of Wallingford)。条约规定斯蒂芬可以继续当国王,但在他死后,由亨利继承王位,斯蒂芬的儿子尤斯塔斯(Eustace)则可以获得一块较大的封地作为补偿。
亨利二世(1154—1189)
尽管1154年登上王位的时候年仅21岁,但亨利二世却是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12世纪是个充满创新、民族自信不断增强的复兴时期,大量的历史、传记和政论专著等书籍被人们编撰出来。亨利可谓是这个时期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建立的英格兰国家的法律框架很多都沿用至今。
1154年,斯蒂芬统治时期带来的社会混乱仍令这个国家举步维艰,但是亨利勤政爱民,在他孜孜不倦的努力之下,12世纪50年代末,英格兰再一次回到了他的外祖父亨利一世铺设的正轨上。不仅是当初支持他母亲的人拥戴他;为了能够结束内战的苦难,甚至以前斯蒂芬阵营的人,如索尔兹伯里的罗杰的侄子伊利主教奈杰尔(Nigel),都愿意摒弃前嫌支持他。君主法庭又恢复了运转,巡回法官终于又敢离开家门了。但是亨利最重要的目标还是限制地方贵族的权力,只有这样,英格兰才不会重复刚刚经历过的那种混乱无序的局面——这种局面给这个国家造成了太大的破坏。
事实上,任何一个地方贵族都不敢轻视亨利二世。他的性子跟以往的那些诺曼国王如出一辙:勇猛好斗、精力充沛;而且他性格强势,独是独非。不仅如此,由于他迎娶了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他也成了法兰西整个西部地区的统治者,统治着从卢瓦尔河至西班牙边境的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广大领土。而且他还分别从他的母亲和父亲那里继承了诺曼底和安茹,成为这两个地方的君主。埃莉诺让他拥有了阿基坦、普瓦图和奥弗涅(Auvergne)三地。因此,英格兰的新国王是整个西欧拥有土地最多的君主。由于亨利可以从他掌控的大片领土上征调无数的士兵为他效劳,所以当他下令拆毁1115座违法乱建的城堡时,那些私自修建城堡的贵族们没有一个敢提出异议。尽管英格兰并不是他所有领土中最大的一块,但却是最重要的,因为占据这片领土令他拥有了“国王”这个身份。这意味着,他的地位一下子比欧洲大陆法国境内的其他公爵等大封臣高了至少一级。而且如此一来,在身份地位上,他就与法国国王不相上下。尽管严格意义上讲,诺曼底和安茹的统治者实际上是路易七世(Louis Ⅶ)的封臣,但是这位法国国王真正掌控的国土面积,尚不及英格兰国王所统治的法国国土面积的1/8。
亨利的首要任务是让英格兰恢复秩序,并削减贵族的权力,使之降回到原先的水平。他率领军队远征边陲,进攻威尔士和苏格兰,以这种方式将王权恢复到他的外祖父统治时期的水平。尽管格温内思依然保持独立,但是威尔士大部分的小领主都向英格兰国王宣誓效忠,英格兰边境的封臣又重新得到了原本的领地。威尔士和英格兰两地的基督教会早年一直相互独立,互不干涉,但在威尔士的主教们接受坎特伯雷大主教作为他们教会的首领之后,这种相互分离的状态也告一段落。与此同时,亨利的大表侄、苏格兰的马尔科姆四世(Malcolm Ⅳ)不得不将诺森布里亚归还给英格兰,并向亨利俯首称臣,宣誓效忠于他。亨利手段强硬,令英格兰的所有政府官员都印象深刻。所有斯蒂芬请来的外国军队,如佛兰德斯雇佣兵等,都被送回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些军队多半都是贪得无厌的乌合之众。而且斯蒂芬授予他们的所有土地都被收回,又变成了王室土地。国王坚持亲自到每个郡的郡法庭上“评判法官的审判”。正如一个史官对此事的评论:这会给整个司法系统带来一场剧变。
亨利二世统治的前20年见证了安茹帝国(Angevin Empire)的大幅扩张。在这期间,亨利占领了布列塔尼地区,又将图卢兹(Toulouse)变成了自己的属地。他还让爱尔兰各国的国王归降于他。亨利除了继承诺曼祖先的血性之外,也同样受到了父亲杰弗里的影响。在杰弗里的统治之下,安茹成为当时那一地区(今天的法国)最强大的一股势力。到1144年,安茹的杰弗里已经控制了诺曼底公爵领的大部分土地。就这样,依靠武力征服,他成了公爵。不过,由于他的妻子是诺曼底的统治者,他的儿子乃是公爵之位的合法继承人,所以政府一应事务大多是以他儿子的名义处理的。多亏了父亲重视教育,亨利二世接触到了那个时期欧洲最先进的知识,成为当时受教育水平最高的王储之一。他喜欢诗歌和阅读,对哲学也颇感兴趣,而且,虽然他本人并非律师,但也从欧洲大陆新成立的大学里吸收了它们传授的法律知识中的精髓,并将之用在英格兰。亨利二世的父亲是安茹伯爵,所以他是英格兰的第一个安茹国王。不过,亨利的儿子约翰没能守住基业,致使安茹被人占领,从那以后,亨利子孙统治时期被称为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s)。
亨利二世继承了其先人最优秀的品质,同时也没能避免他们最严重的缺点。他有安茹人狡猾诡诈的特点,头脑灵活,外交手段十分高明,但他也有安茹人典型的暴烈脾气,这与诺曼底统治者代代相传的强硬性格颇为相似。除了父亲为他提供的教育之外,他也从他的舅外祖父苏格兰国王大卫,以及他的舅父格洛斯特的罗伯特那里学会了治国之术。总而言之,亨利二世是英格兰所有国王中最可敬可怕的一个,是一个英勇的战士,也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他的外形是典型的安茹人的样子,健壮敦实,因为经常骑马所以两腿粗壮;脸膛方正,面色红润,犹如雄狮。据史官记载,他经常发怒,在发怒时,他的眼睛仿佛会射出闪电来。
亨利从他父亲手中继承了无比广袤的国土,也就是安茹帝国。这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为了争夺法国领土的统治权,法兰西国王与他们开战。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牵扯了亨利和他几个儿子的大部分精力。刚开始时,法国国王只拥有巴黎周边的一小块区域,但是到了13世纪初,安茹人迎来了一个劲敌——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结果最后安茹帝国北部的领土被法国占领了。
但是帝国也给英格兰带来了巨大的益处。它让英格兰南部的伦敦、布里斯托尔和南安普敦等港口与几个同样十分繁忙的安茹港口——波尔多(Bordeaux)、鲁昂和拉罗谢尔(La Rochelle)——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英格兰的商人能够以优惠的价格进口法国的葡萄酒和盐。这两种商品因为常用于保存食物,所以是中世纪重要的商品。在19世纪净水技术发明之前,因为水太脏,人们不敢喝水,所以他们要么喝葡萄酒,要么喝啤酒。当时各个阶层的人,都是一天到晚喝淡啤酒。尽管英格兰南部在中世纪时也种植葡萄,但是由于在15世纪中期之前,英格兰一直掌控着安茹和波尔多的大片地区,所以英格兰人逐渐习惯于喝波尔多葡萄酒。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拿破仑战争时期(当时不列颠的盟友葡萄牙暂时取代法国,成为不列颠酒精饮料的主要供应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