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3年的那个可怕夜晚又重现在古特曼的脑海中。希律王的炮塔掩蔽墙已被突破，义军们临时搭建的木墙也遭焚毁。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罗马人的步伐，他们将在拂晓时分攻入马萨达。于是古特曼崇拜的爱力阿沙尔（Elazar Ben Yair）决定宁可死亡，也不要投降。就在这里，爱力阿沙尔聚集了所有的坚贞信徒，发表了他最后的、著名的演说，这篇演讲词被一名幸存者引述，世代流传：
你们都知道，明天我们将走向灭亡！ 但是，我们选择像英雄一样死去，与我们所爱的人同在……也许，从我们站起来维护自由的开始……我们就领悟了上帝的意旨，知晓他决定了他曾钟爱的犹太民族的命运！
我们不能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让我们的妻子，在被敌人蹂躏之前死亡；让我们的儿子，在尝到奴隶的苦味之前死亡！我们将带着英雄们的祝福彼此护佑！带着自由进坟墓！至美至妙，至圣至伟！
古特曼远远地看着他的年轻学员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当他看着他们时，思忖着他的导师特本金最近说过的话语：“在这场战争里，我们犹太人是最孤单的人民，我们众叛亲离，也最正义。”古特曼也回忆起他的另一位导师卡茨尼尔森在欧洲战争爆发时说的：“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孤儿。随着这个世界的崩溃，我们的孤儿生涯更加艰难。居住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民，虚弱的翅膀担负起重担，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承受的范围。很可能，犹太人历史的全部未来就取决于现今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最艰巨的任务，已不请自来地压在我们肩上。”古特曼还想起就在几个月之前，卡茨尼尔森新加的几句话：“虽然在圣殿被毁时，在我们失去土地和自由时，我们的命运都不确定，但是，现在是时候决定以色列的命运了。我们的历史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知之不详，直到毁灭之火即将立即包围离散全球的全部犹太人。”
古特曼清楚这些言论并不是空穴来风。自1940年夏天以来，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领导人就已经严肃地考虑了启示录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必须坠落，我们就坠落，带着我们的妻子、孩子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那个夏天，特本金这样说道。自1941年夏天以来，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领导人就一直担心英国将撤出巴勒斯坦，德国人将进攻，而纳粹支持的阿拉伯起义将终结锡安主义。“我不奢望我们能死在这片土地，”特本金说道，“但我希望我们不离开这片土地，至少，活着时不离开这片土地。”1941年11月28日，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哈吉·阿敏·侯赛因（Haj Aminal-Husseini）与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柏林会面，侯赛因领导的阿拉伯——巴勒斯坦运动与第三帝国结成正式联盟。于是现在，1942年的早冬，特拉维夫的恐慌升级了，人们担忧可能发生的德国与纳粹阿拉伯——巴勒斯坦的联合攻击。现在看来，遥远的过去正与现在结合，神话正与现实相伴。
午夜，舞会结束了，营地一片寂静。只有古特曼仍然清醒。在他的帐篷里，他在提灯的灯光下准备明天的课程。尽管，他的使命是教化和再教育，古特曼却不是单纯的政治委员。尽管，他的目标定位于意识形态，但是，他并不仅仅着眼于简单的宣传。他要求他的学员认真地研习马萨达。他要求他们熟悉马萨达的地理、历史、考古—— 一切有利于其科学体系架构的知识。为了使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他仔细考订了康德绘制的精密地图。他阅读了舒尔腾的考古调查资料——虽然有一些被舒氏误解。他阅读了弗莱维厄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著作，并为弗莱维厄斯对英雄史诗枯燥而精确的描述方式所震撼。最后，他再次阅读了拉姆登冗长、哀伤的诗歌。这位在俄国大屠杀中失去家人的移民诗人对成功并不抱信心。他向读者表示，他并不确信，20世纪的锡安主义马萨达将逃脱公元一世纪那些坚贞信徒的命运。所有拉姆登主张的，就是堡垒即最后的机会。对于犹太人来说，除了巴勒斯坦再没有容身之处，除了马萨达再没有其他道路。
古特曼带着他的年轻学员在马萨达度过了五天五夜。第二天，他向他们展示由平行的两道墙组成的掩蔽墙，并解释了其中的建筑细节。他向他们展示墙体30座岗楼的遗迹。第三天，古特曼带着学员们沿堤考察罗马人围攻马萨达的八个营地。他满怀激情地申明，罗马人集中这样规模的军力包围偏僻、荒凉的马萨达，证明这些反抗的义军确确实实地挑战了那个强大帝国的权威。
第四天，古特曼挑选了最优秀的和最适合的学员来帮助他探索马萨达未知的部分。他们悬空在峡谷上方，冒着生命危险，坚定的小伙子们成功发现了那未被以前的探索者发现的、迷失于历史的蜿蜒小径的部分遗迹，并找到了一条至今未被人所知的高架渠，这条水渠把东方的清水引至山丘要塞。
在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古特曼带领学员们回到壁垒，拓宽墙体，这样，数千人可以一起攀登。他派遣其他人去附近的山顶堆起干燥的木料，这样，夜晚的告别仪式将再现公元一世纪时叛军们一山接一山的火把信息传递方式。
但是，夜晚暴风雨来袭，所以结束仪式在一个似乎是叛军曾居住过的洞穴里举行。人们大声诵读从古老的弗莱维厄斯和当代的拉姆登的著作中节选出来的篇章。“锁链”被多次谈及，这锁链连接着过去与未来。马萨达之日并没有结束，他们这样说。以色列英雄的声音将永不沉寂。为了我们的自由，我们可以牺牲一切。我们永不做奴隶。
就餐时，就像过逾越节一样，他们屠宰了一只贝都因羔羊，同样在逾越节的晚上，马萨达的城墙被攻破，义军们舍生取义。他们大声念诵着约瑟夫的诗篇中关于爱力阿沙尔最后行为的描述：
在那最后的时刻，他们紧紧拥抱深爱的妻子和心爱的孩子，他们亲吻她们，泪流满面……他们杀死了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同胞。每一个人都躺在地上，环拥着死去的妻子和孩子……最后留下来的那个人，检视所有的尸体……确认所有人死亡之后，他放火焚烧宫殿里的每一个角落，用尽所有的力气把剑刺入自己的身体，倒在死去的亲人身边。
古特曼沉迷于这些词句。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体会到其中的恐怖，但是，作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他同样意识到1942年即将来临的恐怖。他并不热衷培养自杀的风气，但是，他觉得有责任培育勇于反抗的精神。他知道，1942年即将迎来终极审判。尽管爱力阿沙尔的马萨达与古特曼的马萨达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古特曼却要求他的马萨达传奇以完全不同的结局告终。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的训辞是“马萨达将永不沦陷”；这就是为什么他告诫他的年轻学员不要做马萨达失败的狂热分子，而要做成功的坚贞信徒。他想看到的是继承这座古老要塞的果敢，换一个角度，将这种毁灭的精神转变为胜利。
夜深，风在洞口呼啸，这场史诗般的马萨达仪式即将抵达终点。学员们在青年工会的马萨达书卷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装进一个玻璃瓶，埋在他们立起的墓碑下。他们大声喊着“锁链未卸”，大声叫喊着马萨达召唤以色列为这片土地而战。他们唱起社会主义之歌：“我们的兄弟用强壮有力的双手建设这片土地。”他们唱起国歌：“希望还没有沦丧。”随后年轻人收起帐篷，收拾好帆布包，准备下山——现在这座山已经镌刻在他们的意识中。
是否真如爱力阿沙尔所写，上帝封杀了他曾钟爱的犹太民族的命运？1月下旬，就在古特曼的马萨达学员回到耶路撒冷的当天，陆军元帅隆美尔（Rommel）结束了他在利比亚班加西的突围。四个月之后，德意志国防军的战略天才在比尔哈希姆击溃了英军，抵达埃及。1942年6月，隆美尔距亚离历山大港西部仅有100公里。特拉维夫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猜测，一旦亚历山大失陷，大英帝国将撤出中东，在印度完成军队重组。一些报道宣称，在开罗的办公室，英国军官们正在焚毁秘密档案。还有一些报道宣称，英国的精英军队正在撤出埃及。在巴勒斯坦，很多人谈论着，犹太人正在把财产卖给阿拉伯人，在修道院准备藏身之所，向基督教和穆斯林的朋友寻求帮助。有些人在申办外国护照，另一些人购买了毒药。
但是，欧洲的情况更加糟糕。1941年1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馆宣布，战争的结果就是消灭犹太人。1942年3月，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始积极执行灭绝计划。几天后，贝尔泽克和索比堡的灭绝集中营开始咆哮着将特殊的烟喷吐到欧洲春天的天空。1942年3月17日，卢布林的犹太人开始被驱逐到贝尔泽克。3月24日，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开始被驱逐到奥斯维辛。3月27日，法国的犹太人开始被驱逐到奥斯维辛。3月30日，第一辆从巴黎来的、满载犹太人的火车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巴勒斯坦，很少有关于死亡集中营和希特勒大规模灭绝计划的信息，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屠杀。越来越多的人也意识到，一旦英国失守埃及，同样一场大屠杀将发生在巴勒斯坦。因此，1942年3月，犹太人开始考虑，在迦密山建立现代马萨达的想法。他们没有在迦密山自杀的意图。一项绝密的计划是：在沿海的迦密山区，集中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这样就能发动一场战争拖慢德国人进军的步伐，说服英国不要抛弃犹太人。然而，1942年夏，在特拉维夫市的夜间讨论中，犹太复国主义领导集团并没有预料到最糟糕的情况。
古特曼最好的朋友伊斯雷尔·加利利曾说：“没有后退的余地……我们必须保证，我们坚守在这里直到最后时刻，保卫我们自己直到最后时刻，哪怕付出遭到灭绝的代价也要坚守。”
古特曼的导师伊扎克·特本金说：“这里50万的犹太人不应退却，哪怕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幸存。我们必须站在这里直到最后时刻，为了未来，为了自尊，为了犹太民族的历史忠诚。这就是马萨达教给我们的道理，甚至在马萨达之前，我们也是被这样教导。这就是第二圣殿毁灭所教给我们的道理。”
波兰犹太复国主义早期的领导人，伊扎克·格伦鲍姆（Yitzhak Gruenbaum）这样说：“大离散中的犹太人，他们的问题是：比起带着荣耀死去，他们更愿意像挨打的狗一样苟且偷生。一旦德国人发动进攻，将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上帝保佑别发生这样的事，如果德国人真的发动进攻，我们必须做到抛弃马萨达的传奇。”
特本金又说：“我们，犹太人，没有退却和撤离的选择。有的人说，必须救助女人和孩子。这里没有救助他们的余地。这里不存在需要救助妇女和儿童的公义……我们必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我们面临灭绝。德国人难道会放过雅格基布兹，艾因哈罗德基布兹，或者德加尼亚公社吗？”
当天气渐热，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1942年5月11日，在纽约的比尔特摩酒店，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们放弃了长期自然增长的旧有观念，转而支持在巴勒斯坦尽快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的要求。在比特摩尔大会召开的前后几周里，帕马奇武装突击队实施了第一次爆炸袭击行动，并训练了第一支五人分队。
1942年6月，哈加纳的指挥官们被召集出席在特拉维夫举行的一个紧急会议，在会上他们听取了几分钟关于“迦密山上的马萨达”计划（Masada-on-the-Carmel plan）。7月，在伊兹拉山谷举行的一个特殊集会上，这个计划得到全面而详细的讨论。最初的准备包括设立武器、水、食物的藏匿处，以及在海法和山谷之间的地带建立可供十万人藏身的避难所。现在，人们已经明确地讨论着，要将迦密山变成马萨达。
也难怪，从1942年2月到7月，古特曼提倡的马萨达精神扎下了根。青年运动周刊对马萨达之行及其学习班做了大量报道，并将爱力阿沙尔的最后演讲刊登在3月31日周刊的封面上。其他劳工出版社也赞美和颂扬马萨达。古特曼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扬马萨达，在公众间唤起了强烈共鸣。46名年轻的领袖对他们的青年运动学员分享并传递着马萨达的信息，所以，包含200多名青年的第二次马萨达之旅仅仅在三个月之后就成行。全国各地的逾越节青年营和青年团体都致力于为马萨达奉献一切。当隆美尔逼近国门，当欧洲犹太人身处犹太区，当国家领导人正在考虑极端的主意，古特曼的马萨达信仰如星火燎原之势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青年团体向马萨达进发，帕马奇的队伍也向马萨达进发。马萨达成为公众话题。短短几个月之内，马萨达精神就在青年一代中蔚然成风。现在，马萨达俨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成为新一代的巴勒斯坦人的标志。
秋天，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恐惧平息了。盟军指挥官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对隆美尔展开了反攻，隆美尔自11月4日的伊利阿拉曼开始败退。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已经没有纳粹进一步进攻的危险。
然而，就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民放松心情，重拾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带来的快乐之时，从欧洲传来的消息变得严峻。1942年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在威斯敏斯特宣称，纳粹德国正在灭绝犹太人。到目前为止，显而易见，希特勒心里想的不是大屠杀，而是大灭绝。每一天，数千犹太人被杀害。1942年，就有超过100万的犹太人被屠戮。战争结束后，也许欧洲犹太人已经完全消失。
1943年，马萨达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现在，它不仅仅是以色列土地上召唤犹太人为一场绝望战争做准备的历史传奇，而是代表犹太民族的寂寞孤独的神话般的、几乎是超自然的隐喻。就像以往一样，伊扎克·特本金以最残酷的方式来阐释新的见解：“我们感觉到终极的孤独……我们无法知道会幸存多少犹太人……我们也不能保证犹太人能幸存下来。我们苦痛，因为意识到，我们孤立无援，意识到，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
对于像特本金、卡茨尼尔森和古特曼这样的精神领袖而言，大灭绝有三重意义：自中世纪以来，从未有过这样规模的人类的大灾难；自第二圣殿毁灭以来，犹太人从未经历过这样规模的大灾难；这是不同于其他任何犹太复国主义的大灾难。对于犹太复国事业来说，大灭绝的影响是毁灭性的。锡安主义计划拯救的那些伟大的犹太民众已一去不返，能拯救锡安主义的伟大的人类宿主一去不返，锡安主义存在的理由也一去不返。即便希特勒被打败，留下的也许依然是被击败的犹太民族。没有东欧的人口支柱，锡安主义变成了一座没有援军穿行、保护或坚守的桥头堡。
但是，特本金、卡茨尼尔森和古特曼将灾难变成了使命。他们三人，以及其他人，开始宣讲希伯来青年们在这灾难性的境遇下所承担的责任。“现在，我们已经失去十倍于巴勒斯坦犹太人口总数的同胞，以色列土地上的每一个希伯来小伙子都要以一当十，”被特本金所激励，古特曼这样写道，“在这个现实的黑色阴影下，你们，以色列行动的年青一代，必须继承创始者的基业，手举光明的火炬，引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走向复兴。”
事实证明，1942年远比任何人想象的更悲惨。就在这一年，270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戮。在这一年里，全世界每六个犹太人就有一个被杀害，每四个欧洲犹太人就有一个死于疾病、饥饿、枪杀或者毒气。犹太民族将永远不能从这记重击中恢复。锡安主义将永远无法挽回损失。
但是，马萨达的精神将得到继承。当1942年的恐怖暴露后，在古特曼1942年1月学习班中锻造的马萨达精神将成长得越发强大。所以，那些询问这种精神是否仅仅基于虚构事实的人真是问了个愚蠢的问题。定义马萨达精神的不是爱力阿沙尔，而是古特曼。公元73年，事件是否确实发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公元1942年历史轨迹上，它的确发生了。古特曼提出的马萨达精神将标志着20世纪40年代的犹太复国主义，将决定1948年的命运，将塑造以色列国家的未来。
19世纪中期，法国心理学家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首次推翻“生命适应于环境”的传统观念。伯纳德认为，适应周遭环境的是死亡，生命现象就是保持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相悖。从1936年夏天到1942年夏天，犹太复国主义者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经历一系列的打击，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丧命，这样的现实教导这场卓越的运动。它周遭的环境极其严酷。相关的历史环境都是致命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适应就等同于死亡，而延续生命的唯一方式就是抗争。从那以后，决定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不再是排干的沼泽或者孕育果实的柑橘园，而是一座孑然矗立的沙漠要塞，它在荒芜的土地上投射下令人敬畏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