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复一日，我看着这场战争带来的破坏，对我们这一代，对我们的下一代。日复一日，我的恐惧在滋长，担忧我们这一代将无法担起肩上的重担——建立我们的国家、实现我们的梦想。我陷入全然的焦虑和担忧中。当我回想那些偷盗、洗劫和肆无忌惮的掠夺，我意识到，这些并不仅仅是孤立的事件。所有这些叠加起来，催生出一个腐败的时代。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本着郑重的态度、深入的思考，以及带着历史维度的反思。我们所有人，将为这个时代承担责任。我们将面临审判。而我感觉在审判中，正义并不在我们这边。现实给了我这样的印象：这个国家的快速转变，以及这个国家的希伯来力量的快速转变，驱使着人们走向疯狂。否则无法解释这样的行为、这样的精神状态，希伯来青年（尤其是当中的青年精英）的行动。这个国家从数千年中的弱势中锻造而成的道德准则，现在正迅速地堕落、恶化和瓦解。”
占领吕大城的军政府首长就是那位塑造马萨达的人。尽管，就他个人来说，什马利亚胡·古特曼是世俗而理性的；但他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方式是神秘的。他将革命运动视作一个人在灭亡边缘的生命爆发，视作一个失败国家不再等待弥赛亚、主动承担弥赛亚使命的雄心壮志。他坚信这50年来，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每一次，一波移民浪潮消退，另一波又出现。每一次，一代人衰弱了，下一代人就伸出强壮的手接过了火炬。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有一些东西却变化了。阿拉伯问题，一直存在的阿拉伯问题，此时突然给未来打下了一个问号。全国各地，阿拉伯村庄开始走向现代化，阿拉伯城市开始变得更繁荣。新兴的阿拉伯知识分子阶层促进了强烈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开始结成独特的、高度危险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这一身份认同。所以，旧式的犹太复国主义道路不再适用。所以，渐进地赎买土地，渐进地迁入训练有素的移民，渐进地、自下而上地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都不再适用。于是，有必要采取不同的举措。战争固然是不人道的，但它允许一个人做出和平时期不能做的事情，它可以解决和平时代不能解决的问题。
距离古特曼率领他的第一批46名学员登上马萨达已经过了六年半。自那次以后，他又把数千人带上了马萨达，独力地改变了一代人。而现在，他的工作已然不仅仅是激励年轻一代。在接下来的几年，他已经变成了一名杰出的情报员。在第一次马萨达之旅后，他就利用他的阿拉伯语、他的狡诈、他的敏锐直觉，协助搜集阿拉伯诸多村庄的情报。每一份情报文档都包含一张航拍照片、一张地图和一张人口统计细目表，以及村庄的领导人、力量及弱点、道路和偏僻小径和指挥所。每一份村庄的文档，都意味着一个村庄的覆灭。
这几年里，古特曼的思想秘而不宣。只有同他最好的朋友——哈加纳的参谋长伊斯雷尔·加利利——在一起的时候，他才可能显露坦诚的一面。只有他们两人私下相处，他们才会讨论那些不能讨论的事情——那些心里明白、不能言明的、道德禁止的事情。当这场规模宏大的、不可避免的战争开始谋划时，显而易见，这两位密友将战争的第一要务定为：确保清出一个阿拉伯的无人区——为了犹太人领土的延续和统一。古特曼坚信，这个任务可以完成。他非常了解这些阿拉伯人，推测出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层级分明的内部结构，或者说，不具备国家主权的精神。他相信，一旦这些阿拉伯人遭遇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决心和火力，他们将痛快地离去。
1948年的战争爆发时，古特曼正负责帕马奇的特殊秘密情报站。哈加纳的保守派阿拉伯专家们，仰赖他们与全国范围内的友好阿拉伯村庄签署的和平条约，古特曼与他们展开了激烈辩论。古特曼声称，当事态严重时，即使是最忠诚的阿拉伯人村庄领导人都无力承担来自泛阿拉伯世界的压力，他们将撕毁条约，转而对付犹太人。这些阿拉伯盟友的确在这几年成为犹太人的支持力量，而就在保守派依然致力于打造阿拉伯联盟之时，这位精力充沛的教育家和阿拉伯专家，却自始至终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会爆发一场战争。这场宏大的战争将是你死我亡的争夺。
古特曼居住在那安，这个他协助建造的基布兹就在距离吕大不远处。那安隔壁就是阿拉伯村庄那安尼哈和贝都因村庄萨塔利亚。萨塔利亚建于58年前，为了给雷霍沃特殖民地的柑橘园腾出地方，萨塔利亚的部落从杜兰的土地上被驱逐到这里。1948年春，那安基布兹的领导人与萨塔利亚部落的首领会面，犹太人与贝都因人宣誓彼此效忠。但古特曼却不能忍受双方虚伪的天真。他站起来，对贝都因首领们说道：“伟大的战争即将到来。当战争来临时，那安基布兹无法支持你们，或者保障你们的未来。”萨塔利亚的部落首领立即听出了言外之意。第二天一早，萨塔利亚的贝都因人就匆匆离开家园，逃往加沙。几个星期后，那安尼哈的村民们也逃了。无须举手之劳，无须承担任何战事，古特曼就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两个村庄的居民就这样消失了，即使他与村民们相交颇深，即使他们之间维持了15年的亲密友邻关系。
与军团指挥官、布尔多瑟以及受训组员不同，古特曼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完全知晓他正面临的悲剧和道德困境。他一直都知道，他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清除这个国家的阿拉伯人；也知道，这个任务会有多么可怕。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在寻求多种“世故”的方式来清除他们。他并不想杀死或者驱逐他们，他只是要引导他们自愿离去。
古特曼被分配到吕大担任军政府首长完全是出于偶然。1948年7月11日，他正因为一些情报事务前来寻找伊加尔·亚伦和伊扎克·拉宾。他从那安驱车赶往特拉基色附近老赫伯特·本特威奇的产业，最终却在被攻占的、荒废的达尼亚尔村找到了两位将军。当他们在达尼亚尔注视着军队挺进吕大，亚伦告诉古特曼，一旦这座城市被占领，他将是吕大城军政府的首长。古特曼便问亚伦道：“我应该如何处理那些阿拉伯人？你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我没有什么嘱咐你的，”亚伦回答，“你将看到事态的发展，当它们发展时你就可以行动。你可以做任何你认为必须做的事。”
黄昏时分，古特曼抵达吕大，成为军政府首长。在黯淡的暮色里，他看见几千人排成长龙，静静地涌向大清真寺。他们主动接受圈禁，否则宵禁时间后任何在外面的人都要被射杀。夜幕降临时，成千上万的恐惧的人类聚集在高天顶的屋子里祈祷。这里闷热、拥挤，令人窒息，没有食物，没有水，空气浑浊，也没有坐下或躺卧的空间。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那些病弱的人和年幼的孩子就会窒息而死。
午夜时分，军政府首长释放了女人和孩子。然后，他释放了磨坊主和面粉店主以保证面粉供应，令面包师去烘烤皮塔饼，又释放了水井的操控人员来供应清水。稍后，他释放了两百个来自那安尼哈的难民，提供给他们食物、水、骆驼、驴子，让他们可以在灾难降临之前逃离这个城市。到了早晨，他释放了大部分的青少年。尽管这样，清真寺里还是拥挤不堪。上午，第三军团全面接管整座城市后，事态再次恶化，更多的人涌进了清真寺，他们的双手高举过头顶，眼里充满恐惧。
7月12日，正午的枪声突然响起时，这位军政府首长正在圣约翰大教堂的教区与吕大的政要们谈判。第三军团的行动长官被派往镇子查看到底出了什么该死的事情。几分钟后，一个激动的年轻士兵前来报告，说有人从小清真寺里扔出了手榴弹，投向他的战友们。军团指挥官转向军政府首长，露出一个讽刺的笑容：“您怎么说，首长？您要下达什么命令？”他这样问道。但军政府首长没有挖苦也没有被逗乐。他意识到，如果他不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事态将会失控。于是，他建议向每一座开火的房屋射击，把子弹射进每一扇窗户，射杀每一个被怀疑参与暴动的叛乱分子。
古特曼形容接下来的30分钟是他一生中最难挨的30分钟。几十年后，当他复述这起事件时，录音带里他的声音依旧显得紧张不安。那些恐慌的喧闹，永不止息的枪响，上帝的义怒，当枪声终于止息，寂静是那般的甜美。然后，部下通报在小清真寺发生的事实。这位军政府首长只得命令他的部下埋葬死者，抹去不利的证据。
古特曼现在清楚，木已成舟，吕大城的命运也已经注定了。已经无法回头。但是，因为他没有收到驱逐令，他不能变出一份。他回到阿拉伯政要们聚集的圣约翰大教堂教区，控制住自己，做他必须做的事。他告诉这些达官贵人们，吕大马上就要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为了争夺国际机场。他说，就像他们看到的，在大战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恐惧的政要们询问，如果他们请求离开，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可是个不吉利的问题，”军政府首长回复道，“我必须好好想一想。”他走进隔壁房间休息，放松他的大脑，暗想，如果这一大群阿拉伯人不在这里的话事情将多好解决。但他仍然决定，不管怎样，他不会命令阿拉伯人撤离。于是，他顶着巨大的压力返回政要们那里，告诉他们，他必须同上级再次磋商。
当他们第三次会晤时，阿拉伯的政要们已经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他们请求离开吕大城，只附加一个条件——释放被扣押在大清真寺的所有囚徒。第三次，这位军政府首长以磋商为由离开了。但这一回他折返回来，带着两名陪同的年轻军官——他请他们来见证这番决定命运的谈话。
政要们：“那些被扣押在大清真寺的囚徒们，他们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古特曼：“你们过去怎样把我们投进监狱，我们就将怎样对待他们。”
政要们：“不，不，请不要做那样的事。”
古特曼：“为什么？我刚才有说什么吗？我说的不过是你们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就将怎么对待你们。”
政要们：“请不要这样，主人。我们请求您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古特曼：“好吧，我们不会这样做。从现在起，十分钟以后，所有的囚犯都会被释放。叫他们离开清真寺，离开他们的家，离开吕大城——连同你们以及吕大的全部人口。”
政要们：“谢谢您，主人。上帝保佑您。”
古特曼觉得，他已经达成了他的目标。占领、屠杀和精神压力产生了预期效果。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在48小时的炼狱生涯后，他并没有命令吕大的人民撤离。在屠杀的间接威胁下，是吕大的领导人令他们撤离。
现在，古特曼从教区穿过了街道，走进大清真寺。他面向人海，告诉这些囚徒们他们可以自由离开。他告诉他们，根据吕大政要们的决议，吕大居民必须在一个半小时之内撤离吕大城。严禁携带武器，严禁乘坐轿车或者电车，但可以携带其他财产——只要他们立即离开吕大城。
这位军政府长官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眼睛。成千上万的人，低着头，离开了大清真寺。没有人抱怨，没有人诅咒，没有人唾弃他。他们完全屈从地排着队走出去，散开了。他爬上大清真寺高高的尖塔。从这处制高点，他注视着混乱把这座城市吞噬。吕大的民众匆匆打包所有他们能拿走的东西：面包、蔬菜、海枣和无花果，袋装的面粉、白糖、小麦和大麦，银器、铜器、珠宝、毛毯、褥子。他们手里拖着不堪重负的行李箱，背上驮着由床单和枕套制成的简易包囊。所有的东西都压在了马车上，驴子上，骡子上。所有的事情都在匆忙和恐慌中完成，仅仅用了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
古特曼从尖塔下来，走到镇子的东角，俯瞰贝谢门。离开城镇的平民们聚集成了一支长长的、圣经化的、数千人的队伍。当军政府首长注视着这支被放逐的行伍，注视着人群中那一张张脸孔，他想着，如果耶利米（Jeremiah）[13]在他们当中，又会如何哀叹他们的灾难和耻辱。突然间，他心中涌上一股冲动——加入行进的人群中，成为他们的耶利米。在那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作为他们的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他希望成为吕大民众的耶利米。
在他终于描述完行进的队伍后，军团指挥官的话题转回到自己身上。站在他的指挥车旁，他注视着吕大的人民走在路上，背上背着由毯子和枕套制成的沉重袋囊。逐渐地，他们卸下了背不动的包袱，将阻碍他们前行得更远的背囊丢弃在路边。在这酷热的天气里，忍受可怕的口渴，老人和女人们濒临崩溃。就像古犹太人一样，这些吕大的人民走向流亡。
看着这支队伍，军团指挥官会感到内疚吗？没有内疚，没有怜悯，他在磁带里这样说到。随即，他把话题从人性体验转到全局的战略背景上。“伊扎克·特本金支持驱逐阿拉伯人，”他告诉我道，“特本金看得十分清楚。他所处的职位并不能下达特殊命令，但他对帕马奇总部做出了宏观指示：战争为解决阿拉伯问题提供了一次性的机会。伊加尔·亚伦同样也这样认为，是时候让他们离开这里了，他们必须离开。亚伦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他说阿拉伯人绝不能留在这儿，否则，这里将不能被称为一个国家。”当亚伦委任这位军团指挥官时，他明确地告诉他：你所战斗之处，不应该留下阿拉伯人。于是，这样的情形出现在提比利亚和塞菲德，出现在加利利的村庄，出现在吕大山谷的村庄里——伊拉巴、达尼亚尔、基姆祖、达哈里亚和哈迪萨。“只有吕大城出现了混乱，因为这座城市规模庞大，东边又有军队围城，战斗一旦打响，这些阿拉伯人没办法逃离。”
这支队伍产生的原因来自一个早先制订的驱逐计划或者一份公开的驱逐令吗？“不，不，”受惊的军团指挥官答道，“拉尔拉行动是由以色列国家直接指挥的。在1948年7月，戴维·本·古里安已经是这个主权国家的总理。进攻吕大的部队正是新诞生的以色列国防军的军队。大灭绝是这起事件的背景。本·古里安总理没有指示以色列国防军清除阿拉伯人，深谋远虑的伊加尔·亚伦也没有这样做。亚伦清楚地知道本·古里安没有下达驱逐令。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能驱逐人民。但是，本·古里安和亚伦都认识到，绝不能允许一个阿拉伯人的吕大城依旧矗立在国际机场旁边，矗立在距离特拉维夫不远的地方。如果我们允许它保留，我们将不会胜利，也会丧失国家的意义。本·古里安和亚伦之间也许有过口头交流，但没有下达书面命令。”
亚伦和军团指挥官同样没有下达驱逐令。但军团指挥官在帕马奇接受的训练使任何命令都显得多余。他知道自己必须做的事，即使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于是，当约旦装甲车开进吕大城时，至少，还有一个借口，事实就是这样：约旦人的大军向以色列中部进发，从东部袭击了吕大。第三军团遭受了内外夹击的压力。吕大拥有大量人口，又有相当多的约旦军队在吕大东部集结。于是，当吕大的阿拉伯人向军政府首长询问他们是否可以离开，告诉他们向着阿拉伯军队行进就有了战略意义。“这是一个有利的结果，”军团指挥官说，“百分之百奏效，从吕大城撤离的平民队伍让阿拉伯的军队只能东进。这样一来，不费一枪一炮便扫平了大片土地。”
然而，当我请求这位军团指挥官回忆一下地点、时间以及个人体验时，他显得非常吃惊。亚伦和拉宾离开了吕大，赶往另一处前线阵地，于是，驱逐吕大平民的责任就落在了这位军团指挥官、他的副手、他的团长，以及军政府首长的肩上。这四名军官不得不面对东部再次开战的危险，以及城中士兵们疯狂掠夺造成的混乱。他们必须负责埋葬我们的战友和阿拉伯人。还要看顾那支行进中的队伍，可怕的、由成千上万的人组成的撤离吕大的队伍。
“军官也是人，”军团指挥官说，“而作为一个人，你此时突然面对一个分岔口。一边是青年运动，青年村，以及莱曼医生留下的宝贵遗产；另一边则是吕大城中的残酷现实。你惊讶于自己所惊讶的。你这么多年的训练就是为了这一天，你准备了那些村庄的档案文件，你被告知不可避免的一场战争正在迫近，你被告知这些阿拉伯人必须离开。但即使这样，你还是震惊了。在吕大，战争就像它本身那样残酷，充满杀戮，劫掠，愤怒和复仇的感情。然后，那支队伍走过来了。尽管你强大、训练有素又适应力强，但在某种程度上你仍然感到精神崩塌。你感到你所接受的一切人文教育都在崩溃。你看看那些犹太士兵，再看看这行进中的阿拉伯人，然后，感到一种沉重的、深沉的悲伤。你感到就像正面对什么无限的东西，你根本无法处理，甚至都不能伸手握住。”
布尔多瑟记不得那支队伍，因为他朝小清真寺射出反坦克炮弹后就受伤了。他失去了意识，被送到医院。几天后苏醒过来，他的战友们过来告诉他，他做得很对，他杀死了70个阿拉伯人。他们这样说，是出于看到他负伤流血的愤怒，他们当时还冲进了小清真寺里，用全自动火力的枪械向幸存的伤者扫射，然后闯入附近的民居扫射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一个人。晚上，他们被命令清理小清真寺，移出寺里的70具尸体并安葬他们。于是，他们带来另外8个阿拉伯人，命他们挖掘葬坑，然后又射杀了他们，把这8个人同那70具尸体埋在一处。因为，自小清真寺的枪击事件后，他们不再犹豫彷徨，而是强硬如钉。“这些家伙放弃了高尚的举止，”布尔多瑟道，“他们知道该做什么，并且去做。而他们所做的，与驱逐吕大人民并将他们赶出犹太国家边界的决定相一致。”
来自受训组的一个小伙子清楚地记得那支队伍。他记得，上午小清真寺大屠杀过后，他们连队的任务就是清理小清真寺的东区。他记起一份明示的驱逐文告，指示驱逐阿拉伯人，要把他们赶出城，驱逐所有的阿拉伯人。这名理想主义的第三军团士兵，穿行在吕大的现代街区，沿着笔直的街道挨家挨户地用阿拉伯语叫喊：“Yallah，Yallah.”（快走，快走。）他们向天空鸣枪，恐吓并催促吕大新兴中产阶级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家庭。这些富裕的阿拉伯人惊慌地召集孩子，带着他们的驴、马以及财物，在酷热的天气里走向城郊，踏上通往贝谢门的马路。
其他小伙子记得的要少一些。他们对吕大的记忆并不是很清晰。他们记不得在那关键性的几个小时里他们在做什么。那7月里的三天时光，他们能回忆起来的，只是一些零散的图像：一个被占领的城市，紧闭的窗户，白旗，大清真寺里拥挤的人群，小清真寺响起的枪声，半小时的炼狱，之后便是死一般的寂静。然后便是在寂静中，被击败的阿拉伯人排成沉默的队伍，他们的手举向天空示意乞降。于是现在，年轻的士兵可以骑着抢来的自行车满大街乱逛，闯进吕大的奢侈品商店，带走照相机、留声机、收音机、地毯、水烟以及精美的铜器。他们没收了卡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以及柑橘园，以供未来的基布兹建设之用。还有供未来的基布兹驱使的巴士，他们在里面装满了吕大各式各样的商品。这时，在一个无法解释的暂停之后，我所采访的这些男人注意到了那支队伍。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当他们描述那支由老人、妇女和孩子组成的队伍，以及这些人遗弃再也搬不动的日用品所留下的长长的痕迹时，他们的声音听起来依然是那样令人震惊。一袋袋的面粉、白糖、小麦、自行车、褥子、孩子们的玩具、衣服、鞋子。
受训组的领导人对那支队伍记忆深刻。在他受伤前，他还闯入一家理发店，找来干净的毛巾和酒精，为在战斗中受伤的吕大儿童包扎伤口。在小清真寺旁的战壕里受伤失去右手后，他被送到市中心的临时战地医院接受治疗。当医护人员用绷带给他包扎、用吗啡给他镇痛时，他听到了镇压吕大起义的严厉命令。然后是反坦克炮的声音，以及机枪地狱般的“啪哒哒哒”声。第二天，当一辆军用救护车载着他撤离至贝谢门的野战医院时，他们撞见了正撤离吕大的队伍。透过救护车的窗户，受训组的组长看见了一幅超现实主义的图景：老人、妇女和儿童，拖着驴子、骡子、马车，带着婴儿车走在路上，脸上挂着大难临头的表情。这位受训组领导人再也不确定，他究竟同情哪一方更多。是他死去的战友，他自己，他这一代人，还是这成千上万的穿越吕大山谷的民众？
古特曼同样记得这支队伍。他爬下了尖塔，走在这些行进者之间，这位军政府首长心绪翻涌。他扪心自问，他鼓励军团的士兵向吕大的民居开火是不是做错了，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方式来避免已经发生的一切。然后，他沉默地自答，如果不这样做，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将可能覆灭。他看着这些行进中的男男女女，他震撼地发现他们脸上的表情是无动于衷的，即便他们现在丧失了主权，丧失了尊严。他难以理解，一个城市、一种文明，竟能就这样被摧毁。在城镇外，军政府首长看到数百名，甚至数千名的民众围着一口井汲水，缓解7月的干渴。一个人跌落到井里，另一个人在惊慌中被踩踏致死。他看到骚乱的人群中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正跪着生产。他看到一个男孩迷路了，他的母亲大喊着寻找走失的孩子。他看到士兵们强迫队伍中的人上缴现金、手表和珠宝。他制止了这些士兵。他看到在两排武装的犹太士兵之间，数目如此庞大的巴勒斯坦人如何离开了城市，排成一支长队。队伍变得越来越长，走出了吕大城，穿越了吕大山谷，经过了贝谢门可爱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村。
对这支队伍记忆最完整的要数奥特曼·阿布·哈曼德（Ottman Abu Hammed）。他的祖父曾在阿提德工厂同犹太人一起工作，并帮助犹太人种植了橄榄林。他的父亲曾经为青年村供应蔬菜，待莱曼医生如朋友，并陪同他在吕大注射霍乱疫苗。他自己则在童年时期经常地拜访贝谢门的青年村。他热爱着那里的现代化牛棚和游泳池，以及穿着卡其布短裤、露出晒黑美腿的姑娘们。
奥特曼跟受训组的小伙子们差不多年纪，但1948年战争爆发时，他远比他们更无辜。他缺乏良好的教育，也没有任何政治意识，他真的完全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只记得他的父亲试图阻止对贝谢门的攻击。他的父亲在田野跟贝谢门的人见面，然后，他的父亲被指控叛国，又在最后一刻从行刑队处逃离。对奥特曼来说，1948年夏天的吕大，就是一座充斥着隆隆爆炸声的城市。成千上万的难民从雅法、塞菲德、那安尼哈逃到吕大，为这座城市带来金钱。随着食品和蔬菜的价格飙升，当地居民赚得了两倍至三倍的利润。咖啡馆营业至夜深，跳肚皮舞的舞者无处不在。镇上到处放着音乐沉浸在娱乐氛围中，而女孩们随处可见。
奥特曼同样也记得暴力。开往贝谢门的犹太车队遭到袭击，乘客遇害。一辆吉普车的犹太人司机被谋杀在主干道上。一天，两个年轻的犹太小伙子和一个年轻的犹太姑娘的尸首被带进镇子，他们在附近的一个村庄被抓获、女孩被强奸，然后三个人全部被杀害。当这三具被侵犯的尸体在吕大繁华的商业大道被展示时，奥特曼惊得目瞪口呆。但无论是这个18岁的青年还是他的家人，都想象不到那即将到来的未来。当吕大在7月10日夜晚遭受一支犹太空军的炸弹袭击，又在7月11日遭到犹太炮兵的炮袭时，他们完全震惊了。当11日中午一支犹太装甲队扫射吕大的街道，留下数十具尸体时，他们完全震惊了。他们惊骇、恐惧、沮丧。
奥特曼记得，7月11日的晚上，犹太士兵突然地出现在附近。安装在吉普车上的大喇叭叫喊着，命令所有的男人都进入大清真寺。奥特曼跟随他的父亲走出来，加入到街上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清真寺里闷热而拥挤，没有地方坐卧。奥特曼吓坏了。他哭着，泪水把自己打湿。当小清真寺大屠杀的一些消息传来，人们更加恐惧。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这些犹太人还能做出什么事情。他的父亲合上他的眼睛祷告。奥特曼感到极度的恐惧。但第二天，噩梦般的36小时后，犹太人似乎与政要们达成了一致。最终这些阿拉伯人被允许走出清真寺。尽管奥特曼的父亲注意到，小清真寺受害者葬坑的疏松土壤，但他相信，生活现在将回归到正常轨迹。
当他们回到家里，母亲欢迎他们，就好像他们死后复活一样。几分钟后，有人敲门。两个士兵站在那儿，大声叫嚷道：“Yallah，Yallah。收拾你们的东西，赶紧离开！去阿卜杜拉国王（King Abdullah）那儿，去约旦！”其中一个士兵敏感而羞涩，显然，他并不喜欢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但另一个留着薄薄一层胡须的士兵，非常享受现下的每一分钟。父亲从口袋里取出一封希伯来语书写的信件，在信中莱曼医生为他正派的阿拉伯朋友做担保，希望这位贝谢门的朋友不要受到伤害。但大胡子的士兵一点都不在意。他把信一丢，用他的枪口抵着父亲的胸口，说道：“如果你不马上滚蛋，我就开枪。快滚去阿卜杜拉那里。”
母亲哭起来，她以为父亲就要被开枪打死。而父亲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陷入了震惊中。他低着头，叫母亲赶紧收拾所有能带走的东西。然后去召集祖母、三个姑姑，和他的两个儿子。在两名犹太士兵的枪口下，阿布·哈曼德家族匆忙地收拾行李：面粉、大米、白糖、珠宝、床褥。他们将行李装上马车，又帮助半瞎的祖母跨上驴子。
最令奥特曼感到耻辱的，就是在吕大市郊的检查站，那些士兵对女人进行搜身。一个士兵拿走了奥特曼身上的现金，另一个取走了他的手表。犹太士兵的黄麻袋里，迅速地装填着项链、耳环、银器和金器。而女人们——不论老少——所遭受的羞辱证实了他们所有人现在是多么屈辱。
奥特曼牵着马的缰绳，他的父亲在后面推着马车。道路非常狭窄，拥挤得令人不堪忍受。孩子们大声叫嚷，女人在尖叫，男人们在流泪。有人说一个母亲丢失了她的男婴，又有人说一个母亲遗弃了她的女婴。一辆犹太人的吉普车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车上的士兵吹响了号角，催促人们向前，向前。犹太士兵在他们头顶上鸣枪。不能停步，不能往回走，不能向后看。
在匆忙中，人们急于携带面粉和大米，而不是水。所以，现在没有水，而酷热令人难以忍受。镇外，一个人跌落到井里，当他被拉上来时，人们吸吮他的湿衣服。人们吸吮野地里找到的西瓜，茄子，任何含有水分的东西，只要能暂时缓解他们兽性的干渴。大部分女人都穿着传统的黑色长袍，头上顶着麻袋。一些男人穿着传统的阿拉伯长袍，一些穿着优质的欧式西服。时不时有家庭退出队伍，在路边停下来——埋葬因酷热而夭折的婴孩，向因疲劳而倒下的老祖母做最后告别。不一会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一个母亲把她哭号的婴儿丢弃在树下。奥特曼的堂姐把她的孩子遗弃在另一棵树下——她再也受不了一周大的婴儿发出的饥饿的哭号。但奥特曼的父亲命令她回去树下把孩子带回来。尽管，父亲也是绝望的。他看起来都快失去理智。他一边推着沉重的马车，一边诅咒犹太人，诅咒阿拉伯人，诅咒上帝。
在距离贝谢门不远的地方，发生了一起意外。一群穿着制服的犹太人站在两辆指挥车旁，注视着这支队伍。其中一个人大声叫着父亲的名字。父亲抬起眼皮，走向那位指挥官。贝谢门的毕业生，以及贝谢门的蔬菜供应商，面对面地站在夏季的田野里，两人沉默无言。最后，那位指挥官说父亲可以留下。父亲说如果他留下，他将被视为叛徒，会被处死。指挥官返回指挥车，带下一罐子（jerry can）[14]的水，搬至父亲的马车上。指挥官看着父亲把水喂给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弟媳，他的儿子；看着父亲拉着他的家族马车，重新加入队伍，一直向东。
我开车驶向吕大。现在正是7月，热浪令人窒息，就好像回到了1948年的7月。厚重的黄色雾霾堵塞住吕大山谷。小清真寺因为最近装修而关闭，但大清真寺是开放的。我穿过了吕大居民们曾经迈进的石头大门，穿过了他们曾经涌入的方形庭院，站在高高的圆拱之下——他们曾经站在这儿足足36个小时。几码远的地方就是庄严的圣乔治大教堂。穿过小路，就到了军政府首长古特曼与吕大城的政要们举行会谈的教区。
这里曾经耸立的老式石屋、橄榄油榨油作坊、旧城的胡同小巷，在20世纪50年代被毁坏了。但是，站在这一平方公里的咫尺之地（它曾经坐落于古老的吕大）你还是会感觉到，有些事情错得离谱。这里有一处古怪的建筑遗迹，那里又有一处无法解释的废墟。在丑陋的贫民窟、破旧的市场、廉价的商店之间，很明显，吕大还有着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不像以色列攻占过的其他巴勒斯坦城市，这里的巴勒斯坦人依然感觉得到伤痕的存在，不像其他地方靠现代化遮掩了过去，在这里过去依然存在。
我应该为犹太复国主义洗手以示无辜吗？我应该对犹太民族运动在吕大的行径置之不理吗？就像军团指挥官一样，我面对着某些极广大的东西，以至难以处理；就像古特曼一样，我看见一个自己不能操控的现实；就像受训组领导人一样，我不仅仅是悲伤的，我还感到恐惧。当一个人打开这个黑匣子，他就会明白，尽管小清真寺大屠杀是基于一个误会而引发一系列悲剧的意外事件链，但占领吕大、驱逐吕大居民却不是意外。它们是犹太复国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阶段，奠定了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根基。吕大是我们的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当我试着坦诚地对待它时，我看到选择是如此明显：或者因为吕大拒绝锡安主义；或者，连同吕大一起，接受锡安主义。
就我而言，有一点是清楚的：军团指挥官和军政府首长有权对假惺惺的以色列自由派生气，这些人在几年后谴责他们在吕大做下的事情，却享受他们行动的成果。我谴责布尔多瑟，否定那位狙击手。但我并不责备军团指挥官、军政府首长以及受训组的小伙子们。相反，如果有需要，我将站在受责的一方。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他们，以色列的国家将不会诞生；如果没有他们，我不会诞生。他们做了肮脏的、龌龊的工作，但令我的同胞、我自己、我的儿女可以生活。
在东方，银色的橄榄园消失了。阿提德工厂的遗迹也消失了。那久远的吕大阿拉伯人的田地，现在已成了以色列基顿合作社和贝谢门合作社枯萎的向日葵花田。莱曼医生的青年村依然矗立在这里，但自1948年战争，以及莱曼医生1958年去世后，它的精神也消失了。现在，在缓坡下矗立的是一栋毫无特色的建筑，一个毫无特色的教育机构。只有仍然耸立的一排长长的、红屋顶的建筑（那曾是为欧洲的孤儿们建造的）向人们证明，贝谢门曾经是什么样的，它又希望成为什么样子。贝谢门的庭院仍然保留，一个主项目正在准备对它实行保护。
我从贝谢门青年村的制高点眺望吕大山谷。我看到了吕大的城市，以及大清真寺的高高尖塔。我看到了消失的橄榄园，消失的赫茨尔森林，消失的阿提德工厂，消失的莱曼青年村。我思索着在这里发生的悲剧。在犹太复国主义以基什尼奥夫大屠杀的名义进入吕大山谷的45年后，它在吕大山谷煽动了一场人类的灾难；在犹太复国主义以无家可归的名义进入吕大山谷的45年后，它将一群无家可归的人遣送出山谷。在沉重的热浪下，透过阴霾，沿着干燥的棕色田野，我看到那支队伍正向东进发。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支队伍仍然在向东进发。因为队伍——就像吕大的队伍——永不停步。
[11] 现在叫考那斯（Kaunas）。
[12] 指人民，犹太人的习惯表述。
[13] 耶利米，是《圣经》中犹大国灭国前，最黑暗时的一位先知，被称作“流泪的先知”。
[14] 军用盛装液体的罐子，一罐装4 ~5加仑的水或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