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房，1957
我与泽夫·斯坦赫尔（Ze’ev Sternhell）教授在他耶路撒冷的朴素公寓里会面。斯坦赫尔是一位在研究欧洲法西斯主义方面成就杰出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因反对犹太法西斯主义而备受赞誉的政治活动家。他身材颀长，举止优雅，是一位真正的绅士。在连续三天的时间里，我聆听他的人生故事，也试着理解我自己的人生。在聆听的过程中，我尝试理解20世纪以色列犹太人的传说。
“我出生在加利西亚一个世俗的富裕家庭，父母老来得子，因此，我备受宠爱。”斯坦赫尔告诉我，“我的祖父是一位成功的纺织品商人，我父亲则是他的合伙人。我的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连同一个女佣及一个保姆在家照顾着我。我的姐姐艾达（Ada）比我年长13岁，她就像我的第二个母亲一样。我沐浴在爱中。直至今日，我印象最深刻的记忆仍是我的父亲把我搂在怀里，跟我脸贴着脸。”
“突然，战争爆发了。我在半夜被惊醒。所有的灯都亮着，我的父亲身着波兰军队的制服，跟我们道别。几周后，当他战败而归，一切都坍塌了。我的父亲死了，我的祖父也死了。苏联人占领了波兰东部，也抢占了我们大宅的一半。我们没有女佣和保姆了。母亲必须要工作。母亲和姐姐尽了她们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我。在那个动荡的世界，她们是我唯一的依靠。
“我6岁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的夏天，巴巴罗萨行动（Barbarossa operation）就发生在我们建于维斯瓦河岸的房子前面。我记得被震碎的窗户、燃烧弹以及德国纳粹军令人震慑的势力。几个小时内，我们看到了惊恐的苏联战囚排成的长龙。几个月后我们被发送到隔离区。转变是骤然的：从我们的宏伟大宅到隔离区的一个角落，拥挤不堪，散发着恶臭，并且我们忍饥挨饿。
“然后开始了灭绝行动（Actions）。隔离区被分阶段清理，每一次是不同的捕杀。我记得我们自己被追捕的情形。母亲、艾达和我在一个类似岩洞的地洞里躲了三天，其他几个人和我们躲在一起。与此同时，外面的隔离区正进行着大捕杀。我从一道地缝里窥见那场捕杀。我看见男人们被枪杀，孩子们被枪杀。我是一个躲在地底下的六岁的孩子，而我透过一条缝看见别的藏在树顶的孩子被开枪杀死并掉在地上。
“我根本不能用言语描述我的情感。我成长在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一个殷实的欧洲中产阶级的家庭。然后，五年的极乐之后，一夜之间，整个世界轰然坍塌。我们的神圣被践踏了。我们的自然守则被颠覆了。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隔日之间。在隔离区，一个人失去了他的人权基础，以及他的身份。他不再是人，我不再是人。而在这个坍塌之后的世界，想要生存下去便要付出全部的代价。
“第一次行动过后又来了第二次。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德国人又开始捕杀犹太人。那是一场真正的捕猎，就像猎狐狸或者猎兔子一样。然后命令下来说没有工作许可的人都要在隔离区一个指定的地点集合。我的母亲和姐姐去了。我记忆中，这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我记得，我的姐姐跟妈妈说：我们还年轻，我们会找到工作，我们会活下去的。她们知道，她们要离开我了。她们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她们不想吓着我。而且，她们也心存盼望。她们相信她们会回来，而我也一样。我甚至没想过她们不能回来，或者，我会再也见不到她们。她们拥抱我，亲吻我，把我留给我的婶婶。我看着她们离开，越走越远，越变越小。
“我的婶婶拼尽全力弥补母亲的缺失给我留下的遗憾。我的叔叔极其足智多谋，他把我们从隔离区中救了出来。尽管叔叔婶婶努力地安慰我，但是，从母亲和姐姐离开的那一瞬间，我就是独自一人了。从7岁开始，我没有跟任何人谈心。我知道，我必须靠自己活下去。虽然我只是个孩子，我知道，我不能依靠任何人，无法向任何人求助。这是一种完全孤独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奇迹般的事情。我的叔叔在里沃夫找到一位房主，他曾经是波兰军官，愿意帮助犹太人。在波兰当时糟糕的反犹太气氛下，这个概率是1%。还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也帮助了我们，这两个家庭救了我们。我们伪造的证件上说我们是雅利安人，是波兰的天主教徒。所以，我们没有被捕，婶婶还教了我天主教的故事及祷告词。至关重要的是让邻居们看到我们像天主教徒一样地生活。渐渐地，这不再是一个伪装。我喜欢上了这一切：复活节，圣诞节，圣诞礼物。耶稣的故事，马利亚的塑像。天主教教义一种精神支柱。你不需要像犹太人或者新教徒一样独自奋战。耶稣为你而牺牲了他自己，而玛利亚时时刻刻为你守望，你求她来拯救你。而当身为孩子的你处在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中，身边是一场大屠杀，你的父亲死了，你的母亲也死了，这时候，你非常容易被引诱相信这一切，你希望这会拯救你。你会跪在圣坛前，说着每一个天主教孩子说的话。
“战后波兰的反犹太主义十分可怕。尽管纳粹不在了，你仍然能够在每条街道的拐角处嗅到对犹太人的痛恨。我记得一个女人对犹太人叫嚷着：‘渣滓！你们从洞穴里出来啦，真可惜希特勒没把你们赶尽杀绝。’我记得，从集中营里返回的犹太人隐藏他们的身份，一旦被曝光，他们就被诅咒和暴打。不断传来谣言说战后还会有大屠杀。真是再明显不过了：犹太人在波兰没有未来。在经历过这一切，目睹一切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做犹太人了。我们必须更换我们那旧的、被咒诅的身份。
“我正式接受了洗礼。我的波兰名字变成了泽维格纽·奥乐斯基（Zvigniew Orlowski）。我是克拉科夫大教堂（Krakow cathedral）的祭坛圣童。我与神父一起祷告，帮助他行圣餐礼。每一天我都跪拜。服侍上帝的仆人让我觉得亲近上帝。然而比那更重要的是，我不再是犹太人了。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永远的逃亡。要隐藏，要撒谎，要伪装。我从中脱离，我结束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为了生存，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天主教徒。
“然而，到了1946年，局势清楚地表明，即使是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我在克拉科夫也没有未来。一列红十字会的儿童运输火车把我从波兰带到了法国，从一个婶婶那儿到另一个婶婶那儿。我当时11岁，再次孤身一人。当我到达法国时，我把在波兰发生的一切都埋在我的心里。我不想记住任何事。从我的记忆里，我抹去了我的母语波兰语，同样也抹去了我的天主教背景。我接受了一个新的身份，法国人。只用了一年的时间，法语成了我的第一语言。我在阿维尼昂的一间有名望的高中就读，到15岁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浸淫在法国文化中了，甚至我的口音都听不出外国味儿了。我正大踏步地迈向索邦大学。
“法国教会了我自由、平等以及人权。我学习去信奉普救论、世俗主义、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我一直知道，法国不是我的家。尽管，我试图去抹掉过往，可我无法抹掉关于我的父亲、母亲和姐姐的记忆。他们从我身边被带走，死去，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我觉得我是与众不同的，我是从别处来的。作为一名犹太人，我觉得我永远不能在法国成为完整的人。我不是地道的法国人。在法兰西和我之间总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的消息激起了巨大的兴奋。你和你们这个年代的人们是无法理解的。”斯坦赫尔告诉我，“在波兰，即使是在战前，我们家庭成员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在阿维尼昂的婶婶在犹太国家基金会中非常活跃。在每个房间里都有犹太复国主义的海报。我曾经每天读三份报纸，关注巴勒斯坦的局势。13岁的我非常害怕阿拉伯人会屠杀犹太人。然而，犹太人的军队英勇奋战并且胜利了，犹太国家建立了。这简直超出人的想象。四年前，红军才解放我们。六年前，纳粹刚扫荡了隔离区。而现在，这些曾被关在隔离区，被捕杀的犹太人，同样的犹太人，兴起并建立了国家。甚至对每一个像我一样世俗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有些超自然的历史事件。突然有了犹太人的政府官员和军官，一面国旗，一本护照，一身制服。如今犹太人不再依靠外邦人了，现在犹太人就像外邦人一样。他们为了自己而挺身而出。回溯过往，我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事件就是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我感到一种近似于宗教升华的感觉。
“在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世界里，犹太人没有尊严。犹太人是尘土、人渣，他们以猪狗不如的方式被处死。他们的待遇不如动物，你可以同情动物，却不能同情犹太人。犹太人是低于人类的，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一无是处。而现在，仅仅是在奥斯威辛之后三年，犹太人成了一个人类的实体。现在，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犹太人开始反击。体面的反击，他们为胜利而战。我在杂志图片上和纪录片上看到他们：年轻，强壮，荷枪实弹。突然，他们成了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的人类。他们能够像埃迪蒙托·德·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爱的教育》中的意大利人一样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他们不再是任人奴役、捕猎及杀害的生物。对身在法国南部的我来说，这简直是一个传奇。这是发生在真实、具体的历史上的神迹。
“在16岁的时候，我决定返迁（aliyah[15]）。我独自移民到以色列，和一大群从马赛来的孩子们在一条船上，非常拥挤，但是非常有趣。我记得我们站在上层甲板上，迦密山映入眼帘，以色列就在前方。当我们下船的时候，一些孩子们跪下亲吻了土地。我没有跪下也没有亲吻土地，但是我觉得我到家了。这就是终点——不再有漂泊，不再有转变，不再有伪造的身份。再没有欺骗和伪装，我终于可以做我自己。因为，这里不再需要借口和谎言。我再也不会感到虚伪和恐惧了。有些事，我需要不断为自己辩解。然而在以色列的国家，我不再需要为自己辩护或解释。这是何等的解脱。我那时还不会说希伯来语，也并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我还是孤身一人，没有财产，不受保护。但是，我被一种奇妙的感觉所充满，好像一段难以忍受的漫长的旅途终于结束了。”
……
阿哈龙·阿佩菲尔德（Aharon Appelfeld）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小说家，他写的大屠杀相关小说——《1939年的巴登海姆》（Badenheim 1939）、《奇迹的时代》（The Age of Wonders）、《铁轨》（Iron Tracks）——已经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我现在正在他耶路撒冷附近梅瓦塞莱特锡安郊区的家，同他一起坐在地下工作室。他身材矮小，圆圆的脸，声音柔和，眉宇间或闪过一丝邪气的光芒。就像我聆听斯坦赫尔一样，我花了几天时间倾听阿佩菲尔德。在倾听阿佩菲尔德的过程中，我再次尝试理解20世纪以色列犹太人的故事。
“1932年，我出生在切尔诺夫策[16]附近，”阿佩菲尔德告诉我，“我的父亲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实业家，也是维也纳的前国际象棋冠军。我的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她实在是个大美人。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的父母快把我宠坏了。他们给我买冰激凌、蛋糕、各种玩具和童话书，给我讲民间故事。他们希望我能在柏林或者维也纳做一名律师。总的说来，他们的眼睛总是注视着维也纳，注视着那里的歌剧、剧院和大咖啡厅。犹太教是某种不合时宜的事务，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未来是属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我们家资产丰裕。我们雇用了一名保姆和一名厨师。家里有一架钢琴，还有许多书、漂亮的水彩画、彩色的花瓶，以及一个砖砌的壁炉，温暖冬日里的厅室。我们这个快乐的小家庭有时会外出度假，我们会去维也纳、布拉格或者喀尔巴阡山脉。我喜欢穿着澳大利亚的短裤、袜子、高筒靴，在维也纳公园里，我喜欢站在秋天落叶铺就的柔软地毯上。当我们回到家，我的母亲会弹起钢琴，说着下雪的故事哄我入睡，那些雪花经常落进我的梦里。每逢星期天，父亲和我就会在我的房间里一起玩他给我买的电动火车，我的母亲会在房子的另一边叫我：‘欧文，你在哪里？’我就会这样回应她：‘我在这儿，妈妈，我在这儿。’
“1941年夏天，那时我9岁，我们正在喀尔巴阡山脉我祖母的庄园度假。我生病了，中午时我正卧床休息。突然响起了枪声。我呼唤着父亲与母亲，这时传来更多的枪声。我从窗户跳出来，躲在房子后边的玉米地里。这时，我听到那些德国人在田地里折磨我美丽的母亲。我听到我的母亲在尖叫，我听到德国人杀害了我的祖母和我的母亲。
“父亲是在晚上回到家里的。他成功地躲过一劫，又为了我回到这里。他在高高的玉米丛中找到了我。我们一起回到了切尔诺夫策，发现我们的家被洗劫一空。那些书、漂亮的画、彩色的花瓶、钢琴、砖砌壁炉全部没有了。我们被带到隔离区，每十个人分得一个房间。房间拥挤不堪，散发着恶臭，毫无体面可言。垂死老人的呻吟回荡在整个房间。几天后，我们被命令排好队伍前往火车站。到处都是骚动，人们的高声呼喊，狗的狂吠。时不时会响起一声枪响。我们被装在拉牛的火车车厢里，我们快要窒息了。我的父亲把我举到他的肩膀上，这样我才没有窒息而死。火车停下了，又是一阵骚动，人们大声喊叫，狗也在狂吠。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推下车厢，然后被踢进了德涅斯特河。强壮的人在水里游，病弱的人溺水而死。几乎所有的老人和孩童都淹死了。因为我是父亲唯一的儿子，我的父亲救了我。
“当我们抵达河对岸，我们被命令继续排队前行。那时，夏天已经结束了，天气正在转冷，还下起了雨。整整两个星期，我们白日里在泥泞中赶路，夜晚就睡在野地里。一些人在沼泽地消失，一些人在疲劳中倒下，一些人在病痛中离世。但我的父亲强壮而坚韧。尽管我已经九岁半了，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但大部分的旅程，他都把我扛在肩膀上。最后，我们到达了一个废弃的集体农庄，这里已经被改建成集中营。孩子们与成年人被分隔开。父亲就这样失踪了。直到10岁之前，我就这样孤独地活在世上。
“我意识到，如果继续待在营地，我将会死去。于是我逃跑了。我敲开了乌克兰农夫的家门，但他们赶跑了我。我饿极了。我感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了。在家里我听说，当大限即将来临，你要倚在一棵树上，闭上眼睛，静静等待。于是我倚在一棵树上，闭上我的眼睛，等待。但饥饿、寒冷、潮湿让我一直保持清醒。几小时后，一束阳光射进树林，于是我继续行路。我找到了避难所，那是一个乌克兰妓女的木头小屋。我成了她的仆人。在之后六个月的时间里，我挤牛奶，打扫地板，注视着粗鲁的农夫们以各种体位操弄着妓女。但当我感觉到危险时，我又逃了。这次我找到的庇护者是一伙马贼。马贼认为我很有用，因为我身材瘦小，他们可以在晚上把我偷偷送进牲口棚，我从里面把大门打开，然后马贼们就能牵走那些马匹。但后来我又感觉到有危险，于是，我又跑了。就这样，我从一个下层社会跑到另一个下层社会。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从这片森林到那片森林。我生活得像头野兽。那个被宠坏的资产阶级家的小少爷，在那三年里活得像只老鼠。
“当苏联红军抵达后，我成了其中一个旅的小伙夫。这些苏联人渴求食物、酒和女人。我看着他们占领土地、洗劫钱财、强奸妇女。我看着他们喝得醺然大醉，大喊大叫。当1945年战争结束，我离开了他们。13岁的我再次孤身一人，我没有任何方向。我没有上过学，不具备历史的前瞻性。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也不知道我是谁。整个欧洲到处都是难民。不论你去哪里，每个地方都有难民。成群的流离失所的孩子正在寻找一个家，但我已经没有了家。我的母亲遇难，我的父亲失踪。英军犹太旅的士兵们找到了我，当然他们也找到了其他跟我类似的孩子。他们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把我们偷偷运出，最先送到意大利，然后是南斯拉夫。但我自己仍然满腹愁肠。我是谁？我是什么人？我又属于哪里？
“哈加纳号从萨格勒布[17]驶进了海法。这艘轮船载满了人，谁也不认识谁。每个人都生病了，每个人都在呕吐。当我登上岸，我一点儿都不兴奋。这不过是旅途中的又一个车站，又一个隔离区。我知道，他们还会继续追猎我，就像他们在过去的五年里追猎我那样。我将生存下去，就像过去的五年我苟延残喘的那样。而为了生存下去，我必须赚取人心。在这里，同样，我必须证明，我在某些方面是有价值的，必须证明，我值得他们让我活着。”
阿哈龙·巴拉克（Aharon Barak），1995年至2006年间的以色列首席大法官，此刻，正坐在海尔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Herzliya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舒适的办公室里。他是一名才华横溢、崇尚自由主义的大法官[18]，他重塑了以色列的法理哲学，享誉世界。但我走进他，正如我走进斯坦赫尔、阿佩菲尔德一样，聆听他的人生故事，因为我想理解我自己的故事。在聆听巴拉克的过程中，我再次尝试着理解20世纪的以色列犹太人的故事。
“1936年，我出生在立陶宛，我的名字是艾瑞克·布里克（Erik Brik）。”巴拉克告诉我，“我的父亲出生于一个拉比世家，但他完全地背弃了家族传承。他进入大学研读法律，并成为科夫诺犹太复国主义办公室的主任。我的母亲是一个杰出的女性知识分子。她上了大学，然后教习历史、德语和俄语。我们的家庭很朴实，但却是快乐的。跟着我的父母，我学会了依地语。跟着我的立陶宛保姆，我学会了立陶宛语。我是家里的独子。
“我不太记得大屠杀之前的生活，也许我的潜意识压抑了它，于是我最初的记忆就是从大屠杀开始的。德国的纳粹空军轰炸着城市，不久之后我们便离开了家。我们把少量的行李装上马车，搬进隔离区。我的第二段记忆就是那些德国人来到隔离区，他们召集了犹太人，并进行分配。一个德国军官负责对每个人的分配判定：右或者左。右边的人将被遣回家，左边的人将迈向死亡。我那时才五六岁，我的记忆很模糊，这个背景也记不太清楚。我不知道真正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但我记得机关枪扫射，一排排犹太人像割草一样被放倒。我记得大批的家乡的犹太人被纳粹杀害。
“然后就到了灭童行动（Children’s Action）。在1944年年初，德国人意识到，他们不能赢得这场战争。但是，在被击败之前，他们想要尽可能地杀掉犹太人。于是，他们决定消灭科夫诺隔离区的所有犹太儿童。我记得士兵从一户人家走到下一户人家，带走12岁以下的男孩或者女孩。我那时8岁。我的母亲跑回家，紧紧抱住了我。她带着我离开，把我藏了起来。我及时地得救了。
“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我是一个住在隔离区里的犹太男孩，但隔离区里现在不应该还有活着的犹太男孩。于是，我的父母把我装扮成12岁的样子：踩着高高的鞋，戴一顶帽子，穿大人的衣服。但我生活在恐惧中，我害怕有人会看破伪装，发现我不是一个少年。有一次，一个德国警官发现了我的身份。他看着我，笑了笑，然后转身离去。我又一次得救了。
“我的父母意识到，整个隔离区就是一个死亡陷阱。尽管极度危险，他们仍然决定把我偷运出去。我的父亲在一家为德国国防军缝制制服的血汗工厂[19]担任副经理。从血汗工厂出来的制服会装进大帆布袋，堆在马车上。他们把我装进帆布袋里，扎口，丢上了马车。他们将这个袋子放到堆物的最顶部，以免我会窒息。但这是一个大错误，马车的车夫就坐在装我的袋子上。我差点没被压扁，呼吸困难。但8岁的我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在经历了人生中最漫长的半个小时之后，我被扔进了一个牛棚。因为我在隔离区长大，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牛。当最后袋子被打开时，我感到有条舌头在舔着我的脸，正是那胖胖的、友好的动物。
“几天后，我的父亲成功地把我的母亲从隔离区偷送出来，于是，我们团聚了。在1944年年初，到处都是纳粹，到处都是纳粹的同党，但一户立陶宛家庭为我的母亲和我提供了庇护所。他们在他们小屋的其中一个房间建造了双层墙。我的母亲和我就在两道墙之间一米半宽的夹缝里生活了六个月。只有在晚上，我才被允许出来，在田野里散步，呼吸下新鲜空气。我甚至可以骑一会儿马。但在漫长的时光里，我跟我的母亲坐在墙后头的黑暗隔间。她会教我一切她知道的知识：数学、拉丁语、历史。
“我的父亲待在科夫诺隔离区直到结束。隔离区被烧成平地，里面的居民被消灭，但我的父亲活了下来，虽然他的父母已经遇难，我母亲的大部分家庭成员也被杀害了。所以，当战争结束时，我们家只有三个人：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以及我。苏联人解放科夫诺后，他们逮捕了我的父亲，但最终放了他。所以，很明显，我们必须逃亡。我们从科夫诺逃到维尔纳[20]，从维尔纳逃到格罗德诺[21]，从格罗德诺逃到布加勒斯特[22]。在布加勒斯特，我们登上了火车的运煤车厢，来到布达佩斯。从布达佩斯，我们逃到俄占奥地利，然后又从一条山路逃至英占奥地利。在这段旅程中，我们经历了反犹太主义、屈辱和抢劫。我记得，醉醺醺的苏军士兵拿走了我父亲的手表。他们羞辱我的父亲，看不起我们，对待我们就像对待污垢。对于他们而言，我们就是地球上的渣滓。我看到了父亲母亲是如何竭尽全力，所以我才得以存活，我们才得以维持作为人的尊严。当我们抵达英国区时，我们遇到了犹太旅的士兵。这些士兵穿着翻领的制服，领子上缝着蓝白相间的旗子，讲着希伯来语。他们真正地关心我们，并且愿意为我们提供帮助。你无法想象我们的兴奋。即使现在，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时候，我仍然心绪翻涌。在发生这一切事情后，犹太士兵成了一个梦。他们是弥赛亚的启示。
“犹太旅把我们带到了米兰，从米兰我们转道去了罗马。在罗马他们把我们安置在一栋宅邸里，这栋宅邸之前属于一个法西斯伯爵。突如其来的，记忆以来，第一次，我们过上了舒适的生活。我们被人照顾，我们有了食物。我们享受正常人的待遇。我去了学校，开始上学。母亲带我到镇上看了歌剧。但我最喜欢的，就是宅邸里的地下室——我在某一天发现的。在里面我找到了伯爵的华丽衣服、剑和匕首。在我生命中，第一次，我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一个属于自己的想象世界。我独自一人在地下室里，穿上伯爵的衣服，挎上伯爵的剑，想象着我也是一个伯爵。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一个伯爵。
“前往巴勒斯坦的旅程我只记得最后一个晚上。当我们站在甲板上，看到海法的灯光时，我的父亲母亲紧紧抱着我，我们大哭起来。早晨时分，我们靠岸，一切都迅速而有效率。离开海法港，我们被带到位于特拉维夫的一间租来的公寓里。几天后，我独自一人被送到沙仑平原村庄的亲戚家，学习希伯来语。芬芳的泥土、柑橘园以及犹太农民，在第一时间就震慑住了我。几天后，我的姑姑带我去了霍德哈沙仑村的一家阿塔工人服装店。她为我买了一顶以色列产的钟形帽，卡其布的衬衫，卡其布的裤子，以及凉鞋。我已经在这个国家待了一个星期。我不会说他们的语言，我不了解那片土地。但当我脱下我的旧衣服时，我也告别了过去，告别了大屠杀，告别了隔离区。当我穿着卡其布的衬衫、卡其布的裤子以及凉鞋站在阿塔的商店，我变成一个全新的人。一个以色列人。”
露易丝·安纳齐（Louise Aynachi）是不同的。她是一个女人，从伊拉克而来，她并不被公众所知。但就像斯坦赫尔、阿佩菲尔德、巴拉克一样，她也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许多犹太人所经历的巨大转变。在北特拉维夫她女儿的豪华公寓里，我坐在起居室听她讲述20世纪以色列犹太人故事的另一篇章。
“在长达2 600年的岁月里，伊拉克的犹太人居住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带，”安纳齐告诉我，“当英国建立起现代的伊拉克，他们被赋予犹太人平等的地位和充分的权利。当1932年伊拉克取得独立，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财产权利仍然得以保持。在伊拉克，100个人里就有30个犹太人，1 000 000犹太人居住在首都巴格达，在它的商业和学术生活中占据着主要角色。许多大型企业都是犹太人开办的，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也在政治上产生影响，一些人在议会上拥有席位。我的父亲是国家铁路公司的高管。我的叔叔在议会。在20世纪30年代，在我长大的伊拉克，犹太人不是仆人而是主人。在萨西耶的现代街区，在底格里斯的河岸，我们过着有尊严、富裕和幸福的生活。
“到20世纪30年代末，德国对伊拉克的影响与日俱增。《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被翻译成了阿拉伯文，纳粹的宣传被散布得随处可见。亲纳粹的艾尔弗塔瓦（Al-Futuwa）青年运动得到普及和支持。因为法西斯势力的增长，犹太人成了英国的合作伙伴、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然而，至于那些在德国的犹太人，在巴格达，我的家庭成员、我的朋友圈都拒绝去看那即将到来的事情。他们说，巴比伦的犹太人离散是完美的犹太人离散。巴格达赋予犹太人他们从未拥有的东西：平等、安全、繁荣以及声望。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有一天一道闪电会摧毁这一切。
“1941年4月1日，一场反英的军事政变爆发了。5月，英国镇压了兵变。在英国人支持的国王返回首都的第二天，民族主义的士兵和市民因为政变的失败而感到沮丧，他们将怒火发泄在途经艾尔胡和桥、前去问候归国国王的犹太政要代表团身上。很快，艾尔鲁萨法街区和阿布塞菲扬的犹太人遭到袭击。整整36个小时，亲纳粹的士兵和年轻人们大肆破坏着犹太人的产业。他们的队伍由贫穷的贝都因人和警察组成。在五旬节的假日，几百栋犹太人的公寓被毁坏，几百个犹太人的商行遭到抢劫。犹太人的律法书被亵渎，犹太教堂被焚毁。总共有700名犹太人受伤，180名犹太人遇害。遇难者有老人、母亲和婴儿。
“当我们接到farhud[23]、大屠杀的消息时，父亲召集了家庭全部成员，我们全搬到位于巴格达中心的姑妈家。我们把自己锁在房子里，恐惧万状。我们听到那些暴徒正在逼近。我们看到，他们挥舞着刀子和斧子。我看到，他们的眼睛里燃烧着憎恨的火焰。暴徒闯进了隔壁的犹太家庭。强奸女人，残害婴儿。街上血流成河，还有人体的残肢。巴格达一片混乱。平静的巴格达突然之间变得疯狂，这个世界已经脱离了它的正常运转。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已经发生。
“我的家庭奇迹般地得以幸存。不知道为什么，暴徒们放过了我们躲藏的房子。当farhud结束后，我们试图忘记。我们试着当作从来没发生过。我嫁给了一个富裕的纺织商人纳伊姆·安纳齐（Naim Aynachi），我们抚育了三个孩子。就像我的父母一样，我们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岸的一栋优雅别墅里。享受甜美的生活。
“1948年5月，以色列建立了。7月，伊拉克政府通过了一项反犹太法令。9月，一个极为富有的犹太商人被绞死在巴士拉。10月，犹太政府的工作人员被烧死。1950年3月，政府通过了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法令。这时还有威胁和零星的攻击。现在巴格达的大多数年轻犹太人都不再相信：在巴格达，犹太人还拥有未来。在farhud事件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在以色列建立之后，他们见证了民族主义的阿拉伯人掀起席卷整个伊拉克的反犹太狂潮。他们明白了，在巴格达生活了2 600年的犹太人将不再享有任何恩惠。他们知道，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但我父亲的家庭以及我丈夫的家庭仍然相信巴格达的承诺。他们紧紧攫住底格里斯河畔的快乐记忆，尽心尽力地相信。
“到1950年的时候，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起初，每个月有1 000个犹太人取道伊朗逃出国；然后，每月2 000到3 000个犹太人直接乘坐以色列安排的飞机逃亡。到1951年春天，每个月逃出伊拉克的犹太人数目达到10 000至15 000人。当社会崩溃时，即便是我的父亲和我的丈夫也意识到，除了逃亡没有其他出路。违背了他们所相信的一切，我的父母在1951年3月登上了飞机；违背了我们所相信的一切，我的丈夫、我和三个孩子在1951年6月登上了飞机。在事件发生整整十年后，farhud胜利了。我坐在摩萨德（Mossad）[24]的‘空中霸王’飞机的木板凳上哭泣，注视着巴格达离我越来越远。两个小时后，‘空中霸王’在吕大降落。”
斯坦赫尔、阿佩菲尔德、巴拉克和安纳齐不过是1945至1951年之间抵达以色列的750 000名犹太难民中的四个。在这个数字中，超过90%的人在这个国家建立的三年半内来到以色列。在42个月内，迁入的移民数量（685 000）超过了吸收他们的本地居民数量（655 000）。一个可供比较的数值——想想21世纪的美国，在三年半内吸纳350 000位移民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数值是如此惊人，所以也带来了挑战。这个犹太国家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十年，经历了其他任何国家在现代未曾经历的移民狂潮。
这挑战不仅仅在于人口。这些移民中，很多人都是来自隔离区、林区和集中营的幸存者，很多人没有技能、不识字、老朽或者病弱。大体来说，他们的民族与文化面貌与现在以色列的资深居民有着显著区别。他们身上所带着的创伤是前所未有的。然而这些移民正在被吸纳。到1957年，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都是战后移民。在十年里，以色列的人口增长至原来的三倍。社会完全被改变了，国家也是如此。在建成一个自由的、稳定的实体之前，以色列变成了新式的以色列。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大屠杀及独立后的高温锻造，以色列成了一个移民国家。
最开始情绪是低落的。第一批抵达这个自由的犹太国家约有100 000名移民，他们被送到刚刚逃离雅法、海法、阿卡[25]、拉姆拉和吕大的阿拉伯人空置下来的房屋中。数万移民被安置在数十个巴勒斯坦鬼村，这里的石头房屋适合居住。但到了50年代初，这些遗弃的房产已经不能解决惊人的移民浪潮所带来的严峻问题。超过100 000名移民发现，自己只能居住在令人沮丧的、建于英国军事基地中的营地里，大部分营地周围还环绕着铁丝网。他们住在帐篷里，卫生间和洗浴间都是公用的。营地泥泞不堪，乱成一团，很容易感染上疾病。这不是移民们所期待的应许之地应有的模样。为了应对这番人间惨剧，121个“帐篷城市”和难民营在全国范围内被匆匆搭建起来。到1949年年底，93 000名移民搬进了这些营地的锡棚小屋。到1951年中期，这个数值激增到220 000。至1951年年底，增长到257 000。几乎每两个近期迁入的移民就有一个居住在这些“帐篷城”或者难民营。11 500个家庭居住在帐篷里，15 000个家庭住在狭小的临时窝棚，30 000个家庭住在锡棚小屋。与此同时，国家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尽管在1949年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国家经济仍然趋于崩溃。失业率接近14%，通货膨胀率超过了30%，政府已经无力偿还债务。而大规模的移民负担将压垮这个年轻的国家。
政府最终在1952年采取了行动。它停止吸纳移民，削减了国防预算，提高了税收，让以色列的货币里拉（lira）贬值。随后，以色列与德国签署了至关重要的赔偿协定，并开始向美国的犹太社区出售债券。两年后，应急经济措施、德国的赔款、美国的债券获得了成效：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下降，而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上升。当1954年再次接纳移民时，以色列已经成为一头猛虎，经济跳跃式的发展，年增长率超过了10%。1950年与1959年相比，后者的GDP惊人地上升了165%。
创造以色列经济奇迹的第一个国家工程是20世纪50年代的住房供给。致力于消除“帐篷城市”，为每一个居民的头上撑起一片屋顶，政府发起了200 000座公寓大楼的建造工程。最开始建的是狭窄的24平方米和32平方米的单元楼，然后，建造了更合理的48平方米和52平方米的公寓。在短短几年里，供给房小区就像长长的白色火车，点缀着风景。这是针对一个大问题采取的廉价、高能、大众的解决方式。“帐篷城”里的居民数量从1952年的160 000人下降到1954年的88 000人，又降至1956年的30 000人。公共贷款使大多数的新来者得以购置新房，这些新房就好像政府在一夜之间建好的一样。到1957年，以色列是世界上自家房产占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供给房、师昆公司（ShiKun）[26]，已然成为以色列国家福利的定义性特征。
20世纪50年代的第二个国家工程是农垦。从1950年到1951年，以色列新建了190个基布兹和莫沙夫[27]。建筑平均增长速度为每4天建起一个新的定居点。从1951年至1952年，又建立了110个新的基布兹和莫沙夫。建筑平均增长速度现在是每个星期建起1个新定居点。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以色列的村庄数量增长了14%，从290个上升到680个。耕地使用面积从1 600 000德南增长到3 500 000德南，土地灌溉面积从300 000德南增长到1 250 000德南。农村人口增长到原来的3倍。农业生产急剧增长。当400个清空的巴勒斯坦村庄被拆毁，400个新的以色列村庄形成了以色列的新经济和新地图。
50年代中叶又启动了第三个国家工程：工业化。在为绝大多数的人口解决了基本住房、土地保证、食物供给的问题后，这个年轻的国家转向了现代工业。以色列从德国收来的赔款，几乎有一半变成了政府贷款，使企业家可以在偏远地区兴建工厂。有一些新企业失败了，但更多的企业取得了成功。1954年，第一把乌兹冲锋枪[28]被制造出来。1955年，航空业如火如荼地展开。1957年以色列开始规划它的第一个科学的核反应堆。紧随其后是死海的溴化工业和内盖夫的磷酸盐工业，约克尼穆（Yokneam）开设一家金属工厂、海德拉（Hadera）开设一家轮胎制造厂、阿卡开设了一家钢铁厂。从1953年到1958年，工业产值增长了180%。当它的第一个十年结束后，以色列已经经历了一次快速而又激烈的工业革命。
以色列的能量永不停息。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拆除和建设。1950年，政府的主要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设计了国家总体规划，根据该项规划，现代的以色列国家将取代消失的巴勒斯坦。除了那些新建立的村庄，还将建立30个新的城镇。铺设道路，建造发电站，规划一个新港口。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利用一个中央集权的规划来打造新以色列，就像它是一个宏大的工程项目一般。与此同时，这个国家还健全了自己的机构：一个议会，一个政府，一个司法机关。颇受欢迎的征兵制度成为一个强大的新社会的大熔炉。它也执行许多非军事的职责，比如教导它的希伯来新军士兵。这十年里，国家教育体系在范围上扩展了三倍。国家银行，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就业服务中心都建立了。公立医院和公共健康诊所为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提供先进的医疗服务。
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是一个打了兴奋剂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城市，越来越多的村庄，越来越多的一切。然而，尽管发展如此迅猛，但社会差距却是很小的。政府致力于全民就业。它真诚地努力着，为每一个人提供住房、工作、教育和医疗保健。这个新生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平等、民主的国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是一种公正的社会民主主义。但它同样也是一个注重实践的国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结合了现代化、民族主义和经济发展。它没有时间，没有平和的心态，因此它缺乏人性的敏感。当国家成为一切的主导，个人就被边缘化了。当以色列昂首走向未来时，它也抹杀了过去。再也没有以前的景致，再也没有以前的身份。所有的事情都以集体的形式完成，所有的事情都是从上层强加下来。所有的一切都有了人为的痕迹。犹太复国主义不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是未来的砰然一击。为了它卓越的经济、社会和工程方面的成就，新以色列付出了昂贵的道德代价。那里没有人权、公民权利、法定诉讼程序或者不干涉主义的概念，没有对巴勒斯坦少数民族的平等观念，也没有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同情，没有对离散犹太人的尊敬，没有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同情。本·古里安的中央集权和铁板统治，强迫着这个国家向前迈进。
从海法港出来，斯文恩·斯坦赫尔（Svern Sternhell）被送到犹太事务局在海法的一处移民帐篷，但几天之后他就被送往马基叠一个小镇上的阿利亚青年寄宿学校。在那儿的第一个晚上，这个16岁的男孩扔掉了他的欧式西装——这是他在阿维尼翁[29]的姨母为他的返迁生涯特地缝制的。在他上工的第一个早晨，他已经穿上了蓝色的工人制服和黑色的工人靴子。当他第一次来到柑橘园时，他简直像小鸟一样欢乐。太阳，湛蓝的天空，柑橘。自从他们家被带到隔离区后，第一次，他感到这个世界如此美好。
仅仅几个星期，斯坦赫尔已经可以操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几个月之后，他成为了一名技艺娴熟的农夫。他在柑橘园里工作，一天要吃掉几十个柑橘。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把自己的欧洲名字换成了一个希伯来名字，泽夫（Ze’ev），但他拒绝更改自己欧洲名字的姓氏，因为，那是他的父母和姐姐留给他的姓氏。现在，这个17岁的幸存者决心不再沉溺于过去的痛苦，而是抑制它。他担心过去的负担将会损害到未来。他知道，自己必须在全新的根基上建立起全新的自我。
斯坦赫尔的新同伴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虽然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工作，睡在同一间小屋里，但他们确实从不谈论自己的过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少数是阿拉伯世界的难民。所有的人都经历了创伤。一些人失去了他们的父母，所有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家园。然而，这些年轻人都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乐观。无论是闷热的夏日还是刺骨的凛冬，他们不悲伤，也不抱怨。他们从不愤愤不平。他们不允许自己像孤儿一样思考，或者感觉像个孤儿。相反地，他们决定把自己尽可能快地转变成一个以色列人。挤牛奶，在田地里工作，加入一个基布兹。为了忘却。为了开始一段未来，就像过去从未发生那样。
因为斯坦赫尔已经是一个思想者，他对同伴们仅能凭直觉感知的事情有着自己的概念。他知道，犹太人需要一个庇护所，而以色列就是这个庇护所；他明白，犹太人需要一片屋顶，而以色列就是他们仅有的屋顶。即便是那些没有上帝信仰、没有宗教生活的世俗犹太人，以色列对他们的灵魂和身份同样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一个犹太国家，像他这样的世俗犹太人将赤裸地站在世界上。他们将没有家园，没有集体归属，没有未来。因此，斯坦赫尔完全接受了他作为以色列人的新身份。只有在以色列，他才不用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不用躲藏。只有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才能够从历史的客体转变成历史的主体。只有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才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