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夏天，斯坦赫尔和他的同伴搬去北方的一个基布兹。早晨，泽夫在基布兹里劳作，下午，他去海法上学，夜晚，他回到基布兹并承担基布兹的警卫工作。因为继承了一笔少量的遗产，所以他能够搬回海法，完成他的高中学业，并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1954年8月，他加入了以色列的军队。他通过了基本训练，一门班长的培训课程和一门军官培训课程。十年前，他是克拉科夫[30]的一名圣童，十年后，斯坦赫尔则是戈兰高地步兵旅的一名杰出的战斗指挥官。1956年10月，西奈战役期间，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排长发现，他的士兵被困在布雷区，他打头阵，引领他们走出了那里。灵敏的头脑、强健的体魄、无畏的精神，标志着斯文恩–泽夫·斯坦赫尔成了这片土地的儿子。他已经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从隔离区走出来的备受折磨的男孩，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以色列人。
从船上下来，欧文·阿佩菲尔德被带到阿特利特[31]的一处移民营地，又从阿特利特被送到耶路撒冷南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青年村。在农场里，34个大屠杀的幸存者尝试在这个陌生的新国度学习它的生活规则。他们比赛谁第一个学会驾驶拖拉机，谁更健康，谁晒得更黑，谁能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谁看起来最像一个犹太人。他们尝试着假装那些隔离区、林区以及集中营从来没有出现过。假装切尔诺夫策[32]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曾存在维也纳。不曾存在父亲，也不曾存在母亲。
阿佩菲尔德担忧他即将失去自己的自我感知。他的老师会说：“孩子们，现在我们将学习希伯来语，学习《圣经》，学习种植树木、浇灌花圃，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一切都将被证明是美妙的。”其他孩子看起来相信了。他们迅速地摆脱了过去。第一天他们从田地回来，被晒伤。第二天他们回来，被晒伤。但到了第三天，他们变成了晒成棕褐色的以色列人。但是，14岁的阿佩菲尔德是不同的。他不想让自己依附于一门不属于他的语言，依附于一个不属于他的世界。他不想失去童年时代的德语、剧院和音乐。他害怕失去自己的父母，成为一个永远的孤儿。直到有一天，在所有人都离开后，他独自坐在餐厅里，拿出一个学校的笔记本，写下了大量孩子气的信：“我父亲的名字——迈克尔（Michael），我母亲的名字——布里安（Bulia），我祖父的名字——迈尔·约瑟夫（Meir Joseph）。我的家在切尔诺夫策的马萨利卡大街。”第二天，当欧文读着这份清单，又添加了一些唤起童年记忆的凄美文字，他感到从内心荡漾出的一种温暖。“我有了一个家，”他想着，“我有了一条街道。我有了一个爸爸、妈妈、祖父，我有了一个城市，一个公园，还有一张秋天树叶编织而成的柔软地毯。尽管，我经历了一切事情，我还有着一些维系自己的东西。我不是一个孤儿。”
在1948年战争期间，16岁的阿佩菲尔德是一名接受过准军事训练的战士。为了躲避纳粹，他隐居乌克兰丛林长达四年，他用一挺机枪保卫他生活的农场，因为附近的阿拉伯人要屠杀农场里的青年。战争结束后，他被派往精英的米凯维以色列农业学校，学习如何种植苹果、梨和李子。一年后，他被派往艾因卡陵新开办的一座农业学校，教导摩洛哥和伊拉克的移民小伙子们如何种植苹果、梨和李子。六个月后，他被派往位于拿哈拉的女子农业学校担任看门人。在这些学校工作时，欧文感到全然的孤独，这些地方没有家庭也没有社区。他觉得，他与那些傲慢的萨布拉犹太人[33]、东方的新来者，或者那些没有礼貌的以色列姑娘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1950年他应征入伍，被训练成为一名迫击炮手。这个时期，孤独已经不堪忍受。安息日，他所有的战友都回家了，欧文却无家可归。他就独自待在基地里。每逢星期六晚上，他会在内坦亚[34]附近的小镇待上几个小时。他会坐在一间海边的咖啡馆里，注视着往来路过的人们。他们有的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有的是阿拉伯世界的幸存者，但阿佩菲尔德看到的只是人类的残骸。他看到，20世纪被赶出家园的犹太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被灾难搅得粉碎。
阿佩菲尔德反思着本·古里安宣称的平等团结的以色列与真实的以色列之间的‘鸿沟’，现实里命运悲惨的人民现在只能挤在移民营地和供给房里；他反思着犹太复国主义者虔敬的、开创性的华丽文辞与现实的新以色列之间的‘鸿沟’，现实里尽是喧闹的酒鬼、赌徒和妓女，他们从不曾拥有内心的安宁；他反思着以色列上层的全体动员与以色列下层不和谐音之间的‘鸿沟’。他所看到的是由醉醺醺、荒淫的移民组成的以色列，正尝试忘却曾经发生的一切。
在他服兵役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阿佩菲尔德以自学通过了大学的入学考试，被希伯来大学录取。他在耶路撒冷雷哈维亚区附近租了一间阴暗的房间。这个从未上过一年学的男孩现在成了一些世界上最具声望的学者的学生：他师从多夫·萨丹（Dov Sadan）学习依地语，跟随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学习卡巴拉（Kabbalah）[35]，跟随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学习经文。但欧文对他的进步毫不在意。没有支撑他的东西。他缺乏基础牢固的身份认同，他努力控制着十年经历给他带来的众多改变。独自待在雷哈维亚的房间里，阿佩菲尔德试图解读他自己：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谁；他来自哪一片海域，又被冲到哪一处岸边。
在耶路撒冷铺满青翠草地的德国殖民地，有一家彼得咖啡厅，只有在这里，阿佩菲尔德才感到轻松自在。这里的人说着他童年记忆里带奥匈帝国口音的德语[36]，端上来的是奥匈帝国风味的家常菜。那些坐在精致餐桌旁的优雅女士，看起来就像他的母亲。这里没有大熔炉[37]的法令。在这里，他可以回忆他的母亲，可以怀念她。他想象着，尽管她已经遇害，却仍然以某种方式回归。在1956年的彼得咖啡馆，阿佩菲尔德可以唤起他记忆里的地下室，那个在1956年被以色列封锁的地方。在他的笔记本里，他草草写下了几行单词，然后是一些句子，然后是零散的文段。破碎的断章，零星的剪贴资料，不成文的断简残篇。一个故事，两个故事，三个故事。一个故事讲述一个人的灰飞烟灭。一个故事讲述一个世界的灰飞烟灭。故事讲述了一个男孩所见证的生活——大屠杀之前、大屠杀之中、大屠杀之后。而现在，大屠杀十年后，他坐在彼得咖啡馆里，尝试着收集自己，修复自己，定义自己，找到他自己的声音。
当艾瑞克·布里克一家抵达耶路撒冷时，艾瑞克·布里克已经经历了五次变故：在战前的科夫诺度过的被呵护童年，在战时的隔离区度过被迫害的童年，在战争临近尾声时躲藏在墙壁里的童年，战争结束后作为一个难民四处流浪的童年，以及战后的几年里住在犹太事务局宅邸的休养时光。但当布里克家庭在雷哈维亚区的一间小公寓定居下来后，这个11岁的男孩告诉自己，所有过去的将再不会发生。这里是我们的家乡。这里是最后的开始。他将扎根在这里。
一开始是困难的。艾瑞克个性温柔，胖乎乎的，博览群书。他喜欢歌剧。那些在以色列出生的六年级萨布拉嘲笑他，视他为一个虚弱、苍白的离散犹太人。但仅仅几个月，他就证明了他的本质。他学会了希伯来语，改掉了立陶宛口音。他将自己看作一个出生在本土的以色列人，并且行为得体。他没有跟任何人谈及民主广场、灭童行动、隔离区，以及在墙壁里的生活。仅仅一年的时间，艾瑞克就显示出他卓绝的天分。他的数学和历史尤其出色，也当选为学生会的主席。他是一个热心的童子军，先是幼童军的成员，然后是小队长，再然后是童子军的领袖。作为学生会主席，他被选中拜见本·古里安，就在古里安于沙漠里召集的退休会[38]上。因为他在童子军中的角色，他在基布兹领导一个劳工营地，并打算定居在一个基布兹。布里克内化了以色列老一辈先驱们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他将这个犹太国家完全定位于给他提供庇护的避难所。他将以色列视作一个正奔向未来的动态的、开明的、建设性的实体。这个把名字改为阿哈龙·巴拉克[39]的男孩，现在决定要抹去他的科夫诺的过去，投身以色列的未来。
同样做出类似决定的还有他的父亲与母亲。利亚·布里克（Leah Brik）曾经是立陶宛的一名受人尊敬的高中教师，但到了以色列，她在一所工人阶级的小学教授三年级。兹维·布里克（Zui Brik）曾经是立陶宛犹太事务局的负责人,但在以色列，他只是一个办事员。两人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两人都不满足专业需求，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将永远无法满足。因为大屠杀使之无法实现。兹维失去了他的父母。利亚失去了她的父亲、母亲、哥哥和姐姐。这个家庭微小而悲伤，几乎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个家庭是痛苦的，经常可以听到哭声。利亚和兹维仅有的就是他们的儿子，在儿子身上他们灌注了全部心血。阿哈龙是承诺，阿哈龙是希望，阿哈龙是从绝望的过去射向充满盼望的未来的利剑。
1954年，巴拉克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了。因为他想继续深造，因此，没有加入一个基布兹，而是进入希伯来大学研读法律。1956年，耶路撒冷大学的教员们都达成一个共识：阿哈龙·巴拉克是一个司法的天才。1957年，他结婚、组建家庭，他的许多朋友都毫不怀疑，总有一天，这位年轻的新郎将成为以色列的首席大法官。
当露易丝·安纳齐抵达吕大机场时，她发现她从巴格达寄过来的行李箱，有一半已经不翼而飞，剩下的一半也被人打开了。这个家庭没有衣服，没有食物，孩子们正在大哭。从机场出来，她被带到航空站末端的一个寒冷的房间。一个粗鲁的护士揪起她的头发，查看有没有虱子。尽管这个护士没有找到一只虱子，却依然在没有任何提醒的情况下向她的头发和身体喷滴滴涕（DDT）[40]。然后又喷了露易丝的丈夫纳伊姆，然后是他们的孩子胡达（Huda）、纳比尔（Nabil）、莫里斯（Morris）。纳伊姆非常震惊：“她以为我们从哪里来？”他问道，“我们又落后了多少？”
安纳齐家庭填写完所有各式各样的官僚形式的表格之后，犹太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将这个家庭送上一辆卡车。卡车在黑暗里颠簸了三个小时，驶向未知的目的地。卡车抵达了一处看起来像是军营的地方：一座座军用帐篷，外围环绕着铁丝网。露易丝试图按捺她的恐惧，因为她的孩子们已经害怕极了。她把所有剩下的行李取出来，码在分配给他们的军用帐篷的角落。她尽力安抚孩子们入睡，枕着稻草制成的枕头，盖着秸秆。第二天早晨，当纳伊姆醒来时，他的愤怒爆发了。“在伊拉克，我们在国王的王宫里是尊贵的客人，而在这里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不被尊重，我们没有荣誉，我们连财产都没有。我们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个挤在帐篷里的无家可归的难民。”
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当安纳齐家庭离开巴格达的时候，因为他们选择移民以色列，伊拉克政府已经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纳伊姆曾成功地经伊朗私运出一小笔资金，但当他们抵达以色列时，他才得知，他所信任的货币兑换商人私吞了这笔钱财。他们还要忍受滴滴涕、帐篷里的屈辱生活、本地以色列人居高临下的态度、阿什克纳齐移民的蔑视目光。事实就是，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并不把巴格达视作一个伟大文明的摇篮，而是野蛮人占据的未知领地。在一个星期之内，安纳齐家庭经历了从天堂堕入羞辱和堕落的突然蜕变。
露易丝坚持了下来。即便很明显，那些钱永远不会抵达以色列，她仍然没有崩溃。即便她在混乱的难民营里挣扎生存，但在侮辱与落魄前，她仍然挺直了腰板。为孩子们着想，她假装一切都很好，假装这只是某种形式的沙滩夏令营而不是世界末日，假装这只是前往新大陆途中拐过的一段小弯路。在那片新土地上，他们将开始新的冒险和新的生活，那片新土地上流淌着牛奶与蜂蜜。
从阿特利特的移民营地出来，安纳齐家庭被运往内坦亚附近的帐篷城——从一座帐篷到一所锡棚屋，从潮湿到酷热，从震惊到消沉。但几个月之后，纳伊姆在特拉维夫南郊的霍隆小镇[41]找到了一处公寓，并在特拉维夫的奥特拉咖啡屋找到一份工作。这处公寓完全比不上底格里斯河畔的别墅，咖啡屋的工作也完全不能与纺织厂的总经理的工作相提并论。但在这个家庭，纳伊姆需要照料八个家庭成员（祖父母、姨母、妻子和孩子们），而他的工作也并非上不得台面。所以在一年后，露易丝就感觉他们正在从深井里爬升到他们一开始的坠落之处。不像其他许多从伊拉克移民过来的人，纳伊姆没有崩溃，他只是非常伤心。在他余下来的日子里，他一直伤心着。
露易丝父亲的命运则更加悲惨。他没有女婿那样幸运，埃利亚胡·伊扎克·巴鲁克（Eliyahu Yitzhak Baruch）没有在以色列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当他离开伊拉克的时候，已经失去了他的不动产、资产和钱财。他和他的妻子离开难民营后，不得不居住在霍隆的斯特鲁马广场的破旧单间公寓里。每天早晨，埃利亚胡·伊扎克·巴鲁克离开单间公寓，前往洛兹亚女士内衣厂。整整一天，这位前火车公司的总经理推着他的小贩手推车站在工厂大门旁，尝试向贫困的工人们兜售口香糖、蜡烛和巧克力。每天夜晚，当他回到自己在斯特鲁马广场的狭小公寓，埃利亚胡·伊扎克·巴鲁克便想起底格里斯河。他的心因想起底格里斯河而哭泣，直到再也不用忍受痛苦，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57年11月，我出生的时候，以色列国已经取得了胜利。边疆安定，经济繁荣，人口接近了200万。1948年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家诞生。1956年西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使这个国家获得了稳定。吸纳将近100万移民的超人壮举成功了。20个新城市、400个新农村、20万栋新公寓楼、25万个新工作岗位，证实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成就。这时，斯文恩·斯坦赫尔已经成为陆军中尉斯坦赫尔，他离开了以色列国防军，进入希伯来大学研读历史和政治学。欧文·阿佩菲尔德已经变成了阿哈龙·阿佩菲尔德，正在编纂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艾瑞克·布里克已经成为了阿哈龙·布里克，他即将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得法学学位。露易丝·安纳齐仍然在霍隆的移民区里奋斗，但她的三个孩子已经适应了他们的新家园。经历了战后10年以及疯狂的国家建设，狂乱的节奏过后，一个稳定的迹象出现了。这个年轻的国家不再是一个临时的营地。这个国家不再被视作一个疯狂的冒险，而是一个坚实的政治事实。当然，坦率地说，这里没有和平。阿拉伯人仍然将这个犹太国家视为一个诡计，他们认为这只是暂时的，认为犹太人是卑鄙的。但这里同样没有战争。1948年和1956年的胜利遏制着敌人。与法国的新联盟使以色列空军装备有最先进的战斗机群：“飓风”战斗机（Ouragans）[42]、“神秘”战斗机（Mystères）[43]、“超神秘”战斗机（Super-Mystères）[44]。英国和西德同样支持这个坚毅的国家，这一点在他们抵达苏伊士运河的前一年就已经证明了[45]。以色列与美国关系良好，与苏联的关系也相当不错。整个世界注视着这只犹太凤凰从沙漠中飞起。以色列的柑橘园、以色列的考古、以色列的科技，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
我在秋天出生。雷霍沃特，我出生的城市，那时正打算创办一个核子物理部门。尼尔·博尔（Niels Bohr）和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即将来到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向这个前途光明的年轻国家里的前途光明的年轻物理学家们致以问候。与此同时，特拉维夫新的艺术表演中心，弗里德里克·R. 曼恩大礼堂开放了。阿瑟·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和雷昂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也来到大礼堂，他们同以色列爱乐乐团的杰出音乐家和热情听众一同庆祝以色列国家9岁生日。排干加利利胡拉河沼泽水的国家工程完工。在特拉维夫开设了第一个大型超市。
当苏联人把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以色列的媒体们仍然关注着国内，报道电冰箱和洗衣机销售的惊人业绩。经济的繁荣和德国的赔款也唤醒了古老的饮食嗜好：数十家熟食店在特拉维夫中心开张了。当以色列庆祝它的10岁生日时，到处洋溢的都是创造成就——甚至是创造奇迹——的强烈意识。第一届十年展览会正在规划中，1958年夏天，它将在耶路撒冷举办，以突出以色列的成功。它要传递的信息就是：以色列现在是中东地区最稳定，也是最先进的国家。它是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大熔炉。这个犹太国家是一个人造的奇迹。
但这个奇迹建立的根基却是背弃。我出生的这个国家已经把巴勒斯坦从地球上抹去了。推土机夷平了巴勒斯坦的村庄，授权令没收了巴勒斯坦的土地，法律撤销了巴勒斯坦人的公民权，将他们的家园化为乌有。社会主义的基布兹艾因哈罗德旁躺着裘穆亚（Qumya）的废墟。雷霍沃特的柑橘园旁是扎努加和科贝比的遗迹。以色列吕大的中部，巴勒斯坦吕大城的残骸真是太扎眼了。然而，似乎在人们的思维里这些遗迹与占领他们的人没有丝毫关系——而那一切仅仅发生在十年前。10岁的以色列已然从它的记忆和灵魂里，把巴勒斯坦拭去。自我出生起，我的祖父与祖母，我的父亲与母亲，以及他们的朋友们，都像从未有其他民族在这里存在过似的那样生活；就像以色列从未驱逐过他们；就像其他同胞没有在杰利科、在巴拉他、在德黑夏、在贾巴利亚的难民营里饱受折磨。
背弃有自己的原因。在第一个十年里，国家建筑工程的非凡努力消耗了这个年轻国家的全部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去内疚或者同情。以色列吸收的犹太难民数量超过了它驱逐的巴勒斯坦难民数量。而与此同时，广阔的阿拉伯国家没有伸出哪怕一根指头去帮助这些巴勒斯坦的兄弟姐妹。在1957年，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还没有将他们自身定义为一支独立的民族。他们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公认的民族运动。世界为他们感到遗憾，但世界也否认他们的政治权利，并不将他们视作一个合法的国家实体。因此，无怪乎以色列选择把阿以冲突看作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看作以色列戴维与阿拉伯哥利亚（Goliath）[46]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将巴勒斯坦的悲剧边缘化，仅将其视作某种形式的不愉快的外围问题。
然而，这种背弃是惊人的。700 000人无家可归是既定的事实，他们的家园消失得干干净净。阿斯都变成了亚实突，亚基变成了以革伦，巴谢特变成了阿瑟雷特，达尼亚尔变成但以理，基姆祖变成了贾姆祖，哈迪他变成了哈迪德。阿拉伯城市吕大，现在变成了新的移民城市吕大。数十个城市、数百个村庄、数十个定居点获得了新的身份。在家园里，在野地里，为了那些现在成为难民的以色列人，一个巨大的难民复兴计划正在启动。
然而，对巴勒斯坦灾难的背弃，并不是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奇迹所仰赖的唯一根基。年轻的以色列同样也背弃了犹太人在20世纪所经历的大灾难。尽管在耶路撒冷正在兴建亚德瓦谢大屠杀纪念馆。每年4月，以色列都会标出大屠杀纪念日和英雄纪念日（Holocaust and Heroism Remembrance Day）。而在与国际社会的周旋中，欧洲犹太人的悲剧总是被提及，以及被利用。但在以色列国内本身，大屠杀的话题没有生存空间。人们不期待幸存者诉说他们的故事。在大灾难过后的十几年里，本地的媒体和艺术创作根本不关注大灾难。大屠杀仅仅处于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的最低点。以色列持续地拒绝着创伤，拒绝挫败，拒绝痛苦，拒绝悲惨的回忆。此外，以色列仍然没有个人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大屠杀依然是抽象的、独立的。它并不真正关心在我们中间生活的人。很明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国家。不要问不必要的问题，不要沉湎于自怜，不要怀疑，不要悲伤，不要软弱或者多愁善感，不要追忆危险的亡魂。现在不是回忆的时候，时代要求我们忘却。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所有的力量专注未来。
这番背弃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尽管以色列充满朝气和自信，但它不够强壮，不足以应对过去的恐怖。它仍然还是一个散乱的社会，正在为它的生存和未来而奋斗。这个犹太国家就是一个边远的绿洲，四周受到沙漠的威胁。它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做自我剖析，它还没有安宁到可以用正确的维度反思自己的剧目。还有太多的挑战。还有太多的痛苦。没有自我约束、自我压抑和一定程度上的残忍，所有的一切都会分崩离析。
但是，背弃的代价却是高昂的。是的，野心勃勃的泽夫·斯坦赫尔和阿哈龙·巴拉克看到了这个代价。他们热情地接受他们的新身份，想要跑得离过去越远越好。但善于反思的阿佩菲尔德，看起来正在为他身边发生的事情而感到恐惧。人们以一个名字代替另一个名字，一种口音代替另一种口音，一个身份代替另一个身份。为了生存，他们清除了他们的过去；为了发挥作用，他们摧毁了他们自己。他们变成了只会行动的人，个性僵化变形，灵性肤浅。他们失去了犹太文化的博大深邃，而是构建了一种新式的合成文化，缺乏传统习俗，缺乏精微玄妙，缺乏反讽精神。他们已经丢失了根基，不知道将走向何方。
确切地说，这两项背弃实际上是四重背弃：背弃了巴勒斯坦的过去，背弃了巴勒斯坦的灾难，背弃了犹太人的过去，背弃了犹太人经历的大灾变。四种遗忘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从记忆里抹去的是曾经的土地和曾经的大离散，以及对他们的不公正和对我们的种族灭绝。当他们为生存斗争并塑造一个新身份时，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人埋葬了巴勒斯坦的果园，埋葬了犹太村的神学院，埋葬了700 000巴勒斯坦难民的背井离乡，埋葬了6 000 000遇难犹太人的消失。在本·古里安的急迫发展下，消失的还有这片土地的美丽、大离散的历史深度，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大灾变。
很有可能，这些多重的背弃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以色列就不可能运行，不可能建设，不可能生存。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种顽固的漠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意识的缺乏对以色列建国十年来取得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以色列承认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情，它将无法生存。如果以色列表现得善良或者同情，它将可能走向崩溃。我出生在这个成立9周年的国家，对于这个国家来说，背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当务之急。
……
为了证明背弃的重要意义，我采访了施皮格尔家族（Spiegels）。我知晓他们好几年了，他们的家族传记引人注目。这个家族的族长，厄尔诺·施皮格尔（Erno Spiegel）已经去世，但我成功采访到了他92岁的妻子安娜（Anna），在她最后清醒的日子里。他们的女儿耶胡底（Yehudit）将自己的记忆添加到家族故事里。当我翻阅着这个家族的记录、相簿和文件时，我发觉，施皮格尔的故事正是20世纪以色列犹太人故事的又一个强大例证。
1918年，安娜出生在喀尔巴阡俄罗斯的斯瓦拉瓦小镇。1944年春天，当德国人进攻时，26岁的她已经出落成一个美人。然后大门被敲响，犹太人的黄色星徽被践踏。犹太人如羊群一般被赶进当地的砖厂。十天后，犹太人被拉出来游街，然后送往火车站。他们在密封的装牲口的车厢待了三天，然后抵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安娜的嫂子和四个月大的侄子被送去左边的集中营。幸运的安娜同其他几百名妇女被送往右边。首先，他们来到一个拥挤的淋浴间，然后是全身剃毛，丧失了所有的身份表征。她在集中营的营房待了三天，窗户外火葬场的火苗正跳跃起舞。由于安娜年轻而强壮，她被送到一系列的劳工营，一次是飞机制造厂，一次是飞机场，然后到丛林进行艰苦的劳作。她成功地参加了3月的撤退，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在厄尔巴河，这些艰苦跋涉的幸存者们被解放了。在布拉格的火车上，许多女性幸存者被苏军士兵强奸。在布拉格，她与她的兄弟姐妹团聚。一切都从地狱回归到原来的样子，但他们的父母和姐姐舍娜（Sheyna）却永远不会返回。在布拉格，安娜遇到了厄尔诺·施皮格尔。
1915年，施皮格尔出生于布达佩斯，但在喀尔巴阡俄罗斯的穆卡兹小镇长大。在战前，他是捷克军队的一名军官。1941年，他被亲纳粹的匈牙利人送到强制劳动的集中营待了两年。1944年，他被德国人送去了奥斯威辛。施皮格尔从奥斯维辛站台带来的一对双胞胎成为门格尔医生（Dr. Mengele）双胞胎实验的实验材料，施皮格尔被门格尔委任为这对双胞胎的主人。他的工作是监控和组织双胞胎配合门格尔的实验，包括他的妹妹。好几次他救下了别人的性命，包括他妹妹的性命。到了晚上，他尝试安抚年轻双胞胎的孤独，缓解她们的恐惧。他向她们保证，她们的父母没有死亡，并且战争结束后他将使她们与家人团聚。1945年1月底，施皮格尔带着32个孩子离开了刚刚解放的死亡集中营。不久后，他神奇地护送着这支幸存者队伍穿越了欧洲的废墟。在他把双胞胎送回她们的家乡后，施皮格尔回到了穆卡兹，随后又搬到了卡尔斯巴德。他干回了他的老行当，做了一个记账员。在一次首都之行中，厄尔诺遇见了安娜，三个月后他们在布拉格的古代犹太教堂结婚。
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1949年3月，厄尔诺和安娜·施皮格尔带着他们两岁的女儿驶进了海法港。以色列的士兵把船泊岸，并分发柑橘。安娜悲不自胜。以色列的土地，以色列的国家，柑橘。她觉得这是对希特勒的胜利。安娜和厄尔诺一同对希特勒的胜利。两岁的耶胡底对希特勒的胜利。以色列国对希特勒的完全胜利。
从海法出来，施皮格尔家族被送往贝尔雅科夫的移民营。军用帐篷被铁丝网环绕，3月的雨渗入防水布，把地板变成了泥泞的水坑。所有在营地的人都在大声叫嚷和抱怨。来自混乱国家的混乱移民使用着混乱的语言。婴儿耶胡底染上了急性痢疾，生命垂危。在一些帐篷里，婴儿很快夭折。尽管如此，安娜·施皮格尔仍然是快乐的：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的地盘。
当安娜在营地里奋斗的时候，厄尔诺前往特拉维夫求职。他在一家小小的会计公司找到一份簿记员的工作。施皮格尔家族精打细算着每一分钱。最终，在抵达以色列九个月后，他们攒够了钱，搬去位于特拉维夫东部郊区的供给房，一座拥有一间半房间的公寓。
1949年12月，施皮格尔家族抵达比萨隆。在比萨隆大街和胜利路之间，是匆忙建在沙地上的长长的、白色的供给房。人行道挨着狭小的、泥泞的庭院。在人行道的尽头，三段混凝土的阶梯从泥土中指向一个小小的、被遮盖住的入口。右边是工程师费希尔博士（Dr. Fischer）的公寓，左边的公寓则被资深会计师，施皮格尔先生购置。34平方米——一个房间，半个房间，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令安娜·施皮格尔哭了起来：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家。
除了犹太事务局提供的三个金属床，小小的公寓空无一物。但就在这些天里，施皮格尔家族从卡尔斯巴德寄来的柳条箱都到了：毛毯、毛巾、床上用品、针织桌布、壶、锅、镀银的餐具、两套茶具。还有了一个电炉，一个机械绞肉机，一个咖啡机，以及一个罂粟种子的研磨机。沉重的捷克式家具无法通过微型公寓的大门，所以他们换成了轻便、现代的以色列制造的桌子和椅子。当厄尔诺·施皮格尔成为刚刚建立的卡梅里剧院的簿记员后，他们添置了更多的家具：扶手椅、一个沙发、一个冰柜、一个收音机。在一年的时间里，空旷的公共住宅单元变成了一个温暖的家，安娜在她的小厨房里准备着牛肉汤（goulash）、红椒酱（paprikash）以及罂粟籽发酵蛋糕，整个家里都笼罩着佳肴的香气。
对于厄尔诺·施皮格尔而言，工作就是一切：一种收入来源，一种安全网，一种疗法。他告诉他的妻子，工作可以使他远离不好的思想和记忆。每天早晨8点，他穿上西服，系上领带，戴上帽子，乘坐公交车来到剧院的办公室。每天下午4点，公交车又带他回到家里。用完一顿清淡的晚饭，他会休息一下，听一听收音机里播送的新闻，读一读中立派的《晚祷报》（Maariv）。然后，在大厅的桌子上，他会审核那座私营剧场的账目，这令他拿到很高的报酬。这就是为什么他有足够的钱添置另一个房间，为耶胡底购置一架钢琴。
安娜·施皮格尔是一位家庭主妇。早晨，她烹饪香辣的匈牙利菜。下午，她带着耶胡底去上私人的钢琴课程。她对自己的穿着和女儿的穿着非常讲究，她缝制、熨烫衣服，还在衣服上刺绣。一周里有一天是专门洗衣服的，一个月里有一天是专门缝纫的。偶尔，她会去集训堂（Ulpan）[47]上一门希伯来语课，或者参加妇女俱乐部的母亲聚会。不像厄尔诺，安娜从未停止谈论那里，谈论这个巨大的奇迹——她的家庭以及其他的犹太幸存者们，得以从那边来到这里。
耶胡底进入了供给房社区的幼儿园和小学。最开始的时候是在毗邻的街区，然后是供给房自己的社区学校。在她的班上，几乎所有的孩童都是阿什克纳齐移民的孩子，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时不时地有人会说：“爸爸在夜晚尖叫。”时不时地有人会说：“妈妈又病了。”他们会讨论父母手臂上的数字刺青，讨论游击队、隔离区、集中营。但所有这些阴影都不能掩盖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奇迹般的事情。1953年，以色列开始着手实施加利利胡拉湖沼泽的排水工程。1954年，开挖国家引水项目的第一期工程，这期工程最终将把加利利海水引入内盖夫沙漠。1955年，在距离加沙地带不远的赫勒兹发现了石油。1956年，以色列赢得了西奈战役的胜利。所以，在供给房社区的学校，没有人再抱有疑虑。显而易见，穿着蓝白相间的衣服庆祝以色列的第九个独立日成了孩子们的愿望。而这些孩子当中，耶胡底是最突出的。没有什么耶胡底做不了的事情。运动、侦察、英语、法语、钢琴，她样样精通。她是班长，是青年运动的领袖，是一个金牌运动员。穿着她的蓝色褶裙和白色的刺绣衬衫，11岁的耶胡底·施皮格尔象征着胜利，是对门格尔、奥斯维辛集中营、比克瑙毒气营的胜利，是对该死的德国人的胜利，是对犹太人恐怖历史的胜利。以从奥斯维辛比克瑙毒气营出来的厄尔诺·施皮格尔之名，以从劳工营走出的安娜·施皮格尔之名，耶胡底将大步向前、征服世界。
所以，如果要我选择一处最能代表1957年的以色列的地方，我不会选择我的家乡雷霍沃特，不会选择一个基布兹，或者一个莫沙夫或者一个新城镇。我也不会选择耶路撒冷、海法或者特拉维夫中心。我选择比萨隆的供给房社区。
1957年，比萨隆有师昆公司建造了19栋供给房，每一栋安置有16户人家。这些家庭大多数都是欧洲犹太人：波兰人、俄国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是死亡集中营、林区、隔离区的幸存者。很多孩子就像耶胡底一样，在战后不久就出生了，出生在欧洲的废墟上。每个小家庭都没有祖父，也没有祖母，没有叔伯或者姨母。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最多有两个。曾经庞大的家族不复存在，这样的阴影笼罩在每个家庭的上空。泰歇（Teicher）先生娶了另一个妻子科恩（ Cohen）太太，又有了两个女儿。肖莎娜（Shoshana）的妈妈整天卧病在床，因为肖莎娜的弟弟和还是婴儿的小妹妹再也不能从集中营回来。在守夜人温斯托克（Weinstock）和劳动党官员卡茨（Katz）先生整洁、干净的公寓里，他们的妻子被无休止的偏头痛折磨得疲惫不堪，他们不允许任何人抬高声音说话，或者嬉戏玩闹，以免惊扰他们的妻子。不要唤醒沉睡的魔鬼。供给房社区的每一对父母，尽管才30岁或者40岁，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整个家庭不复存在；供给房社区的每一个孩子，都知道他们的父母有一段不能提及的过去。比萨隆的供给房社区，在沉默的死亡的大山下苟延残喘。
然而，供给房社区并不是消沉的。夹在长如火车般的供给房建筑群间的人行道上，企业林立，业务繁忙。大多数父亲都是政府、工会办公室或者小型私营公司的小职员。大多数母亲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做着兼职工作。每一个街角都有小商店。这里开了间小杂货店，那里就有了家文具店，你做了水管工，我就做一名摄影师。夏皮罗（Shapiro）太太用从美国寄来的特殊搅拌机制成胡萝卜汁在店里出售，利维（Levy）太太就用进口的胜家缝纫机[48]为女士们缝制花式裙子。一个大屠杀幸存者成了送牛奶的工人，另一个做了警察。这个供给房区已经有了一个鞋匠、一个卖鸡蛋的小贩以及一个装订商。隔壁的供给房区有了一个化妆师，还有人修补丝袜。在20号楼，一个富有魅力的年轻女人向男人出卖自己的肉体。在26号楼和30号楼，可以买到黑市的黄油。冬天，当卖煤油的商人拉响他的铃铛，每个人手里提着金属的简易油罐聚集在商人马拉的圆柱形红色油桶旁。夏天，大家围着售冰者的方形蓝冰车，喷溅而出的冰水赢得了孩子们的欢心。那些在家里拥有浴缸的幸运儿，他们会在星期四把浴缸注满水，往里面扔进一条鱼，以便为安息日预备鱼丸。每个夏天的傍晚，移民们坐在自家的阳台，读《晚祷报》，或者工党的《话报》（Davar），或者匈牙利语的《新东方》（Uj Kelet）。到了夜晚，俄国犹太人喝着伏特加，波兰犹太人打牌，捷克犹太人听古典音乐。一年又一年，一个社区联合为一个整体。在1949年炙夏抵达比萨隆、满目疮痍的犹太难民的大杂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结成了一个稳定的社区。
在政治上主要支持工党。当劳动部长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前来视察供给房社区时，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戴维·本·古里安总理在停于胜利路的卡车后边发表令人振奋的演说时，供给房社区陷入了狂喜。毋庸置疑：对于比萨隆的供给房社区而言，工党不仅仅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位伟大的全能母亲。工党建造了供给房，召集了难民，为他们提供了居所和保护。供给房社区的医疗诊所、社交俱乐部以及运动设施也都是与工党相关的。社区里的大部分男人都在与工党相关的办公室或机构工作。在胜利路的另一头的供给房社区，属于中产阶级的欧洲犹太居民支持前进党。半英里以外居住的东方犹太人崇拜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投票给他的利库德集团（Herut Party）[49]。一英里以外的供给房社区，支持社会主义的统一工人党。在20号楼，一些俄国人过着放荡的生活。但在比萨隆供给房社区的中心，工党有着稳固忠诚的群众基础，甚至这里的心态也带有工党色彩：温和的民族主义，节制的社会主义，以及实用主义。没有人过于激进，没有人过于正义，没有人坚持绝对公平。他们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相信脚踏实地的辛勤工作，但他们也相信为了到达既定目的地，有时必须采取一点迂回策略。
比萨隆社区已经有了很多机构：一个合作制的小型超市，一间医疗诊所，一个犹太教堂，一个图书馆，一个运动场，一个社交俱乐部。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哈博尼姆（Habonim）这所建筑学院。这个拥有两层楼建筑的学院是社区生活的绝对中心，也是社区的熔炉。在这里，欧洲幸存者的孩子们学习数学、英语、希伯来语以及《圣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开始变成以色列人。他们在这里了解他们的英雄先驱们，这些英雄排干哈罗德山谷的沼泽水，创下柑橘产量增长的奇迹，赢得独立战争的非凡胜利。他们学习犹太国家基金的造林计划，学习以色列在科技上取得的突破，学习年轻以色列在工业上的巨大成就。那些说着依地语、波兰语、匈牙利语和捷克语的比萨隆成年人，看着哈博尼姆把他们的后代变成了以色列人。
每一个移民社会，每一个战后社会，孩子都是问题的核心。但在比萨隆供给房社区，孩子就是一切。像利亚和兹维·布里克夫妇，这些三四十岁的一代人知道他们是被遗弃的一代。虽然他们被从灭绝中救出，但他们知道他们永远到达不了真正的天堂。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事情都不是长久的，是脆弱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是等待下一次灾难来临。但是他们的孩子是不同的。就像布里克的儿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射向未来的利剑桥。虽然弓被烈日晒焦，在大火中变形，但它依然能射出承载未来的利剑桥。这就是为什么父亲们可以做任何工作以抚育年幼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母亲们可以为他们去黑市买黄油，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可以选择任何私人课程。因为孩子们的教育是第一要务，人们知道只有这件事情是不能从他们身上夺走的。在比萨隆，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孩子。尽管未来的大门已经对他们父母关闭，但孩子们却因为这一切所行得以敲响那扇大门。
孩子们有的理解，有的不理解。只有雅各布（Yaakov）的父亲，希姆尔·果戈里（Shmuel Gogol）每年会来学校一次，向学生们诉说其他父母不愿回忆的过往。在大屠杀纪念日和英雄纪念日，他告诉这些年轻的学生，从他七岁起他就开始演奏口琴。他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演奏口琴。口琴救了他的命。作为那个死亡乐队的口琴手，他为那些走向工作的人吹口琴，也为那些走向死亡的人吹口琴。在那些年里，他只能闭着眼睛吹口琴。即使现在，当他为哈博尼姆的学生们演奏口琴时，他的眼睛依然是闭着的。但孩子们更愿意忘掉果戈里令人心碎的故事和口琴。他们也想忘掉他们父亲的噩梦，以及他们母亲的偏头痛。他们想玩排球、篮球、足球，参加童子军和各种聚会。他们只想相信1957年的以色列告诉他们相信的一切。譬如我们现在很强大，譬如我们是最棒的，譬如我们不是待宰的羔羊，譬如我们将长得更高更强壮，我们将成为飞行员、空降兵、工程师和科学家。我们将战胜德国人和阿拉伯人，战胜荒芜的沙漠，我们将战胜我们的缺点、畸形的基因、屈辱的历史。在这里，比萨隆的供给房社区，我们将战胜我们自己。我们将成为以色列胜利的新种族。
于是，在供给房社区，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整洁的公寓里，没有人可以逃离痛苦的捆绑。尽管大灾难已经过去，痛苦依然存在。死者的黑白照片被追思蜡烛照亮。但屋外的白天却是一片欢腾。当你走在14号小区和16号小区之间，你可以听到费希尔家的姑娘在弹钢琴，施皮格尔家的姑娘在弹钢琴，贝尔德伦（Belldegrun）家的男孩拉着小提琴。
在特拉维夫市政大厅的地下档案馆，我俯身翻阅比萨隆供给房社区14号小区的厚厚档案。这是一栋具有两层楼结构的建筑，是1949年以色列总工会的师坤住房建设公司为它的员工建造的。土地所有者为犹太国家基金会，该计划的灵感来自20世纪20年代维也纳和30年代特拉维夫的工薪阶层住房工程。尽管14号小区由一长排的房子组成，但每个单元被漆成不同的颜色，以赋予它们某些外观特征和个性。在计划方案里，每一层有430平方米，被分隔为8个单元，每个单元将占地53.2平方米。但在实际建造中，由于1949年的经济动荡，师昆公司只建造了指定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二。于是，在这些图纸上，出现了每个单元34平方米“既有建筑面积”与剩下的19.2平方米“未来建筑面积”的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