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1993
就像定居点，和平，同样是1967年与1973年战争的结果。
就理论上而言，渴望和平的意愿一直都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组成部分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儿子诺曼（Norman）意识到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不仅仅有犹太人的时候，它存在着，于是诺曼加入了由耶路撒冷知识分子推动的犹太人和平同盟布里特沙洛姆（Brit Shalom）[75]。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当伊扎克·塔本金定居哈罗德山谷的时候，它存在着。而犹太激进分子们奋起反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运动，导致了对阿拉伯佃户的驱逐。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当雷霍沃特的作家以及柑橘种植者摩西·史密兰斯基警告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不仅有犹太人，我们必须和非犹太人和平共处时，它存在着。史密兰斯基告诫我们必须学会与他们和平共处。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当什马利亚胡·古特曼率领他的学员登上马萨达之时，它存在着。于是犹太人文主义者公开指责他以军国主义的沙文主义俘获了这群年轻人的心灵。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当帕马奇的部队清空了巴勒斯坦的村庄、占领阿拉伯的吕大之时，它存在着，于是史密兰斯基的侄子伊扎尔写下了《基伯希兹安》（Khirbet Khizeh）[76]，一篇讲述野蛮驱逐的中篇小说。在20世纪50年代，当年轻的以色列国家建立并武装自己之时，它存在着，于是左翼人士发出一个和平倡议，承诺公正地对待巴勒斯坦难民。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本·古里安建立迪莫纳核反应堆时，它存在着，于是那些道德维护者公开指责以色列和中东的核化进程。
70年以来，对和平的渴慕存在于犹太复国主义的边缘地带，尝试着压抑犹太民族运动的可耻的本能。但在1936年阿拉伯民族大起义之后，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要求拥有越来越多的土地、越来越多的权利。它在口头上说着为和平服务，却没有意愿为其付出实际的代价。它将移民、定居点及国家建设视为最主要的目标，却不重视和平，并没有将其奉为最高事业。
真正的主流犹太复国主义和平运动诞生于1967年和1973年战争结束后。只有六日战争和赎罪日战争开拓的新视野才将和平之战引进到以色列的公共舞台。让同样在那些年，大以色列的观念以及吞并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的需求也萌芽了。第一个定居点所经历的十年，同样也是第一次和平示威所经历的十年。随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所发生的结构转变，同时兴起的还有新左翼势力和新右翼势力。这两股势力都反对工党的顽固领导方式，反对僵化不变的现实。两股势力都主张一种激进的解决方式，鼓吹即时达成乌托邦的秘诀。当它们彼此角逐、彼此界定、彼此促进的同时，和平运动和土地运动也开始成为新以色列的塑形之力。
这一次我不需要进行长途跋涉，约西 ·萨里德（Yossi Sarid）就住在距离我家5英里的地方。从他位于北特拉维夫的宽敞公寓的角窗向外眺望，可以听到湛蓝而宁静的地中海发出声声召唤。作为以色列左翼势力标志人物，这个男人以一个轻柔的握手迎接我。我们相识已经好几年了。在某次竞选活动里，我甚至自愿担任他的非官方顾问。但多年以来，我们彼此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然而这一次，约西知道，我前来并不是缘于争辩，而是出于理解的目的。和平运动是从哪里发起的呢？我问道，它包含哪些特质？它在哪些方面是正确的，又从哪里步入歧途？为什么它现在迷失了方向？
1940年，萨里德出生在雷霍沃特。他的双亲都在一座萧瑟的波兰小镇拉法洛卡长大，之后在1935年返迁。几年后，纳粹抵达了拉法洛卡，将犹太人赶进森林，指挥他们在地上挖坑，然后开枪射杀他们，让他们栽进他们刚刚挖好的坑里。约西的母亲杜芭（Duba），因此失去了她的母亲、父亲、姐妹和兄弟。她患上了临床抑郁症。他的父亲雅各布（Yaakov），尽管失去了他的整个家族，但仍然对生活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1945年，雅各布把他的儿子约西放在厨房的一张板凳上，告诉儿子，为什么他决定把他们的姓氏从“施耐德”（Schneider）改成“萨里德”（意思是“幸存的”），因为他们是最后的幸存者。对于约西来说，厨房里的这一刻是决定性的。听着他父亲的教导，他确信，在这个星球上他们都是孑然一身。
雅各布·萨里德表现十分出众。在短短几年里，这位学校教师成了学校的校长，然后担任所有社会主义学校的总监，然后担任以色列教育部主任。约西·萨里德同样十分出众。他是一个卓有天赋的孩子，在各个领域表现优异，经常胜过他的同龄人。但是杜芭·萨里德，仍然忧郁着度过了一生。在拉法洛卡大屠杀的第19个周年纪念日，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约西·萨里德就被寄予厚望。他的母亲希望他成为一名诗人和教授，而他的同学确信他将成为一名伟大的国家领导人。无论萨里德走到哪里，他都因为他敏捷的思维、犀利的言辞以及矜傲的态度超类绝伦。从一个男孩成长为青少年，他都是耀眼的、叛逆的、自矜的。他从不盲从权威。他是一个输不起的人。他的野心、天赋和挑衅性格使他成就不断。16岁时，他在以色列最富声望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诗歌。23岁时，他在以色列国家广播电台担任一名主要的新闻编辑。24岁时，他成为长期执政的工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发言人。
萨里德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工党的后代。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劳工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的邻居是工党的，学校是工党的，他参与的青年运动也是工党的。工党是他唯一的参照系。难怪这位年轻的政党代言人迅速地赢得了党内元老的信任和喜爱。总理利瓦伊·艾希科尔（Levi Eshko）、外交部长平夏斯·萨帕尔（Pinchas Sapir）、秘书长果尔达·梅厄，都把他视作一个心爱的儿子。这些笨口拙舌、垂垂老矣的统治者们栽培着他们雄辩滔滔的发言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收养了他。他们给予他来自全能的强大机构的鼎力支持，而他回报以一条通向一个年轻以色列和一种新式媒体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他们以前未曾想到的。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用不了多久，萨里德就将继承工党，成为以色列的总理。
六日战争后不久，萨里德前往美国求学。他在自由的纽约度过了他的研究生生涯，那时的纽约正关注越南战争。这个精力充沛的以色列人参与到斗争中。他积极支持“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参加了示威游行，成了反战运动的一分子。当他在1969年回到以色列后，他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在他眼里，以色列的政策是好战的、轻率的、过时的。尽管他参加了竞选，但他的观点与政府的鹰派路线有着很大不同。当他意识到，果尔达·梅厄不愿为了和平归还被占领土，他愤怒了。于是，曾经的萨里德–梅厄友好同盟，演变成充满敌意的、彼此仇恨的关系。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萨里德就已经明确地认为，占领是一场灾难，诸多的定居点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和平势在必行。以色列必须撤回到1967年的国境线，必须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进行谈判。一些激进的左派人士和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同意他的观点。但在工党内部，他是一个弃儿，他的新的政治立场——绝对异端的政治立场——受到了排挤。在果尔达·梅厄和摩西·达扬的推动下，以色列已经沉迷于刚刚赢得的帝国权威，不愿理会一个被灌输以美国反战运动思想的傲慢王子的审慎警告。
赎罪日战争粉碎了梅厄和达扬的帝国妄想。同时，它也催生了一种基于抗议的新政治文化。而萨里德就成为这种新政治文化的捍卫者。他掌控了媒体，与行政机构、定居者、腐败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77年大选的异变带来了梅纳赫姆·贝京[77]以及右翼的利库德集团，这令萨里德更加强大。工党现在敌视他，同样敌视他的还有工党的中坚分子。在学术界、媒体界、商业部门、司法部门、行政部门，很多人都疏远了他。
但萨里德并不介意这些敌视和疏远，这正与他挑衅的、傲慢的本性相合。现在他成了明星。他站起来反对利库德集团，反对定居者，反对以色列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的宗教主义浪潮。他尖锐地批判着1973年后及1977年后的以色列观念模式，深刻程度超出其他任何一个以色列人。
萨里德最美好的时光在1982年降临。当梅纳赫姆·贝京和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78]将以色列卷入虚伪而离谱的黎巴嫩战争时，在以色列的议会上，萨里德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犹太复国主义成员。一时间，他成了全民公敌：被辱骂、被攻击、被排挤。但结果表明，这场战争的的确确愚蠢至极，萨里德被证明是正确的。对于参与反战示威游行的数十万以色列民众来说，萨里德是以色列和平运动无可争议的英雄。随着和平抗议运动汇集成一股浪潮，萨里德的声望也水涨船高。
两年后，萨里德退出工党，加入了左翼的梅雷兹党。尽管他最终成为这支小党派的领袖，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担任教育部长，但他再也没有重现他在20世纪70~80年代时的显赫。脱离工党令这个满怀希望、特立独行的人只能徘徊在以色列的政治边缘，陷入沮丧和愤懑。尽管备受尊重，萨里德却错失了一个引起反响的良机。他所走的路是别人不曾走过的。
萨里德的脸庞镌满了深深的纹路，蚀刻他的是失望。他身材瘦削，头发几乎掉光，穿着打扮是令人吃惊的过时。他饮用的咖啡加了很多奶，味儿很淡。他客厅里的陈设也是注重功能性的。尽管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完美的故事讲述人，思维敏锐，善于讽刺，但他依旧无法掩饰自己的不满。和他在一起的几个小时，留给我的却是困惑和沮丧。
“我来到这里，并不仅仅因为你是以色列和平运动的标志人物，”我告诉萨里德，“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你的传记就是左翼的传记。在新和平运动取代衰落的劳工运动的过程中，你就是当中的顶梁柱。从工党走向和平的转变并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它也是从建设走向抗议、从实践走向讨论、从领导走向反对所经历的深刻思想变革。而你就是这种转变的化身。以色列由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实践的劳工文化，转向了基于以色列自由派的抗议而产生的和平文化，而您就是这种转向的化身。”
萨里德没有对此表示否认。他看到了左翼势力所经历的与他所经历的之间的相关性。他说：“塑造我的，是我双亲在拉法洛卡消失的家园，是我在雷霍沃特经历的快乐，是以色列建国之初所经历的19年。但六日战争破坏了所有的秩序，而美国又开拓了我的眼界。赎罪日战争把我激怒了，因为它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当我到了那个年纪，可以拥有政治上的话语权时，我拒绝成为当初我所期待的王子的角色。我曾经是任性的孩子。我不愿跟随长者的脚步，我想要彻底的变革。我想要推翻和颠覆已经背叛我们的国家领导集团。”
“问题就在这里，”我说道，“你以及和平运动，总是不停地 ‘反对’，反对梅厄，反对贝京，反对占领。尽管你们有权利表达愤怒，但你们的失败恰恰在于你们总是持否定的态度。你们抗议，你们举行示威游行。不像老工党的党员，你们从没有建立任何东西。你们没有建造一处房子，也没有种下一棵树。你们也从来没有承担处理以色列复杂现实的沉重责任。从情感上说，你们仍然沉浸在20世纪60~70年代的青少年抗议阶段。和平运动的否定特质令它毫无效果，并最终失去了吸引力。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情绪上，它都是徒劳无益、不结果实，甚至起到了腐蚀性的作用。没有足够的爱，也没有足够的怜悯，却有着过多的论断。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不能填补衰落的劳工文化所留下来的空白。在你们上演一幕弑父弑母的鸿篇巨制后，你们自己却没有成功地担当父母的角色。没有抚养，没有鼓励，也没有领导。你们没有给这个国家提供一个成熟的政治选择。最后时刻，你们这一代只达成了创始者们已建立的功绩当中的一小部分。你认为，以色列变成了一个群龙无首的国家，没有船长、没有罗盘、没有方向感，在大海中迷失，但这只是你的视角，别人可不这么认为。”
萨里德立即就有了答案。当他用他短小的、指甲露出被啃噬痕迹的手指玩弄着他的无框眼镜时，他开始迸射一大段冗长的尖刻言论。
“重点关注占领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他这样说道，“占领是所有罪恶的根源，是所有暴行的根源。当我们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我们就打开了一扇门，罪恶的风就从这里吹了进来。你在今天的以色列所看见的一切罪恶都源自占领。譬如那些残忍暴虐、欺诈谎言，以及腐朽衰落。甚至军队当下正在腐化，也是因为它被强迫成为一支占领的军队。因为占领，我们已经被由一群以弥赛亚自居的狂热分子所组成的疯狂团伙所俘虏，他们将毁灭我们，就像他们的祖先毁灭了第二圣殿一样。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恐怕我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我看到它们正在降临，我提前预见到了所有的一切。当我看到占领的第一批种子之时，我就知道那是毁灭的种子。”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他继续说道，“你问我和平运动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呵，我这样说吧，以色列的和平运动是为了恢复常态而进行的斗争。我们想要的就是正常化。上一代人告诉我们，战争是我们的宿命。这就是事物运转的方式。在这个地区，在这个国家，战争是正常的。但当我们抬起头，环顾四周，却看到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永恒的冲突是不正常的。这不是别人生活的方式，这不是民族之间处理他们差异性的方式。比方说德国与法国、越南、中国以及后来的苏联。所以我们拒绝摩西·达扬臭名昭著的声明：‘刀剑将永远杀人[79]’我们寻找一种方式来担保，刀剑并非永远杀人。说我们一直都在反对和否定，这是不公平的。我们是带来和平新希望的人。我们宣扬接连不断的战争并不是某条既定法令，我们宣称和平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畴，我们宣告我们想要拥有像其他人那样的正常生活，我们想要享受其他人所享受的和平。”
“这就是了，”我质疑萨里德，“你们发现了世界，但你们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历史。你们忘记了1948年战争，忘记了它所造成的难民问题。你对犹太复国主义令人心寒的后果视而不见，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核心问题——对另一个民族的不公平驱逐视而不见。你们也没有认识到，西方犹太人文明下的民主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宗教矛盾和身份冲突。你们没有考虑到，从我们的地缘政治和历史进程来看，事实上，和平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萨里德理解我的意思，但他的答案就像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历史不是一个火车站，”他这样说道，“因为即使你滞留在最偏远的火车站，你仍然确信，即使你误了这趟火车，下一趟火车仍会抵达。你也许会等待一个小时，一天，或者一个星期——但下一趟火车仍会到来。历史并不这样。在历史的情境里，如果你错过了你应该登上的那趟火车，就不能指望还会有下一趟。这就是我现在为什么这样生气、这样恼火、大失所望。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任总理，我势必会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定。也许我还会设法挽救一些定居点，或者是一小部分东耶路撒冷的土地。但因为那时的以色列领导人既傲慢又冷酷，于是时间流逝了，机会溜走了，火车驶离了车站。现在我没有看到下一趟火车的到来。一列火车都没有。而这只会令我更加悲观和沮丧。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深爱着这片土地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感觉我归属于这个国家。在我的噩梦里，我看到数百万的巴勒斯坦人向着耶路撒冷进军，我看到数百万的阿拉伯人向着以色列进军。我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除了即将葬入的坟茔，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但有时，当我看着我的孙辈们，我的眼睛就涌出了泪水。我不再确定，他们的命运会不会与拉法洛卡孩子们的命运一样。”
我与尤西·贝林（Yossi Beilin）会面的地方，在赫兹利亚[80]高新技术塔楼里他的豪华办公室。他穿着浅色的套装，系着白领带，有一头银灰色的头发。尽管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这位由和平运动政治家转行的商业顾问却拥有一张年轻的脸庞，只有几行纹路镌刻其上。虽然他只比萨里德年轻8岁，但贝林显得更为成熟。在这些年里，他一直是和平运动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不是只会提出抗议，而是付诸行动；不是被情绪压垮，而是谋划着行动。
在以色列建国的那年夏天，贝林在特拉维夫出生了。他的家庭充斥着犹太人的历史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承诺。早些年前，他的祖父曾作为一名代表，两度出席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他的父亲是特拉维夫记者工会的簿记员，学识渊博，母亲则是一名教师，教授阿拉伯语、《圣经》以及考古学，并对工党的日报《话报》（Davar）贡献颇多。他们全家居住在一间简陋的公寓，这个家庭没有太多的财富，却并没有失去骄傲以及学习热情。在屋子的墙上，悬挂着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奠基人、大屠杀受害者以及哭墙的照片。贝林的双亲都为他们能活到救赎之日来临而感恩，并把这种思想灌输给他们年轻的儿子约瑟夫（Yosef）。
贝林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小伙子。他有着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后裔坚定果敢的魄力。在小学时，他勤奋而刻苦，求知欲旺盛，并获得了著名的赫兹利亚高级中学的奖学金。他从不浪费时间，从不反抗权威，从不自由行动。下午时，在青少年广播站担任通信员。8岁时，他变得严守教义，配备了经文护符匣，只食用符合犹太教教规的食物。但他真正信奉的上帝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戴维·本·古里安。每逢周五，年轻的尤西都要走到犹太国家基金大道，去看那位有着不羁发型的白发老者迈出他的豪华轿车，走进朴素的两层楼的宅邸。在这里，他凭借无限智慧引领着犹太人民前进。当本·古里安退休时，贝林失声痛哭。
贝林印象中的以色列，从他的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度。这里有雷霍沃特的魏茨曼科学研究院，迪莫纳的核反应堆，特拉维夫的演艺中心，国家的引水工程。经济增长率超过了新加坡和韩国，贝林回忆起来都为之惊叹。国家的边境也是安宁的，阿拉伯人离我们很远，巴勒斯坦人也不存在什么问题。那时有着深深的安全感。犹太人的悲剧终于远离了我们。犹太复国主义在实现救赎的神迹之后，又成功地将以色列的国度引领向现代化和开明进步。
在1967年5月，有那么一段时间是恐惧的。在那战争迫近的日子里，特拉维夫的人们谈论着要在城市的公园里挖掘大型坟墓。有些人担忧会经历第二次大灭绝。但贝林服役的富于谋略、坚毅无畏的以色列国防军，迫不及待地要投入战争。而贝林，同样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属于他这一代人的战争。当战争确实爆发后，以色列的国家军事机器运行得就像一只瑞士产的时钟。短短几天之内，它就粉碎了阿拉伯的军队。埃及士兵烧焦的尸体横在沙滩，他们的双目还大睁着；19岁的以色列士兵被这幅景象震撼了。当他手里握着的晶体管收音机宣布耶路撒冷获得解放，圣殿山回到我们的手中时，贝林像个孩子一般大哭起来。这个国家已经成长到足够强大，保卫自己、实现权利，就像它已经证实的那样。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贝林在大学研读政治学和文学，并为《话报》撰稿，积极参与政治（工党）。他工作努力，学习刻苦，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了婚。尽管他并不是鹰派人士，但占领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对他造成过困扰。他甚至支持一些早期定居点的建立。他完全地信任果尔达·梅厄、摩西·达扬，以及他们的工党政府。再一次地，边境平静下来，阿拉伯人远去，巴勒斯坦人根本不算什么问题。一切就像它本来的模样。
1973年10月6日，贝林待在家里。他刚刚为他的年轻妻子和他们两岁的儿子做了赎罪祷告，就惊骇地听见拉响的空袭警报。他觉得肯定是弄错了，难道阿拉伯人愚蠢到在遭受1967年的屈辱惨败之后再来袭击以色列吗？但数小时之后，这位25岁的预备役士兵就穿上了制服，作为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坐在最高统帅部的指挥所里。他亲耳听到了以色列士兵的溃败，他亲耳听到了苏伊士运河的士兵哭喊着救命。将军们在互相大吼。没有秩序，没有纪律，没有尊严。通信网络传来恐慌的尖叫。崇敬的摩西·达扬在走廊里踱着步，就像一个战败的元帅。在以色列最高统帅部的大厅里，人们谈论着第三圣殿的末日来临。
而战争还在肆虐。贝林背弃了宗教，他不再携带经文护符匣，也停止食用那些符合教规的食物。他在安息日开车和写作，他再也没有走进犹太教堂进行祈祷。破灭的不仅仅是他的信仰，他所信任的世界也崩塌了。他曾经崇拜的神现在看起来什么都不是，只是惯于欺骗的偶像。“看起来就像某种宗教的启示，不过恰好相反，”贝林告诉我，“神的显圣、神的存在突然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痛苦和空虚。一切都失去了效力。没有什么是安全的，没有什么是值得信任的。那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更聪明，能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没有上帝，也没有领袖，没有人可以让我抬头仰望。我已经孤单一人。我背负着所有的责任。我不得不亲自确保不会降临又一场战争或者灾难，确保第三圣殿不会遭到毁灭。”
在赎罪日战争之后的十年里，贝林成了工党里前途光明的年轻思想家。1977年，他是西蒙·佩雷斯的助理、工党的发言人。1984年，他是利库德集团——工党联合政府的内阁大臣。然后，他成了一个和平运动的倡导者。1987年，他作为站在西蒙·佩雷斯一方的外交部长，尝试与约旦国王侯赛因（Hussein）进行和平谈判。1989年，他在海牙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进行间接对话。1990年，他在耶路撒冷签署了一份以色列——巴勒斯坦联合声明。当约西·萨里德离开工党并开始游走在政治边缘后，贝林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和平运动中被寄予厚望的人。他看起来是最有可能缔造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和解的那个人。
1992年6月，伊扎克·拉宾带领工党在国家大选中获得胜利，并建立了一个中左翼的政府。拉宾看不起贝林，贝林也不屑与拉宾为伍，但机会是无法抗拒的。在黎巴嫩战争失败以及1987 ~1992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之后，右翼势力被粉碎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以色列的议会里，和平的呼声占据了大多数。首相做出承诺，要在6~9个月之内与当地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一个像贝林这样的男人绝不会错失这个机会，一个像贝林这样的男人绝不会坐等首相引领他们踏上通往和平的道路。
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贝林擅自行动了。1992年12月4日，他委派他的特使亚伊尔·赫希菲尔德（Yair Hirschfeld）前往伦敦参加一个秘密的、未经授权的会议，与巴解组织的财政部长阿布·阿拉（Abu Ala）会面。1993年1月20日，他派遣赫希菲尔德以及另一名特使罗恩·蓬达克博士（Dr. Ron Pundak）在奥斯陆[81]南部的萨尔普斯堡与阿布·阿拉谈判。1993年2月11日，他派遣赫希菲尔德和蓬达克在萨尔普斯堡启动了第二轮谈判。总理拉宾和外交部长佩雷斯此时还毫不知情，但在萨尔普斯堡，正在起草一份严肃的文件。文件声称双方达成一致，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区撤军，赞成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自治机构，并启动关于双方最终状态协议的直接谈判。
直到1993年2月中旬，贝林才将挪威的草案文件出示给佩雷斯。他着意淡化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欺骗了自己的上级。尽管他告知了佩雷斯，但佩雷斯并没有完全理解萨尔普斯堡会谈的意义。因此，当外交部长向总理做汇报时，两人都没有注意到奥斯陆和约的含义。拉宾对这个计划并不感兴趣，但他并没有指示佩雷斯停止谈判。以色列最重要的两名政治家被贝林玩弄于股掌。就像耶胡达·伊曾、平夏斯·沃勒斯坦、哈南·波拉特从1975年拉宾——佩雷斯政府设法得到的在撒玛利亚建立定居点的模糊许可，贝林从1993年的拉宾——佩雷斯政府获得了与巴解组织谈判的模糊许可。大坝裂开了一条缝，一个加速的和平进程开始运行了。
1993年春，举行了另外的三轮会谈。5月，外交部总干事乌里·萨维尔（Uri Savir），加入了挪威的以色列团队。6月初，法律顾问——同时也是拉宾的心腹——约尔·青格尔（Yoel Zinger）也登上了飞机。1993年6月6日，拉宾指示佩雷斯中止谈判。看起来似乎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团队的意义，并为此感到恐慌。几天之后，他默许了此事。现在的谈判开始以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互相承认为中心。以色列谈判方由四人团所操纵：拉宾、佩雷斯、贝林和青格尔。他们每个周末秘密地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赫兹利亚会面。但是，主要的决策人是外交部副部长贝林。他是唯一知道谈判方向的以色列人，也是唯一知道每一个步骤意义的人。他是引领以色列总理和外交部长以及整个国家议程的人。
“你曾经探讨过你所做事情的历史意义吗？”我问道。“从来没有。”贝林冷静而坦率地回答。我又问：“你曾经探讨过当中蕴含的风险吗？”“从来没有。”“你曾经考虑过备选方案吗？”“没有。”“你是否意识到，你当时正在推动巴勒斯坦建国？”“我的确意识到了，尽管拉宾和佩雷斯不太明确这一点。我假设奥斯陆会谈是一条密道，这条密道会一直是一个秘密。它所达成的政治结果应该是，以色列政府与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当地巴勒斯坦领导人之间，达成一项有限的自治权协议。没有人会预见拉宾和阿拉法特的和解，没人知道，以色列的合作者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而以色列团队要处理的就是细节问题。我们在小问题上投入了太多精力，如今回顾时却发现，它们并不具备真正的重要性。”
在7月末的时候，当他们自信心不断增强时，巴勒斯坦人却说，如果双方没有互相承认，他们就不会在临时协约上签字。拉宾非常恼火，但这时他已经被困住了。他困扰于之前许下的达成政治突破的许诺，在叙利亚问题丝毫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巴勒斯坦人就是他的唯一机会。于是，他再一次满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走上了贝林引领他走上的道路。8月18日，拉宾授权西蒙·佩雷斯在奥斯陆签署了秘密协定。9月10日，伊扎克·拉宾承认了巴解组织。9月13日，拉宾在最后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策略上对阿拉法特做出让步，在协约的序言中将“巴勒斯坦团队”换成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小时后，以色列的总理与美国总统及巴勒斯坦人民的领导人一起，走向白宫的草坪，缔造这段历史，名垂青史。尤西·贝林坐在草坪上后排的一个位置，他还不太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事实。他将拉宾和佩雷斯引领到了这里。他将以色列引领到了这里。他实现了和平。
“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我对贝林说道，“首先，你并不是一个主张与巴勒斯坦人和平相处的虔诚信徒。在遭受赎罪日战争的创伤之后，你想要和平，你意识到，占领是危险的，而你认为，签署一个协定把约旦河西岸归还约旦就能解决问题。但在1988年年底，约旦的侯赛因国王一点儿也不想处理西岸问题。于是1992年，你面临又一次选择时，与当地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谈判就不能公开了。而那时留给你的只有阿拉法特，但阿拉法特不是能轻易应付的。阿拉法特代表了巴勒斯坦全体人民——不仅仅是占领区里的居民，还包括了巴勒斯坦难民以及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阿拉法特是针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武装斗争的化身。因此，如果能与阿拉法特达成和平协定，这个协定将完全不同于与当地巴勒斯坦人达成的协定。一个能与阿拉法特达成的和平协定将基于巴勒斯坦的大转变：对犹太民族的承认，对犹太民族运动及民族权力的承认，对巴勒斯坦人回归权的放弃。
“事后看来，很明显，你并没有考虑到双方在宗教、文化以及生存空间问题上的冲突。你不记得阿拉伯世界对1917年《贝尔福宣言》的排斥，不记得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公开后阿拉伯人的暴行，也不记得1948年战争后所遭受的灾难。你看到的只是1967年相对简单的问题，也就是占领，而你认为你能够以一种相对容易的方式解决它。像你这样的聪明人却被诱惑以这样一种草率的方式达成和平是无法让人理解的。你没有利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特殊情境最终引领人民走向真正的和平，却选择了和平的表象。你以为你操纵了佩雷斯和拉宾，但事实上，是巴勒斯坦人操纵着你。尽管他们处在战略劣势，但他们仍然成功地把你甩在了地上。”
贝林安静而耐心地聆听着。他的其中一个优点就是时刻保持超然、冷漠的能力。“如果是我的话，”他说，“我会在那时、那地达成一个关于双方最终地位的协议。我会在短时期内解决你提到的所有核心问题。然而，在1993年，拉宾并不想要一个最终的、全面的和平。我不得不缝制一件他愿意穿上的衣服。我知道，这件衣服还远不够完美，我知道，任何延误都会埋伏下和平的隐患。但我不是那个发号施令的人，我没有其他办法。我不得不在现有条件下工作。在白宫的典礼之后，我立即飞往突尼斯，与阿拉法特最高级的副手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开始了关于真正和平协议的谈判。这需要时间，其间，还发生了很多事情。1994年2月，巴鲁克·戈尔茨坦（Baruch Goldstein）展开希伯伦大屠杀[82]。然后，伊格尔·阿米尔（Yigal Amir）在1995年11月刺杀了伊扎克·拉宾。所发生的事情不是我能预测到的。直到今天我仍然确信，如果拉宾没有被暗杀，和平最终会实现。我们也不会进行这样的谈话，因为以色列会同巴勒斯坦、叙利亚及阿拉伯世界和平相处。”
和平的故事同样也是我的故事。对于像我这样的中上层阶级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来说，和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理念，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它还定义了我们的身份。和平是一种社会整合，也是我们民族之火的支柱。和平是我们的信仰。1965年，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我们最神圣的歌就是和平歌曲《明天》（Tomorrow），但歌曲许诺的和平却是抽象的。歌曲中的士兵脱下了他们的制服，但士兵中却没有阿拉伯人。这是人们渴望却不敢相信的和平。到我读十年级的时候，我们最神圣的歌曲是《和平之歌》（Song for Peace）。这首和平之歌表达了一种抗议，是死去士兵的令人心中发寒的强烈抗议。歌中有反抗，但同样，没有阿拉伯人。《和平之歌》中的和平是愤怒的、对抗的、政治的，但它仍然是模糊的，就像它的前任一样。然而，它所反映的对和平的需求仍然是令人愉快的。
从《明天》中的和平到《和平之歌》的和平历程，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特征。在六日战争以及占领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后，我们相信和平是可能实现的。在赎罪日战争后，理所当然地，我们认为以色列争取和平的行径使我们失去了阻止战争的时机。经历了1977年的政治动荡、定居点的建立、黎巴嫩战争之后，和平成为我们反对右翼人士和定居者的悲叹。和平从来没有基于一个清醒的历史判断，也没有提出一个现实的战略预测。和平成了面对持续的、不堪忍受的冲突所表现出的一种情感、道德及理性立场，成了正在改头换面的以色列。
我读高中时，经常参加和平运动的聚会。我钦佩地聆听那些卓越人士——比如小说家阿莫斯·奥兹、记者乌里·艾弗纳瑞（Uri Avnery）以及前上校迈尔·帕伊尔（Meir Pa’il）——所承诺的和平。当我成为一个士兵，在休假时，我参与了令人激动的耶路撒冷火炬和平游行，怀着忠诚的信仰聆听约西·萨里德和尤西·贝林所承诺的和平。当我成为一个大学生，我是和平运动狂热积极分子。我撰写和分发和平运动的小册子，全心全意地相信和平做出的许诺。然而，直到30岁的时候，我才开始认真聆听那些巴勒斯坦人到底在说什么，然后意识到，和平的许诺毫无事实根据。它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道德角色，但它却没有任何实证基础。和平的许诺固然是善良的，但它却因我们生活的残酷现实所造成的一系列否定而深陷泥沼。
我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假定我们生活在一个悲剧里：两个民族共享着同一个家园并为之争战，而这场战斗几乎是永无止境的。70年来，我们犹太人拥有了承受这个悲剧的毅力。我们充满活力，可以忍受这场持续不断的冲突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但当我们疲惫不堪地倒下时，我们开始否认悲剧。我们想要相信，在我们生存的核心问题上没有什么悲惨的法令。因此我们假称，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什么悲惨的境遇，而是我们自己的行为。1967年我们占领的土地为这个急需的假称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它允许我们关注一个内部化的问题，它允许我们专注于一个我们自己造成的内部冲突。右翼们说：“只要我们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我们就能安然无恙。”左翼们说：“我们只要归还约旦河西岸地区，我们就能享有和平。”右翼们说：“那些离开我们的人死了，都是因为左翼的错误观念。”左翼们说：“那些离开我们的人死了，要怪右翼的狂想。”与其直面一个从外部强加于我们的悲惨现实，不如我们选择自行创造一个左右翼互相对抗的简单叙述。这不是阿拉伯人的过错，而是犹太人的；这不是中东的过错，而是以色列政府的；这不是以色列基础条件的过错，而是某些特定的以色列政客所造就的特定的错误。于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我们将我们生活中的悲剧转变为一出寓言剧。我们创造出一幕虚假的现实，它使我们能够责备我们自己，而不用面对我们所陷入的残酷现实。
从这个一般性的理论中，我明白了一个关于以色列左翼的理论：它的根本缺陷是，它从来没有对占领问题及和平问题进行区分。在占领问题上，左翼是完全正确的，它认识到，占领是一场道德的、人口的以及政治的灾难。但是在和平问题上，左翼是有些天真的。它指望着一个从来不曾真实存在的和平伙伴。它假定，因为我们需要和平，因此，和平就是可以实行的。然而这个地区的历史冲突和地缘战略暗示着和平无法实现。左翼所主张的正确的道德立场，因其不正确的经验主义假想而受到连累。
为什么左翼要紧抓着这个经验主义的、不正确的假想不放呢？因为这个假想能够令它否认1948年的悲剧，能够令它忽视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与犹太复国主义困境之间的裂痕。大家都知道，1967年的盲目幸福令右翼们相信大以色列是可能实现的；却没那么多人知晓，同样的盲目幸福导致左翼们相信大和平的可能性。这两种幻想的权力斗争使左右翼双方可以逃避现实，也令以色列可以逃避现实。因为占领是不道德的、是破坏性的，所以左翼放弃了坚持结束占领的合理的、理性的态度，于是左翼赞成这个不健全、非理性的信念——结束占领将带来和平。当时流行着这样一种倾向：将定居者和定居点视为罪恶的源头，忽视没有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地位。当时还有一种神奇的信念，认为以色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致能够以结束占领的方式结束冲突。左翼采取这种和平假象，因为它站在救世主的角度，它要赋予以色列一种崭新的生存状态。它要以一片假想未来的开阔蓝天取代我们脚下的荒原。
于是我们得知，和平不再是和平。它不再受到政权、利益、时机、威胁以及同盟的现实分析的约束。它不再受到合理判断的束缚。它忽略了阿拉伯人的愿望及政治文化，忽略了数百万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存在，这些难民不关注占领，而是迫切希望返回他们失去的巴勒斯坦。这种和平不是基于诸多事务的真实状态，而是基于思想的情感状态。它是一种心愿，一种信念，一种信仰。在我所长大的以色列，和平是一种生存需要，从中催生出一种救世主观念。它令以色列支持和平的阿什克纳齐犹太白人（White Ashkenazi Supporters of Peace，WASP）相信，他们可以不用做残酷的事情就能成为以色列人。这种观念令不断前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自欺欺人地相信，他们可以安抚犹太复国主义被剥夺的其他继承权。因此和平演变成世俗部族的图腾。和平承诺我们，我们可以是纯正的、公义的、美好的。和平意味着，我们不用再进行持续几个世纪的争战，因为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悲剧书写下一个愉快的结局。
我开车驶往耶路撒冷，去拜访泽夫·斯坦赫尔、梅纳赫姆·布林克尔（Menachem Brinker）以及阿维赛·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这三位都是以色列和平运动进程中引领时代的知识分子。其中的两位是我的大学教授，第三位是我的政治导师。我询问他们究竟哪一步出了差错，又是什么挫败了和平进程。
斯坦赫尔说，奥斯陆协定作用太小，签订得也太迟了。但真正的问题是，左翼势力从来没有成功地超越那些信誉卓著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精英集团，它也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类似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派的政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及时地拯救以色列的原因，”斯坦赫尔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我如今饱受焦虑，”他这样说，“以色列就是我的生命，但我却看到以色列正在走向衰亡。我看到一种不治之症吞噬着我如此深爱的国家。”
布林克尔的观点就仿佛是我自己理论的翻版，这令我感到惊讶。他说，就像右翼一样，左翼也屈从于六日战争后随之而来的救世主妄想。这种妄想深信以色列是全能的，确信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是天真的，但我们同样也是傲慢的，”布林克尔说道，“原则上，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但我们不愿去承认这种立场是不适用于现在的情况的。首先，众多的阿拉伯国家对我们说‘不’。然后，侯赛因国王也说‘不行’。巴勒斯坦人总是那么浮躁善变。但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些难题。我们坚持认为，如果以色列一步一步地走下来，和平就会来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容易受到来自右翼的攻讦。一次又一次，右翼揭露了我们的内在矛盾，证明我们所指望的阿拉伯同伴从来不曾真正在那里。”
马格利特同样出乎我的意料。他根本都不信任奥斯陆协议。人不能两步跨过一条‘鸿沟’。他预见到了暴力、谋杀以及某种势头的受损。他预见到，现在的欢欣鼓舞会像蒸发的水汽一样消失殆尽，而其反作用将会占据上风。他从来没有信任过拉宾、佩雷斯和巴拉克，也不相信在戴维营[83]可以达成所谓的和平，但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批判这场和平进程，因为他不想对它造成妨碍。作为一场运动，这次和平运动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他这样说道，“这么多年来，关于占领的辩论中，我们占主导地位，我们甚至赢得了对右翼的口头胜利，这使他们最终采纳了我们关于两国解决方案[84]的措辞。然而，在最后的决斗中，我们经历了惨败。我们没有阻止殖民活动，我们没有结成一个足够广泛和强大的联合体来阻止定居者。现在已经太迟了。现在的境况几乎毫无转圜余地。我没有看到在以色列国内还有什么力量，足够强大到阻止这个我的父辈们所建立的国度变成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