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耶路撒冷德国殖民区的一家咖啡馆里。附近，在劳埃德乔治大街上，矗立着现在实现和平运动的总部，当我还是个学生时，我曾在这里度过了很多个漫长的夜晚。在这里，我们曾尝试阻止黎巴嫩战争——然后失败了；在这里，我们曾尝试阻止定居点运动——然后失败了；在这里，我们曾尝试带来和平——然后失败了。在这里，我们没有成功阻止世俗的右翼势力和宗教的右翼势力攻占我们挚爱的、理智的以色列。这里有充满力量的经历，这里的战斗鼓舞着我们。那些抗议活动支持着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念，对和平的期望赋予我们意义。然而，在聆听萨里德、贝林、斯坦赫尔、布林克尔和马格利特的讲述之后，我扪心自问，我们的缺陷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以这样惊人的方式宣告失败？
我的答案很简单。我们争取和平是正确的。我们送贝林的团队去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会面，为他们提供一桩伟大的交易——让一个解除武装的巴勒斯坦与一个犹太民主的以色列沿着1967年的边界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这也是正确的。但我们决不应该向我们自己许诺和平，或者假想和平即将来临。我们应当足够清醒地说，占领必须结束，即便结束占领并不能平息争端。我们的目标是划下一条边界，并为这条边界争取国际认同，然后逐步地、谨慎地退至这条新的边界。我们的任务是说服以色列的公众，一个占领别国领土的以色列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一个结束占领的以色列是可行的，也是强大的。我们的使命就是设计最伟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工程，土地分治。
但是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对世界和我们的人民说必须停止占领，即便不能取得和平。我们没有告诉我们自己关于巴勒斯坦人的事实，即他们想要回到1948年前的村庄和家园。与其勇敢地面对当下的现实，我们更倾向于“现在实现和平”的浪漫信念。因此，当绝佳时机在1993年降临时，我们错过了它。在奥斯陆，我们试图以一个有缺陷的和平理念在中东现实施加影响，但很快遭到拒绝。然而，即使在遭到非常明显的拒绝后，我们仍然紧握着这个有缺陷的理念不放。当公交巴士在我们城市的街道上爆炸，我们仍然唱着我们假想和平的圣歌。我们就是这样失去了来自同胞的信任和尊敬，他们背弃了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对和平的渴望正在转变成一出可怕的闹剧。我们的失败，并不是我们所遭遇的对抗力量所造成的，而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弱点，出于我们所缺乏的理智、正直和勇气，出于我们的不成熟。对于那些我们理当继承的来自以色列创始人的遗产，我们从不屑去继承；对于那些我们理当跟从的步伐，我们也从不屈就遵循。和平集团回避着历史的连续统一性。它拒绝承担真正的责任，依旧延续着20世纪70年代抗议运动的模式。
萨里德、贝林、斯坦赫尔、布林克尔以及马格利特，是我这一代人的导师和领袖，而我感觉距离他们如此之近。我感受到了共鸣和吸引。尽管我与他们争论，我们仍是一体的。萨里德、马格利特和布林克尔理解1967年夏天的占领是多么愚蠢。贝林和斯坦赫尔看到了1973年战争及1977年剧变之后的光明。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很早且很清楚地抓住了历史的这一面。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战斗，哪怕被一致认为是疯子和叛徒。但是我的导师们所培育的恋母政治文化，其主题却是弑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从来没有长大过。他们永远不会成为领袖。而且，他们犯下了一个错误：将占领问题从以色列生命及中东现实的广阔背景中剥离。至少三次，他们是盲目的：他们看到了国内圈子里的冲突，一个以色列的哥利亚威胁着一个巴勒斯坦的戴维，但他们并没有看到在外部圈子中，一个阿拉伯伊斯兰的哥利亚威胁着一个以色列的戴维；他们看到了，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1967年的占领是灾难性的，但他们没有看到对于很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还有其他的事件远比占领更严峻，他们发自肺腑地投以关切，比如他们在1948年失去的家园；他们知道，以色列不得不处理关于占领的挑战，但他们忽略或者说不予理会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其他严峻挑战。因为这三个认知缺陷，他们的视野有了缺损，他们所接触的现实范围越来越狭窄，直到最后，他们脱离了现实。这些善良的以色列左翼及以色列和平运动的领导人，逐渐失去了重要地位。
我开车驶回特拉维夫，与阿莫斯·奥兹会面。我们很早就彼此相熟。20年里，我们曾经面对面地探讨人生和文学，辩论和平与政治。尽管我确实敬爱他，但近年来，我却经常与他意见分歧。奥兹就是那个和平的预言家。他是和平运动的古鲁，是以色列和平圣会的领军拉比。
我发现阿莫斯的心情大好。在意大利，他们刚刚上演了一部歌剧，正是以他的诗歌小说《同一片海》（The Same Sea）为底本。他的书已经被翻译为数十种语言，在数十个国家流传。这个曾经的耶路撒冷孤儿在胡尔达基布兹建立了家庭，现在是以色列最杰出的作家。但他的头颅仍然没有高高昂起，就像他一直以来那般谦逊。我和他相约在拉马塔维夫的一家整洁朴素的咖啡馆里见面，他穿着格子的衬衣和米黄色的裤子，坐在一个偏僻的角落。他站起来迎接我，并和我握手。
“我不是一个东方学者，”奥兹说道，“但我每天早上所做的工作——从早5点开始，就是尝试进入人们的大脑，想象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1967年6月，当我穿着制服，提着乌兹冲锋枪，自西奈沙漠的战场返回耶路撒冷时，我看到的不是戴维王的都城。我看到擦皮鞋的阿拉伯小伙子恐惧地看着我。我回忆起了我在英属托管所度过的童年时光，记起了板着脸的可怕的英国士兵。我明白，尽管耶路撒冷是我的城市，但它仍然是个外邦城市。我明白，我不该统治它，以色列也不能统治它。古老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过去，却不是我们的现在，并将危及我们的未来。很多人都喜欢对其‘神圣的安宁’的描述，而我们不能被这样的宁静所诱惑”。
“当我回到胡尔达时，我意识到，我在耶路撒冷所看到的情景，其他人并没有看到。右翼和工党主流都将1967年战争视为1948年的完成。我们在那时因不够强大而不能做的事情，现在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我们在那时不能征服的地方，现在被我们攻占。我认为，这种思想状态是危险的。我意识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是巴勒斯坦穷人们的羔羊。我知道，我们绝不能占领它。一英尺都不行，一个定居点都不行。我们必须以一个担保人的身份持有这片领土，直至和平降临。
“工党的狮子们——利瓦伊·埃斯科尔（Levi Eshkol）、平夏斯·萨皮尔、阿巴·埃班（Abba Eban）、伊扎克·本·阿哈龙（Yitzhak Ben Aharon）——就跟我想的一样。然而那些狐狸却想着吞并这块土地。于是，当狮子们不再咆哮时，狐狸们昂起了它们的头颅，而我孤军奋战。记者乌里·艾弗纳瑞和阿莫斯·凯南（Amos Kenan）固然在我之前,但在工党的内部世界里，我的确是“出头炮”。我撰文反对摩西·达扬关于‘生存空间’的渴望，反对号召土地解放的华丽辞藻。我呼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我综合考虑了道德和现实，只有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双方互相承认各自独立建国。
“我遭受到凶猛的攻击，即便在我自己的工党报纸《话报》上，即便在我的胡尔达基布兹。一个专栏作家同事要求《话报》停止刊登我的文章。其他人对待我就像对待一个叛徒或者疯子。与此同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Shmuel Yosef Agnon），还有杰出诗人乌里·兹维·格林贝格（Uri Zvi Grinberg）、内森·奥尔特曼（Nathan Alterman）和哈伊姆·古里（Chaim Gouri）这些以色列受人尊敬的小说家和诗人都赞同大以色列的观点。我看着这个国家渐行渐远，变换了它的面容。它不再是我心目中以色列，不再是我所知道的以色列。
“在20世纪90年代初，情况是完全不同的。现实震撼，并改变了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1973年的战争令阿拉伯人认识到，他们不能以暴力占领我们。1987年至1992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令以色列人认识到，这里还有一支巴勒斯坦民族，他们不会离去。他们就在这里，他们在这里停留定居。在一百年的集体失明后，我们突然看到了对方的存在。另一方消失的幻想破灭了。这就是为什么，极少数以色列人所持有的观点在六日战争后被大多数以色列人所接受。1967年左翼人士的思想，变成了拉宾、佩雷斯以及1993年政府的舞台。和平，从边缘地带转移到政治的中心。
“我近距离地观看到拉宾和佩雷斯所走过的和平进程。我非常了解他们，两人都经常在周五的夜晚来到胡尔达拜访我。改变拉宾的是以色列的青年们。他意识到，这些21世纪的小伙子们可不会像他在1948年那般投入战斗。改变佩雷斯的是世界。他访问了很多国家，倾听了很多言论，然后，他意识到，他绝对不想把以色列变成一个新的南非。基于不同的理由和不同的方式，拉宾和佩雷斯都认识到，冲突必须停止了。他们曾经是具有远见的鹰派，现在变成了迟疑不决的鸽派。
“当佩雷斯秘密给我送来一份奥斯陆协议的草案，我发现了问题。我明白，在现实情况里，我们在这里签署的是一份棘手的三方协议，三方涉及以色列政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那些定居者。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相信，奥斯陆协议能够使阻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认知高墙轰然倒塌。一旦这座高墙倒下，我们就将前进一大步。我们将一步一步地前进，迈向真正的历史性的和解。
“我犯了一个大错，低估了恐惧的重要性。右翼最强大的论据就是恐惧。他们不曾大声地宣告这一点，因为他们羞于说出口，但他们有最令人无可辩驳的论据，那就是我们在害怕。这是一个正当的论据。我同样也害怕那些阿拉伯人。因此，如果我可以重新开启和平运动，这会做出改变。我将指出我们对阿拉伯人的畏惧。我将就以色列人对灭绝的恐惧心态发表一个真诚的对话。
“绝望吗？我还没有绝望。奥斯陆协议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因为它只是一个不被父母所爱的婴儿。但还不算太晚，定居点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双方都知道，妥协和折中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不曾彼此相爱。他们互相欺骗，他们互相大吼大叫。但是，不管他们是否喜欢对方，他们互相看到了彼此。从这个意义上说，1993年的情感突破是真实的。禁忌被突破了。认知的障碍物倒塌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直面巴勒斯坦人，国家与国家直接对话，探讨对这片土地的分治方法。这是不小的功绩，那时的和平是尚未失败的实验成品。”
就这样，我在胡尔达，在这个阿莫斯·奥兹居住了半辈子的基布兹结束了我寻访和平的旅程。胡尔达是贝谢门的孪生妹妹，它以一个种植业农场的形式兴起，其目的是教导犹太移民如何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工作。它地处国家的中心，建在1908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从阿拉伯人手里购置的土地上，临近雅法至耶路撒冷的铁路以及阿拉伯人的村庄胡尔达。一个纪念西奥多·赫茨尔的橄榄园也被种植在这里，还建有一栋名叫赫茨尔庄园的富丽堂皇的宅邸。但是，在1929年夏天，胡尔达农场被它的阿拉伯邻居们袭击并焚毁了。因此，一年后，当温和的、追求和谐的社会主义公社戈登尼亚在这里定居时，在赫茨尔庄园的宅邸、在橄榄园附近的赫茨尔松树林，社员们做出了这样的声明：尽管我们被瞄准射击，尽管我们的房子被焚烧殆尽，尽管我们的林木被连根拔起，然而，我们永不放弃我们的梦想。
在18年的时间里，胡尔达的犹太复国主义公社和胡尔达的巴勒斯坦村庄和谐相处。这些建造乌托邦的先锋者们与那些遵循传统的村民们是关系融洽的邻居。但当1947年联合国的分治决议拟定后，敌意忽然迸发，事态改变了。1948年3月31日，阿拉伯人袭击了一支正驶向被围困的耶路撒冷的胡尔达的车队，杀害了22名乘客。本·古里安决定，犹太人已经受够了。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六个星期前，这位想要成为建国者的人决定，犹太人必须向前推进攻势，占领沿途的阿拉伯村庄，打通前往耶路撒冷的道路。1948年4月6日，凌晨两点刚过，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军队离开了胡尔达基布兹，穿过了赫茨尔森林，袭击胡尔达的阿拉伯村庄。凌晨4点时，村庄被攻占。村民们四散逃亡，在几个星期之内，房子被拆毁，田地被劫掠干净。很多巴勒斯坦胡尔达村庄的土地，被转移到了胡尔达基布兹的名下。
45年后，我同巴勒斯坦的难民穿行过以色列。1993年4月，当挪威正在推进秘密的和平进程时，我带着贾马尔·蒙赫尔（Jamal Munheir）回到胡尔达。我一直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寻找胡尔达的难民，最终找到了他。这位70岁的巴勒斯坦老人铭记着他的村庄，就好像他刚刚离开不久一样。他从来不怀疑任何事情，他告诉我。他还能怀疑什么呢？这么多年来，他观察着他的犹太邻居们，最开始是满腹疑虑，然后是感到惊奇，再然后是带着钦佩。他看着这些从俄罗斯来的苍白、贫穷的犹太人来到这里，看着他们逐渐强大，在这里扎根，将它们的橄榄园打造成一块人间天堂。他们学会了种植小麦、照料羊群、榨橄榄油。从他与犹太人毗邻的田野里，他感觉到他的新邻居们是正派而勤劳的。尽管他们的行事非常奇怪，尽管他们的女人几乎是半裸的，尽管他们服从公社的分配，不允许一个人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但他们有着一种奉献精神。尽管他们不敬畏安拉，但他们是恭敬的。村庄与公社分享水井。当巴勒斯坦的姑娘们从深深的古井里汲水时，这些基布兹的社员礼貌而耐心地在一旁等候。他们还会参观村庄的马达法旅馆，还会邀请村民参观他们自己的公共餐厅。他们从村民那里购置蔬菜，同时为村民提供药品和医疗服务。贾马尔同样与他的邻居们有着生意往来。到晚上，他会与那个讲阿拉伯语的田地看守阿哈龙坐在一处。阿哈龙会给贾马尔讲述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童话故事，而贾马尔会告诉阿哈龙那些关于恶魔的古老传奇。他们会安静地坐在篝火旁，小口地呷着小杯子里的浓郁黑咖啡，侧耳倾听从周边村庄传来的遥远的夜号，那是豺在这美好的夜晚发出声声嗥叫。
然而，很快，1948年4月，一支犹太军队来到这里，在深深的古井旁架设了一部迫击炮，开始炮击这座村庄。然后，犹太士兵们踏上了姑娘们曾经来来往往的小路，她们在过去头顶着装满水的陶罐，稳稳地走在这条小路上。整个村庄都被机关枪的火力笼罩了。贾马尔·蒙赫尔带上他的老母亲，把她推上一只骆驼的背上，带着家人逃到代尔慕黑森[85]。然后，就在第二天，代尔慕黑森也遭受袭击，他带着母亲和家人又逃到阿布舒莎。而两个星期后，他在阿布舒莎看到推土机把他在胡尔达的家园夷为平地，他出生在那里，他父亲出生在那里，他祖父也出生在那里，而现在，他看到白色粉尘聚成的巨大云朵从那个村庄冉冉升起。
一个月后，犹太军队抵达了阿布舒莎，贾马尔·蒙赫尔又逃到艾尔古拜卜。从艾尔古拜卜，他逃到艾因阿里；从艾因阿里，他逃到亚塔；从亚塔，他逃到安曼；然后又从安曼回到亚塔。从那时一直到现今，他成为希伯伦郊区、西岸的亚塔村里的一个一文不名的难民。
然而，贾马尔告诉我，在那些流亡的日子里，在这么多年的岁月里，他从未忘记过胡尔达。因此，当1993年春天，我开车载着他行驶在通往胡尔达的公路上时，他咧嘴笑得像个孩子，嘴里呢喃着：胡尔达，胡尔达。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媲美胡尔达的土地。他带着我来到打谷场的遗迹，收获的谷物曾经堆积在这里；带着我来到一堆碎石残壁，这里曾经是他姑母的房子；带着我看一堆碎砖瓦砾，这里曾经是他叔叔的房子；还有他曾经的家，现在是一堆废墟。他告诉我，他实在不知道如何表述他心中所想。只有神知道，只有安拉自己知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一处地方，再没有其他地方像这里一样，没有也不会有其他任何地方。这里是贾马尔·蒙赫尔在这个世上唯一的家园。
离开已成废墟的村庄，我们驶向赫茨尔森林，我把车泊在赫茨尔庄园的旁边。我们坐在古老的松树下，一阵轻柔的带着玫瑰芬芳的微风轻抚着我们的面庞。四下是森林的寂静。贾马尔抬起手，指着我们前方土地说道：“这就是我的基址，这就是我的土地。这里有蒙赫尔家族数百德南的土地。”
“在过去，你可真是个富有的人。”我说道。立即，我意识到，我犯了个可怕的大错。贾马尔爆发了：“当我来到这里，我的心像有火在焚烧。我步入这里时，我都要疯了。我们曾经是受尊敬的人，英国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尊敬我们，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的话语是有分量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东西？乞丐而已！ 没有人会听我们讲话，没有人会尊重我们。我们，曾经拥有这片土地，现在却不能拥有它出产的一粒小麦。我们所拥有的全部，不过是一张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UNRWA）所颁发的难民证。”
他沉默了。在古老的松树下，唯一的声响就是我的小录音机录下的沉默。直到贾马尔再次转向我，他哭着说，从胡尔达诞生伊始，他的祖辈们就居住在这里，在这里去世，在这里安眠。几百年来，他们开垦这片土地。世世代代，他们从古老的水井里汲水。直到犹太人来到胡尔达，抹去了蒙赫尔家族；直到犹太人征服了这里，把胡尔达洗劫掠一空。“拉希德在哪里？”贾马尔哭道，“穆罕默德又在哪里？我们村庄的人民又在哪里？我们的胡尔达又在哪里？”
在胡尔达村庄的所有房舍中，只有马达法旅社得以保存。这个小型而迷人的旅社仍然矗立在南部山峦的顶部，居高临下，美景令人窒息。它有着坚固的黑色玄武岩墙体，平坦的屋顶，拱形的窗户。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雕塑家的工作车间，四周是一个雕塑主题公园。在我带着贾马尔·蒙赫尔来到这里的将近20年后，当我走近这座建筑，恰逢警报声划破了宁静。又是一年春天，又是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日。吞噬我的警报声是记忆中的警报。所以，我在马达法前立正站立。在尖啸的警报声中，我看到了那个消逝的村庄——胡尔达。
距离贾马尔·蒙赫尔引领我穿过他的胡尔达已经过去了20年，村庄的废墟已经彻底被破坏。什么都不曾留下，除了马达法、角豆树、一小段仙人掌组成的灌木篱墙、一些房屋的残垣、另一段墙以及一堆碎石瓦砾。巴勒斯坦的胡尔达村庄已经被犹太人的基布兹米什马尔戴维所继承。近些年来，米什马尔戴维处境艰难，已不能再称其为一个基布兹。所以现在，继承村庄的基布兹消失了，取代它的是以色列新兴资产阶级所建立的一个中上层阶级的社区。一辆巨大的推土机将原基布兹的一座旧式的、象征平等主义的房屋夷为平地。在这个曾经的阿拉伯村庄里，在贾马尔·蒙赫尔曾经的家园和土地上，阿拉伯工人们为犹太人建起了一座座别墅。
这一次的行程只有我一个人，但我完全复制了20年前，我与贾马尔走过的路程。我开车来到赫茨尔森林，把车停在赫茨尔庄园的旁边，在古老的松树林间徜徉。还是同样的寂静，还是同样的轻柔的风。
我首先登上殖民的赫茨尔庄园的外部楼梯，来到二楼的游廊。我向外眺望那片森林，体会这片森林对犹太人的慰藉。然后，我来到一座纪念雕像前，他是一名著名的守卫，1929年因保护这片森林和这栋房子牺牲在这里。然后，我走出森林，踏上分隔胡尔达公社的橄榄园和贾马尔·蒙赫尔的麦田的小路。这是犹大平原上最漂亮的小路之一，小路两边都是一排郁郁的、高大的棕榈树，一直连至地平线。微风是柔和的，天空是一种高贵的蓝。我的左边是胡尔达基布兹的轮廓，我的右边是消失的阿拉伯胡尔达村庄的剪影。
胡尔达是我个人传记的一部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在冬天的周末来到这里的森林寻找蘑菇。当我长成一个少年，我跟我的朋友骑着自行车来到这里冒险。当我成为一名士兵，我会开着我父亲的车载着女朋友来这里休假。之后，当我成为一名和平运动积极分子，我开着我的红色的大众甲壳虫汽车，载着阿莫斯·奥兹参加现在实现和平运动的示威游行。然而，自1993年春天，我跟着贾马尔·蒙赫尔拜访这里后，我心目中胡尔达的意义改变了，我心目中的家乡也改变了，和平运动，同样也改变了。我现在意识到，为什么以色列活跃的反战分子要反对占领。我现在理解了，我们这些支持和平的阿什克纳齐犹太白人所发挥的卓越作用——现在的冲突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过去冲突里那些令人无法容忍的侵害。我们必须保护自己，避免历史重演，重蹈覆辙，不让贾马尔·蒙赫尔的遭遇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专注于占领，这样，我们就可以证明我们自己，证明那矗立于胡尔达中部的豪华葡萄园就是某种不法行径的证据。
葡萄园在1999年被建造，现在已经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葡萄园之一。6种不同品种的葡萄在这里生长，包括梅洛、赤霞珠和长相思。葡萄园里的葡萄被精心照料着，长势喜人，健壮繁荣，每一排葡萄的末端都盛放着一丛粉红的玫瑰。
葡萄园中第1排至第190排葡萄位于西胡尔达。这里，在基布兹和小路之间，曾经坐落着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橄榄园。第191排至第285排葡萄位于东胡尔达。这里，在小路和水井之间，曾经是贾马尔·蒙赫尔的麦田。肥沃的土地，贫瘠的土地。土地就在我们的脚下变换了模样。
我走下干涸的河床。那口深深的水井现在已经被锁上了。我找到了那个方形水池，井水被抽上来后在这里蓄积。我走上了那条小路，那些巴勒斯坦的姑娘们曾经头顶着陶质的水罐在这里来来往往。我走上这条以色列士兵曾经登上的小路，他们在井边架设了迫击炮，用直径三英寸的炮弹射向村庄。我再次在村庄的山丘顶驻足，俯视着胡尔达村庄。两英里之外是特拉基色的黄色峰顶，大约一个世纪以前，赫伯特·本特威奇曾经在那里定居。一英里半外是阿布舒莎的灰色废墟，1940年，约瑟夫·魏茨曾经在那里得出结论：为了生存，犹太复国主义必须清缴土地，驱逐本土的阿拉伯居民。这里也是基布兹胡尔达从田野里兴起的地方。赫茨尔森林，赫茨尔庄园，以及那口古井，还有胡尔达的葡萄园。两排郁郁的棕榈树向天边延伸，一直到消失在地平线。
这里是胡尔达，真是愚蠢。这里不是奥弗拉，而是胡尔达，我这样告诉自己。奥弗拉是一个错误，一个畸变，一个疯子。但是，在原则上，奥弗拉也许会拥有一个解决方案。但胡尔达则是问题的症结。胡尔达不是冲突的确切指向，胡尔达没有解决办法。胡尔达是我们的宿命。
我们的倾向是明确的。基布兹胡尔达并不是出自恶意。它的意愿并不是为了主宰。它也没有企图剥夺、驱逐或者取而代之。所有胡尔达先驱们所想达成的，不过是一个关系亲密的公社。他们的梦想只是聚集一个由四五十个自由人组成的大家庭，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结成伙伴关系工作，人人平等，与自然交流，从而证明，犹太民族身上因大离散生活造成的隐疾是可以治愈的。他们寻求着一条出路，以期待解决现代人离心离德的危机，征服机械，在胡尔达的土地上，种下一个和谐、正义、和平的种子。
难道我们不曾来到胡尔达吗？或者，当战争爆发时，难道我们不曾在胡尔达浴血奋战吗？难道我们不曾派遣我们的士兵征服胡尔达临近的阿拉伯村庄吗？难道我们不曾占据这些村庄的房屋和田地吗？难道我们不曾硬起心肠、残忍地对待我们的邻居们，给他们带来这样的灾难吗？
他们的态度同样也是明确的。难道他们不曾反对我们对山谷的渗透吗？难道他们不曾袭击、烧毁、破坏我们殖民地的农田吗？然而，一个世代后，难道他们不能阻止对胡尔达车队的残酷袭击，难道这不是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中的一部分吗？在他们经历惨变之后，难道他们不会仇恨我们，恨我们占领他们的村庄、夺取他们的田地、把他们送上放逐之路吗？难道这样的仇恨可以消除吗？难道可以期待这些巴勒斯坦人放弃伸张胡尔达村庄的正义的要求吗？难道有人可以期待贾马尔·蒙赫尔的儿女和孙辈总有一天会接受我们在他们被毁的家园上修筑房屋、在他们被劫掠的田地上种植六种品种的葡萄的事实吗？
使这片土地上的这两支民族实现和平共处，很可能远远超过了人类能力。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眼中的正义的诉求。我们不可能放弃我们的生活。阿拉伯人的胡尔达和犹太人的胡尔达不会真正地正视彼此的存在，不会真正地彼此承认、实现和平，约西·萨里德、尤西·贝林、泽夫·斯坦赫尔、梅纳赫姆·布林克尔、阿维赛·马格利特以及阿莫斯·奥兹针对愚蠢的占领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战斗，尽一切所能推行和平。但一直到最后，他们也没有真正地正视贾马尔·蒙赫尔，他们不能正视胡尔达的事实。出于那些最美好的缘由，他们对和平的承诺其实是虚假的。
现在，我在胡尔达只看到一位真正清楚地知晓残酷现实的领导人，那就是摩西·达扬。在1956年，一名年轻的治安官员罗伊·罗滕伯格（Roy Rotenberg）在巡视以色列——加沙边境的执勤中牺牲，而当时这位以色列的参谋长在他的葬礼上说下了关于巴以冲突的最诚挚的讲话：
在前一天的黎明，罗伊被谋杀了。春天早晨的宁静蒙蔽了他，以至于他没有看到那些隐匿在犁沟后面想要杀害他的那些人。今天，我们不要责怪那些凶手。对于他们对我们可怕的仇恨，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八年来，他们就坐在加沙的难民营帐篷里，用他们的那双眼睛见证着，我们是如何把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和村庄变成我们自己的家园。罗伊的血债，不仅仅要归在加沙的这些阿拉伯人身上，还要算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怎么能这样闭目不看我们的命运，怎么能拒绝正视我们的命运，拒绝正视那残忍至极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让我们在今天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于定居点的一代，如果没有这些钢盔和枪口，我们不可能种下一棵树、建造一座房屋。我们不要畏惧生活在我们周边成百上千的阿拉伯人，不要畏惧充斥在他们的生命中的对我们的仇恨。我们不要垂下我们的目光，以免我们的手臂变得虚弱无力。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时刻准备着、武装着、强硬着、艰难着——否则，刀剑就会从我们的手中脱落，我们的生命将终结。
随着岁月的流逝，达扬的洞察力已经变得黯淡无光，被人遗忘。以色列人已经无力承担它的残忍智慧。六日战争令我们可以摆脱它尖刻的睿智。右翼孕育了自以为是的幻想，而左翼则被自己的道德假象所迷惑。经历了两代人后，奥弗拉的罪恶遮蔽了胡尔达的罪恶。但胡尔达依旧在这儿，胡尔达依旧在这儿停驻。而胡尔达，毫无解决之法。胡尔达宣告着和平将不会到来。
我沿着山下来直到井边，走到葡萄园。这里是那样的美丽、平静。但这里的土壤是坚硬的，这里的土地是被诅咒的。因为就在这里，1948年的4月6日的胡尔达村庄，历史的大门嘎吱嘎吱地打开了。就在这里，在赫茨尔森林的尽头，犹太人迈过了存在于公社的橄榄园和贾马尔·蒙赫尔的田地之间的门槛，进入了禁地。在经历1 800年无权的生活之后，犹太士兵们雇佣了一支庞大的、有组织的军队，占领了另一支民族的土地，占领了数十个村庄——其中，胡尔达是当中的第一个。就在这里，在胡尔达深深的古井边，我们从历史的一个阶段跨入另一个阶段，从道德的一面转到另一面。长久以来如鬼魅般萦绕在我们心头的那些东西，恰恰就在这里。而那些将继续如鬼魅般萦绕在我们心头的那些东西恰恰也在这里。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萦绕，一场战争接一场战争地纠缠。
[75] Brit Shalom，由青年工人党于1929年建立的政治组织。其指导思想是的所谓“双民族国家”，具体内容为：巴勒斯坦既不是犹太人的国家也不是阿拉伯人的国家；它是一个双民族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享有平等的权利，没有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之分。两个民族在各自的内部事务管理方面都有各自独立的自主权，但在共同利益方面是一致的。面对巴勒斯坦的现实，它主张阿拉伯人应承认犹太移民有进入巴勒斯坦的权利及购买土地的权利，而犹太机构也应当相应地取消禁止雇佣非犹太人的规定。但这个政治组织的主张并没有得到阿拉伯人的响应，影响并不大。Brit Shalom在《犹太复国主义史》[英]沃尔特·拉克著；徐方、阎瑞松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中译为“布里特沙洛姆”；《战时中东》[英]乔治·柯克著；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译为“伊胡德”；《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肥沃的新月地带》（[英]R.艾伦著；艾玮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译为“布里·沙隆”。
[76] Khirbet Khizeh，小说里一个虚构的阿拉伯村庄的名字。
[77] 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1913年8月16日~1992年3月8日），波兰籍犹太人，1977年至1983年出任以色列总理。是第一位利库德集团出身的总理。1978年因以色列与埃及和解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1982年发动了第五次中东战争。
[78] 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1928年2月26日~2014年1月11日），以色列前国防部长（1981~1984）、前总理（2001年3月7日~2006年4月11日）。以色列建国以来战功最大的将军，也是利库德集团创建人之一。
[79] 出自《撒母耳记·下》第2章第24节：“押尼珥呼叫约押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
[80] 以色列西部海滨城市，位于特拉维夫以北15公里。
[81] 奥斯陆，挪威首都。
[82] 1994年2月25日犹太右翼极端分子、美国公民巴鲁克·戈尔茨坦在西岸城市希伯伦的麦比拉洞清真寺，用机枪向正在做礼拜的1 100名穆斯林乱枪扫射，打死29人，打伤约150人；并在此后一段时间引发多起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报复性恐怖袭击。
[83] 历任美国总统的度假行馆，位于华盛顿以北113公里的马里兰州山区。建于1938年，最早是美国政府官员的休假地，后来成为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美国总统小罗斯福的专用疗养所；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改名为“戴维营”，戴维是艾森豪威尔孙子的名字。
[84] 阿莫斯提出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双方互相承认独立建国的方案。
[85] 一个位于拉姆勒（Ramle Subdistrict）的阿拉伯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