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1959年德里在梅克内斯出生时，以色列第一次世俗的东方犹太人起义在海法的瓦迪塞里伯贫民区爆发。当1970年德里在悲惨的海德拉寄宿学校艰难度日时，第二次世俗的以色列东方犹太人起义在耶路撒冷的马斯拉拉贫民区爆发，当地的黑豹党也随之出现。当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里成为耶路撒冷的一名神学院的学生时，一种世俗的、文化的东方犹太人起义爆发了，伴随着兴起了一种新式的东方犹太人的音乐，尽管被主流电台和电视平台所忽略，但在巴特亚姆街道上的每一家夜总会里演奏着。德里并不知道这些变化的含义，因为他加入以色列的时间很晚，因为那时他一直生活在一块极端正统派的东方犹太人的飞地上。即便德里在1977年选举中赢得以色列东方犹太人的热烈支持，德里的热情也一点儿都不高。作为一名沙克拉比的门徒，他从来没有信任过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国家，他也不赞成贝京的犹太民族主义。然而，当贝京消失后，留下了一大帮孤立的以色列东方犹太人，德里看到了这块空白并迅速填补了它。最开始，他利用奥瓦迪亚·约瑟夫拉比扮演父亲的形象来代替贝京。然后，他又引进卡杜瑞拉比作为神秘的安慰师。然后，他将自己定义为东方犹太教的一名殉道者。而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让自己超脱出政治和世俗，并同时获得了一个半神话人物形象的理想世界。
当我开着车驶离耶路撒冷时，我听着琐辖·阿尔格弗（Zohar Argov）的一张歌曲汇编专辑。阿尔格弗出生在里雄莱锡安，1968年，德里一家就被送进这个街区。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阿尔格弗和德里住得相距不远。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个羞涩的、瘦长的歌手用他温柔的、令人心痛的歌声征服了下层的以色列民众，他的歌声成为他们战斗的圣歌。他们在特拉维夫混乱的中央巴士车站出售歌曲的盒式录音带，他们在婚礼上演唱，他们的歌声在巴特亚姆、雅法、内坦亚、拉姆拉的东方犹太人夜总会里回荡。这么多年来，阿尔格弗并不为上层的以色列人所知。当他终于被接纳时，他服用了过量药物，与世长辞。尽管他令人心碎的歌声大多数的主题都是歌唱爱情和失去，但我的车厢里似乎充斥着被压迫的巨大苦痛。当我驶上德里的车队开向玛西亚胡监狱的那条高速公路，我从阿尔格弗的歌谣中听到了长期遭受痛苦的东方犹太人的尖号。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东方犹太人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广泛承认。尽管他们占据了以色列近一半的人口，但他们是被压制、被忽略的。以这种古怪的方式，他们仿佛在场又仿佛不在场，仿佛归属于这里又仿佛不属于这里。他们的身后始终跟随着一团疑虑的烟云。他们不是我们的成员，不能真的算作我们当中的一员。
在军队里我已经是一个少数派。我在伞兵排里服役，像我这样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精英是不被尊重的。直到1977年把梅纳赫姆·贝京送上权力高位的政治动荡，以及暴力的、极富煽动性的1981年大选，才令政治权力转移到另一支部族的手里。人们再也不能忽视东方犹太人占据大多数人口的事实。他们从难民营、供给房、发展中城镇里走出来，几乎一个世代，他们都被限制在这些地方，而现在，他们即将俘虏城市广场。就政治方面而言，他们是利库德集团；就社会经济层面而言，他们是建筑承包商和小企业主；就文化方面而言，他们是琐辖·阿尔格弗的歌迷——尽管他的歌我并不怎么喜欢。
但在自由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圈子里，东方犹太人掀起的浪潮是一种带敌意的回应。20世纪80~90年代的种族歧视比以前的时代更加面目可憎，带着蔑视的诽谤，那些人是暴发户，那些人行为不检，他们的英语真是糟糕透顶，他们对于关乎荣誉的事情总是神经过敏，他们是印度人，他们都是地中海东部人，他们是利库德集团分子，他们令我们建立的国家蒙羞，而最终他们将打倒我们。从这些评论里，我看到了开明的以色列黑暗的一面，以及那些自诩文明的人缺乏教养的一面。东方犹太人的故事令我着迷。随着我聆听到越来越多的移民故事以及越来越多关于压迫的故事，我意识到，我们做错了。我忧虑着，也许有一天，以色列东方犹太人的苦楚将把我们炸成碎片。
在某种意义上，它就像阿哈龙·阿佩菲尔德的故事。同样的国家否认了大离散，否认了大屠杀，否认了巴勒斯坦，同样否认了东方犹太人。也许已经没有其他方法了。为了生存，当权派试图打造一支强大的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但付出的人性的代价是沉重的，长期的后果也是严重的。我们伤害了数百万的东方犹太人。
然而，还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看待这一切。在政治上，有一个很难表达的错误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以色列为这些来自东方的犹太人帮了一个忙。那里的犹太人在新巴格达、新贝鲁特、新开罗、新梅克内斯都不会有真正的未来。如果他们继续停留在那里，他们很可能会被彻底消灭。但是，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身份和文化的确是莽撞、冷酷、残忍的做法。直到今天，很多东方犹太人还不清楚，是以色列拯救了他们：让他们脱离了对他们怀揣敌意的阿拉伯中东，让他们脱离那种苦难、落后的生活。直到今天，以色列还没有感觉到它强加给东方犹太人的痛苦：它摧毁了东方犹太人的文化和身份。无论是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它的东方犹太人民众，都没有完整地认识到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创伤。任何一方都没有寻求一种方式来尊重它、遏制它，来实现和平。这就是为什么，这条创伤历久犹存。
在特拉维夫的一家咖啡馆里，我见到了盖尔·加拜（Gal Gabai）。加拜是一名记者，也是一个颇受欢迎的政治脱口秀栏目的主持人，是我的朋友和同行。我问她，是什么使她支持阿里耶·德里。“你是一个世俗的、女权主义的左翼分子，”我对她说道，“你致力于民族、自由和法治。为什么你会对这个被判受贿罪的极端正统派政客如此着迷？他的世界离你那么遥远。”
比德里年轻10岁的加拜说，那时还是20世纪70年代，她还是个贝尔谢巴的小姑娘，她记得那时被两种极性不同的力量拉扯撕裂的情形。一个是ruge raas ：法令要求你高昂起头颅。另一个是khshumeh的力量：羞愧，需要在人前掩藏，绝不能让他们看到你的耻辱。数十年来，khshumeh的力量一直强于ruge raas，羞愧强于骄傲。“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身上有什么不对劲，就在东方犹太人身上，”加拜说道，“是一种被玷污、低人一等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卑躬屈膝，在他们面前贬低我们自己。这是一种微妙的、复杂的自我厌弃，是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深深不安。直到德里来了，向我们证明我们可以昂首屹立，骄傲地、平等地走在阿什克纳齐犹太人之间。德里将北非犹太人的传统带上了中央舞台。他告诉我们，虽然不是特别出色，但我们也是不错的。他唤醒了我们心中的ruge raas，他让我们能够高昂起我们的头颅。他甚至赋予像我一样的东方犹太嬉皮士与我们自己和平相处的能力，并让我们觉得是有价值的。德里认为，我可以被特拉维夫所接受，而不是回到贝尔谢巴。他认为，我们可以在不背弃东方的情况下就能在西方取得成功。
“我记得，我对德里产生的压倒一切的认同，源起自我祖母的贝尔谢巴供给房社区，”加拜回忆道，“德里让供给房社区找回了传统，这是工党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是利库德集团从来不曾鼓励过的。德里提供了一个传统文化的选择，这个选择不是羞愧的、落后的，也不是狂热的。他终止了我们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模仿，他扫除了我们的羞耻。他并不是通过伪装自己来赢得我们的信任。不像他之前的以色列东方犹太人领袖，德里是真实而坦率的。他认同自己，也认同他的东方犹太人身份。当其他人假装成欧洲人时，德里大声说出他是一个摩洛哥犹太人。这是一种解放。你都不能想象，阿里，这是多么意义非凡的一种解放。终于，我们其中的一个，从梅克内斯来的一个摩洛哥犹太人，不再畏惧他的身份，不再害怕诉之于口。他为自己感到骄傲，为他的全部而骄傲。”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加拜说道，“血腥镇压换来归属顺从。在归属的河流里，我们东方犹太人流的血还不够多。我们没有在大屠杀中遇难，我们没有在独立战争中牺牲，我们没有参与大屠杀后英雄主义式的复兴传奇。我们是被输送到这里的，而我们被输送的时间已经太晚。我们被输送到这里的唯一原因，是欧洲犹太人已经灭绝了，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壮大这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总有一片阴影盘旋在我们头上：这个地方并不真正地适合我们，这些公共住房并不那么适合我们。它与我们不相容，直到现在仍是如此。我们已经没有了其他的家园，但对我们来说，以色列也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我们在这里并不像在自己家里那样轻松自在。”
“让我这么说吧，”加拜继续说道，“就其职权范围和使命宣言而言，以色列国家的计划里并不包括阿里耶·德里或者盖尔·加拜。在以色列的思维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些人。然而，到了最后，欧洲的堡垒里却住满了讲着阿拉伯语的犹太人，例如阿里耶·德里和盖尔·加拜。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城堡的建筑结构和建造者的精神意志判决阿里耶·德里和盖尔·加拜维持待在城外的状态。西方化的犹太复国主义畏惧我们。它畏惧我们带来的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的音乐，阿拉伯式烹饪的气味和味道，阿拉伯的言谈举止。想一想，这里正发生着奇妙的事情。大屠杀之后，犹太复国主义将100万的阿拉伯犹太人带到这里，以便在人口上维持犹太复国主义，从阿拉伯世界输入了100万人；但当它把这些阿拉伯犹太人带进来后，却恐慌起他们的阿拉伯身份。从我祖父的摩洛哥音乐、我祖母烹饪的摩洛哥菜肴、我父亲遵循的摩洛哥传统习俗中，它感觉到危险。它畏惧我们这些东方犹太人会从内部分化西方的犹太复国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犹太复国主义要压迫我们，”加拜说道，“他们必须支配我们。问题不在于某种社会经济的不公正，不关乎住房、福利或者收入。来自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新移民同样生活贫苦。他们与我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最开始的归属地不同。他们被包含在以色列国家的意义和计划之内，而我们从一开始，就受到以色列的怀疑。所以，我们在文化上遭到阉割。我们被期待着放弃以前的自己。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证明我们不是阿拉伯人。其结果就是一场分裂我们的内部战争，一直持续至今。我们不能接纳我们自己，我们不能爱自己。我们被分割到不曾真正相交的不同世界。我们总是被要求出示当下的证据。我们不得不证明，我们不是劣等的，不是有缺陷的。我们必须证明，我们已经彻底被同化了。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证明，我们不再是阿拉伯人。”
“你还没有理解，”加拜告诉我，“你是这里的人，你是归属于这里的人。在以色列，你就像在家里一样。你拥有这个地方。我虽然生长在这里，却清楚地知道，这里是有一个内部圈子的，而我并不是当中的一部分。这里有一个社群甲，而我并不在其中。因为家庭充满了爱，我因此而获得力量。我拥有了我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坚持要打进这个圈子。我想要跟那些强大的、归属这里的人走在一起，这也是我的家庭教导我的。他们教导的首先是教育：学习，学习，学习。但显而易见，光有知识是不够的，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就得漂白我们自己。而漂白后裔就是社会流动中最可靠的媒介。我敬爱的祖母会用她的母语这样告诉我：‘对于你，盖尔，一个摩洛哥人不能成就任何事，除非你搭上一个波兰小伙子。’这一点钻进了我的潜意识。找一个摩洛哥配偶是毫无出路的——如果我与一个摩洛哥人结婚，他可能会成为一个热情的社会工作者，我也许会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高中教师。晚上，我们会在贝尔谢巴供给房社区一间三室的公寓聆听美妙的民族音乐。但是，因为我雄心勃勃，我必须与白人的权力交配。我不得不用白人的精子稀释我体内的纯黑。
“我们的家庭到处充满音乐。即便在那艰难困苦的时期，我们的房子里也流淌着温暖的摩洛哥音乐。但我的祖母带我去听了场古典音乐会，当我走出剧场时我就暗下决心，我将来要演奏曼陀林——不是摩洛哥的乌得琴，而是俄罗斯的曼陀林；不是演奏法里德·艾–阿塔什（Farid al-Atrash）[92]，而是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曲目。我热爱着柴可夫斯基。我热爱曼陀林。但在我心目中，总是有一种对已失去的向往，对阿拉伯的向往。当我拜访阿拉伯的朋友，我的眼睛就湿润了。当我观看阿拉伯电影，我就会被挑动所有的情感。我知道，在那里，在摩洛哥，我的父亲是安闲自在的。在以色列，他从来不曾享受过安闲自在，他把他的不自在也传给了我。尽管我住在特拉维夫，主持一个电视节目，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安闲自在，我不想自欺欺人。阿拉伯国家已经将我关在门外。但在某种意义上，以色列同样也将我拒之门外。虽然我的三个孩子已有二分之一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血统，但以色列仍然不会接纳我。以色列仍然对我心存疑虑。”
“这就是为什么，德里如此重要，”加拜说道，“在德里之前和德里之后，以色列的大多数东方犹太人都把他们的苦痛引向对民族主义政治团体或利库德集团的支持。这是武断的、错误的，大多数的东方犹太人都不是极端主义者。而当德里到来时，情况不同了。他指出了东方犹太人的自卑情结，指出了东方犹太人的向往，他将我们的痛苦合法化，但真正奇妙的是他与拉宾的联盟。当伊扎克·拉宾与阿里耶·德里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结成联盟时，其意义远超出政治认同。拉宾代表着基布兹、帕马奇和特拉维夫，他是一个神话般的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战士。德里则经历了梅克内斯、巴特亚姆、耶路撒冷。他是东方犹太人的英雄。当拉宾和德里站在一起时，我们所有人都站在了一起；当拉宾和德里四目相对时，我们所有人都直视着彼此。现在，有了相互认可。现在，有了一种方式可以将政治稳定和民族自尊结合起来。现在，东方犹太人要证明自己，可以不通过仇恨阿拉伯的方式，而是成为沟通阿拉伯人的桥梁。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与阿拉伯人达成和平的希望，不论是国外的阿拉伯人还是国内的阿拉伯人。然而，随后，拉宾被暗杀，德里被定罪，一切都土崩瓦解。20世纪90年代初的恩惠随着时光流逝了，德里越遭到迫害，愤怒便积累得越多。人民对追猎德里的白人当权派感到愤怒，但人民同样也因德里而感到生气。也许政坛上的每个人都是腐败的，但他不应该被腐蚀。他应该比洁净的人更洁净，因为他肩负着一个使命，他承担着一个决定性的历史角色，他是我们的入场券。他本来应当带领我们进去，让我们归属于这里。但是，因为他的坠落，一切都不可能了。我们的期待似乎成了幻想。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机会了。我们将不能做我们自己。我们能做的仅仅是调整自己，模仿别人，我们只能放弃自己模仿他人。我们只能回到khshumeh。”
加拜停止了讲述，泪水溢出了她的眼睛。“当我的朋友们读到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后，他们想必会非常生气，”她说，“他们认为，前进的唯一通路就是否定我们的过去，否定我们的痛苦。我们绝不能回头，绝不能沉溺于已经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假装那道族群的伤口已经结了痂。他们想要相信，社会经济流动和异族通婚已经淡化了这个问题，已经扑灭了心中的火。他们认为，东方犹太人与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分界线是以色列即将克服的一条分界线。但是我告诉你，这不可能。我亲眼看着我的兄弟和我的妹妹窒息而死，我看到他们所受的折磨。在夏亚阿利亚难民营，两个暴徒用暴力带走了我那时才9岁的母亲，剪下了她迷人的长发，然后撇下被剃光头发的、遭受屈辱的、无助的母亲。他们伤害了她的灵魂。他们告诉她不可以做她自己。贝尔谢巴的阿什克纳齐犹太教师以那种居高临下的方式看着我，用她的眼神告诉我，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她伤害了我的灵魂。她告诉我，我是有缺陷的。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所有的东方犹太人都被伤害了。这就是为什么，东方犹太人的灵魂是受伤的灵魂。它从稳定与宁静中被拽出，撞进了狂暴的湍流，又在湍流里遭受羞辱，又从羞辱到自我否定，到被迫西化。但在西化之下，涌动的是痛苦与不满。我们的强大敌人就是痛苦与不满，而德里将我们从痛苦与不满中释放出来。他本来应该带领我们反抗，引领我们走向和解。所以当德里跌倒时，我们都跌倒了。我们发现，自己又再次置身于黑暗。在黑暗里我们疼痛着，我们流血，我们得不到安慰，找不到疗法，找不到家园。”
[86] 犹太教口传律法的汇编，是犹太教经典中仅次于《圣经》的典籍。主体部分成书于2世纪末~6世纪初，为公元前2世纪~公元5世纪间犹太教有关律法条例、传统习俗、祭祀礼仪的论著和注疏的汇集。
[87] 塞法迪犹太人是犹太人的分支之一，现多居于中东、拉丁美洲等。1949年以色列独立后，大量塞法迪犹太人从阿拉伯国家逃离，其中大部分人迁移至以色列。
[88] 法国著名作家左拉曾写下名文《我控诉！》。1898年1月13日发表于《震旦报》。其起因是左拉愤怒当局对阿尔弗莱德·德雷福斯案的不公判决，致信总统要求公正对待。
[89] 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塔木德》的前半部和条文部分。
[90] 即哭墙。
[91] 1971年成立的东方犹太人的政党。
[92] 叙利亚——埃及混血作曲家、歌手。20世纪阿拉伯音乐史上最重要的巨擘，乌得琴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