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罗斯柴尔德，2011
斯特劳斯的故事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它不仅仅讲述了一个成功的家庭如何发家致富，还是讲述了以色列勤劳的资产阶级的故事；它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家庭的故事，还是一个讲述以色列繁荣以及它是如何繁荣兴旺起来的故事。
理查德·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和希尔达·斯特劳斯（Hilda Strauss）在德国的乌尔姆结婚。不久之后，阿道夫·希特勒执掌了政权。1934年5月1日，迈克尔-彼得（Michael-Pater）出生了。一年后，当希尔达抱着自己的长子时，她听到了戈培尔（Goebbels）通过无线电发表的讲话。当这位纳粹宣传部长贬低犹太人时，她感到从身体内部发出一阵疼痛，她知道灾难即将来临。1936年4月，斯特劳斯一家人将他们的行李装上汽车，驶向瑞士。希尔达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我们正在移民。我们将前往何方？前往我们祖先的土地，我们的家园，以色列之地。为什么我们要去？因为我们出生于此的国土不再需要我们，我们挚爱的国土不再需要我们。我们必须维持我们的尊严，就像我们应当做的那样，这样，我们的孩子才能为他们的父母是犹太人而感到欢喜，并不仅仅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是基于他们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离开这里，前往一个新的家园。”
1936年6月18日，斯特劳斯一家抵达了海法的港湾。一张清晰的黑白照片记录了他们登陆时的情景：理查德穿着宽大的、白色的亚麻短裤和白色的T恤，头戴一顶白色的帽子；希尔达穿着一身长长的、格子的夏裙，抱着吵闹不已、只穿着短裤的迈克尔–彼得。最开始的时候，这一家人住在莫沙夫拉莫特哈夏维姆村，不久就搬到贝尔图维亚的南部殖民地，然后又迁到了纳哈里亚的北方殖民地。这里非常炎热，条件十分艰苦，而1936~1939年，与阿拉伯人的战争更是野蛮残酷。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理查德，在这片他选择的土地上感到失落不已。他发觉自己很难放弃他的学术梦想，很难适应他的新生活——在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偏远的行省当一个出租车司机。“失望慢慢渗入了，就像蛇的毒液，”希尔达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我们在这片新土地还没有一个家，我们感到极度失望。日子变得非常漫长，充满痛苦。只有孩子欢乐的大笑才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存活。”
1937年4月，在购置土地数月后，斯特劳斯一家终于获得了那一小块土地：纳哈里亚东部边缘，九德南的长方形土地。同这块土地一起的还有一栋40平方米的房子、一个牛棚、若干基本的农业工具、一套灌溉系统，还有沿着地产边界的一条轨道及配套的敞篷马车，以供产品的运输。房子很小，对未来的疑问却是很大。希尔达在她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未来将会是什么模样？我们将成为什么模样？我们的命运掌握在陌生人的手里，我们能做的只是履行我们的职责并信任上帝。”
几个星期后，乐观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了纳哈里亚的小屋。希尔达在日记里记述道：“今天已经是第八天，牛棚里有了一些牛。屋子里有了牛奶，乳白色的新鲜牛奶。我们必须努力工作，学习运营一个奶牛场所需的专业知识。”
斯特劳斯一家就是新兴讲德语的殖民地上的自由企业精神的最佳范例。他们学得非常快。每天早晨，理查德挤牛奶，注入巨大的铜罐，又将铜罐装载上他的自行车，骑着车挨家挨户地兜售斯特劳斯鲜奶。但纳哈里亚已经有很多奶牛场，对鲜奶的供给已经超出了市场需求。希尔达意识到未来的出路在于制作奶酪。她研究了奶酪制作工艺，将她的小厨房转变成一个小型的制酪场。通过欧洲的专业的期刊，她学会了如何制作难闻的林堡干酪和气味淡薄的罗马杜尔干酪，并试验了用软质干酪搭配胡椒和辣椒粉。她将100克规格和500克规格的奶酪用蜡纸包装成小包，盖上一个令人骄傲的蓝白相间的鸵鸟纹章。1938年，她赢得了乳制品的英国高级专员奖（British high commissioner’s prize）。1939年年初，她说服理查德关掉了奶牛场，卖掉奶牛，集中生产优质奶酪和其他乳制品。1939年的夏天，当德国犹太人数千年的历史即将终结之时，希尔达和理查德创办了他们的第一家乳制品工厂。当欧洲犹太人消失在大屠杀的巨大黑暗之中，希尔达和理查德创办了斯特劳斯–纳哈里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纳哈里亚的发展，把这个奋斗的农业殖民地变成了一个急速发展的休闲城市。正享受着战时繁荣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巴勒斯坦犹太人，被这个德国犹太人的纳哈里亚的欧式魅力深深吸引。沙滩上挤满了人，膳宿酒店满客，咖啡馆熙熙攘攘，供应着草莓和冰激凌，优质的面包和进口的肉类。室内音乐会、爵士乐演奏会、探戈晚会、查尔斯顿竞赛在这里举行。在海滩，坐落着一排排格雷–加利尔公司（Galei-Galil Company）的彩色棚屋。纳哈里亚沙滩小伙子们的强壮手臂划着各种帆船和划艇，向地中海进发。特拉维夫的苗条姑娘们来到这里度假，中午在沙滩棚屋旁与人打情骂俏，晚上在爵士乐酒吧享乐。在欧洲陷入一片战火之时，在这个小型的欧式村庄，这个由欧洲的幸存者们在地中海海滩上建起的避难所充满了生命力。纳哈里亚现在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最著名的乐土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也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一个农业经济体系转变为工业经济体系。在孤立的中东拥有一个先进的后勤和科技基地，英国的这一需求，使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犹太人的巴勒斯坦成为私营企业和改革创新的一个中心地。这一进程促进了以色列工业的创新型资本主义的发展，斯特劳斯一家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然而，当战争爆发之时，悲剧也降临了：在移民巴勒斯坦之后不久，理查德美丽的姐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理查德同样也经常感到沮丧。他经常陷入暴怒的情绪，经常在纳哈里亚年轻姑娘的臂弯里寻求安慰和欢娱。然而，希尔达仍然专注于工厂生产。她看到战时繁荣提供的机会，并紧紧抓住了它。她以坚韧的精神与来自邻近基布兹的牛奶供应商们谈判，她积极进取，将乳制品推向繁荣的咖啡馆，拿到膳宿酒店的超额订单。然而尤为重要的是，在刚刚起步乳制品工厂，她一丝不苟地制定了职业道德、卫生标准以及产品标准。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期间，希尔达·斯特劳斯为她的公司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作为纳哈里亚的一家德国犹太人开办的高级制酪厂，这里生产卓越的欧式奶酪。独立战争之后，希尔达撤下了斯特劳斯鸵鸟徽章，代之以一个更相称的：水塔商标。
20世纪50年代为斯特劳斯家族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德国的赔款。就像大屠杀的其他幸存者一样，他们以及整个以色列经济受益于1952年戴维·本·古里安与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签署的赔偿协定。希尔达和理查德投资了他们的制酪厂，他们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收到的德国马克为他们弥补了在乌尔姆失去的一切。他们从德国进口了他们的第一批商业生产设备，也同样输入了专业生产技能。他们把在纳哈里亚出生的小女儿莱雅（Raya）留在家里，将他们早熟的儿子迈克尔送到瑞士和德国，完成他在乳制品生产专业的学业。在20世纪60年代，斯特劳斯的企业开始在德国拓展业务，希尔达与理查德同欧洲食品行业的巨头达能集团（Danone）旗下的一家德国子公司成功结成战略同盟。这一合作关系伙伴的确立很可能基于斯特劳斯家族的德国背景：如果不是希尔达，达能集团可不会同这样一个偏远国家的小制酪厂结成这样的联盟。达能集团改变了这个家族企业，重新将希尔达与一个世代前拒绝她的祖国联结起来。它同样令斯特劳斯家族得以从巴勒斯坦的边缘地区返回到欧洲的中心，跟进最新的欧洲技术和商务活动。在1973年夏天，在斯特劳斯家族九德南的小块土地上，就在这片1937年严酷冬天时他们紧紧依靠的土地上，现代化的达能–斯特劳斯工厂正式开放，这一事件不仅仅是工业上的胜利。在戏剧般的30年后，曾经从欧洲逃亡、在纳哈里亚建起一个避难所使他们得以摆脱欧洲而幸存的三个灵魂，现在又将欧洲引入了纳哈里亚。
当父母在纳哈里亚定居时，迈克尔–彼得只有两岁半。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赤着脚走在牛群之间；当长成一个少年，他向酒店和咖啡馆兜售母亲做的奶酪。然而年轻的迈克尔大体上就是个自己把自己养大的野孩子。他的母亲固然爱他，愿意为他付出，但她忙于生意。他的父亲脾气很坏，有时候还会虐待他。他的妹妹比他小6岁，是父亲最爱的孩子。迈克尔是在足球场、篮球场以及沙滩上接受教育的。他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外面度过的，与双亲之间的距离已经远得不能再远了。他的父亲与母亲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却不愿意去上学。他的父母都是遵纪守法的资产阶级，但他却是不守规矩的反抗分子。他的父母传统而保守，但他却是一个传统观念习俗的破坏者。在欧洲礼仪的屋顶下，一个富有魅力、凭直觉行事、热爱生活的以色列沙滩小伙子成长起来，他将为斯特劳斯家族的制酪厂带来以色列的特征。
从13岁到22岁，是迈克尔的离家漂泊期，他曾经在海军学校、海军军队、商人的船队里生活。他非常适应水手的艰苦生活。但在瑞士和乌尔姆接受培训后，23岁的他回到了这里，回到父母的制酪厂，同他的母亲一起工作。迈克尔为他们的企业贡献胆识和毅力。他认为天空才是他们发展的上限：母亲小小的制酪厂可以征服这个年轻的以色列国家。当20世纪50年代末他们的生意濒临崩溃时，他迈进了耶路撒冷贸易与工业部长的办公室，申请应急资金。当60年代一家银行为难他们，他说服特拉维夫的另一家银行贷款给斯特劳斯家族更多的钱。凭借个人魅力，迈克尔赢得了合伙人的支持，战胜了竞争对手，用甜言蜜语诱哄并且安抚雇员、管理层和销售代理商。凭借他的决心和精明，迈克尔成功地实现了生产的现代化，扩大了销售，让斯特劳斯的产品打入了以色列每一家杂货店。然而，迈克尔真正的专长是他对人类的感知：他可以凭直觉知道人们的长处、人们的弱点和人们的需求。在20世纪70~80年代，迈克尔·斯特劳斯将斯特劳斯制酪厂变成了一家现代化的公司，利用其在欧洲的能力，为以色列提供了一切所需。
以色列是一块严酷、焦热的土地，而冰激凌却是凉爽而令人舒适的。因此，以色列消耗的冰激凌要比北美和西欧多得多。1950年，希尔达·斯特劳斯意识到了冰激凌的潜力。尽管生产过程充满困难，她坚持她的制酪厂要生产冰激凌。但迈克尔，却把他母亲的冰激凌做成了一个国家品牌。他造就了竞争对手阿提克公司（Artik）的崩溃，收购了竞争对手魏特曼（Vitman），与英荷巨头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结成了合作关系。今天，斯特劳斯冰激凌已经成为以色列最大的冰激凌制造商，占据了几乎一半的市场。
以色列是一块充满痛苦的土地，乳制品甜点是甜蜜并且慰藉人的。因此以色列热爱着乳制甜点。在1967年战争后不久，希尔达·斯特劳斯和迈克尔·斯特劳斯就意识到了乳制甜点的潜力。他们明白，属于禁欲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时代结束了，属于基本款白色奶酪和薄薄的、乳酪样的酸奶的时代结束了。随着更好的时代降临，人们也需求更好的、更丰富的乳制产品。因此，他们对特努瓦合作社的垄断发出挑战，为新的以色列顾客提供优质的酸奶和乳制甜品单品。在新建的达能–斯特劳斯工厂，他们制造出一种牛奶巧克力布丁，取名“丹尼尔”，丹尼尔征服了20世纪70年代的市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们生产出一种受德国风味影响的、黑巧克力和生奶油甜点米奇（Milky），米奇几乎打入了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冰箱。斯特劳斯成为了一个繁荣的商业巨擘，掌控着目前以色列乳制品市场的最大那块蛋糕。
以色列是一个令人兴奋和容易激动的国家，所以，以色列人需要不断增加的刺激。斯特劳斯的团队明白实现这一点的方式就是一切食物都必须是尝起来有风味的。他们意识到，以色列的咸味点心必须比他们的美国同行的点心更咸，糖果必须比欧洲糖果更甜。巧克力和香草的味道要更加浓郁。对于以色列来说，不存在细微差别，一切都必须是强烈的、富有侵略性的，用味道狠狠刺激味蕾。举个例子，以色列的米奇，加入的生奶油就是在德国的两倍。但以色列人需要的不是量大，他们需要新鲜的东西。他们非常容易厌倦，所以斯特劳斯产品推陈出新的速度要远比其欧洲姐妹公司的速度快得多。为了在这里继续生存，斯特劳斯必须不停地跑步前进。而迈克尔和跟随他的员工喜欢跑步前进。他们是不知疲倦的奔跑者。所以他们接收了希尔达的小型的、稳固的德式工厂，把它变成了一个以色列的超能帝国。
1975年，理查德·斯特劳斯博士在纳哈里亚去世。1985年的夏天，希尔达·斯特劳斯在德国去世。他们留下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七个孙子，以及中东地区最先进的乳制品制造公司。1997年，希尔达去世12年后，斯特劳斯家族收购了伊莱特公司（Elite），这是以色列顶尖的巧克力和咖啡制造商。这一举措令斯特劳斯–伊莱特公司成为以色列最大的食品及饮料生产集团。2000年，斯特劳斯–伊莱特公司在加利利新开设了一家制酪厂。这家全自动化的亚希忽（Ahihud）工厂每一年生产超过10亿杯的酸奶和乳制甜品。在2005年前后，斯特劳斯–伊莱特公司兼并了东欧和南美的几家咖啡公司。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尾声，该公司渗透进美国市场，并更名为斯特劳斯集团（Strauss Group）。2010年，它在弗吉尼亚州开设了世界上最大的鹰嘴豆沙制造工厂，现在已经占据了50%的美国市场份额。2011年，斯特劳斯集团的销售额将近20亿美元，营业利润将近1.8亿美元。每年的销售额增长率接近10%，主要基于海外业务的扩张。一段时间以来，以生咖啡的采购额计算，斯特劳斯集团已经成为世界上排名第四的咖啡制造公司——超过了拉瓦萨（Lavazza）和世家兰迪（Segafredo）。
迈克尔·斯特劳斯在他海蓝色游艇的甲板上欢迎我的拜访。这艘游艇叫“幸运号”（Lucky Me），停靠在克罗地亚人的渔村哈弗。迈克尔身材高大匀称。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稍显凌乱，他的声音雷鸣般洪亮。尽管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仍然有着一个年轻水手般的作风、举止、活力，以及调皮的模样，他渴慕生活，永远在寻觅着下一个越轨行为。但是在工作时间里，斯特劳斯是纪律严明的。我发现他正在浏览几小时前从公司总部发送来的电子邮件：季度报告、年度工程项目、中国市场分析报告。在给我倒了一杯香槟后，他明确地告诉我他必须继续工作。尽管他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并且正在享受夏天的假期，但一个人必须做他该做的事。直到他读完最后一封公司的简报后，他才登上甲板与我会合，尝试理解为什么我要经过长途跋涉来同他谈话。
“对于斯特劳斯集团来说，以色列意味着什么？”我问道，“以色列的什么因素使得斯特劳斯集团走向成功？”迈克尔立即回应道：“是以色列的人民，以色列有着非凡的人民。以色列的人力资本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以色列的商业业务所面临的挑战都是巨大的——我们有一个功能失调的政府，一套效率极差的官僚机构，还有战争。以色列永久的不确定性是其实存在的一个缺点。然而，弥补这一切障碍的却是以色列人本身。我已经环游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人民。以色列人异常地行动快速、富于创造力、大胆创新。甚至连他们工作的方式都是迷人的。他们不辞辛劳，孜孜不倦。他们被赋予了一种竞争精神——对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需求。并且为了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他们从来不说‘不行’。他们从不接受失败，也从不承认失败。”
中午时分，迈克尔和我顺着船尾的楼梯下到救生艇，救生艇载着我们穿越了海湾，抵达一个偏僻的小岛。现在还不到旅游的旺季，岛上几乎没有人：只有两个俄罗斯的富人正在享受阳光，随同他们的是三个铂金色头发的艳丽姑娘。迈克尔与一位身体穿环并且文身的酒吧女郎调情，她为我们调了一杯正午的夏敦埃 （Chardonnay）。在诱人的酒吧的茅草屋顶下，她没有拒绝斯特劳斯，而是与他玩起了游戏。在这个亚得里亚度假胜地，一切都是透明的：财富就是财富，年轻就是年轻，并且它们可以互相影响。
我询问迈克尔，斯特劳斯家族的故事是否就是以色列的故事。迈克尔说，尽管他的母亲不善言辞，但他经常可以感觉她的深深的疼痛：离开了德国，从欧洲被驱逐，然后发觉自己正处于一块偏远荒凉的土地，而她从来不曾完全掌握这块土地的口音。当他的父亲用其他女人转移自己的疼痛时，他的母亲用制酪厂转移自己的疼痛。借着从她所遭遇的痛苦中兴起的力量，她维持了自己的家庭，创办了自己的生意。希尔达是一个虔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旧有家园背叛的创伤让她珍惜新家园。她认为这座制酪厂就是她参与营建这个犹太国家的方式。直到她注意到，斯特劳斯家族与以色列交织在一起。当以色列成长的时候，斯特劳斯也在成长；当以色列一路穿过历史的长廊，斯特劳斯一路进军市场。因此，即便希尔达从来不曾涉及政事，从来不曾熟练地掌握希伯来语，也从来不曾真正地了解这个国家，她仍然是个以色列人。她象征着以色列的需求，体现着以色列对未来的决心，讲述着以色列奇迹般的传奇。
当我们回到游艇后，迈克尔下到他的客舱享受一个夏敦埃酒后的小睡，我独自留下来，与我的思绪作伴。乌尔姆同样也是艾伯特·爱因斯坦的家乡，爱因斯坦是大离散中的犹太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一个科学天才与泛世的人文主义者的结合。然而，爱因斯坦和斯特劳斯家族的德国犹太人大离散却是命中注定的。爱因斯坦前往普林斯顿，希尔达前往纳哈里亚。希尔达没有沉溺于自怜自哀，而是发动了反击。她意识到，她这一代人的任务就是生存。她明白她的世代必须创造一个新世界，以便他们的孩子能够在这里重塑自我。在这个新世界，她从来不曾有家的感觉。她的生活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但最终，她的孩子和孙辈将拥有一个家乡，拥有一个家。他们把希尔达的厨房制酪场变成了一个跨国的巨人，雇用了来自超过15个国家的4万余名工人，生产数百种产品。于是现在，当游艇的主人带着水手般的微笑从他的客舱里冒出头来，欧洲幸存者儿子的这艘闪耀的游艇滑入了杜布罗夫尼克的港湾。经过一番操作后，它在一堆俄罗斯大亨、法国百万富翁、英国贵族们的游艇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带着欧洲的趾高气扬。
里克特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科比·里克特（Kobi Richter）出生在1945年的圣诞前夜。他的父亲卡尔曼（Kalman），是秉持修正主义（Revisionist）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的一个门徒。卡尔曼出生在波兰的利沃夫（Lvov），1935年移民至巴勒斯坦，改信了工党，在塞多姆（Sdom）的一家钾碱工厂工作，并加入了北部的拉玛特约翰南基布兹。他的母亲米拉（Mira），出生在利沃夫的一家极端正统派犹太家庭——她的家族没有及时移民到巴勒斯坦，在大屠杀中遇难。卡尔曼成了拉玛特约翰南的一名焊接工，同样也是这个基布兹的财务和经济主管。米拉在一个奶牛场里工作，并管理着日常服装仓库。卡尔曼和米拉是强硬而严格的人，都是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忠诚士兵。
里克特有记忆以来的第一个回忆就是战争。1948年初，当里克特一家坐在基布兹的防空洞里时，两岁的里克特将他的手指伸进空花生壳里，把它想象成头盔。但他的童年时光是非常平静的。在20世纪50年代拉玛特约翰南非常繁荣。没人提及大屠杀，战争是英雄史诗般的回忆——目力所及中不存在真正的危险。在他的眼里，基布兹就是以色列社会的精英团体，是以色列人民的精英团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精英团队。只有足够幸运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基布兹的儿子，是人生顶峰的顶点。
科比·里克特天赋非凡。4岁的时候他就学会了阅读，7岁的时候他一周能读完4本书，10岁的时候他就阅读了狄更斯（Dickens）和海塞（Hesse）的著作。8岁时他学会了游泳，12岁时成为基布兹的游泳冠军，16岁时在以色列混合自由泳比赛中名列第二。7岁时他在焊接车间掌握了不同螺丝钉的用法，10岁时他学会了焊接，15岁时他组装了一辆摩托车。在他的少年时代，拉玛特约翰南是一个人间天堂：这里有游泳池、金属加工车间，以及大片的麦田；这里有拖拉机、马和姑娘；在这里可以猎鸭、撬锁、采摘蘑菇，还可以开着借来的车在晚上兜风。在这里可以做任何事情。
科比·里克特是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小伙子。在他的受诫礼（bar mitzvah）[102]临近之时，他就认识到，基布兹所持有的两种价值观——平等与自由——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尽管他意识到了公社生活中的嫉妒、虚伪、吝啬，但他仍然投身于基布兹。他用歌声和舞蹈赞美伟大的社会主义，在国家和犹太民族的节日庆典上载歌载舞。当女人们围着圆圈跳舞，当男人们手执犁头重新开垦一轮收获季，当孩子们被高高举起，科比的眼睛便会湿润。他完全支持犹太先锋者们这种世俗化的、极富魅力的宗教。何其有幸，他能成为少数几个领导人之一，能带领他的人民从奴役走向解放、从软弱走向强大、从浩劫走向复兴。
拉玛特约翰南并不仅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公社，它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业范例。在这里的现代化奶牛场里，母牛的产奶量是美国中西部奶牛场的两倍。这里新建的塑料厂是基布兹运动中第一个建立起来的。基布兹里还有一个鳄梨园，16岁的里克特在这里架设了一套革新的灌溉系统。基布兹还有一块棉花田，17岁时，里克特为这块棉花田设计并组装了一台机械采摘机。拉玛特约翰南的农业生产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而它的工业则实现精细生产。这个公社不仅是浪漫的社会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温室，同样也是乐观进取的民族精神以及引人注目的技术能力的温室。当1964年里克特加入以色列空军时，他发现自己最被看重的是卓越的能力、竞争意识和高新技术。他爱上了掌控这些飞行机械的感觉，它们就是为了敢于挑战高度和速度的男人而设计的。对于里克特来说，飞行员就是一个孤独的骑士，一个与另一些孤独骑士进行生死相搏的孤独骑士。里克特热爱战斗。他相信自己的能力，热爱每天挑战自己的能力。他的优越感并不能让他在同伴和指挥官中受欢迎，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他非凡的天赋。这名优秀的学生、焊工、游泳运动员、猎人、舞者和技术奇才，成为了一名杰出的战斗机飞行员。在20世纪60年代，英俊、骄傲的里克特成为了以色列空军中的偶像人物。
1967年6月5日，科比·里克特驾驶着一架法国制造的“飓风”轰炸机在吕大机场起飞。同他107空军中队的同伴一起，他向南低空飞行，保持无线电通信的绝对静默，直到转向东南朝埃及飞去。这次“焦点行动”（Operation Moked）以色列空军演练了好几年。里克特自己就演练了数十次。“焦点行动”的战略思想就是令以色列几乎所有的战斗机倾巢而出，同时升空并精准地突袭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的30个空军基地。而现在，当107空军中队盘旋在西内盖夫的上空，里克特激动地看到这个计划变成了现实。数十架飞机在天空飞行，一些飞向卢克索（Luxor）[103]，一些飞向安曼（Amman）[104]，一些飞向大马士革（Damascus）[105]。成群结队的黑鹰亮出尖喙准备攻击，天空几乎要被它们染黑了。里克特感觉就好像小小的以色列国突然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这股嘎嘎作响的能量正冲向整个中东。他感觉自己就是这股神秘力量的一部分，从以色列的应许之地倏然升空。每一架轰炸机都在它的正确的位置上，都在正确的海拔高度上，都在正确的航线上。而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绝对的静默和完美的协调中，就像一场非凡的圣礼。这样的事情在以前从来不曾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将永远不会重现。
在他的“飓风”0745号上，里克特驾驶着飞机从300英尺爬升到3 000英尺。他看到的阿里什（El-Arish）空军基地与他记忆中的完全一样：机场控制塔台，那些跑道，那些米格战斗机。里克特向高射炮组发射了76枚火箭弹，30秒后，基地的对空高炮化为乌有。然后他又折返，发动了三次精确袭击，摧毁了地面上的三架米格–17。在15分钟内，107空军中队废掉了阿里什空军基地。在30分钟内，以色列的空军摧毁了四个国家的空军力量。当里克特启程返航，飞越雷霍沃特的柑橘园，在吕大机场着陆时，他知道这一时刻就是战争胜利的时刻。以色列现在成了一个地域大国，成为中东地区最强盛的国家。
1968年，科比·里克特接受了拦截训练。从1969~1973年期间，他参与了一系列的空中格斗战，击落11架敌机。他现在成了空军的王牌战斗飞行员之一，为以色列赢得了制空权。当他还在服役期的时候，他就获得了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从1979~1982年，他在麻省理工大学从事人工智能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几年后，里克特上校离开了空军，连同其他军事安全系统的四名研究生，创办了他的第一家高新技术公司奥伯特（Orbot）。奥伯特公司为印刷电路板的大规模生产研发了一套革新的自动化光学检测系统（AOI），在这个领域内，奥伯特公司的生产速度和创新的决心是前所未有的。1986年，奥伯特将它的第一批产品投入市场。到1989年时，奥伯特控制了全球自动化光学检测市场的60%的份额，兼并了以色列竞争对手奥多特（Optrotech）之后，奥宝（Orbotech）诞生了，控制的自动化光学检测市场份额达到了80%。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奥宝的员工人数达到1 500人，年收入超过了4 000万美元。1992年，里克特从公司辞职，准备投资其他业务，但他仍然是奥宝公司的最大股东。
1992年12月，里克特创办了梅蒂诺（Medinol）公司。他意识到，在心血管领域的下一件大事是斯滕特氏固定模（stent），这是一种由金属丝脉管组成的小型装置，用于插入一条动脉保持张开状态，以便让所需的血液流动畅通无阻。20世纪90年代初的斯滕特氏固定模是有问题的——有的太坚硬以致很难插入，而有的在插入后又太容易滑动或者坍塌。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式的斯滕特氏固定模，要求它在插入时是柔韧的，在插入后则是稳固的。里克特同最近移民以色列的俄罗斯工程师格里沙·平夏斯克（Grisha Pinchasik）一同研发了这种新式的、兼具柔韧性和稳固性的斯滕特氏固定模。它的第一个模型诞生于里克特在拉玛特约翰南的厨房，是用空的白干酪容器雕刻而成的。在与波士顿科学院（Boston Scientific）签署了一项合作与分销协议的五年后，梅蒂诺斯滕特氏固定模的月销量达到10万件，年销售额达到2亿美元。到1999年夏秋时分，这间以耶路撒冷为基地的极小型公司，占据了国际斯滕特氏固定模市场的35%的市场份额。
而令梅蒂诺的成功更富有传奇性的是科比·里克特发明的独特的生产方法。其结果是，梅蒂诺每一美元营业额的税后利润达到了86美分。在20世纪90年代末，科比·里克特和耶胡迪·里克特坐拥世界上最盈利的公司之一。
2000年，在里克特家族与波士顿科学院之间爆发了一场痛苦的法律纠纷，生产和分销陷入停滞。经过五年的法庭交锋后，里克特家族获胜了。他们获得了7.5亿美元的赔偿，这笔钱财令门格尔双胞胎其中一位的女儿（她在比萨隆供给房社区长大），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士兵的儿子（他在拉玛特约翰南基布兹长大），成为以色列最富裕的夫妇之一。
我与科比已经相识多年，他是我的一位好友。像往常一样，我与他在特拉维夫北部、繁华的阿素夫郊区的海边别墅里会面。他站在他的客厅，按下一个看不见的按钮，召唤出盛放极品葡萄酒的液压升降酒柜。他打开了一瓶1964年的勃艮第，倒入醒酒器，等待一会儿，然后倒进玻璃杯。他询问我对酒的评价，然后告诉我应该怎么评价。他跟我讲了很多，关于勃艮第葡萄酒以及产出这瓶酒的特定葡萄园和酿酒厂，当地继承法是如何塑造勃艮第葡萄酒的传统的。之后，在品尝了这杯酒之后，他给出了他的最终裁决：美妙绝伦。他高举起酒杯，向美好的红酒佳酿、向美好的书籍、向所有完成的工作致意。
我拿曾经问过迈克尔·斯特劳斯的问题询问科比：“是什么将以色列引向成功？对于奥宝和梅蒂诺来说，以色列意味着什么？”里克特回答，秘诀就是“将宝剑锻成犁头”（to beat swords into plowshares）——他笑着说，不是因为这对和平有好处，而是因为它对犁头是好的。宝剑的锻造不仅仅是以赛亚书（Isaiah）和弥迦书（Micah）的预言呼唤，它同样也是一个合理的商业计划。令奥宝和梅蒂诺成为可能、令以色列高新科技的繁荣成为现实的，是国家几十年来在先进军工业生产方面投入的庞大资源。军工业对于以色列的意义，就像航天计划对于美国的意义。军工业造就的惊人的人力资本、开发的尖端技术，最终惠及高新工业生产，并推动其发展进步。无怪乎梅蒂诺的突破性进展，都是由三个飞行员以及两位以色列安全奖的获奖人取得的；无怪乎梅蒂诺的突破性进展都是基于以色列的激光和导弹生产技术。50年来，国家为保卫自己所投入的资产产生了效果，获得了高新科技蓬勃大发展的大量股息。
但是还有第二个因素，里克特说道。奥伯特拥有一支由杰出个人组成的跨学科团队。“我们有最好的人工智能，有最好的计算机硬件，有最好的精密机械。这个团队可以完成任何事情。这也是典型的以色列风格——有一支由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组成的小型精英团队，他们一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夜以继日地工作。梅蒂诺是这支相同的主旋律中的一段变奏曲，在梅蒂诺，一个人要处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公司里所有事务：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科学以及精密机械。在美国的大企业里，让一个程序员理解血管生物学或者让一个医生理解材料工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最后的决议需要协商拟定通过，这是一个繁琐而不精确的过程。但是在梅蒂诺，这是综合的，就像奥宝是一个完全跨学科的公司一样。时间被节省下来，效率则提高至原来的三倍。于是，企业就像一个紧密结合的有机体一样运作：专注、强大、健康，并有能力达成最佳的结果。在很多新兴的以色列企业，类似的体系以不同的模型和形式运转。他们小型和统一的团队有着忠贞的精神、权宜的考量、创新的推动力，这在美国和欧洲的企业中是几乎看不到的。”
第三个因素就是移民，里克特这样说道：“在20世纪90年代，100万的俄罗斯人来到了以色列，其中，又有数十万的、极其出色的工程师、技术员、程序员。奥宝和梅蒂诺都从中受益。从这一方面说，我们的雇员有85%左右都是俄罗斯移民。俄罗斯移民是软硬结合板（rigid-flex）的发明人，也是公司的共同所有人。整个以色列工业生产都因这股移民浪潮而受益。当犹太人的创造力与俄罗斯人的彻底精神相逢，就碰撞出出类拔萃、富有成效的功绩。如果你问我是什么造就了我的成功，造就了以色列高新技术革命的成功，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国防工业的基础建设、以色列的创造力、俄罗斯人的技能，以及一个整合了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的小型无畏的团队。让我的公司走向成功的独特组合也同样作用于以色列，以稳固这个新兴国家的方式拯救了以色列。”
里克特一边品尝着他的红酒，一边试图将一个个历史节点连接起来：“在以色列忙于兴建基布兹的20年里，我生活在一个基布兹。在以色列忙于军队建设的20年里，我正在军队里。在以色列忙于高新科技研发的20年里，我从事着高新技术。我恰巧处在以色列前进的每一个聚焦点里。我的生活将我从以色列的一个传奇带入下一个传奇。”
“在农场里，我们感觉就像是上帝的儿子，”科比说道，“我们体格健壮，英俊迷人，皮肤被太阳晒成健康的颜色，就像令人骄傲的犹太贝都因人，赤脚走在田里，驾驶着拖拉机，追逐着姑娘们。我们是从旧犹太人的灭亡中兴起的新的、强壮的犹太人。我们看不起大离散中的犹太人，看不起颓废的特拉维夫市民。我们是真实的存在，我们是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实现者，我们是以色列存在的核心。20世纪60年代的传奇就是我们，我们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传奇。我正是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106]20世纪60年代对我们的基布兹考察中所描述的那个小伙子：一个做梦的小伙子。”
“在空军中我是王牌飞行员。1969年至1970年的以色列与阿拉伯的空中格斗，实际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与支持阿拉伯的苏联之间的战争。所以，我的拦截队伍配备了最精良的装备技术，这些都是美国提供的。但我的队伍比美国人有着更多的实战经验。我向美国人的空军拦截队和海军拦截队传授经验。我的的确确是张王牌。我不是在扮演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的角色，而是汤姆·克鲁斯扮演着我。在成为战斗飞行员十年后，我成了西方国家最优秀的战斗飞行员之一。我称得上是一个世界冠军。再一次，我发现我把传奇拟人化了。当基布兹日渐衰落，空军就是以色列卓越精锐的缩影。我的同事们和我，就是以色列能力和优越实力的体现。”
“但是到80年代后期的时候，”科比说道，“军队的传奇衰落了。尽管以色列的空军保持着它的力量，但我意识到，以色列绝对统领天空的时代即将结束。我意识到，没有军事权力和军事胜利，就不能解决以色列的基本问题。然而，当第二个传奇摇摇欲坠时，第三个传奇又出现了：高新技术。最开始的时候是赛天使公司（Scitex）[107]，然后是奥宝集团，然后是一百个新兴的企业，然后是一千个、一万个。这里有了风险投资基金、研究与开发中心、电信业、生物技术、医药行业、清洁科技产业。创造力就宛如一柱令人惊异的喷泉，突然从这片贫瘠的土地喷涌而出。在世界上，以色列是人均医疗设备专利数最多的国家。我们拥有比法国更多的新兴企业。每一家跨国集团都想在这里设立子公司，因为他们都认可我们的非凡创造力——所有那些精妙绝伦的金点子都出自所有这些年轻的以色列人。当基布兹和军队衰落后，第三波以色列浪潮已经掀起。这第三波的技术革命浪潮令我们摆脱困境。尽管有诸如占领、定居点、国家腐败等问题，它令我们得以保持昌盛繁荣。它是以色列生命力的新的化身。”
斯特劳斯和里克特的故事，代表了以色列经济腾飞传奇的两个方面。斯特劳斯代表着坚实的以色列传统工业的革新，而里克特体现了以色列耀眼的高新科技行业的创新。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和21世纪最初的十年里，当以色列的政治失败、和平的希望破灭、伊斯兰的核威胁开始浮现时，以色列的经济蓬勃发展。在21世纪，诸多的像斯特劳斯、里克特以及其他千余家公司的企业，令以色列成为西方最活跃的经济实体之一。
要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将目光投向了斯坦利·费希尔 （Stanley Fischer）。这位69岁的经济学家在罗得西亚出生，在伦敦接受教育，在美国赢得了职业声望。从1994年到2001年，他都是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首席副总裁。从2002年到2005年年初，他担任花旗集团（Citigroup）的副主席。八年来（2005~2013）他担任以色列银行（Bank of Israel）[108]的行长，成为执掌以色列经济的大祭司。在他赫兹利亚的宅邸里，穿着莫卡辛鞋[109]、棕黄色的百慕大品牌的短裤、绿色的鳄鱼牌的衬衫接待我。
当他谈论当代以色列的经济时，他更倾向于列举确实的数据，而不是空洞的吹嘘。他坐在大大的红色扶手椅里，衬得他本就矮小的身躯显得更加矮小，他用缓慢、平和的盎格鲁——撒克逊希伯来语（Anglo-Saxon Hebrew）谈论着那些相关数据。从2004年到2008年，以色列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2%。当整个世界陷入2010年至2011年的经济危机时，以色列的年均增长率仍然为4.7%。“虽然这个数值还不能使以色列成为一只中国虎，”他对我说，“但以色列呈上的演出已经远比美国和欧洲要精彩得多。”这的确是一个非凡的经济成就。
费希尔告诉我达成这一成就的原因有四个：大幅度减少了政府开支（从2002年花费51%的GDP减少到2011年的42%）、显著削减了国家债务（从2002年的100%的GDP减少到2011年的75%）、维持一套保守而承担责任的金融体系、创造以色列高新科技工业继续繁荣发展所需的条件。“以色列高新科技的发展真的非同凡响，”他这样说道，“它是带动以色列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因为高新科技产业的存在，我们的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实现了贸易平衡，我们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以色列已经变成了一个创业之国（start-up nation）。以色列在学术研究和产品研发上的投入占GDP的4.5%，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投入只有2.2%。到目前为止，以色列的创业者人口比率是全世界最高的。由以色列人提出的发明数量更是令人吃惊。所以，以色列在纳斯达克（NASDAQ）进行交易的公司的数量超过了加拿大与日本，而且以色列的风险投资总额超过了德国与法国，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一次又一次地为之惊讶，这里有改革创新，这里有胆大无畏，这里有着罕见的野心。以色列人愿意冒险，他们相信，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所以，在以色列有着一种特殊的创业精神。而这种精神就令以色列成为了出产独创技术的强国。任何人都不应得意忘形。我们仍然只是一个市场狭小的小国，并且面临严峻的挑战。然而，高新技术革命与稳健宏观经济政策的结合，令以色列成了繁荣的中心。”
当我问及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危险，他回答得非常谨慎。“我们面临着四个困难，”他说，“以色列的教育体制已经恶化，而这一点危及我们维持卓越技术的能力；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就业率仅为45%；大多数的阿拉伯妇女没有工作；不到20个的企业集团控制了大部分的本地市场，从而限制了竞争。这四个困难重重压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上，但高新技术的奇迹遮掩了这一切。但是从长远观点看，这些问题将危机以色利瓦伊持繁荣和成功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