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本·戴维（Dan Ben David）则不像费希尔这般小心翼翼。我开车从赫兹利亚驶抵耶路撒冷，在以戴维为首的智囊团队中，听这位经济学教授明确地谈论那些政府与央行都只能暗示的事情。“以色列真正的经济奇迹发生在1955年至1972年，”本·戴维告诉我，“在那些年里，以色列GDP的增长速度是其他西方国家的两倍，同时以色列还保持着西方最平等国家之一的身份。尽管它吸纳了数百万的移民，参加了三次战争，但它仍然成功地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标准和工人的生产效率。与此同时，它还促进了优质教育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团结。”
“但在1973年，一切都出了问题。在赎罪日战争的创伤后，国防预算增加了一倍，经济增长开始缓慢，通货膨胀开始失控。即便通货膨胀在1985年被成功抑制，人均生产总值已经沦为20年前的三分之一。如今国家的经济负担不再是国防开支，而是福利救济——从1972年到2002年期间上涨了四倍。与其投资在人力资本和基础建设上，以色列更倾向于将大笔的资金转让给穷人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而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不断扩大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和占人口少数的阿拉伯人群体，不能充分地参与以色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在以色列建国的第一个25年，它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还保持着美德、凝聚力和社会公正；但在刚过去的25年里恰恰相反。近年来，经济增长率仍然居高不下，但美德、社会凝聚力以及社会公正已经被腐蚀得岌岌可危。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不过是前一代人在人力资本方面长期的投入所结的果实。然而，蓬勃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创造了一个繁华的闪耀泡沫，掩盖了当今我们并没有对未来的人力资本进行同等投入的事实。财政预算有了缺陷，公共政策走向失败，以色列的社会生病了。如果以色列不尽快改变方针，即便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奇迹也终将逐渐消失。”
本·戴维在美国长大，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是少数几个外流的顶尖经济学家之一——就在20年前，外流的学者数量有很多。当他在萄比中心（Taube Center）宽敞的办公室里与我谈话时，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真正的焦虑。“看看这个。”他招呼我走到他的办公桌前，指着他的电脑屏幕上一系列彩色的图表对我说道。
“令这一切更加糟糕的就是人口，”他说，“就像你在图表上看到的，在过去的30年里，以色列经历了一场人口革命。在这些年里，学龄期儿童的入学比例中，进入极端正统派犹太学校的孩子从4%上涨到将近20%，进入阿拉伯学校的学龄期儿童从20%上涨到28%。所以现在，所有的学龄期儿童中有48%都在极端正统派犹太学校或者阿拉伯学校。又有另外的14%在现代正统派犹太学校，只有38%的孩子在世俗的学校。这意味着到2030年，以色列原本占大多数的世俗犹太人将缩减为少数派。以色列的文化特性将改变，同样改变的还有它的社会经济概况。世俗犹太人是那些工作、生产、纳税的人。一旦世俗犹太人寡不敌众，以色列将成为一个落后的国家，无法迎接第三个千禧年的挑战。”
我说：“你给我展示的是一个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国家的灾难。”本·戴维悲伤地点头：“如果以色列拥有一个高效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府，它将能够对抗这个灾难性的趋势。现在还不算太晚，但是很快就要来不及了。而与此同时，持续功能失调的以色列政府所做的恰恰相反：他们奖励这些不工作的少数派们，用津贴拉拢他们，而不是要求他们接受现代的、民主的教育。结果是，将近一半的人口都不是国家奋斗的组成部分，都不承担对国家未来的责任。承担社会生产环节的士兵，肩上的重担已经令人难以承受。越来越少的以色列人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工作，以养活那些不工作的犹太人。越来越少的以色列人不得不加快奔跑的速度，以带动那些一点都不挪步的犹太人。一个失败的政权体系保证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定居者、富豪们的特殊利益。然而承担生产的中产阶级却被国家抛弃了。这就是为什么筋疲力尽的中产阶级感到越来越痛苦。他们感觉国家已经背叛了他们。他们看到了他们所爱的国家正濒临崩溃。”
施穆里（Shmuli）的故事同样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1980年2月，伊奇克·施穆里（Itzik Shmuli）出生在特拉维夫。他的父亲出生在雅法，是一个餐馆老板；他的母亲是一个出生于库尔德斯坦（Kurdistan）的保姆。施穆里一家五口人，居住在拉马特甘（Ramat Gan）[110]的一间拥有一个半卧室的公寓里。尽管他们的生活并不轻松，他们的家庭是温暖的。双胞胎兄弟和他们的小妹妹，沐浴在爱的阳光下。
伊奇克·施穆里是一个举止得体的高中生，也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后来成为一名正派的士兵。服完兵役后，他跟随父亲在他们特拉维夫的简陋的餐厅里工作。2004年，他看到一个电视节目，报道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上的无家可归的饥饿儿童。在24岁的时候，施穆里登上了飞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设了一家孤儿院。当他回到以色列，他在一所省立大学接受特殊教育，并被选举为本校的学生会主席。三年后，他成为全国学生联盟（national student union）的会长。
2011年7月14日，施穆里正在纽约。他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正在特拉维夫的罗斯柴尔德大道上发生。一个名叫达芙妮·利夫的24岁的视频编辑在这条著名的大道中央上搭起了一个帐篷，以行动抗议高涨的房价[111]。一天之内，数百人加入了她的队伍。两天之内，数千人加入了她的队伍。施穆里登上飞机返回特拉维夫，加入了罗斯柴尔德的抗议运动。几天后，他成为这场抗议运动的负责人。
利夫圈子里的很多人缺乏经验和组织能力，而施穆里两项兼备；当利夫圈子里的很多人被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时，施穆里则是一名头脑清醒的社会主义民主派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认为，为了不失去公众的支持，这场抗议运动就不能是宗教的或者激进的。他希望这场运动可以代表尽可能多的以色列人。因此，他同样也在大道上搭起了一个帐篷。两个星期后，施穆里已经成为要求新社会秩序的新一代以色列人的领导人。
7月23日，三万青年走在特拉维夫的街头，高呼着一个新的复古口号：“人民要求社会公正。”7月30日，队伍壮大到13万人；8月6日，壮大至30万人；9月3日，45万人——以色列6%的人口——涌上了街头。他们在特拉维夫的国家广场举行集会，施穆里是大会的主旨发言人。“我们是新以色列人，”他向33万名欢呼的游行示威者呼吁道，“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国家献出生命。让我们住在我们所爱的国家。”
从许多方面看，2011年的抗议运动是所有抗议运动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定居点运动、和平运动、东方犹太人的沙斯党运动从来不曾召集过如此之多以色列人、点燃过如此高涨的热情、赢得过如此广泛的公众支持。定居点运动、和平运动、沙斯党运动也从来不曾以这样一种文明而富有建设性的方式将国民联合起来。以色列2011年的国内抗议运动，远比开罗的更和平，远比纽约的更有效。总体而言，这些占领罗斯柴尔德大街的年轻人要比这一年晚些时候占领华尔街的青年更温和节制、更富有策略、头脑更清醒。在世界上，所有的由社交网络发起而演变为社会抗议（social-networks-to-social-protest）的运动中，以色列的这一次运动是最温和的。温和而非暴力，它成功地赢得了80%的以色列民众的支持。在这个夏季里，它再次团结了以色列人，给他们一种希望。然而，就像这波反抗的浪潮兴起一样，它又消失了。因此，在一个深秋的夜晚，当我和施穆里走在罗斯柴尔德大道上时，这里什么都没有留下。没有帐篷，没有游行示威者，也没有社会变革。狂欢节结束了。它完全就像一个仲夏夜晚的甜蜜的梦。
施穆里则不同意我的看法。“我是一个可以参加马拉松赛跑的人，”他这样说道，“我可以跑很长一段路程。我知道生活有其固有节奏，我知道革命不会发生在一夜之间。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2011年的夏天将只会是第一个赛段。但我确实相信我们会有第二个和第三个赛段。我不需要每天都有示威游行，也不期待不间断的抗议运动。但我真的认为，2011年的夏天是一个临界点。它的意义，远比住房价格、食品价格或者富人关于规则的辩论要大得多。2011年的夏天让我们成了一个民族。在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以色列人感觉到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不是无助的个体，不是互相竞争的教派的成员。而以色列的人民所求的，就是社会公正。”他们希望政府进行改革，这样才会促成国家变革。的确，现在的罗斯柴尔德是安静的。每个人都回家了。但我们经历的转变不会离我们而去。我们不再将自己看作愤世嫉俗的享乐主义者。如今，我们作为以色列人的人生拥有了意义。这种拥有意义的新感觉就是2011年所达成的伟大成就。我们再次爱上了以色列，信任以色列，我们决心变革以色列。
施穆里令我着迷。他中等体格，身材瘦削，有着棕色的眼睛。他有着一颗善良的心，面带羞怯的微笑。当他穿着牛仔裤、T恤、背着一个背包走在大道上，年轻人们走向他，与他击掌，告诉他不要放弃。“继续战斗，”他们告诉施穆里，“让政府看看，把我们的要求传递给政府。”这名学生领袖既不是才智过人，也不是空想家；他没有超凡的魅力，也不具备权威。但是在他推行的过程中，他的许诺是理智并庄重的。他的领导风格不是大男子气概式的，但是鼓舞人心。毫无疑问，他拥有一个光明的政治前程。他将成为以色列议会中的一员，他所代表的年轻一代将塑造未来的以色列政治。2011年的概念性革命将改变以色列的精神状态和以色列的政治面貌，所以，施穆里争取希望的主张也许是正确的。我也希望他是对的。我们的未来取决于2011年是否可以用一种温和而建设性的方式使反抗制度化。
当施穆里离开后，我独自走在大道上。它又回到了以前的模样：人们在这里悠闲漫步，遛狗的小伙子，遛狗的姑娘，遛狗的小伙子和姑娘。所以我现在在脑海里组合着不同片区的拼图——所有我从斯特劳斯、里克特、费希尔、本·戴维以及施穆里处听到的一切。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下面这些内容：以色列工党的霸权自1973年战争后开始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末完全分崩离析。古老旧体制的衰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新的以色列个人主义将新的以色列资本主义转变为巨大的成功。自由的市场令以色列的天赋和主动性迸发并创造了急速发展的现代经济，持续地削减公共支出和军费支出加速了这一进程。私有化、解除管制和货币自由同样也是如此。当私营企业一派欣欣向荣时，公共部分则变得摇摇欲坠。
一个平庸的政府及其狭隘的政治不能让国家制衡自由市场的弊端。反垄断法及强制执法是那样软弱。匆忙地执行私有化。没有对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任何保护措施。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水平都在下降。没有住房政策。几乎所有私有的东西都蓬勃发展，几乎所有公有的东西都面临破产。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有太多的宣言，那么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色列没有任何宣言。如果说半个世纪以前以色列没有资本主义，那么现在以色列到处都是资本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迈克尔·斯特劳斯将一个乡下的制酪厂变成了一个跨国界的帝国，而科比·里克特用他独特的洞察力创造出一个市值10亿美元的巨擘。然而，同样在这种背景下，财富被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社会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少数的以色列大资本家占据了大部分的国家资源以及其他资产。困扰着斯坦利·费希尔和丹·本·戴维的潜在不安正在蔓延，日益恶化。伊奇克·施穆里奋起反抗的不公正制度已经扎下了根。人们幻想着这个市场可以替代政府，于是以色列人失去了可以代表他们、服务他们、促进公共利益的政府。再没有政府可以调控市场的运作，处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少数派或阿拉伯人少数派带来的挑战。再没有一个政治实体来抑制定居者和贪婪的富人，来代表大多数的以色列人，维护辛勤工作的、富有建设性的中产阶级。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根本的问题被忽视了。20家强大的商业集团统治着以色列的经济，也统治着以色列的媒体和公共话题。然而在近些年，在以色列政治生活的外表下，一种批判意识正在酝酿。所以当达芙妮·利夫在罗斯柴尔德大街上搭起帐篷，整个国家都投以关注的目光。所以当伊奇克·施穆里领导这场国内的抗议运动，所有公众都予以回应。在25年的新自由主义的霸权统治后，一股新的社会民主的浪潮浮出了水面。然而还不明确的是，2011年的这场概念革命是否将变成一个政治现实；这里是否有了一个领导集团和领导平台，可以将新以色列人的诉求变成新以色列的现实。
在罗斯柴尔德大街的两侧，昂贵的新式公寓区和国际风格的建筑被一盏盏灯点亮。以色列的富裕正在这里上演。市场的力量还没有衰退。沿着中央的大道，穿着破牛仔裤的男人们正在散步；泡夜场的俱乐部会员们旁观着，化学般的充满诱惑的光芒在他们眼里闪烁；一个漂亮的姑娘骑着她时尚的自行车。当黎明降临，大道上空旷无人，我尝试权衡着成功与失败，冒险与回报，希望与绝望。在我看来，现在我们的很多美德和很多缺陷正是来自相同的源泉。正是这相同的基因造就了我们，也危害着我们。
以色列高新技术发展的秘密就是抵制权威、忽略传统的智慧、蔑视游戏规则；而以色列国家的缺陷也正是抵制权威、忽略传统的智慧、蔑视游戏规则。犹太人的律师、犹太商人、犹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犹太移民催生了一个焦躁不安的以色列公民群体。而这个不可预料的公民群体创造了一种不受控制的能量，不允许国家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实体履行职责。在半个世纪里，本·古里安的官僚专制给这种能量套上了辔头，组建了一个国家。但是，在1973年本·古里安去世后，这个他塑造的国家就开始分崩离析了。它无法再统治它的族群、派系和个人。它无法再包容它的多元化的少数民族群体及其互相抵触的身份特征。这个国家不再处理以色列的真正挑战，停止了合理的运作。以色列不再是一艘向着目标进发的突击艇，而是成了一艘寻欢作乐的轮船，没有船长、没有指南针、没有方向。
2011年夏天，在罗斯柴尔德大道上发生的事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以色列人害怕失去他们的单一民族国家，他们正尝试重新改造这个民族。在大道的尽头、在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成立的古老的特拉维夫博物馆建筑上方，新的一天亮起曙光，我希望这个警钟可以真正地将我们全部唤醒。确实到醒来的时候了，这个新兴的国家必须重新启航。这个不成熟的政治实体必须成长。在崩溃与绝望之余，我们必须奋起迎战一切野心勃勃的计划带来的挑战：家国的重建。以色列共和国的复兴。
[102] 受诫礼（bar mitzvah），为满13岁的犹太男孩举行的成人仪式。
[103] 卢克索（Luxor），埃及中东部的一座城市。
[104] 安曼（Amman），约旦首都。
[105] 大马士革（Damascus），叙利亚首都。
[106] 奥地利裔美籍心理学家，以其对儿童和教育的研究而著称。儿童自闭症经典研究的发起人。作品有《仅有爱是不够的》（1950年）和 《魅力的用处》（1976年）。
[107] 赛天使（Scitex），全球最大的宽幅数码印刷设备供应商之一。总部位于以色列纳塔亚，在美国亚特兰大、墨西哥、欧洲布鲁塞尔、南非和中国的香港和上海设有分支机构，全球共有500多名雇员。2005年10月被并入惠普集团的Inkjet Industrial部门。
[108] 以色列的央行。
[109] 莫卡辛鞋（moccasins），北美印第安人穿的无跟软皮平底鞋，通过手工缝线将鞋面和鞋底（鞋帮）连合在一起。
[110] 拉马特甘（Ramat Gan）,以色列西岸城市。为特拉维夫——雅法城镇群中的最戴维星城，位于特拉维夫东北。
[111] 以色列“帐篷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