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边
每年夏天，我和我的家人都会前往英国旅行。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根在那里。也可能是因为英国与我的家乡就像世界的两极。当以色列陷入一片狂乱、动荡不安时，英国安宁平静、政局稳定。当飞机在希思罗机场降落，一种真切的、难以名状的归乡情绪占据了我的心房。而我载着我的妻子与三个孩子穿过萨默塞特（Somerset）和多塞特郡（Dorset）时，那平静之感越发深切：我们经过了成群的羔羊、乡村的酒馆以及古老的教堂。当我们抵达南德文郡（South Devon）的海岸我们租下来的石头的乡村别墅,我的幸福感满满的要溢出了。白色的峭壁从我们的宅邸一直延伸，横亘田野。在细雨中,我与妻子汀娜，以及我的孩子塔玛拉、迈克尔和丹尼尔，站在悬崖边，看着深绿色的溪谷向下蜿蜒，一直到灰绿色的海洋。这里就是英国。几个世纪以来，还没有一支外族可以成功入侵这里。几十年以来，这里没有发生过暴力冲突。借着它坚实的特性所带来的深刻的平静，英国具备我们从来不曾拥有并且以后也可能不会拥有的一切：和平。
我告诉我的孩子们，我们的历史更为悠久。当我们撰写《圣经》的时候，在这座绿岛上生活的人们还是目不识丁的野蛮人。但我们的历史就是“你要离开本地”[115]的历史，而我们的土地本身就是一座坟茔，生命一层层堆叠直至毁灭。是的，当英格兰还是一片沼泽的时候，我们犹太人就已经拥有了耶路撒冷。但是，英国拥有的是我们只能在梦境里奢望的：生于安乐之时，死于宁静之期。没有一场世界大战危及到他们的生存。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总是惶惶不安，因为我们就生活在战火之间。我们在灾难之中繁衍壮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如此的应变力、生命力与创造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如此的神经敏感、高调行事和难以包容。我们就生活在冒烟的火山不断逼近的阴影之下。
英国给了我的祖先们很多优待。大英帝国为赫伯特·本特威奇敞开了它的大门，并赋予他权利、自由以及机会，这些都是1 500多年来犹太人不曾享有的。英国让他的两个儿子得到了西方可以提供的最好的教育。在20世纪的前半叶，它让成百上千被解放的犹太人得以在仁慈的帝国冠冕下过上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虽然某些岛屿也被反犹主义所污染，但犹太人仍然在商业、科学甚至政治上都颇有建树。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成了英国的知识分子和领导阶层的精英。因此，在100多年前，本特威奇家族就会像我们一般度假。盛夏时分，他们有时前往康沃尔郡,有时就待在英格兰湖区。但大多数假期本特威奇家族会选择位于肯特（Kentish）海岸的家族产业——卡梅尔庄园。在他们的这座爱德华时期的庄园里，他们生活得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里描述的拉姆齐家族生活的那样。本特威奇家族的假日正如拉姆齐家族的假日一样。当汀娜在我们租住的乡村别墅的厨房中忙碌，孩子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喧闹嬉戏的游戏时，我思考着我的英伦祖先本特威奇家族，思考着我自己。如果我的曾祖父不曾带我们迁离英国的这片绿色海岸、定居巴勒斯坦的那片荒凉海岸，我会变成怎样的人？如果赫伯特·本特威奇控制住了他对锡安城的痴迷向往，我的母亲、我自己以及我的孩子们又会迎来怎样的命运？
我想象着我是一名在牛津大学任教的文学老师，或者是BBC的一名制片人。我会在汉普斯特德（Hampstead）拥有一座华丽的宅邸，在西多赛特（West Dorset）拥有一座有着茅草屋顶的乡村别墅。我的生活将远比我的以色列生涯惬意得多、安全得多。我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欣赏诗歌和音乐。我的孩子们的未来将不会笼罩着一片阴云。但是，我会有更加丰盛的内心体验吗？我的人生经历会更有意义吗？
人口统计学的结论是非常糟糕的。当我的曾祖父在肯特郡的海滨消遣他的闲暇时光时，犹太人还占英国总人口的0.8%。而今天，犹太人的人口比例不到0.5%。而令人口构成的情况更糟糕的是，在20世纪后半叶，成千上万的东欧犹太人移民到大不列颠。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他们的后代占曼彻斯特（Manchester）当代犹太社群三分之一的人口，占伦敦当代犹太社群人口的五分之一。在当今的犹太人口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是20世纪20年代英国犹太人的后裔。赫伯特·本特威奇的英国犹太社群的人口消失率是十分惊人的。在过去的100年里，很多英国古老犹太人的后裔已经不再是犹太人。
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英国犹太人社群是引人注目的。犹太人的天赋与英国的文化结合，催生了许多杰出的诗人、作家、剧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科学家、律师、银行家、企业家、政治家和革命者。犹太裔的英国人至少赢得了12次诺贝尔奖。他们创造了传奇般的财富，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各种改变公共话语权的激进运动中表现突出。然而，这个富有创造力的社群正在迅速萎缩。低出生率和高通婚率使非正统犹太人减少。在英国，他们似乎逐渐丧失了对犹太人生活和犹太人身份的兴趣。近年来在英国出生的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后裔不是犹太人，他妻子的英国祖父的后裔也不是犹太人。在英国，还有罗斯柴尔德、戈德史密斯（Goldsmiths）以及米利班德（Millibands）的后裔，但在一个世代或两个世代之后，他们也将不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因此，当我站在德文郡（Devon）的灰色悬崖上向外眺望，如果我的曾祖父没有把我带出这片海岸，今天的我很可能也只有一半的犹太人血统。塔玛拉、迈克尔和丹尼尔很可能完全不会认为自己是犹太人。我在汉普斯德特和多塞特的个人生活将充实而宁静，但我们所归属的集体将消失在我们身边。
对了，还有美国。北美仍然保留着非正统犹太人的生机勃勃的犹太社群。在美国，我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骄傲的自由主义的犹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或者为《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撰写文章。就像赫伯特·本特威奇移民美国的两个女儿一样，我也许会在这里保护好我的犹太人身份。但是美国犹太人的人口统计同样令人堪忧。这些数值还存在争议，但大体上说，1950年，有3%的美国人是犹太人；1980年时，2.4%的美国人是犹太人；而2010年，这个数值大约为2%。到2050年，犹太人可能只能占据美国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舒适的生活条件使英国的非正统犹太人数量在过去的50年里大为缩减，而同样舒适的生活条件将很可能使美国的非正统犹太人数量在接下来的50年里大为减少。在21世纪，北美的犹太人生育率很低，而通婚率则居高不下。犹太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呈现。越来越多的被接纳的犹太人是正统犹太人、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或者只是老人。大多数的世俗犹太青年可不像他们的父母，他们对以色列和有组织的宗教生活不感兴趣。他们挣脱犹太人身份的万有引力，进入非犹太人的宇宙空间。一些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年轻的美国后裔，他们的父母已经不再遵循犹太人的法典，所以他们也不再把自己看作犹太人。在我的世俗英国犹太人家庭和世俗美国犹太人家庭，你都可以看到这种穷途末路。你可以看到犹太人的最终结局。
因此，当我看着塔玛拉、迈克尔和丹尼尔踏上小路，走向海边孤零零杵着的粉刷好的渔夫小屋，我陷入了自我纠结之中。我希望英国可以成为他们的故乡，这样他们也能过着如同《到灯塔去》里的那般生活。但是我意识到，我们不能走这条路。经历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的部落已经无法在这片郁郁葱葱的绿色草地上生存。这片岛屿没有大屠杀，没有迫害，没有公开的反犹主义，它会轻柔地把我们杀死。开明的欧洲同样也会轻柔地把我们杀死，就像民主的美国所做的那样。温和的西方文明将毁灭非正统的犹太文明。
这就是为什么赫伯特·本特威奇从肯特郡的海岸驶向雅法的海岸的疯狂旅程显得那么必要。因为这些柔软的英国山峦和古老村舍都不是我们的。它不间断的历史、坚实的身份、深刻的宁静，也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匆匆过客，地处边缘，即将启程。这就是为什么将非正统犹太人集中到一个地方是那么必要。而非正统犹太人能够汇集的一个地方就是以色列的土地。所以雅法之旅是无可规避的。我们必须在雅法周边建造一个犹太民族家园来拯救我们自己。
几天后，我从德文郡返回以色列，穿过雅法的古老港湾。曾经，这里是一个柑橘的出口港，然后成为一个移民的港口，再然后成为一个渔港。近年来，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休闲娱乐的港湾。我找到一间位于旧仓库的大型酒吧，坐在里面呷着我最喜欢的单一麦芽威士忌，看着年轻帅气的以色列小伙们吃着，喝着，寻欢作乐。我聆听着以色列动感十足的夜生活的甜蜜呢喃。
以色列的犹太人口就是离散中犹太人口的写照。1897年，约有5万犹太人居住在这里。而现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口超过了600万。英国的犹太人数量增长了不到20%，美国的犹太人数量增长了350%，而以色列的犹太人数量的增长比率超过了10 000%。
大离散的犹太人口与以色列犹太人口的对比是十分惊人的。在1897年，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只占全世界犹太人总数的0.4%。1950年，上升到10.6%。到1980年，上升到25.6%。而现在，我们占据了大约45%。为了在应许之地汇集全世界大部分犹太人的历史工程已经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今天，以色列的犹太社群是全世界两个大部分的犹太人其中的一个。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050年，世界上大部分的犹太人将成为以色列人。
19世纪，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土地的大移民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伟大胜利。它证实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论断，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预判带来了希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另一个胜利就是他们在以色列创造的杰出的人口出生率。2012年时，美国的人口出生率为2.06，英国的为1.9，意大利的是1.4，德国的也是1.4。而以色列的人口出生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2.65，是目前为止在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与会国家中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国家。当欧洲的犹太人走向老龄化，以色列却非常年轻。当大离散犹太人中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走向老龄化，以色列的犹太人正忙于繁衍生息。当一半的欧洲犹太人超过了40岁，一半的以色列犹太人还不到30岁。他们令我们的城镇和城市生机勃勃，在雅法港的这间酒吧里，我所看到的一切都生机勃勃。
所以，在犹太复国主义实施的第一个世纪，在我们的圣地，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在这里施加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离开了雅法港，踏上了追随我曾祖父足迹的旅程。不像赫伯特·本特威奇，我没有在米凯维以色列停留。离开雅法，我驶向里雄莱锡安，穿过了在1897年还不曾存在的特拉维夫的卫星城：霍隆、巴特亚姆、阿祖尔。旅途中，自1897年后巴勒斯坦村庄消失了：特拉伊利卡比尔、亚祖尔、贝特达扬。高速公路上车道纵横，十字路口拥堵不堪。在柑橘的装货港和朱迪亚的第一块犹太人殖民地之间，已经不再有开满野花的田野，不再有草地或者牧场。没有骆驼或成群的羔羊，没有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为移民修建的大量住宅占据了巴勒斯坦，无休止的丑陋的供给房一直延伸到雅法南部和东部。1897年，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的马车队所走过的十英里的线路上，如今已经塞满了酷热、喧嚣的城市。
当1897年4月我的曾祖父抵达里雄莱锡安时，这里大约有100户家庭、50座房屋、30个马厩以及3条街道。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块殖民地周围环绕着4000德南的葡萄园，农夫们在这里种下了100多万株的优质的葡萄植株。这里的葡萄酒厂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它是中东地区最大的葡萄酒厂，也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葡萄酒厂之一。山顶上坐落的犹太会堂令人印象深刻，开阔的殖民地林荫大道两旁，漂亮的殖民地风格的房屋拔地而起。这个小小的殖民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希伯来人的专属学校、世界上第一个专属希伯来人的市政厅以及巴勒斯坦一流的管弦乐队。尽管它仍然处在幼年期，但仍然可以清晰地预见里雄莱锡安光明的未来。就像它在1897年打动了我的曾祖父，它同样打动了一年后拜访这里的赫茨尔博士。“但愿，”这位犹太复国主义的奠基者在里雄莱锡安写道，“从这个地方可以涌出对我们命途多舛的兄弟的祝福”。
从这个地方确实涌出了对我们命途多舛的兄弟的祝福。犹太人从70个不同的国家逃亡到里雄莱锡安。这个城市的人口从1897年的500人上升到2013年的将近25万人。里雄莱锡安现在已经是以色列的第四大城市，拥有40所小学、一所快速发展的大学、一个交响乐队以及一个急速发展的商业区。单单在过去的25年，它的居民数量就上涨到原来的2.5倍。73%的当地家庭拥有自己的公寓，74%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81%的家庭拥有一台个人电脑，96%的家庭可以接入互联网。平均而言，里雄莱锡安的每一户家庭都拥有2.5部手机、两个以上的卧室。这个中产阶级的城市同样也代表着以色列的中产阶级：它既不保守，也不自由放任；既不偏向阿什克纳齐犹太人，也不偏向塞法迪犹太人；既不宗教化，也不世俗化。在2013年的选举中，这里将近一半的选民都把票都给了中间派的政党。里雄莱锡安是第三个千禧年中的典型的以色列犹太城市，它的居民都是辛勤工作的移民以及移民的后代，这些移民在这里世代繁衍。
从高速公路上，我右拐至西里雄。在1985年，这里还什么都没有，除了赫伯特·本特威奇在1897年从远方眺望到的沙丘。在100年的时间里，什么都没有改变。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解体带来了100万的移民，他们迅速在这里定居下来。10年后，沙漠上铺设了一条条马路。20年后，新西里雄的面积已经超过了西里雄的旧有面积。在它100年诞辰之时，犹太复国主义被证明是强大而有效的。它再一次地上演了白手起家的奇迹。又一个现代化的以色列城市诞生了。
在湛蓝的天空下，矗立着一座座公寓楼。迫切而庞大的需求使大量的公寓楼快速建成。它们有效而经济，但却没有灵魂。街道就像它们是从制图桌延伸下来的一样。这里洋溢着富裕的气息，但却没有和平的气息。
就像邻近的雷霍沃特，两三个世代以来，里雄莱锡安保持着它的身份和特质。在柑橘园取代古老的葡萄园之后，它变成了一个繁荣的柑橘园殖民地。1948年后，它又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70年代、90年代人口激增的浪潮。区域认同被抹去了，独特的特质也被抹去了。如今，民族大熔炉不再是思想意识形态的，而是经济形态的。它仍然运作着，将不同的种族和身份混合在一起，在一个巨大的屋宇下统一了所有的移民。
埃胡德·巴拉克曾经将这个国家视作丛林中的一栋别墅。但真实的以色列不是别墅，而是一座购物中心：廉价、喧嚣、热情激烈、充满活力。这座购物中心象征着以色列的状况——这是一种绝望的尝试，在经历了不正常的历史之后，在不正常的环境下尝试过着一种假装正常的生活，眼看不正常的未来近在咫尺。西里雄就是这样一个购物中心。维持它生存的就是消费。
我走进电影城，这是一座由26家剧场所组成的华丽殿宇，为里雄莱锡安提供成为加利福尼亚所需要的一切。沿着走廊，矗立着超人、蝙蝠侠、查理·卓别林、亨弗莱·鲍嘉的蜡像。这里有Ben and Jerry’s的冰激凌、多米诺（Domino）的披萨以及可口可乐（Coca-Cola）。年轻人穿着迪赛（Diesel）的牛仔裤、GAP的运动衫、A&F的夹克，手捧大桶的爆米花。里雄莱锡安独特的早期的最初承诺一丁点儿也没有保留下来。然而，透过20世纪的恐怖的棱镜，入目所及的一切只会唤起我的同情。因为里雄莱锡安是一个拯救生命的工程。尽管它看起来并不像，听起来也不像，但它确实是一个难民进行康复治疗的城市。
离开西里雄，我启程前往拉姆拉。1897年，拉姆拉是一个拥有6 000人口的阿拉伯城镇，以其清真寺、教堂、旅馆和市集闻名。它的很多旅馆都是为了满足朝圣者们从雅法前往耶路撒冷之行所需而开设的。今天，拉姆拉成为一个由68 000的混合人口组成的不快乐的城市：50 000名犹太人、15 000名的穆斯林、3 000名的基督徒。1897年，居住在这里的阿拉伯穆斯林的所有后裔，几乎在1948年被驱逐干净。今天的穆斯林人口主要是由贝都因人和巴勒斯坦人组成的，在以色列建国早期，他们的祖先从他们的村庄迁移到这里。
继承拉姆拉的犹太人主要是移民，其中将近30%的人口是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这段期间，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埃塞俄比亚迁徙而来。这些阴沉的供给房里所居住的居民，很多都是年轻而贫穷的人，他们中的三分之一都依靠社会福利救济为生。如果把社会经济划分为一到十的十档，拉姆拉只能划到令人沮丧的第四档。
仍然还有一些漂亮的巴勒斯坦式的建筑矗立在这里。有一些壮观的历史遗迹，现在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市集活跃而繁华，一些不错的民族风味餐馆坐落四周。在古老的穆斯林公墓旁，正兴建一个新的购物中心，附近有一个新的现代街区，旨在吸引中产阶层的专业人士。然而总体上说，拉姆拉是令人沮丧和忧虑的。在失去了它的阿拉伯特征后，它从来没有获得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以色列身份。里雄莱锡安还给予它的居民一个消费主义的光环，而拉姆拉连这一点都没有做。这座城市还没有从1948年的大灾难中恢复。
巴勒斯坦人也许会说，当赫伯特·本特威奇乘着托马斯·库克的马车抵达这里时，也带来了一种致命的病菌。就像所有的征服者一样，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种病菌彻底摧毁了巴勒斯坦的免疫系统和巴勒斯坦的文明，糟蹋了古老的拉姆拉。我不会对此提出辩驳，但我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最终，同样的致命的病菌也袭击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初的梦想。在1987年，犹太复国主义还能设想一个总体规划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但到1950年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来实现任何计划。重重需求、重重压力、重重危机。这些天真的征服者们陷入了他们最初行为造成的后果的混乱风暴中。使他们从欧洲迁移到拉姆拉的历史使命如今造成了一场灾难，没有人可以阻止。这场灾难首先摧毁了土著文化，然后又摧毁了开拓者的文化，然后又将我童年时代的迷人的柑橘园连根拔起，然后它创造出令人不满的、毫无特色的以色列城市。
我登上白塔的119级台阶。以色列的沿海全景令人着迷。一个小镇接一个小镇，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一座建筑接一座建筑，一栋公寓接一栋公寓。将近300万的人口拥挤在3 000平方公里的特拉维夫郊区。
也许已经没有其他方法。在当今的时代，为了保持世俗犹太人的生存，我们必须聚集在一个地方。如今，这种人口的聚集不仅仅是必要的，而且还是以色列的本质。因为看起来我们犹太人需要聚集在一起。我们需要彼此联结，甚至彼此争斗。就好像我们不能以个体的形式独立生存，就好像我们恐惧着，如果我们独立我们就会消失。所以我们没有私人领域的概念，我们不会把个人从集体中摘出。在严寒中，我们互相依靠彼此取暖，我们过着集体的生活，聚集在一个基布兹，或者一个莫沙夫，或者一片供给房社区，众多的人口拥挤在一处，从海德拉到盖代拉，从西里雄到东拉姆拉。
……
离开拉姆拉后，我来到了吕大。火车站仍然坐落在1891年法国人为土耳其人修建的石砌的枢纽站上。1897年春天，英国犹太人的朝圣团等待前往耶路撒冷的火车的地方，现在站着微笑的以色列士兵，他们扛着以色列制造的冲锋枪，拿着可乐罐和巧克力棒。两个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正热烈地探讨着时事新闻。一对年轻的说俄语的夫妇正在压低声音争吵。一个穿着紧身牛仔裤、戴着头巾的漂亮穆斯林年轻姑娘正从旁边经过。
在开着空调的火车车厢，透过全景窗，我向外眺望着拉姆拉、吕大以及犹大平原。铁路的东边是特拉基色。在公元前3400年，这里曾矗立着基色的古老定居地。在公元前1700年，这里曾矗立着一座富裕而强大的迦南人的城市。在公元前10世纪，这里曾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希伯来人的城市，以及历时1900年的、叫作阿布舒莎的巴勒斯坦村庄。1923年，曾祖父本特威奇在这里购置了一栋华丽的宅邸。1948年，以色列国防军的吉瓦提步兵旅占领了阿布舒莎村，杀戮、驱逐、放火烧村，阿布舒莎消失了。如今，特拉基色的山脉南部坐落着嘉美约瑟夫的以色列社区，阿莫斯·亚德林以及雷霍沃特柑橘种植者的孙辈们在这里过着富裕优渥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代表了以色列的胜利：面对着古老的、阴森的坟冢的豪华宅邸。
几架F–16轰炸机从头顶飞过，准备着又一场战争。这里又包含一个悲剧的胜利：当黑暗消失，犹太人终于看到了巴勒斯坦的村庄，他们终于承认了他们所陷入的且无法退却的戏剧化情境当中。他们没有恐慌，没有畏缩，也没有崩溃。恰恰相反，他们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在这道铜墙铁壁里，他们建起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他们复兴了希伯来语，创造了充满活力的以色列文化；他们制作了音乐、戏剧、美术和电影。他们相爱，结婚，孕育后代。他们的眼睛凝视着命运，做了必须做的一切，在这里守护了100多年。
铁路沿线，有耕犁好的田地，还有葡萄园和一排排紧紧包裹的棉株。山岭之外，有一个秘密的导弹基地。
所以，如果我正要出席一次假想的、盛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我会谈什么呢？我也许会谈我们的需求是真实的。我们天才般的洞察力。我们的宏图是激动人心的——雄心勃勃，但不疯狂。而我们的坚持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犹太复国主义已经表现出非凡的毅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它的适应力、可塑性及其意志决心都是出类拔萃的。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落后一步，让大屠杀抢占先机，使大量东欧犹太人涌入这片土地的前提条件被证明是错误的。认为阿拉伯人的抵抗是软弱的前提也是错误的。因此，犹太复国主义工程没有成为它期待的模样：一个宏大的、精心策划的伟大工程，就像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以及荷兰的围海造田一样。它没有成为一桩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以一种合理的方式解决人类社会中其中一个最丑恶的问题。它没有用现代医学根除肺结核和脊髓灰质炎的方式根除反犹主义，也没有用现代医学降低婴儿死亡率问题的方式解决犹太人问题。恰恰相反，犹太复国主义以不完美的解决方式仓促应对严峻挑战，这一过程是难以驾驭的，它呼唤新的需求，适应新的环境，创造新的现实。它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改造自己，以不同的方式处理着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绝望的情况。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在20世纪，一步步前进的方式，这就是它塑造这片土地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当这辆火车驶向耶路撒冷的山峦，我看到的景致是这般模样：就像一床胡乱缝制的被子，布满补丁，总是临时拼凑解决方法。
火车经过了贝特西迈希——这是一个发展中的城镇，现在被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占据，滑向索雷克峡谷。轨道两旁，岩石的山延绵起伏。有一些山坡是光秃秃的，另一些则覆盖着犹太复国主义者种下的茂密的松树林，树林的灌木丛中，隐藏着一些巴勒斯坦村庄的废墟。
将犹太人集中到一个地方的举措是有必要的，但同时也是危险的。如果又一场历史性的灾难袭击这里，它将可能是犹太人所遭遇的最后一次灾难。那些开创犹太复国主义的先辈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清楚他们正带领着世界上最悲惨的国家走向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自己以及对别人有那般高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以那样一套精于算计、机变狡诈、训练有素的方式行事。他们清楚他们的使命是人类的能力难以企及的，就如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责任是人类的能力难以承担的一般。然而，多年以后，它已经无法再保持这样一种高水准的革命纪律性。它无法再保持这样一种奉献、严谨和献身的精神。承袭的一代人失去了历史眼光和责任感。他们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成就所愚弄，他们没有看到在犹太复国主义的行径中所蕴含的风险。逐渐地，他们失去了在深渊之上走钢丝所需的专注与谨慎。当意志衰落、智慧耗尽，再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来领导孩子们的十字军东征。这场运动的早期阶段，几乎一切都是对的，但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几乎一切都是错误的。
当他的火车驶进耶路撒冷，赫伯特·本特威奇冲出这个城市的古老而迷人的火车站，奔向最神圣的犹太遗迹——哭墙（第二圣殿的遗迹）。当我抵达耶路撒冷时，我冲出耶路撒冷新的、毫无魅力的火车站，奔向以色列最神圣的地点——亚德瓦谢姆（Yad Vashem），犹太人大屠杀历史纪念馆。
当我走到入口处，我屏住呼吸。墙上挂满了幽灵般的黑白照片。孩子为导师拉响了小提琴。情侣在雪地上滑行。犹太村，一辆有轨电车缓缓穿过。年轻人围着圆圈跳舞。一个小姑娘抱着一个洋娃娃。两个姑娘挥手对我说再见。
纪念馆是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三角形结构，穿山而过，就像一个地堡。在隧道似的主展厅两侧是讲述故事的黑暗画廊，讲述基督徒的反犹主义，纳粹的反犹主义，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116]。记录了书册被烧毁，犹太教堂被烧毁，人们被监禁。种族主义的法律，（纳粹分子强令犹太人佩戴的）黄星布，隔离区。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570万犹太人，被绞死，被枪杀，被毒气夺去生命。而三角形隧道的两边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终极论据：波纳利（Ponary）[117]、巴比谷（Babi Yar）[118]、马伊达内克（Majdanek）[119]、索比堡（Sobibor）[120]、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121]、达豪（Dachau）[122]、特雷布林卡（Treblinka）[123]以及奥斯维辛。还有波兰外交官简·卡思基（Jan Karski）令人难忘的脸庞，正是他的回忆披露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是那位在1944年下令不轰炸奥斯维辛的人[124]。发黄的地图上散落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荷兰的140 000犹太人——死亡102 000人。罗马尼亚的817 000犹太人——死亡380 000人。匈牙利的825 000犹太人——死亡565 000人。苏联的3 020 000犹太人——死亡995 000千人。波兰的3 255 000犹太人——死亡3 000 000人。
但这些数字中最令我震撼的是巴比谷大屠杀中犹太人的遇难人数。在1941年9月29日和30日，33 771基辅犹太人被带到森林中。纳粹命令他们站在深谷边，然后在谷边射杀了所有人，并把他们埋在深谷里。在巴比谷的48小时里，被射杀的犹太人比锡安之战之前的120年中死去的犹太人还要多，比以色列所有战事中死去的犹太人还要多。因此，有充分的理由理解这个建筑设计：这条欧洲犹太人毁灭的隧道最后通向一个明亮的阳台，在这里，你可以眺望耶路撒冷山峦的深绿色的森林。而当我站在大屠杀纪念馆的阳台，我无法抑制地为以色列而感到自豪。我生下来就是以色列人，我活着像以色列人，我也将像个以色列人那样死去。
从大屠杀纪念馆出来，我又继续前行，来到基瓦扫罗。为了使犹太复国主义赢得1948年的战争，为了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会终结于某个巴勒斯坦的巴比谷，本·古里安指示哈加纳在这一年的四月继续进攻。他命令犹太武装军队占领巴勒斯坦的村庄——胡尔达、代尔–牧塞、贝特马赫、萨里斯、艾尔–奎斯特，以封锁通往耶路撒冷的通路。配合着哈加纳的行动，民族主义的伊尔根（Irgun）[125]和斯特恩帮也对自己的村庄展开了进攻。1948年4月9日的清晨，他们袭击了西耶路撒冷的村庄戴尔亚辛，至少100名巴勒斯坦村民被屠戮。弹痕累累的尸体被一个排的17岁左右的士兵所埋葬，他们被送来收拾残局。他们当中最小的一位就是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孙子，在他的余生里，他所见证的恐怖情景在心中萦绕不去。然而，以色列处理1948年战争创伤的方式是非常实际的：他们在1951年把巴勒斯坦戴尔亚辛的废墟遗迹变成了封闭的精神疗养院卡法扫罗（Kfar Shaul）。
我走近白色的金属大门，询问守卫我是否可以进去。她拒绝了。所以我沿着篱笆走，找到一个缺口，偷偷溜了进去。一栋老式的巴勒斯坦石头房屋现在成了一个用于专业治疗的木器店。另一栋老式的巴勒斯坦石头房屋现在成了一间开放式的病房。还有更多的巴勒斯坦石头房屋现在成了封闭式的病房，用以收容那些会伤害自己和伤害别人的病人。最震撼我的是，具有宗教信仰的病人的庞大数目。他们当中，很多男人戴着白色的圆顶小帽，很多女人遮住了她们的头。尽管各处的迹象都显示，这里是一个现代的病院，但归根结底，那个古老的村庄仍然在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大多数的巴勒斯坦村庄被摧毁后，少数几个保留下来的其中一个村庄成了巴勒斯坦大灾难的核心标志。它无声的石头房屋仍然在讲述着故事：这里曾经是什么，当犹太人发疯的时候，这里又发生了什么。
戴尔亚辛的山顶现在被卡布兰大街和卡兹尼兰博根大街所环绕，这是哈尔诺夫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社区的主街道。以色列工党成员并不情愿建设这个被玷污的山峰，但新以色列人可没有这些顾虑。利库德集团和沙斯党看到了戴尔亚辛的房地产的潜能，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就在距离卡法扫罗围篱缺口——我钻进来的这个口子——几步远的地方，坐落着两座花哨的、宏伟的神庙——尼珥哈伊姆犹太学校和利夫·阿哈龙犹太学校。在他们之间，是欧罗特·海特舒瓦犹太学校的大型住宅区、宏伟的奈提维·海特尔穆德犹太学校以及小型的米希坎·哈特拉犹太学校。超过20所的犹太学校、犹太教堂和宗教学校坐落在戴尔亚辛的北坡，还有20所坐落在其东坡和南坡。这里的宗教机构占据了上万平方米的土地，它们的学院不工作、不纳税、不服兵役。规划了伟大的梦想、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承担了可怕的罪行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戴尔亚辛的土地上建立的，却是一个新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隔离区。
离开戴尔亚辛，我来到以色列的国家纪念基址——赫茨尔山国家公墓（Mount Herzl）。这里汇集了华盛顿纪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林肯纪念堂（Lincoln Memorial）、阿灵顿公墓（Arlington Cemetery）。过去，这里曾经是巴勒斯坦人的沙拉发山，在西耶路撒冷气势雄伟的山峰上，散落着一些巴勒斯坦的石头房屋和采石场。1948年4月，一支伊尔根小队驻扎于此，机关枪的火舌如雨倾泻，降落在戴尔亚辛。16个月后，西奥多·赫茨尔被安葬在这座山上。他的庄严的国葬被认为是战争结束的象征性标志以及犹太民族运动的胜利。克服了面对的所有障碍，这段始于1897年的伟大旅程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梦想实现了：锡安主义抵达了锡安。
这一栋建筑是庄严而压抑的。赫茨尔的朴素的黑色花岗岩坟墓顶部平坦，四周环绕着不规则椭圆形的园圃、花园小径和石头的围篱。公墓一角是赫茨尔的家人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们的坟墓。公墓的另一角是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的坟墓，他是右翼修正主义势力的领导人，也是“铜墙铁壁”[126]的预言者。第三个角落安葬着以色列的总统们、总理们以及议会的议长们。这里的象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就在这里，在这个山顶，犹太复国主义融入了以色列，以色列也融入了犹太复国主义。这里是自赫茨尔美景演变成真实的以色列的确切反映。这个象征性的基址是端庄而神圣的。它的力量蕴含在共和国的谦逊、经济和苦行主义中，蕴含在它开阔的沙砾小径和稀疏的地中海灌木中。它是理性的，没有任何神秘主义、弥赛亚主义或沙文主义的迹象。这里没有人为雕琢的痕迹。赫茨尔山国家公墓是一座不朽的纪念碑。
军人的公墓同样也是民主而节制的。这些牺牲的一排排士兵的名字并没有刻在墓碑上。几乎在每一片墓区，将军们都和下士们并排地安葬在一起。这里没有颂扬英雄主义和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题词。这里不会试图剥除每一个死去的人的特质。相反，小小的石碑强调着安眠在它们之下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简洁的墓志铭并没有让战争中的死亡变得圣洁，而是留下它原本的模样：最终的，可怕的。
赫茨尔山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以色列。它是1967年以前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以色列。它是世俗的、民主的、纪律严明的，兼顾了严酷苛刻与人文主义，兼顾了集体主义和个人感知。这里没有民族主义的媚俗，没有宗教的媚俗。在静谧的尊严中，它发表着宣言：这个山顶——全是富有远见的智者。在智者之下，有他的门徒；在门徒之下，有国家的领袖们；在国家领袖之下，有军人。他们艰苦跋涉，他们追求梦想，他们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大屠杀纪念馆和戴尔亚辛都在问着同样的可怕问题：我们还活着吗？我们战胜了过去吗？赫茨尔山则说，我们应当做到。它专注地讲述，宣告我们理当继续生活，因为我们不能沉溺于过去。我们应当生活下去，因为我们成功地压抑了大屠杀纪念馆和戴尔亚辛。我们应当继续生活，因为我们公正、强大、现代。我们的以色列是以未来为导向的。团结、进步和勇气占据了以色列这个主权国家的制高点。然而，这种良性的讲述终止于1967年。我们还能复兴吗？21世纪的以色列还能重建赫茨尔山的共和国吗？
离开赫茨尔山，我来到了斯科普斯山。站在1897年赫伯特·本特威奇对他渴慕的城市道别的地方，我反思着那些经典的以色列问题：以色列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的机会在哪里？这个犹太国家还能再存活一个世纪吗？在2097年的时候，我们还会在这里吗？
这几年来，耶路撒冷经历了某种意义上的复兴：与千禧年之交的那段日子相比，它有了更多的夜生活、更多的艺术活动、更多的年轻的能量。但是这个首都的人口是没有前途的。1897年，犹太人的数量占了大部分，达到62%。到1967年，犹太人的比率上升到79%。然而在上一个十年中，人口数量降低到1897年的水平：63%。在当代的耶路撒冷，进入学校的适龄儿童中，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约占40%，阿拉伯人的比率超过了35%。耶路撒冷的青年中，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比率不到四分之一，非宗教的犹太青年的数量只有八分之一。看起来就像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从未出现过一样。
诚然，耶路撒冷不是以色列。但就全国范围而言，犹太人口的统计数字都不容乐观。如今，大以色列的全部居民中，有46%是巴勒斯坦人。预计他们的总人口将在2020年上升到50%，到2040年时则增长到55%。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锡安的未来将变成非锡安主义。
为了探究以色列所面临的挑战，我向北进发，从斯科普斯山来到贝特艾。当我的曾祖父看到被认为是雅各梦见天使上下往来的梯子[127]的考古遗址时，他的心陷入宗教的情感而不能自拔。然而，如今这些遗址淹没在预制的水泥墙和水泥塔之间，以色列的占领者用这些水泥建筑保护定居者们在这条道路上往来，以免被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的怒火波及。追随着我曾祖父的足迹，我又从贝特艾来到希洛。我曾祖父看到的拜占庭式教堂的遗迹横亘在这里，一直延伸到一个被高高的围篱所环绕的犹太人定居点，这里的人们选择成为以剑谋生的奴隶主。无论是贝特还是希洛，它们的问题都是：究竟会是以色列终结了占领，还是占领终结了以色列？同样的问题也围绕着纳布卢斯和道唐山谷。犹太政府会拆除犹太定居点吗？是犹太人的政府将拆除犹太人的定居点，还是犹太人的定居点将拆除犹太人的政府？这个交叉点只有四条通路：一个在占领区实行民族清洗的有罪国家，一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一个包容两个民族的国家，或者一个带着巨大痛苦退回到分界线的犹太民主国家。我仍然相信，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倾向于第四条道路。但这些人并不团结，也没有决定性的力量。以色列缺乏领导这场痛苦而冒险的撤退所需要的政治力量。同样不明确的是，以色列共和国是否拥有撤销定居点和划分土地所需的能力。在1897年4月，赫伯特·本特威奇穿越而过的撒玛利亚地区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庞大的定居点工程。到目前为止，犹太复国主义还没有能力召唤出可以保护它的力量。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创造出来的悲惨现实中，它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了绳索。
我偏离了我曾祖父的路线，向巴力夏琐山进发。在本书的引言中，我写道，有两个因素使以色列有别于其他国家：占领和威胁。在21世纪，再没有另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征服另一支民族，再没有另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受到威胁。现在，当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将我带上撒玛利亚的最高峰，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占领和威胁。在监测以色列领空的雷达基地里，我思考着以色列周围渐渐迫近的威胁。
外围是伊斯兰的圈子。以色列是一个可以在很多穆斯林中间激起宗教仇恨的犹太国家。占领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放大了这种仇恨，然而，这却是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非伊斯兰的政治实体，在这片对伊斯兰具有神圣意义的、四周环绕着伊斯兰的土地上生存的方式。于是，这就造成了这个小小的犹太国家和广大的伊斯兰世界的固有的紧张关系。这么多年来，以色列明智地处理着这种宗教上的紧张关系。它与稳健派的伊斯兰国家建立了联盟，而与其他伊斯兰国家保持着秘密的商业往来。它与伊斯兰国家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了共同的利益，谨慎小心地避免将地区冲突转化为宗教冲突。但近几年来，当激进的伊斯兰主义纵横政界后，以色列便失去了一些伊斯兰的同盟。犹太极端势力与伊斯兰狂热势力相互依靠。在某些伊斯兰的国家，对以色列的敌意正日益活泛。在今天的西亚与北非的政局面貌中，反以色列的潮流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抓住任何一个时机，这些力量就会燃烧起来。伊朗是巨大的威胁，但其他一些穆斯林国家同样也是巨大的威胁。一个包含15亿穆斯林的巨大的圆圈包围了这个犹太国家，并威胁着它的未来。
中间圆是阿拉伯人的圈子。以色列是一个建在阿拉伯世界心脏位置的犹太国家。阿拉伯民族运动试图阻止以色列的建国——但是失败了。阿拉伯的国家试图毁灭以色列——但是失败了。因此，以色列作为一个非阿拉伯国家存在于中东地区，就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失败的见证。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当阿拉伯的民族主义遭到削弱、腐化堕落时，它被迫暂时搁置了它的不满，表面上承认了以色列。于是造成了以色列与埃及的和平协议、以色列与约旦的和平协议以及区域稳定。然而阿拉伯民族的觉醒改变了这一切。当稳健而腐化的政治体制被新的政体所取代，公众的紧张情绪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群众要求对以色列采取强硬态度。尽管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的大型战争还没有迫在眉睫，但区域的稳定脆弱得不堪一击。以色列现在面对的阿拉伯军事力量没有之前那么多，但却需要面对更多的阿拉伯动乱。当阿拉伯民族国家（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崩溃时，环绕在以色列周围的将是一圈失败的国家[128]和极端主义的国家。就像开始于2013年8月末的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证明的那样，新的危险正在酝酿。所以和平如履薄冰。由3.7亿的阿拉伯人围成的圆圈包围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威胁着它的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