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圈子是巴勒斯坦人的圈子。以色列是一个被它的邻居看作建立在本地的巴勒斯坦的废墟之上的定居者的国家。很多巴勒斯坦人将以色列视作外邦，他们被驱逐出自己的聚居地，以至于无立身之地。庞大的巴勒斯坦族群有着一个隐秘的愿望，就是盼望阻止以色列的政治运动，因为以色列的政治运动破坏他们的社会、摧毁他们的村庄、清空他们的城镇、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变成了难民。只要以色列还拥有压制性的力量，稳健的巴勒斯坦人就会掩藏他们的愿望甚至压制它。但稳健的巴勒斯坦人的阵线正在回缩，激进的巴勒斯坦人数量不断增多。当宗教极端主义和阿拉伯的极端主义开始主导整个区域时，巴勒斯坦的实用主义就陷入了重重包围。因此，如果有那么一会儿以色列虚弱下去，被抑制的巴勒斯坦愿望就将猛烈爆发。而由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总人口超过了以色列犹太人的人口，他们将赢得真正强大的力量支持。由1 000万巴勒斯坦人组成的核心力量威胁着以色列的生存。
近几年中，这三个威胁圈已经融合了。随着伊斯兰军事力量的增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稳健派的势力遭到削弱，达成全面和平的可能性逐渐降低。与此同时，以色列从南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单方面撤军，为不时用火箭弹和导弹威胁以色列的恐怖主义组织清出了大片的土地。这就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以色列不从约旦河西岸撤军，那么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将是穷途末路；但如果它真的撤军了，它就会面对一个以伊朗做后盾、由伊斯兰兄弟会（Islamic Brotherhood）支持的西岸政权，其拥有的导弹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结束占领的需求是前所未有的强烈，同样，结束占领的风险也是前所未有的。
到目前为止，犹太复国主义对这三重威胁圈的抵御都是非常有效的。以色列高明的外交手腕阻止了伊斯兰的圈子合并成一个足以扼杀以色列的政治活动圈。以色列的军事力量阻止了阿拉伯获得在战场上打败以色列的能力。以色列的智慧阻止了巴勒斯坦用恐怖主义袭击破坏以色列政局的稳定。然而，巨大的压力正压在以色列的铜墙铁壁上。一枚伊朗的核弹，阿拉伯新一波的敌对浪潮，或者一轮新的巴勒斯坦危机，也许就会把它击垮。所以，以色列在它建国的第七个十年所面临的挑战，就如同它在建国最初的几年里所面临的挑战那般戏剧化。当我站在巴力夏琐山的山顶时，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正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
从约旦河西岸的最高峰，我向北进发抵达他泊山。当我到达山顶时，我走出汽车，绕着方济会的修道院（Franciscan monastery）而行，观察赫伯特·本特威奇1897年穿越撒玛利亚经过的山谷。在那时，还没有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居住在这里。到处都是沼泽，有自给自足的农夫，还有贝都因人。但是自他泊山开始，百年奋斗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伊兹拉山谷，大多数居民都变成了犹太人，但是在加利利的山区，阿拉伯人占据优势。当犹太复国主义攻克了圣地的山谷，它的山脉间仍然遍布巴勒斯坦人。尽管付出了所有的努力，犹太复国主义仍然没有占领内盖夫的山脉、加利利的山脉以及中部山区。犹太复国主义仍然是一个幻景，将它的长长卷须伸入内陆的山谷。美吉多和拿撒勒之外的村庄里的白色宣礼塔，让这一幅图景更为清晰。消失的阿拉伯人回来了。
以色列一直忽略了它的阿拉伯平民。它还没有找到吸纳它的五分之一阿拉伯人口的合适途径。没有在1948年被驱逐的阿拉伯人已经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压迫了几十年。这个犹太人的国家没收了阿拉伯人的土地，践踏着他们的权利，没有给予他们真正的平等。这几年来，压迫有所减轻，但以色列并没有与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缔结一个真正的公民契约以保障阿拉伯人的完整公民权。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明确定义这个犹太民主国家对作为少数民族的阿拉伯人所承担的义务，也没有明确定义作为少数民族的阿拉伯人对这个犹太民主国家所承担的义务。一方面，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从未享有真正的平等；另一方面，政府并不总是在其管辖范围内进行执法，而是允许他们的部分城镇和村庄处于无政府状态。于是造成了不受法律制约的危险处境。很多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不尊重中央政府，也感觉不到他们属于政府的管辖范围。他们更亲近以色列之外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周遭的阿拉伯人，这意味着他们的情况与北美和西欧的少数民族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尽管他们是犹太国内的少数民族，但他们却是本区域内占据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将以色列的犹太人变成区域内的少数民族。从未有人处理这个复杂的事实，也从未有人明确阐释这种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互相转化的关系。目前为止，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经济利益和公民权利还是有一定保障。尽管他们从不曾公开承认这一点，但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一个事实，就是他们的境况已经比在埃及、约旦、叙利亚的兄弟姐妹要好得多。但是，政治的隐患仍然存在。随着阿拉伯少数民族的人口持续增加，随着他们的自信逐渐增强，他们将危及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民族国家的身份属性。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个关键性的问题，骚乱是不可避免的。
我继续我的旅程，从他泊山来到太巴列（Tiberias）。本特威奇的代表团曾经在这座古老城市的南面、加利利湖的湖滩上搭起了白色的帐篷。我开车赶往更远的南方，穿过了约旦河，来到加利利海的南部边缘。这里就是德加尼亚，它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基布兹，试图融合乌托邦理想、公社集体生活和殖民主义。在这片湖滩之上，曾经进行着激动人心的人类社会实验：为了创造一种能够拯救犹太人的民主的共产主义制度。
在它成立的39年后，德加尼亚被叙利亚军队袭击，经历了空袭、炮击和装甲突击。保卫公社的基布兹社员和士兵们用反坦克火箭筒、步枪和燃烧弹阻挡了入侵的坦克。数十人在战斗中牺牲，安葬在战场的不远处。一辆在战斗中被俘获的坦克被安置在基布兹的大门口，以纪念他们的牺牲。
站在神话般的坦克前，我思索着21世纪以色列所面临的精神挑战。德加尼亚的守护者能以这样的生命成本阻挡叙利亚的军队，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信念。乌托邦的梦想和公社迅速成长的现实，赋予他们精神力量来承受诸如1948年战争这样的挑战。然而，当代的以色列已经没有乌托邦的梦想，没有了公社，曾经拥有的决心和承诺也只是虚有其表。没有了它们，我们还能在这里生存吗？我们还能为我们陈腐的以色列奋勇作战吗？就像德加尼亚的战士们为他们的基布兹梦想而战。当真正的艰难日子降临，我们还能保持我们的消费至上的民主吗？在伊斯兰的威胁圈子、阿拉伯人的威胁圈子、巴勒斯坦人的挑战圈子以及国内的威胁圈子之内，还有着来自精神挑战的第五重威胁。以色列的集体意识是否已经不再适应以色列的悲惨现状？
赫伯特·本特威奇曾经乘着船渡过了加利利海，而我开着车绕湖而行，途经了太巴列、塔布加和迦百农。距离古老的渔村北部几英里的地方，就是耶稣曾经教导门徒的地方，现在是殖民地罗什平纳。1897年，有一位叫伊扎克·爱泼斯坦（Yitzhak Epstein）的教师曾经定居在这里，尝试把犹太人与阿拉伯人联合起来，在同一所学校教导他们的孩子。十年后，这里是农艺学家海姆·马格里斯·卡拉瓦瑞斯基（Haim Margolis Kalawariski）的家园，他是第一批致力于实现和平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一位内科医生基甸·梅尔（Gideon Mer）就居住在罗什平纳，在他的诊所里，救治了饱受疟疾摧残的阿拉伯邻居们。但是在1937年，在罗什平纳出现了第一位犹太恐怖主义分子什洛莫·本·约瑟夫（Shlomo Ben Yosef），在他尝试谋害一辆正在驶向迦南山地的阿拉伯巴士上的乘客后，他被英国人实施了绞刑。
以色列所面临的第六重威胁是道德威胁。一个陷入无休止战争泥沼的国家是很容易堕落的。它很可能会变成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或者只是变得残忍无情。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持久的国家战争中，以色列仍然维持了大体上的民主观念和民主机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它保持着一个合理的社会道德体系。大多数人尊重人权，支持自由与民主。但是在近几年，以色列民主的核心正承担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占领对以色列的道德造成负面影响。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和俄罗斯移民的少数群体常常并不珍惜民主观念，而是视为理所当然。对日益增长的占据人口优势的阿拉伯族群的恐惧孕育了排外情绪和种族主义。正在实施的占领、正在进行的争斗、人道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崩塌令黑暗的力量威胁着这个国家。半法西斯主义思想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吸引了一批右翼的边缘势力，现在又赢得执政党里的某些主要政治人物的支持。然而，就像2013年大选所证明的那样，以色列并没有全然地充斥着黑暗。以色列仍然拥有一个理智的中产阶级核心。然而，一场持续百年的战争引发了一场道德危机。1937年在罗什平纳爆发的残忍暴行仍然在继续。以色列仁慈民主的身份依旧在不间断地被质疑。
从罗什平纳向北进发，我抵达了约旦河。当赫伯特·本特威奇骑着马穿过胡尔达山谷时，这里住着阿拉伯人，这里还是一片浅水湖。在1947年至1948年期间，阿拉伯人被赶走。在1953年至1957年期间，湖被填平，为农业定居点铺路。在我出生的十年前，犹太复国主义克服了它在这个山谷所面对的两大障碍。随着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它清理掉了巴勒斯坦人。随着一项宏伟工程的开展，它清理掉了浅水湖，清理出一整块区域供资深的开拓者和新移民居住，落后的巴勒斯坦被现代的以色列所取代。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早期年代，它的这种双重作用成功地引领着一个新的、强大的希伯来身份属性。
这个希伯来的身份是革命性的。它把自己定义为对犹太宗教、犹太人的大离散、犹太人的被动生存状态的反抗。它坚持以希伯来的土地、希伯来的语言以及对希伯来人对未来的信念为根基。它将《圣经》的历史视为神话，同时也忽视了后圣经时代的犹太历史和传统。它珍视进步、行动以及对生活的世俗的态度。它以一种普世的视角来小心地平衡民族热情。它的其中一个意向为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另一个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但两个都反对宗教干预政治、抵制外邦人。两个都是集体信心与启蒙运动的结合。这就是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相信它是合适的，并且说服别人它是合适的。这是一段长长的、长长的旅途，但我们必须走上这段旅途，我们还要边走边唱。我们必须上路，并且相信它并非还要好几年才降临而是立刻降临，相信它不是通向上帝而是通向我们自己，相信我们将凭一己之力实践这种新的、世俗的宗教，相信我们将凭借自己的能力，驱逐阿拉伯人、填平浅水湖、移走山峦。
在20世纪前三十几年，以色列把自己镀上了希伯来的身份。在接下来的三十几年里，这种身份保持着主导地位。它是一种真正的力量，正是它战胜了1938年的阿拉伯大起义，战胜了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战胜了1967年的阿拉伯国家。它是建立一个国家、保卫一个国家、吸纳移民定居于这片土地的力量所在。从某些方面说，它又是一个残酷的身份。它把以色列人从大离散犹太人的群体中分离出来，它切断了他们的犹太根基，令他们失去了传统，失去了文化的连续性。就某些方面而言，它是一种虚假的身份，将一个基于抑制和否定的人为身份强加于以色列人身上。失去了犹太人灵魂的深度和多样性。但是，如果犹太复国主义革命要想取得胜利，革命的希伯来身份是无法避免的。它赋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种狂妄自大的观念，但是却适合当时以色列的情况。它赋予以色列最高权力，没有这个权力以色列将无法生存。它做下这一切时并非严肃地板着脸，是高高兴兴的。它令以色列的整整一代人，高兴而乐观地走上他们需要走上的路。我们正踏上我们的旅程，他们这样高歌。我们在路上，吆么嗬嘿，吆么嗬嘿！
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这个希伯来的身份变得晦暗不明。到21世纪初的时候，它看起来似乎已经分崩离析了。占领、全球化、大量的移民以及非犹太复国主义的少数派势力的增长，已经磨损了希伯来的霸权。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更加野性的、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取代了僵硬死板的生活方式。爱国主义与普救说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对大离散和宗教的世俗反抗平息了。世俗的信念遭到削弱，进步遭到削弱，集体主义的观念已然消失。就像胡尔达的苦咸水又渗透回它的河床，犹太教、犹太区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再度折返。就像曾经在这个山谷里发生的残忍行径再度出现，犹太人集体心理曾经经历的残忍行径也杀了个回马枪。蓬勃发展的以色列的自信心笼罩上了生存问题的阴影：成功，还是失败？繁荣，还是毁灭？
以色列所面临的第七重威胁就是它摇摇欲坠的身份所造成的威胁。我途经的众多基布兹就像一块画着以色列现代景观的油画布：高高耸立的桉树、挺立的苍柏、耕犁好的田地以及堆满谷物的筒仓。但是在基布兹的大门后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公共食堂和幼儿园已经空无一人。曾经在这里的关于以色列的一切如今已不复存在。定居于这个山谷、并且很快在这个山谷站稳脚跟的希伯来文化已经不复存在。它们改变了形式，改变了特质，变成了还没有被定义的某种东西。当我离去，将山谷远远抛在身后，我意识到，这个身份问题将是核心问题。
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核心是身份的革命。这种身份革命是诱人而危险的，它就像性别的更改。在我们的病例中，手术看起来是成功的，结果看起来是非凡的。但这个病人的问题在于没有获得内在的平静，仍然处在焦躁不安的状态中。而现在，他完全崩溃了。我们的新的、暴躁的身份正崩解为大量的身份，其中一些非常脆弱、令人困惑。到那时，我们将再也不能识别出我们自己。我们将不能确定我们究竟是谁。
赫伯特·本特威奇从约旦河登上了黑门山的山腰。而我则更有野心：我的目标是山顶。越过了卡拉特宁录的十字军要塞，越过了迈季代勒舍姆斯的德鲁士村庄，越过了内夫阿提维的以色列定居点，越过了滑雪胜地的低缆车、高缆车，我抵达了黑门山上封闭的军事基地。这里海拔2 230米，我站在以色列的最高峰。
以色列有七个威胁圈，分别来自伊斯兰、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国内、精神、道德以及身份属性。我们选择了这块土地，便把我们自己置身于这七重同心圆的威胁圈的中心。然而在21世纪，尤其危险的是，自从我们抵达片土地就一直给予我们支持的力量正在遭到削弱。西方世界处在相对的经济和政治衰退阶段。大离散犹太人群体正处在人口的衰退阶段。以色列与西方开明犹太人的同盟正处在衰退阶段。而与此同时，西方势力在中东维持秩序的能力也在衰退，他们在第三世界阻止核武器扩散的能力也是如此。当伊斯兰的狂热势力日益增长，却没有多少西方力量可以站在以色列的身旁。以色列的占领、犹太极端主义以及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正在削弱支持以色列的剩余力量。
1967年，以色列占领了黑门山，并在山顶建立了一个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基地。1973年10月6日，叙利亚攻占了这个基地，俘获了里面的工作人员。两周后，数十名以色列士兵在这个陡峭的山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让以色列得以恢复在这个最重要的山峰上的控制权。如今，大部分最尖端的科学技术都出自这个如同科幻小说一般的山顶工作站。黑门山的高科技城堡让以色列能够密切监视叙利亚以及叙利亚以外的广大区域。
因此，当我注视着山下荒芜的叙利亚平原以及身旁复杂精妙的以色列高科技城堡，我突然意识到，以色列本身就是一个城堡。就像800年之前的十字军，我们正住在一个面朝东方的悬崖之上。就像基督教的骑士们一样，我们仰赖我们高高的围墙、锋利的宝剑，是它们使我们得以生存在这个想要清除我们的地方。然而，这个现代以色列城堡的力量却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它如今的行事和感觉已经不像一座城堡。
它并非一贯如此。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尝试夺得这片土地的方式是修建乌托邦式的水塔，就在水塔下面我们兴建红屋顶的基布兹房屋，我们在祖先的土地上灌溉耕犁棕色的农田。然后，当现实受到冲击，我们通过修建带有瞭望塔和围栏的定居点来夺取土地：这些预制的要塞能让犹太人在阿拉伯人带着敌意攻击他们的境况下仍然能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经历了一代人或者两代人，以色列便装备上了瞭望塔和围栏。就像十字军一样，它过着基于意识形态、谦逊和纪律的宗教般虔诚的生活。犹太复国主义本质的强硬刻板令我们征服了这片土地，令我们得以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令我们能够征收并保卫这片土地。
但是，在过去的一个世代里，我们的要塞是如此成功，以致它停止了发展，看起来再也不像一个要塞。每隔几年我们就会想出一个新的发明：迪莫纳、摩萨德、空军、辛贝特、箭式导弹、“铁穹”防御系统。这些发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这些在常态下创造出来的力量将使常态永久维持。一个自由的社会和一个自由的市场给我们带来对手不曾拥有的优势。再也没有必要需求瞭望塔与围栏式的十字军精神。相反当十字军还需要集体节欲来维持他们的要塞，我们将解放和个人主义转变为我们力量的源泉。以色列的要塞已经成为一个不设防的要塞，从中产出源源不断的霸权。
但是时代正在变化。西方的逐渐衰落和东方的骚乱使天平倾向于叙利亚和东非大裂谷地带的一边。而在黑门山，这种体现几乎是直观的。旧的叙利亚消逝了，伊拉克改变了，约旦的稳固正面临质疑。就像大规模屠杀平民和使用化学武器证明的那样，残忍暴虐已经超出了人类的理解。在山顶边界迎面吹来的呼啸的风，正在变成横扫中东的十二级飓风。因此，悬崖要塞的未来暧昧不明。当我注视着赫伯特·本特威奇在1897年4月遗留下来的土地时，我不知道我们还能把我们奇迹般的生存故事延续多久。再多一代人，两代，三代？直到最终我们再也不能紧紧握住手里的宝剑，直到最终这把宝剑锈迹斑斑。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直面这样一个周边的世界——世界都拿着矛对准它，对峙了100多年。
针对以色列所面临的七重威胁，2013年有了两个戏剧化的进展。一个是新中东，另一个是新政治。
在刺激国际舆论几年后，“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129]仍然在改变着阿拉伯的世界。由埃及塔利尔解放广场革命引发的一连串事件造成了深刻、持久和惊人的影响。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以及伊拉克）半世俗的、伪现代的独裁政权的灭亡，宣告了持续半个世纪专制、腐败政权的终结。重要的民族阿拉伯国家的崩溃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殖民力量组建的、延续一个世纪之久的地缘政治现状。如今，阿拉伯民族主义让位于部落主义。面对宗教极端主义，阿拉伯的现代化走向恶化。随着阿拉伯民族国家和阿拉伯的国民一统性遭到削弱，混乱滋生。虽然阿拉伯君主专制仍然坚挺，失败的国家、极端主义运动、四分五裂的国家取代了曾经世俗而紧密团结的阿拉伯共和国。
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梦想已经破灭，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的“不战不和”不复存在，萨达姆·侯赛因（Sadam Hussein）、哈菲兹（Hafez）和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ssad）推行的残酷的复兴世俗主义已经消失。目前，尚不清楚像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利比亚这样的国家是否还能维持他们的民族身份。在20世纪结束后不久，曾经在20世纪挑战犹太复国主义的巨大力量就分解了。
显而易见，这些重要的变化在短时期内提高了以色列的战略地位。随着这个犹太国家证明自己是西方国家唯一可靠的中东盟友，它重新赢得了某些旧有的正统性，并再次被视作一个有价值的资产。随着高科技的以色列与其衰落的邻居们之间的军事鸿沟的拉大，它再次恢复了作为区域主导力量的地位。当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和埃及陷入持续混乱，旧有的一场全面常规战争爆发的威胁也随之减小。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激烈斗争让阿拉伯新兴的宗教势力疲于奔命。大部分阿拉伯人的注意力都倾注在阿拉伯内部的问题上，暂时消减了他们危及以色列生存的能力。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寄希望于以色列，希望以色列能够把他们从激进元素中拯救出来，因为现在这些激进元素直接威胁到他们的未来。因此现在，朝气蓬勃的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看起来比它100年来的对手——衰落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要团结得多、有效得多。由贝尔福勋爵在1917年11月2日签署的宣言，已经被证明——到目前为止——要比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及查尔斯·弗朗索瓦·皮科特（Charles François Picot）在1916年5月16日达成的协议要更为切实可行。1916年的协议把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与法国之间的阿拉伯土地进行了划分，由此而定义出现代的阿拉伯民族国家。诚然，以色列是在暴风骤雨的海洋中孤独矗立的一块礁石。但是在它出现的66年后，这块礁石似乎远比它周边的水域更为稳固。
然而，从长远来看，新中东可能要比旧中东更加危险。如今，和平已经毫无希望：没有一个拥有必要合法性的温和派的阿拉伯领导人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实体签署一项终止争端的新协议。而现在，即便是基于威慑的稳定也很难保持：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足够稳定和强大到可以保证边界稳定和长治久安。现在，以色列将最终成为阿拉伯世界替罪羊的风险正在增加：如果伊斯兰的政治力量不能实现它的承诺，如果民众们继续奋起反抗它，宣泄这种愤怒的简单方法就是将之转向他们隔壁的、生活得异常繁荣和自由的异教徒身上。
精良武器落入狂热分子手中的危险正在增加，他们非常渴望将这些武器用在这个犹太国家身上。简而言之，随着阿拉伯军事力量的旧威胁的衰落，新的威胁就是阿拉伯世界的混乱。令人不安的情况正是阿拉伯的混乱和伊斯兰的狂热正在敲响以色列的大铁门。来自以色列国外的伊斯兰阿拉伯的普遍不满和来自国内的令人绝望的巴勒斯坦动乱，它们结合起来是令人震惊的。以色列树立高大（科技的）围篱和威武（物理的）城墙的能力是令人敬畏的。近几年的情况表明，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高大的围篱和威武的城墙是有效的。但是在将来，这种重重包围的孤岛策略将耗尽它自身。总有一天，这块坚固的礁石将被区域性海啸的愤怒波涛击得粉碎。
新政治是以色列2013年大选戏剧性的结果。富有魅力的电视明星、中立派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以及年轻的软件企业家、民族宗教主义的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的惊人成功，重塑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投票中，2011年社会抗议运动的反资本主义情绪转变成了压倒性的反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票选优势。以色列中产阶级不再奋起反抗金融寡头，他们反抗的是宗教极端分子和尸位素餐的政客。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断缩水的犹太复国主义多数派突然振作了起来，阻挡着不断扩张的非犹太复国主义的少数派，并尝试抓住对这个误入歧途的国家的控制权。一种新的力量浮出了水面。一些令人吃惊的事件正在发生。以色列新的政治游戏，其名字就叫新政治。
拉皮德以组建一个新政党的方式启动了他的竞选——他成立了未来党（拥有未来，Yesh Atid，There Is a Future）。他的成功引发了对未来党现象的讨论，未来党是新政治的核心，但还没有适当的定义。以下是未来党的一些特征：拒绝旧有的左右翼划分；故意漠视巴勒斯坦问题、伊朗核威胁以及以色列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加强对普通以色列人日常生活的关注（主要关注高额的生活费用和不断飙升的房地产价格）；厌恶特殊利益集团和享有特权的少数派，因为他们没有与公众分享利益；赞扬工作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肩负为保障以色列继续航行的军事和财政负担；奉承实用主义的、理智稳健的以色列身份。
未来党的政治基础就是那些辛勤工作、纳税、服兵役的以色列犹太人，这正是丹·本·戴维在前一段时间对我提及过的。在未来党中，这些从事生产的、中间派的以色列人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图标。在这个拉皮德缔造的政党里，这些理智的以色列人可以看到能够将犹太国拉出泥沼、引领它前行的火车头。因此，2013年的大选唤起了希望；因此，变革正在空气中酝酿的感觉鼓舞人心。
确实，这种变革在空气中扩散。尽管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的拉皮德因其保守的紧缩预算而受到批评，他仍然是这番变革的一位强力代理人。改革无处不在。一阵社会运动和经济复兴的浪潮登上了当代以色列公共生活的中央舞台。开始尝试征募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改革政府、限制垄断的能量、削弱工会，以及促进更为公正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新想法是残酷的撒切尔主义的，但其他主张都是基于平等主义的。然而这种对政治的活跃态度经常被平民主义所感染。大部分主张都是被立即取悦广大民众的渴望所驱使，代表着资产阶级政治的自我满足和利己主义。而这远超过一些带有敌意的、针对弱势的少数派的反自由主义。这些党派政治的运作方式带上了一些不民主的污点，其对目前占领状况的默许令人担忧，其对阿拉伯世界的兴趣缺失更令人惊恐。尽管新政治已经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复兴中的以色列的新图景，但还不明确在这幅图景之后，真正埋藏的是什么。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好消息，就是以色列日益比它的邻国强大，以及以色列决定变革它自身。但这个十年里的坏消息就是，中东地区正在扩张，而以色列已经背弃了中东。军事和技术上的优势已经让新的以色列变成古怪的孤立状态：他们只关注内部，他们忽略了他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巴勒斯坦人现在变成了被刻意回避的屋子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130]，没有人敢谈论。临近的阿拉伯国家以及广阔的伊斯兰世界仿佛隔着几千英里远一般。危险的地缘政治的回避和地缘政治的满足，让以色列再一次地陷入了极端的自鸣得意中。
作为犹太人，我们从来没有生活得这般好。20世纪是犹太民族戏剧化的历史中最戏剧化的年代。这个世纪的前半叶是我们所经历的最残酷的时期：我们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民，每三个犹太人中就有一个离去。但是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却是令人惊叹的。在北美，我们创造了最完美的大离散犹太人；而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我们建立了现代的犹太主权国家；在欧洲、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犹太人同样过着优越的生活。21世纪的犹太人拥有着他们的曾祖父母只能在梦境里才能拥有的东西：平等、自由、繁荣、尊严。我们曾经是被迫害的人民，而现在我们获得了解放。曾经令人怜悯的人民现在赢回了骄傲。我们获得了充实我们自己、充分享受生活的能力。一场史无前例的犹太人的文艺复兴令三代犹太人相信他们逃脱了犹太人的命运。在美国，一项引人注目的工程已经完成：一个组织严密的、自由的、由精英实施管理的犹太人社会已经建成。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成就非凡。犹太民族解放运动赋予了犹太人民他们曾经被剥夺的基本权利，赋予了他们曾经失去的生活期待。它征服了一片土地，解放了一个民族，进行了一场与众不同的革命。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革命会比特拉维夫港的革命更加明显。就在这里，雅孔河的南岸，第一届犹太人奥林匹克运动会——马加比厄运动会——于1932年春天在这里举行。短短几周之内，一个体育馆被匆匆搭建起来，数千名的观众在这里聚集，观看从21个国家来到巴勒斯坦的数百名运动员，他们要证明，20世纪的犹太人是一个全新的犹太民族：运动的、健壮的、强大的。就在这里，马加比厄体育馆以南，特拉维夫的第一届国际博览会——黎凡特展销会——于1934年春天在这里举行。仅仅在8个月的时间里就竖起了一栋包豪斯风格的建筑，36个国家的2 200家公司在这里展示他们的商品，展示他们对现代特拉维夫的信心。大约60万的参观者前来观看了这个奇迹：在雅孔河的南岸上，中间东方的场地，竖着一只飞驼——这是黎凡特展销会的会标，证明其建筑和杰出的商业连接着西方和近东。在黎凡特展销会的西边场地，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36年夏天建立的第一个港口。短短几个星期，一栋海关大厦竣工，包括众多的仓库和一个木头搭建的码头。码头上，第一个希伯来码头工人扛着第一个水泥袋走进第一个希伯来城市的第一个港口。数千人聚集在他的身边，高唱着充满希望的国歌《希望之歌》，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之情。七个月之后，当巴勒斯坦爱乐乐团（Palestine Philharmonic Orchestra）第一次音乐会举行时，他们再一次在简易大厅里唱响了《希望之歌》。当反法西斯主义的阿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指挥着法西斯主义下的65名幸存者，在特拉维夫的海岸奏响勃拉姆斯、门德尔松和舒伯特的作品时，很多观众热泪盈眶。两年后，一名前俄国的革命者在简易大厅的北面开设了一家里程碑式的电站。在短短九个月的时间里，这位灵巧的工程师平夏斯·罗滕伯格（Pinchas Rotenberg）带领着他的1 000名工人夜以继日地工作，成功建造了雷丁电站，加速了这片土地的电气化，为快速发展的特拉维夫提供了电力。与此同时，在雷丁电站以北，这座第一个希伯来城市的第一个机场里的第一条跑道铺设完毕。1938年秋天，第一架国际航班升空：从特拉维夫途经海法到达贝鲁特。在这块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小区域里，在六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六起不同的大事件，每一件都足以称得上是一个传奇。在特拉维夫的北部边缘，奠定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的、富有创造的、至关重要的、热爱生活的犹太人生存的地基。
我选择从机场向南走。漫步在跑道与大海之间的长廊上，恰巧碰上一家高新科技的公司员工出游。20个戴着头盔的男人和女人骑在红色轮胎的赛格威电动车上。在他们身后是骑着自行车的人，他们穿着无袖T恤和莱卡短裤，表情坚毅。清晨的慢跑者显得更为轻松：有结婚的夫妇，有男性的同性伴侣和女性的同性伴侣，他们装备着带荧光的跑步设备。我看到穿着溜冰鞋的苗条姑娘、固执己见的退休者以及业余的垂钓者。我面前、地中海的海岸上坐落着以色列的中央公园，这里是中东的汉普特斯西斯公园（Hampstead Heath）——四周萦绕着只有自由的社会才能给予其公民的寂静和安宁氛围。在这里，有着犹太人两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幸福感。
20世纪30年代，在这几百英亩的土地上成就的六项事业奠定当代特拉维夫的根基。他们孕育了主动、勇敢、活泼、创造、智慧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但他们的体现有所不同。马加比厄运动会和黎凡特展销会，是充满希望的。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在这里改变，我们赢得胜利。但是港口、乐队、电站和飞机场是诞生于危险之上的成就。它们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聚拢的阴云之下，发生在德国的威胁和阿拉伯的威胁之间，发生在欧洲预计到的灾难和开始于巴勒斯坦的战争之间。当前两项奇迹发生时，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视野；当后四项成就发生时，面对的是残酷历史的钳形攻势的迫近。
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就以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令人惊叹的能量为特征，但这个特征在1936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那时起，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场艰苦的战斗：加强对抗命运的信念，与命运搏斗，付诸行动。因此，挖掘港湾、演奏门德尔松、建设电站、铺设跑道，此时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兼具了英雄主义和悲情。
这个电站令我着迷。在后来的日子里，电站被添加了某些丑陋的结构。但1938年的原始建筑物是朴素而宏伟的。罗滕伯格的建筑师们所选用的里程碑式的国际风格突出了现代的力量。尽管20世纪30年动荡不安，但是使巴勒斯坦走向电气化的涡轮机仍然被安置在雅孔河北部河岸的神社里——这是在几个月内建立起来的。但是特拉维夫故事的意义并不止这些。在阿拉伯大起义切断了特拉维夫与雅法港之间生命线整整一个月后，特拉维夫修建了一个木制的码头。在它竣工的当天晚上，它就被冲到了海里，但很快就被一座坚固的铁制的码头所取代。但是这还不够。特拉维夫修建了一条防波堤，并修建了更多的码头。在被围困六个月后，这个城市从自己的码头送出了第一箱柑橘——送往白金汉宫。通过这样做，它整合了犹太复国主义对抗那些意图毁灭它的行动模式。它并不是用恐惧回应恐怖，而是用建设回应恐惧。它表达了一个年轻国家坚决战斗的生命冲动，并相信它想要生存下去的信念将克服环绕它四周的死亡氛围。
我站在温暖的瀑布旁，它从电站落入地中海。当又一个骑着自行车的队伍从我身边经过时，我思考着，我们身上是否还有在特拉维夫修建电站、开挖特拉维夫港口的坚韧刚毅。因为如果要面对落于我们身上的七重威胁，我们需要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智慧、能量和献身精神。我们需要的是主动、勇敢、活泼、创造、智慧，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作为个体，这些所有的特征都体现在“是的，我们能”的精神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拥有如此引人注目的创新和如此出色的别出心裁。但是作为一个集体，我们看起来已经失去了我们所有曾经拥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民族国家功能严重失调，我们的政治是如此的可怕。如今，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自由但是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所以关键问题是，这个出现在这里的自由社会，是否可以产生足够大的力量来抵御危及它的外部和内部威胁。
过去的经验是令人鼓舞的。一次又一次，我们奋起迎接挑战。这种克服威胁的模式不断重复着，甚至在21世纪最初几年的特拉维夫港也是如此。2002年，一波恐怖主义袭击以色列。每个月因自杀式炸弹袭击而遇难的人数多达数十人。整个国家吓得目瞪口呆，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然而，就在街头血迹未干之时，一个新的倡议就被提出来——翻修历史悠久、被忽略多年的港口。两年之内这些废弃的旧仓库就变成了繁荣的休闲场所建筑群：商店、咖啡馆、餐厅、酒吧、夜总会。就在这个地方，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战胜了阿拉伯人大起义。将近70年后，这种以色列的精神又战胜了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暴动。所以，现在的挑战是战胜我们内部的弱点。我们有寄予厚望的充分理由。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如果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能够被统一到我们的现代社会中，这将带来一股类似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大移民所带来的能量。如果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能够融入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并被赋予他们应得的平等，他们可能更喜欢民主以色列为他们提供的平等，而不是巴勒斯坦和伊斯兰的激进政治运动所提供的。如果对近海天然气的意外之财（这很快让以色列成为能源富裕国，并使之更加富裕）进行适当的投资，这将为一场真正的内部革命提供大笔资金，而以色列共和国将得到复兴。就像2013年所证明的那样，以色列并非失去了一切。它还拥有理智，还拥有建设性的态度和前进的深切愿望。当越来越多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现代正统犹太人以及俄罗斯移民接受这个犹太民主国家的准则和民族精神后，反民主的势力将会平息。
我穿过雅孔河进入港口。尽管还是早晨，但木夹板上的咖啡馆中已经熙熙攘攘。我周围都是漂亮的女人和男人，健康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年轻的家庭和年轻的单身人士。他们吃着欧式早餐、有机早餐和以色列早餐，呷着他们的双倍浓咖啡、金巴利开胃酒和香槟。我看到了自行车、小轮摩托车、滑板和婴儿车。一束束氦气球，它们的彩色铝制护鞘在日光下闪闪发光。这是一幕正在上演的哑剧，这是一场即兴的手风琴演奏会。这是一杯鸡尾酒：在蓝色地中海背景布之下的移民社会和武士社会。犹太人的历史、以色列的现在和蓝色的天空。痛苦的基因在这里绽放出喜悦快乐。律法研读的基因在这里迸发、创造。生活在边缘，生活在水边。
我登上甲板，经过一家时髦的瑜伽俱乐部。一位年轻的母亲走过，穿着名牌的紧身牛仔裤和红色的全明星运动鞋。当她走进去后，她将橘色婴儿车推到另外十几部婴儿车旁边，加入了其他母亲的队伍中，做起瑜伽中产后恢复的仰尸式。这里充满了活力，这里充满人类的希望。这是几乎灭绝的种族的自我复苏。不像欧洲的自由社会，以色列的自由社会是再生的。我们的自由社会不关乎政治不满和道德败坏，而是关乎温暖和家庭。我们的自由社会热爱孩子，将他们带至这个严酷的世界，让他们在面朝大海的彩色垫子上爬行。就像我看到的那样，以色列就是未加工的钻石。以色列就是破碎的彩色万花筒，各种身份汇集起来形成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不知何故，一些不可思议的迹象在这个既古老又新潮的国家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仅是创造的、革新的，我们还是真实的、直接的、温暖的、真诚的和性感的。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人际关系是独特的，这里的人际往来是引人注目的。归根结底，以色列是无家可归的。尽管他们彼此不同，尽管他们属于对立的部族，这些在海滩聚集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仍然结成了一个庞大的、奇特的、声音洪亮的、多元化的大家庭。
我的孩子正向我走来，22岁的女儿塔玛拉带着9岁的迈克尔和4岁的丹尼尔。两个穿着花哨紧身衣的划船手划着他们的赛艇出海，丹尼尔冲他们大声呼唤，迈克尔挥着手，塔玛拉放声大笑。当我沿着码头往回走，我突然意识到，都在这里了。这个在错误的地方匆忙修建这个港口，这个不合理工程，它不能把这个浅水港变成深水港，不能为这个小小的人工港口提供庇护，以阻挡冬天充满破坏力的波涛。整个事情从一开始就不该发生。整个工程在地理位置上是有缺陷的，在经济上是无意义的，在计划上是不周密的。但是因为它是引人遐想的，不曾拥有特拉维夫港股份的数千人加入了特拉维夫港的修建。因为它是对一种深层次心理需求的回应，数千人修建起特拉维夫港。最终，这股涌出的力量创造出远超过其缺陷的东西。因此，尽管特拉维夫港发挥其预期作用的时限只有短短三年，它仍旧成为彰显我们独立、创新和活力的一个标志。每一代人、每一波移民都将再次认识到这一点。而现在，它成为这样一个嘉年华。数千的以色列人在这里歌颂生活，享受生活。迈克尔勇敢地跑在我的前头。丹尼尔尝试与他的哥哥竞争。塔玛拉加入了她弟弟们的队伍。在港口流淌的金色阳光下，赫伯特·本特威奇孙女的孙辈们在木质的甲板上欢快地奔跑。对这个世界的一切毫不在意，对成为一个犹太人毫无负担。就像过去不曾有过迫害，未来也不会有迫害。就像过去不曾有过大屠杀，未来也不会有大屠杀。他们的脚下是坚实的土地。他们身处自己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