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名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这两句可作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两句的正确注脚。
怎么说“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呢？这是说是非真伪善恶若没有公认的标准，则一切别的种种标准如礼乐刑罚之类，都不能成立。
正如荀子说的：“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正名”的宗旨，是要创建辨别是非善恶的标准，已如上文所说。这是孔门政治哲学的根本理想。《论语》说：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只是正名主义。正名的宗旨，不但要使觚的是“觚”，方的是“方”，还须要使君真是君，臣真是臣，父真是父，子真是子。不君的君，不臣的臣，不子的子和不觚的觚，有角的圆是同样的错误。
如今且看孔子的正名主义如何实行。孟子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说：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一部《春秋》便是孔子实行正名的方法。《春秋》这部书，一定是蕴含“大义”的，所以孟子有如此说法。孟子又说：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庄子《天下篇》也说：“春秋以道名分。”这都是论《春秋》最早的话，应该可信。若《春秋》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单是一部史书，那真不如“断烂朝报”了。孔子不是一个全无意识的人，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极不可读的史书来。
论《春秋》的真意，应该研究《公羊传》和《榖梁传》，晚出的《左传》最没有用。我不主张“今文”，也不主张“古文”，单就《春秋》而论，似乎应该如此主张。
《春秋》正名的方法，可分为三层：
第一，正名字。
《春秋》的第一方法，是要订正一切名字的意义。这是言语学文法学的事业。现在举一个例子，《春秋》说：
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公羊传》）曷为先言“霣”而后言“石”？霣石记闻。闻其真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是月者何？仅逮是月也。……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榖梁传》）“陨石于宋，五。”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境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是月也，六鶂退飞，过宋都。”“是月也”，决不日而月也。“六鶂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石鶂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辞不设，则王道不亢矣。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则后其“五”，言退鹢则先其“六”。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五石六鹢之辞是也。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这是正名的第一义。古书辨文法上词性之区别，莫如《公羊》《榖梁》两传。《公羊传》讲词性更精。不但名词（如车马曰賵，货财曰赙，衣服曰襚之类），动词（如春曰苗，秋曰搜，冬曰狩，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烝，直来曰来，大归曰来归等），分别得详细，并且把状词（如既者何，尽也）、介词（如及者何，累也）、连词（如遂者何，生事也，乃者何，难之也，之类）之类，都仔细研究方法上的作用。所以我说《春秋》的第一义，是文法学、言语学的事业。
第二，定名分。
上一条是“别同异”，这一条是“辨上下”。那时的周天子已不算什么啦。楚吴都已称王，此外各国，也多拓地灭国，各自称雄。孔子眼见那纷争无主的现象，回想那奴隶制度最盛时代，井井有条的阶级社会，真有去古日远的感慨。所以《论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