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一身领袖之气——曹操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郡(今安徽省州市)人，曾为洛阳北部尉，后迁为顿丘令，黄巾起义时拜为骑都尉，立有战功。何进执掌朝政时，为典军校尉。董卓乱朝时，以骁骑校尉身份接近董卓，颇得信任，后谋刺董卓未遂，逃回家乡，招兵买马。组织军队后，他联络袁绍等十七路诸侯，发起讨董联盟，在诸侯中崭露头角。讨董联盟解体后，曹乘乱在山东一带扩充势力，曾因父仇攻徐州陶谦未克，回兵救兖州被吕布击败于濮阳，后设计于定陶击败吕布，平定了山东。在董卓之乱被平定后，其余党李傕、郭汜仍对朝廷构成威胁。皇帝降诏召曹操保驾。曹入朝后，接受董昭建议，移都许都，自封为大将军、武平侯，后迁为丞相，曾先后打败袁术、吕布、袁绍等劲敌，并数次击溃刘备，招降刘琮。在攻取江南的赤壁大战中，被孙权、刘备的联军击败。后击败马超，并夺取张鲁的汉中，又复失汉中于刘备。一生征战南北，统一北方，军功卓著，被封为魏公，后为魏王。死后王位传于儿子曹丕。曹丕称帝后，谥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曹操是魏国政权的实际创始人。他一生征战，打败了不少强大军阀，为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是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
现代西方心理分析学家阿德勒创立了个体心理学。他认为一个人在生命开初的若干年，会在心灵和肉体之间建立起最根本的关系，从而会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或生活样式，并产生相对应的情绪和行为习惯，而这样的生活样式及情绪、习惯几乎会贯穿于一生的所有表现中，人一生的行为必定会和他的生活样式协调一致(见阿德勒著《自卑与超越》第一、二章)。按这种观点，以曹操幼时的生活样式分析其一生的思想特点，看来是很适宜的。
“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第一回)有三件趣事，值得一叙。第一件事，操的叔父因操游荡无度，常在操父面前说操的坏话，操忽生一计，见叔父来，假装中风倒于地上，叔父惊告于其父，父急来看视，操却安然无恙，父问道： “叔父说你中风，现已好了吗?”操答道： “我从来没有此病，只是因为叔父不喜欢我，所以被诬枉。”父相信了儿子，至此，叔父再说起曹操的坏话，操父并不相信。第二件事，操少年时，得到很多人的高度评价。汝南许劭因能准确评价人物而知名，操前往见劭，问自己将是怎样的一个人，劭回答： “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操听到后很高兴。第三件事，操为洛阳北部尉时，一到任就在县城四门设置五色棒，无论什么人，只要犯禁就打。一次，中常侍骞硕的叔父犯禁，被操巡夜时捉住，以棒责打，于是没有人再敢犯禁，操威名大震。从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出曹操具有以下生活样式： 第一，坚持以法治众，不计较出身门第，按法赏罚；第二，胸有大志，喜欢与名人交往，喜欢自称英雄；第三，善于搞权谋，应变能力强。这些特点确实贯穿于操一生的思想性格及行为习惯中，也构成他领导行为的主要特色。
法治亦有情
曹操的治军思想更多地属于法家思想体系。他在作战中常制定军法，监督众将实施，并且自己率先执行。
曹操曾派曹洪与徐晃增援潼关以拒马超，临行吩咐： “如十日内失了关隘，皆斩，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第五十八回)结果曹洪临阵不听劝阻，第九天失了潼关，几乎被曹操斩首。曹操领大军攻打袁术盘踞的寿春，他传令众将： “如三日内不并力破城，皆斩！”(第十七回)两员裨将临阵退却，他亲斩于城下，大振军威，众将终于斩关落锁，夺取寿春。
曹操的儿子曹彰领兵出击乌桓时，临行前曹告诫他：“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法不徇情，尔宜深戒。”(第七十二回)能对自己的儿子以“法不徇情”相告诫，的确是难得的。事实上，曹操制定的军法，他能够率先执行。曹出兵攻张绣时，逢麦熟季节，沿路百姓见兵而逃，不敢刈麦，操告谕百姓，严申军法： “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第十七回)深得百姓欢迎。不想操乘马正行，田野中飞出一鸠，将所骑之马惊入麦田，踏坏了一大片麦子，操即叫来行军主簿，让处分自己的踏麦之罪，主簿问：“丞相岂可议罪?”操答道： “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于是拔剑就要自刎，众人急救免脱。当时还有人搬出“法不加于尊”的《春秋》古训说服曹操，操考虑良久，终于“割发权代首”，并让人以发传示三军，宣称“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全军无不凛遵军令。在这里，操拔剑欲自刎无疑是做样子给众人看的，但他作为示范教育，确是值得称赞的。第一，使全军知道了法纪的严肃性，培养了军队的法纪观念。第二，一反“法不加于尊”的儒家传统观念，表明在军法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特殊人物。有人认为，“割发代首”是曹操的一次诈术，其实，我们的着眼点应该主要地放在这一行为的后果上，曹操作为三军统帅，他依靠法纪来实施自己的领导活动，自己违法而请求处分，这与他以法治众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即使不能严厉处分，亦希望有处分的表示，这是一个领导者的高明之处。曹操敢以自己违纪受处分的事例作为全军法纪教育的活教材，单是这一点，也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能办到、都愿办到的。
曹操以法治众的领导方法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赏罚观和用人观上，这两个方面将在后面专门讨论。这里要提出的是，他的思想有时儒法混杂。比如，曹操在打败袁绍追剿袁谭时，天气寒冷，河道结冻，粮船无法行动，曹操令当地百姓破冰拉船，许多百姓闻令逃跑，曹操准备捕获斩杀，但百姓听得此信后又亲往营中相投，曹对这些百姓讲： “若不杀汝等，则吾号令不行，若杀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第三十三回)要按法令办事，就要斩杀这些百姓，要以仁义行事，就要保全这些百姓，法治和仁治发生冲突时，操以妥协的方式解决，让百姓逃往山中躲避。这样，他将百姓有意放于军法不可及的山中，保全了其性命。儒家思想所以能在社会上流传深广，原因之一是这种思想表面上富郭嘉像。
有人情味，易被人们在感情上接受。曹操也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人，儒家的某些思想常能引起他的内心激荡。操在击败袁绍、夺取冀州后，曾亲往袁绍墓下设祭，哭得非常悲哀。他向众官回忆描述了昔日与袁绍一同起兵时的情景，说袁绍当初对他说的话就像昨天说过的一样，“而今本初已丧，吾不能不为流涕也”(第三十三回)。并向袁绍之妻赐以金帛粮米。
曹操的谋士郭嘉曾把曹操和袁绍作了比较，认为曹操在十个方面胜过袁绍，其中有两条是说： “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第十八回)。这两条确实表明了曹操以法治众的优越性，而儒家思想的渗入又使他增加了争取人心的思想基础。
平等 用成绩说话
曹操主张论功行赏，不计贵贱，这是他以法治众思想的必然表现，也是他的领导活动卓有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曹操的奖赏观是具有丰富内容的。
首先，曹操坚持有功就赏、有罪就罚、一视同仁、不厚亲薄疏的原则。十八路诸侯伐董卓时，董卓勇将华雄连斩联军几员大将，诸侯中无人可敌，这时，平原县令刘备手下马弓手关羽阶下请战；袁术得知一弓手要去迎敌，竟要让人赶走关羽，还是曹操说了公道话： “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关羽片刻间提华雄头进帐，张飞鼓动诸侯乘势杀入关中，活捉董卓，袁术仍怒喝道： “量一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都与赶出帐去！”曹操仗义执言反驳说： “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第五回)袁术以“公等只重一县令，我当告退”相要挟，曹操暗使人送酒肉抚慰刘、关、张三人。在这里，关羽等三人因官职卑微，袁术竟然不愿给予立功的机会，立了大功又没有一句好言相慰，而曹操的态度则大相径庭，即使在特殊的情况下仍然以特殊的方法按功行赏。曹操在征张绣时败师于淯水，而他的心腹将领夏侯惇所领的青州兵劫掠乡民，操手下将军于禁即带领本部人马沿路剿杀青州兵，安抚乡民，青州兵回奔曹操，报告于禁造反，于禁见操后，未先辩解曲直，先立营寨做好抵御张绣追兵的准备，等击败追兵后，于禁才向操汇报剿杀青州兵及立寨前未及时辩解的原因，操当面表扬说： “将军在匆忙之中，能整兵坚垒，任谤任劳，使反败为胜，虽古之名将，何以加兹！”(第十六回)并奖金器一副，封益寿亭侯，并责夏侯惇治军不严之过。夏侯惇原本是曹操的族弟，在和于禁的军队闹矛盾后，操公正地评判了双方的是非曲直，并无任何偏袒之心。淯水一战，曹操折了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及帐前都尉典韦。战役结束后，曹操亲自哭祭典韦，对诸将说： “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第十六回)事实上，典韦勇力过人，武艺殊绝，是操手下的得力干将，是难得的人才。操回许都后，又对典韦立祀祭之，殊遇其子。次年曹操再征张绣，至淯水，触景生悲，忽于马上放声大哭，众将惊问其故，他答道：“吾思去年于此地折了吾大将典韦，不由不哭耳。”(第十八回)随即下令停军，大设祭筵，吊奠典韦之魂。操亲自烧香哭拜，全军为之感动，祭完典韦后，方祭侄儿及儿子。可见，操对他手下人的态度如何，取决于部下的功劳，而不是取决于部下与自己的亲疏关系。
曹操有时还奖赏那些能提出和自己不同意见的人，即使这些意见没有被采纳。操平定河北后，袁绍的儿子袁照、袁尚远投沙漠，西奔乌桓而去，操准备追击。曹洪等人认为，如果大军虚国远征，后方敌人可能会乘机袭许都，恐怕大军救应不及，建议回师勿追，但曹操坚持西进追击。击败二袁后回到出发地，重赏提不同意见的众将，并对他们说： “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安之计，是以相赏。”(第三十三回)并让他们且不要因为这次意见没有被采纳，以后提意见感到为难。这里，操并没有自我吹嘘，而是充分肯定了相反意见的合理性，给予众人以奖赏，鼓励他们以后再提意见。
曹操的奖励是多种多样的，他能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给以不同的奖励。操在邺郡庆贺铜雀台建成时进行比武活动，搞了一次人人获胜、人人有份的物质奖励。曹操在移驾许都的途中，李傕领兵阻挡，曹操手下虎将许褚连斩二将，挫敌败兵，曹操抚许褚之背曰： “子真吾之樊哙也！”(第十四回)他以历史名将喻许褚，对许褚是一种高度的精神奖励，他曾以这种方式奖励多人。关羽为曹操斩杀袁绍大将颜良，操表奏朝廷，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即刻铸印送关羽，这是以爵位赏有功之人。与这种立刻兑现的情况不同，曹出兵攻袁术时路过徐州见到吕布，操封吕布为左将军，吕布大喜，操许诺还都之时换给印绶，但这个印绶，直到吕布被俘殒命，也没有再被提起。
曹操在运用赏罚的手段时，常常是奖赏频繁，赏多于罚。部下一有军功，他就及时给予高度的评价，作为对部下的精神鼓励。除抚背赞许褚外，又如荀彧从袁绍处投奔曹操，曹操见其才能出众，当即称赞说： “此吾之子房也。”(第十回)关羽围困曹仁于樊城，徐晃奉命解救曹仁，他孤军深入敌围，大获全胜。操见到徐晃军队整齐，即称赞说： “徐将军真有周亚夫之风矣!”(第七十六回)他常把部下比作历史上有所作为的某一名人，这既是一种奖励，又是一种期望。按照心理学的观点，领导人对部下的这一比拟，会使部下在潜意识中把自己认同于这位名人，从而模仿名人的风格。这种人物比拟式奖励对部下性格影响的内在性和持久性是其他手段所难及的。操还常对初见面的人以适度地赞扬作为联络感情的手段，袁谭曾派辛毗出使于曹操，操与之言语投机，即当面感叹： “恨与辛佐治相见之晚也!”(第三十二回)曹操得了荆州，即抚慰荆州名士蒯越说： “吾不喜得荆州，喜得异度蒯越的字也。”(第四十二回)同时封给蒯官爵。由于对方来自敌人集团，这种适当地赞扬就解除了对方的戒备心，消除了双方的思想隔阂。
曹操频繁使用奖励手段，但对部下的惩罚却十分谨慎。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从绍军遗下之物中捡到后方人士暗通袁绍的书信一束。操身旁的人建议按信逐一核对，杀掉写信之人，操回答说： “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第三十回)让人将书信烧掉，不再追问。可以想像，如果要罚，就会搞得自己内部人心惶惶，不利于以后的建设与恢复，从长远的观点看，不罚比罚要好得多。奖励会使部下增强自信心，惩罚会使部下对领导人产生畏惧心理，惩罚过多会使领导者与部下的关系紧张，因而应慎用之。
曹操赏罚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把奖罚作为教育部下的一种手段，而不仅仅是作为对实施对象以前行为的评价。通过奖，他启发部下应该怎样做人；通过罚，他警戒部下不应该怎样做人，从而使他为部下设定的理想人格在部下身上逐步内在化。曹操特别敬佩关羽“事主不忘其本”的忠义精神，这不正是他希望自己的部下所具有的精神吗？于是他在关羽归降期间厚加奖赏，超常标准地对待。关羽得知刘备下落，即封存操平日所赐之物，留书离去，操得知此讯后对手下人讲： “财贿不以动其心，爵禄不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之。”(第二十七回)关羽不接受曹操的任何礼物，因此，曹操对关羽勉强放行，以此作为关羽可以接受的最后的礼物。他就关羽离去一事教育部下说： “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希望他的部下能对他忠心耿耿，虽百折不易其志。袁绍的谋士沮授被曹操俘获，明确表示不降，曹操留沮授于军中，以礼厚待，授却在营中盗马准备回到袁绍一边，操怨而杀之，授至死神色不变。曹操后悔地说： “吾误杀忠义之士也！”(第三十四回)令厚礼殡殓，建坟安葬，并在墓上题： “忠烈沮君之墓”。袁绍谋士审配被操俘获后大骂曹操，曹操对他讲： “卿忠于袁氏，不容如此。今肯降吾否?”(第三十二回)审配坚决表示不降，请求速斩。临刑前，他面向城北的袁绍之墓而跪，表示对袁绍的忠贞。曹操将审配葬于城北，以慰其忠义之魂。袁谭被操所杀后，曹操将其首级挂于北门外，传令敢有哭者斩之。青州别驾王修曾因谏袁谭被逐，见袁谭死并知曹操之号令，竟前来哭丧，曹操问他是否不怕死，王修回答说： “我生受其辟命，亡而不哭，非义也。畏死忘义，何以立于世乎!若得收葬谭尸，受戮无恨。”(第三十三回)操遂命令王修收葬谭尸，并授王修以官职。
曹操对袁绍谋士许攸的态度就有所不同。许攸少时曾与曹操为友，后为袁绍谋士，官渡之战中向袁绍献奇计，未被采纳，又受审配迫害，投往曹操，向曹操献计先断袁绍乌巢之粮，致使袁绍败绩。许攸在官渡之战中为曹操立下了绝大功劳，后来因为戏谑许褚，被褚杀掉。曹操知道后狠狠地责备了许褚，厚葬了事。曹操对许攸被杀，并没有过多地追究责任，并且对这样立有大功的人，死后的处理远赶不上沮授，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许攸背叛故主，无忠义之名，曹操极不愿意在他的军中表彰这样的人物。
马腾曾与曹操门下侍郎黄奎勾结伺机刺杀曹操，不想黄奎之妾与奎的妻弟苗泽私通，苗泽探得马腾真情，告与曹操，操设法捕获了马腾与黄奎全家并斩杀之。苗泽向曹操表示，他不愿加赏，只求得黄奎之妾为妻，操笑着答道： “你为了一妇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义之人何用!”(第五十七回)令将苗泽、黄奎之妾一同斩首。
还有一次，操夺取汉中时，急攻张鲁不下，后来打听到张鲁手下谋士杨松贪受贿赂，遂暗中使人以金帛送之，结为内应，杨松为曹操夺取汉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操平定汉中后，厚待张鲁，却将杨松斩首示众。操并不过分注意对各人以前功过的肯定，而是要通过奖罚的手段告谕部下： 对主上忠贞不贰的人，即使死了，也能得到好的结果，而卖主求荣的人是决然不会有好下场的。这对部下是无声的但却十分高超的教育方法。
惟才是举
和刘备相比较，曹操在用人上少有亲疏之别，他惟才是用，因此他的选才面比刘备要宽，这是他的事业更为兴旺的一个重要原因。
曹操在一生征战中，时时留心人才，一发现人才，就尽量地要收为己用。操初遇许褚，见其威风凛凛，心中暗喜，遂安排典韦用计收服，使许褚成为典韦之后的第一心腹爱将。操移驾许都时路遇杨奉、韩暹拦截，操见杨奉手下武将徐晃威风凛凛，暗暗称奇，及见与许褚交锋，武艺超群，更加喜爱，召谋士商议道： “徐晃乃良将也，吾不忍以力并之，当以计召之。” (第十四回)后派人招降徐晃。操平定汉中时，张鲁派西凉勇将庞德迎敌，操早知庞德威名，一知庞德来迎战便有心收归之，他先选张郃等四员大将轮战庞德，然后收买张鲁谋士杨松内中作梗，最后设计俘获庞德，使其感恩归降。许褚曾是山寇，庞德曾随马超杀伤过曹操人马，但他们是人才，操仍愿收归使用。操有时为了眼前的利益，也临时使用那些靠不住的人。如操夺取荆州准备下江南时，需要训练水军，于是封荆州降将蔡瑁、张允为侯并兼水军都督。谋士荀攸提醒操说，二人乃谄佞之徒，不应给予高官显爵。操密告荀攸道： “吾岂不识人！只因吾所领北地之众，不习水战，故且权用此二人。待成事之后，别有理会。”(第四十一回)操用人的指导思想在于： 只要一个人有所特长，而这种特长又能为自己的目标服务，那么，不管这个人以前是怎样、以后会怎样，就目前来讲，都可以任用。
陈琳曾替袁绍起草檄文笔伐曹操，辱及曹操祖先。操攻破冀州后俘获陈琳，身边人劝操杀之，操怜其文才，赦其不死，命为从事。蔡邕之女蔡琰曾被北方部族于战乱中掳去，在当地作《胡笳十八拍》，流入中原。操深爱其才，使人持千金去北方，从左贤王处赎回，使其与董祀结婚。操初遇刘备，就结为知己；招降关羽，厚礼待之；一知徐庶，就设计诱之；与董昭相见一席话，就拉着他的手说： “凡操有所图，惟公教之”(第十四回)；夺取冀州，就让人遍访当地贤士，等等。总之，曹操爱才，礼贤下士，是他领导观的一大特色。他曾作诗抒发自己的胸怀：“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第四十八回)他用高山的气魄和大海的容量来勉励自己，表达了他求贤若渴的急迫心情。操曾带兵与孙权军队对阵，见对方排列整齐，军容雄壮，感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由衷爱才又希望占为己有的心情溢于言表。
曹操过分爱才，也因此而对自己不利。如刘备投靠时他否定了程昱的建议，未斩杀或扣留刘备，致使刘备成为与自己争夺天下的劲敌。当阳长坂坡赵云冲入军中单骑救阿斗，他在山上望见赵云十分勇猛，心中喜爱，传令各处务要活捉赵云，不许放箭伤害，因此被赵云斩杀军中名将五十余员而走脱。尽管如此，曹操人才观对其事业的积极作用还是异常大的，他的事业的每一步进展，都依赖于人才。没有曹操的爱才之心，就没有曹操创立的功业。
曹操还善于团结人才，争取那些与自己有思想隔阂的人归顺自己。关羽降操后，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曹操待之为上宾，处处关怀备至，结恩于关羽。虽然关羽最终离去，但他为曹操解白马之围，后来又义释华容道，毕竟还是报答了曹操。官渡之战时，袁绍大将张郃、高览被逼投降了曹操，当时有人提出，二人投降，未知真假。曹操回答说： “吾以恩遇之，虽有异心，亦可变矣。”(第三十回)他一见二将就赞扬说： “若使袁绍肯从二将军之言，不至有败。今二将军肯来相投，如微子去殷，韩信归汉也。”并封二人为偏将军及侯爵。后高览早死，张郃成为曹操集团的骨干，在防御孔明兵出祁山的过程中屡建大功。曹操尊重人才的感情，他并不要求一开始就对自己忠心耿耿，允许保持一定距离，反倒倍加关怀，他认为这样的人才有思想、有性格，争取过来必有大用。
在曹操身边，有一大群谋士，包括荀彧、荀攸、程昱、郭嘉、贾诩、刘晔、满宠、司马懿等，组成曹操的“智囊团”。每当需要决定大计方针时，他总是先让谋士们充分地发表意见，或者主动征求谋士们的意见，然后选择正确的意见或吸收某些意见中的合理成分，自己作出决断。曹操是比较能正确处理集权与分权关系的领导人，一方面，他让大家参与决策，发挥众人的聪明才智，不像诸葛亮那样遇事不与人商量，自己一人作主；另一方面，他又不像袁绍那样遇事没有主张，一任谋士们争论，无所决断。
曹操是比较成功地解决了接班问题的当权者，他对这一问题的考虑是较早的。在打败袁绍、西击乌桓之后，因郭嘉病逝，他哭得非常伤心，并对众官说： “诸君年齿，皆孤等辈（你们的年龄都跟我一样偏大），惟奉孝最少，吾欲托以后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肠崩裂矣!”(第三十三回)他对部下，是很注意年龄层次的，尤其对年轻人寄予厚望，因为年轻的一代是自己事业长盛不衰的保证。在选定接班人时，他对卞太后所生的四个儿子进行了全面考察，告诉身边的人： “孤平生所爱第三子植，为人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无谋。四子曹熊，多病难保。惟长子曹丕，笃厚恭谨，可继我业。”(第七十八回)这里他用三项指标去衡量： 德、才、体。曹植有才无德，曹彰无才，曹熊多病,只有曹丕符合标准，可以接班。在这一问题上，他能排除个人感情因素，按必要的标准去衡量选择。
有人认为曹操杀掉杨修是其嫉才的表现。其实，只能说曹操嫉恨杨修，却不能说曹操嫉恨人才。当然，杨修也是人才，而且天赋很高，但杨修不是把他的才能运用于军国大事上，而是投注于无聊的嬉戏上，他和曹植结成小集团，甚至卷入曹操的家庭纠纷之中，他揭破曹操的隐私，最后发展到揣测军情、惑乱军心的地步。在曹操与刘备的汉中之战中，曹操发口令为“鸡肋”，杨修认为这是退兵的先兆，于是让部下收拾行装，准备退兵。这种对曹操潜意识的揣测是有道理的，但在曹操正式发出退兵令之前，任何人都不应该擅自行动，更不应该将这种揣测到处宣扬，这点常识是军法所要求的。假使这样大胆违犯军纪的不是杨修而是别人，也一定会被曹杀掉；又假使杨修是在孔明的军队中这样大胆妄为，那也一定会被孔明杀掉的。曹操在后来退兵前想起了杨修的话，还将其尸体收回厚葬，表明他后来产生了一点惜才的悔意。
曹操的人才观极富内容，构成他领导艺术的突出方面。
诡、诈、邪
在三国时期的重要人物中，曹操最善于运用权谋，他少时就对叔父以中风状相诈。在领兵攻打袁术时，军粮接济不上，操亲自布置，让管仓库的王垕以小斛发粮，后来军士嗟怨，皆言曹操欺众，曹操即召来王垕，说要借头示众，以压众心。不等王垕分辩早斩王垕首，并给加上了“盗窃官粮”之罪，以王垕为牺牲品，解除了军士的怨情。操一度害怕自己睡觉时被人谋刺，就对身边人说： “吾梦中好杀人，凡吾睡着后，汝等且勿近前。”(第七十二回)一个白天，他睡着后被子掉于地上，一个侍卫慌忙前去为他盖被，操拔剑一跃斩之，并继续上床睡觉，睡醒后佯装惊问是谁杀了侍卫，众人以实情相告，操则痛哭不止，命厚葬之。曹操的权谋常具有残忍性，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惜牺牲别人的性命。正是由于这些短处，他赶不上刘备交人之深。
曹操的权谋与他的军事斗争直接结合时，常常非常成功。他在濮阳与吕布大战时中了陈宫之计，险些丧命，于是他诈言身死，令军士挂孝发丧，吕布被骗劫营，结果中计，曹操则反败为胜。在攻夺张鲁守地汉中时，曹操贿赂张鲁手下谋士杨松，使其内中作梗，迫害阵前勇将庞德，他用计招降庞德后，亲扶庞德上马，与其并马而行，共回营寨，却故意让张鲁的守城将士看见，使张鲁更加相信杨松的挑拨之言，便于杨松继续充当内奸。曹操军事权谋运用得最成功的要数他对马超、韩遂的离间。马超、韩遂联兵替马腾报仇，兵犯潼关，曹操不能取胜，于是决定离间二人。他的权谋包括三个步骤。第一，针对马、韩轮流值班守阵的情况，操在韩守阵时，与其单骑会语，只谈往日旧事，不提军情。韩向马如实告知会语内容，马超不甚相信，已起疑心。第二，曹操接受贾诩建议，给韩亲笔写一密信，要害处故意涂抹改动，封送韩遂，并有意让马超知道有密信送韩。马超向韩遂要信相看，见重要字句已被改抹，以为是韩遂为应付自己而改动，对韩遂疑心加重。第三，韩遂为表明自己心意，与马超商定，下次他与曹操单骑对话时让马超冲阵刺杀曹操。等到韩遂在阵前喊曹操对话，操却让曹洪出马告诉韩遂： “夜来丞相拜意将军之言，切莫有误。”(第五十九回)言罢而回。曹洪说给韩遂的话，实际上是让阵后马超听的，等于对马超讲： 送给韩的密信包含重要隐情。马超果然上当，催马出阵，怒刺韩遂。和这一系列反间诈术相配合，曹操已暗中结交韩遂部下诸将，等马、韩的矛盾一公开化，二人的关系就不可收拾，于是二人互相厮杀，操则坐收渔利。
“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曹操的军事权谋是他军事才能的表现，反映了他作为领导者的丰富智慧。
应变大师
善于应变是一个领导者应该具有的能力素质，它要求领导人对骤然变化了的情况或意料之外的情况作出迅速准确的反应而不露破绽。曹操就是这样一位应变能力强、机智灵活的领导人。
例如，董卓在朝廷横行霸道，千夫所指，于是曹操在司徒王允处借得宝刀一口，前去谋刺董卓。卓面向床内而卧，操抽宝刀出鞘，正待要刺，不想卓从夜镜中照见操拔刀动作，急回身相问，而卓的义子曹 操 献 刀
吕布也马上就要进屋，情况万分危急。曹操刺杀不了董卓，自己马上要被当作刺客抓获。这时，曹操灵机一动，持刀跪于董卓之前说道： “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第四回)。董卓接过刀，见其七宝嵌饰，锋利无比，交吕布收了，暂未怀疑，曹乘机逃走。这里，谋刺变成了献刀，因为献刀的动作与谋刺的准备动作相同，所以操信口一变，即使看清了他的动作，也未被当即怀疑。
在处死吕布后，吕布手下大将张辽辱骂曹操。操怒不可遏，拔剑要亲自杀张辽，辽面不改色。这时刘备作为曹操的座上客替张辽求情，关羽也愿对张辽以性命相保，操于是掷剑在地，笑着说道： “吾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第二十回)并亲释其缚，以礼待之，张辽被感动，投降了曹操，后在抵御孙权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曹操明明是因怒要杀掉张辽，但见其忠烈之性，便想收归己有，正好有人求情，有了台阶，乘势便下。但自己先前感情冲动，曾要杀掉别人，现又要使其感恩 ，这个弯子实在转不过来，于是宣称前面举刀要杀不过是开个玩笑，不是在动真的。这样，紧张的气氛立刻缓解，他的施恩行为显得顺理成章。
曹操与袁绍官渡相持时，军粮告竭，发往后方的催粮书信被袁绍谋士许攸截获，后许攸因故投奔曹操，二人相见，有这样一段情节：
攸曰： “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 “可支一年。” 攸笑曰： “恐未必。” 操曰： “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 “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曰： “子远勿嗔，尚容实诉： 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 “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 操亦笑曰： “岂不闻‘兵不厌诈! ’” 遂附耳低言曰： “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 “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 “何以知之？”……攸以获使之事相告,操执其手曰:“子远既念旧交而来，即愿有以教我。”(引自第三十回)
一开始，操显得坦然自若，好像把军粮问题根本不当一回事，及至许攸一再追问，他总是答应以“实”相告，又是附耳低言，一副神秘的样子， 似乎在向许攸泄漏军中至密——但总是不认账。当许攸说破实情时，他反问如何得知，既是在追问消息的来源，了解其知情的真实性,又是一种否认的口气。而当许攸告知消息的来源时，他知道再也无法隐瞒了，于是态度又变得非常诚挚，和许攸拉开了故旧关系，请求帮助。在不长的时间内，曹操的态度几经变化： 坦然——神秘——惊愕——诚挚，充分体现了他的权变能力。
非凡人格
曹操乐于接受“奸雄”的称号，但更以“治世之能臣”自居，他相信自己的能力，无论任何时候，都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具有乐观主义精神。
曹操在一生征战的前期，军暇之际，请刘备喝酒，席间他借飞龙而论英雄，抒发了自己积蓄心底的胸怀和抱负。他说： “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第二十一回)他进一步告诉刘备： “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他认为这样的英雄，非刘备与他莫属。这既是抒发自己的抱负，又是对自己一生事业的宣言，我们由此看到的，是一位胸怀远大理想、充满坚强信心的人物形象。
曹操由于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前途，因而在众人悲观沮丧的困难时刻，总是表现得异常乐观。曹操在朝为典军校尉时，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等谋诛宦官，商议不定，曹操在一旁鼓掌大笑，向何进提出了自己的谋略，可惜未被采纳。董卓乱政时，王允等班阁旧臣有心图之， 因无计可施，众人聚于席间压声而哭，坐中一人抚掌大笑说： “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这人正是曹操。他当即提出了谋刺董卓的建议，后来因为意外的情况而未能成功。青年曹操不像其他官员那样在困难面前一筹莫展，而是以乐观自信的态度迎接面临的困难。
在战场上，碰到军事失利的情况，曹操并无悲观情绪。如在濮阳被吕布打败后，他伤势很重，众将拜伏问候，曹操仰面大笑说： “误中匹夫之计，我必当报之。”(第十二回)当即发出妙计，打败了吕布。曹操与马超作战时，听说有羌兵两万前来帮助马超，他一反众人之情，闻报大喜，原来他是想到，边远地区的敌人若汇聚一起，便于他一举歼灭。他相信马超再强大，也终会为自己所败。赤壁之战是曹操最大的一次败仗，损失惨重。他战败仓皇逃跑，数次路过险峻之处，在马上扬鞭大笑，并对军士讲，他若是周瑜、诸葛亮，在此处埋伏一路军马，如此如此。他在战败之际的乐观态度，是对自己和军队士气的鼓舞，是对慌恐情绪的镇定，是在长自己的志气!
曹操这种乐观自信的精神直到晚年未尝稍变。他曾总结了自己一生的战绩，向身边的大臣说过： “如国家无孤一人， 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第五十六回)的确，他一生曾讨董卓，伐袁术，破吕布，降张绣，除袁绍，灭刘表，平张鲁，战功卓著，威震天下，他对当时国家的统一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三国时代卓越的军事家和优秀的领导人，他晚年作诗云：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达了他永不衰竭的进取精神。至此，我们得到了一位生机勃勃的古代领导人的丰满形象。
显贵出身掩盖下的昏庸无能——袁绍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省上蔡县一带)人，四代中有三人为朝廷高官。父袁逢为司徒，叔袁隗为太傅，弟袁术亦曾在朝为官。袁绍曾为司隶校尉，协助大将军何进扶立少帝，谋诛宦官，并提出过召外兵入京诛杀宦官的建议，何进被宦官谋杀后董卓入京，欲废少帝，扶立献帝，袁绍挺身反对，与卓矛盾激化，于是悬节城门，弃官而去。董卓为防袁绍生变，封他为渤海太守，袁绍在渤海暗中联络司徒王允，后兴兵与曹操联系，发起十八路诸侯联盟讨伐董卓，被推为盟主，因领导不力，联盟解体。袁绍屯兵河内，暗中策动公孙瓒攻打冀州牧韩馥，馥邀绍同掌州事，袁绍乘机夺取韩馥之地，占有冀州，又打败公孙瓒，收降其众。刘备公开反曹后，托袁绍世交郑玄写信请求绍出兵攻曹，绍让陈琳起草檄文数曹操之罪，发兵三十万进攻曹操，因谋士不和，心怀疑惑，半路停兵，又因小儿生病，迁延日月。后来白马战役，他折兵损将；官渡之战，被曹设奇计烧毁乌巢粮草。七十万大军几乎全部被歼。袁绍复聚二三十万军队，于仓亭与曹操相拒，被操设“十面埋伏”计打败，退守冀州，未及复仇而病死。绍死后，其夫人与谋士审配、逢纪废长立幼。拥立三子尚为冀州之主，导致袁绍子辈兄弟不和，祸起萧墙，曹操乘机图之，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力量。
袁绍是三国前期群雄割据中军事势力最大、声望最显赫的人物，他所以能够被势力较小的曹操打败，与他领导水平的低下有直接的关系。郭嘉曾经向曹操从十个方面比较了曹操与袁绍的优缺点，其中有三条是从“谋”、“度”、“明”的角度提出的，它们分别是： “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惟才”；“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前一条说的是决策方面，后两条说的是用人方面。事实上决策上的好谋无断与用人上的外宽内忌、听信谗言是袁绍领导行为上的致命缺陷。
无义
袁绍以盟主身份率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事败后投关东，屯兵河内(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他粮草缺乏，冀州牧韩馥派人送粮以资军用。袁绍谋士逢纪劝谏说： “大丈夫纵横天下，何待人送粮为食!冀州乃钱粮广盛之地，将军何不取之?”袁绍听此建议，有所心动。逢纪进一步为袁绍策划了智取冀州的方案： “可暗使人驰书公孙瓒，令进兵取冀州，约以夹攻，瓒必兴兵，韩馥无谋之辈，必请将军领州事，就中取事，唾手可得。”(第七回)袁绍闻计大喜，即暗约公孙瓒共攻冀州，相许平分其地，公孙瓒即刻兴兵，自北直攻冀州。袁绍却使人向韩馥密报公孙瓒进攻冀州之事，韩馥慌忙聚士商议，荀谌提议请袁绍同治州事，共保冀州。长史耿武劝谏说： “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乳哺，立可饿死，奈何欲以州事委之，此引虎入羊群也。”韩馥坚持说： “吾乃袁氏之故吏，才能又不如本初，古者择贤能而让之，诸君何嫉妒耶?”（第七回）坚持迎袁绍入冀州。袁绍到冀州后，在一次冲突中斩杀了与自己作对的耿武等人，任自己部属田丰、沮授等人分掌州事，尽夺韩馥之权。韩馥被逼出逃，袁绍终占冀州。
磐 河 之 战袁绍本想占取冀州，大概是患于兵马粮草之乏，难于强攻，转而采纳了智取的方式。针对当时诸侯割据、混战不休的局势和韩馥懦弱无谋的特点，他一方面策动公孙瓒同攻冀州，另一方面向韩馥密告“公孙之谋”，玩弄这两手，他挑起了韩馥与公孙瓒的矛盾，自己又在韩馥处佯做好人，骗取韩馥的信任，诱使其作出“引虎入羊群”的蠢事。袁绍未动刀枪，即占有了富饶的冀州之地。
上述策划使袁绍以极小的代价实现了极大的利益，但也产生了两种消极后果： 一是公孙瓒求分冀州不得，产生了一种上当受骗、被人愚弄的感觉，他率军与袁绍战于磐河之上，兵连不解，虽然最终被朝廷说和，但也使袁绍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二是袁绍见利忘义，对韩馥恩将仇报，较大地损伤了自己的政治信誉。曹操煮酒论英雄时，评说袁绍是“见小利而忘命”(第二十一回)，信有其据。然而，在军阀混战、恃武逞强的东汉末年，袁绍智赚冀州的不义之举当为常见之事，其政治谋划中的利益所得还足以抵偿其所失。
无断
袁绍为十八路诸侯盟主时，是他领导才能的大亮相，但袁绍在做盟主时并无多大作为。当鲍信与孙坚被董卓手下华雄战败时，袁绍便向诸侯问计，自己没有了主意。他的弟弟袁术对先锋孙坚不发粮草，坑害孙坚，他听而不闻。董卓劫持皇帝，从洛阳迁都长安，曹操建议乘势追袭，袁绍却担心“诸兵疲困，进恐无益”。后曹操追袭董卓而回，当面责备袁绍说： “今迟疑不进，大失天下之望，操窃耻之!”(第六回)讨伐董卓没取得任何结果，他就与孙坚为争夺传国玉玺而闹起了矛盾，带头搞内部纷争，致使讨卓联盟解体。
曹操曾和刘备议论天下人物，刘备佯称袁绍为英雄，指出了他的突出优势： “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谓英雄。”曹操尖锐地指出： “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第二十一回)其实，刘备和曹操分别指出的是袁绍的不同方面，曹操坚持从个人品格上考察人物，他对袁绍的评价是中肯的。袁绍出身高贵，社会交往极广，地理位置优越，手下人才济济，这都是事实，但袁绍表面厉害实则没有胆略，多于筹谋却无所决断，而且，他不能吸引自己的部下为实现远大的目标而努力，而喜欢为区区小事斤斤计较，外在的优势与内在的劣势相比较，后者终归是长久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这决定了袁绍集团必然是没有前途的。
袁绍开始进攻曹操时，声势浩大，但兵至黎阳，就驻扎不前，正如曹操所料： “陈琳文章虽佳，其如袁绍武略之不足何!”(第二十二回)操见绍兵不图进取，于是挥师进攻刘备，备求救于绍，让其夹攻曹操，谋士田丰也建议乘操东征刘备、许昌空虚之机，直捣曹操老巢，这确是千载难逢的战机，但袁绍却因幼子患疥疮的原因，不肯发兵。儿子生病能成为放弃战机的原因么?如果有人以“色厉胆薄”来解释这次不肯发兵的真正原因，认为袁绍内心深处畏惧曹操，不愿决战，而以儿子生病作为推托的理由，这种解释恐怕也是很有道理的。
无情
袁绍在做诸侯盟主时，向大家宣告纪律说： “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国有常刑，军有纪律，各宜遵守，勿得违犯。”(第五回)他一开始就让弟弟袁术总督粮草，这大概是有点“内举不避亲”的精神吧!但袁术出于私心，在军粮上坑害孙坚，二人闹了矛盾，这时袁绍却没有站出来说话，“有罪必罚”成了一句空话。袁绍初见刘备，听公孙瓒介绍了刘备的功劳与出身，即命刘备就坐，对刘备说： “吾非敬汝名爵，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耳。”(第五回)华雄搦战，无人可敌，关羽阶下请战，他一开口就问关羽身居何职，知道关羽是县令手下的马弓手，他却在考虑“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所笑”。及等关羽温酒斩华雄后，他的弟弟袁术反要将关羽、张飞这些“县令手下小卒”赶出帐去，他一言不发。还是曹操暗中使人抚慰，而“有功必赏”的宣言被袁绍本人忘得一干二净。看来，袁绍因为自己出身高贵，官爵显赫，因此他对人所看重的方面，也是其出身和官职，人的功过在他眼中是不足道的。
谋士田丰曾评价袁绍说： “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第二十一回)袁绍确是这样一位不念忠诚的领导人。刘备一度归顺他，合力攻操，但当刘备提议要去说服刘表联合攻曹时，他竟当众表态： “若得刘表，胜刘备多矣。”(第二十八回)关羽曾为曹操斩杀袁绍大将颜良、文丑，颜、文二人跟随袁绍多年，屡建战功，是他身边的心腹爱将，二人阵亡，未见他有任何悲痛的表示。而当刘备提出为他招降关羽时，他竟高兴地表示： “吾得云长，胜颜良、文丑十倍也。”(第二十六回)至此，人们不禁要为这样的领导人而伤心： 作为领导人，如此地鄙视部下，鄙薄阵亡将士，难道忠诚的人在自己的心中没有一点地位?难道活着的部下会不因此而寒心?袁绍不念忠诚，不念功劳，公开鄙薄阵亡将士，与曹操对典韦的一再祭奠形成鲜明对照，这是造成他部下离心离德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官渡出兵前，沮授就把自己全宗族的人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 “吾随军而去，胜则威无不加，败则一身不保矣!”(第二十五回)因之尽散家财，与家人诀别。在袁绍手下干事的人没有起码的安全感，他们多被袁绍所忌，落得个可悲的下场。这样的领导人指挥军队，不打败仗才是天大的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