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未出茅庐之前，曾向刘备分析天下形势，提出了夺取西川，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战略思想，后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不懈努力。作为一个身居辅助地位的“二把手”，他忠心耿耿，一心为国；忘我工作，任劳任怨；严于法纪，赏罚分明等等，这许多方面已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然而，诸葛亮作为一名优秀的领导人，他的精明强干之处不止这些，我们要探讨的是他领导方法其他方面的优点及不足。
系统性、科学性的战略战术(1)
诸葛亮对整个战略形势有很强的洞察力。他未出茅庐，已预知三分天下之势。到三足鼎立形成后，即向刘备提出了联吴抗魏的大计方针。联吴实际是搞统一战线，巩固后方，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孔明之所以把曹魏政权作为蜀国最主要的抗争对手，一是由于曹魏军事集团对蜀国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它在三国中势力最大，富有扩张野心；二是由于曹魏政权是直接取代东汉政权而产生，违反封建秩序。当然，第一条理由是抗魏的根本原因，最后一条是次一级的原因，却是施行抗魏的最有利的借口。
明确的战略目标是制定外交、军事决策、实行各项政治行动的基本依据。因为要北抗曹魏，所以对南方边远部落的叛乱只能实行和解安抚、攻心为上的方针，从而对叛乱首领只能是捉而不伤，并且要擒拿一次，释放一次，直到心服归顺为止。因为要以曹魏为主要军事对手，所以对孙吴集团能施行全力联合、求同存异的方针，从而舌战群儒以说服之，设计结亲以联络之，夺其城池，矛盾激化以后，权托“借用”以缓和之，大动干戈后，关系僵化，复以玉帛修复之。战略目标决定国家的军事、外交方针，这些方针又决定具体的军事与外交活动。诸葛亮对军国大事的安排就是这样以战略目标为中心，层层衔接，环环紧扣的。
当战略目标受挫时，诸葛亮仍能认真地分析形势，努力挽救恢复而不放弃。在吴蜀为争夺荆州而导致关系破裂后，魏国乘机联络吴国出兵五路伐蜀。为了稳定局势，诸葛亮尽力复修吴蜀关系。为此，他先后三顾茅庐图
采取了三个重要步骤。第一，稳定其他四路攻蜀之兵。第二，精心选派能不辱使命的外交使臣出使吴国。他选派的户部尚书邓芝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舌辩才能，二是理解联吴的战略意义。邓芝是他当面考察后委派的。第三，当孙吴派张温入川答礼时，安排了秦宓为难张温的场面。张温在孔明设宴相待时，酒席间谈笑自若颇有傲慢之意。第二天，在后主为张温设宴相送时，孔明殷勤劝酒，忽然一人乘醉入席，孔明向张温介绍说，这是益州学士秦宓。宓向温夸口，自称：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通；古今兴废，圣贤经传，无所不览。”(第八十六回)温以天是否有头、有耳、有足、有姓等天文怪题相难，而宓答问如流，满座皆惊。之后，秦宓以地理上的怪题反问张温，温无言可对，避席相谢。这时，孔明站出来替张温说话： “席间问难，皆戏谈耳。足下深知安邦定国之道，何在唇齿之戏哉!”在安排这个场面上，孔明的高明之处： 一是换个角度给张温以难堪，避免正面指责；二是让手下人出面，回旋余地大；三是他见好就收场，亲自给张温以台阶。由此我们看到，孔明不仅理解外交的意义，并且精于外交，他善于将外交手段极妙地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标。
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孔明一贯主张保持战略上的主动性。未出茅庐时，他就向刘备提出，当跨有荆、益后，等待时机，“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第三十八回)。当刘备攻取汉中，而曹操联系东吴，欲取荆州时，孔明向刘备建议： “可差使命就送官诰与云长，令先起兵取樊城，使敌军胆寒，自然瓦解矣。”(第七十三回)这是一种积极的和争取主动的战略方针。孔明在《后出师表》中提出“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第九十七回)这也反映了他战略上争取主动的思想。事实上，弱小的蜀国只有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才是对自己有效的防御，而一旦在战略上处于被动，战争在自己国土上进行，情况就立刻变得不可收拾，而后来的情况正是这样。
诸葛亮关于在战略上保持主动的思想是合理正确的，但他过分地强调这一点，连续出击，忽视了以下几个情况： 第一，亭战役失败后国家元气大伤，需要有一个恢复国力的时间；第二，兵出祁山，路途艰险，后勤供应困难；第三，连年起兵，国人有厌战情绪。后几次出兵，朝廷有些高级官员已表示不赞成。不能说诸葛亮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情况，他只是过分夸大了争取战略主动这一点，并急于攻取中原，没有给自己军队提供养精蓄锐、等待战机的机会，他常在回兵之隙操练人马，但却没有选拔出超群的武将。
在对敌作战中，孔明对敌对一方的人事情况非常了解。赤壁之战后，他在派关羽攻长沙时叮咛说： “今长沙太守韩玄，固不足道，只是他有一员大将，乃南阳人，姓黄，名忠，字汉升，是刘表手下中郎将，与刘表之侄刘磐共守长沙。后事韩玄，虽今年近六旬，却有万夫不当之勇，不可轻敌。”(第五十三回)他对长沙领导班子的组成，主要人物的年龄、能力及历史十分清楚。孔明在舌战群儒时，陆绩曾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孔明开口一句就问： “公非袁术座间怀橘之陆郎乎?”(第四十三回)以陆绩的历史调侃揶揄他。魏国司徒王郎自负才学，想在两军阵前说服孔明投降，孔明反在阵前骂王郎，其中说道： “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第九十三回)孔明在初出祁山时，料到魏国只有司马懿才是自己真正的对手。看来，孔明对于自己一方所要接触的各种人物都是非常了解的，这使他在与对方的军事斗争和谈判斗争中非常受益。
孔明对敌人一方的情况也有了解不够的时候，他一出祁山时，司马懿受离间被解除兵权，孔明自忖中原已无对手，遂放心用计进兵，不料天水冀人姜维却识破其计，大破蜀兵，孔明在败给姜维一阵后，认真对待，了解到姜维事母至孝、母住冀县等情况，以此作为突破口，收服了姜维。孔明不是神，在他对敌人一方的人事情况了解不清时也会失误，但失败后能及时弄清敌方情况亡羊补牢，从而继续较量，转败为胜。
兵法云：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方的人事情况不是“知彼”的全部，但却是“知彼”的最重要的内容。孔明了解到对方主要人员的能力、性格、个人历史及家庭情况，其一是便于选择适当的对付手段，其二是便于自己调兵遣将，其三是使自己在谈判中掌握更多的材料，保持主动地位。
系统性、科学性的战略战术(2)
孔明是三国时期善于把战争与季节、气候条件联系起来的领导人，因此，他指挥的军队常常能以逸待劳，战绩卓著。
孔明定计让刘备去东吴招亲，娶孙权妹妹为夫人，这是他实现联吴方针的重要步骤，但孙权、周瑜的用心是要扣留刘备以换取荆州。孔明临行前付给随刘备去东吴的赵云三条锦囊妙计，让其在年终打开一个，到时打开看后依计而行。赵云如约向刘备报称曹操杀奔荆州，情况十分危急，刘备遂与夫人商议回荆州，但又怕孙权不会放行，于是夫妻二人正月元旦以在江边祭祖为名逃走，众官员得知后去报孙权，而孙权这天却饮得大醉未醒，酒醒过来后派兵去追，二人已走得很远。刘备历尽险阻，终于逃回荆州。在这里孔明选定的正月元旦是一个关键的日子： 第一，刘备在这天外出有名，既可以祭祖为借口，亦可以游玩为借口；第二，正月元旦，大家欢聚过节，孙权必然放松警惕，节日的欢乐必然冲淡人们的军事警戒心理；第三，元旦这天有一个不成文且不甚严格的民族习俗，即当天不动干戈，至少是不能轻易动武，这就保证了即使追兵赶来，和解的可能也很大。总之，诸葛亮安排赵云年终打开锦囊妙计，完全是要利用正月元旦这一季节性节日。
对于持久性的大雨天气，孔明也是能凭经验测定并在战争中加以利用的。有一次司马懿引四十万大军，诈称八十万杀奔汉中而来，声势甚大。孔明得知这个消息后，遂派张嶷、王平引一千兵去陈仓道防御魏兵。二人面面相觑，哀告说： “丞相欲杀某二人，就此请杀，只不敢去。”孔明对二人解释说： “吾昨夜仰观天文，见毕星躔于太阴之分，此月内必有大雨淋漓，魏兵虽有四十万，安敢深入山险之地?……”(第九十九回)二人听罢，才高高兴兴地领兵而去。孔明又让他的十万后应部队准备防雨之物，等待出征。后来，大雨连下一月，山水不绝。魏兵马无粮草，军器尽湿，兵士连睡觉的地方也没有，怨气很大，遂班师回国。这里，孔明利用了大雨天气，以较少的兵力对付敌人几十万军马，使自己的大军未受损失，又赢得了休整的时间。
赤壁之战旧址
孔明一出祁山后收降姜维，一路顺利。魏将曹真派人去西羌求救，西羌国王遂派十五万“铁车兵”夹攻蜀兵，蜀兵交战失利，来告孔明，时当十二月冬。孔明得知了羌兵的情况后对众将说： “今彤云密布，朔风紧急，天将降雪，吾计可施矣。”(第九十四回)遂挖下坑堑，表面覆盖，任雪埋之，然后引诱羌兵追赶，结果铁车多滑入坑中，自相践踏，幸存者又被孔明伏兵冲杀，羌兵大败。这里下雪天气给蜀兵造成了用计的有利条件： 一是大雪覆盖了坑堑表面，不露痕迹；二是铁车在雪地中紧溜急行，收煞不住，前面的车掉入坑中，后面的车即使看见，也无法收止；三是雪地中便于蜀兵四周埋伏。
孔明伐中原，路途艰险，交通困难，时常是粮草不继。有一次，他选定陇西麦熟的季节出兵，在军中乏粮时他派人去陇上割麦就食。他利用麦子将收未收的时机，就地取食，将敌方的物资资源化归己有。
赤壁大战时，孙刘联军指挥部决定对曹操实行火攻，但隆冬季节只有西北风，曹兵隔江在西北方，联军在东南方，曹兵在上风头的位置，联军若放火去烧，只会伤了自家战船。当时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时，孔明愿为联军凭天借到三日三夜东南大风，以应战争急需，并约定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周瑜为之拨兵筑坛，等候动静，在约定日子的当夜三更时分，果然东南风大起，联军乘风出击，火烧赤壁，大败曹兵。还在孔明随周瑜刚出兵时，他就告诉刘备说： “但看东南风起，亮必还矣。”(第四十五回)吩咐刘备于十一月二十甲子派赵云驾船在约定的地点等候他。
十一月二十日是什么日子呢?原来那天是冬至之日。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有得到日照最多和得到日照最少的两个日子，这会引起地球表面各种气候的变化，古人虽不了解这样深层的道理，但却发现了这两个转折性日子的存在，分别命之为“夏至”和“冬至”，并用“夏至一阴生”，“冬至一阳生”来概括这两个日子后的气候变化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冬至之前，如果阴气旺盛，在长江沿岸表现为西北风，那么冬至之后，阳气生长，风向则要发生变化，表现为东南风。诸葛亮正是在随季节而生的气候变化规律上大做文章，贪天之功，神乎其神，迷惑了周瑜。其实，诸葛亮即使在起风的当天，对是否有风尚无绝对的把握。他对身边的鲁肃说： “子敬自往军中相助公瑾调兵，倘亮所祈无用，不可有怪。”(第四十九回)有人认为，诸葛亮能知道起东南风的日子，是他事先在江岸渔民中了解当地气候变化的特点而知道的。当然不能排除这一可能，孔明若能这样做就更好。然而，孔明若是知道了“冬至一阳生”的气候变化规律，就可以准确地把握起东风的时间了。赤壁东南风大起时，程昱提醒曹操加以提防，操笑着回答： “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何足为怪!”(第四十九回)既然曹操也知道这种气候变化的规律，那孔明当然就更可能掌握和运用这一规律了。
时逢冬至，自有东南风起于江岸，孔明所以向周瑜诈称自己借风，一是要故弄玄虚，贪天之功为己有，在破曹战役中“争”得一份大功，作为日后占有荆州的重要借口。例如一次鲁肃来索要荆州，他就提出： “若非我借东南风，周郎安能展半筹之功?”(第五十四回)诈称借风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要摆脱周瑜，迅速回到自己军中，调兵遣将，与周瑜争夺曹操失地。事实上，孔明为他离开周瑜营寨，事先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第一，吩咐刘备在甲子东南风起时派赵云在指定地点接应；第二，以祭坛借风为名离开周瑜营寨，既摆脱了周瑜的直接监视，又造成对他的麻痹；第三，起风的当天寻找借口打发走了身边的鲁肃；第四，起风前对周瑜派来的守坛将士下令： “不许擅离方位，不许交头接耳，不许失口乱言，不许失惊打怪，如违令者斩!”(第四十九回)他利用兵士对祭坛借风的神秘感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自由，直到周瑜派兵来捉他时，守坛将士仍执定旗子，当风而立。这为他的行动自由创造了极大的方便条件。
系统性、科学性的战略战术(3)
这里出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既然“冬至一阳生”的谚语揭示了气候变化的规律，那么周瑜等将领为什么要为无东南风而苦苦犯愁呢?其实，许多将领在战争中往往忽视气候因素的作用，尤其会忽视气候随季节的转折性变化，他们没有养成在战争中对未来各种因素通盘考虑的思维模式，而诸葛亮善于作这样的考虑，这正是他作为军事领导人的异常高明之处，正是我们这里所要指出并想给予充分肯定的一点。第二，既然曹操也知道“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的道理，那么为什么他在接受庞统的建议用铁环连锁船只时，还给众人解除疑虑说： “凡用火攻，必借风力。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安得有东风南风耶?”(第四十八回)我们认为，曹操这里出现了一个漏洞，“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是对一个时间期间内气候情况的判断：“冬至一阳生”是指气候在一个时间点上的转折，而冬至这一点是包含于隆冬这一时间期间内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曹操在作“但有西风北风”的判断时，是处在P点上，其判断在当时是正确的，但由于P点处于隆冬之际，他就作出了“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的结论，这就出了问题。事实上，他只能说，隆冬之际的前段时间只有西风北风，他的结论是把特称判断换成了全称判断，思维上出现这个漏洞，使他不恰当地延长了判断的时间期限，忽视了冬至这一点上的气候变化。冬至之时，风向转折。当第一场东南风骤起时，曹操还没来得及对他关于“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的错误判断反应过来、纠正过来，就被大火烧败。曹操考虑的是一个时间期间，忽视了其中的一个特殊点。诸葛亮则抓住这个特殊点大做文章，不给曹操以纠正的机会。孔明利用大雾天气“草船借箭”，是与“借风”事件相类似的。
总之，诸葛亮善于在作战中利用季节条件、气候条件，善于利用随季节而发生的气候变化规律；他能想别人所未想，知天之情，巧夺天工，故能得“天”之助。
为了战争的需要，孔明曾为自己的军队配制过许多先进的武器装备，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喷火假兽。孔明南征孟获时，八纳洞主木鹿大王来为孟获助战，两军相对，他发一声号令，虎豹豺狼、毒蛇猛兽就冲将过来，蜀军抵挡不住。这时，孔明让人从十多个柜中取出早已预备好的百余木刻彩画巨兽、外套服饰，有钢铁爪牙，一兽可坐十人，给兽口中装上烟火之物，等木鹿大王再次呼出猛兽后，蜀阵中冲出假兽，口吐火焰，鼻喷黑烟，身摇铜铃，对真兽张牙舞爪，真兽被吓得退奔本阵，将自家人马冲倒，蜀军乘势掩杀，大获全胜。第二，火药、地雷。孔明在南方对付藤甲兵和在葫芦峪火烧司马懿父子时使用过，他曾向众将解释过这种武器及使用方法： “火炮，名曰‘地雷’，一炮中藏九炮，三十步埋之，中用竹竿通节，以引药线，才一发动，山损石裂。”(第九十回)第三，冲车。孔明在陈仓口为对付郝昭的“火箭”而创制，可惜当时未能奏效。第四，木牛流马。孔明北伐中原时，交通不便，后勤供应困难，于是他设计了“木牛”与“流马”，让人依法制造，牛马既不吃草，又不喝水，昼夜运转不停，就像活的一样灵活。这种设备极大地缓解了后勤供应上的困难。由于能成功地解决山路运输问题，在当时具有极先进的意义。第五，创造了“连弩”之法。其法矢长八寸，一弩可发十矢(第一百四回)。孔明生前没使用它，传给姜维，后姜维伐中原时几次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看来，孔明重视谋略，同样重视武器装备的作用，先进装备的作用是谋略所不能代替的。孔明所使用的先进装备有些是事先预备，有些是临时创制，但威力较大、效用较高的一般是前者。
诸葛亮营旧址
孔明为了战胜敌人，也常常利用当时一般人所具有的迷信观念以迷惑对方，造成对自己的有利形势。他在祭坛借风时，曾按七星、八位、二十八宿、六十四卦的要求筑坛插旗，自己又身披道衣，跣足散发，焚香于炉，仰天暗祝，煞是神秘。守坛将士被这种场面唬住后不敢行动，他乘机脱身离走。出祁山时，为保证自己兵士陇上割麦的顺利，他装神弄鬼，以四组“神兵”围定四个“诸葛亮”，从四面迷惑魏兵，弄得司马懿也心中疑惑道： “此必神兵也!”(第一百一回)因而军心大乱，不敢交战，保证了蜀兵顺利割麦。为抢夺魏兵仿制的木牛流马，他安排五百兵士在山旁扮作六丁六甲神兵，以配合截击部队。孔明使蜀军装扮神兵，一般是在自己兵力不足时借此以弥补，这种“神兵”极大地迷惑了敌人，动摇了对方的军心，这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的必要条件是： 第一，对方要有迷信观念，否则就不会被迷惑；第二，自己首先不迷信，因而能随心所欲地安排；第三，达到迷惑对方的程度即止，不能让“神兵”动真格，主动出击，否则就会因为没有“神兵天将”的威力而被识破。
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一种技术手段，它与迷信观念相对立，似乎水火不容，但孔明为了军事斗争的需要，对两者同时加以利用。因为在他看来，目的是第一位的，手段要服务于目的，为了达到战争的目的，手段可以多种多样。事实上，对先进技术的利用和对迷信观念的利用还是有所不同的，先进技术越是独占越好，装备自己；迷信观念则本来存在于敌人一方，利用它以愚弄敌人。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只要能和目的相联系，它就是合理的、必要的。迷信的手段在和目的的联系中可以改变自身的性质。
军师的驭将之术
孔明了解自己部将的特性，他依据场合和对象，对部将有许多不同的授命方式。其中有两种方式值得注意。
第一，征求意见的方式。孔明南征孟获时，兵至泸水两军相持。当时马岱从后方送解暑药物和军粮到军中，孔明想借马岱的三千生力军破敌，遂对马岱说： “吾军累战疲困，欲用汝军，未知肯向前否？”马岱回答： “皆是朝廷军马，何分彼我？丞相要用，虽死不辞。”(第八十八回)于是孔明分配给他偷渡泸水的艰险任务。孔明六出祁山时，急攻魏兵不下，他欲联络吴国出兵伐魏，以分散魏国兵力。恰好费祎自成都来军中，孔明对祎说： “吾有一书，正欲烦公去东吴投递，不知肯去否?” 祎回答说：“丞相之命，岂敢推辞？”(第一百二十回)孔明遂写信让费祎去送。马岱、费祎均是蜀国的忠臣，与孔明又无私人隔阂，孔明若以丞相身份授命，他们绝不会推辞，但孔明在这里却以征求意见的方式授命。
以征求意见的方式授命，给接受命令的部下以平等感、信任感，使其在完成艰巨任务的过程中不生怨言，积极主动。同时，孔明对二人分别以这种方式授命，还因为他们非本战役的随军将官，系朝廷派至军中，本人对接受任务无思想准备，以征求意见的方式授命，能避免他们心理上的抵触情绪。另外，孔明大概担心朝廷给二人会另有任务，不给他们直接下令，留有回旋余地，就完全避免了对他们的多头领导，不至于在他们另有朝廷使命在身时无法接受丞相之令，造成双方的难堪。有这三条理由，所以孔明谨慎地选择了征求意见的方式。
以征求意见的方式授命，其对象是忠诚的人，而且是主观能动性强、能独立完成任务的人，上级只简捷地告诉其任务，注意留给部下发挥能动性的余地。
第二，激将式的授命方式。孔明特别喜欢对他的部将采用激将法，有如下多例。
例一，他决定让关羽战黄忠以攻取长沙，临行前对关羽介绍了黄忠的厉害。并说： “子龙取桂阳，翼德取武陵，都是三千军去……云长去，必须多带军马。”关羽觉得军师的话把自己放在了赵云、张飞之下，于是慨然表示： “关某不需用三千军，只消本部五百名校刀手，决定斩黄忠、韩玄之首来献麾下。”(第五十三回)于是不顾众人劝阻，执意领五百军马前往长沙。
例二，刘备在攻取益州的关键时刻，张鲁派马超兵犯葭萌关，进攻刘备，张飞欲战马超，前来请战。孔明假装未听到张飞之言，对刘备说： “今马超侵犯关隘，无人可敌，除非往荆州取关云长来，方可与敌。”张飞一听，大声喊道： “军师何故小觑吾!吾曾独拒曹操百万之兵，岂愁马超一匹夫乎!”“我只今便去，如胜不得马超，甘当军令!”(第六十五回)然后率兵赴关，大战马超。
例三，刘备争夺汉中时，曹操大将张郃来攻葭萌关，孔明聚众将于堂上，说道： “张郃乃魏之名将，非等闲可及，除非翼德，无人可当。”老将黄忠厉声喊道： “军师何轻众人耶!吾虽不才，愿斩张郃首级，献于麾下。”孔明对黄忠劝阻说： “汉升虽勇，怎奈年老，恐非张郃对手。”黄忠听罢，白发倒竖，下堂拿起大刀，舞动如飞，对孔明说： “如有疏虞，先纳下这白头。”黄忠遂与严颜率兵离去。孔明对众人说： “吾料汉中必于此二人手内可得。”(第七十回)后来黄忠用骄兵之计大胜曹兵。
例四，刘备夺定军山时，孔明又对黄忠讲： “今将军虽胜张郃，未必能胜夏侯渊，吾欲酌量着一人去荆州，替回关将军，方可敌之。”黄忠奋然答道： “军师言吾老。吾今并不用副将，只将本部兵三千人去，立斩夏侯渊首级，纳于麾下。”(第七十回)黄忠在法正的协助下，设计斩杀夏侯渊，夺取了定军山。
例五，孔明南征孟获时，欲派将深入重地破敌，遂唤赵云、魏延近前，却都不吩咐，又唤王平、马忠至前，对他们讲： “今蛮兵三路而来，吾欲令子龙、文长去，此二人不识地理，未敢用之。你俩可如此如此。”二人领命去后。又唤张嶷、张翼吩咐说： “你二人可如此如此。——吾欲令子龙、文长去，奈二人不识地理，故未敢用之。”(第八十七回)二人亦领命而去，赵云、魏延见孔明不用自己，各有不平之色，孔明对他们讲： “吾非不用汝二人，但恐以中年涉险，为蛮人所算，失其锐气耳。”二人怏怏而退，私下作了商议，生擒了几个敌兵，让其带路，深入敌军重地，立了大功。
看来孔明是善于对部将使用激将法的，激将法的适用对象一般是有傲气、好胜心强的忠诚将士，因为忠诚，所以部将不会因为领导人对自己的贬损而产生怨情；因为好胜，因而能使部将发挥出他的最大能量。由于运用激将法时，上级事先可以直接指出部将的弱点，这就提醒或逼使部将用心仔细，提防自己的弱点，避免疏忽大意。
激将法的使用场合一般是在至关重要的战场上，在遇到劲敌的时候。这种方法对部将的心理刺激大，应掌握“适度”的原则。
妙计源于长期缜密的统筹计划
孔明是一位处事精细、虑事长远的领导人，由于他对许多问题考虑深远，准备较早，所以临事不慌，应付自如。彝陵战役后。吴国大将陆逊欲乘胜进攻蜀国，却在夔关不远处误入石头阵，石头阵是孔明入川时所布，他自己说可顶十万兵，陆逊陷入阵中后被其迷惑，几乎走不出去。我们无法知道这一事实的真相，若真有其事，那可以说孔明对防止吴兵入川的准备工作做得很早了。孔明南征，在对付木鹿大王的虎豹时，从随军柜车中搬出了喷火假兽，对众人说： “吾未出茅庐之时，先知南蛮有驱虎豹之法，吾在蜀中已办下破此阵之物也。”(第九十回)
而火烧藤甲兵的“火炮”、“地雷”，也是在蜀中早先准备的。孔明在一出祁山，招降了姜维后，即拉着姜维的手说：“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第九十三回)他临终时，又单独对姜维叮咛了许多事情，可见，他对自己的事业继承人的问题考虑较早，这使他有机会能在长期的征战中考察选拔，并加以培养。在孔明临终前，后主派尚书李福急往军营看望，征询他对身后相位继承人的考虑意见，他提出了蒋琬，又提出了蒋琬之后费祎可以继承。我们不认为在人事问题上这样细致而长远的安排十分恰当，但孔明作出这样的提议，说明他对这一问题早有久远的考虑，作为一位实际主持全盘工作的领导人，这样的深谋远虑却是必需的。
孔明在安排刘备去东吴招亲时，事先准备了三条锦囊妙计，这些计策均显示了孔明对各种事情细致而长远的考虑。孙权、周瑜让刘备来招亲，本不是实心，是想以此诱骗刘备至东吴，加以扣留，孔明交给随刘备前去的赵云三个锦囊，让他一到南徐，打开第一个；年终打开第二个；临到危急无路时，打开第三个。
刘备到了南徐，赵云依第一计而行，让刘备去牵羊担酒，前去拜见极有声望的国戚乔国老，说知此事，又让随行五百兵士披红挂彩，到处买办物品，宣传此事，在城中大造舆论。孙权之母吴国太从乔国老那里闻知此事，急招孙权相问，当知道这是孙权拘囚刘备的计策时，她担心女儿的名声，坚持不答应，大骂孙权与周瑜。但因此事也闹得满城风雨，人人皆知，已经欲止不能，因而在吴国太见面看中了刘备后，就一口答应了亲事，弄假成真。孔明这一计策是利用了舆论的压力，它得以成功的条件，一是吴国太爱护珍惜女儿的名声；二是孙权对母亲孝敬，不违拗母亲；三是刘备仪表非凡，能被吴国太看中。刘备结亲后，孙权为刘备安排声色玩好，欲丧其心志，将其软困于吴。
一晃到了年终，赵云打开第二个锦囊，对刘备报称荆州战事危急，刘备私下与夫人商量后，于正月元旦借口走脱。孔明的第二个计策是用了刘备的功名心理，它得以成功的条件，一是刘备有以柔克刚、在感情上把握夫人、引其出走的独特才能；二是利用了正月元旦这一有利的节日条件；三是赵云办事精细。刘备与夫人离去已远，孙权酒醒过来，当得知此事后，急派人去追赶捉拿，而周瑜也派人在前面拦截。
赵云在危急无路时打开了第三个锦囊，看后交给了刘备，于是刘备向夫人诉说了招亲一事的真实原委及眼前处境的危难，请夫人出面解救，并表示： “如夫人不允，备请死于车前，以报夫人之德。”(第五十五回)夫人听说后，命人推车直出，卷起车帘，骂退了领兵之将又骂派兵的周瑜，使刘备走脱。二次追兵来后，夫人让刘备先走，自己与赵云在后，追兵受到喝骂，又见赵云怒目相待，准备厮杀，而军中又不见刘备，因此退兵，结果使刘备远走，被孔明接应而回。孔明的第三个计策是利用了当时家族统治的领导体制，它得以成功的因素，一是孙夫人严毅刚正，诸将畏惧，二是赵云武艺高强，追军不敢放肆。
综观孔明的招亲三计，其对事件的预料和对问题的处理是非常周密细致的，三条计策依次而行，是因为三个问题的出现有前有后，前后相接。入吴后首先要成亲，这是实现联吴战略方针的手段，是刘备此去的目的，也是后面一切问题的解决前提，但孙权并非真心招亲，于是有第一个计策对付；招亲目的达到后不能久住于东吴，刘备要回荆州主持军事，要待机入川，实现鼎立之势，但料到孙权不会轻易放走刘备，刘备对安逸生活也难免会有留恋之心，于是有第二个计策解决；刘备偕夫人出走会在路上遇到难以预料的拦截，但困难毕竟发生于孙夫人家族的辖地，于是有第三个计策应付。三条计策互相衔接，排列有序，对预料之中的事与预料之外的事全能解决，保证计划万无一失。
那么，由谁来执行这些计策呢?孔明在刘备临行时对他说： “吾已定下三条计策。非子龙不可行也。”赵云在诸将中的优势在于勇猛与精细集于一身。完成这些计策，单精细不行，单勇猛亦不行，惟有精细兼勇猛的赵云才行。还有，三条计策之后事情如何呢?进了荆州地盘，出了孙氏家族的辖地，再有追兵相至，刘备奈何?对这最后的一环，孔明没有疏忽，他亲自去水路接应，陆上追兵有关羽伏兵以待。这样精细的头脑，这样周密的考虑，这样细致的安排，还有什么诈计不能对付!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完成!难怪孔明在接刘备回荆州的路上，让兵士对率追兵败退而回的周瑜高喊： “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
充分认识到军事秘密的价值
孔明在作战前给部将分配任务，多是附耳低言或付给锦囊妙计，这是最常见的保密方式。除此之外，他还根据不同的情况，对严守军事机密采取过许多有效措施。
孔明六擒孟获时，兵至三江城，城由朵思大王把守，蜀兵到时城上弓弩齐发，一弩十矢，箭头上有毒，蜀兵不能取胜。孔明令军退后，五天未发号令。黄昏时，孔明传令： “每军要衣襟一幅，限一更时分应点，无者立斩。”诸将不知其意，依令而行。初更时分，又传下第二道命令： “每人用衣襟包土一包，无者立斩。”众军仍不知其意，依令预备。接着孔明又传下第三道命令： “诸军包土，俱在三江城下交割，先到者有赏。”众军皆包土飞奔城下，孔明遂即传令，让军士积土包为上城的台阶蹬道。先上城者为头功。于是蜀兵十余万及降兵万余将土包弃于城下，霎时积土成山，接连城上，蜀兵争先上城，守兵欲放弓弩时，已被蜀兵登城捉拿，朵思大王亦被斩杀，蜀兵夺了三江城。这里，孔明连下四道命令： 准备衣襟——包土——城下交割——登城，他采取把一道命令分解下达的方式，由于在实施军事行动的前期，没有人知道军事计划的全部内容，因而当兵士们在备衣包土和准备交割的时候，尚不知道他们正在实施一孟获像
项军事行动，这就绝对地保守了军事秘密，当最后一道命令发出时，军士争先上城，敌人已来不及应付。采取将一道命令分解下达的方式，保守了军事秘密，同时，它使指挥员的每一道命令简捷易行，行动容易统一。而且，它的前几道命令由于军士不理解，又似乎与军事行动无关，这就能刺激军士的好奇心，他们急于想知道自己行动的目的，执行起来会干脆利落。这种下命令的方式一般适应于急需保密但因人数杂多又不易保密的场合，也适应于准备工作复杂的保密行动。试设想，孔明如果一开始就将四道命令全部下达，非但不能保证对敌保密，军队的行动也必定杂乱不一，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孔明二出祁山，陈仓口有魏将郝昭把守，蜀兵使用云梯、冲车等武器均攻陈仓不下，后绕道打了几个胜仗，退回汉中等待战机。后来探子回报说陈仓城中郝昭病重，孔明遂唤魏延、姜维两人带五千兵奔陈仓攻城，并吩咐三日内都要完备，不需辞告，即刻起行。另又对关兴、张苞附耳低言，四将分别受令而去。魏延、姜维领兵至陈仓城下，正要攻城，只听一声炮响，见孔明已坐于城上，二人入城后，孔明告诉他们： “吾打听得郝昭病重，吾令汝三日内领兵取城，此乃稳定人之心也，吾却令关兴、张苞，只推说点军，暗出汉中，吾即藏于军中，星夜倍道径到城下，使彼不调兵。”(第九十八回)孔明为偷袭陈仓，采取了许多出奇制胜的保密措施： 第一，让关兴、张苞以点军为名，暗出汉中；第二，不张声势，将军队主帅藏于军中，以免引起怀疑；第三，公开派魏延、姜维二人攻陈仓，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孔明在派兵时，采取明的一手与暗的一手，明的一手吸引了敌人，加强了暗的一手的保密性，又由于暗在明先，因此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孔明还采取托病不出、对任何人都避而不见的方式加强保密，暗中调兵遣将，平定了曹魏发起的五路伐蜀兵马。
功亏一篑失在用人(1)
孔明在用人问题上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人们对此探讨得较多，这里是要指出他作为领导人，在人事问题上出现的失误。
孔明一出祁山后，战果辉煌。为保证大军的安全，他选派深得信任的马谡守咽喉重地街亭。马谡自幼熟读兵法，南征时曾向孔明提出过“攻心为上”的方针，被任命为参军；伐魏前提议对司马懿使用反间计，遂使魏主曹睿罢免了司马懿的兵权，之后常在孔明帐前，深得信任。但马谡受命至街亭后，违反作战要领，结果失了街亭，使孔明全线被动，只好全军撤退。
先前，刘备刚得荆襄，伊籍向刘备、孔明推荐当地的马良、马谡等兄弟五人，同一时介绍了一首乡谚： “马氏五常，白眉最良。”(第五十二回)这个眉间有白毛的人就是马良，当地人将马良看成兄弟中最贤能的人，并没有认为他的弟弟马谡最贤。刘备临终前，孔明与马谡一同在旁，刘备令马谡暂退回避，单独对孔明说： 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鉴于孔明将马谡看作“当世之英才”，刘备提出让他再作深切考察。对于马谡，孔明的看法与刘备的看法不同，也与马谡本乡人的看法不同，而最后的事实说明孔明的看法是错误的、片面的。那么，我们可以推定： 孔明在对人的观察上，一定有某种错误的思想方法，由于这种思想方法的作祟，使他对一个在身边工作多年的人不免有一种歪曲的看法。
孔明在人事问题上最大的失误是对魏延的处理。魏延曾慕刘备之名，在长沙杀了他的上司韩玄，救了黄斩马谡忠来投刘备。孔明一见面就要杀掉他，理由是： “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第五十三回)所谓“反骨”当然是荒唐的。孔明关于骨相的说法仅是一种托辞，真正的理由乃是魏延的所谓“不忠”、“不义”，当时由于刘备的保护，孔明未杀魏延，但却一直对他抱有成见，另眼相看。平时有什么硬仗、险仗和诱敌诈败，记不了功劳的仗多派魏延去打，而对魏延多次提出的军事建议却不屑一顾。孔明对魏延一贯不满，魏延不会没有觉察，但他始终听从孔明的指挥。平西川，争汉中，擒孟获，魏延屡建战功，伐中原时魏延是帐下第一员大将，曾斩王双，战张郃，诱司马，功绩无人可比，但孔明全不念其功劳。尤其错误的是，他死前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就断定身后魏延必反，暗中安排马岱斩杀魏延，一手制造了蜀国最大的冤案。
孔明死后，魏延确实与接替孔明领兵的杨仪争夺过兵权。但这种矛盾的产生并不是孔明预料之正确，而是他在身后人事安排上的过错所造成的。当时魏延为前将军、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在军中不仅官职最高，且能力、威望属上乘，而杨仪仅是一长史，大约相当于秘书长的官职，又看不出有什么超人的能力和威望，魏、杨二人平时关系不睦，孔明安排杨仪接掌兵权，让魏延断后，魏延自然不服。魏延那样性格的人绝不会对一个功小位卑的人俯首谦让，他公开对抗孔明的人事安排，反倒是合乎逻辑的。因而可以说，魏延的兵变，在某种意义上是孔明逼出来的!魏延负气争权，确是姿态不高，那么，被孔明越级提拔、一度统领全军的杨仪是否姿态很高呢?其实不然。孔明死后，蒋琬受命为丞相，杨仪被加封为中军师，但他以为自己资历高于蒋琬，而位在琬下，又自恃功高，口出怨言，对别人讲： “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将全师投魏，宁当寂寞如此耶!”(第一百五回)杨仪的功劳、职位和人才远不及魏延，思想姿态亦不比魏延高，孔明死前将兵权避开魏延交付杨仪，看来完全是不正常的，是出于对魏延的成见。如果说孔明初见魏延的过激言行尚且可以理解，那么，在以后的长期实践中孔明一贯凭成见看待魏延，就是极其错误的。曹操在官渡之战时收纳了袁绍降将张郃，当操听到有人对张郃的投降表示怀疑时曾说： “吾以恩遇之，虽有异心，亦可变矣。”曹操愿意对怀有异心的将军结恩感化，而孔明却缺乏曹操具有的那么一种胸怀、那么一种气度，显得心眼太小。
孔明斩杀魏延看来也不是出于个人的私怨，这源于他思想方法上的不足。魏延是一个开拓型的人才，孔明的思想则倾向于保守型。当然，并非思想保守型的人和开拓型的人必不能共事相处，问题在于孔明坚持用他的思维模式去衡量别人，且不转换角度，就必然对不同性格的人产生误解。例如，校尉廖立非常自负，自认为他的才能只逊于孔明，感怀才不遇而口出怨言，孔明闻其怨谤之言，并不去考察其人的长处和短处，不去考虑其人是否可用，而是立即将其撤职，废为庶人。(第一百四回)如果孔明仍用这样的思维模式去看待魏延，那他自然处处看到魏延的“毛病”，魏延因为自己的作战方案不被采纳而发出的某些怨言和牢骚，就有可能被看做是其心不正、身后必反的征兆，一想到魏延若反、无人可制的身后情况，谨慎了一生的孔明于是定计斩杀了魏延。魏延被斩，是继诸葛亮死后蜀国无法弥补的一个损失。
派定关羽镇守荆州，也可以说是孔明在用人上的一次失误。蜀国以联吴抗魏为长久的战略方针，荆州地处魏、吴之间，要牢固地保住此地，更需要切实地贯彻这一方针。当刘备收川受挫后，派关平持信赴荆州请孔明入川相助，并让孔明量才委用守荆州之人。关平是关羽的义子，孔明揣测说： 主公“教关平资书前来，其意欲云长公当此重任”。(第五十三回)于是派定关羽镇守荆州，自己与张飞、赵云等领兵入川。关羽为人傲气十足，藐视东吴诸将，对联吴方针一开始就不太理解，孔明临走时也已发现了这点，但最终还是将荆州印绶交给了关羽。后来，关羽联吴不力，在他北攻曹操时导致东吴与曹操相联络，偷袭荆州，关羽战败被杀，蜀国丢失了荆襄一带战略要地。
荆州失守，关羽负有直接责任。客观地讲，孔明负有如下的领导责任： 第一，关羽一是不懂联吴方针，二是傲气太盛，让他在当时单独驻守荆州有明显的不当之处。从当时的情况看，赵云守荆州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孔明却揣测上级领导人的意图加以迎合，作了错误的选派。刘备派关平送信，也许有让关平辅助关羽守荆州的意思，但他信中明言让孔明量才委派，毕竟给了他很大的选择权，最后的决定权在他手中。第二，关羽被杀后，孔明曾安慰刘备说： “关公平日刚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祸。”(第七十八回)可见，他对关羽的缺点及失败的可能性是有所觉察的。他离开荆州时，虽曾告诫关羽守荆州的大计是“北拒曹操，东和孙权”，但离开荆州后，在明知关羽缺点的情况下，既不对荆州换防，另派适当人选，又不对关羽的防守派人监督协助，似乎以为靠八字留言就万事大吉了。第三，孔明入川时带走了荆州的许多精兵强将，使荆州防守单薄。夺取两川后，闻说曹兵攻取荆州，他让关羽主动出击，这时，他既不为之增兵添将，又不从汉中方面出兵配合，致使关羽独力难支，兵败身亡。可见，荆州失守，孔明是负有领导责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