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亏一篑失在用人(2)
孔明不是全智全能的神人，自然不必忌讳他在人事等问题上的一些失误，然而，上述失误绝不抵消他作为一名领导人的精明强干，即使在人事问题上，他的安排也有许多成功之处，下面拟举孔明两次人事安排进行心理分析。
第一次人事安排： 让刘琦驻守江夏，是实现自己战略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孔明初出茅庐时，刘备投靠刘表，屯兵新野小县，当时刘表将不久人世，手下两个派别互相倾轧，一派是长子刘琦，琦为刘表前妻所生，为人懦弱，为刘表后妻蔡夫人及蔡氏家族所忌；另一派以蔡夫人及其弟弟蔡瑁等为首，他们欲拥立刘表次子刘琮继位，掌握兵权，势力强大，处处陷害刘琦。刘备作为外来势力，亦为蔡瑁等嫉恨，几次受到陷害。刘备集团欲夺荆州，一是兵力不济，二怕舆论压力，三恐内部纷争，为曹兵所乘，只好寄人篱下，忍气吞声，他们在感情上与刘琦接近。有一次，刘琦来见刘备，哭着说道： “继母不能相容，性命只在旦夕，望叔父怜而救之。”(第三十九回)刘备对蔡氏集团不敢稍有得罪，只好推托说： “此贤侄家事奈何问我?”这时孔明在一旁微笑，刘备看到孔明这样，就求计于他，孔明回答说： “此家事，亮不敢与闻。”于是刘备送刘琦出去时对刘琦安排了向孔明求救之计。第二天，刘备推说腹痛，让孔明代往回拜刘琦，刘琦邀孔明于后堂，几次问计求救，孔明再三推托，并说： “亮客寄于此，岂敢与人骨肉之事?倘有泄漏，为害不浅。”孔明告别时，刘琦说家藏一本古书，领孔明登小楼观看，二人一上楼，楼梯即被仆人搬走，刘琦又向孔明求计，并以自刎相威胁，孔明脱身不得，加之刘琦再三作出了绝不泄密的保证，他才以春秋时晋国“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的历史为依据，劝刘琦向父亲乞兵屯守江夏。 后来，刘备说服刘表，让他答应了儿子的请求。
帮助刘备占有荆襄，是孔明三足鼎立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刘备若伺机夺取刘表的荆州，刘琦是否会倾向刘备，这是很难断定的。即使他想帮助刘备，但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也无补于事。但若让刘琦镇守江夏，就使他掌握了一部分军队，这时候，如果刘备能粉碎蔡氏集团，夺取荆州，那刘琦在江夏也可以互相呼应，形成掎角之势；如果荆州日后被蔡氏集团占有或被曹操夺走，刘备集团无法在新野容身，那也有江夏一条退路。这就是孔明对安排刘琦守江夏所作的考虑。然而，孔明要把他的安排告知刘琦，却有许多难处，他既不能让任何一个第三者知道刘琦守江夏是他的主意，以免引起怀疑或被蔡氏集团看穿阻止，同时又要把这种安排告知刘琦以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还要避免因痛快淋漓地说出而使刘琦本人对他产生疑心，因此，他既不痛快淋漓，又不一口回绝，而是几次故意欲言又止，吞吞吐吐，既吸引刘琦，又婉辞刘琦，逼他作出保密保证，并提供谈话的最佳机会。当刘琦向刘备求救时，不干他事，他在一旁微笑，这是一种有计而不言的表示，实是吸引刘琦问计于他。当刘琦在自己公馆向他问计时，他推说不敢参与别人骨肉之事，恐怕泄漏出去，引起麻烦，这实际上是暗示自己怀有良策，逼刘琦再三相问，好使他作出不泄密的保证。当二人上楼后刘琦采取保密措施，作出保密保证，并以自刎相要挟而问计时，孔明以历史为根据向他说出了自己的安排，这样，既做到了保密，又不引起刘琦的怀疑。后来，曹操进攻荆州，蔡氏集团降曹，刘备率兵败退，多亏刘琦引江夏之兵接应，使刘备在江夏暂得容身。
另一次人事安排： 让关羽伏兵华容道释放曹操，是为了平衡两个关系。
赤壁大战，曹操被孙刘联军打败，孔明料定曹操必然率残兵从华容小道逃走，就安排关羽率兵去那里埋伏。关羽曾经归降过曹操，操待之甚厚，有恩于关羽，孔明对关羽分派任务时表示，他担心关羽会记昔关 羽 放 曹日之恩，放走曹操，关羽立下了军令状，才领命而去，刘备亦担心说： “吾弟义气深重，若曹操果然投华容道去时，只恐端的放了。”大概是想让孔明另考虑人选，孔明回答说： “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第四十九回)后来。操果然率百余残兵败将投华容小道，在人困马乏时被关羽拦截，曹兵惶惶垂泪，操又提起昔日之情，牵动关羽恩义之心，最后关羽放走了曹操一行。关羽交令时孔明要按军法处斩，后刘备出面说情，并提出对关羽记下过失，“容将功赎罪”，孔明方才作罢。那么，孔明为什么要派关羽伏兵华容道呢?如果为了活捉曹操，为何不派另外的将领?如果真是要让关羽做人情，为何放了曹操，却要按军法斩杀关羽？其实，孔明所说的“夜观乾象”之类话，纯是一种托辞，他是有意安排，让关羽放走曹操，为的是平衡两个关系。
功亏一篑失在用人(3)
赤壁大战前，刘备集团几无容身之处，他们曾一度想夺取荆州，但荆州被曹操夺取，后来与孙权集团结成联盟对付曹操，但其间矛盾很大，只是由于曹操大兵压境，这一矛盾才降到了次要地位，未能公开化。刘备集团联络孙权集团对付曹操，但若没有曹操集团的存在，孙权集团马上会吃掉他们，而他们在当时尚无还手之力，这就决定了刘备集团只能在孙权与曹操矛盾斗争的夹缝中生存，他们必须在军事和外交等方面谋求这两大军事集团的平衡，以求得自身的发展，因此，他们既要抑制曹操集团的强大，又不能没有曹操集团对孙吴的牵制，曹操赤壁兵败，这是曹魏势力退缩和孙吴势力发展的转折点，二者的平衡已经基本形成，如果这时再要斩杀曹操，就必然造成曹操集团的崩溃，孙权集团就会迅速膨胀，并吞刘备集团，这是孔明所不愿见到的情况，因此即使曹操已成瓮中之鳖，可以手到擒拿，但仍不如将其放掉。事实上，当刘备后来初得荆州时，孙权、周瑜即想起兵夺之，只是怕曹操乘虚来攻，才未操动干戈。如果在华容道上杀了曹操，恐怕刘备亦难占有荆襄，更不易占领西川了。孔明要放掉曹操，可以不在华容道设兵，让曹操自己走掉行了，为什么要派关羽去，任其放掉?原来，刘备集团内部有一个小宗派，它以关羽为代表，自恃才高功大，目中无人，有时甚至敢与军师孔明相顶撞。例如孔明初次用兵，关羽与张飞说了许多怪话，不听调遣，当时多亏有刘备交给的剑印在手。孔明几次用兵如神，张飞已被折服，但关羽的自矜之气仍未彻底改变。例如，当孔明提出对他捉操有所担心，怕他放走曹操时，他敢对孔明说： “军师好心多!……”这实是指责说孔明的心眼太多，而且，他为孔明立下军令状后又反问孔明： “若曹操不从那条路上来，如何?”要逼军师为他立军令状，他对军师尚且如此，对其他人更不放在眼里。关羽身边除张飞外，还有关平、周仓等人追随，他们自成一体，形成集团内部的小山头，如要实行组织处理，一是没有有力的借口；二是关羽的追随者、崇拜者较多，若处理不妥，消极影响大；三是关羽属刘备的嫡系，关键时刻有刘备的保护。因此孔明要想处治关羽，一定要慎重地选择机会，寻找借口，不使任何人产生异议。这次，让关羽伏兵华容道，由于他义气深重，必定会放掉曹操，这就提供了惩治他的绝好机会。——孔明是要借这件事平山头，煞煞关羽的威风。
可见，孔明既要让曹操逃走，又要让曹操在关羽的手下逃走，他有意安排，让关羽放走曹操，是要平衡本集团外部和内部两种关系： 对外，他要平衡孙权与曹操两大军事集团的关系；对内，他要防止宗派倾向的形成。“放曹”事件结束后，孔明的两个目的全部达到。曹操与孙权两大军事集团相对峙，互相牵制，以致刘备夺取荆襄后，孙权虽十分怨恨，仍不敢轻举妄动，使刘备集团赢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时机，为实现三足鼎立的战略计划做好了积极的准备。同时，就本集团内部来说，关羽回兵后已自知罪过非小，刘备也承认关羽违反军法，让记下关羽罪过，以后将功赎罪。
顺便应提到，孔明与关羽互有意见，刘备对此心里是清楚的。刘备后来大举伐吴，口口声声要“削平江南，杀尽吴狗”，这是他对东吴仇恨心理长期压抑的一次大发泄，关羽被杀正是提供了这种心理能量的发泄口。孔明、赵云等人当时仅仅将伐吴看成是刘备为关羽的报仇行为，他们一味地劝刘备暂勿与关羽报仇，但这种劝说是出自平时对关羽有意见的官员之口，因而无法得到刘备的相信。刘备对孔明言听计从，事之如师，在这件事情上却一反常态，甚至当孔明上表劝谏时，刘备掷表于地，没有一点客气。孔明送刘备出师后回成都，他对众官员说： “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也。”(第八十一回)才能和口辩逊于孔明的法正反能劝阻刘备，办到孔明所办不到的事，就是因为法正除与刘备个人关系密切外，他与关羽正面接触少，没有个人怨情，他的劝阻能以完全客观的面貌出现，容易使刘备接受。孔明没有后面这一条件，他越是劝说勿与关羽报仇，越是刺激起刘备的逆反情绪。刘备要将兴兵报仇之举做给诸官员看，一场战争自然不可避免。
对孔明三次用兵得失的分析(1)
◎火烧博望坡与火烧新野
刘备投奔了荆州刘表，被安排屯军于新野。其时刘备请得诸葛亮为军师，训练调度军马，曹操闻讯，派夏侯惇为大将，引兵十万，杀奔而来。刘备将剑印交付诸葛亮，授予全盘指挥权，诸葛亮对新野数千人马的应战作了如下策划： 第一，令关羽领兵一千伏于博望之左的豫山，放过曹军，但见前军火起，则纵兵焚其后军粮草。第二，张飞领一千军伏于山林后的山谷中，但见南面火起，则出谷杀向博望城，烧其粮草。第三，关平、刘封引五百军，预备引火之物，伏于博望坡两边树木丛杂中，等曹军一到，便引火烧之。第四，令赵云为前部迎敌，只要输，不要赢。刘备领一千人马为后援，敌军黄昏时杀到，便弃营而走，但见火起，回军掩杀。第五，诸葛亮自己与糜竺引五百人守新野，孙乾、简雍准备庆喜筵席，安排“功劳簿”伺候。
次日，夏侯惇、于禁领兵至博望，分一半精兵为前队，其余护粮在后。前军与赵云相遇，交锋不久，赵云败走，夏侯惇纵马追赶，并告诉劝谏的副将说： “敌军如此，虽十面埋伏，吾何惧哉!”(第三十九回)直赶至博望坡，炮响处刘备领军迎来，曹军将其杀败，直扑新野。黄昏后曹军行至博望坡，路边芦苇丛木被关平、刘封烧着，风大火猛，曹军大乱。赵云回军杀来，关羽纵兵烧了曹军粮食辎重，张飞杀退救粮之兵，曹军尸横遍野。天明后夏侯惇收拾残军，自回许昌。
诸葛亮以数千兵力粉碎了曹军十万人的进攻，这主要在于军事谋略的胜利。兵法云：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形篇》——本书所引兵法理论均出自《孙子兵法》,为行文方便,只注篇名)赵云和夏侯惇交战时，诸葛亮已安排和创造好了一切胜利条件，他是成竹在胸，稳操胜券，甚至已安排好庆贺筵席，而夏侯惇在战场上见到一战即退的赵云部队和刘备兵弱不整的接应部队，不知道敌方“半进半退者，诱也”(《行军篇》)和“卑而骄之”(《计篇》)的诡诈意图，竟夸口说： “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罢兵!”终于钻进了诸葛亮事先准备好的圈套。
诸葛亮这次根据兵法上“以火佐攻者明”(指效果明显)(《火攻篇》)的原则。决定利用战场的地形和特征，火烧博望坡。他将敌军诱至博望，放火烧之，既是杀伤敌军的手段，也是一种全面进攻的信号，关羽、张飞遥见火光，知前军得手，遂引伏兵两路杀出，各自完成烧粮和截击的任务。曹军军马虽多，但措不及防，兵败如山倒。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计篇》)诸葛亮是一位擅长于“庙堂”策划的高手，他初次用兵，即出手不凡，显示了极大的军事策划潜能，弥补了刘备军队中军事指挥水平的不足。诸葛亮用兵前安排“功劳簿”伺候，表明他要把军队纳入论功行赏、以法整治的轨道，对刘备这一以义气相聚的军事集团来讲，无疑是显示了一种新的治军手段。
兵法的“制胜之道”中提出： “将能而君不御(指牵制)者胜。”(《谋攻篇》)刘备深知诸葛亮是一位用兵能手，遂交给他全盘指挥权，虽然对这次初战的安排也曾心有疑虑，但并不妄加干预，这也是博望坡取胜的重要原因。
博望兵败后，曹操起兵五十万，分兵五队，选定吉日出师，欲荡平江南。时荆州刘表已死，儿子刘琮在外戚集团的主持下秘密降曹，曹军无所顾忌，直趋新野，曹仁所领前队十万人马已至博望。紧急情况下，诸葛亮策划了火烧新野的方案： 第一，张榜晓谕居民，愿跟随者退往樊城暂避，安排孙乾等人接应和救济。第二，令关羽领一千人去白河上游埋伏，各带布袋，装满沙土，遏住河水，来日三更听见下游人喊马嘶，曹军渡河，则急取布袋，放水淹之，领兵顺水杀下。第三，让张飞领一千军马埋伏于博陵渡口水势慢处，曹军被淹后从此逃难，可乘势杀来接应。第四，让赵云引军三千，分四队： 三队在城之西、南、北三门民房中藏上硫磺焰硝等引火之物，待曹军黄昏后入城时，乘风势将火箭射入城中，在外呐喊助威，放曹军自东门出走。赵云自引一队精兵埋伏于东门之外，待敌军受火出逃时击之。第五，刘封、糜芳二人领两千军在新野城外三十里鹊尾坡前屯驻，一见曹军，打旗分军而行，以为疑兵，待敌军过后分头埋伏，见城中火起即可追杀败兵。
许褚领三千先锋兵到鹊尾坡时，见有打旗行进之兵，心中大疑，飞报后军曹仁，曹仁到时，坡上却不见一人，二人知是疑兵，商定晚前夺下新野歇马。只见新野城空无一人，知百姓已走，即寻房做饭。忽然火 烧 新 野
，西、南、北三门火起，风助火威，满城通红，曹仁领众将自东门冒烟而出，军士自相践踏，死伤极多。出东门不远，遭到赵云部队的伏击，军士焦头烂额，逃至白河边，喜得水势不深，争相渡河。关羽在上游听得嘶喊，令军士掣起布袋，水势滔天，滚滚而下，曹军溺死者极多。逃生者行至博陵渡口，却被张飞截住掩杀。刘备数路军马会合追袭，曹仁、许褚落荒而逃。
面对曹操五十万大军的进攻，诸葛亮采取“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的策略，欲撤至樊城。在撤退前，他决定对曹仁的十万先行部队予以重创，挫敌锋芒，于是策划布置了火烧新野之战。“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军争篇》)他让刘封等竖旗于鹊尾坡，是白昼间的疑兵措施，意在迟滞曹军行进，保证曹仁大军进新野的时间拖至黄昏之后。因为“发火有时，起火有日”(《火攻篇》)，诸葛亮严格地把握着战斗的进程。
火烧新野时，诸葛亮借用“围师必阙”(《军争篇》)的原则，三门引火，独缺东门，放其逃生。但“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攻篇》)，逃出城的曹兵又遭到赵云一支伏兵的截击。在白河之上和博陵渡口，诸葛亮采取“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势篇》)的方针，活用“半济而击之”(《行军篇》)的思想，以伏兵和河水为双重手段两次痛击敌军，曹仁十万大军丧失殆尽。
对孔明三次用兵得失的分析(2)
◎以疑兵计打败曹操,夺取汉中
刘备夺取成都后，曹操于215年攻取了张鲁的汉中。不久刘、曹双方在汉中之地展开了争夺。曹操丢失了定军山后,又听说徐晃兵败汉水，乃亲统大军来夺汉水寨栅。蜀军退于汉水之西，与曹军隔水相拒。诸葛亮屡设奇谋，以疑兵计战胜曹操。
第一次，诸葛亮在高山上暗窥对岸曹军动静，令赵云领五百人，皆带鼓角，伏于汉水上游的土山下，依计而行。次日，曹军前来挑战，蜀营中一人不出，弓弩不发，毫无动静，曹军自回。当夜更深，诸葛亮见曹兵在营内歇定，即放号炮。赵云听见信号，令五百军士鼓角齐鸣，曹军以为蜀军劫寨，惊慌出营欲战，却不见一人。方才回营欲歇，号炮又响，鼓角又鸣，曹兵彻夜不安。一连三夜，均惊恐不定。曹操心怯，遂拔寨退三十里扎营。
两军相对，未曾交锋，诸葛亮根据“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的原则，对曹军连续采取骚扰战术。他以“形人而我无形”的手段，窥察敌营动静，而将擂鼓的五百军伏于土山之下，使对方不知虚诈，“实而备之”，极大地加强了骚扰的效果。兵法认为处水上之军应该是“视生处高，无迎水流”(《行军篇》)，不提倡居下游迎敌。诸葛亮选择上游土山处伏兵擂鼓，有意造成蜀军顺流冲击的声势，更使曹军不敢稍有疏忽。诸葛亮这一设疑骚扰战术使蜀军占取了作战主动权，使曹军时时紧张戒备，虽未真正杀伤敌人，但已形成了攻击和战胜敌人的作战态势，逼使曹操心怯退兵。
第二次，曹操在汉水边退三十里结寨后，诸葛亮让蜀军渡过汉水。背水结营，他作就策划，诸将分头实施。次日刘封与曹军徐晃对阵交锋时，刘封败走，蜀军往汉水而逃，尽弃营寨，马匹军器，丢满道上。曹军大队冲杀过来，争相夺取。曹操急令鸣金收军，对众将说： “吾见蜀军背汉水安营，其可疑一也；多弃马匹军器，其可疑二也。可急退军，休取衣物。”(第七十二回)遂下令： “妄取一物者立斩。火速退兵。”曹军方退时，诸葛亮令举起号旗，刘备、黄忠、赵云三路军马杀来，曹兵大溃而逃。
诸葛亮北伐路线图
诸葛亮背水列阵，无疑也包含着极大的风险，但他暗伏三路精兵以待，保证反击能够成功，却真正地化解了风险。他安排刘封战败后撤，尽丢军器衣物于道上，实是一种“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势篇》)的战术策略，意欲对敌人的进攻收到“乱而取之”(《计篇》)的效果。曹操在追击中觉察到了诸葛亮的用兵诡计，急令退兵，但同样为蜀军的反攻创造了机会。可见，安排刘封之军诈败弃物，既是一种诱敌之策，也是一种疑兵之策。对曹操这样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者难以利而诱之，却可以疑而惑之，这正是诸葛亮用兵的高明之处。
第三次，曹操丢了南郑，退守阳平关，听说蜀兵来断粮草，遂提兵至褒州(今陕西省勉县东北)城外与刘备决战，蜀军按照诸葛亮的策划行事。刘封阵前诈败而走，曹操引兵追赶，蜀军营中，四下炮响，鼓角齐鸣，曹操恐遭伏击，急教退兵，军队自相践踏，奔回阳平关。不久蜀军赶到城下： 东门放火，西门呐喊；南门放火，北门擂鼓。曹操大惧，于是弃关而走，退至斜谷界口。在这里，诸葛亮先以伏兵相疑，令曹操守关而无信心，终于弃关退兵。
曹操退兵斜谷界口，已处在了“进不能胜，退恐人笑”(第七十二回)的窘境，诸葛亮及时安排了几支攻劫部队： 一是令张飞、魏延截攻曹军粮道；二是令黄忠、赵云砍柴塞断远近小路；三是马超兵到汉中后安排劫敌营寨，伏兵追袭。“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军争篇》)诸葛亮掌握战争的进程，灵活处置兵力的分散与集中，也曾安排过十几路攻劫部队。在一次遭遇战中魏延射伤曹操，三军锐气堕尽，曹操遂放弃汉中，下令班师。
诸葛亮评价汉中之战说： “操平生为人多疑，虽能用兵，疑则多败。吾以疑兵胜之。”(第七十二回)这道出了汉中争夺战后期蜀军战胜敌人的重要原因，也表明了诸葛亮在汉中对付曹操的作战奥秘。
对孔明三次用兵得失的分析(3)
◎诸葛亮首出祁山之战
北伐曹操是诸葛亮隆中策划中的重要内容。彝陵之战后不久，诸葛亮修复了与东吴的盟友关系，又于公元225年出师南征，七擒孟获，稳定了南方。做了这些战略准备后，他于公元228年春率三十万军队首出祁山(今甘肃省礼县东)，用兵关中。
自汉中至关中，需穿越秦岭，其间主要有三条通道： 即子午道(汉中通往长安)、褒斜道(汉中褒河至今陕西眉县西南斜峪)、陈仓故道(褒河河谷至今陕西省宝鸡市南)。这些道路均崎岖险阻，难于进军和运粮，诸葛亮决定避开这些险道，从陇右(泛指陇山以西地区，约当今甘肃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一带)平坦大路出兵。他否定了魏延关于兵出子午谷、奇袭长安的建议，率大军西绕祁山，进击关中。魏主曹睿派夏侯楙为大都督，调关西(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地区)诸路军马二十余万前来迎敌。
首出祁山时，魏国准备不足，兵力不敌，诸葛亮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和用兵计谋，在进攻战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一是出兵前派人至魏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贴出署名司马懿的造反榜文，用“亲而离之”(《计篇》)的反间计，使曹睿解除了司马懿的兵权，将其削职回乡。司马懿是一位深有谋略的大将之才，其时总督雍(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凉(治所在今甘肃张家川)军马，正为诸葛亮出兵首攻之地。这一反间计的成功，清除了诸葛亮兵出祁山后的作战对手，为其进取关中扫除了障碍。
诸葛亮一出祁山作战经过图
二是先锋大将赵云在凤鸣山力斩西凉韩德等五将，击败西凉八万军队，取得了旗开得胜的成功。
三是诸葛亮以“上兵伐谋”的手段，以诈诳敌，智取了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北)、南安(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和天水三郡，活捉了夏侯楙，在关中以西取得了立足的地盘。
四是设计逼降了天水之将姜维。姜维，字伯约，是三国后期少有的将才。诸葛亮招降姜维后高兴地说： “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第九十三回)姜维归降，壮大了诸葛亮进攻关中的兵势，也使蜀国得到了诸葛亮之后能够支撑军事局面的栋梁之才。
五是在魏国新任都督曹真、郭淮领军迎战时，在阵前对76岁的苍髯军师、魏司徒王朗以言羞辱，令之毙命；又以劫寨计和反劫计并用，大破曹真之军，令魏军闻之胆寒。
六是在郭淮策动西羌国自后方出兵夹击时，诸葛亮利用天降大雪之机，在道路上挖就坑堑，诱其大批铁车陷于大坑之中，斩杀领兵将帅，粉碎了十五万羌兵的后方进攻。
七是魏国新城(治所在今湖北省房县)太守孟达致书降蜀。孟达原本蜀将，关羽兵败麦城时他在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拒绝救援，在刘备欲追究责任时被迫降曹。孟达曾被曹丕委以西南之任，上庸、金城均受其节制，曹睿执政期间他与朝臣矛盾加深。诸葛亮在祁山屡次获胜、军势大震时，他向蜀国提出，愿起三处军马，径取洛阳，配合诸葛亮攻取中原。
魏主曹睿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由太傅钟繇保举，重新启用了骠骑大将军司马懿。闲位于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的司马懿被官复原职，加为平西都督，诏令起南阳诸路军马，西赴长安抵御蜀军。司马懿复职后采取了两项军事措施。
一是以先斩后奏的方式，调集南阳军马，兼程南下，就近平息新城孟达的叛变。其时曹睿御驾长安亲征，孟达自料司马懿南下新城须奏请圣旨，往复在一月之间，因而不听劝告，即时起兵，希望在司马懿到达之前占据城池，进入深险之地。但司马懿一闻兵变当即起兵，八日到达新城，在几位曹将的内应下攻破其城，斩杀了孟达。诸葛亮十分痛惜地感叹： “孟达若死，中原不易得也。”(第九十四回)
二是荐举右将军张郃为前部先锋，自领二十万大军随后，径取祁山蜀军兵连汉中的咽喉要地街亭(今甘肃省庄浪县东南)。司马懿对张郃分析说： “吾与汝径取街亭，望阳平关不远矣。亮若知吾断其街亭要路，绝其粮道，则陇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连夜奔回汉中去也。彼若回动，吾提兵于小路击之，可得全胜；若不归时，吾却将诸处小路，尽皆垒断。俱以兵守之。一月无粮，蜀兵皆饿死，亮必被吾擒矣。”(第九十五回)诸葛亮料到司马懿出关必取街亭，也深知街亭地位的重要，遂派参军马谡与上将王平率二万五千精兵前往谨守。又派大将高翔率兵万人去街亭附近列柳城驻军，以为街亭救应；最后干脆加派前部先锋魏延领本部兵马去街亭之后屯扎，以保万无一失。但马谡到街亭后弃却要路，占山为寨，被司马懿四面合围，断绝汲水之道，蜀军不战自乱，难以相救，最后失了街亭。
街亭失陷，中断了陇西与汉中的联络主道，若司马懿再凭险据断几处小路，三十万蜀兵将处在无后方作战的境地，这与诸葛亮取大路进兵的万全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因而诸葛亮一再认为： “街亭虽小，干系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军皆休矣。”当他闻听街亭已失之讯后跌足长叹： “大事去矣!此吾之过也。”急忙作全军退归的部署： 一让关兴、张苞率兵自武功山小路鼓噪而行，以为疑兵，待大军退尽便投阳平关；二让张翼引军修理剑阁旧路；三让全军暗暗收拾行装，以备启程；四派心腹之人分报天水等三郡官吏军民，皆入汉中，并于冀县搬取姜维老母入蜀；五令马岱、姜维先伏于山谷中，为大军断后；六令已出箕谷作进军疑兵的赵云、邓芝徐徐撤军。安排好各路人马后，诸葛亮自率五千兵去西城(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搬运粮草。当司马懿率十五万大军蜂拥而来时，他不得已以“空城计”退敌(第九十五回)。
诸葛亮首出祁山，曾在陇右取得了巨大的战果；街亭失守后又凭借自己精明高超的用兵技巧，基本上做到了全师而退，这都是极不容易的。然而，除招降姜维一事外，得到的战果均弃于一旦。正像他退兵汉中后对侍中费祎自责所言： “得而复失，与不得同”，“兵败师还，不曾夺得寸土，此吾之大罪也。量得一姜维，于魏何损?”(第九十六回)他在作战中“伐谋”、“伐交”、“伐兵”、“攻城”四法并用，实施过诈败计、疑兵计、伏兵计、擒纵计、诳敌计、反间计、坑堑计、空城计，大显聪明才智，费尽万般心思，终究无功而返。这其中不是没有原因的。
第一，兵法云：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篇》)蜀军自汉中进攻关中，自然是以攻取长安为作战目标，当时魏国准备不足，主将无谋，如果借鉴西汉时“明修姜维像
栈道，暗度陈仓”之策，在大军绕道祁山进军、吸引魏军主力的同时，派精兵出子午谷径取长安，定能打敌人个措手不及，即便不能全克长安，亦能两路牵制魏军，一鼓夺取关中西境。诸葛亮以稳妥进兵为由，否定了兵出子午谷的建议，致使用兵战略上没有制胜的奇兵。连司马懿也不无遗憾地说： “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第九十五回)这不能不是其用兵上的一个失误。
第二，与前一问题相联系，诸葛亮率全军绕道祁山而进，虽曾取得了辉煌战果，但陇右三郡并非关中之地。天水与长安的直线距离约六百五十多里，前者本属魏国防御薄弱的偏僻之地，占据了它，仅仅是在秦岭之北有了立脚的地盘，远形不成对长安的威胁。耗三十万兵力欲取长安，却为六百里外的立足之地鏖兵争夺，虽有连取三城之功、西击羌兵之胜，但远离目标的自我窃喜总让人感到有点迂腐。“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作战篇》)诸葛亮在陇右之地迁延日月，使魏国两次调兵至长安，终使战争目标的实现愈来愈远。
第三，诸葛亮取陇右大路进兵，自谓万全之策，但事实上却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敌将的无谋上，这种侥幸以求胜的策略实际是极危险的。“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诸葛亮认为街亭乃咽喉重地，干系非小，但却在与夏侯楙、曹真对峙时，一直没有任何防守措施；只有当与司马懿交手时才立刻惊慌，赶派数万军队前往守护，可惜看到守军布阵图后连纠正的机会也没有了。祁山大路进兵的成功似乎正决定于街亭一役，而街亭具有明显漏洞的保守战略又堂而皇之地在既定的军事布署之内，其成功的把握到底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形篇》)诸葛亮的祁山出兵策划，未使自己在作战部署上立于不败之地，而当己方的用兵弱点暴露出来并被敌方看破时，情况必然会立刻变得不可收拾。
第四，诸葛亮把兵败祁山的责任归之于自己用人不当，依军令状而斩杀了直接责任人马谡，并自贬三等，表示承担应有的责任，这历来被视作依法治众、不徇私情的样板。然而，“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势篇》)蜀军的祁山之败是作战部署中内含的结果，无法让某一部属承担战败责任。事实上，当司马懿看到了街亭的战略地位率十多万大军进攻时，数万蜀兵能守住的可能性并不大，诸葛亮自己也认为： “此地奈无城郭，又无险阻，守之极难。”(第九十五回)即便马谡面临大敌死守街亭，那蜀军后面东进关中、攻取长安的战争也会因为分兵过多、战线太长而难以进行，弃城退兵是迟早要实施的上策。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评价诸葛亮是“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当是极谨慎的言语。
以上探讨了孔明领导方法的十个方面，这些方面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他的思想作风、个人性格和领导才能。从总体上看，孔明不失为三国时期精明强干的领导人。
关羽迟早要误大事
关羽，字云长，河东解良(今山西省运城市西南)人，幼年熟读《春秋》，曾在家乡杀了仗势欺人的豪强，于江湖上逃难五六年之久，黄巾起义时朝廷招募义兵，遂与刘备、张飞结为异姓兄弟，起兵响应。早期追随刘备，立有战功。十八路诸侯伐董卓时，他作为县令刘备手下的马弓手“温酒斩华雄”，在诸侯中崭露头角。刘备在徐州打起反曹旗帜，他驻守下邳，并保护刘备家小。曹操击败刘备夺取徐州后，他有条件地投降了曹操，为曹操斩杀袁绍大将颜良、文丑，解白马之围，威名大振。探知刘备下落后，他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又回到刘备身边，后随刘备投刘表，刘表死后退兵江夏。赤壁大战后他受命在华容道伏兵，因感昔日恩义，放走曹操。在刘备争夺荆襄时，他曾一人率兵攻取长沙，纳降黄忠与魏延。刘备、孔明相继入川后，他镇守荆、襄重地，被刘备封为荡寇将军、汉寿亭侯，后又被封为“五虎大将”之首。曹兵攻取荆州前，他奉命主动出击，连下魏城，并击败曹操援兵，活捉主将于禁，斩杀先锋大将庞德，一时威震华夏。后来，东吴吕蒙率兵偷袭荆州，与曹兵两面夹攻，荆襄尽失，关羽败走麦城，因孤城难守，他弃城入川时被吴将潘璋设计俘获，为孙权所杀。
关羽是刘备集团的骨干人物。他一生追随刘备，矢志不移，战功显赫。关羽在两方面深得人们的钦佩： 第一，为人深重义气；第二，作战勇冠三军。但作为领导人，他又存在严重的不足，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居功自傲就会脱离群众
刘备曾说关羽的特点是“矜于士而体恤卒”(见《三国志·蜀书》)，在同僚面前傲气十足，目中无人，实在是关羽作为领导人的最大弱点。他自恃武艺高强，对谁也不服。关羽驻守荆州时，听说刘备在汉中招降了马超，又听说马超武艺过人，他竟让关平带信给刘备，要入川来与马超比试高低，孔明写信回答他： “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度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第六十五回）关羽看信后自绰其髯大笑，说道： “孔明知我心也。”并将书信在客人中传阅。看来，关羽的用心也并不是一定要入川比试，他只是要人们相信他的武艺在马超之上。他把孔明的书信让别人传阅，正是借孔明的信作为权威性评判，使别人在心中树立他武艺最高的信念。刘备夺取汉中后，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使者送来印绶，他竟然不接，对使者当面说： “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第七十三回)其实，他看不起黄忠没有一点道理。他争夺长沙时，至多与黄忠打了个平手，只是由于长沙太守韩玄要误杀黄忠，魏延才杀了韩玄救黄忠来降。其实，关羽表示不甘与黄忠为伍，正是对自己当年未能战胜黄忠的一种心理补偿，至于由此会引起什么不良的后果，他是不考虑的。
关羽恃才傲物，说话不讲情面，使他与好多人的关系出现不和。刘备当了汉中王后，准备立嗣，派人赴荆州征求关羽的意见，关羽认为刘封非亲子，不能选立，并建议刘备派刘封驻守地处边远的上庸山城，将其调离成都，以绝后患。为此，刘封对他很不满，在他败走麦城时，刘封在上庸拒绝对他增援。刘封的行为绝不说明关羽对其预料正确，因为，第一，刘封始终没有背叛刘备，只是拒绝增援关羽；第二，刘备初收刘封为义子时，关羽就持反对态度，那时他对刘封并无一点了解，反对的理由只是收养义长子会造成以后立嗣麻烦。关羽这种傲慢态度也表现在对友国人事的态度上，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东吴做官，受孙权之托去成都索要荆州，刘备为了应付，即写下让关羽交割地盘的信，诸葛瑾持信到了荆州，关羽只是不认，且很不客气，弄得诸葛瑾满面羞惭而去。孙权为了抗击曹操，一度主动地与关羽拉关系，曾托媒人去荆州，求关羽将其女儿许配给自己的儿子，结姻亲关系。关羽一听勃然大怒说： “吾虎女安能嫁犬子乎!”(第七十三回)几乎要将媒人斩首。关羽的态度激怒了孙权，使孙权下定了联合曹兵袭取荆州的决心。
关羽傲气十足的最大资本是自己的勇武，他不明白勇武只是对一般战将的起码要求，而对一个统帅人物的诸多条件中，勇力不是最主要的。
缺乏统帅的用人之能
关羽在主动出击曹兵时，担心东吴吕蒙从后方渡江攻袭荆州，曾作了相应的部署。后来吕蒙采纳了陆逊的建议，他向孙权托病辞职，让没有名望的陆逊代己之任。陆逊一到任，就向关羽致书送礼，信中语词极其卑谨，一副讨好关羽的样子，关羽果然麻痹大意，撤走了荆州的大半防卫之兵，结果吕蒙乘机偷袭了荆州。这里，关羽因骄傲轻敌所致，未能识别陆逊的诈谋，吃了大亏。
关羽出兵攻曹前，原派傅士仁、糜芳为先锋，二人在寨中饮酒时，军中失火烧着火炮，打死本军多人，军器粮草尽被烧毁，关羽即令斩之，因众人求免，关羽令武士各杖四十，摘去先锋印绶，并罚糜芳守南郡，傅士仁守公安，临走又警告说： “若吾得胜回来之日，稍有差池，二罪俱罚!”(第七十三回)后来，吕蒙偷袭荆州，傅士仁、糜芳相继投降东吴。在傅、糜投敌事件上，关羽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第一，二人在失火事件中负有领导责任，在他们受到处分、心中不服的情况下，派二人去守后方重城，他们是很难尽力配合的；第二，派二人去守后方，本应多加勉励，但他委派时却说是罚他们去守二城，这就使他们对守城工作失去了兴趣，丧失了诚心；第三，临走时作出警告，显得多此一举。在警告的内容中，他把自己的得胜与二人受罚联系起来，似乎自己得胜了二人反要受到处罚。这就不是鼓励二人对他前方作战采取积极配合的态度，使二人产生消极对立情绪。
还在他出兵不久，身边的随军司马王甫曾建议说： “糜芳、傅士仁守二隘口，恐不竭力，必须得一人以总督荆州。”(第七十三回)关羽回答他已派潘濬守荆州，用不着担忧。王甫指出： “潘濬平生多忌而好利，不可任用。”建议派为人忠诚廉直的赵累代替，关羽坚持说： “吾素知潘濬为人，今既差定，不必更改。”吕蒙偷袭荆州后，孙权对潘濬官职未作变动，仍旧让他执掌州事。关羽自谓素知其人的潘濬，对关羽未起任何帮助作用。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第一，关羽的识人不准；第二，他过分自信，听不进别人的劝告。
识人、用人是领导工作的重要内容，关羽在识人、用人上的一系列失误说明，他可以是一名优秀的战将，但不是一名优秀的统帅。
我们可以以孔明入川为界，把关羽的一生划分为两个时期： 前一时期，他在刘备、孔明的领导下作战，虽有个人性格方面的诸多毛病，但这不影响他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将；后一个时期，他镇守荆州，对荆州负全盘领导责任，这时，他刚而自矜、忽视人际关系的个人性格及识人、用人上的一系列失误等因素综合作用，终使他未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人。
千里走单骑暴露出的性格弱点
关羽在离开曹营时，他能领到出关文凭但未领文凭，在这一小事上，关羽和曹操的性格被充分体现出来。
曹操在徐州击败刘备后，关羽曾有条件地投降了曹操，其中一个条件是： 如果知道刘备的下落，虽远必往。曹操自信只要自己感化到家，关羽日久必会放弃归刘之心，于是就答应了这个条件。关羽到曹营后，操给了他很高的待遇，生活上关怀备至，并送给他赤兔马，立功后又封给很高的爵位。后来关羽知道刘备在袁绍处，他封存了操所赠的除赤兔马之外的一切东西，留下告别书信，带原来随行人员出走。操知道关羽离去后，曾赶到城外送行，赐以路费、征袍离去。
这里，曹操所以不给关羽过关文凭，原因有二。一是操虽曾赠给关羽许多东西，但遗憾的是，这些都是操主动给予，关羽从未求过曹操。在从徐州回许都的路上，关羽和两位嫂嫂一共只得到一间房子，关羽在这时也未去求曹操给间房子，他让嫂嫂住进房内，自己在外面站了一晚上。曹操一味地赠与，而关羽从未要求过，这使作为丞相的曹操心理上感到极大的不平衡。未给关羽过关文凭，是想等他在这一关键事情上来求自己一次。出城送关羽，赠与路费和战袍，实是给关羽提供一次相求的机会，但关羽终未提出。
曹操未给过关文凭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希望关羽在路上受阻后能再回许都，或者来要过关文凭，或者继续留下。因为他料定关羽人单势孤，路上受阻后非回来相求不可。文凭只有在关羽相求时付与，才会有更高的人情价值；而且，自己正和袁绍作战，关羽又是去投袁绍，让关羽往返几次耽误路程，也好延缓他去袁绍处的时间，万一这期间战况急遽变化，关羽也许有新的去留动向。
关羽离开曹营时适逢曹操与袁绍军事对峙，双方关系极度紧张。因而沿路关卡甚紧，这点关羽是一定会想到的，但他为什么未向曹操讨要出关文凭，甚至在操出城相送、答应放走的情况下也不提出这一要求呢？原因有四： 第一，他秉性刚直，不喜欢折腰求人；第二，只要曹操勉强放行，那他什么要求也可以不斩颜良
提，避免欠人情账太多；第三，不提起过关文凭之事，若在路上遇阻，尚且可以设法搪塞蒙混；但若一提起此事，被曹操推托不给，在路上遇阻反而不好搪塞。因为他对请求后曹操是否会痛快付给并无多大把握。事实上，当第一关守将孔秀和第二关守将韩福分别向他索要过关文凭时，他正是以“因行期慌迫，不曾讨得”和“事冗不曾讨得”相搪塞的。如果请求后曹操明言不给，反倒会失去这些借口；第四，刘备是与曹为敌的，关羽投降时提出的一个条件就是“降汉不降曹”，临走时不领曹操的文凭，正是要说明他不受曹操的管辖。事实上，当关羽到了黄河渡口，马上要走出曹操辖地时，他的胆子壮了起来，把守渡口的秦琪问他有无丞相曹操的过关公文，他回答： “吾不受丞相节制，有甚公文!”(第二十七回)
看来，曹操对关羽沿路的动向是密切注意的，当关羽过了最后一道关隘，就要进入袁绍辖地，且得知刘备脱离袁绍前往汝南时，却有两个使者及张辽三人相继送来曹操的过关公文和命令，声言公文可以遍行各处。曹操为什么在关羽不需要公文时送来公文呢?原因有两条： 第一，他益发想向关羽送个人情。本来曹操想让关羽主动提出要求以提高公文的人情价值，但关羽硬是不提，最后反倒走掉，结果只好假装不知关羽已过完关隘，将公文降价相送。事实上，当追赶关羽的夏侯惇向张辽之前的两个使者询问曹操是否知道关羽沿路斩将之事时，使者回答不知，因为操不能让使者回答“知道”，如果回答了“知道”，那就等于说明知道关羽已过完关隘，公文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了。将公文降价相送，这是对他在关羽临走时未送文凭的一种人情上的弥补。在使者走后不久，张辽赶到，对追兵说： “奉丞相钧旨： 因闻知云长斩关杀将，恐于路有阻，特差我传谕各处关隘，任便放行。”(第二十八回)这就是说，即使知道关羽沿路斩将之事，还是宽大放行，这个人情可算做到家了。后来，关羽伏兵华容道拦截曹操，操对关羽求情被拒绝，他问关羽： “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第五十回)这是操舍给关羽的一笔最大的人情债，以此终使关羽动心。第二，关羽曾斩杀过袁绍两大将，曹操幻想关羽因此若在袁绍一方受到胁迫或有其他变故时能再回自己一方，他给关羽以热忱的关心态度，不至于使关羽到时候因考虑面子问题而不愿返回，而他所补送的“遍行诸处”的公文也为关羽提供了这种方便。看来，曹操给关羽的公文也并不是一点实际意义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