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到你对费祎说要让杨仪扶回孔明灵柩，你要自掌兵权继续伐魏的情节时，我吃了一大惊。这是为臣的本分吗？丞相死了，那么聪明一世的人自然不会临死糊涂误事，一切大事无疑会安排就绪，用得着你去参与干扰吗？而且，你要接掌丞相兵权，这不是把自己摆在丞相之上作安排吗？太妄自尊大了！你的身份是什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你当时应该说，领导的安排是如何合理，你要誓死捍卫等等。你认为你可以作三军统帅，但我总觉得你不太成熟。噢，成熟是什么，你恐怕不清楚，我也一时说不清，一句话，就是要搞好和同事的关系，尤其是和领导的关系。你扪心想想，自己这方面到底如何？
上面的劝告不知是否能办到？其实，你还有另外两种解脱办法： 第一，大胆地去投靠曹魏，若曹操的用人风格尚存，魏国必能对你重用，使你施展平生之抱负，何必要在孔明手下受那些窝囊气！人家给你穿小鞋，散布流言蜚语，还不准你有怨言。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好，韩信不是从项羽手下跑到刘邦手下才功成名就吗？第二，如果你对刘备的感情犹存，或者对自己参与开创的蜀国事业忠贞不二，那你在立了大功之后可以急流勇退。你当然不到告老还乡的年龄，但你可以说你的脚趾有毛病，或胃里不舒服怎么的，然后告病离职，交出兵权后就去游山玩水。你可能认为这样屈了你的才气，其实，这没什么了不得，有才气的人自古很多，受屈受害的情况多的是，即使没有你们这样有才气的人，社会也照样存在，地球照样转动。
忠言逆耳 ，老兄自当鉴察。
《札记》的作者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为魏延设计了适应外部环境的理想人格。按照这样的设计，魏延无疑会成为一个上下相得、平步青云的人物，然而，魏延却失去了他性格直率、敢说敢干、敢于作为的个性，成了一个唯唯诺诺、逢迎上司和看风使舵的人物。果真如此，魏延就不会是一个大刀阔斧、成长迅速、战功卓著的战将了。而且，从他一生的成长过程看，没有他特有的个性和意识，他早会在襄阳殉命于蔡瑁，或者后来老死韩玄麾下，终不会大作为于天下，故而不会有历史上的魏延。
避免这种二难悲剧的要害在于，一世精明的孔明应该胸心开阔，以全新的眼光看待魏延。应该有容才之量。有个性的人难于驾驭，但往往大有作为，领导者用人艺术的高超之处正在于能够统驭有棱角的人才。在政治与领导活动中，“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默默以亡。（见《史记·商君列传》）领导者应该识辨人才，爱护和珍惜人才，这于人、于己、于国都是弊少利多的大好事。
大象逐中的制胜秘笈
《三国演义》描绘了各政治集团间的相互斗争，展现了各集团领导人对各种复杂情况的思考、判断、分析和处理，通过军事斗争的胜败得失向人们提供了许多合理而恰当的领导方法。我们这里暂且探讨其中的若干方面。
全局观与决策法
在天下大乱的社会环境中，如何能使自己的政治集团生存下来，并保证消灭敌人、迅速发展，这需要有正确的战略决策。吕布集团没有战略决策，军事目标不定，到处树敌，结果在短时间内被剿灭；袁术、袁绍集团战略决策错误，结果均使强大的军事集团迅速崩溃。
曹操有三次意义重大的战略决策。第一次，十八路诸侯联盟解体后，他在山东一带养成势力，遂接受了荀彧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出兵洛阳“保驾”。在许多集团都有“保驾”可能性的情况下，曹操捷足先登，抢先占有了这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其决策的战略意图甚为高远。第二次，操入洛阳保驾天子后，他接受了董昭关于移驾许都的建议，这样，既占有了北方的战略要地，获得了向北发展的有利条件，又摆脱了古都的政治羁绊，把皇帝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加强了第一条决策的有效性。第三次，当曹操击败袁术后，他面临张绣、吕布、袁绍的威胁，而袁绍势力尤其强大，这时，谋士郭嘉向操提出“十胜十败”之说，曹操于是决定以袁绍为主要敌人，决定除掉吕布后北克袁绍，这一军事目标的确定及其实现是曹操集团上升的转折点，使他一跃成为当时最大的军事集团。
刘备在吕布被消灭后不久即公开打起反曹的旗帜，他在势力单薄、没有根基和缺乏同盟军配合的情况下几次进攻曹操，均被击败，因为其战略决策尚缺乏可行性。接受了孔明“隆中对”的战略思想后，他连续做出了三项重要的决策： 一是联合东吴举行了抗击曹操的赤壁之战，造成自身发展的机会；二是接受庞统等人的建议，夺取益州，创造了自己的立身之本；三是接受法正、孔明等人的建议，一鼓作气夺取曹操的汉中，使他的事业走向极盛。
孙权集团的发展中有两次重大决策： 一次是孙策接受了朱治、吕范的建议，借兵收复江东，脱离袁术，这使自己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和基业；第二次是孙权经过动摇、彷徨之后终于接受周瑜、孔明等人的建议，下决心迎战曹操，打赤壁大战，这保卫了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又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看来，一项高明的战略决策必须是： 第一，和本集团的目标、方向和利益相结合，必须包含深远、宏大的战略意图；第二，必须看准天下形势，分析各种利害因素，参照历史经验，统筹作出考虑；第三，必须考虑时机和条件，使其具有可行性。三国前期的许多政治集团间争夺剧烈、战事频繁，但很少能做出符合上述条件的战略决策。冀州牧韩馥在公孙瓒进攻时决定邀请屯居河内的袁绍入州御敌；益州刘璋在张鲁的军事威胁面前邀请穷居荆襄的刘备入川助守，这些“引虎入羊群”的决策连各集团之间起码的利害关系也顾及不到，他们的失败自然是迟早不可避免的。
在具体的战役和战斗决策中，高明的领导人总是能考虑到自己集团的力量极限，他们一方面要消灭敌人，另一方面又要保存自己，或降低自身的消耗。于是，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调动其他集团去争斗，自己尽量超脱，想坐收渔利，这是一种计谋和决策水平的较量。例如孔明安排在华容道放掉手到擒来的曹操，让曹操牵制孙权，而乘他们两家激烈鏖战的间隙，以少量兵力袭取了荆州等地。孙权虽有一肚子的怨气，却还不得公开加兵争夺。这时，孙权谋士顾雍建议： “为今之计，莫若使人赴许都，表刘备为荆州牧，曹操知之，则惧而不敢加兵于东南，且使刘备不恨于主公，然后使心腹用反间之计，令曹、刘相攻，吾乘隙而图之。”孙权采纳了这个建议，这就把矛盾移到了曹操与刘备之间。曹操接到孙权的表奏后，以丞相身份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当时二地为刘备所占，这样，曹操又把矛盾踢给了孙权和刘备，让他们双方互相吞并。矛盾被推了一个圈子，结果又回到了孙、刘之间，刘备无奈，最后只好答应夺得西川后归还荆州。三个集团都想争夺利益，但都不想出兵动武、消耗自己，他们企图以其他两方的争斗消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不妨再看看在后来一段时期内三方的决策较量。第一次，孙、刘结为唇齿，曹操耿耿于怀，他手下谋士陈群建议，让操率大兵攻江南，他料到孙权受到威胁，必然求救于刘备，而刘备正有心攻西川，势必无心援救孙权，这样，孙权无力取胜，必然丢失江东，而操夺取江东后，可一鼓平定荆州，进而平定天下。操采纳了这个建议，率三十万大军，会合肥之众，向孙权进攻。孙权果然向刘备求救，孔明作出全新的考虑，他既没有如陈群所料拒绝援助孙权，又没有出兵援助孙权以消耗自己，而是让刘备致书于马超，以给马腾报仇、兴复汉室为名，让马超兴兵入关。当马超率三十万西凉兵马杀奔长安时，操只好放弃了南征计划，亲自引兵拒敌。第二次，曹操初得汉中后，益州震动，人们料操必然乘胜攻取西川，时刘备初得益州，人心未归，能否抵御曹操把握实在不大。最后，他采纳了孔明的建议，将长沙、江夏、桂阳三郡归还东吴，让东吴出兵合肥，以牵制曹操，并答应夺取汉中后归还荆州全土。孙权遂统帅大军征合肥，一时缓解了益州的危急。第三次，刘备夺取汉中，自立为汉中王后，曹操非常恼怒，但他未立即出兵相攻，派人去东吴约孙权攻荆州，声言自己同时攻汉川，首尾夹攻刘备，答应破刘之后，共分疆土。孙权谋臣步骘认为这是曹操嫁祸于东吴，他建议派人去许都见曹操，令曹仁从旱路取荆州，吸引关羽领荆州之兵向北争锋，等荆州空虚时，东吴再派兵暗取。孙权依计照办。最后，在关羽放松警惕、孔明又未派兵增援的情况下袭取了荆州。
全局观与决策法
可见，在战役、战斗的决策上，各集团的领导人总是尽量不直接动用武力，他们做决策的基本原则是： 第一，以自己的政治意图为决策的最高目标；第二，设法消耗别人，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他们决策的基本方法是在各个集团的相互关系上大做文章，挑起其他集团间的矛盾，争取自己的同盟军。高明的领导人做决策时，善于在更大的争夺圈中考虑问题，他们能利用这个争夺圈中身处边缘位置的军事集团，巧妙地利用他们与自己敌人的矛盾，建立起大范围的同盟关系对付自己的敌人。有哪一个集团的领导人对做出这种决策不持认真分析的态度，必然在复杂的争斗中使自己一方处处被动，为他人所算，因为这是一种才能和智慧的较量。
领导人在考虑作战计划时，在一定的条件下要敢冒风险，善于做出风险决策。孔明在身边无兵力时，面临司马懿的大举进攻采用“空城计”，即是一次风险决策，这次决策成功地保护了自己，又为自己军队邓艾像的撤退争取了时间。这是一种防御式的风险决策。司马昭派兵灭蜀时，邓艾率三万精兵偷渡阴平小路，他凿山开路，悬索搭桥，沿路还分兵留守险峻之处，幸得后主刘禅麻痹大意，撤掉了孔明生前安排留守险要之兵。邓艾兵抵江油城，只剩两千人。他不敢停留，一鼓夺取江油，又连下涪城、绵竹，取得了夺取成都的决定性胜利。邓艾偷渡阴平时，有几次都是军士以毡裹身，从山上滚下，有进路而无退路，蜀兵若有百余人守其险要，兵士将全被饿死，这种作战计划是一种进攻性的风险决策。
风险决策在军事斗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防御中，把握较大的风险决策实际上正是保守性决策，在进攻中，风险决策一旦成功，可以保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功，就战争的全局来讲，它消耗少，费时短，功效大，决策人应该给予足够重视。孔明一出祁山时拒绝采纳魏延关于兵出子午谷径取长安的风险方案，他从大路进兵，损兵折将，耗费国力，屡不得手，这是他用兵的一次战略性失误，连司马懿也不无遗憾地说： “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第九十五回)风险决策得以成功的基本条件是： 第一，决策要有起码的客观依据。依据越小，风险越大，因此依据绝不能降低到零；第二，领导人要有实施决策的胆识和必胜的信心，要以自己的勇气和决心鼓舞激励全军将士，一旦实施，绝不能中途畏缩动摇；第三，进攻性风险决策的实施要保证“兵贵神速”，使敌方无掩耳之机。世界上没有万全的选择，当然就没有万全的风险决策，高明的领导人只是在各种决策中选取最优方案。
在决策方式上，领导人要想法调动部下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参与决策。高明的领导人常是主动征求部下的意见，让他们充分发表见解，然后自己从中选择、补充或纠正。曹操手下谋士极多，他在行动作战前总是问计于众谋士，比如在如何对待刘备来降的问题上，在围剿吕布和迎战袁绍时，他都征求谋士的意见。让部下参与决策的好处是： 第一，能发挥众人的智慧，避免领导人一人思考问题的片面性；第二，让部下多角度地考虑问题，便于领导人在多种方案的亮相比较中选取最佳方案；第三，让部下参与行动方案的制定，让他们充分了解方案，便于他们宣传和贯彻；第四，能逐步培养部下的参与意识，提高他们的责任心。
让部下参与决策，应当注意到： 第一，领导人自己要有主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不能自己含含糊糊，动摇不定。袁绍是一名喜欢让部下参与决策的领导人，但他胸中无数，好谋无断，遇事决策方案虽多，没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第二，对部下提出的任何意见，都不要妄加怀疑。三国后期诸葛诞在淮南反叛司马昭，被司马昭围困于寿春城内，谋士蒋班、焦彝建议说： “城中粮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吴、楚之众，与魏兵决一死战。”诸葛诞发怒道： “吾欲守，汝欲战，莫非有异心乎!”(第一百十二回)将领文钦建议说： “粮皆尽绝，军士饿损，不如将北方之兵尽放出城，以省其粮。”诞又发怒说： “汝教我尽去北军，欲谋我耶?”遂将文钦斩首。在这类领导人跟前，谁有好的设想还敢提出?第三，众人决策，确实应该注意决策的保密性和时效性。
竞争对手分析
在明确了自己的政治意向后，应该首先弄清楚自己的政治对手是谁。当曹操接到孙权表奏刘备为荆州牧的文书时手脚慌乱，程昱问他说： “丞相在万军之中，矢石交攻之际，未尝动心，今闻刘备得了荆州，何故如此吃惊?”曹操回答说： “刘备，人中之龙也，生平未尝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龙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动心哉!”(第五十六回)刘备也曾向庞统说过： “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第六十回)曹操和刘备曾经私交甚厚，这并不排除相互视为政治对手的可能，因为感情不能代替政治。孔明兵出祁山前曾对众人说： “魏国余皆不足虑，司马懿深有谋略，今督雍、凉兵马，倘训练成时，必为蜀中之大患。”(第九十一回)他们都明白自己真正的对手。像吕布那样不明白自己的政治对手是谁，必然四面树敌，与天下人作对，这实际上是政治意向不明、战略目标不定的表现。
人们对自己政治对手的认定，是以自己的政治意向、能力、地位和学识为根据的，人们一般总是在同一水平上认定主要对手。例如，刘璋以张鲁为对手、邓艾以钟会为对手、袁谭以袁尚为对手等等。在复杂的竞争环境中，有主要的对手与非主要的对手之分，有真正的对手与虚假的对手之分，有长远的对手与暂时的对手之分。高明的领导人对此应该胸中有数，以此作为制定战略部署的基本依据。
领导人不仅要明白自己主要的对手是谁，而且要知道对方的情况如何。诸葛亮知道司马懿必然高估自己作战方案的保险系数，因此才敢于空城弄险，他对曹真、张郃或王双等魏将必不敢如此。刘表与张绣于安众截击曹操，操因后方袁绍相攻即日回兵,二人商定追击，谋士贾诩力劝不从，结果被操击败而还；贾诩又劝二人整兵再追，断言再追必胜,果然大获成功。贾诩深知曹操的用兵之能，他了解曹操，故能料敌决胜。
赤壁之战前，曹操挥师南下，向孙权传檄，说自己“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第四十三回)。江南官员一时被曹操的气势所吓倒，多欲准备投降，周瑜对孙权分析说： “操今此来，多犯兵家之忌： 北土未平，马腾、韩遂为其后患，而操久于南征，一忌也；北军不熟水战，操舍鞍马，仗舟楫，与东吴争衡，二忌也；又时值隆冬盛寒，马无蒿草，三忌也；驱中国士卒，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操兵犯此数忌，虽多必败。”(第四十四回)周瑜把敌人放在特定的气候、自然环境和地理状况下去考察，看到了他们的弱点，真正了解他们，因而不为其表面的强大和言辞的威力所吓倒，敢于抓住弱点与其争锋。一个领导人，真正了解了对手，就完全掌握了与其斗争的主动权。
上方谷
实际情况是，两种势力较量，双方各有其优势，又各有其劣势。高明的领导人在掌握了敌我双方的这些情况后，总是用心设定一定的条件，使敌方的劣势得以暴露，然后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最后夺取胜利。这里所说的优势与劣势，可以是能力方面的、后勤给养方面的，也可以是气候地理方面的、外交关系方面的。比如，司马懿和孔明对阵，司马懿的优势在粮草，兵力充足，但短于用智；孔明长于用智，但粮草不济。因而，孔明让军队又是诈败，又是假退，无非要引诱司马懿决战，将双方置于敌方劣势得以暴露、自己优势得以发挥的场合中，以克敌制胜。而司马懿深沟高垒，拒不出战，也无非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让敌方的劣势在自然消耗中逐渐暴露，然后自己以逸代劳。司马懿一旦进入前一种场合，他就损兵折将，处处挨打；而孔明一旦进入后一种场合，也就束手无策。这是一种智力和韧力的较量，谁能把对方引诱于自己设定的场合，胜利就归于谁。孔明急于决战，一次，他向拒不出战的司马懿送了一套女人服装，并致书云： “作为大将，不敢率军披坚执锐，以决雌雄，却甘愿钻进山窟土巢中躲避刀箭，这种人与女人无异!今遣人送巾帼素衣至，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耻心未泯，犹有男子胸襟，早与批回，依期赴敌。”(第一百三回)这在当时算对司马懿最大的人格侮辱，但司马懿宁肯接受这种侮辱，也不出战。“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见苏轼《留侯论》)。司马懿不是那种见辱而斗的匹夫，他要尽力把战局控制在自己的优势圈中，他明白惟有这样，自己才能稳操胜券。应该说，在当时的地理条件下和军事斗争的大背景中，战争的主动权在司马懿一方，但若他轻易出战，这一主动权就丧失殆尽。
结盟
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在明白了自己的争斗对手之后尚不可以立即攻击，应该把这种对立关系放在社会生活的大范围内考察，努力去捕捉和发现敌人方面的内外矛盾，以此为依据去寻找盟友，建立同盟，向共同的敌人作斗争。例如，刘备联合孙权共同对付曹操；王允联络吕布除灭董卓；董承联络王子服、马腾、刘备、吉平等暗中反曹等等，大体均属这种情况。由于社会生活和个人情况的复杂性，在自己为主要敌人的，在他人可能为次要敌人，在自己为长远对手的，在他人可能为暂时对手，这就决定了联盟的复杂多样性。高明的领导人总是把长远的目标放在心里，而全力抓住眼前的目标，以眼前的目标为中心，建立起最大范围的同盟关系，以最少的自身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组成联盟和保持联盟的条件是： 第一，缔结各方有共同的敌人；第二，联盟的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参加者的利益要求；第三，联盟内部的冲突达不到使联盟破裂的限度；第四，参与者在联盟活动中的所失不超过其所得。前两条说的是联盟的组成条件；后两条说的是联盟的保持条件。
刘备和孙权所以能结成同盟，根本原因在于曹操大兵压境，他们只有联合，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刘备占有该属孙权的荆州却一再推说“借用”，孔明最终主动还掉长沙、江夏、桂阳三地，分割荆州就是为了缓和联盟内部的冲突，并让盟军在联盟中得大于失，目的是要继续维护这个联盟。后来，孙权偷袭荆州、斩杀关羽，刘备大举伐吴，联盟维持的两个条件均丧失，联盟自然瓦解。但终是共同敌人的存在和共同利益的驱使，双方后来又恢复了联盟关系。十八路诸侯所以能组成联盟，是由于董卓作为共同敌人的存在，他们只有联合行动，才能与董卓争天下。而董卓未克，就四散解体，首先是由于袁术坑害孙坚，使孙坚在联盟活动中损失过大，还由于董卓移驾长安时各路诸侯的内部纷争加剧。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联盟从形式上分为长期联盟与临时联盟、紧密联盟与松散联盟、集团联盟与个人联盟、政治联盟与非政治联盟、公开联盟与秘密联盟、签名联盟与口头联盟等等。每一联盟可以被划入不同的种类。考察一个联盟，并不需要指出它的全部属性，而只要分析其中主要点、突出点就够了。一种联盟是长期的还是临时的，决定于作为其结盟纽带的是参与者的长远目标还是近期目标。以近期目标为联系纽带的联盟，必定是临时联盟；以长远目标为纽带的联盟，自然是长期联盟。一种联盟是紧密的还是松散的，主要决定于参与者目标的距离程度、联盟向心力的大小程度以及外部敌人的威胁程度。参与者的目标越是接近，联盟核心越是坚强，外部敌人的威胁越大，这个联盟就越紧密；反之，联盟就越松散。一种联盟是采取公开的形式还是采取秘密的形式，取决于联盟参加者是否摆脱了共同敌人的控制和威胁，取决于联盟相对力量的大小，如果组成联盟的分子处于共同敌人的控制之中，而他们尚无足够的力量与其相对抗，那一般就采取秘密的形式；反之，联盟分子不受敌人控制，他们有较大的力量与敌人对抗，那就采取公开的形式。签名式联盟缺少保密性，一纸签名到手，整个联盟暴露，曹操在董承家发现了签名盟书，于是知道了这个集团的全部人物，最终彻底粉碎了这个秘密联盟。但签名联盟对参与者有较大的外在约束力，魏国大将钟会夺取蜀国，进驻成都后，欲反叛司马昭，他威逼手下将官签名画押，与他一起配合行动，就是想要利用签名联盟的约束力。
保密
在某些条件下，对自己一方的决策、方案乃至于同盟成员，都需要保守秘密，尤其是领导人掌握计划和方案的全部内容，更应该慎重地对待保密工作的问题。魏国侍中刘晔在朝廷曾竭力劝告魏主曹睿伐蜀，认为“今若不剿除，后必为大患”，睿点头答应。刘晔回家后，众大臣来探问是否有兴兵伐蜀一事，晔回答没有此事，并解释说： “蜀有山川之险，非可易图。空费军马之劳，于国无益。”大臣杨暨听到此话后向曹睿反映说： “刘晔曾劝陛下伐蜀，对众臣又说蜀不可伐，这是犯欺君之罪呀。”曹睿当即召刘晔前来对证，晔对睿说： “我仔细地考虑了一下，还是觉得蜀不可伐。”一会儿，杨暨离去，刘晔奏说： “臣昨日劝陛下伐蜀，乃国之大事，岂可妄泄于人？夫兵者，诡道也，事未发切宜秘之。”(第九十九回)曹睿这才恍然大悟。看来，刘晔正是要将伐蜀决策对杨暨一类众官员保密。钟会、邓艾伐蜀成功后，反相毕露，司马昭利用二人相互之间的矛盾，让兵力众多的钟会去收服邓艾，他自己则提大兵前往长安，暗防钟会兵变，并与亲信邵悌商定对此意秘而不泄。大臣贾充秘告司马昭说，他怀疑钟会收服邓艾后会反叛，司马昭回答他： “如遣汝，亦疑遣汝耶？吾到长安，自有明白。”(第一百十八回)司马昭的回答，似乎未置可否，似乎又是对贾充怀疑的否定，巧妙地保密了自己的意图。
当然，泄密于自己身边的同事或亲人，不见得他们就会干出危害自己利益的事情来，但是，由于消息传播的连锁性，秘密很可能通过他们依次被泄漏于第三者、第四者，……最后让最需要对其保密的人知道，这就误了大事。曹操门下侍郎黄奎与马腾密谋，欲里应外合，诛杀曹操，奎回家后将密谋泄漏于其妾李春香，而黄奎的妻弟苗泽与李春香私通，他正欲得之而无计可施，遂从李春香处打探到黄奎的密谋，向曹操作了汇报，黄奎密谋败露，全家被捉拿斩首。三国后期，吴主孙亮眼见大将军孙綝的专横，写密诏让自己的小舅子、黄门侍郎全纪领禁兵斩杀孙綝，事前嘱咐他： “此事且不可令卿母知之，卿母乃綝之姊也。倘若泄漏，误朕匪轻。”(第一百十三回)全纪受诏回家后，遵嘱对自己的母亲严加保密，只将此事密告父亲全尚，不料全尚得知此事后，无意间告诉妻子说： “三日内杀孙綝矣。”妻子当面答应该杀，私下却写信让人送与孙綝，孙綝当即领兵将全尚一家捉拿，并依仗兵权，废掉了孙亮。这里，知情人以为是自己的亲人，就将机密泄漏于他们，但亲人却有意无意地将机密再泄漏于别人，最后传给保密对象，非但使计划落空，反倒害了自己性命。人们对同事的保密容易办到，而对家属的保密却不易办到，可见，对亲人的言谈正是保密工作的薄弱环节之所在，一定要多加注意。秘密多让一个人知道，其保密系数就缩小许多倍。
三国时期，领导人对作战计划惯常采取的保密方式是授予将领“锦囊妙计”，让将士临事再发。例如，曹操赤壁战败后派曹仁守南郡，临走前嘱咐他： “吾有一计，密留在此，非急休开，急则开之。”(第五十回)后曹仁与周瑜大战，此计派上了用场。张辽、李典、乐进三人在合肥防御孙权军队，曹操听知孙权领兵进攻合肥，于是派人向张辽等送木匣一个，匣上有操封条，封条上写着： “贼来乃发。”(第六十七回)此方案亦获成功。孔明死前料身后魏延必反，于是留给杨仪锦囊妙计，封题上更是严格规定： “待与魏延对敌，马上方许拆开。”(第一百五回)杨仪直待到与魏延对阵时，在军队门旗影里方才拆囊受计。这种保密方式由于严格规定“临事乃发”，受计的将领事先不知道其内容，其好处是： 第一，缩短了将领接受计划与实施计划的时间间隔，较彻底地排除了泄密的可能；第二，危急时候打开它，极大地提高了其价值的实效性，避免了受计将领们无谓的争论和犹豫；第三，防止了受计将领在实施前的情绪渲染。
孔明南征孟获时攻打三江城，他将一个完整的命令向十万军队分解下达： 准备衣襟——包土——城下交割——上城。军士在执行前两钟会夺汉中。
个难度较大的命令时尚不知道其目的。这是一种特定情况下的绝好的保密方式。魏国镇西将军钟会接受伐蜀之命后，在国内大造伐吴舆论，并让沿江各处广造战船，司马昭不解其意，召来问道： “子从旱路收川，何用造船耶?”(第一百十五回)钟会回答说，他命令各处造船的目的有三个： 一是使伐蜀计划具有保密性，蜀国因而不会做防御准备；二是在声势上造成对吴国的威胁，使蜀国受伐求救于吴时，吴国不敢轻举妄动；三是为灭蜀之后的伐吴战争做好了准备。钟会的做法是包含保密措施在内的涉及全局、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
树立信心 计划充分
取得对敌作战的胜利，领导人的信心和勇气是重要的因素。有信心的领导人，其作战未必能够胜利；但毫无信心的领导人，其作战必定失败。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战争就是一种心气和意志的较量。司马昭派钟会伐蜀。钟会出师后，邵悌曾问司马昭为什么要派钟会领兵伐蜀，司马昭回答说：“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心怯，若使强战，必败之道也。今钟会独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心不怯，则破蜀必矣。”(第一百十六回)司马昭的解释说明了领导人的信心和勇气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事实上，领导人一旦对作战持有胜利的信心，他就必然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就必然藐视困难和挫折，他的精神必然极大地鼓舞全军将士。曹操平定汉中时，见当地山势险峻，林木丛杂，即对身边的战将说： “吾若知此处如此险恶，必不起兵来。”(第六十七回)看来是心气不足。后来凭力量的悬殊和反间计的成功，夺取了张鲁的汉中，司马懿、火 烧 连 营刘晔等人劝他乘胜入西川，夺取益州。曹操感叹说： “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他表示心满意足，停兵未进，看来心气尚未恢复。后来，法正对刘备评价曹操的这次军事行动说： “昔曹操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乃留夏侯渊、张郃二将屯守，而自引大军北还，此失计也。”(第七十回)法正的分析深得刘备、孔明的赞同，他们遂决定乘机出兵与曹操争夺汉中。曹操听说刘备领兵取汉中，非常后悔地对刘晔说： “恨当时不用卿言，以致如此!”(第七十一回)后虽亲率大军应敌，但终是丢失了汉中。孔明总结曹操在汉中所以迅速失败的教训时说： “操虽能用兵，疑则多败。吾以疑兵胜之。”(第七十二回)从曹操的一生征战过程看，他绝不是一名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指挥员，但他在与刘备争夺汉中时进退疑虑，不敢大胆用兵，这与他对占有汉中一直缺乏信心有很大关系。
领导人不仅要自己对作战充满信心，而且要以之鼓励全军将士，使其化为全体将士的精神力量。曹操率兵至南皮与袁谭残军作战，谭让城中百姓皆执刀枪。大开四门，与军队一起杀入曹寨，两军混战多时，胜负未分，杀人遍地。曹操见未获全胜，弃马上山，亲自击鼓，将士看见后，军心大振，奋力冲杀，最后战胜谭军，斩杀袁谭。有时候，领导人为了保持自己军队的士气，经常注意不向对方亮出自己的王牌军，以保持自身的威慑力。孔明伐魏时，开始未让赵云参加，他的考虑是： “今将军年纪已高，倘稍有参差，动摇一世英名，减却蜀中锐气。”他希望能保持赵云的威名，以造成对敌人的威慑和对蜀军士气的鼓舞。
实施一项大的作战计划，不仅需要全军将士的信心，而且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一些大的进攻性军事行动前，有时需要出兵试探。以摸清敌方的虚实。东吴大将陆逊于彝陵战役中火烧刘备七百里连营前，唤阶下末将淳于丹领五千兵去攻蜀兵某营，淳于丹被刘备安排的伏兵击败，他回营向陆逊请罪，逊安慰他说： “非汝之过也。——吾欲试敌人之虚实耳。破蜀之计，吾已定矣。”(第八十四回)遂向大小将士传达了作战方案，连夜进军，击垮了刘备的几十万军队。陆逊派兵试探，摸清了刘备的兵力部署，是他实施进攻方案的重要准备环节。司马懿在祁山深沟高垒抵挡蜀兵，在一段时间见蜀方无动静，对手下大将夏侯霸说： “你可引一千军去五丈原哨探，若蜀人攘乱，不出接战，孔明必然患病矣。吾当乘势击之。”(第一百三回)司马懿在出击前，先派夏侯霸引军试蜀方的虚实，以掌握敌情，这是他军事行动的重要准备。这类准备是重大行动前的试验，是要通过观察对方的反应来补充、修改自己的行动方案，或坚定自己实施行动方案的信心。
这种“投个石头看水深”的试探性手段在其他的政治活动中也常被用到。曹操剪除吕布后回许都。谋士程昱劝他乘威名日盛之时“行王霸之事”，逐步准备篡位，操回答： “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轻动。吾当请天子田猎，以观动静。”(第二十回)于是他令人选良马俊犬，邀天子出郊狩猎。当献帝三箭未射中大鹿时，他要来献帝的金鈚箭一下射中鹿背，群臣将校见到鹿背上的金鈚箭，以为是天子射中，都向献帝踊跃高呼“万岁”。此时曹操纵马直出，立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众人的欢呼，后来又把弓箭自己带回。曹操通过这种试探性手段，大体看到了朝廷官员们的政治态度，之后董承、王子服等反曹联盟结成，不久即被曹操粉碎。
大胆授权
刘备请孔明出山后，对其非常器重，对人说： “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关、张内心不服。不久，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万杀奔新野，刘备请孔明安排作战计划，因顾虑到关羽、张飞不听号令，刘备遂以剑印付之。孔明召集众将，发号施令，让各将依计而行。关、张二人讲了许多怪话，不服军令，孔明厉声喝道： “剑印在此，违令者斩!”(第九十三回)关、张只好领命而去，最后大获全胜。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东吴。刘备率七十万蜀兵伐吴，势不可挡，孙权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让陆逊统大兵御敌，陆逊被东吴众将视之为白面书生，在他接受大都督之职时，孙权担心自己的故旧之臣不听号令，遂将自己所佩之剑交给陆逊，对他说： “如有不听号令者，先斩后奏。”(第八十八回)在前线战场，韩当等老将果然不服号令，陆逊拿出剑印才压服了众将，使自己的作战计划得以实施。剑印在古代是一种指挥权力的象征，领导人在向部下授职时，应同时授予相应的权力，如果授职不授权，像孔明、陆逊那样有才干的部下也未必能够将所托付的事情办好。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高明的领导人在接受自己上级给予的职责时，一定要同时接受到相应的权力，如果有职无权，那就不能保证自己的指挥得心应手，不能保证有成功的把握。初上任的年轻管理者尤其如此。
魏将司马懿在宛城听到新城守将孟达反叛的消息后，他违反魏国惯例，未表奏朝廷就自行发兵，兼程前进，未等孟达举事即平定了叛乱。事后他向魏主曹睿作了汇报，并解释了先斩后奏的原因，曹睿当即赐给金钺斧一对，让他以后遇到机密大事，不必奏闻，见机行事，这更是交给了部下一种特殊的权力。
关羽围困樊城时，孙权派吕蒙领兵偷袭荆州，临行前提议让孙皎与吕蒙一同领兵前去。孙皎字叔明，是孙权叔父的儿子，吕蒙担心因孙皎和孙权的特殊关系，使自己临事不好处理，遂向孙权表示说： “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可用则独用叔明。”(第七十五回)孙权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见，让他总领各路军马。在吕蒙向孙权的建议中，表达了在授权问题上一人负责的原则。在某一重大的领导活动中，坚持一人负责，能使领导责任明确，并避免互相掣肘推诿的现象，防止了不必要的内部矛盾的发生。
沟通与协调内部关系(1)
一个集团内部的成员在完成总任务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协调的问题。不协调的问题可以由许多性质不同的原因引起，对这类问题应区分事情的不同性质，根据实际情况慎重处理。
有些不协调是属于竞争的性质。例如刘备在徐州公开反曹后，曹操派刘岱、王忠前去攻打徐州，关羽、张飞都欲前去迎敌，发生争执。刘备伐吴前，关羽的儿子关兴和张飞的儿子张苞争当先锋，二人当着刘备的面射箭比武，未决上下，遂准备刀枪相争，后被刘备制止。刘备取桂阳时，孔明让赵云领兵前去，张飞不服，定要去取，二人发生争执，孔明只好让他们拈阄，最后拈着的前去，这才解决了问题。
刘备攻益州时，魏延、黄忠为攻打两个敌军营寨，亦发生竞争。这类竞争由争功、好胜引起，由于竞争方向与集团大目标相一致，因而适当地提倡对本集团是有好处的。对于这类竞争，应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要把竞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要知道，水平悬殊的人一般不产生竞争，竞争的人都是水平相差无几。如果听任竞争过分激烈，就会造成对本集团力量的消耗。第二，对那些与大目标、总任务有联系的竞争才给予提倡，而对那些与大目标无干的竞争应给予制止，不让这类竞争稍有发生。例如，关羽在荆州听到刘备招降了马超，又听人们评价马超武艺高强，就要入川与马超比武，这种竞争与本集团的目标无干，是一种不健康的竞争，孔明给予了及时制止。第三，正常的竞争之后，没有特殊情况，领导人一般不要评价竞争者的优劣。凡竞争，部分地或主要地都由好胜之心引起，领导人肯定了一方面的优胜，势必会刺伤另一方面的争胜心，挫伤后者的积极性，不利于以后的工作。黄忠和魏延夺了两个营寨回来后，只是由于作战中魏延曾违反号令，又曾被黄忠相救，刘备才肯定了黄忠的头功，即便这样，也没有超出本战役的范围评价他们的优劣。
有些不协调是由嫉妒引起的。曹操大将曹仁在樊城被关羽围困，情况甚是危急，操急派于禁领兵前去救应，并派勇将庞德作先锋，庞德与关羽在阵前大战一天未分胜负。第二天他施拖刀计，一箭射中关羽左臂，关羽回归本营，庞德乘机回马抡刀相赶。这时，于禁在本营急令军士鸣金收兵，原来却是于禁见庞德射中关羽，怕他成了大功，灭自己的威风。庞德回来问收兵的原因，于禁借“魏王戒旨”搪塞之，又劝庞德说： “紧行无好步，当缓图之。”(第七十四回)后来，庞德提出乘关羽箭疮发作，不能动武之机，率军一拥杀入其寨，于禁又怕庞德成功，以“魏王戒旨”相推托不肯出兵，最后反让军队依山下寨，令庞德屯兵于谷口，自己领兵截断大路，使庞德不能进兵成功。于禁的安排为关羽创造了水决相淹的条件，导致了自己全军覆没。这种由嫉妒引起的不协调对本集团有害无利，是应该坚决消除的。对待这类问题，领导人除了平时对部下应进行经常的、卓有实效的理想、目标教育外，还应该在选派主将时注意挑选那些忠诚无私、胸襟坦荡的将领，要注意把能力高强的人安排在能力低下的人之上。
有些不协调纯由个人利益引起，而这种不协调常达到分裂的程度。钟会、邓艾伐蜀时，二人各怀鬼胎，邓艾攻入成都后，违逆司马昭的命令，滞军蜀都，又拒绝送刘禅入魏，钟会借司马昭之令，让监军卫收捕邓艾送洛阳，自己又收编了邓艾的全部军马，最后威逼众将反叛魏国。众将联合谋杀钟会后，邓艾部下之人急去追救邓艾，卫瓘觉得，邓艾一旦被救，必然要找自己报仇，准备派人赶上斩杀之，邓艾手下护军田续挺身而出，向卫瓘说： “昔邓艾取江油之时，欲杀续，得众官告免，今日当报此恨!”(第一百十九回)征得允许后，遂领五百兵赶到绵竹，乘邓艾无准备时一刀斩之。在这里，各种势力互相倾轧，矛盾复杂，但多是由个人利害引起。司马昭把握的原则，一是利用钟会与邓艾的矛盾来“以毒攻毒”；二是大军进驻长安，以防钟会兵变，将这股祸水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三是掌握了大的局面后，具体细节任其自然。其实，司马昭对钟会的反叛及其结局事先也有一个基本的估计，他在钟会刚出兵伐蜀时就对邵悌分析说： “蜀既破，则蜀人心胆已裂，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会即有异志，蜀人安能助之乎?至若魏人得胜思归，必不从会而反。”(第一百十六回)司马昭对因个人利益而发生的叛逆行为持坚决平定的态度，只不过想在灭蜀之前利用一下他们的力量罢了。对这类分裂和不协调的活动不坚决消除，会给本集团带来重大的危害。
沟通与协调内部关系(2)
有些内部冲突由历史原因引起。甘宁原在黄祖手下为将，曾为黄祖攻杀孙权大将凌操，后来他投了孙权，凌操的儿子凌统多次寻衅争斗。孙权在处理这类内部冲突时，一是立即制止；二是勉励双方不念前仇，以大局为重；三是将一方施予另一方的恩惠公开向其介绍，这样收到了极好的效果。解决这样的冲突，还需要如下两个条件： 一是周围将士的及时配合；二是争执人至少有一方要具有较高的思想境界，胸怀大局。
有些思想分歧是由认识上的原因引起的。刘备兴兵伐吴时，孔明、赵云、秦宓等许多官员劝阻，大将黄忠没有提什么意见，大概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吧。但他在前线冲锋陷阵，立有大功后受伤病危，临终前对刘备说： “臣今年七十有五，寿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龙体，以图中原。”(第八十三回)他在伐吴的战场上，劝刘备向中原争锋，看来心底里并不赞成伐吴。赵云率后应部队，在伐吴失败后全力营救刘备与诸将。我们看到，大家对伐吴一事虽曾有思想认识上的不同，但一作出决定并变成事实后，就保持了行动上的统一。这里没有相互的怨恨和拆台，是一种难得的群体精神和集团意识，需要领导人在长期的生活中精心培养才能形成。由于认识的原因发生思想分歧，这是正常的事情，但却是极易引起误会的地方。袁绍不赞成许攸的计策，却怀疑他与曹操勾结。袁谭退守南皮时，身边的辛评受命去和曹操谈判，并拒绝了曹操的挽留，回城向袁谭汇报谈判结果。因谈判结果出乎意料，谭即怒斥辛评道： “汝弟现事曹操，汝怀二心耶?”(第三十二回)辛评怨气填胸，昏倒于地，不久死去。袁绍父子的思想方法直接危害了自己的领导行为，造成了不良后果，这是非常值得吸取的教训。
与领导人有隔阂的部将在前线打了败仗或出了其他问题，处理这类事情是极复杂的，需要领导人持冷静的头脑对待。刘封与孟达守上庸时，曾拒绝向困守麦城的关羽派增援部队，致使关羽被擒受害，刘备准备立即治罪，派人去捉拿，孔明认为，此事“直缓图之，急则生变”。(第七十九回)他建议升刘封去守绵竹，使其与孟达分守二处。孟达看清了刘备的用意，遂投降了魏国。刘备欲起兵擒拿，孔明建议说： “可就遣刘封进兵，令二虎相并，刘封或有功，或败绩，必归成都，就而除之，可绝两害。”(第七十九回)刘备从其言，让刘封从绵竹率兵擒孟达，后刘封兵败回成都，被刘备斩首。看来，孔明原准备稳定其心，分而治之，后来情况变化，又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只是由于刘封兵败，才未除掉孟达。孔明司马懿装病率兵伐魏，有一次，陈式在前线违犯军令，擅自进兵，被魏军伏兵打得大败，率残军屯于山谷。孔明听到消息，立即派邓芝前往军中抚慰陈式，以防其生变，等陈式回来后，他即以违犯军令罪将其斩首。看来，孔明对待这类事情的态度，首先是以抚慰、升调等方式稳定其心，不使发生前线兵变，而当这些犯罪将领回到自己的控制之中时，即按军法正罪，他在处理这类问题时真正做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司马懿为夺取曹爽兵权，乘其外出畋猎之际，在都城发动兵变，他怕曹爽在外挟天子号召天下与自己作对，连续派人前去见曹爽，吩咐使臣： “汝见爽，说吾与蒋济指洛水为誓，只因兵权之事，别无他意。”(第一百七回)曹爽思虑再三，最后抱定“但为富家翁足矣”的心情交出了兵权。开始，司马懿派人给曹爽家中送去大批粮食。以稳定其心，而在剪除了曹爽的主要党羽后，遂将他斩首灭族。司马懿采用这种办法，没有通过武装对抗就夺取了曹爽的兵权。看来，处理这类问题，首先得本着稳定局面的目的，对所要处理的人员加以安抚，防其生变，避免造成恶劣影响，然后努力创造适当的条件，等时机成熟，再作最后的处理，包括对当事人的处分。如果操之过急，不顾大局，必然发生意外。袁绍在官渡之战中派大将张郃与高览去攻曹操营寨，因曹兵有备而失败，袁绍听了郭图对二将的诬陷之词，在其未回来交令之前派人前去捉拿归案，二人被逼无奈，遂率本部军马投降了曹操。袁绍处理这类事件，看来是缺乏周到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