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消费市场上所发生的这种根本性变化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反映。
一、恩格尔系数的变化
恩格尔系数就是食品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是国际上通用的一种反映生活富裕水平的指标。根据联合国的统一标准，20%以下为绝对富裕，20%—39%为比较富裕，40%—49%为小康，50%—59%为温饱，60%以上为贫困。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与家庭收入的增长成反向运动的关系即所谓的恩格尔定律。那么恩格尔系数与我国消费特征的变化有何关系呢？
1.恩格尔系数与需求层次的对应关系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定理告诉我们：人们的需求层次或主导性需求是会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而逐渐地由生理性和物质性需求向社会性和精神性需求发展的。而恩格尔定律则告诉我们：食物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是与家庭收入的增长成反比的。这两者之间有何联系呢？
稍加分析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恩格尔定理中的食物支出基本上可对应于马斯洛需求层次说中的生理性、安全性需要，而家庭总支出中扣除了食品所代表的生存性开支后所余下的发展性、享受性支出，又基本上可对应于马斯洛层次中的中上层需求。这种对应关系还可以另一种形式来表达：按照上述联合国的划分标准，恩格尔系数若低于20%属于绝对富裕水平；20%—39%为比较富裕水平；40%—49%为小康水平；50%—59%为刚够温饱；大于60%则为贫困。这种划分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之间虽非一一对应，但两者之间存在着大致的对应关系却是比较明显的。
当两个定理的内容由于上述对应关系而得以“嫁接”时，就会孕育出一个有用的新“定理”，那就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会随着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百分比）的下降而提升。这一新“定理”的意义在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定理对于识别各时代的需求特征来说固然是很有用的，但在如何判断各层次需求的出现时，却缺乏客观、易得的依据。但将马斯洛定理与恩格尔定理“嫁接”后，就可借助于恩格尔系数来大致界定研究对象所处的需求层次和特征。这显然会有助于探讨本节所提出的问题。
2.中国恩格尔系数的关键性变化
建国以来，我国的恩格尔系数长期呈缓慢下降的态势：建国之初为68%，1965年为61%，1990年城镇为54.25%、农村为58.80%，1995年则分别为50.09%和58.62%，1999年分别为41.9%和52.6%，2000年越过了重要的关口，城乡分别为39.44%和49.13%，而2001年分别为37.9%和47.7%，2004年则分别为37.7%和47.2%。这说明：以2000年为界，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已由小康进入比较富裕，而农村则由温饱进入小康。
根据上述新的定理，这就意味着人们，尤其是城镇居民的主导性需求层次正由生存性需求而转为发展性和精神性需求。经验告诉我们，人们之间在生存性需求上的差异较小，而在精神性、享受性需求上的差异则很大。与前述新的定理相联系，这也就等于是说：恩格尔系数越低，富裕水平和马斯洛需求层次就越高，而需求的差异化和个性化倾向就会越明显。由此可见，前述消费特征的根本变化是与我国恩格尔系数的关键性变化分不开的。
3.警惕平均数掩盖了“贫困部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及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收入分配或增长成果分享上的严重不平等也是客观存在的。以城镇居民为例：1991年我国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的收入占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的总额分别为26.5%和14.5%；1999年则分别为42.4%和12%；2001年分别为50.24%和4.27%。
反映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则由1999年的0.39上升至2003年的0.47左右。
不平等的急速扩大意味着平均数可能会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即富人收入的更快增长会不顾贫困阶层的继续下滑而拉高整个社会的平均数，并由此而冲淡或掩盖了“贫者日贫”的严重性。2004年末，若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农村尚有2610万绝对贫困人口；若按669—924元的标准则有4977万人。显然这都是我国自定的标准，它既取决于我国农村生存条件的特殊性，也取决于财政上能拿出多少钱来扶贫。若按照人均每天不低于1美元的国际标准来衡量的话，绝对贫困的人数可能会更多些；若按照更能反映不平等对于社会影响的指标———相对贫困———来统计的话，情况就会更加严重。
这就是在利用平均数时所须警惕的原因。
不过就需求的多元化而言，平均数对于贫困的掩饰倒并不能改变这一结论，因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也会使得需求更加多元化。
二、文化的影响及复杂性
1.文化作用的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