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康人以及早为人知的温州人、台州人，他们的那种不唯书（很多企业家的文化水平很低）、不唯洋、敢想敢干的自信精神和动手能力实在令人钦佩。按常规思维，他们似乎是最没资格搞发明创造的，也是与高科技最没缘分的。但实际上很多的洋技术就是在他们那股不信邪的劲头下被破解出来的，很多匪夷所思的专有技术就是在他们不懈的试错过程中发明出来的。他们的成功实在是可让很多的高知、海归汗颜的，同时也会让人们更加明白一个道理：动手能力与文化学习同样重要，有时还会更加重要。中国经济的强盛，不但需要一批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更需要成千上万个像温、台、永康那样的敢想敢干的企业家。
与永康人不同，比亚迪的总裁王传福可谓地地道道的科班出身、专家身份，他在土洋结合上的创新显然不能用“无知而无畏”来解释了。尽管我们无从得知他的成长历程以及这种历程对于创新精神的影响作用，但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知识分子的成功创业，不但需要理论知识，更需要从实际出发的动手能力；二是民营企业的上述特性更有利于形成这种精神和能力。
四、值得提倡的理由
今天，我们对于产业进步中的“贪大求洋”已经习以为常，而对于比亚迪们的“土洋结合”却颇感新鲜。实际上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上，后者曾经长期存在过。回顾这段历程，有助于今天的重新提倡。
1.“土洋结合”的传统何以消失？
“文革”之前，我国一直有着群众性的技术革新传统，“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也是当时常见的词汇。其中虽然也有弄虚作假的现象，但仍有不少的创新成果为当时的生产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一些著名的劳动模范也是由此而生。
可是自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精神似乎没人再提倡了，原因可能有这么几条：一是开放的主要任务是反对闭关锁国、鼓励引进技术，因此出于矫枉过正的考虑，自力更生、土法上马之类的口号自然就提得少了。二是出于对过去弄虚作假行为的反感。在过去，尤其在“大跃进”、“浮夸风”年代，确实出现过以革新为名、实为劳民伤财的行为。
因此一提“土法上马”，人们便容易联想到历史上的弄虚作假。避之唯恐不及，自然也就无人愿意再提了。三是实力更加强盛。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投资实力远非昔日可比。过去视作天文数字的投资规模，现在一家民营企业就可独自完成。引进的资金障碍既已明显降低，“土法上马”的必要性也就随之降低了。四是急于求成。引进现成的生产线有利于尽快产生效益，而自力更生则见效较慢，一般企业自然不会舍快而求慢，就连地方政府为了尽快出业绩也会有此冲动。此外，毋庸讳言，现实中也确实存在着借引进而出国游玩或利用引进而收受贿赂的现象。当然这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及内部人控制的上市公司之中。
2.和谐需要“土洋结合”
今天，和谐已成为我国发展的主旋律。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人与环境之间无不强调和谐。它之所以深得人心，也是因为不协调发展的种种弊端已经充分暴露。从比亚迪、美特们的效果来看，今天有必要重新倡导“土洋结合”的模式。
首先，昔日放弃的理由已渐失前提。
前述关于“土洋结合”一度消亡的原因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意识形态上的担心，比如对于妨碍引进和被人误会的担心。
这些担心今天已无必要，因为一方面关于引进先进技术的必要性已经深入人心、不可逆转，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日渐强盛也使得历史上的弄虚作假失去了必要的土壤。另一类是属于企业投资模式的改变，比如因财大气粗和急于求成而贪大求洋。对于这种模式，今天似乎更应强调其盲目和消极的一面，而重提“土洋结合”会有助于抵制这种消极面。
其次，“土洋结合”有助于和谐的实现。
从前面关于“土洋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种不排斥劳动力优势和就业机会的技术引进模式。而现在深深困扰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恰恰就是与就业有关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因为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就可能减少100万个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是长期以来伴随着增长的是两极分化，并已经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从逻辑上讲，解决这个两难困境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改变增长的方式，变导致两极分化的增长模式为有利于就业的增长模式。而“土洋结合”的模式正是可以兼顾增长和就业的模式，因而有助于和谐的增进。
不过，强调在引进中发挥劳动成本优势，并不意味着这种模式的绝对完美。下一节中将会看到，在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中，如果存在着权力和信息的不对称的话，就有可能发生对员工的严重剥削。这样，不但有违公平，而且也可能破坏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