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共同富裕，除了道德力量要发挥作用，先富者对后富者进行帮助也是相当重要的。先富地区对后富地区的示范作用固然是帮助的一种体现，但具体的帮助则更不可少。
先富者之所以能够先富起来，同这些地区和人民的努力有关，但同样不能忽略的是自然资源状况、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以及政府的投资、信贷和某些优惠政策。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内，政府给经济特区、沿海地区和某些大中城市以较多的投资信贷，以及某些优惠政策，以保证这些地区的经济较迅速地发展，这是符合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而这些地区先富起来以后，不应当忘记这一点，因此它们有责任给至今仍然贫困的地区以具体的帮助，使后者也能早日脱贫致富。只有贫困地区也跟着逐渐富裕起来，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先富的地区也才有可能继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先富地区对后富地区的帮助实际上也是自己的经济得以继续发展的一种保证。
先富地区可以采取横向联合、技术转让、人才培训、资金融通等形式来帮助后富地区，使后富地区的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使后富地区的收入水平提高，居民购买能力增大，这些都不仅仅有利于后富地区，而且同样有利于先富地区。政府在这方面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比如制定有关的政策，鼓励先富地区的企业同后富地区的企业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技术协作，直到建立紧密型的企业集团；组织后富地区的多余劳动力输出到先富地区去从事一、二、三次产业的工作；还可以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推行某一先富地区对某一后富地区的“对口扶植”活动等等。
厉以宁教授指出，先富者个人的示范作用是重要的，但仅靠示范和鼓励不足以使贫困户脱贫致富，而需要有具体的帮助措施。在这里，我们可以先把基于道德力量的作用而导致的个人自愿捐献等情况排除在外，专就捐献以外的帮助贫困户的形式来看，具体形式包括：个人传授生产和经营技术与经验，个人传递商品与劳务的市场信息，个人带动相邻各户或本乡本村居民集资建立集体企业（包括一、二、三次产业的企业）等。个人的这些帮助贫困户的行为尽管是分散的、自愿的，但政府仍然可以采取一些鼓励性的措施来加以支持。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共同富裕始终是一个根本原则。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与共同富裕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厉以宁教授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诠释：正是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的实现又将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平均主义导致普遍穷困，这当然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而少数人富，多数人穷，同样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在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过程中，通过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先富来带动和帮助其余地区和人民致富，这一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阅读后的思考：
相信你不论身处中国的哪个地区，都不会对巨大的地区差异视而不见，毕竟这一差距太大太明显了。如果你身处沿海发达地区，你可能会庆幸自己的好运气，能及早地享受到优越的现代文明，对于收入分配，你可能会偏向于强调“效率”的一面——不要打击大家努力工作的积极性。而如果你身处中西部落后地区，你恐怕就难免悲叹自己的不幸，为什么偏偏落脚在这个地方吃苦？对于收入分配，你则很可能要强调其“公平”的一面——我们的差距是禀赋不同造成的，我们的起点就不同！
诚然，双方都有道理。然而几十年来走南闯北，经历颇为不凡的厉以宁教授对此更有发言权，他不会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去思考，那样会有失偏颇；厉以宁教授是站在双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然后从更高的高度阐发观点——缩小地区间的差距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某些地区先富起来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我们要想办法走向共同富裕。如果你是个有心人，就不妨关注一下眼下如火如荼的西部大开发，结合厉以宁教授的思想给出你的对策，然后再看看有哪些真的被实践了。
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
如今经济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绝对热点问题，金融、财政、企业改革、经济立法……无一不牵动着人们的注意力。然而，久被人们所忽略的环境问题也在悄然走入人们的视线。毕竟，一些因环境恶化而造成的灾难已经让人触目惊心。厉以宁教授以其敏锐的目光和忧国忧民之心，及早地注意到了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的息息相关，提醒我们保持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并做出了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的对策分析。
20世纪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环境问题，否则经济的持续发展就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第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生活质量，而不能单纯追求产值的增长，否则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一根本任务就无法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也就成为可望不可及的目标。这两个经验教训是带有普遍性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提供了这样两个经验教训。
厉以宁教授提醒我们，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同样需要注意环境保护与生活质量问题。不注意环境保护，听任环境状况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恶化，不仅难以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而且生活质量也必定日益下降。那么，怎样才能在经济发展中使环境不仅不再继续恶化，而且使环境状况得到改善呢？
曾经有一种“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已经遭到了各界的批评，因为有些损失是难以弥补和挽回的。如森林被滥伐，矿产资源被过度开采而枯竭，居民丧失生命或丧失劳动能力等等。因此，“先发展，后治理”是一种代价沉重的发展模式。相对来说，“边发展，边治理”的模式则优于“先发展，后治理”，它使环境状况不至于有过分严重的破坏。但这种发展模式同样具有局限性。这是因为，在资金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如果边发展，边治理，那就会分散资金的使用，使经济发展速度降低，从而延误了现代化的进程。此外，“边发展，边治理”的模式还涉及投资主体的积极性或投资动力等问题。如果全部投资是由国家承担的，不以利润为动力或目标，那么客观上也许可以做到“边发展，边治理”；然而随着经济体制的转换，企业将成为投资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必须考虑投资回报率的多少。“边发展，边治理”的模式即使在理论上有较大的可行性，在实践中也未必如此。在价格比例尚未理顺的条件下，某些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的产品如果治理成本太大，企业出于盈利的目的就有可能不愿进行投资，于是经济发展难免受到影响。
为此，厉以宁教授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发展道路——它既可以避免“先发展，后治理”模式的弊端，又可以避免“边发展，边治理”模式的局限性。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众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要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必须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即依靠农业系统内部来维持土壤肥力，促使农业稳定增产的一种农业，它的优点在于导致生态的良性循环，使社会既能持续取得丰富的农产品，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而且生态农业的产品有广阔的市场，农业成本也较低，这对于作为农业投资主体的农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发展生态农业应当成为今后农业发展和农村发展的方向。
在工业发展方面我们又该如何做呢？这是一个难题，厉以宁教授引导我们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考虑。工业的发展对中国来说绝非从零开始。比如辽宁、山西、上海、天津等省市，工业发展已有较好的基础，而这些省市以往较长时期内对环境是不重视的，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这些省市不得不实行“先发展，后治理”的做法，否则就只好一直污染下去。当然，这些省市要建立新的工业企业，那就必须把环境污染的防治问题提到首位，不能再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为了在工业发展方面兼顾生态平衡，一种可行的做法就是加速建立环保产业，并使之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环保产业即产品和劳务用于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产业部门，其中包括环保机械和环保用品的制造业。环保产业是创造产值的，环保机械和环保用品有日益扩大的市场，因此盈利有保证。环保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而增大，环保产业的发展还可以带动相关部门的发展。
在此，厉以宁教授强调了经济体制的转轨对于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之间关系的意义。厉以宁教授认为，在深层次起作用的是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济运行机制，而不是政策。以广大较贫困的地区为例，这些地区一方面经济发展缓慢，另一方面环境破坏严重，从而形成了“低收入——生态破坏——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为了促使这些地区早日摆脱贫困，政府给予财政补助、信贷支持、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是必要的，但优惠政策的作用毕竟有限。如果经济体制没有转轨，经济运行机制依然如故，那么贫困地区就无法摆脱上述恶性循环；相反地，如果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使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那么贫困地区就会有较多的内部投入和再投入，贫困地区的投资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也就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趋利避害，把政府的调节措施（包括对破坏环境的处罚）认真看待，从而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
再以工业企业为例，工业企业能否在生产过程中保护环境取决于企业是否自负盈亏。在国家制定环境保护各项法律法规的条件下，如果工业企业不能自负盈亏，投资者不承担投资风险，那么，即使国家规定了对破坏环境的严厉处罚，工业企业也不会把环境保护问题放在心上。这正是经济体制没有转换前的情况。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企业成为由投资者承担投资风险的、自负盈亏的企业，这时，它们就必然重视由于破坏环境而使自己遭到的损失，从而将致力于环境的治理，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
由上表明，无论是农村还是工业企业，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兼顾，经济体制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另一个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在经济发展中使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呢？这是一个涉及人民生活福利的问题。
生活质量有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之分。自然方面的包括环境的清洁、优美；社会方面的则包括居住条件、社会服务设施、教育与医疗保健状况、闲暇多少、社会秩序良好与否等。环境保护兼及两方面的生活质量，比如说，饮水水源是否被污染，就与自然方面的和社会方面的生活质量都有关；垃圾的处理状况也是一样。
生活质量的提高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上升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少、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程度较低时，社会还不可能把较多的资源用于生活质量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只能是缓慢的。只有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社会才能有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生活质量的提高方面。因此，生活质量的提高只能分阶段进行。社会用于改善生活质量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将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提高。我们不可能违背这一经济发展规律。
这时你也许会问：我们能不能在既定资源的条件下尽可能改善生活质量呢？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经济发达了，社会经济与文化建设有较好的基础了，才利用较多的资源来提高生活质量吗？对此，厉以宁教授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
首先，如果现阶段我们尚不可能把较多的资源用于提高生活质量，那我们至少可以减少对生活质量的损害。比如说，现阶段国家用于治理环境、改善环境的经费是有限的，但我们可以制止环境继续遭受破坏，减少或消除新的污染源的出现。又如，现阶段国家由于资源有限，还不可能把义务教育的年限再延长几年，但我们仍有可能在已经规定的义务教育的年限内让应该接受教育的儿童都能入学受教育。此外，像社会风气的好转、社会秩序的维护等等，在现阶段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都是可以实现的。
其次，如果在一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社会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资源为既定，那么我们就应该使各种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应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毕竟目前我国在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建设、社会服务设施和环境治理等领域内的资源使用效率都不够高，既定资源的利用仍有较大潜力可以挖掘。
最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来增加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资源。资源配置应当力求合理，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资源有可能在资源总量为既定条件下，通过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而增多。问题在于资源配置结构的这种调整是不是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一些资源被移出了经济发展领域而转用于生活质量部门，这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但只要继续留在经济发展领域的资源能被更有效地利用，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就不会因此而下降。
根据厉以宁教授一贯的分析问题的逻辑思路，问题至此还要回到经济体制上来——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以及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如果经济体制不改革，比如使用资源的主体不承担低效率开发造成的损失，资源价格十分不合理，资源的产权或使用权分割为条条块块，如此等等都会使资源使用效率难以提高，使资源难以流动，以及使资源的重新组合遇到困难。这些问题只有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才能解决。
经济体制转轨后，使用资源的主体自负盈亏，自己承担低效率开发所造成的损失，这样，它们就会减少资源的浪费与闲置，尽可能提高资源开发的效率和资源利用的效率；资源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而不由计划部门硬性规定，使得资源价格通过供求的调节逐渐走向合理；政企分开、产权明确使企业成为明确的商品生产者，于是资源的流动和重新组合就可以在产权明确的基础上进行，资源使用效率将有明显增长。
从技术上看，要使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成功，除了要有较多的、持续增长的环境投资而外，还需要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科学技术有较大发展，并在环境保护领域内被应用。就这一点而言，市场经济体制下对效益的重视、对竞争的重视以及对人才的重视，将大大调动科技人员和科研单位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技术市场、信息市场、资金市场的迅速发展与完善，也将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条件。
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越强，环境保护工作越容易开展；居民的生活质量意识越强，生活质量的提高就越有保证。世界各国的经验充分证明，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和人均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对环境保护问题就越重视，对生活质量的期望值也越大。如果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有较高的自律性，并自觉地维护环境的清洁与舒适，那么，中国城乡的面貌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厉以宁教授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期待，我们也一样，但美好的未来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来创造。
阅读后的思考：
在阅读本段论述之前，你可曾关注过环境问题？可曾在意过生活质量问题？回答或许是肯定的，但进一步问，你是否曾对这些问题做过深入思考呢？特别是像厉以宁教授这样，在关注、忧虑现状的同时考察其原因并思索对策呢？
厉以宁教授是一位经济学家，但通读各章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厉以宁教授关注问题的范围是如此之广，法制、环境、伦理、教育……似乎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但是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也不难发现，这些论述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厉以宁教授的每一段论述都与经济问题紧密结合，都与经济体制改革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缜密的分析，你从中总是能清晰地看到厉以宁教授所主张的改革思路。可以说，厉以宁教授的分析是专与博、深与广相结合的典范。从厉以宁教授的论述中，我们学到什么经济学原理是次要的，理解厉以宁教授的经济学思想、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思路恐怕才是最大的收获。
厉以宁小传
走近名家厉以宁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在崎岖坎坷中前行。二十几年的改革实践，也使厉以宁成为备受关注的人物，其思想之深邃、学术著作之丰、经济研究领域之广在我国经济学界是非常少有的。厉以宁教授与千万名中国大学教师一样，也是从上大学、留校、当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的。他曾是一位成绩优异的学生，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教师。他没有出国留学，也没有读过研究生，而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经济学者。但是，他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却提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外专家评价厉以宁说：“他是中国新经济学的一个里程碑。”
风华少年踌躇满志
1930年11月22日子夜，厉以宁在南京钟山降临人世。
厉以宁祖籍江苏仪征，成长于一个有文化的工人家庭。在南京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城中，厉以宁先后在两所著名的小学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2年毕业后，厉以宁考上了竞争激烈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43年随家迁居湖南沅陵，又以优异的成绩被长沙名流雅礼中学录取。1947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就读，直到高中毕业。三个名牌中学各有所长，师资一流，为厉以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他终身受益。
从小学到中学，厉以宁一直偏爱文学。自幼熟读古典文学《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和鲁迅、胡适、郭沫若、郁达夫、巴金、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普希金、泰戈尔、莎士比亚、雨果等中外著名作家的作品，催使厉以宁的思想和人格日趋成熟。比起同龄人，厉以宁更早地懂得了人世间的艰辛和不平，领悟了人生的风雨和坎坷。厉以宁变得深沉而内向，于是诗歌、散文、杂感、短篇小说等文学形式就成为他表现内心情感的最主要方式。每当厉以宁完成一个作品，同学们都争相传阅，被其作品中所展现的博大同情心和憧憬未来的乐观自信所感染。厉以宁的文学素养和功底完全可与少年天才作家刘绍棠、王蒙相比，如果在文学方面发展下去是大有希望的。同学们的公认和欣赏也激发了厉以宁更高的创作热情，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爱与恨》，连续刊登在学校的墙报上。厉以宁把自幼所感受到的爱与恨、美与丑、善与恶全部凝聚在小说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中，引起了师生的强烈共鸣。厉以宁的文学作品就像一阵旋风刮遍整个校园，校内一时间兴起了文学创作热。
在长沙雅礼中学读书的日子是厉以宁一生难忘的时光。在暮色苍茫的湘江之滨，他领略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良辰美景；同时，成长岁月里日帝的侵略、内战的烽火以及民不聊生的惨境亦使少年厉以宁热血沸腾。此时的厉以宁立志像前辈鲁迅、郁达夫那样，用文学唤醒国人的良知，复兴中华文明。
厉以宁有幸在湖南第一流的中学读书，如鱼得水，其间所吸收的精神营养为他日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不是后来从古典文化氛围浓郁的长沙转到西学东渐、科学初兴的南京，厉以宁很可能就在长沙成长为一代文豪。
1947年，父亲让厉以宁重返南京，从长沙雅礼中学转到中国第一流的中学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这里拥有一流的数理化师资，在他们的影响下，可塑性极强的厉以宁的兴趣逐渐从文学转向自然科学。厉以宁当时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兼化学课代表。他不仅可以将化学元素周期表倒背如流，而且担任了全校的义务电工，自己动手制作日光灯和电子铃，俨然一个科技发明家。
高中毕业前夕，学校组织厉以宁所在班的全体同学去当时中国最大的化工基地——南京化工厂参观。严谨的工程师、熟练的工人以及如火如荼的生产第一线给厉以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科学救民”和“实业兴国”的理想在少年厉以宁的心中萌发。
厉以宁在成长过程中，充分展示了既多才可塑又刚毅诚恳的双重优秀品质。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学习上，更体现在为人处事上。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读书时，厉以宁就经历了这样一件事：
1942年，厉以宁读初一，新来的班主任据说曾在美国人手下当过卫兵。第一堂英语课上，老师将字母表挂在黑板上教同学们学习26个字母。当时课堂纪律很糟，似乎大家都觉得太容易了。临近下课时，老师对大家说道：“学英语并不难，做好一个人可并不容易。”无疑，他是在含蓄地指责学生们在课堂上对他不够尊重。
几天后的英文课上，这位老师要求学生们将26个英文字母按顺序默写下来，并指出此次测验的成绩优异者将得到奖励。然后他便若无其事地站在门口，眼望远方。20分钟过后，老师迅速收齐试卷并很快批阅完毕，接着便轻松地宣布：“除了一个同学写错一个字母之外，其他同学都是100分，很高兴这么多同学将得到奖励，但我不得不先警告一下这位同学——厉以宁，请你站起来！”厉以宁一向是个沉默的孩子，并不引人注目。厉以宁起身后听着老师的质问：“这么简单的几个字母，大家都会，为什么独有你一个弄出差错，你不感到惭愧吗？”厉以宁默不做声，任凭大家用幸灾乐祸的眼神看着他。老师开始一反慈祥的态度，目光中露出一种近似残酷的威严：“你必须回答我，你不感到惭愧吗？”“不，我不惭愧。”厉以宁轻声答道，他已经做好了挨批评的准备，脸绷得紧紧的。“居然不惭愧！难道大家都错了而你一个人是对的吗？你有什么理由不渐愧！”老师近似歇斯底里地大吼起来。这时同学们不禁紧张起来，脸上没有了幸灾乐祸的神情，都在心里为厉以宁捏一把汗。厉以宁更是眼里噙满了泪水，小声但坚定地说：“我有理由不惭愧，但我不说，请您不要逼我。如果非说不可，我就离开学校。”说着，厉以宁竟坚定地提起了书包。短暂的沉默之后，老师忽然平静地走到厉以宁面前，双手放在厉以宁的肩头，温和地说道：“好吧，我不再逼你，请先坐下吧。”
老师慢慢地退回到讲台，扫视了一下全班同学，才将这次测验的谜底揭开。“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就说过，学好英语并不难，做好一个人却不容易。”老师语重心长地说，“我其实并不急于知道你们的英语成绩，但的确很想知道你们的为人，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测验。现在请大家再抬头仔细看看我身后的字母表——你们一定以为是我忘记摘下了，所以都照抄无误。事实上，上面有一个不易觉察的错误。厉以宁虽然没有得到满分，但他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所以，他才敢于说自己不惭愧。这种勇气非常难得，毕竟很少有学生能在老师的逼迫下坚持真理，保持诚实。希望大家终生牢记：重要的不只是成绩，更有品格。因此，今天这份特殊的奖励属于厉以宁！”这一刻，全班54个同学有53个低下了头，只有厉以宁没有……
在南京的读书生活成为厉以宁命运的转折点，为他日后成为文理兼通的经济学家拉开了序幕。鉴于他出色的数理化天赋，加上后天的勤奋努力，高中毕业后品学兼优的厉以宁以总分名列前茅的成绩被保送到令当时无数青年梦寐以求的全国一流大学——金陵大学深造。厉以宁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化学系。这是他立志做一个化学家的新起点，也是他实现科学与实业救国的伟大抱负的第一步。
步入经济学的殿堂
1949年8月，厉以宁以优等生资格接到了金陵大学化学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9月，南京解放。在与南京人民一道庆祝新中国成立之后，厉以宁于金秋十月兴高采烈地回到了第二故乡湖南沅陵。
当时的沅陵急需人才，厉以宁于是在一个消费合作社担任了会计，将全身心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建设新中国劳动大军的行列中，而对湖南家乡的无限深情亦从他那才华横溢的笔端款款流出。以下两首词便是风华正茂的厉以宁所作。
林间绕，泥泞道，深山雨后斜阳照。溪流满，竹桥短，岭横雾隔，岁寒春晚。返？返？返？
青青草，樱桃小，渐行渐觉风光好。云烟散，峰回转，菜花十里，一川平坦。赶！赶！赶！
——钗头凤·湘西山行（厉以宁21岁作）
平堤沙岸湘江度，娇红艳紫湘山树。湘水自多情，欢腾送我行。
无穷留恋意，伴逐霞云起。何处不逢春，春光不待人。
——菩萨蛮·别长沙（厉以宁21岁作）
所谓“一叶落而天下知秋”，厉以宁青少年时代的诗词中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他深深懂得，自己的未来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祖国的辉煌就是他的前途所在。
1951年，20岁的厉以宁参加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委托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赵辉杰代为报名。赵辉杰是厉以宁在金陵大学附中的高中同学，也是厉以宁交往中的最好朋友之一。从厉以宁做过会计的工作经历和文理兼优的文化基础以及社会实际需要等几个方面考虑，赵辉杰认为厉以宁选择文理渗透的经济系最为合适，于是便替老朋友做主，在第一志愿栏中填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厉以宁曾深情地回忆道：“至今我越来越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
1951年7月，厉以宁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从此拉开了终生致力经济理论学研究的序幕。
1958年，赵辉杰在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自愿赴祖国的大西北，投身于兰州大学的教学第一线。厉以宁以一首“天仙子”送别：
把手送君西北去，莫问边城晴或雨。祁连山下过春风，休扰豫，请记取，塞上也能飘柳絮。
人世悠悠长几许，往事只当初写序。黄河润笔著新篇，惊人语，千万句，留待他年杯酒叙。
——天仙子·送辉杰赴兰州（厉以宁28岁作）
与李白的赠友诗相比，厉以宁的送君词毫不逊色。
很多人后来评价厉以宁的经济学研究之路，都认为他是偶然踏入的。不错，厉以宁因朋友的代报志愿而偶然闯入了经济学的殿堂，但这看似偶然的现象却蕴涵着必然性，因为厉以宁本身具备了成功的基本素质：勤奋、毅力和信心。当厉以宁跨进北京大学经济系的门槛后，强烈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便一发而不可收。置身于北京大学一流的校园环境中，厉以宁课后时常与同学们流连于博雅宝塔、未名湖和图书馆之间，唇枪舌剑、畅谈人生、筹划蓝图，憧憬未来。厉以宁当年在北京大学的朋友马雍、李文雄、张盛健、马元德、姚子范等，从全国各地会聚到举世瞩目的东方学术圣殿，也将不同的地方特色和传统美德带到同学们中间，互相学习，潜移默化。40多年后的今天，厉以宁与采访者谈到大学时代的生活时说道：“回忆起40多年前的学习生活，真是记忆犹新，最令人留恋。”
得名师指点于北大
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经济系与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学界一样，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占据着统治地位。苏联经济学专家应聘来北京大学讲课，讲授的自然也是传统的教义；中国教员在讲坛上所讲的，则是他们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或中央党校的苏联专家那里听来的东西。厉以宁回忆当初的学习生活时曾说，在大学四年中，所接受的基本上是这种教义。1952年7月，厉以宁在《经济导报》上发表了《波兰经济的新面貌》这篇长达一万多字的论文，全篇都是歌颂传统的社会主义的。如今饱经风霜的厉以宁对自己的那篇处女作的评价是：我们那时太年轻了。
但是，即使是在那个充斥着教条主义的时代里，在北京大学这片幽静的绿土上，也仍保留着小小的纯经济理论的自由王国。在这片绿洲上，聚居着一批经过中国新文化运动与20世纪世界经济学熏陶的著名学者，他们中有蜚声海内外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刚从清华大学调入北大的陈岱孙、徐毓枬，北京大学原经济系主任陈振汉，对英美经济理论造诣颇深的罗志如，早年美国制度经济学研究者赵迺抟……厉以宁不是一个能安于思想现状的人，尽管他也接受当时的苏联政治经济学，但这无法满足他想在经济科学上有所建树的雄心，这些经济学大家的存在，无疑为他的广泛学习和深入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环境。
几乎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有过灿烂的梦，厉以宁也不例外。他要参与到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亲自改变落后的中国经济。在他珍藏的笔记本上，如今还留着赫尔岑的名言：“历史迟缓地发展着，衰朽的东西顽固地自卫着，稳定的东西缓慢地、模糊地产生着……但历史怀胎的过程本身和戏剧本身却充满了诗意。每一代都有它自己要做的事；我们不必要埋怨我们这一份，我们不但应该活到东方黎明的时候，而且还要活到让我们的敌人看见了我们的黎明。生命中还有什么更多的东西要等待么？特别是一个人可以拍拍胸脯，问心无愧地说：我也曾参加了这一伟大的斗争，我也曾把微末的贡献给予了它……”
但是那时的厉以宁还没有想到，他那个辉煌的梦的实现要经历漫长的、痛苦的折磨和等待。他那些师长如陈岱孙、罗志如、赵迺抟、陈振汉等，已经几经梦境破碎的坎坷，正把梦想成真的希望寄托在像厉以宁那样的20多岁的青年人身上。厉以宁当时已经从这些巨人那里接触到另一种经济学，并开始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在正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论述的那些教义之外，似乎还存在另一条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道路，那就是以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
真正引导厉以宁钻研兰格理论的，是罗志如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罗志如为北大经济系的学生开设《国民经济计划》的课程，这实质上是具有某些现代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课程，厉以宁当时是该课的课代表，又是学生的计划经济研究小组组长。罗志如先生不仅在课堂上认真授课，而且在下课后把英文原版书刊上有关20世纪30年代那场“计划与市场”的论战文章借给厉以宁读。厉以宁于是开始对哈耶克与兰格的观点进行比较。厉以宁在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系纪念罗志如教授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的座谈会上还深情地回忆起这段往事：“正是罗志如老师使我最早模模糊糊地感到，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西方传统的市场经济之间，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似乎兰格就是这条道路的代表。”当年的厉以宁认为，以兰格作为一方，以哈耶克为另一方的论战对中国有现实意义，但对中国经济有参考价值的不会是哈耶克的学说，而可能是兰格的学说。但我们在后来将会看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厉以宁，其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我们都知道厉以宁是以倡导所有制改革而著名的，因而有“厉股份”之称，而厉以宁对产权、所有权等制度变迁问题的理论兴趣，则与两位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对他的影响密不可分：一位是赵迺抟教授，一位是陈岱孙教授。赵迺抟教授早年是研究美国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琼斯的经济思想的，在厉以宁的书架上，至今还珍藏着赵迺抟先生赠予的关于琼斯经济思想的博士论文，在论文的扉页上，赵先生题着“以宁仁弟存念”。赵迺抟先生学贯中西，一生追求知识与光明，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伦理规范、文化、心理与政治条件有深邃的见地。在厉以宁的渊博的知识及其对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教育学与历史学的综合研究的浓厚兴趣中，我们可以隐约感到赵迺抟先生对爱徒的精心培植。
作为20世纪20年代美国制度学派中心——威斯康辛大学的学生，陈岱孙对制度的变迁问题是十分熟悉的，而陈岱孙先生严谨治学、正直不阿的品质更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了年轻的厉以宁。陈岱孙先生于1953年来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与其学生徐毓枬教授一起担当《经济学说史》一课的教学任务。1958年徐毓枬不幸病逝后，该课程便由陈岱孙先生一人负责了。陈岱孙先生初到之时，厉以宁是三年级的学生，通过陈岱孙先生深入浅出的通俗化讲解，厉以宁逐渐接触并理解了艰深难懂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陈岱孙先生一直担任教学工作，临近90岁之际才不亲临讲台，但仍在家中对博士生、硕士生和青年教师进行面授，解惑释疑，他为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深深感染着厉以宁。陈岱孙先生所强调的“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则成为日后厉以宁积极参与国家经济建设最强大的思想支持和精神后盾。1990年，在为陈岱孙先生庆祝90岁生日时，厉以宁作为学生代表，献词一首：
秋波媚（贺岱孙先生九十寿辰）
忧国少年越重洋，回首几沧桑。人间早换，武夷更秀，闽水流长。
弦歌不绝风骚在，道德并文章。最堪欣慰，三春桃李，辉映门墙。
陈振汉，这位从名字上就给人以要在中国经济繁荣上大施抱负印象的教授，当年曾是厉以宁所在系的系主任。他很早就发现厉以宁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学术接班人。陈振汉早年在美国留过学，对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有深厚的功底。1957年那场“反右”的劫难，迫使陈振汉从现实的经济问题研究退回到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但在静静的书斋里，这位当时才40多岁的学者无时不在注视着祖国大地上发生的危机、萧条、复苏、膨胀……厉以宁从陈振汉那里学来了进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理论，更从这位学者身上学得了从“闹中取静”的学习习惯。
就这样，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厉以宁不仅通过苏联专家与中国教授研读了马克思，而且通过罗志如读到了哈耶克、兰格；通过陈岱孙读到了马歇尔、康芒斯；通过陈振汉读到了马克斯·韦伯；通过徐毓枬读到了凯恩斯，……这种相对自由的学术气氛不知曾恩泽了多少青年人，厉以宁不过是北大这所博采众家的学术宝库中取宝较多的青年人而已。正是这种并非“罢黜百家”而是“百花齐放”的局面，使厉以宁逐渐感受到思想之树与文化之源的复杂相依。
厉以宁对培养自己成才的老师们永远怀着深深的敬意与感激，并以老师们作为鞭策自己的动力。他曾在1985年写道：
“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觉到，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教师们的教诲。正是在1951～1955年那段难忘的日子里，老师们使我为此后的进一步学习奠定了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的引路人。30年过去了，直接教过我的老师中，周炳琳、徐毓枬、齐思和、商鸿逵、江诗永五位先生已经谢世，但大多数老师今天仍孜孜不倦地为培养新一代的青年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同他们在一起任教，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稍怠。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厉以宁如今特有的学术风格是在陈岱孙、罗志如、赵迺传、陈振汉等先生们的遗风下，经过自己的自由选择而形成的。此外，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熏陶与良好的中学教育使他具有优美的文笔，他的经济著作中有的整篇文章就是可以朗诵的散文，这使得他的文章与著作拥有广泛的读者。
今天，厉以宁的思想源泉中所奔涌不息的正是老一辈经济学者未酬的壮志，在厉以宁身上，我们看到了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欧美经济学交汇影响的综合作用，看到了北大百年的历史文明所具有的特别功能，也看到了经济学教育事业的不尽恩泽。
深情牵手共度人生
厉以宁来到湖南沅陵之后，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第一个恋人，也是自己白头偕老的妻子何玉春。关于两人的相识相恋，还有这么一件轶事。
据说何玉春在读书时曾遇上一个男生开口向她借钱，而且一开口就是两元钱。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两个月的零花钱。她不禁有些犹豫，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男生家里很穷。何玉春的为难令那个男生感到难堪，他低下头，说那钱有急用，并且说5天内一定归还。何玉春不知如何拒绝，只好把钱借给了他。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直到第五天，那男生却始终没有露面。整个白天，何玉春都在心里责怪他，骂他不守信用，心中郁郁的直想大哭一场。夜里将要熄灯时，何玉春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叫她。打开窗一看，外面竟然站着那个男生！他满脸淌着汗，拳头却紧紧攥着，然后神秘地说：“看我变戏法！”接着他把拳头往窗台上一搁，真像变戏法似的从手心里展出两元钱纸币来。何玉春惊喜地叫起来，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那男生反复解释说：“我是从沅陵桥奔过来的。”后来，何玉春从那个男生的获奖作文中得知，他当时借钱是给患低血糖的母亲买葡萄糖，为了如期归还借款，他每天夜里到沅陵桥下帮菜农推菜。到了第五天拂晓终于攒足了两元钱。但是他太累了，就倒在桥洞中想睡一会儿，没料到竟酣睡了一个白天和黄昏，于是醒来后他开始狂奔向学校。
何玉春与这个男生的这次交往给她带来了深切的震撼。此后每当看到“守信用”、“有情有义”一类的字眼，何玉春总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这个男生。这个男生后来果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而且后来成了何玉春的丈夫。当然，这个男生就是大名鼎鼎的厉以宁了。
故事的细节是否完全准确并不重要，这件小事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一诺千金、诚挚严谨的厉以宁，这种品格在厉以宁开会、上课从不迟到，答应的事情从不食言等处事作风上亦有体现。这种品格为厉以宁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也为他赢得了爱情。
厉以宁26岁大学毕业之际与何玉春订婚，1958年春天，一对有情人深情牵手。此时的厉以宁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少年得志，前程无量，又有意中人相伴，真可谓是双喜临门，锦上添花。这一时期也成为厉以宁诗词的创作高峰。20世纪50年代的厉以宁，词风朴素清新，一洗30年代文人骚客奢华浮靡或怨天尤人的风格，在新中国的词坛上算得上是独树一帜的后起之秀。其质朴平淡的艺术风格可以从以下几首词中窥见一斑。
谁解春游少女心，迷人黄蝶最知音，翩翩引路小河滨。
先摘蔷薇红辫结，再临流水整纱巾，笑声惊散细鱼群。
——浣溪沙·为何玉春题照（厉以宁26岁作）
静院深庭小雪霏，炉边相聚说春归，窗灯掩映辫子垂。
笑忆初逢询玉镜，含羞不语指红梅，劝尝甜酒换银杯。
——浣溪沙·除夕（厉以宁27岁作）
难觅知音独排徊，无处寄情怀。欲吟还住，悄然搁笔，月上窗台。
嫦娥有意偏怜我，仙舞破云来。轻风习习，暗香满院，一夜花开。
——秋波媚·新婚谢友人贺（厉以宁28岁作）
厉以宁与何玉春于1958年结婚后，两地分居达13年之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厉以宁下放到江西劳动，何玉春也到农村落户，这对恩爱夫妻才算结束了一年一次的鹊桥相会，在“五七干校”安下了自己的家。尽管是一间家徒四壁的茅舍草棚，但厉以宁苦中有乐，又填了不少词庆贺夫妻团圆。
堤外有堤洲上洲，渡船撑出小河沟。花开两岸红黄紫，草绿平台春夏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