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日暖，晚风柔，江南斗笠好遮头。今年学做庄稼事，汗水权当雨水流。
——鹧鸽天·赠何玉春（厉以宁40岁作）
碧水映云涛，湖上轻舟缓缓摇。原是东风来有信，飘飘，明日春光过小桥。
桥外柳千条，最绿人间雨后苗。此去不愁知己少，娇娇，几处莺声在树梢。
——南乡子·送何玉春出差江苏（厉以宁42岁作）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厉以宁与何玉春终于迎来了幸福的晚年，如今，两人的美好婚姻正从银婚走向金婚，夫妻二人也几乎是形影相随。为了照顾厉以宁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无论是出国讲学还是到京外考察，组织上都尽量安排何玉春陪同前往。他们几乎考察遍了全国所有的省、市、地、县，为厉以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紧密结合国情，准备了充分资料。
厉以宁和何玉春夫妇的生活是充实而美满的，两人始终如一的真挚爱情孕育出一对优秀儿女。一儿一女均秉承家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经济学领域学有所长。大女儿厉放在美国工作，小儿子厉伟现在深圳工作。在厉放出国深造临行前，厉以宁特赋词一首勉励女儿再攀学业高峰。
数载坎坷志未消，登山且莫问山高，野无人迹非无路，村有溪流必有桥。
风飒飒，路迢迢，但凭年少与勤劳。倾听江下涛声急，一代新潮接旧潮。
——鹧鸪天·为厉放获硕士学位作（厉以宁54岁作）
这首词中的“野无人迹非无路，村有溪流必有桥”一句同时也是厉以宁的自勉词，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励志名言。
厉以宁有一次谈到出门旅行的体会，很感慨地说，旅行之趣并不在于去什么名胜，而是应该有一个好的旅伴，这往往决定了一次旅行的质量。人生也就是一次旅行，无论是匆匆上路还是准备充足，我们都会有意无意地想到，自己是不是已经为这次远行找到了合适的伴侣。一个人没有太多的选择异性的机会，于是人生伴侣的选择就像一次押宝，而正确与否往往要到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才能得出。
厉以宁很喜欢苏芮唱的歌曲《牵手》，因为心想事成毕竟只是一种理想，既然伴侣已经注定，选择便失去了意义，选择的正确与否也同样失去了意义。旅行一开始，就不好再回头。满意也好，懊悔也罢，走过的路即使可以重新再走，也已经不是原来的那条路了。谁都希望漫长的人生之路有一个好的伴侣，牵手共度万难，然而希望毕竟不是苛求。所谓“境由心造”，幸福和美满需要自己去发现，去体验。旅伴在旅行中的作用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自己。有没有好的伴侣，问题常常不在伴侣身上，因为伴侣只是身外的一部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自己的感受。
厉以宁夫妇俩在人生旅途中一直尽可能的结伴而行。厉以宁在这方面的成功如同其他方面一样，也成为我们的表率。
磨砺心志于逆境
1957年“反右”之后，思想活跃的北大校园一下子沉寂得有如一潭死水。许多个性鲜明、有棱角的专家学者强制压抑住自己的主见和观点，紧密联系现实的“热门”经济学似乎一夜之间被冷落下来。北大经济系的许多教授不得不把自己的研究重点从现实退回到历史，从大量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文献中获得曾被夺走的安稳与一种近乎幻想的幸福。厉以宁也跟着自己的老师，干起了外国经济史的翻译工作。
当时北大经济系主管研究室资料编译工作的副主任是胡代光教授。在胡代光的支持下，经陈振汉先生指导，厉以宁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翻译了200多万字的经济史著作。此外，经济系当时还办了一个内部油印刊物，名为《国外经济学动态》，出过30多期，每期约3万字，其中90％的稿件是厉以宁一人编写的。正是在为该刊编写稿件的过程中，厉以宁对北大经济系当时订的几十个国外经济学期刊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并做了大量的文献卡片，为此后进行外国经济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厉以宁真是在不幸之中获取并把握了机遇，得以在资料室里潜心研究学问。后来，他经常对别人说：“那时多亏了胡代光先生，我才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
如果说厉以宁能够抓住迎面而来的机遇的话，那么他的成就主要归因于本人的勤奋。为了译好波梁斯基的《外国经济史》，厉以宁认真阅读了英文版的《剑桥欧洲经济史》前几卷共400多万字。阅读这部英文巨著大大开阔了厉以宁的视野，使他对日常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变得深远起来。20年后，厉以宁为北大经济系研究生开设《剑桥欧洲经济史》选读课时，还能如数家珍似的给大家谈出其中某章节，那种充满智慧的漫谈是研究生们最受鼓舞、最为神往的时刻。
真正使厉以宁获得对中国经济的切肤之感的是中国经济本身的贫穷。作为一个清高、正直而内向的知识分子，厉以宁具有当时中国学者的普遍特性，但作为反叛传统制度的独树一帜的经济学界的后起之秀，他又具有鲜明的个性。他的立场很坚定，从不骑墙，从不随政治之风流转。而这种风格在当时那种是非颠倒的年代是决无立锥之地的。自1957年“反右”之后，厉以宁就开始断断续续地被下放劳动。
厉以宁曾于1964～1965年参加过“四清”；1966～1968年，他作为被“专政”的对象，曾在北京海淀公社与昌平太平庄农场劳动了3年；1969～1971年，又到江西南昌县鲤鱼洲农场安家落户。这前后三次下放，使厉以宁看到，农村是如此地穷，而许多村干部却胡作非为，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就是村干部所有制。农村中的忆苦会上，农民回忆的大多是“大跃进”时期死了人。农村的极度贫困大大冲击了厉以宁对理想社会主义的看法，他从根本上对苏联的模式发生了怀疑。厉以宁一次次地问自己：难道我们命中注定就该这么穷困？这么不幸？为什么公有制反而不公？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显示不出它的优越性？答案是：只有彻底摒弃苏联模式，改革传统的公有制，中国经济才有希望。厉以宁的思想就此发生了一个飞跃。1969年，他从北京下放到江西，途经南京、镇江。在南京到镇江的途中，恰好可以隔江遥望对岸仪征的天宁寺宝塔。面对着自己的原籍，厉以宁感慨万分，填了一首《唐多令》：
风雨小桃园，杏花深巷边，遍池塘一色浮莲。年少只知乡里好，看新笋，竹林前。
鹰击九重天，燕翔路几千，半箱书伴我尘烟。从此应知天下秀，心已到，五洲间。
——唐多令·隔江遥望故乡仪征有感（厉以宁38岁作）
当厉以宁从根本上摒弃兰格模式之后，他就彻底与大学时代所接受的苏联传统经济学说告别了。他要走一条改革之路，要创一套改革的经济理论。
厉以宁要与传统所有制决裂，与传统的经济模式决裂，而决裂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也就是新与旧、兴与腐的斗争过程。任何新事物的诞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次也不例外。尽管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厉以宁就已经对股份制的势在必行做了充分估计。
作为中国两大改革思路（另一思路是价格改革主线论）中企业改革主线论的代表人物，厉以宁在中西经济发展史比较的基础上预言：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行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失败可能来源于价格改革的失误；改革的成功只能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而所有制改革的关键则是企业股份制的全面实行。
思路一旦确定，厉以宁便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进军了。他废寝忘食地博览群书，潜心思考，专心致至地搞经济研究，几乎搞得发呆了，以至于有一次自己撞在树上，还询问对方要不要紧。厉以宁将全部的心血都奉献给了未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两眼深深凹陷，近视眼镜又增加了两个圈；面颊带上了肺结核的红晕；喉炎严重得咳嗽不停；腹涨、头痛得难以忍受……有时已经不省人事了，却还记挂着罗马帝国经济的兴衰或新凯恩斯主义的萌生。然而，在研究成果得到公认之前，如此无私地付出换来的却是无知的嘲讽、恶毒的诽谤和蓄意的诬陷。幸而有系主任和副主任的热情支持以及妻子的爱护，厉以宁知难而进，奋力攀登。一张张草稿如同雪片一般积在楼板上，竟有3尺深。厉以宁终于登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股份经济理论的高峰，写出了长达1000多页的研究报告。妻子何玉春是他的第一个读者。她细心阅读了研究报告整个原稿，检查、核对了一遍又一遍，最终肯定这个成果是绝对有价值的，符合中国国情。何玉春不禁自豪地说，人家搞研究要配备助手，而丈夫的研究报告却完全靠自己写，自己抄，自己校对。然而就在前辈的鼓舞下，研究报告即将发表之际，厉以宁忽然被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波澜中。
1967年的夏天一片混乱，人们尚分不清自己的“组织归属”，就稀里糊涂地彼此斗争起来。各种“审查”则成了例行公事，天文地理要审查，数学物理要审查，生物化学要审查，文史哲经更要审查。厉以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老一辈的经济学家遭到冲击，中年的和年轻的也无法逃脱。宁静祥和的北大校园被扰乱得一塌糊涂，图书馆内的读书静思变成了激烈的辩论和争吵，更多的时候，拳头更是代替了舌头。厉以宁则被当做所谓资产阶级科研路线的“安钻迷”典型被批判。各种各样的“帽子”扣在了厉以宁头上——修正主义苗子、安钻迷、白专道路典型、寄生虫……铺天盖地的嘲讽和辱骂朝厉以宁涌来——这个呆子，竟然搞股份研究，分明是一套莫名其妙的经济学；让“厉股份”见鬼去吧！“股份”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合伙吗？什么玩意儿？伪科学！……而说这些话的人中，有很多人是懂得经济学并且知道股份经济这个世界命题的！看来权力的确使人发昏发狂，面对恶意的诽谤和中伤，厉以宁痛心不已，但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他也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没有动摇半步。
厉以宁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可偏偏祸不单行。抄家的红卫兵、剃阴阳头的“刮刮匠”，勒令他带高帽子游街的“闯将”，隔离审查、监督劳动的“太平洋义务警察”……形形色色的斗争队伍从四面八方向厉以宁气势汹汹地杀来，厉以宁“四面楚歌”。面对着无数的侮辱与诽谤，正直单纯的厉以宁无言以对，欲哭无泪。他茫然直视，两眼发黑，像发寒热一样颤抖。一阵阵的刺痛在脑中盘旋。血痕印上他惨白的面颊，一种猝发的疾病降临在厉以宁身上，他开始眩晕，甚至休克……
“九一三”事件之后，形势逐渐好转，而厉以宁却如同惊弓之鸟，激烈的阶级斗争使他无所适从，惟一的心灵慰藉就是经济学。幸好他还拥有众多热情的支持者，他们把厉以宁保护起来，使他能够在一个小书库的角落里读书。由于经济系副主任的坚持，资料室继续订购世界各国文献资料，即使在动乱的年代也没有中断过。厉以宁继续阅读、演算、思考，情绪逐渐振奋，健康却日益恶化。但他从不说，也不顾，一心投身于研究。白天在资料室的小书库一角，夜晚在煤油灯下（北大常常停电），厉以宁不知疲倦地攀登着。
黑暗的日子里终于出现了曙光——一直关心北京大学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抽出空来排除帮派的干扰，而邓小平的复出则是一个科学有救的信号。人们总有一天会把应得的荣誉献给这位学识渊博、为祖国的繁荣鞠躬尽瘁的著名经济学者。
1976年10月初的一个夜晚，厉以宁的同事们激动地把好消息告诉给厉以宁一家：“四人帮”垮台了！
厉以宁激动得一下子坐到沙发上，恨恨地说：“最坏的东西就是他们四个！最最坏的就是那个妖精！”从未骂过人的经济学家平生第一次骂出声音来：“混蛋！”接着，厉以宁拉住老伴的手，示意女儿叫醒已经沉睡了的厉伟，四人走到东墙前面，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照片前用颤抖的手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一股暖流瞬时流遍了每个人的全身，放眼看去，美丽的北大校园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勃勃生机，又展示出了美丽如画的风景。厉以宁终于展开了紧锁的眉头，模仿着老伴的腔调说：“你这个书呆子算了吧！你搞不过人家。你搞科学，可人家是搞……搞阴谋的！哈哈……”一家四口都满面泪痕地笑了……
人们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有些人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随波逐流，任凭风浪摆布；而有些人则要亲自创造条件，看不惯现存的一切，要干涉人世间的不平，对周围环境从不屈服，总想制服它并加以改造。显然，厉以宁属于后一种人。他在理论上是一位思想家，在实践上则是一名战士。尽管他命运多舛，但却总是岿然不动，然后把握机会再反攻。厉以宁的一生充满了大起大落和意想不到的转折，外来的和自我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迫害使得他试图逃遁于世界之外，而且他曾经近乎成功地逃避在对外国经济史的研究中，但最终他还是没有藏匿下去。在诚实的经济学探索中，厉以宁逐步接受了辩证唯物论。近20年的帮派体系的打击迫害以及命运冷酷无情的捉弄没有将厉以宁打倒，他成功地抗击了“四人帮”对他直接或间接的威逼与利诱。严酷的磨难使他变得更加坚强，更欲奋进。厉以宁恢复了健康，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向祖国经济建设的前沿。
改革开放之后的奔忙
人们开始了解厉以宁，多是由于厉以宁在1978年以后在中国经济学界系统地介绍与评价了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可谁曾想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厉以宁读过多少本英文、德文版的经济学专著，摘录过多少篇当代经济学的论文？60年代末70年代初，厉以宁就注意到新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他是国内最先研究西方经济学非均衡理论的人。80年代以来，他与陈岱孙教授等合作，为北大经济系的研究生开设过“西方经济学名著选读”与“西方国际金融理论名著选读”两个系列的读书课，每个系列就有10多本书，每一本书厉以宁都做过一定的研究，能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样广博的知识，如此深厚的功底，在中国当代六七十岁左右的经济学者中也实属罕见！
大批量的密集的读书与写作过程对于厉以宁来说，是一种与人类精神食粮会合、消化的过程，即使是在阅读英文资料时，他热爱中国、关注当代中国经济问题之心也是不泯灭的。厉以宁说，历史上每一个大经济学家都是由于研究本国经济的重大问题而成名的，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之根在中国。这种治学态度，使厉以宁得到了两方面的收益：一是读活了浩繁、翔实，甚至有些琐碎的经济史巨著；二是在认识外国经济问题的症结的同时也认识了中国的经济病。1978年夏，厉以宁在罗志如先生的指导下，以自己对英国经济的长期研究为基础，开始撰写《20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他发现，所谓“英国病”其实是由畸形的经济结构、人才的被埋没或者不得不转移到国外、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各阶层的离心离德和国际收支的恶化、财政赤字剧增等等现象的综合症。“英国病”其实在相当意义上也是“中国病”！厉以宁写道：“一个国家，如果本国人民中大多数人科学文化水平很低，愚昧、盲从、迷信，如果他们还受到封建专制意识的严重束缚，他们所处的环境又是扼杀一切科学文化成就的、缺乏民主的封建专制，家长式的、法西斯主义的统治，那么，当促使经济高涨的有利条件消失之后，它的经济一旦衰落，必然急转直下，趋于崩溃而不可收拾……”这不禁使人联想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经济那种“崩溃而不可收拾”的危机，也唤起了改革图存的意识。
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人民真正带来了改革的春风，也为厉以宁带来了学术上金色的收获季节。长期积累的文献卡片用上了，在资料室与农村做的思想札记被重新整理了，他的一篇篇“旧稿”经过修改得以发表了，他的宏大的写作计划也终于可以实现了……
厉以宁有一个生活习惯，不论多忙，每天至少写1000字，并且通常是清晨一起床就将头天晚上打好的腹稿写出来。他的书案上总是有条不紊的——左上角是手头正在用的十几本中文、外文参考书竖直一排；右下边则静静地躺着未完成的手稿。他写文章，从不打草稿，清秀的文字直接写在稿子的方格里。写时铺一层复写纸，等交稿时，一份送出版社，一份自己保留。
改革开放之初，急需厉以宁写出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发展的理论文章，写出能反映中国经济运行的矛盾与提供解答的对策的论文。面对这种时代的要求，他以前的生活积累够吗？他在西方经济学说方面的功底是否能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时用得上呢？长期生活在书斋里的一介书生是否能够对经世济民的重大国策发表切中时弊的见解呢？
厉以宁显然不能回避这些挑战。1983年9月的一个晚上，当厉以宁为刚入学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研究生做学术报告时，收到了从听众中递上来的一张字条，字条上问道：“您是否认为自己对中国经济实际已比较了解？您所熟悉的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是否能与中国经济实际联系起来？”
厉以宁对此的回答是非常坦诚的：
“我长期生活在北大，我的主要活动是读书、教书，因此，比起从事实际经济管理工作的同志来，我对中国经济实际的了解是不够的，因此我这两年的研究生专业是‘现代西方国际金融理论’或‘比较经济学理论’。但是，经济学必须联系中国经济，不联系中国实际，经济学是没有出路的。其实，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是非常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的，资产阶级总不会老是欺骗自己，养一批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庸俗学者。现代经济学中某些与经济运行联系密切的理论，如利率弹性问题，货币管理的目标变量与中间变量问题，我们都应联系中国的实际加以研究。”
事实上，厉以宁对中国实际的认识是深刻的。这种深刻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长期的下放劳动，使他对民情有直接的把握；二是涉猎广博的理论研究使他能够发现中国经济中凭直觉难以发现的重大问题。因此，他的目光在大的问题上尤其敏锐，进而提出反映中国经济运行本质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思想上给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以启迪。厉以宁是最早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国就业问题的人，接着，又从就业问题转向中国的人力资源，再转向教育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他主持的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历时近8年，其成果经专家们鉴定，已经把我国的教育投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从1983年秋至1984年夏，厉以宁与其他几位经济学家一起参加了国家体改委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
半年多实践，使厉以宁接触到大量的有关企业、生产、价格、货币、外汇、财政收支、税收、利润、工资收入、补贴等方面的信息。与此同时，厉以宁把自己的理论研究重点定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上，并下决心写出一部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
1984年第2期的《经济研究》发表了厉以宁的论文《计划体制改革中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协调问题的探讨》，成为厉以宁在这一阶段对宏微观结合研究的一个小结。与此同时，厉以宁在1985年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所的研究生开了十多次讲座，讲座内容后来集结在1986年出版的《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厉以宁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主要经济学新观点，形成了198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1988年出版的《国民经济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厉以宁关于体制的研究是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为背景而展开的，生产要素中的人与财产要有效配置，就应有相应的市场机制，而这种市场机制必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股份经济与市场体系。股份制就这样自然地被提来了。
1985年，中国经济学界的热点在宏观失衡及其控制上。厉以宁也主张宏观控制，但反对财政、金融与收入政策一齐紧缩，提出在中国目前，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有其必然性，强行按住需求会扼杀企业。在这以后，他并未参加什么论战，而是埋头撰写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对于笔战的态度历来是两条：一是“不还嘴”，别人写文章批评自己，自己从来不写应战的文章；二是不受干扰，精心编织自己的理论体系，争取让自己的书去影响读者，让社会评判。厉以宁曾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们：“最值得去做的，是自己同自己商榷，自己同自己争辩。只有在学术观点上先说服了自己，才能说服别人。正如文学创作一样，只有作者自己感动了，才能感动读者。”“你写了一篇文章，不要急于拿出去让别人看，你自己应当成为第一个质疑者和商榷者。”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厉以宁从总量与结构两个角度论证了中国经济失衡的可能性，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滞胀理论”。并指出“滞胀”的解决涉及到微观机制的改革。经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实践与理论上的重新反思，厉以宁从根本上否认了“兰格模式”。真要改革，就必须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进行改革，不动企业制度而放价格，只会放出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的结果。
然而在1985～1986年之际，以价格改革为中心是决策层与学术界的主导观点，厉以宁并不信这些，他在1986年5月的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所导致，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只能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这一著名论断。尔后，又比较了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之间的十大区别，主张价格改革暂缓，率先进行企业制度改革。至此，厉以宁大体上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见解，并且一如往常地坚守着自己的立场，决不随势流转。1988年5月，经济学界有人主张“闯价格关”，冒风险实行“价格放开”，厉以宁却在人大常委会上的几次发言及同报刊记者的交谈中提出两个问题：（1）价格放开，几千亿存款出笼怎么办？（2）价格放开，企业如何消除涨价压力？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价格不宜放开。后来，8～9月的群众抢购迫使决策层改变了改革步骤，证明了厉以宁的感觉是准确的。事后，厉以宁将此上升为理论：“宣传放开价格，等于是改变了人们的预期，而预期的改变是可以使政府政策完全失效的。”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范尔霖先生，并向其赠送了一份小礼物——两个月前在上海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刚刚上市的新中国第一份股票。许多新闻媒体对此予以极大的关注，称这一举动实际上是中国推行股份制的一个信号。
改革开放的成功使邓小平成为人民拥戴的总设计师，改革开放的曲折则使厉以宁的经济思想逐步得到承认。1988年厉以宁当选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从此，厉以宁每两个月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厅和人民代表共商国策。在厉以宁的生活中，人大的工作大约占去了他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几年中加快经济立法步伐，厉以宁作为经济学家有了更大的发言权。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厉以宁的许多经济思想已经成为政府决策的一种参照——把搞活大中型企业作为工作的重心，在进行股份制试点的同时努力转换政府职能，寻求新经济秩序之下的调节规范……这一切正是厉以宁所期待的，他从不希望自己的经济学说成为象牙塔里的学术被束之高阁，而是一直在追求自己的学术思想成为经世致用的学问，追求纯理论的研究与实际经济发展的契合。
事实上，即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将政治与经济研究挂钩的遗风也没有完全消除。经济学界为了某一种观点受到政治批判的事例时常发生。在这段时期，厉以宁因为第一个明确提出按传统解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有局限性等观点而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和责难，也曾因为较早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等观点而承担了较大风险。但是，无论政治“气候”怎样变化，厉以宁始终保持着学者的人格风范和思想的尊严。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老师陈岱孙先生曾说过，以厉以宁的勇气、才智和勤奋，如果停留在一个固定的领域坚持不懈地搞下去，一定可以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果，享有更高的荣誉。但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责任感和迫切的使命感使他总是想到祖国的需要，于是放弃了个人扩大成果、著书立说的机会，把主要精力用于观察和把握国际学术发展的新动向。一旦他发现国内经济科学在某一领域落后于国际的发展，便带领一批人冲上前沿，在短时间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一个领域完成了铺路工作，他又立即转入另一个崭新的领域，让后来人去扩大已有的成果。
尽管经济学被视为最政治化的一门社会科学，但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厉以宁教授却丝毫没有政治家的派头。在理论研究上，他虽然在某些时候会保持沉默，但在大多数场合却能秉笔直书。在处理各项行政事务上，他也是出了名的敢于直言。有人评论厉以宁的个性兼有湖湘文化和江浙文化的特点，对此厉以宁欣然颔首：湖湘文化和江浙文化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熏陶的结果。厉以宁把决定自己处事和治学特点的因素归结于两点：一是受到马列主义教育，实事求是；另一是更为深远的动因——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中所蕴涵的追求正义、伸张正义的理想。
如今的厉以宁教授已进入古稀之年，银发染白了双鬓，皱纹爬上了眼角，少见的高度近视镜的螺纹还在增加……然而厉以宁教授却还在不知疲倦地孜孜以求，把目光紧紧盯在经济学的前沿，其热情和斗志丝毫不减当年。为了祖国的繁荣和经济学的进步，他还将一如既往地殚精竭虑，以其不息的奋斗实践自己的理想：经世济民是一种抱负、一种境界、一种荣誉……
充满爱心的平凡教师
厉以宁20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之际，认为自己的口才笨拙不适于教书，希望去做研究工作。但历史却将他推上了中国一流大学的讲台。如今厉以宁是一位强学博览、循循善诱、备受欢迎的教授。当中央电视台及众多报社记者不约而同地问及他最感自豪的是什么的时候，厉以宁以最典型的模范教师的口吻说：“最令人振奋的莫过于我的学生能成为一方之材，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
每一位名师教学授业都有自己的风格，所谓别具一格，自成一家。如果要概括一下厉以宁的讲学风格的话，那么用清新、严谨和平易来形容是最好不过的了。教学态度更是不必说，一个在学术上有了如此造诣的经济大家，却依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备课、讲授，毫无名人的架子，在物欲横流、名利至上的今天实在是太难得了。
厉以宁指导过的学生都非常熟悉这样的情景：老师下课归来，汗流满面，头上冒着腾腾热气，师母帮他换下被汗水浸透的内衣，衣领上已经印上了一层白碱……学生们此时总会想：老师不只是在讲课，而是用他的心血和生命帮助学生打开一扇扇未知的窗口。为了自己的学生，厉以宁不知放弃了多少出国访问、讲学的机会。同时，厉以宁在校内、北京市和国家担任了数十个公职，政务繁忙，又要从事科研工作，但他从未影响到教学工作。即使是外出开会，回来后他也要把缺的课补上。厉以宁不懈耕耘、孜孜以求的精神不仅体现在校内教学。由于厉以宁的研究领域紧密联系经济建设的前沿，他时时都会收到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来信，他们中间有刚刚步入经济学殿堂的科技工作者、大学教师，有立志献身科学事业的大学生、中学生，还有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工人、自学青年……信中所论及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有请教经济学领域疑难问题的，有询问生产中技术关键的，有索取科研资料的，有请求点拨报考大学的……对于这些信件，厉以宁教授均亲自过目，有的亲自作答，有的请秘书答复。
如今，厉以宁教授已经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本科生，数以百计的从事经济学教学、科研的骨干、硕士生和博士生，可谓桃李满天下。然而每每回首人生，厉以宁却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不过是大时代里的小角色。……说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或词作家，还差得很远；作为一个学问家，更不够格……总的说来，我只是一个普通教师，努力体现自我人生价值和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五四’精神的培养下走上人生道路。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了70年了，眼看就要进火葬场了，可以自我告慰的是，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我平生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还比较端正。”厉以宁这段人生告白充满了调侃意味，却折射出一位教师伟大的人性光辉。
做一名教师，把课讲好、传授知识也许并不困难，但要从做人的高度给学生以感染和启发，就未必是每一个教师都能做到的了。厉以宁作为一名教师，其授课水平自是有口皆碑，但更令人感佩的是其“身教”；令学生们受益终生是其通过自身经历和感受总结出的如诗般的人生哲理。
厉以宁青年时代有一个座右铭：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控制它的宽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你不能改变容貌，但你可以展现笑容；你不能控制他人，但你能掌握自己；你不能预知明天，但你可以利用今天；你不能样样顺利，但你可以事事尽力。厉以宁的学生们也将这段话贴在自己的课桌前作为座右铭，时时激励自己。没有说教，没有训诫，就是这样朴素清新的语言令学生们无限感动。
厉以宁就是这样教学生做人的，他从不直接告诉你具体该怎么做，也从不对你进行八股式的思想教育，而往往通过一个故事、一个比喻，让你自己去领悟其中的道理。
有一次，一个学生向厉以宁讨教如何才能获得成功。厉以宁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顺手递给他桌上的一颗花生：“看看这颗花生有什么特点？”学生愕然。“用力捏捏它。”厉以宁提示道。学生用力一捏，花生壳碎了，留下花生仁。“再搓搓它。”厉以宁说道。毫无疑问，红色种皮被搓掉了，只留下白白的果实。“这次你再捏捏看。”厉以宁笑着说。学生用力捏，却无法再破坏它。“再搓搓看。”厉以宁又提示了一下。自然，结果还是一样的，什么也搓不下来。这时，厉以宁才缓缓地说出谜底：“虽然屡遭挫折，却有一颗百折不挠的坚强的心，这就是成功的秘密。”
或许有如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伟大的品格也往往体现在日常小事中。
有一年临近开学报到的时候，厉以宁来中关村公共汽车站，刚好看到一位姑娘下车，手里提着很重的行李。显然，她是到北大报到的。
北京大学距离车站大约一里地的样子，姑娘找到一位搬运工，希望他能帮忙把行李搬到北大学生宿舍，并答应给他一元钱——这是她口袋里仅有的零钱了。搬运工颇为不屑地看了她一眼就拒绝了。姑娘很是尴尬，只好拖着行李费力地向前走。这时一身普通装束的厉以宁来到姑娘身边，答应帮她把行李提到北大宿舍去。厉以宁提起行李，和姑娘边走边聊，他的普通与平易让姑娘倍觉亲切。
来到北大宿舍之后，厉以宁接受了一元钱的报酬，并再三道谢，但临走也没有让姑娘知道他是谁。到了第二天，当姑娘见到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时候，才明白原来昨天帮他运行李并接受一元钱“小费”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厉以宁！此时她的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惊讶、懊悔、疑惑……但更多的则是无限的感动。
这就是一位真正的大教授经历的一件小事，然而却让我们感动良久，学到许多。真正伟大的人从不摆架子，总是平易近人。在他们心中，只要服务于人，无论看上去多么低下，都不是可耻的事情；只要他能帮助人，无论什么事情，都不会有损于他的尊严。
伟大的学者，平凡的教师，看似完全不同的两种气质却相当完美的契合在厉以宁身上。学生们对外从来不必吹嘘自己的导师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学成归来时，他们也从不必例行公事一样来拜见导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学生们心中，都永远只有一个可亲可敬的厉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