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状况是不一样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每一种资源都十分丰富，总有相对的充足和短缺；而从自身的禀赋来说，各地在生产和经营方面也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如果各地都能做到扬长避短，那么整个经济的效率就将大大提高。这也正是进行区域分工和社会分工的意义所在。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经济是相对封闭的，不仅对国际分工从来不予重视，就是对国内的地方优势的发挥也不大注意。从地区到国家总想走“小而全”、“大而全”的道路，力求“万事不求人”，什么都要“自给自足”，都要“自己动手”。这除了同地区和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有关外，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整个形势是分不开的；或者说这种做法是计划经济体制逼出来的。由于计划配额有限，配额的变动要经上级层层批准，所以就只好“自己动手”了，“小而全”、“大而全”由此而盛行。结果是一方面规模效益低下，资源使用效率差，另一方面地方的相对优势难以得到发挥。
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及早打破这种“万事不求人”的模式。市场经济强调发挥各地的相对资源优势，使资源优势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技术优势。任何一个不善于利用区域分工来发挥自己相对资源优势的地区或国家，都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
就中国现阶段的情况而言，参与国际分工是有必要的，但究竟如何参与以及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需要做较细致的探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很不协调，大大限制了中国相对资源优势的发挥，因此中国必须在产业结构方面进行重大的调整，才能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主要充当向国际市场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角色。在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问题上，既要结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又要结合中国自身的产业结构问题来进行研究。
对外开放市场、参与国际贸易的最大意义在于开阔眼界，尤其是吸收外来先进的东西，促进自身的发展。但国内对于开放市场总是存在种种顾虑：有外资参与的企业的产品内销，会不会形成同国内企业争夺国内市场的局面？如果内销的产品排挤了国内企业的产品，那该怎么办？而且有外资参与的企业的产品内销，还会涉及外汇收支平衡问题，这些企业会把内销产品所得到的收入换成外汇汇往境外……
外资企业的产品内销与外资流入规模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容许产品内销，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就受到限制，外资流入的规模也就难以扩大。所以为了继续吸引外资，有必要让这些企业的产品内销。其实任何事物都有利弊两面，要在引进外资和对外交流的过程中趋利避害，关键是要把握好两个重要标准：一个是产品内销的技术界限，另一个是由产品内销引起的外汇收支平衡。
从技术界限看，被容许进入国内市场的应当是技术相对先进、质量相对优秀的产品。如果这些产品在技术水平或质量上与国内同类产品相类似，而在国内该种产品又供应不足，那么这时也应容许这种产品内销。因为从国外进口产品时，国外生产该种产品的企业可能既不使用中国的劳动力，又不使用中国的能源与原材料，因此购买国外商品对中国来说就是一种外汇纯支出；而有外资参与的企业则不同，它们设在境内，要向中国纳税，并使用中国的劳动力以及中国的能源与原材料，如果它们支付的税金、工资以及能源、原材料价格有一部分以外汇结算，那么中国支付的购买商品的款项就不是外汇纯支出。此外从增加国内就业量和能源、原材料销售量的角度看，容许有外资参与的企业的产品内销也是可取的。可以说，容许有外资参与的企业的产品内销具有一种“进口产品替代”的意味。
再从外汇收支平衡的角度考察，我们不可能指望单个企业的产品内销的收入（用外汇结算）同它为此支付的税金、工资以及能源、原材料的款项（也用外汇结算）恰好相等，即实际外汇支出等于零。那样的话，外资企业对产品内销就不会感兴趣，于是我们也就达不到扩大吸引外资的目的了。因此必须让这些企业在产品内销后多少得到一定的外汇收入。这样一来，一方面会有更多的外商愿意前来投资，另一方面也会从整体上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增强国内企业的竞争力，进而为国内企业产品的外销创造条件。这样外汇收支的总体平衡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
中国国内区域分工的安排要相对简单一些。在走向市场经济，抛弃“小而全”、“大而全”的模式之后，各个地区都要对自己的相对资源优势作一番考察，然后把潜在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优势。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有助于各个地区之间建立新的分工合作的关系，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将不再像过去那样由计划安排并受到计划配额的限制，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而是建立在各个地区的相对资源优势的基础上。从而每一个地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相对资源优势，并由此形成自己的相对优势的产业，作为带动本地经济发展的支柱。这里所提到的各地的相对优势产业，既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也包括第三产业，这样很难说有哪个地区注定了没有任何相对优势资源与相对优势产业，只是尚未发现自己的相对优势资源以及建立起自己的优势产业。
只有每一个地区都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和积极性，并以开放的姿态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去，才能使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得以充分体现。
阅读后的思考：
如果你理解了市场经济的种种好处，那么相信你会很自然地想到：既然市场经济如此利国利民，推行起来却何以这般困难重重？个中原因你有没有思考过呢？厉以宁教授深刻地指出了计划体制与传统社会结构这两大紧密结合的阻力，你先前可否想到过？市场经济的推行过程中自然有相当多的困难，但这两大阻力值得我们好好认识。
改革开放之初，第三产业与私营经济的兴起是否曾经给你的思想带来冲击？如果你一直循规蹈矩地受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教育，那么相信你一定曾经担心过我们经济基础的动摇。希望厉以宁教授的论述能纠正你理解上的偏差，看看第三产业与私营经济为社会带来的繁荣，你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厉以宁教授的思想。
如果你接受了市场经济，那么你拥护对外开放就是顺理成章的。在本章的前半部分，你已经了解了贸易在一般意义上的好处；这一部分厉以宁教授引领我们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了分析。如今中国已经加入了wto，理解对外开放的意义可以使你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市场经济与国有经济
世界范围的国有经济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许多人都有这样一个模糊的认识——外国没有国有企业。外国，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私有制，而国企是国家所有的公有制企业。私有制国家设置公有制企业，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那国外也有国有经济吗？对于这一问题，厉以宁教授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有。国有企业在西方国家的存在，乃形势发展之必然，并非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个人物头脑发热的产物。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搞的是私有制，但也拥有为数不少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铁路、电力和邮政三个重要部门，我们不妨看一下数字说明。
国有经济在行业经济中所占比重（％）：美国——铁路（25），电力（25），邮政（100）：英国——铁路（100），电力（100），邮政（100）；法国——铁路（100），电力（100），邮政（100）；德国——铁路（100），电力（75），邮政（100）；意大利——铁路（100），电力（75），邮政（100）。国有企业占全国职工总数、国有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和投资总额的比重（％）：英国——职工（8.1），产值（11.1），投资（20）；法国——职工（10.5），产值（13），投资（30．5）；德国——职工（10.5），产值（12），投资（12.7）；意大利——职工（25.4），产值（24.7），投资（47.1）。以上两组数字采自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私有化浪潮前的数据，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之大还是可以略窥一斑。
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一般分为两种形式：国家独资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国有企业的建立一般也采取两种形式：国家直接投资兴办国有企业和国家购买私人企业并将其转为国有企业。西方国家之所以要建立国有企业，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发展经济。国民经济的一些基础部门，如交通、能源、通信等因其投资资金需要量大，资本周转时间长、利润低、风险大等原因，私人资本无力或不愿投资，于是就干脆由国家这个“总资本家”承担下来了。
二是调控经济。国家对经济的调控，除采用政策、法律等手段间接调控外，还可以通过掌握一些关键行业的重要企业来实行直接调控。国家在关键行业建立国有企业，不但有利于打破私人企业的垄断，而且也便于政府迅速直接地干预企业管理进而调控经济。
三是引导经济。电子、航空、航天、核工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和部门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而这些部门也大都具有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大等特点。为了引导经济快速发展，国家也必须在这些部门投资，建立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
四是稳定经济。西方国家一次次的国有化浪潮大都和稳定经济、克服其经济危机有关。如美国20世纪30年代初的“罗斯福新政”，英国1945～1949年的第一次国有化浪潮以及1974年的第二次国有化浪潮，都与此前该国的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政府通过国有化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既可扩大就业，解决工人大量失业问题，又可通过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发展，最终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
从理论上讲，市场存在的前提是资源短缺及其分布的不平衡。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只要不大到包容全社会，它就能产生而且需要市场。事实上，尽管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长期以来一直以所谓的“全民所有制”为主导，但由于实际上它并未涵盖广大农村，所以在工农两大生产部类之间依然存在交换和市场，只不过是被计划体制的行政干预扭曲罢了。
此外，从历史上看，如果不把公有制看作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当做一种经济的组织形式，那么它几乎存在于一切社会制度条件下：原始公社自不必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也有公有经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有经济成分就更多了，而且随着现代生产的社会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有经济正在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些社会形态都采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提供了例证。
从中国的改革实践考察，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形式的股份制和适合中小企业的新型劳动者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制等等，也都是市场经济下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因此应该说，市场经济与国有经济是完全可以共存的，重要的是如何协调配合的问题。
市场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协调
市场经济与国有经济究竟是不是一对矛盾体？二者到底能否协调共处？厉以宁教授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考问题的思路，即把所研究的问题归结为：是适应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有企业还是适应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国有企业？
中国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根本特征就是公有经济在社会总经济中占有主体地位，并以此作为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然而要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中国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就是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的问题。一来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革命的实践运动，都没有提供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如何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理论或经验；二来中国改革的实践证明，传统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国有经济不仅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且是计划经济体制最根本的物质基础。于是围绕这一问题，社会各界都有很多各自的见解。
针对国有企业要不要搞，如何搞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凡是属于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可以保留国有制，而竞争性的行业则应该实行非国有化；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同国有经济是不能相容与协调的，要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放弃国有经济，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与国有经济之间只可能二者择一。
这种论点的理由是：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保留国有制，可以实行公平原则；而市场经济之所以不能同国有经济相容与协调，则是从效率原则来考虑的——首先在国有制之下，企业之间缺乏竞争，效率必定低下；其次企业经营者受制于政府，不能按效率原则来经营企业；此外生产资料的流动受到阻碍，市场调节难以发挥作用。
该怎样看待这种论调呢？厉以宁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思路：应当着重研究的问题在于，是适应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有企业还是适应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国有企业？我国以往的国有企业只是适应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所以才政企不分，企业不自主经营、不自负盈亏，国家对企业负有无限责任。于是国有企业的种种弊病也就难以避免。我们改革国有企业，就是要把这些企业改造为适应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即政企分开、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由出资者负有限责任，以大大减少国企的各种弊端。
假定我们已经有效地进行了这样一系列改革，那么在改革之后，即使自然垄断行业中的企业继续维持国有制，即使重要的行业中国家控制了较多的股份，但由于企业的经营机制已经转换了，政企分开了，企业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了，国家只负有限责任了，那么国有企业仍然可以同市场经济相容。否则，按照市场经济与国有经济注定不能相容的逻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将会存在着两类企业，一类是可以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如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另一类是只能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但不能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如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和国家控股的企业，可这并不是我们在经济体制方面的目标模式！
因此，厉以宁教授将我们正在进行的企业改革归纳为：一切企业，不管它是竞争性行业还是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也不管它是国家控股还是国家不控股的企业，都要走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出资者负有限责任的道路。国家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自不待言，即使是国有独资公司，也不能再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一样，而必须成为符合上述条件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换句话说，假定自然垄断行业要继续保留国有企业的话，那么这里的国有企业也必须是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而且国家作为出资者负有限责任。
尽管企业改革的难度一直很大，尤其是涉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但我们却不能就此罢手。如果我们总是摆脱不了“市场经济同国有制不能相容”的思想的束缚，就只能得到以下两个结果中的一个：或者自然垄断性质行业中的企业不保留国有制；或者自然垄断性质行业中的企业保留同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国有制，从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保留一批只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企业。
上述两个结果自然都让我们无法接受。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使一切行业的国有企业都改造为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可以参股、控股，也可以不参股、不控股；即使自然垄断行业中还保留着国有企业，它们也必须改造成为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国家控股企业或国有独资公司。眼下这场改革还在进行之中，效果如何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市场经济与政府职能转换
“体制转轨时期，市长不好当，许多事情政府也不好办”，这是近些年来许多政府官员的感慨。这话不无道理，假定尚未进行体制的转轨，依然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政府的工作会相对好做一些；假定已经实现了体制的转轨，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的工作同样会好做一些。然而，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政府的职能转换的确是个大问题。
“政府要转变职能”，这话真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作为一个地区的行政管理者，政府官员尤其是市长的任务要繁重得多，工作的难度也大得多。厉以宁教授通过不同时期的对比，将问题分为五个方面，向我们展示了政府官员职能的变化。
首先是物价问题。在计划体制之下，政府基本上不为物价费心，因为通货膨胀是以隐蔽方式存在的——物价基本不变，生活必需品凭票证配给；而在体制转轨阶段，价格——放开了，隐蔽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了，物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政府必须设法控制物价的涨幅，设法让本市的居民生活水平不至于因物价上涨而下降。这显然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1996年之后，随着物价的基本稳定，通货膨胀问题也逐渐趋缓，政府应对物价问题的压力也减轻了许多。
第二是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一些工人领不到足额工资的问题。在计划体制之下，国家把企业包下来，企业把职工包下来，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即使亏损，工资仍然照发，企业不会破产，工人不会失业；而在体制转轨阶段，竞争使一些效益差的企业停产、破产，社会保障体系却又尚未建立，这样，领不到工资或足额工资的群众便难免要找政府了。
第三是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问题。计划体制之下，人口流动受限制，加上当时实行的粮票油票制度使得农村外流的人口不易在城市里长期住下来；体制转轨阶段，民工潮出现了，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他们在支持了城市建设的同时，也着实为城市管理增添了不少麻烦。地方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所面临的外来人口的压力，一直在不断加大。
第四是个新问题——城市居民的住房与公共交通拥挤的问题，其压力也越来越大。体制开始转轨后，经济繁荣了，人民收入增多了，汽车摩托车数量增多了，居民不满足于过去那些狭小的住房，要求新建住宅，拓宽街道，改造旧城区。这样，在体制转轨时期，几乎每一个城市的政府都面临着改造旧城区和建设新城区的问题。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在这方面的任务显然要轻得多。
最后是城市预算的问题。如上所述，旧城区的改造和新城区的建设需要钱，相应地，增加了的电力供应、自来水供应、煤气供应、公共交通车辆的供应都需要钱，管理城市的经费也大大增加了。怎样增加城市的经济收入呢？怎样筹集城市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资金呢？征税、拉赞助还是用什么其他高招？这可是地方政府不得不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设法解决的问题。
而在体制实现转轨和市场经济体制建成之后，政府官员们的担子就会相对地轻一些。一方面，市场上的供求（包括城市生活资料的供求、劳动力的供求、资金的供求等）将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政府各部门只要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管理，而不必自己介入供求关系之中，这样，市场能解决的就由市场去自行解决了；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市场繁荣了，企业效益提高了，财政收入也必然会增加，地方财政状况自然将大为好转；应该由政府负责解决的问题，如城市管理与基础设施以及文教卫生等，也将有较充足的经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慨也将越来越少了。
那么在冲破计划经济过程中，地方政府究竟该扮演哪些角色呢？厉以宁教授曾经针对几个热点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一个热点问题是“地方保护”的问题。有一段时间，不少报刊对“地方保护主义”给予很多谴责，厉以宁教授对许多观点持赞同态度，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地方保护”无非是指保护本地利益，初衷并不一定不好，主要应看采取什么方法。假定地方政府采取限制本地原料输出或限制外地商品输入的办法，甚至采取纵容本地生产伪劣商品的办法，那当然是要受到谴责的。这些手段不仅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不容许，而且就是“权力经济”的地方化表现。但是，如果地方政府在促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方面，在建立生产要素市场方面采取扶植本地经济发展的办法，那就没有什么不妥了，这种“地方保护”（或许该称为促进地方发展的手段）就不该再受指责了。
许多地方政府都对各自的乡镇企业采取保护政策，这种“地方保护”其实是计划经济体制逼出来的。在计划配额有限、地方财政收入少、待业问题严重的形势下，如果再不扶植自己的乡镇企业，地方经济就会越来越困难，问题也会越积越多，因此“地方保护”其实源于计划体制的弊端，地方政府为了摆脱困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地方的禀赋和比较优势才有机会得到体现和发挥。
地方政府如何为自己的乡镇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是当前的又一个热点问题。诸如建立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等，都是突破计划的商品配额、劳动力配额、资金配额的行动。不仅乡镇企业由此得到了好处，而且国有企业也可以利用这些市场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至少可以弥补计划配额的不足。
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对于投资的控制是相当严格的。只要计划经济体制严格控制了投资，计划经济体制的大一统格局就难以打破。地方政府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对兴办乡镇企业和乡镇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申请给予方便，并提供较优惠的条件，对于乡镇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是极其有利的，但这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冲击也不可忽视。毕竟，容许乡镇企业建立和发展意味着，乡镇企业可以通过自己的融资集资渠道、生产资料采购渠道、产成品销售渠道和劳动力招募渠道等来扩大市场调节在经济中的地盘，进而使计划配额的控制面缩小。这是无法阻挡的经济发展趋势。因此应当承认，地方政府的这种措施在促使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
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其实非常“有趣”，经历并见证了新中国经济发展全过程的厉以宁教授每每回顾起中国的现代史，就有一种近乎辛酸的感慨。就以地方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作用来说，当初设计与确立计划经济体制时，地方政府被赋予了推行和巩固计划经济体制的使命。的确，地方政府在历史上也表明自己是胜任这个角色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58年推行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所起的作用。某些省、地、县的政府曾何等卖力地推行过人民公社化，以至于它们往往比中央政府还要固执、僵化、死硬；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铁，可以被看做是另一个例子。在全民大炼钢铁时，某些省、地、县的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有更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然而，经过了一场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劫难，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却大大改变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地方政府普遍想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并为了保护本地的利益而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培育市场，扶植乡镇企业……在诸多的经济措施中，有许多同市场取向的改革一致，而同计划体制的要求相悖。地方政府由当初的竭力推行计划体制到如今不断冲击计划体制，的确是发生了一个角色的调转和剧变。不管地方政府的官员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从客观效果上看，地方政府在冲破计划体制大一统格局中所起的作用是实在不容抹煞的。
厉以宁教授的分析告诉我们，正是计划经济体制把地方政府逼上了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每一个关注中国经济的人都不能忽视这个事实。
阅读后的思考：
看待问题最避讳走极端，上一段论述中厉以宁教授帮助我们分析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私营经济，但并不是说市场经济不允许公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或者说私营经济就成了主体，这一点一定要廓清。体制转轨时期最要解决好的问题就是使公有经济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
此外，你有没有注意过政府职能的悄然变化呢？政府原先做什么，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又在做什么？这就是厉以宁教授为我们分析的又一个问题——政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你理想中的政府是什么样的？经过厉以宁教授启发之后呢？
市场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忽略环境资源的短视发展
我们都希冀收获，而且是多多益善。然而凡事都有个“度”，超越了真理，哪怕再向前跨进一小步都将是谬误。不劳自然无获，然而过度的“开发”却无异于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
如果一时的快速发展是以几代人的灾难为代价，那么这与其说是发展，倒不如说是倒退。
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不顾将来，大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甚至不惜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可以算是最为短视的行为了。人类已经为此不止一次地遭到大自然后发制人的报复，许多惨痛的教训至今依然会使我们心中隐隐作痛。
前苏联的中亚细亚地区，包括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一带，本有一大片郁郁葱葱的大森林。人们却一时忽发奇想：这么大一片森林，又不长庄稼，把树统统砍掉，将森林改造成良田岂不是很好？然而，良好的愿望并未造就出良田，而是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的克齐尔库姆大沙漠，原本比较湿润的气候也一下子变得极为干燥，蒸发强烈，有的地方甚至多年无雨，寸草不生。
出于同样的良好愿望，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大面积的草场被改为耕地，原有植被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致使土地严重沙漠化，甚至举世闻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部分也未能幸免。荒漠化的结果，非但没有在当地形成现代农业，甚至想保持原有的畜牧业也不可能了，因为绵延数百公里的草场早已荡然无存！当地虽然一度提出了“退耕还牧”的口号，但真正实现起来却谈何容易！破坏一片草场也许仅仅需要几天，但想用人工方法恢复原有植被，却需要若干年才行。
现实是残酷的，单纯依靠大自然本身根本无法使已经荒漠化了的土地逆向自我恢复。目前，全世界荒漠化的土地已占耕地面积约1/4，而且这一势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在我国，这一比例也不相上下。尽管陕北、内蒙古一带治沙、固沙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全国范围内，由于荒漠化而造成的每年耕地面积的减少仍然近乎一个中等县的面积。
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的燃烧产生了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由此而造成的“温室效应”使得地球气温逐年升高。人们不得不自食苦果，一步步地领教着工业革命带来的消极后果。大量空调器与电冰箱的使用所造成的含氟和氯的有机化合物的泄漏，又将地球大气的臭氧层撕开一个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大洞，能量极大的宇宙射线直射地表，人类于是面临着巨大的健康威胁，其中之一就是患皮肤癌的机会大为增加。
我们曾一度为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而自豪。事实上，前些年我国一哄而起的乡镇小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对有限资源的大量浪费和对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这正是一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发展初期所走过的路子。我们早该知道，一个工厂每年百万元产值所造成的灾难性的环境污染往往是国家再花几十亿甚至上百亿也难以彻底根除的。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厉以宁教授等有识之士就曾发出过“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吁，强调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可惜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甚至没有引起真正的注意。今天，人类付出的代价已经十分高昂，问题也已经变得异常尖锐。我们的科学发展了，技术进步了，产出与投入之比也确实提高了，然而如果违背了大自然的客观规律，科学和勤奋所造成的破坏也必将更为严重了。有时人类过于急功近利，过于短视，到最后就难免后悔不及。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发表了《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确定了在保证满足人类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同时把环境问题综合考虑的方针，进而向世界敲响了“绿色警钟”。绿色环保作为世纪话题，逐渐成为企业走入新世纪的“通行证”。因此厉以宁教授强调，必须以高起点、高素质的标准发展国有企业，走规模经营的路子，才能推动整个民族工业的长足进步。
市场经济下的环保业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中国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且也是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目标。但涉及到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时，有些人便难免产生了顾虑——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保护能被注意吗？环境保护工作能取得成效吗？我们不妨听听厉以宁教授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生产者按照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自行决策，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经济效益是生产者考虑的首要问题，而环境保护通常不被生产者所注意。这正是市场经济的不足之处。
然而我们应当了解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典的市场经济阶段，大约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不干预经济活动，因此只起着“看门人”的作用；第二阶段是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政府逐步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行政干预，市场经济从自由放任的经济演变为把政府调节作为必要组成部分的现代市场经济。这样，环境保护不仅受到重视，而且比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更容易取得成效，原因在于经济的运行机制和企业的经营机制转换了。
在计划经济中，不管政府主管部门怎样努力抓环保工作，也不管工作人员在环保方面如何认真负责，环境状况依然难有起色。原因在于，一方面价格是政府制定的，投资权集中在政府手里；另一方面企业既不自主经营，又不自负盈亏，治理环境的责任自然也就不明确。市场经济中的情况与此不同。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后，环境保护就可以取得较大的成效。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来说明这一点。
首先，市场经济下政府主管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制定对破坏环境者的处罚办法并严格执行。由于企业自负盈亏，自己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必然会自我约束，竭力避免因违反环境保护的规定而在经济中遭受巨大损失。而在计划经济下是“企业不负盈亏，奈何以罚款惧之！”环境保护工作自然难以收效。
其次计划经济是政企不分的，企业只不过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不仅破产难，甚至连停产、合并、转户都困难。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企分开了，企业的关、停、并、转均由投资主体根据市场情况自行决定。这样，违背环保法规的企业，就该关闭的关闭，该停产转产的停产转产，企业合并也容易得多。这将大大有利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第三，计划经济下的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是迟缓的，因为资金来自政府投资，而政府这方面的资金却十分有限。市场经济则与此不同——哪一个产业能较快发展，取决于市场对该产业的产品需求以及该产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低。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环境保护法规得以认真执行后，环境保护产业的产品就会有广阔的市场和盈利前景，这是计划经济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有蓬勃发展的环境保护产业。
最后，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是“生产者说了算”的卖方市场，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是“消费者说了算”的买方市场。在买方市场中，消费者可以对企业的产品进行选择，即对产品的质量进行判断和筛选，凡是不合乎环保法规的产品（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和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等），消费者将予以抵制。这样，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将面临着市场竞争的压力：他们或者重视环境保护，以提高产品质量；或者被迫关、停、并、转。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那种认为转向市场经济将不利于环境保护的看法，很可能是出于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不理解。
以上的分析基于市场经济有利于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的形成，从而直接有利于环境保护这一角度，实际上这对环保工作的开展还会产生间接的有利影响。厉以宁教授也是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第一，环境保护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同环境保护投资能否有较大幅度增加或能否持续增长有密切关系。在计划经济中，由于生产力发展受到限制，企业效益低下，财政收支紧张，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难以较大幅度的增加用于环保的投资及其在财政收支和企业收支中的比例。而转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生产力将被进一步解放，企业效益提高，财政收入增加，这样国家和企业就都有了能力来增加环保投资，这显然是有利于环保的。
第二，环境保护工作之所以能取得较好的成效，还取决于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决于新工艺、新技术被有效地应用于环境保护领域内。由于市场经济讲究效益，注重竞争，而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所以这将调动科技人员和技术研究单位的积极性，推动用于环境保护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技术市场、信息市场、资金市场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于新工艺、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是有积极作用的。
第三，计划体制下环境治理工作不易收效，与价格不合理以及由此造成的相互推诿环境污染责任有一定关系。比如说，矿产资源价格偏低、冶炼（初步加工）业产品价格偏低，相比之下，利用这些资源的加工业的产品价格则偏高，这样，对于因采矿和冶炼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究竟由谁出钱来治理，采矿与冶炼企业抱怨价格低、收入少而不能或不愿出资；加工企业则认为自己没有出资治理采矿区或冶炼工业区的环境的义务。又如，农业省份与工业省份也往往因工农业产品价格比例不合理，在跨省的河流治理等问题上也会相互推诿责任。这些情况在转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将随着价格比例的趋于合理而逐步得到解决，在环境污染责任明确的条件下，治理环境的工作也将取得较大的进展。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是关系到环境保护取得成效的一件大事，但人们怎样才能自觉地提高环保意识呢？不可否认，教育在这里有重要作用，然而更带有根本性的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重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的增长，必然使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环境舒适和清洁的期望值也会越来越大。这一点已被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的历史进程所证实，中国不可能是例外。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贫穷的偏远农村会兴办污染严重的土法炼硫磺工场，不正是由于人均收入太少，人们对生活质量问题根本顾不上吗？假定那里的农民收入增长了，逐渐富裕起来了，他们还会容忍这样恶劣的环境吗？因此，我们不能脱离物质条件来谈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将大大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这就为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考察市场经济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该忽略这一点。
到此我们或许该消除先前的疑虑了，我们应该相信市场经济的能力。不管从直接影响看还是从间接影响看，市场经济（是包括了政府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都有利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有利于环境保护取得成效。
阅读后的思考：
近几年经济的确是火，从报刊、电视等各种媒体上，你几乎每天都要有意无意地关注一下经济大局，这固然不是坏事，但希望你在关注经济的同时也注意一下周围的环境——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环境的恶化自然同对资源的过度攫取密切相关，但这里仍要提醒一下：这并非完全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过错。仔细体味一下厉以宁教授所做的分析，你就会理解现代市场经济是以怎样的机制来保护环境的。明白道理是重要的，同时也希望你能从自身做起，为环境保护做一份贡献。
二、金融、财政与宏观政策
国家经济水平的衡量指标及乘数效应
当我们考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时，最常用的两个指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
所谓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个国家的居民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各种最终产品和提供的各种服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包括居民从国外取得的收入。我们的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各类商品以及理发、美容、休闲、汇兑等各种服务，都应当计入国民生产总值。理解国民生产总值，必须把握好“最终产品”的概念，最终产品顾名思义就是不再进行加工生产的产品，比如说生产汽车需要钢材，钢材需要经过若干道工艺才能用做汽车生产，它只能被称为中间产品，因此不能被计入国民生产总值。此外，由于国民生产总值是市场价值的总和，因此自给自足的产品如农民种植的供自己食用的瓜果蔬菜就不被计入其中了。
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所有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它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区别在于，国民生产总值是从产品和劳务的生产者国籍来定义的，而国内生产总值则是从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地域范围来定义的，它包括了外国居民在本国范围内生产的产品和劳务，因此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统计指标。
衡量一个国家富裕与否，单看国民或国内生产总值是不够科学的，因为一个巨大的总值很可能建立在一个庞大的人口基数之上，所以比较合理的办法是考察其人均值。中国是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虽然近些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国内生产总值有了较大增长，但是一旦除以巨大的人口分母，我们便又处于落后位置了。
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理解，还必须走出这样一个误区，即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得越快越好。一方面，无论是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其人均值都不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福利程度的惟一指标，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异、闲暇时间以及环境状况都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也不是完全是一码事。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得快，只能说明一个国家生产商品和劳务的能力提高得快，但也会导致基础设施和能源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失衡，如此一来，就无法确保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发展了。这也就是政府一直强调控制经济增长速度，防止经济过热的原因。
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主要靠三个因素来推动——生产要素的投入（这是我国近些年来经济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经济体制以及社会制度的完善。而在经济增长的总量中，应当是后两种因素占的份额越高越好。
衡量社会经济发展不仅要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而且要综合考虑到产出与社会资源耗费的比例以及国民福利等问题。一个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破坏环境、滥用资源来加快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从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但这绝对不能被称为经济发展，因为社会为此付出了太昂贵的代价！
那么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机制是怎样的呢？这一问题引出了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乘数原理——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将导致最终国民生产总值的成倍增加，反过来，社会总需求的减少也会导致国民生产总值的成倍缩减。乘数效应就像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