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以北京申奥来说明乘数效应。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大家都充分感受了民族自豪感，增强了民族自信心，然而激动兴奋之余，可能也会有人怀有这样的想法：举办大型奥运会要建造许多场馆以及附属设施，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又未必能赚多少钱（当年北京亚运会就没有盈利），这不是劳民伤财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乘数定理来解释。如果单从承办者北京的角度看，可能确实没有多少钱可以赚，但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可就不同了。撇开政治文化方面的意义不说，奥运会的确可以为国家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奥运会期间，来华的外国游客大量增加，他们在国内的花费首先形成了我国的旅游收入，这笔收入中的一部分又会以工资、奖金、利润等形式分配给家庭，假定旅游收入中有1000万元作为收入分配给家庭，这便导致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如果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为70％，即消耗了700万元用来购买消费品，那么社会总需求便增加了700万元，这700万元又会以工资、奖金、利润等形式分配给居民，再次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而这700万元中又会有49万元（700×49％）被用来消费，从而再次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如此循环类推下去，将各次增加额累加起来，则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增加值将是最初旅游收入增加值的好几倍。
在经济衰退的年代，社会需求的下降也导致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降，乘数效应的作用机制是一样的，只是效果相反——它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
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及其影响
通货膨胀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顾名思义，通货膨胀就是“钱变多了”，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也就是一般价格水平的普遍和持续性的上升；相对的，市场价格普遍和持续性的下降就是通货紧缩。
有些事情经历起来就很容易理解了，我们不妨在记忆里翻寻一下。1988年国内物价持续高涨，上涨达18.5％，城乡抢购成风，大量产品脱销，甚至居住在没有电力供应区域的农民也进城抢购电器，这在建国后的历史中是没有出现过的；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到1999年7月，我国物价又出现了连续22个月的下降，物价不振，货品严重积压，到目前才刚有结束的迹象，这在建国后的历史上也是没有出现过的。按照经济学上的解释，前者是典型的通货膨胀，后者则是典型的通货紧缩。
在纸币出现之前，也会有类似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问题发生。由于铸币的分量不足，那么相对于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量来说，铸币的数量就必须增加，而数量一多，物价就会上升，从而形成通货膨胀；在严格控制货币铸造的时候，则货币供应量严重不足，交易困难，物价下降，从而形成通货紧缩。
不论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对经济造成不良的影响。作为非经济学家，我们可以不去理解一些概念、术语和深奥的经济问题，但是我们最好懂得一些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知识，因为那关系到我们的货币财富是否能够“保本”以及如何安排使用财富的问题。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在纸币时代最为突出。究竟该发行多少货币是无法准确计算的，只有通过市场价格看出货币流通量与商品和服务供应之间的对比关系，进而推测出货币流通量是否合适。当货币发行量较大而且能够成为现实的流通量时，较少的商品和服务就显得贵重了，价格也随着上升，这也就是某些人常有“钱不禁花了”的感受的原因。虽然各国在长期的经济生活中总结出了一些货币发行和流通的较好经验，但由于货币发行毕竟是按照主观设计来进行的，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与商品及服务总量的不适应，进而发生价格变化。货币一多，价格就上涨，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一段时间而且大量的商品价格都在上升，那么通货膨胀就形成了。可见通货膨胀的症结是在货币。
做一下类比，一旦流通的货币少了，商品和服务供应就显得多了，卖不出去了，如果持续的时间较长且物价持续下降，那么就形成了通货紧缩。这时我们很自然的会想到，既然货币的发行是人们主观来决定的，此时增加货币发行不就缓解紧缩了吗？实际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为了解决自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通货紧缩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八次降低利率——这是一种侧面增加货币供应的方式，同时还鼓励商业银行增加贷款，让社会中流通更多的货币，以促进商品的销售。但是政策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对于通货紧缩来说，重要的不是货币发行量的增加，而是货币的实际流通量是否真正增加；中国人民银行仅仅能够增加货币发行而已，但无法左右它是否变成实际流通量。如果市场饱和程度较大，新的经济增长点又没有形成，那么发行出来的货币即使到了人们手中也不会变成消费和投资，而是又转入了商业银行中。当银行的存款过多而又没有好的项目可以投放时，商业银行就只好再将存款存入到中国人民银行。真是“钱从哪里来，再回哪里去”，没有形成现实的流通，于是在市场上依然是货币少而商品和服务多，价格下降，通货紧缩。其实通货膨胀也一样，是和货币的实际流通量相关，而不是简单的与银行的货币发行供应有关。发行是主观的，而流通却是客观的。只有当货币的供应真实地流通起来，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问题才会出现。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使得人们手中货币的面值与实际能够买到的东西之间产生了差别。通俗一点说，要么你的钱“不禁花了”，要么你的钱“更值钱了”。不过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甲所失即乙所得，而甲所得即乙所失，其实质是社会财富的一次再分配。但是不同的人所受到的影响可大不相同，这一点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最为明显。
首先，通货膨胀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因为债务契约是根据签约时的利率状况来确定的，当发生了通货膨胀之后，债务契约无从更改，但实际利率却下降了，所以债权人会发现归还的钱没有当时借出去的钱“值钱”了。
其次，领取工资的人受害较大。因为工人的货币工资率是由劳资合同规定的，在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之下，工资无法迅速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从而在名义工资不变或略有增长的情况下，实际工资是下降的。因此通货膨胀有利于雇主而不利于雇员。
第三，通货膨胀有利于资产所有者而不利于现钞持有者。手头的钞票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但厂商的机器设备以及原料却是以前购买的，而且工人工资的增长也落后于物价的上涨，这样产品的价格就比厂商的生产成本增长得更快，于是利润反而增加了。当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时，一些商人和工厂往往会囤积居奇，待价而沽。此时由于市场价格机制失灵，社会生产活动便会受到极大的破坏。在民国时期，曾发生了如火箭升空般的通货膨胀，于是民间就流传有这样的顺口溜：“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
最后，受通货膨胀打击最大的就是退休金和养老保险金的领取者了。因为退休金和保险金不仅是固定的，而且是退休老年人惟一的生活来源。为了防止这一状况，美国政府根据物价指数的变化来发放退休金，以确保老人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
总之，不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是由于货币发行流通量的不合适，进而造成货币与社会商品、服务对比关系的不合适而导致的。这或者造成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尤其在通货膨胀时），或者严重地影响经济的发展（尤其在通货紧缩时）。正因为如此，几乎世界各国都把控制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之一。
利率波动及其传导机制
利率是一个与我们密切相关的经济学概念，凡是储蓄过的人都知道，利率就是利息额与本金的比率。但这个定义实际上描述的是名义利率，即没有将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在内，而真正值得我们关心的是实际利率。
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的主要差别就在于通货膨胀率，即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举例来说，在年通货膨胀率为8％的情况下，甲向乙借了l万元，并约定借款的名义利率为10％，利息和本金在一年之后一并支付。那么，一年之后甲按照约定向乙归还本金1万元，并支付利息1000元，但实际上由于通货膨胀的缘故，一年以后的1.1万元的购买力已经不比当年的1.1万元了。也就是说，实际利率是2％，因此乙所获得的实际利息其实只有200元，其余的800元用来弥补了通货膨胀造成的货币贬值。
在高通货膨胀的年代，居民存款的实际利率几乎为负值，但大家也找不到其他更适当的投资渠道，因而也只有将手头的钱存放在银行里，利率变动似乎对整体经济没有太大影响。随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民营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利率则成为经济运行的重要调节器。
首先，利率决定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投资规模。如果企业用自有资金进行生产，那么它就要承担一定的机会成本——如果资金不用于生产而是贷放给其他企业或机构，则可以收取利息；如果企业用于生产的资金是从别的企业或机构借来的，那么它就必须向别人支付利息。当利率发生变动时，意味着企业在生产方面占用资金的成本发生了变化。如果利率提高，企业就要承担更多的占用资金的成本，从而会使企业的生产规模缩小；而利率下调的话，企业占用资金的成本就相对减轻了，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在前一段的紧缩时期，中央银行先后几次降低利率，目的就是为了降低国有大中型企业所承担的利息负担，从而刺激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改造技术，最终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其次，利率的变动对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也会产生影响。利率上升，居民倾向于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利率下降，居民则倾向于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当经济处于萧条状态时，如果消费者减少消费，就会引起市场需求的进一步下降，从而会使经济处于更加凋敝的恶性循环之中，此时就需要适当降低利率以刺激消费。
此外，对于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来说，利率变动还会对国际经济发生影响。一方面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当利率上升时，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因此产品价格也上升，在国际市场上就会失去竞争力，同时国内企业的生产规模因成本的增加而缩小，这时本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出口量减少，国际收支出现赤字；相反，如果利率下降，那么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刺激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会增加本国的出口，改善国际收支。另一方面是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当本国的利率水平高于世界平均利率水平时，由于本国货币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于是外国投资者会将外币兑换为本国货币以套取利息差，因此外币会不断流入国内，表现为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盈余和本币汇率的相对上升；相反，如果本国利率水平下降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那么国内资金就会外逃，从而表现为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赤字和外币汇率的上升。
虽然利率是由政府来调节的，但反过来利率变动也会影响政府行为。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征税和发行债券。当利率上升时，只有当政府所发行债券的回报率也相应提高时才能销售出去，这就意味着政府发行债券的成本增加了。如果利率太高而政府又不愿意支付高昂的债券利息，那么就只有通过增加税收或者制造通货膨胀来提高财政收入了。反之，利率下降时，政府可以增加公债的发行。
此外，利率变动还会影响到金融机构资产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尤其是对债券和股票来说。如果利率上升，债券和股票的价格就会下跌，即流动性较好的资产价值下降了。为了使资产保持较好的流动性，金融机构会减少对企业的贷放，增加购买政府债券。从盈利性的角度看，当利率上升引起证券价格下跌时，人们往往会预期证券价格会回升，此时金融机构如果出售证券并增加给企业的贷款，不仅会影响到资产的安全性，而且可能损失今后证券价格上升时所能够带来的收益。因此，在利率上升期金融机构会继续持有流动性较好的政府债券，以等待时机获利。这一段牵涉到不少概念，内容相对比较复杂，但之后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加深认识和理解。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与微观经济相比，宏观经济的考察对象是全局和总量。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的政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政府调节宏观经济最主要的工具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此来控制社会的总需求，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
政府的财政政策主要用于稳定经济，其稳定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税收在经济增长时期的调节作用：当经济增长时，企业盈利较多，人们的工资水平也较高，根据比例所得税政策，税收会随人们的收入增加而自动增加，整个社会范围内的企业、个人的税后可支配收入的上升幅度就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从而使消费需求的增长自动得以抑制；另一方面是政府的各种福利支出在经济衰退时的作用：当经济衰退时，失业救济金以及各种社会福利也会随之增加，起到了抵消个人可支配收入下降的作用，同时社会保险基金出现赤字，从而刺激了经济的复苏。比如中国目前正在大力进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并加强比例所得税的征管工作，就是为了稳定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在内的一切经济行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干预，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是直接的，像要求企业上缴利润并课税然后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等，都是一种借助于行政力量的直接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宏观经济则是间接地加以调节。
现代经济中，政府的财政行为主要包括以税收为主的收入和以政府购买、转移支付为主的支出两个方面，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的变动来调节经济的，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政府购买——政府通过扩大或者缩小财政开支来扩大或者减少社会总需求，从而达到扩张或紧缩经济的目的。当政府增加购买进而扩大财政支出时，社会需求增加，商品和劳务都有了吸收渠道，从而增加了居民收入。新增收入中的一部分又会转化为投资，进而引发新一轮的需求增加，考虑到乘数效应，国民收入增加值最终将是政府购买数量的若干倍。
第二是政府的税收政策——政府通过提高或者降低所得税税率来刺激或者抑制投资，通过提高或者降低消费税来刺激或者抑制私人的消费需求。政府本身不创造利润，其财产主要来源于税收收入，一旦政府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既削减税收刺激社会投资又扩大政府购买增加社会需求，往往会导致财政赤字，这时政府就要转向货币政策，在资本和货币市场上发行国债和国库券。
此外还有一项内容是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是指政府将财政收入中的一部分以补贴、抚恤金等的方式发给居民和企业的一种财政手段。转移支付不同于政府购买，一方面它不代表政府对财政收入的直接使用，而是由获得支付者自己去购买消费品和服务，通过私人消费支出的增减间接影响总需求；另一方面转移支付是根据法律规定支付给符合条件的人和企业的，在法律变动之前是固定不变的，因而短期内无法由政府的决策行为来决定。
单有财政政策，政府是无法有力地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配合实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中央银行制订货币政策来对社会经济进行间接调节。货币政策的目标主要是：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为此需要采用三种货币政策工具：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
商业银行根据法定准备金率将存款中的一部分用来向中央银行存缴准备金，其余部分用于发放贷款。如果法定准备金率提高了，就意味着商业银行的存款中可用于贷放的部分减少了，于是创造存款货币的能力就下降了；相反，如果这一比率下调，就等于扩大了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创造力。因此，法定准备金率的主要作用是控制社会上的货币流通数量。
所谓贴现，就是商业票据的持有者凭未到期的票据到银行兑现，由银行扣除从交付日至到期日之间的利息。而作为最终贷款者的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所持有的票据进行贴现的行为就称为再贴现。如果中央银行将再贴现率下调，则商业银行愿意更多的将未到期的商业票据兑现，相当于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了利息较低的贷款，从而会增加社会流通中的货币；相反，如果再贴现率上升，商业银行到中央银行贴现的需求就会下降，流通中的货币就会减少。在我国，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和贷款利息进行规定，以此来控制货币数量。
在我国，公开市场业务已经在国债等金融市场上得到运用，它是指中央银行作为金融市场中的一个特殊主体参与市场交易。比如说，如果中央银行希望通过增加社会货币流通量来刺激经济发展，只要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政府债券就可以达到目的。当中央银行从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结构购买财政债券时必须支付支票，这相当于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额增加了，商业银行可以将这笔收入作为存款准备金存放于中央银行，也可以从中央银行获得现金。这样，商业银行可以贷放的货币数量就增加了，通过存款货币的创造，社会中流通的货币数量也就因此而增加。整个过程相当于中央银行以新的储备金的方式为银行系统创造了更多的货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常结合起来发挥作用，这在发行国债的时候体现得最清楚。国家往往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以弥补当年财政收入的不足，“借来”的钱多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刺激需求增长，从而达到充分就业。只要国家借的钱不是浪费掉了，公众就不必担心政府的偿债能力；另一方面，只要国家长久存在下去，就总可以借新债以还旧债，或者以税收等财政手段来逐年偿还，因此不存在一次性偿还债务的压力。
这时我们很容易想到，反正是钱不够用，与其先借债再通过征税来还，何必不直接征税呢？原因在于增加税收往往对经济发展有重大的滞缓作用。税收增加，企业的利润就会减少，直接导致企业发展动力和后劲不足；更进一步，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也会改变，同样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所以从长远利益出发，一个国家通过适当举债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是一条相对稳妥的途径。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债规模是比较低的。美国1994年的国债占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9％，比利时、加拿大、瑞典、日本、丹麦等国比美国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利时的这一比例曾高达142％。反观我国国债规模，1996年年底的国债仅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3％。
国债市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环节，国债市场不发达，政府通过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就会削弱。目前，我国新增国债的发行改变了政府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的状况，转变为直接向公众融资。中央的财政收入增加，宏观控制力度就加强，总体上和从长期看都是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的。
理性预期与政府政策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市场体系只是处在发育阶段，还远未达到成熟。我们了解到，诸如寻租问题、搭便车现象、公共物品问题等等，都是市场机制本身所无法解决的，急待制度的约束和规范，而这个责任显然要由政府来承担。
有人在观看足球比赛时曾发感慨说：“两支不守规矩的足球队加上一个无能的裁判，将会上演一场最糟糕的比赛。”经济学家们套用了一下说：“一个混乱的市场加上一个无能的政府，尤其是一个‘乱来’的政府，那才是所有糟糕事情中最糟糕的。”反过来看，这其实是在说政府的作用实在重要。不过政策和制度虽然可以根据美好的愿望来制订，但实施后的效果可就未必如当初所愿了，这时未必是单纯的政府“无能”所致，因为还有一个“理性预期”问题的存在。
“预期”并不是什么新鲜术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需要预期。比如说你想买一台电脑，但是电脑一直处在降价的状态，你这时就需要决策一下：是马上购买还是等价格再降一降？万一过几天价格又上来了怎么办？在做出决策之前，你显然要对各种可能的变化估计一下，这种估计和推测在经济学家看来就是预期了。
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有几种不同的方式。还拿买电脑的例子来说，如果在今天电脑价格下降的情况下，消费者预期今后的价格水平会一直降下去，那么这就是静态预期；如果消费者预测的不是价格水平，而是价格变化的情况，即根据价格下降的速度来决定消费时机——如果降价速度放慢就提前消费，这就是适应性预期。很多经济学家认为，静态预期和适应性预期都是不甚明智的，毕竟人们不大可能根据上个月电脑价格下降5％就推断这个月也降价5％，或者根据连续两个月价格下降幅度有限就推断价格将稳定了。事实上，人们会利用所能得到的一切信息来形成关于未来走势的预期，这便是理性预期了。
当然，即使是最神通广大的信息专家也不可能对信息掌握得全面而详尽，再理性的预期也要到事后才能检验其准确与否。理性预期的假设其实是指一般来说预期者将会是正确的，对预期的检验不是强调他们总能做到正确，而是强调他们比盲目的猜测更准确一些。
如果大家的理性预期总能做到完全正确，那么政府任何形式的政策干预都将是无效的。因为参与市场活动的人在进入之前就已经尽可能了解了以往和现在的市场变化的信息，并把大量信息综合起来进行分析，进而做出判断，而且既然决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就不会轻易改变。这种情况下，政府无论准备采取什么政策措施，人们都能够在政策尚未实施的时候就心中了然，并针对政策采取对自己最为有利的行动。比如说，政府试图利用货币政策，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人们就会预期到通货膨胀而抬高价格，结果是追加货币只导致了更高的物价而不是促进经济增长。人们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实就是预期在起作用。
由于上述原因，政府政策的成功往往是在很短的时期内运用出人意料、不可预测的手段来暂时地达到某些政策目标。但是，公众不会长时间的被蒙在鼓里。尽管人们在进行预期时所面对的信息是不完全的，而且在进行信息分析的过程中也会犯错误，但是他们一旦发现出了差错就会马上纠正，即“吃一堑，长一智”。正是公众日渐成熟的对政策的预期水平抵消了政府政策干预的效果。如果公众的预期能力臻于完美的话，那么政府的一切政策都会被人们所发觉而做出相应的反应。就像一句西谚所说：“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内欺骗一部分人，但你绝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
在经济学中还有这样一种说法——“预期会自我实现”，意思是说如果对一件事大家都认为将那样发展，那么这件事十有八九就真的会那样发展。比如说，如果大家都认为未来的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那么人们便会事先采取某些防范措施，如为了避免货币贬值而买进、储备或抢购商品，结果人们越是买进价格上升幅度就越大，最后人们多半会认为自己原先对高通货膨胀的估计是准确的，并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自喜。反之，如果人们确信将来不会出现通货膨胀，那么大家就不会急于购买商品，商品就会由于需求稳定而不会发生价格变化，于是也就谈不上通货膨胀了。因此，与其说大家的预期一次次的“应验”，倒不如说是因预期的一致而导致了最后的结果。
“预期会自我实现”的机理在于，人们相信预测，并采取防范行动以求自保，最后是自己的行动使预测应验了。由此看来，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人们的行为往往就是基于某种对未来的感觉，特别是一些非同一般的人物的预期往往具有极强的传染力，带动一大批人具有类似的预期，当足够多的人坚信某种预期的时候，这种预期不仅会实现，而且会加速变为现实。比如一位著名的金融专家预言股市三天后要跌，并得到了诸多股民的认可，那么肯定等不到三天股市自己就跌了。
那么政府政策是不是就没有用处了呢？那也未必，关键要看大家在一些预言面前能否保持一颗平常心，尤其是那些政策制定者、经营决策者和舆论控制者们。政府如果能够“取信于民”，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那么也有助于提高政策的效力。此外，由于人们的行动往往受到主观期望的影响，因此政府可以好好把握这一点来实现经济目标。比如当通货膨胀率太高的时候，政府可以宣布减少货币供应量，这样人们的理性预期就会使期望价格下降，即使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减少货币发行量。
关税保护与“入世”
我们曾经论述过，国际贸易的最大好处就在于使得各国的比较优势得到发挥，最终是大家都获得利益。但是实际上，几乎各国在对外贸易政策上都有所保留，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采取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政策来发展其民族工业。
英国最早开始工业化，所以一直在世界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德国则出现了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国家保护主义学派，反对贸易的自由化，主张发展民族工业，而当德国完成了工业化革命之后，也走上了以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殖民化道路；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建立了高关税壁垒，以鼓励纺织品、黑色金属生产等具有竞争力的工业的发展；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钢铁、汽车、电子等工业部门都进行了保护，直到发展成熟之后才逐渐取消了进口壁垒。可见国际贸易虽然有其益处，但从一个国家内部来看，限制贸易范围又是发展民族工业所必须的。
中国现在仍然采用比较高的关税税率，限制国外产品的大量进口。拿汽车来说，购买一辆桑塔那轿车在德国只用几千美元，而在中国则需要两万多美元。正是关税的存在，使得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后的价格等于国际市场价格加上关税，关税税率的高低决定了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的高低，根据需求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也就决定了国内消费者对外国商品的购买数量。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汽车很有希望进入普通居民的家庭，于是汽车产业就被我国政府列为一项支柱产业。在发达国家，轿车之类的产品早已采用了先进的技术生产，而且是大规模的生产，所以其生产成本很低，产品自然能够以较低的价格售出；而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产品处于成长阶段，需要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产品质量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的产品相抗衡。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汽车生产还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水平，单位生产成本比较高，因而价格也较高。如果解除了关税保护，或者将关税税率降到很低的水平，从而以较低的价格直接从国外进口汽车，那么可以想见，发展中国家的汽车工业还谈何发展？
将关税税率维持在适当的水平，对于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维护国家的长远利益是必要而有益的。当然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应当依靠科技的进步和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完全依靠关税保护绝非长久之计。在短期内，通过关税政策可以使民族工业产品不失掉国内的广阔市场，从而获得长期发展的支持。
针对关税保护政策，自然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国内一些产业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已经享受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的优惠多年，如果继续对这些产业进行保护，那么一方面国内消费者难以获得物美价廉的商品，“消费者剩余”受到损失；另一方面对于国内某些企业来说，如果长期依靠政府的保护政策，就会销蚀了积极接受国外先进技术、力图创新的动力，生产效率得不到提高，终有一天将会被市场所淘汰。
在我国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入世”）之前，“入世”成为国内一大热门话题，中国为此已经谈判了十几年，却困难重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希望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进去，一方面把部分产品销往世界市场，同时又可以在一定期限内继续通过关税保护来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然而西方许多国家却要求中国以发达国家的身份加入，这对中国来说当然意味着沉重的代价，使我们无法接受。此外，美国在国际贸易和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过程中，往往不是以国际社会一致同意的规则为依据，而是以它自己的政策和好恶为标准，动辄单方面对“犯规”的国家实施制裁或报复性措施，对全球贸易体制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这一点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到的。
然而加入世贸组织毕竟是利大于弊。许多国家入世的重要目标就是利用外部压力和法律约束力来制约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形成和发展，从而促进经贸决策的科学化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我们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
泡沫经济
“泡沫经济”是新闻中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汇，也是经济学界一大热门话题。泡沫经济在经济学中没有统一的规范化定义，一般而言是指经济中出现的短期的超常规的增长，主要表现为信用膨胀、金融资产增长速度惊人等。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曾经出现过泡沫经济。东京等大都市的地价飞速上涨，居民和投资机构所持有的金融资产数量大量增加，投资主要集中于金融和房地产业，而生产制造业却出现了空洞化的现象（产业空洞化是指国内制造业企业转移到国外，而国内的经济繁荣主要体现为大量的金融、地产的繁荣等），经济表面上看一派繁荣，实际却是虚浮的。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泡沫经济现象。
2008年，不论以何种姿态，回望1997年初夏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都显得意味深长。东南亚金融危机实质上也是泡沫经济的问题。金融危机始发于泰国，并波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当时，由于外国投机商在外汇市场上纷纷抛出泰国铢，泰国政府被迫将泰国铢的币值调低17％，股票市场的价格指数也大幅度下降。考察其原因，除了由于泰国过早实行金融完全自由化从而给国际投机势力带来可乘之机外，主要就是泰国国内的泡沫经济因素，出现了产业空洞化以及经济过热的问题。由于当时泰国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发展异常迅猛，银行的信贷多集中于这些高回报率的投资项目，导致了金融资产大量增加。金融资产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只要出现微小的利差就会引起大量的资金流动，同时泰国的产业基础不是足够的坚固，因此没能在金融风暴中抵挡住国际投机力量的打击。
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则是资本投资市场的过度投机活动所造成的。以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为例，在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在短期内消失了大量因泡沫因素而存在的资产，这些资产几乎相当于其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5倍，整个世界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0％！现代经济中的资产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产了。华尔街一位著名投资家说得好：“只要有一笔未来的收益就可以将资产证券化。”
证券是金融资产的一种，理论上讲其价格是由持有该证券所能获得的收益决定的。传统理论将资产的价格确定为该项资产所获得的年收益与市场现行的年利率之比。举例来说，某人拥有一块土地（不管是空地还是楼盘或是出租的房屋），每年能获得10万元的收益，如果市场上的年利率水平为5％，那么拥有这块土地的收益就相当于将200万元钱存人银行所获得的收益，因此这块地皮的理论价格就是200万元。如果由于商业中心的变动，这块土地所在的区域逐渐成了闹市区，那么土地所有者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也会逐年增加，比如某年他获得了15万元的收益，而市场的年利率仍为5％，那么他的土地的价格就会上升到300万元。以上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称作收益还原法，是一种理论化的方法。事实上市场中既有投资者，又有投机者，资产的实际价格决不仅仅取决于以上的简单因素，诸如资产的风险状况、市场的供求情况、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以及市场信息等因素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资产的价格上升完全有可能是因为投机炒作的缘故。在资产价格上升的情况下，投资者会对市场前景看好，便利用已经购买的资产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再用于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如此一轮一轮地走下去，整个社会的资产总额就会因为资产价格的上升而提高，进而使银行信用过度膨胀，最终导致经济的虚假繁荣。
泡沫经济的危害已无须赘述，只要回顾一下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够了。泡沫经济就是一种假象，实际上社会经济并没有能够获得如此快速的增长；制造业等的缓慢发展往往导致了产业空洞化，更是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基础产业的发展。对于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来说，有金融投机力量的冲击就有可能产生金融危机，从而使整个经济陷入萧条。
如何看待通货膨胀
与众不同的中国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经济学中再普通不过的概念，也是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现象，更是各国政府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特殊的国情，通货膨胀问题也显得比较特殊。厉以宁教授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对体制的比较，为我们详细阐述了这一问题。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通常把通货膨胀分为需求拉动型的和成本推进型的。前者是指在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政府扩大支出，结果使价格水平上涨，进而促使劳动者要求增加工资以赶上物价的上升；后者则是指工资或者其他生产成本上升而推动的价格上涨。在实际中，我们往往很难分辨某种通货膨胀是成本推动的，还是需求拉动的，这两个过程几乎总是同样的发挥着作用。具体到中国的情况，厉以宁教授认为，由于中国过去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因此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通货膨胀，可以称为体制型的通货膨胀。
体制型的通货膨胀也具有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某些特点，而且需求过旺、成本急剧上升或结构性失调等都会引发通货膨胀，但其根源却在于传统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说，无论是需求过旺、成本急剧上升还是结构性失调，都同传统的经济体制密切关联。厉以宁教授从四个方面为我们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多种原因。
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实行的是物价管制政策，造成了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在迅速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过去实行多年的物价管制基本上都取消了，凭票证供应商品的做法不再使用了，于是物价必定上涨。这是隐蔽性通货膨胀公开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也是经济改革的产物。除非不放开物价，否则由此引起的物价上涨是必然的。
其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已经造成了产业结构失调的事实，造成了某些“瓶颈”部门，如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部门等，这些“瓶颈”部门制约着经济的增长。在从计概经济体制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经济发展速度不断提高，瓶颈部门的制约也必然越来越明显，由此引起的某些商品（特别是关键性生产资料）的短缺将带动一般的物价水平的上升。这便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表现。因此国家在实施物价基本稳定的目标时，就有必要结合经济增长率来考虑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因素。
第三，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封闭型的体制，同外部世界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中国的价格比例关系同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比例关系是很不一致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意味着中国从封闭走向对外开放；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的价格比例关系也将逐渐同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比例关系相适应。这种价格比例关系的调整也会带来物价的上涨，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在实施物价基本稳定目标时，这一点也必须考虑在内。
最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是很快就能建成的。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到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已用了15年；到20世纪末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又是六七年的时间。可见，计划经济体制只可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体制也只可能逐步建立。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计划经济体制对投资的影响依然存在——投资主体不承担投资风险，片面追求投资规模而不顾投资效益，重复建设，乱上项目，乱铺摊子——这些都是计划经济体制对投资的影响的反映。因此，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因投资规模过大和投资效益低下而造成的物价上涨，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密切相关。这种通货膨胀可以称作体制型的通货膨胀。
综上所述，中国的通货膨胀之所以是体制型的通货膨胀，可以解释为：需求过旺的根本原因在于旧投资体制之下投资主体既有投资冲动而又不承担投资风险；信贷失控的根本原因在于借入的一方不自负盈亏，不感到有真正的压力，贷出的一方不是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商业银行，不能根据效益原则来发放贷款，而中央银行又没有成为自主执行货币政策的“银行的银行”。至于结构失调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企业既不自主经营又不自负盈亏。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宏观经济调节措施既然无法触及经济体制方面的要害问题，因此面对通货膨胀也只可能是治标不治本。或者说，就抑制通货膨胀而言，一般的宏观经济调节措施至多只能从总量的控制上起到暂时的作用，但无法有效地完成结构调整的任务，更难以从经济体制上消除产生通货膨胀的根源。
如何解决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
体制的原因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颇为与众不同，一般的宏观经济调节措施自然也难以奏效。既然我们都期待能对这一问题来个“标本兼治”，那就必须要从问题的根源上下手。且听厉以宁教授颇具独创性的“顺势疗法”。
抑制通货膨胀率最先被想到的办法就是要对物价上涨幅度进行控制，使过高的通货膨胀率逐渐回落，好比受伤之后先止住血再说。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对这个问题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指望通货膨胀会迅速消除。原因在于：既然通货膨胀是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如上一节的分析），那就不可能通过紧缩需求来消除通货膨胀。
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节措施无非是提高利率，缩小信贷规模，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等等。必要时，政府还可以限制物价上涨率，限制工资增长率，乃至短期冻结工资与物价；为了抑制结构性通货膨胀，政府可以对不同的产业部门实行差别利率、差别税率或差别性的财政支出倾斜措施。在中国，如果宏观经济调节得当，不是没有一定效果的。但在经济体制尚未真正转轨的条件下，它们即使有一定效果，其效力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
对于中国抑制通货膨胀的策略问题，厉以宁教授以治病的疗法做比喻展开分析——如果某人有病，发高烧，那么究竟怎样治病应当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而定。大体上有两种治病的方法，即所谓“逆势疗法”和“顺势疗法”。“逆势疗法”是指：采取一切措施给病人降温，退烧，先把高烧退了，然后再慢慢调理，使病人逐渐复原；“顺势疗法”是指：先不急于给病人降温退烧，而是先综合治理，把病根除了，病人就会渐渐复原，体温也会渐渐趋于正常。是“逆势疗法”更有效还是“顺势疗法”更有效呢？这不能一概而论。因为病人得的病不一样，病人本人的体质也不一样。有的病人可能适合于“逆势疗法”，有的病人可能适合于“顺势疗法”；有的病人在患这种病时，适合于“逆势疗法”，而在患另一种病时，则可能较适合采取“顺势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