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经营管理的效率
“效率”一词的使用频率颇高，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尽管我们时常听到，也时常说起“效率”一词，但对其含义的理解却未必完全正确和透彻。从微观角度看，效率关系到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我们还是听一听厉以宁教授对这一术语的详细解释吧。
“效率”一词的使用场合相当广泛，关于市场运行就有著名的“帕累托效率”，关于政府政策的实施也要考虑效率，而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自然也有效率问题。
对于企业经营来讲，效率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就未必人人都能理解正确了。有人说，重视效率就是重视利润，利大效率高，利小效率低；还有人说，产值就是效率，效率高产值才多，效率低产值就少。甚至还有这种说法：“我们这个企业养活了多少多少人，这是给社会做贡献，这就是我们的效率。”厉以宁教授指出，这些理解都是片面的，不符合效率一词本来的意义。
效率反映投入产出之比，反映生产率的变化。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表明资源配置合理有效，这就代表效率。人尽其才和物尽其用，意味着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货畅其流，意味着流通速度的加快和闲置商品数量的减少。这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效率提高。
简单的说，在经济学中效率的高低升降是根据资源使用或配置的效率的变化来计算的。关于效率这一概念正确的含义，厉以宁教授引导我们从四方面来考虑问题。
第一，按照有一定投入就有一定产出的观点来看，不管投入多少都会有一定的产出，于是就要考虑：难道不管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都等于社会生产有一定的效率吗？假定生产过程中会使社会遭受严重污染，社会会受到重大损失，难道这也表明生产有效率吗？不生产这些产品，效率不更高吗？
第二，投入是投入者自行决策的，投入者只要愿意并且有能力投入，他就可以如愿以偿，然而产出却决不取决于投入者本人的意愿，也不取决于投入者本人有没有投入的能力，而要取决于产出是不是被社会所需要。社会如果不需要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这些产品积压在那里，销不掉，又有什么效率可言呢？不生产这些产品，效率不也更高吗？
第三，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所投入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资源。投入某一种资源，可以有不同的产出。社会对这些不同的产出，有不同的需求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一种资源投入后的效率是不一样的。不生产这一种产品而生产另一种产品，效率可能较高，也可能较低。因此，不能认为同一种投入就一定会有相等的效率。
第四，与上一个要点类似，任何资源都是供给有限的资源。同一种产出，可以利用不同的资源投入。由于社会上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不等，所以对某一种产出所需要的投入，社会有不同的评价。不利用这些资源投入而利用另一些资源投入，尽管产出是相同的，但效率却不一样。在讨论投入产出的效率时，也应当把这个问题考虑在内。
以上所论述的都是对效率本身的判断问题。这些分析还没有涉及效率与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涉及效率与地区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但也已经引导我们去思索效率的科学含义了。
通过厉以宁教授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到：我们不可能仅仅按照利润高低和产值大小来理解效率——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如果积压在仓库中，这决不意味着有效率；一个企业能养活多少人，这更不足以说明效率的大小——吃大锅饭的方式最能吸纳劳动力，但恰恰是无效率的同义语，这恰恰表明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资源配置不合理。
有效率的企业必定有竞争能力。它们究竟雇佣多少工人，取决于本企业的规模、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冗员多当然不能说明效率高。正确认识了效率的含义，才可能有的放矢的提高自身的效率，否则不但事与愿违，而且有可能影响经济改革整体的推进。
阅读后的思考：
企业管理问题是一个相当大的课题，诸如战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财务管理、质量管理……随便哪一个专题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你是否曾在企业中工作过，或者担任领导职务呢？你认为企业管理过程中都有哪些关键环节呢？厉以宁教授在以上的论述中，选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五个方面，并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加以分析。你不能指望阅读完上述内容就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企业家和管理者，厉以宁教授并不是在讲授一些管理技巧，而是在讲述企业管理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循的原则，避免我们走入认识的误区。理解了厉以宁教授的思想，你至少不会在大的方向上走错。
四、社会发展与区域经济
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与文凭竞争
如果在早些年提到人力资本，人们恐怕还会感到新鲜和陌生，而今人力资本几乎成了人人挂在嘴边的热门词汇。只要看一看各类培训班、辅导班的报名点处门庭若市的盛况，体味一下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们的身心压力，大家就可以想见当今的教育和人力资本受重视的程度了。
教育和培训是决定工人生产率，进而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在学校里花费更长的时间意味着推迟进入劳动力队伍，意味着晚赚钱，但同时也意味着未来收入的增加。可以说，选择在校受教育的人面临着今天的读书、闲暇与未来的消费、收入之间的替换。
大学有着明显的成本，不仅包括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而且还有机会成本——本来可以从一份工作中得到的收入。如果说企业用在机器、设备上的投资产生了物质资本的话，那么在教育上的投资就产生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发展来自于正规的学校教育、在工作中的学习（又称“干中学”）以及童年时期父母在时间和金钱上所做的许多投资。通过支付教育费用和技能培训费，个人能够凭借更高的工作能力谋取更高的工资，即获得投资回报。在某些情况下，回报未必以高工资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能是个人从事某项特定工作所获得的快乐、地位或者尊严。
美国在人力资本上投资巨大，地方、州和联邦政府每年在教育上的支出大约是2500亿美元；对中小学教育的政府支出则是地方和州政府的最大一项支出，占总支出的20％多。正是因为这样，要在美国找到一份好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教育水平与经历的影响。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个人经历越丰富，就越容易获得一份好工作。话务员、保洁员的工资远不如医生、工程师的多，就是因为二者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巨大差异，培养一名医生或者工程师至少要5至10年的专业学习时间，而培养一名话务员或者保洁员似乎至多一个月就够了。
在谈文凭竞争之前，我们还要把不对称信息作为引子。当雇主准备雇佣员工时，他虽然知道一些候选人的能力比另一些高得多，但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他无法识别出这些候选人是谁，为了做出最后的决策，他不得不利用所有可供选择的信息。教育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在一些职业中，有头脑、思维敏捷的能力是很重要的，而那些在大学里修完高深课程并取得好成绩的学生已经表明他们具有雇主所需要的那种头脑。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教育所做的主要不是提高生产率，而是确定哪些人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或者特殊的才能；学校对人才进行了筛选，教育水平则标志了一个人的能力。大学毕业生们较高的收入反映了他们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但劳动技能未必是从大学里学到的，也就是说，大学只不过是发现了人才。
对雇主来说，教育水平起着筛选和指示的作用。平均来看，那些完成了大学四年学业的学生的确比中途退学的学生更能胜任一些工作，雇主们重视的往往不是候选人在大学里学到了什么技能，而是首先想到了学位的完成是一个人更具有能力的信号——聪明的学生会感到学业很容易完成，因此没有什么离开学校的动机；而在退学的人当中，很有可能有一些是即使做了努力也无法毕业的人。
虽然以上的分析都是一般而论，我们不应该排除特殊的情况，就像中途从哈佛大学退学的天才比尔·盖茨，但是雇主必须根据有限的信息做出判断。平均而言，完成大学的学业是一个好信号。而根据信号判断总比试用员工要节省成本，于是，雇主们往往把机会给了那些具有“最好的”信号和资历的人。
随着生存竞争的日渐激烈，求职者在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自然会格外关注雇主的偏好，当大家发现了教育的信号作用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在学校里花费了他们本不愿过多花费的时间。也就是说，人们呆在学校里可能主要不是为了获得技能，而是为了使潜在的雇主相信他们是高能力的人，值得付给高工资！拿到文凭和学位成了人们学习的一大动力，正是这个趋势引起了所谓的文凭竞争。
比较有能力的人愿意努力显示他们自己，以使潜在的雇主相信他们确实是有才华的。为了标志自己更高的能力，他们往往在学校里呆上更长的时间，获得更高的学位。近些年来，许多职业对资格的要求都比以往提高了，这不仅反映了这些工作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增加了，而且也反映了文凭竞争愈加激烈的趋势。
工资差别
在生活中我们即使没有经历过，也会见过这样的情形——同一个人干不同的工作，工资待遇大不一样；同一件工作不同的人干，工资待遇也不尽相同。可见工资差别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那么工资差别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经济学家们将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种情况。
工资差别的一种原因是补偿性工资差别，即雇主有必要为一个工作的不合意的方面对工人做出补偿。某些工作乐趣很少，需要经常性的加班，或者工作地点不方便等，都使得这些工作必须提供更加诱人的工资补偿才能有人青睐。比如说，为一家公司发放报纸信件或者打扫卫生，这两件工作对员工的要求应当是差不多的，但打扫卫生的员工可能会得到稍高一些的工资，因为打扫卫生毕竟累一些，而且在某些人看来不甚“体面”；再拿同样的打扫卫生的工作来说，室内清洁人员的工资恐怕要比室外工作者的工资低，原因在于室外清洁人员在任何天气情况下都要照常工作，而且在诸如擦窗子时恐怕还要面临一定的“高空作业”的危险，所以理应得到补偿。其他的比如采矿工人的补贴，夜班工人的附加工资等等，都是补偿性工资差别的一种表现。
凡是涉及到工作环境差、神经紧张、风险责任大、缺乏自主性、社会等级低微等的工作，就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提供补偿性工资差别，以平衡由上述原因导致的对工作的规避厌恶情绪。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难见到这样一些工作，不仅工作氛围令人愉快，而且工资也很可观。要解释这种类型的工资差别，就要追溯到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了。
工资的差别由工人在生产率方面的差别来说明，被称为生产率工资差别。有些工人的生产率就是比其他一些工人高，这可以追溯到天生能力上的差别，也可能产生于学校教育和后天学习能力上的差别。不过有些时候，在具有相同经历、受过同样教育的人中间同样会产生生产率的差别，比如有些秘书办事总是比另一些秘书更麻利更干练，有些业务员总是比另一些业务员把事情办得更省时更漂亮。这或许和办事者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自身的品格特征有关，但不论怎样，高效率的工作表现获得高等级的工资总是合乎情理的。
我们在购买商品时的搜寻问题，事实上在寻找工作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在不同的工作机会中搜寻是要花费时间的，正如一家商店对某件商品的售价低于另一家商店一样，一家厂商完全可能比另一家厂商以更低的工资来雇佣员工，但是寻找工作的人却可能不知道。这样，由于不知道还有薪水更高的工作而迁就于低薪水工作的员工就不得不面对基于信息不完全的工资差别了。在功能完备的就业市场上，基于信息不完全的工资差别不可能持续很久，因为厂商可以从其他厂商那里寻找低工资的工人并将其争取过来，直到具有相同生产率并从事类似工作的工人都获得等量的工资。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实际中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厂商也不知道自己雇佣的低薪员工是因为生产率低而理应拿低薪还是尚未有机会证明自己的高能力。
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进一步分析。比如一家厂商正面对一个对薪水要求不高的求职者，聪明的厂商可能会这样做：提供给求职者高于其要求的工资数额但低于类似员工的普遍工资水平的薪水，这样既满足了求职者的要求，又可以为自己增加利润。但是如果厂商稍微细心一些的话就会进一步思索这样的问题：求职者原先所属的厂商在判别该求职者生产率方面一定比自己更占优势，如果他值得付给高工资，则他原先所属的厂商自然应当支付了，其他厂商将无法将此求职者争取过来；如果他不值得付给高工资，那么其他厂商完全可以通过自然流动或其他竞争方法将其争取过来，大可不必支付过高的工资了。这便又是一个逆向选择的例子，由于对潜在雇员的信息（比如薪水、特长、一贯表现等）的不完全了解，厂商没有动力去争取工人，除非一个工人到了新岗位上生产率大大提高。
因此，当我们认识到搜寻成本、不完全信息以及个人能力差别等因素使得劳动力的流动性受到阻碍时，就不会对工作内容相近的人工资存在差别的现象感到奇怪了。
相信生活中还有一种工资差别时时会引起人们的议论，即一些明星们的巨额收入问题。这种工资差别在经济学里被归于“声誉租金”。某些学科领域的专家，比如历届美国总统的顾问，往往一场讲座、演讲的出场费就高达5位数的美元；一些体育界的明星、演艺界的大牌们，更是以出场费的高低来标明自己的身价，其声誉已经把收入水平提高到了远远高于一般劳动者的水平，这就解释了那些令人咋舌的高收入。
当然，造成工资差别还有一些不大令人愉快的原因，那就是偏见、歧视以及裙带关系等因素。偏见和歧视在国外比较常见，拒绝雇佣上了年纪的工人是年龄歧视，黑人的工资低于白人是种族歧视，妇女难以找到工作或者获得低工资是性别歧视，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很少有机会得到高收入的工作则是职业歧视……如此等等，都是造成工资差别的原因。裙带关系其实也是歧视的一种，这在我国似乎更常见一些，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之风盛行的时候，哪个岗位安插什么人，几乎是负责人一句话就定了。即使是在崇尚竞争、相对公平的今天，高层管理人员仍然会依赖于一些可靠的员工来推荐新的工作人员，而这种判断几乎不可能不受到友谊以及其他关系的影响。
在以上各类工资差别中，补偿性的和基于生产率差异的工资差别几乎是无法消除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工资差别总会存在，这从另一个角度讲其实也是公平的体现。至于信息不完全以及歧视等造成的工资差别，则可以通过各方的努力来使其尽可能缩小。
意识形态的作用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一定社会或群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以及价值观等，它不仅反映了该社会团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为社会的集体行动提供依据与导向，而且对个人行为也提供了一套约束。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属于哲学范畴的问题，其实意识形态同样具有很重要的经济功能，这甚至构成了经济伦理学的基础。
在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法规、条例，这些可以算作是“硬约束”；然而有些事情几乎是无法通过制度来解决的，比如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信用问题，道德风险问题等等，这时伦理规范、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我们不妨称之为“软约束”。
意识形态往往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可以修正个人行为，进而减少、克服在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一类的机会主义行为。拿“三个和尚”的故事来说，如果每个和尚的觉悟都足够的高，自觉的去挑水，而且不计较个人的得失，那就不会有“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让人啼笑皆非的结局了。进一步的，各国政府也就用不着为公共物品的生产和管理问题而大伤脑筋了。又比如，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诚实无欺的对待他人的话，那么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也就不会存在了。社会总体由此会节约一大笔交易费用。或许有人会说，这种情况太理想化了，恐怕要等到共产主义实现、物质极大丰富之后才能出现了。的确，现实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改善的可能。
此外，意识形态的教育具有动员激励的功能，一方面可以激发成员的信心和热情，坚定实现目标的决心；另一方面则可以使团体的长远目标对成员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以各个个体的观念朝着集体的方向产生趋同性。意识形态的教育一旦持久化，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民族风格的形成。比如中国自古崇尚礼仪，讲究“面子”，于是意识形态在潜移默化之中就留下了谦卑隐忍的烙印，读书时决不与老师辩论，就业后不好意思提要求加薪、升职，受了欺负也很少据理力争，而是“忍一时风平浪静”……美国人则不然，自民族形成之始所受的就是个性化、独立化的教育，所以他们心直口快，言为心声，说话从不像中国人那样转弯抹角；他们讲究个人表现，就事论事，只要不妨碍他人，绝对是我行我素，根本不会有太多顾忌。德国则是个自律性很强的民族，他们之所以能从二战失败后的废墟上站起来，追求完美的严谨的个性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日本一直以来都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重视由权威人物确定的为国家利益献身和做出牺牲的道德，因此日本人的敬业精神为全世界所感叹，他们无怨无悔的为企业效劳，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一点决定了大多数日本企业是终身制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人力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越强，说明意识形态的资本越大，因而也就越容易生产出诚实、道德以及虔诚等社会必需的公共物品。意识形态的投资可以使这些公共物品增值，这一点已经为不少国家的政府所认同。所以，在很多国家看来，意识形态的投资不仅是一种社会需要，而且是一种社会责任。
福利的相对性
福利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也不专属于经济类学科，社会学、管理学等都曾专门研究过福利的问题。只是当我们日常提及自身福利问题的时候，似乎与经济学比较靠近一些。所谓福利，通俗的说其实就是日子过得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不过我们也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即使自己过得自认为不错了还不够，总想和与自己原先境况差不多的人比一比，其实这种比较的心理恰好就反映出了福利的相对性。
一个人对自身福利状况的判断，不仅取决于自己绝对收入的多少，而且取决于与他人相比之后的相对收入的多少，即物质之外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举例来说，食品市场的鸡蛋价格下降，这对全体消费者来说可是件好事，你花10元钱买了5斤鸡蛋，比平时节省2元钱，心里很高兴，效用比平时提高了；这时你听说邻居花9元钱也买了5斤鸡蛋，比你节省的还多，没准刚才的喜悦就消减了一半。再举一个更为普遍的例子，年底公司要发奖金，你得到了1000元，不禁喜出望外，可你肯定忘不了跟同事们比一比，如果大家都得到了1000元，你恐怕就没那么高兴了；更糟糕的是，如果大家都得了1500元，而只有你得了1000元，那么你非但不会高兴，恐怕会伤心甚至愤怒了。
由此可见，一个人要评判自己的福利水平，自己得到多少、日子过得如何还在其次，大家更关心的其实是自己的“相对位置”。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认为，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能消费的商品越多越高档，他所享受的福利就越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杜森贝利经过研究证实这种看法不尽正确。杜森贝利认为，每个人的消费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个人或家庭的消费支出不仅受自身收入水平的制约，而且会受到周围个人与家庭的消费支出的影响，只有当自己的消费能力提高了，而且比状况相近的个体消费得更多的时候，人们才会真正感到满足。杜森贝利的这一见解在经济学中被称为“相对收入假定”。
在此基础上，杜森贝利进一步指出，既然一个人对自身福利水平的判断取决于相对收入，尤其是那些自己心理上认同的人（即经济学中的“关系集团”），那么我们就必须更正一下以前的某些看法。首先，如果一个人的收入增加，福利水平比以前有所提高，但若提高的幅度小于别人，那么这个人就不会感到满足；其次，如果所有家庭的收入都得到了同等程度的提高，那么尽管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福利水平有所提高，但任何一个家庭都不会感到自己的福利水平提高了；最后一点恐怕有些费解但大多数情况下却是事实——你面临如下两种选择：一种是大家每人发1000元奖金你发500元；另一种是大家每人交1000元税金你交500元。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
在经济学中，福利、满足和效用的意义都差不多，因此也就都含有比较的意味。此外，虽然创造和积累财富进而提高消费能力是增加福利的重要手段，但并不是惟一的手段，福利不仅包括物质性的东西，而且包括许多物质之外的因素，诸如健康、快乐、名誉、社会地位等等。一个终日为金钱名利而奔波、展转于各类社交场合的百万富翁未必会觉得幸福，因为他几乎没有时间去享受；相反，一个工作普通、收入中等但心境淡泊的清寒之家未必就觉得不幸福，因为他可以在平淡之中感受温馨。说到这里，经济学和哲学似乎有些不谋而合。意识形态在这里似乎又发挥了作用，即一个家庭对福利水平的评价不仅取决于与他人相比之后的相对收入，而且取决于在非物质性因素上的相对状况。
人是最复杂的动物，所以人的需要也是多重的，包括物质利益、感情利益、精神利益等，这些利益的满足程度将决定自我感受的福利水平的高低。所以，当我们再看到、新闻中有关社会福利报道的时候，大可不必用自身的情况去和报道“拟合”，因为社会福利是一个总体水平的客观衡量，撇开了单个个体的主观感受。如果要一直享受高福利其实也不难，只要你真正调整好了心态，做到“知足常乐”。
最佳消费规模的确定
消费是再平常不过的一项经济行为了，要买什么东西，各买多少，几乎是我们每天都要盘算一下的事情。正是因为普通，所以我们很少费心思在日常消费上，买多少东西在多数情况下是“凭经验”判断的。但不管怎样，在每个月或者每个星期之初，我们总要大致分配一下支出，以免到最后入不敷出。
假定一个家庭的月收入为3000元，储蓄1000元以备不时之需，余下2000元作为每月的消费，也就是说，一个月里全家的吃、穿、住、用、行所涉及的开支都不能超过这2000元，那么这2000元在经济学上就称为预算约束。
为了方便下面的分析，我们将家庭开支分为两类，一类用于购买最基本的必需品——食品，一类用于购买其他的各类商品。既然任何家庭都不可能将所有的开支支付给一项支出，那么分配给这两类支出各多少消费额是合适的呢？如果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的话，那就是要使各类物品的消费都达到边际效用或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对一种物品拥有或者消耗得越多，消费者所感受到的效用就越低，即具有“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因此，随着对一种商品的拥有量接近效用最大化点，消费者会逐步考虑其他的商品。
消费者具体如何分配预算在不同商品上的支出与消费者的偏好有关。我们仍以家庭消费决策为例。有的家庭崇尚单纯实在的生活，可能比较注重吃好，于是会在食品的消费上多一些支出；有的家庭重视时尚文化，可能会比较看重文化消费，于是会在读书、娱乐、旅游等方面多消费一些。不管怎样，只在一种物品上支出的极端情况是极少见的。到底花多少钱购买食品，花多少钱用于文化娱乐，这被经济学家称为家庭的偏好结构或者消费组合。无论一个消费者或者家庭具有怎样的偏好结构，他总会在自己的预算约束之内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商品组合，以达到效用最大化。达到效用最大化的消费组合选择称为最优消费决策，或称达到了“消费者均衡”。
继续我们开始时提出的例子，假定一个家庭计划每月开支2000元，当时市场上单位食物的价格是每份40元（开支全部购买食物的话可以买50份），单位其他商品的价格是每份50元（开支全部购买其他商品的话可以买40份）。如果此时这个家庭已经购买了30份食物和12份其他商品，那么就该决策一下余下的200元钱是购买5份食物还是4份其他商品。如果最后5份食物的效用大于最后4份其他商品的效用，那么就将200元钱用于食物；反之则将钱用于其他商品。一旦最后一笔钱无论花在哪一种商品上所带来的效用都相等，那么这个家庭就达到了消费者均衡。
收入水平提高之后，用于即期消费的支出一般也会增加，但并非用于各种商品的支出都等比例的增加。随着收入的增加开支也增加的商品属于正常品，收入增加支出反而下降的商品就是低档品。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消费者和家庭往往会主要将收入支出在低档品上，随着收入的上升再增加正常品的消费。
总之，个人或家庭究竟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并没有什么可循的规则，如果要找“根据”，那就只有“效用”这一消费者的主观感受了。
储蓄及消费的跨期选择
不论个人还是家庭，很少有挣多少花多少的，在确定每一期预算约束的时候，总是会预先留出部分作为储蓄，以备不时之需。从这里我们就引出了消费的跨期选择问题。
消费和储蓄其实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概念，当人们在做储蓄决策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做消费决策——今天消费得少一些，即储蓄得多一些，就意味着可以在明天消费得更多。这一点其实和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选择两类商品的消费量颇为类似。通过推迟消费即储蓄，消费者可以增加日后拥有的商品总量，因为储蓄可以产生利息，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时间上的等待。
鉴于储蓄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有着相当的重要性，经济学家们对人们储蓄的动机做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佛兰科·莫迪利安尼的研究表明，退休是储蓄最重要的动机之一，这个动机常常被称为生命周期储蓄。莫迪利安尼指出，人们通常喜欢将他们的收入均分在所有时期上，而不是在工作时消费得多，退休后消费得少，所以人们会在工作时存钱，以便在退休后使消费不受影响。
除此以外，还有几点被提及较多的储蓄动机。有些人储蓄是为了给后代留下一些遗产，这被称为遗产动机，他们牺牲了本来可以享受的消费以提高自己后代的消费水平。从理性的经济人的角度分析，这种行为好像不是“利己”的，不过我们可以认为，父母从对孩子的馈赠中得到了快乐（效用是一种主观感受），他们的动机就是要增加自己的快乐，所以仍然是利己的。
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永久收入储蓄动机。对于一些小企业员工来说，企业经营状况往往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即收入在不同的时期可能变化会很大，既然没有为经营风险设立的保险业务，这些人就会进行储蓄以尽量减少收入在不同时期的波动。弗里德曼强调，人们的消费同“永久收入”有关，这一收入是高收入期与低收入期收入的平均数。人们往往把经营旺季的收入储蓄起来以便在经营淡季里消费。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理论和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颇为相似，实质上都指出了储蓄以取得更均匀的消费的作用。
在生活中，常常会出现未预料到的对资金的需要，如医疗费用、意外事故的花费等等，为了突如其来的事件而进行储蓄的动机被称为谨慎储蓄动机。随着各类社会保险和私人保险的出现，目前对谨慎储蓄的需要正逐步缩小。
最后还有一个储蓄动机称为目标储蓄，即人们为了特定的目标如购买住房、供孩子读书等而进行的储蓄。这类储蓄往往都是暂时性的。
至于人们如何进行消费与储蓄之间的权衡，也受多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人们对风险的态度不同，决定了储蓄与否和储蓄多少的问题。风险偏好者倾向于消费，风险规避者则倾向于储蓄。其次人们对收入的预期也会影响储蓄与消费的决策。如果预期年末的收入将增加，那么增加一些即期消费也无妨；如果预期自己有可能被减薪甚至辞退，那么必然会增加储蓄以应付日后的难关。第三点与国家的宏观政策有关，即当利率上升的时候（假定通货膨胀率不变），放弃一些即期消费可以获得更多的未来消费，储蓄就比较划算；反之，如果利率下降或者通货膨胀率很高使得实际利率降低，那么借钱增加即期消费就是合算的。最后，消费行为还受到消费惯性以及社会攀比行为的影响。举例来说，一个一向奢侈的家庭，每个月的支出都在3000元以上，偶尔一个月的收入相当吃紧，可是由于消费惯性以及攀比心理的存在，恐怕借钱也要维持一下原水平，以与水平相当的阶层的家庭保持一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奢侈浪费从不值得提倡，但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节俭也未必在任何时候都好。因为在国民经济再生产的经济循环中，因节俭而形成的储蓄不可能全部转化为投资，从而会出现总需求不足，进而引起宏观经济的紧缩，甚至会导致经济危机。但在通货膨胀时期，节俭和储蓄可以紧缩国民生产总值，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这时的储蓄对国家来讲是最有意义的。
公共选择理论
如果一个问题拥有多个不同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就面临着选择。有些问题事关个人，所以决策起来很容易。比如说你打算买一套衣服，那么究竟买什么样式、取哪个牌子就完全凭你自己的偏好了，纯属个人选择问题。但是如果是一群好朋友一起出去吃饭或游玩，选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地方恐怕就要费点事；至于说公众选举或讨论提案等“大事”，就更需要大家共同商讨了。后面所述的情况都属于公共选择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新近兴起的一个分支，随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受到重视，公共选择理论也越加受到关注。在公共选择理论中，比较著名的有多数投票原则、不满意最小化原则和咯吱轮原理等。
我们曾提到，“搭便车”问题的存在使得公共物品无法由私人生产供给，而只能由政府出面来承担。政府如何提供公共物品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共选择问题。假定某地方政府打算修建一座公园，由100个代表对甲乙两个修建方案进行表决。甲乙两个方案的投资和回报都相等，但对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来说收益不同。如果最后甲方案以51票对49票获胜，那么结果是51个投票人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付出51％比例的投资并获得相当大的收益；另49个投票人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得不到很高回报却仍要付出49％比例的投资。但从总体上看，公众的收益是一样的，而且甲方案既然满足了大多数人的要求，在经济上就是有效率的。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多数投票原则决定了社会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一笔有限的税收，用于修路就无法用于教育，于是偏好交通顺畅的人无形之中就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了偏好文化教育的人，尽管后者缴纳了同样的税赋。
当然，多数投票规则也有失效的时候，往往使一些选举、表决等流于形式。比如说一家工厂选举厂长，1001名职工对甲乙两位候选人进行投票。甲能力强，乙能力弱，但并非所有1001名职工都了解这一点，小王就是这么比较“糊涂”的一位。他会怎样投票呢？首先，他会想自己的一票无足轻重，影响力不足千分之一，而且“一票定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投票人越多，两个候选者各得一半选票的几率就越小）；其次，他这一票无论是投对（投给甲会改善工厂的经营状况）的收益还是投错（投给乙或许使工厂亏损）的损失都不由自己一个人承担，而是分摊给全厂1001名职工；最后，如果小王打算认真投对票的话，那么他必须花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两位候选者的情况，这个成本可没人替他分担。这样，小王最后便随意的投上了一票。如果在1001名职工中像小王这样的占了多数，选举结果可就不敢保证了。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在面对公共物品的场合，人人都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结果未必理想，也就是说，各个个体理性的集合未必构成集体的理性，反倒有可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在公共选择中，有些时候多数投票原则无法解决问题。比如说甲乙丙三人对abc三个方案投票（以1、2、3代表赞成程度），就有可能产生三个方案评价相等的情况。这时的一种解决办法就是采用“不满意最小化原则”，即从反面评价abc三个方案，遭非议最少的一个方案获得通过。
任何一个国家里总会存在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政府施加压力以满足自身的利益。虽然贸易有诸多好处，但考虑到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政府还是要采取一些限制贸易的措施，可见利益集团的地位和作用。
当面对存在矛盾冲突的利益集团的时候，政府无法找到一个“使大多数满意”的方案，于是只好考虑哪一个政策将产生最少的怨言，折衷一下实施。这是在现实中最为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对于这个现象文艺作品还专门有所批判，说的是某单位评选先进，好几个候选人都比较有“背景”，很让厂长犯难，最后为了不得罪任何人，厂长把先进的指标给了传达室的老大爷。在不满意最小化原则的指导下，老大爷获得了意外的收获。
此外，当存在多个利益集团的时候，政府的决策往往迎合那些不满最强烈、反对呼声最高的利益集团。这一现象被归结为公共选择的“咯吱轮原理”——木制手推车的轮子因摩擦总是咯吱咯吱的响，只有加润滑油才能止住响声。越是叫得响的轮子越是先得油，而且得的油越多。
不满最小化也好，咯吱轮原理也好，其实都是一种妥协，或者说是中庸之道，于是政府往往因此而被批评为“没有决断力”或者是“和稀泥”。但不管怎样，在社会利益最大化无法达成的时候，不满最小化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决策规则，而且敦促政府在决策时不仅顾及多数人的利益，还要考虑少数人的利益。此外，这一机制也为不满集团表达意见提供了机会，于社会安定也是有好处的。
政策的公平与效率
有句话叫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用于一个国家和社会，可以说明制度和规则的重要性。在体育界有个说法：两支不守规矩的足球队加上一个无能的裁判，结果必然上演一场糟糕的比赛。有的经济学家将此话套用了一下——一个混乱的市场加上一个无能的政府，尤其是一个“乱来”的政府，这个社会肯定乱套。这话不假，也从反面强调了政府制定完善的制度和规则的重要。
或许制定一项规则和制度并不难，但几乎令各国政府都比较头疼的是如何在制度中兼顾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公平总是与规则联系在一起的，但也是最难把握的。因为公平是相对某一规则而言的，依据不同的尺度会有不同的意义；对一种规则来说是公平的规定，从另一种规则来看可能就是不公平的。举个例子来说，有饥饿的兄弟二人要分一块饼吃，有多种分饼的规则都不失公平——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谁挣的饼谁多分；按照权利等级的原则，谁是家长谁多分；按照尊老爱幼的伦理原则，谁年幼谁多分……可见这几个规则的“公平”之间的确存在着矛盾，如果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哥哥挣了饼便应多分，但从尊老爱幼的角度看确实有失公平。生活中我们也常见这样的现象，那就是政府无论出台怎样的规定，总会有人抱怨不公平。
征税是各国政府的一项常规工作，如何制定公平合理的税收政策是政府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美国，征税的艺术一度被用如何能够拔鹅毛而又不让鹅嘎嘎叫的比喻来描述。因为现实中每个人都愿意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务却不情愿纳税或者希望别人来付账。
税收制度同样面临着公平与效率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对公平的理解集中于两个原则：横向公平——具有相同或相似情况的人交纳相同或相似的税金和纵向公平——境况好的人多交税金。不过这公平原则中间其实还是有些含糊，比如两个具有同样收入的家庭，家庭甲所有的收入都是一个人挣的，而家庭乙是父母二人必须全天工作才能挣得同等收入，按照家庭总体情况征税，家庭乙就“亏”了，因为他们显然付出了更多的劳动；此外从纵向公平的角度说，富人比穷人多交多少税金才算公平呢？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说来容易实施难的。
总体来说，税收制度分为累进制和累退制。富人比穷人缴纳其收入中更大比例的税收制度称为累进制，而穷人缴纳更大比例的制度则是累退制。我们或许从直觉上感到累进制更显得公平一些，这也正是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税种的实际情况。支持这种税制的论点有很多，比如“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尽其所能去提高境况最糟糕的人的福利”，“额外1美元带来的利益对于富人而言比穷人要低”等等。但是由此也牵涉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效率。
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个人有享受其劳动成果的基本权利，如果某些人工作很努力或者很幸运的比别人具有更高的生产率，那么他们理所应当的获得高收入。而累进程度高的税收制度意味着对富人多征税，这无疑会损伤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损伤企业家承担风险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的效率。为了缓和这个矛盾，不少国家对热心投资于研发的企业降低纳税额的要求，这类安排就是税收补贴。
除了累进和累退原则在税收制度中的应用这个典型例子之外，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资源分配的制度原则。比如价格的自由竞争原则，被认为是最合理有效的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竞争规则，你想要什么东西，只要自己努力挣钱就可以按市价购买，出价越高，获得的物品就越多越好；按年龄、资历分配住房，按先来后到的原则分配培训指标，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规则，不可能长期占主导地位，却是市场竞争的一种必要补充（尤其与社会福利制度相联系的时候）；以权力大小进行资源分配，则是专制制度残留下的弊病，几乎谈不上有效率。
由于一个规则总有其创新和合理之处，也难免产生低效和不公，所以很少有哪个国家针对一项事务只采用一套规则，而是采取一种规则占主导地位，多种规则相配合的组合形式，尽可能的做到公平与效率的协调。
中国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令人忧虑的中国教育现状
高素质的国民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也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最坚实的基础。而中国国民素质却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差距甚远，不得不令人忧思；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虽然我们都明白“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道理，但相对封闭落后的教学方式，供不应求的受教育机会，却使我们在谈到发展教育时总有些无奈和力不从心……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中国的教育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广泛而热切的关注。“大学热”自不必说，“考研热”、“考博热”也在逐年升温。每年夏天，几百万的高中生步入考场，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在此一搏，然而其中的大部分却仍然要以失败告终，现实可谓残酷！失败者真的是水平很差吗？不尽然。据教育专家的研究，我国高考试题的难度甚大，与许多高收入国家相比，我国落榜生中的大多数水平并不低于国外高校录取的新生。那么为什么落榜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呢？用经济学的话来解释就是：高等教育供不应求，或者说高等教育还处于卖方市场的地位；而且这一趋势甚至逐步蔓延到了初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