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形呢?那就得探讨他们每个人的基本信念、价值体系及自我认定了。有些人之所以会流浪街头，乃是因为他打从心底认为自己属于“无家的一群”；至于那些没有流浪街头者，乃是他们认为自己只是“暂时没有家”而已，在这种念头下，最后终会再回到传统家庭生活方式之中。要想永远改变无家者爱在街头游荡的习性，那就必须改变他们对自我的认定。
自一九八四年以来，我就致力于帮助纽约市南区、夏威夷及圣地亚哥的无家者，改变他们对自己的认定，从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转换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每一年在我的课程中，必然会有一晚让上课的学员跟当地的无家者共聚，为他们打气，协助他们改变人生。一个晚上心灵交流的结果，收效远超出我们的想像与期望。
最成功的例子之一是针对一位名叫T．J．的年轻人，我们两年前在街头遇见他，为了探究他的人生经历，于是拉来一同进餐。当时他已游荡街头十年之久，染有吸食古柯硷、美沙酮以及安非他命的恶习，据他描述日子过得有如断了线的风筝。大概花了个把钟头，那些参加研讨会舶学员很快地就帮他改变了先前的信念，同时也想出不少支持他重新建立自我的方法。
今天，T．J已不再流浪街头，同时也戒除了毒瘾，更可贵的是他对社会作出很大的贡献，在德州担任一名消防队员。最近这两年里他还来到我的研讨会中，帮助那些跟他过去有相同习性的学员。
跟许多无家者交谈当中，我发现他们几乎都跟T.J．很像，吸食毒品、酗酒、无家可归，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未来。他们之所以跟正常人有别，乃是受制于神经链，而所持的价值观又阻得了改变；至于心则使他们无力去追求真正的快乐，特别是他们的自我认定使他们始终跳脱不出既有的环境。由于他们认定自由是最高的价值之一，所以即使身处在恶劣的环境之下亦甘之如饴，毕竟他们无须去遵照社会上的那一套标准，从而也免去了那一套所带来的压力。此外，流浪街头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有机智才能存活下去，所以无家者都会认为自己是个“强者”，从而便物以类聚地结合成一个特殊族群。无家者的个性不能以常理来看，我就认识几懂无家者，日后即使重回家庭，偶而仍会再回到收容所去住个几天，他们对“无家者”的自我认定，造成难以忘情于流浪街头。
你我都可成为一座桥，借着善意和关怀，可以帮助无家者走出现实而可悲的世界，重新加入社会，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事情越觉得迫切就越会有行动，如果你能和无家者建立友谊，提供他们新的心范，就能帮助他们建构出新的信念和新的自我认定，你可知这会造成何等影响吗?别忘了，小小的努力就能造成大大的改变。
狱政制度的挑战
我们的狱政也同样有毛病，每个明眼人都可看出当前狱政的无能，以致犯人的再犯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二。一九八六年根据联邦及各州立监狱的统计，百分之六十的犯人入狱二次以上，百分之四十五的犯人三次以上，百分之二十的犯人六次以上。
过去五年当中，监狱里的人口大增，结果是造成犯人活动空间狭窄的压力。为了纾解这个压力，有不少犯人很快地就被释放，同时还给了二百美元的走路费，这无异于纵虎归山。很显然地，我们的狱政尚未学会如何改变他们的决策方式，试想，如果周遭环境中得付保护费才能免去被修理或被强暴，得去偷窃或加入帮派才能生存，请问，你对自己的未来和这个世界还抱着希望吗?罪犯被轻易地释放，为了生存他们还是会继续重操旧业，因为在他们那个世界里只有遵循野蛮的规则，才能得到认同和名声。
一位犯有前科的人曾对我说：“每当一被释放，我就想到再回去，毕竟这个圈子之外我不认识什么人。在监狱里我颇受大家尊敬，又有手下帮忙修理不听话的人，可是一走出那个圈子我就什么都不是了。”把那些罪犯送到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他们就会觉得人生掌握不住，从而便保证会有意或无意地重回他心目中的“家”。
像这种循环犯罪的情况是否能改变呢?当然可以，只要把痛苦跟坐牢连在一起、把快乐跟出狱连在一起就行了。最近我和一位服刑八年而甫出狱的杀人未遂犯交谈，当问起他是否会再杀人时，他笑了笑地说道：“那还用说，如果那个人敢拿走我的吗啡。”我接着问：“难道你不怕再进监狱吗?”他说道：“一点都不怕，监狱没有想像地那么糟，在那里我不必担心下顿饭没着落，并且还有电视可看。至于其他的狱友我也知道如何应付，所以坐牢还真没什么好担忧的。”并非监狱对他犯法的行为无法吓阻，而是他并不觉得坐牢是件痛苦的事。
相反地，我们来看看法兰克?艾伯根奈尔的坐牢经验，他是《有本事就来抓我》一书的作者。他是举世闻名的大骗子，曾经在世界各地乔装成泛美航空公司的驾驶、医院主管、路易斯安那州的总检查官以及其他种种角色，骗了几百万美元。然而今天，法兰克是一位着名的银行保全系统的专家，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
到底是什么原田改变了他?痛苦。有一次他又故技重施，结果失手被捕而关进法国监狱。在牢里他没受到一点严刑，可是却让他痛苦的不得了。第一，他被关在一间暗五天日的小牢房之中，跟外界完全地隔绝，没电视可看、没报纸可读、没收音机可听、也没人可以谈话；第二，狱方根本不给他哪一天释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