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只是一个理论？第二章 狗、牛和白菜第三章 报春花的宏进化之路第四章 安静与缓慢的时间第五章 就发生在我们眼前第六章 缺失的环节？你说的“缺失”是什么意思？第七章 缺失的人们？不再缺失第八章 你自己在9个月内就做到了第九章 大陆方舟第十章 亲缘关系树第十一章 历史，写满我们的周围第十二章 军备竞赛和“进化的神义论”第十三章 生命以此观之，何其壮哉.9
因此，雷蒙德·达特将该属的模式标本（汤恩小孩）命名为“南方古猿”，我们便被我们祖先的这个极其缺乏想象力的名字束缚住了。它仅仅表示“南方的猿”，与仅仅表示“南方国家”的澳大利亚完全无关。你可能认为，达特为这么重要的一个属想出的名称是很富有想象力的。他甚至可能已经推测到，该属的其他成员即将被发现于赤道以北的地区。
图34 “普雷斯夫人”
被称为“普雷斯夫人”（Mrs Ples）的头骨，比汤恩小孩略为年长，虽然缺失了下颌，却是我们拥有的保存最完好的头骨之一。“普雷斯夫人”（事实上可能是一个小体型男性而不是一个大体型女性）因其最初被归类在迩人（Plesianthropus）属中，所以“她”获此昵称。迩人的意思是“近乎人类”，与“南方的猿”（southern ape）相比，是一个更好的名字。有人可能会希望，当以后的分类学家确定普雷斯夫人及其同类确实和汤恩小孩属于同一个属时，“迩人”就会变成他们的共有名称。不幸的是，动物命名法的规则，严格得几近迂腐。命名在时间上的优先性，要高于感觉和适合性。“南猿”可能是个糟糕的名称，但不管怎么说，它在命名日期上早于“迩人”这个合理得多的名称。看来，我们被“南猿”这个名称束缚住了——除非（我仍淘气地希望）某个人在南非博物馆尘积已久的储存柜里，发现了一个与普雷斯夫人和汤恩小孩同类的、被遗忘已久的化石，它贴着写有“Hemianthropus（半人）模式标本，1920”这一字迹潦草的标签。那么，一夕之间，世界上所有的博物馆，将被迫给其南方古猿的标本和铸模重贴标签，所有关于史前人类的书籍和文章，也都不得不纷纷效仿。全世界的文字处理软件，都将全力地搜索出Australopithecus（南方古猿）这个词，然后替换成Hemianthropus。我想不到在任何其他情况之下，国际规则能如此强有力地在一夜之间，就下令在全世界进行一次追溯性的文字修改。
我现在要讲另一个关于所谓的“缺环”和“命名的任意性”的重要观点。显然，当普雷斯夫人的名字从“迩人”变成“南方古猿”，现实世界并未发生任何改变。这一点，大家应该都同意。但是，请考虑一个类似的情况——因解剖学原因，人们重新检查了一种化石，然后将其从一个属移到了另一个属。又或者其“属”性地位被相互争鸣的人类学家们所争议——这是经常发生的。毕竟，进化逻辑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一定曾有个体恰好位于两个属的分界线上（如南方古猿属和人属之间的分界线上）。我们看一看普雷斯夫人和现代智人的头骨，就会很容易地得出结论：是的，毫无疑问，这两个头骨属于不同的属。如果我们认为人属的所有成员，都是南方古猿属中的祖种的后裔（当代几乎每一位人类学家都接受此观点），那么情况必然如下——在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的传衍链上，一定至少曾有一种个体恰好位于分界线上。这是一个重要观点，所以请允许我多讨论一会儿。
图35 KNM ER 1813
图36 KNM ER 1470
请记住作为26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非洲种之代表的“普雷斯夫人”的头骨形状，然后，让我们来看一看图35中的被称为KNM ER 1813的头骨；接着，再看图36中的被称为KNM ER 1470的头骨。后面的两个大约都要追溯到190万年前，而且被大多数的权威归到人属。如今，1813被归类为“能人”（Homo habilis），但它一开始并未被归类为能人。1470也被归类为能人，直到最近，有一个进行中的动议，想将它重新归类为鲁道夫人（Homo rudolfensis）。再一次地，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命名”是多么短暂易变。但不管怎么样：双方看来都认可“人属”这个立足点。普雷斯夫人（及其同类）的明显不同是——她有一张更向前突出的面部和更小的脑室。而在这两方面，1813和1470似乎都更接近于人，普雷斯夫人则更接近于猿。
图37 “崔姬”
接着，看一看这个被称为“崔姬”（Twiggy）的头骨。现在，崔姬通常也被归类为“能人”。相对于1470或1813的口鼻，普雷斯夫人的口鼻就已经比他们的突出了，但崔姬的口鼻却更加突出。当你被告知，崔姬被一些人类学家归为南方古猿属（Australopithecus），而被另一些人类学家归为人属时，你也许一点儿也不会觉得惊讶。事实上，这三个化石已经在不同的时期，分别被归类为“人属能人种”和“南方古猿能猿种”。正如我已经指出的，一些权威在某些时期曾赋予1470一个不同的种名，将其从habilis改成rudolfensis。而且更有甚者，rudolfensis这个种名已经被固定在“南方古猿属”和“人属”这两个属中。总之，这三个化石在不同的时期，被不同的学术权威授予了不同的名称，以下是这些名称：
KNM ER 1813：南方古猿属能猿，人属能人（Australopithecus habilis, Homo habilis）
KNM ER 1470：南方古猿属能猿，人属能人，南方古猿属鲁道夫猿，人属鲁道夫人（Australopithecus habilis, Homo habilis, Australopithecus rudolfensis, Homo rudolfensis）
OH 24（“崔姬”）：南方古猿属能猿，人属能人（Australopithecus habilis, Homo habilis）
这样混乱的名称会动摇我们对进化科学的信心吗？恰恰相反。这正是我们应该期待的，因为这些生物都是进化的“中间型”——它们是曾经缺失的，但现在已不再缺失的“环节”。如果没有如此接近分界线，以至于难以分类的中间型，我们才应该大感忧虑！事实上，从进化的观点来看，如果化石记录更为完整的话，那生物便不可能被赋予独特鲜明的名称。而在某种程度上，化石的罕见是值得庆幸的。如果我们的化石记录是完整连续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对种和属赋予清晰的名称，或者至少会很成问题。可以这样说——古人类学家之间主要的纷争根由（即争论这样或那样的化石是属于这一种/属还是另一种/属）都是深刻而有趣的徒劳。
让我们假设一下：由于某些侥幸，我们幸运地拥有了所有进化性变化的连续化石记录，没有缺失任何环节。现在让我们来看赋予1470的四个拉丁名。从表面上看，从habilis到rudolfensis的变化，似乎小于从“南方古猿属”到“人属”的变化。同属内的两物种相似度，要大于两个属之间的相似度，不是吗？这不就是在分类级别当中，属级（如与非洲猿并列的人属或黑猩猩属）与种级（如黑猩猩属中的黑猩猩种或倭黑猩猩种）之间区别的根本吗？嗯，没错，当我们给现代动物分类时，这是正确的，现代动物可被视为进化树上细枝的末梢，而它们位于树冠内部的祖先，则都已经安乐地灭绝，退位让贤了。自然地，那些在树冠内部深处分叉的各树枝彼此相似度要低于那些分叉点（晚近的共祖）更靠近末梢的树枝的彼此相似度。只要我们不尝试对死去的先辈进行分类，这个系统就可以运作。但只要把我们假想的“完整化石记录”纳入进来，所有整齐的分隔就崩溃了。作为“行业通例”的离散名称，就变得不可能适用了。如果我们穿越时光，稳步地向前追溯，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种结果——就像我们在第二章中对兔子所做的追溯那样。
当我们往前追溯现代智人的祖系时，一定会有一个时代，那时的祖系和现代人具有足够大的差异，以至于应被赋予一个不同的种名，如匠人（Homo ergaster）。然而，这种追溯中每一步的个体，都与其亲代和子代足够地相似，因而它们都会被归为同一物种。现在我们再接着追溯匠人的祖系，一定会出现一个时代，在那时我们所得到的个体与“主流”匠人的差别足够大，以至于应被赋予一个不同的种名，如“能人”。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一主张的关键点。当我们向前追溯得更远，一定会有某个时代，在那时我们开始碰到与晚期智人差异足够大的个体，以至于应赋予其一个不同的属名：如南方古猿属（Australopithecus）。问题在于，“与现代智人的差异足够大”和“与最早的人属生物（这里指能人）差异足够大”完全是两码事。请想一下诞生的“第一个能人”。她的父母还是南方古猿。她和她的父母属于不同的属吗？这样问真是太蠢了！是的，这的确是蠢话，但实际上并不是这句话的错，错的是我们人类坚持把一切都推入到一个有名有分的范畴。事实上，并不存在“能人的第一个标本”这样的生物。也没有任何门、纲、目、科、属、种的“第一个标本”。每一个曾经诞生的生物都会被归为和其子代与亲代完全同样的物种（如果恰有一个动物学家在旁边进行归类的话）。然而，由于现实情况的后见之明及“缺失大部分环节”所带来的益处——是的，这反而成了一种“益处”——这才让人们可能分出不同的门、纲、目、科、属、种。
我希望我们确实有一条完整无损的化石链——一个记录了发生过的所有进化性变化的“电影胶卷”。我希望如此，不仅仅是因为我乐于见到那些动物学家和人类学家被弄得灰头土脸。他们彼此之间长期争吵，一生都在争论着这样或那样的化石属于这一物种还是那一物种，这一属还是那一属。先生们（我很好奇为什么似乎从来不是女士们），你们所争论的是字词，而不是现实。正如达尔文自己在《人类的由来》中所说的：“在这不知不觉地渐变的一系列形态中——从一些类猿的生物到现今存在的人，我们不可能将‘人’这个词放置到其中任何一个定点上。”
让我们伴随着化石继续行进，并观察其中那些已不再缺失的、晚近的环节（虽然它们在达尔文时代是缺失的）。在我们和像1470、崔姬这样的各种生物（它们有时被称为智人，有时被称为南方古猿）之间，我们可以找到什么样的中间型呢？其中一些我们已经见过了，如爪哇人和北京人——它们通常被归类为直立人（Homo erectus）。这两种人生活在亚洲，然而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我们人类的大部分进化都发生在非洲。爪哇人和北京人，以及它们的同类，都是来自“非洲母亲大陆”的移民。而一直在非洲的那些“同胞们”，现在通常被归为匠人（Homo ergaster）——虽然多年以来都被称作直立人——这又一次表明了我们的命名程序靠不住。最著名的匠人标本——迄今发现的最完整的前人类化石之一，叫作图尔卡纳男孩（Turkana Boy）或纳利奥科托米男孩（Nariokotome Boy），是由卡莫亚·基穆（Kamoya Kimeu）发现的［卡莫亚·基穆是玛丽·利基之子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的古生物学家团队中，一位化石发现者之星］。
图38 直立人
“图尔卡纳男孩”生活在约160万年前，殇逝时约11岁。有迹象表明，如果他活到成年，将长到6英尺高。预计他成人时的脑容量将达到约900毫升（cc）。这是典型的匠人或直立人的大脑——其容量约1 000cc。它明显小于现代人的大脑（1 300或1 400cc左右），但大于能人的大脑（约600cc），而能人的大脑又大于南方古猿的大脑（约400cc）和黑猩猩的大脑（约400cc）。你应该记得我们的结论：我们300万年前的祖先有着与黑猩猩同等容量的大脑，但却靠后肢行走。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下半部的故事（从300万年前到近代）将是一个大脑尺寸增加的故事。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我们有很多匠人/直立人的化石标本，它们介于现代智人和200万年前的能人之间，是极具说服力的“不再缺失的中途环节”，而能人又是回溯到3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的一个美丽环节（而我们看到，南方古猿已可以被很恰当地被描述为一种直立行走的黑猩猩）。你还需要多少环节，才会承认它们已不再“缺失”？还有，我们能否弥合匠人和现代智人之间的鸿沟？是的——我们有数量丰富且涵盖了过去几十万年的化石，这些都是介于它们之间的中间型。有些已经被赋予了种名，如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罗德西亚人（Homo rhodesiensis）和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其他的（有时和上面的是相同的）则被称为早期智人。但是，正如我一直在反复说的，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环节已不再缺失。中间型比比皆是。
只要去看看
于是，我们有了逐渐变化的良好的化石记录：从300万年前的直立行走的黑猩猩“露西”，直到今天的我们。历史否认者该如何应对这些证据呢？一些人会严词否认。我在2008年为第四频道的电视纪录片《天才的查尔斯·达尔文》（The Genius of Charles Darwin）进行采访时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当时采访了温迪·赖特（Wendy Wright），她是“美国忧心妇女”（Concerned Women for America’）组织的主席。她认为，“房事后的避孕药是恋童癖者最好的朋友”，这让我大致了解了她的推理逻辑，而且在我们的采访中，她完全未出我的意料。该采访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用于纪录片。下面是一段更全面的笔录，但显然为了本章的目的，我仅提供我们讨论人类祖系化石记录的那部分笔录。
温迪：我要重申的是，进化论者们仍然缺乏支持其理论的科学依据。不仅如此，实际情况是，不支持进化论的科学被审查过滤掉了。例如，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的进化是没有证据的。如果，如果进化发生了，那么肯定，无论是从鸟类到哺乳动物，或者，或者，甚至更大的范围，都必然至少有一个证据。
理查德：我们有大量的证据。但很遗憾，你们这些人不断重复这种碎碎念，因为你们，你们只听自己人的说法。我的意思是，你们只需睁开自己的双眼，去看一看证据。
温迪：拿给我看，给我看，给我看骨头，给我看遗骸，给我看从一个生物到另一个生物的过渡阶段的证据。
理查德：每当一个物种和另一物种之间的化石被发现时，你们就会说：“啊，以前只有一个缺环，现在有两个了！”我想说的是，几乎每一个被发现的化石，都是介于某一物种和另一物种之间的中间型。
温迪［笑］：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史密森尼自然历史博物馆（Smithsonian Natural History Museum）就会充满了这些标本，但是它没有。
理查德：有啊，它有……就人类的进化来说，自达尔文时代以来，现在我们已经有大量关于人类的中间型的化石证据，例如，南方古猿属的各个物种，还有……还有能人——这是介于老物种南方古猿和新物种智人之间的中间型。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你不把这些看作中间型呢？
温迪：……如果进化真的有真凭实据，那么它会展示在博物馆里，而不只展示在插图中。
理查德：我刚刚就跟你说过，有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早期智人与现代智人——这是一系列漂亮的中间型。
温迪：你仍然缺乏物证，所以……
理查德：物证就在那里。到博物馆去看一看它……显然，在这里我没有物证，但你可以去任何博物馆，然后就会看到南方古猿，就会看到能人，就会看到直立人，你还可以看到早期智人和现代智人。一系列漂亮的中间型。我都已经列出来了，你怎么还是一直说“把证据呈给我啊”？去博物馆看一看吧。
温迪：但我去过。我已经去过博物馆了，但是我们当中还是有很多人都不信服……
理查德：你见过，你见过直立人吗？
温迪：我觉得这是一种别有用心，通过这种颇具压制性的努力，来说服我们，给我们洗脑。但这么多人仍不相信进化论，似乎让你们很受挫。现在，如果进化论者们对其信仰果真信心满满的话，那么就不必费力地审查过滤信息了。这表明，进化论仍然缺乏证据，而且存在问题。
理查德：我……我承认我很受挫。这和压制无关，我已经告诉你了有关四五个化石的事实……［温迪笑］……但似乎你只是一味地忽略我在说的话……为什么你不去看一看那些化石呢？
温迪：……如果它们在我已经去过多次的博物馆里，那么我会客观地看待它们，但我要重申的是……
理查德：它们就在博物馆里。
温迪：我要重申的是，进化哲学会引发对人类有极大危害性的思想……
理查德：好吧，但是，难道进化哲学不是一个好思想吗，不要一味地误解达尔文学说，在政治上，这种误解已经被极其恶劣地滥用。如果你试着去了解达尔文学说，那么你应该会消除这些可怕的误解。
温迪：好吧，事实上，我们常常被进化论支持者的咄咄逼人所逼迫。我们不是在躲避你一直呈现的这个信息。我们不是对达尔文学说一无所知，因为我们不可能摆脱它。它始终在逼迫着我们。不过，我觉得你的受挫来自这一事实，就是我们当中很多人看到了你们的信息，但仍然对你们的思想不买账。
理查德：你见过直立人吗？你见过能人吗？你见过南方古猿吗？我已经向你问过这些问题了。
温迪：我所看到的是，在博物馆和教科书里，不论在什么时候，它们声称要展示一个物种和另一物种之间的进化性差异，都是凭借插图和绘图……没有任何物证。
理查德：好吧，你可能需要去内罗毕博物馆（Nairobi Museum）看一看化石原件，但你也可以看看化石的铸模——在你愿意去参观的任何大型博物馆里都有这些化石的精确复制品。
温迪：嗯，让我问一下，你为什么如此咄咄逼人？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相信你所相信的，这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
理查德：我不是在讨论信仰，我是在讨论事实。之前我已经跟你说过某些化石，可是每当我对此向你提问时，你就逃避问题，转移话题。
温迪：……应该是有大量压倒性的物证，而不是只有一个孤证，话又说回来，本来就没有证据。
理查德：我之所以拎出原始人化石来说，是因为我想你可能对此最感兴趣，但是你也可以从你想点出来的任何脊椎动物群中找到相似的化石。
温迪：但是，我想我要重申的是，为什么“每个人都相信进化论”这对你如此重要……
理查德：我不喜欢“相信”这个词。我更喜欢请大家去看一看证据，而且我现在就在请求你去看一看证据……我希望你去一趟博物馆，看一看事实，不要相信别人告诉你的、没有证据的任何事儿。去看一看证据吧。
温迪［笑］：嗯，好吧，而我要说的是……
理查德：这并不好笑。我是说，真的去，去一趟。我已经告诉了你（有）原始人化石，而且你也可以去看一看马的进化，看一看早期哺乳动物的进化，看一看鱼的进化，看一看鱼到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转变。这些你都能在任何一个好的博物馆里找到。只要你睁开双眼，看一看这些事实。
温迪：而我要说的是，睁开你的眼睛，去看一看那些由人们所建立的社团，那些人们都相信是慈爱的上帝创造了我们每一
个人…
在那次交流中，看起来好像是我，一直在没有必要地固执强调，请求她应该去博物馆里看一看——但我真的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些人们已经被教着说：“不存在化石，给我看证据，展示给我哪怕是一块化石……”他们经常这么说，久而久之就信以为真了。因此，我尝试了这一试验，向这位女子提到三四个化石，不让她通过一味地回避来脱身。结果是令人沮丧的，但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当历史否认者们面对历史证据时，他们的惯用策略就是忽略证据，并重复这类咒语：“给我看化石。化石在哪儿呢？没有化石。只要给我看一个中间型的化石就行，我就这一个要求……”
另一些人则被“命名”困惑住了，这些“命名”必然会产生本不存在的、错误的区分。可能是潜在中间型的每一块化石，总是或被归为“人”或被归为“南方古猿”。没有一个被归为中间型，这样，就没有了中间型。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解释的，这是动物命名规则所导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并没有反映真实情况。你能够想象到的最完美的中间型，仍然会被人们强塞进“人属”或“南方古猿属”。事实上，它可能会被一半的古生物学家归为人，而被另一半古生物学家归为南方古猿。不幸的是，古生物学家并不会齐聚一堂赞成“模棱两可的中间型化石正是我们根据进化论所应该期望的”这一说法，反而很可能会给我们一种完全错误的印象——他们似乎因为术语争端而恨不得大打出手。
这有点像“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在法律上的区别。从法律目的出发，为了判断一个年轻人是否到了能够投票或参军的年龄，法律有必要对此作出一个绝对区别。1969年，英国的法定投票年龄从21岁降至18岁（1971年美国的法律也作出了同样的更改）。如今人们正在讨论是否要再降到16岁。但是，无论法定的投票年龄是多少，没有人会严肃地认为：18岁（或21岁、或16岁）生日的午夜钟声，会真的把你变为一种不同类型的人。没有人会严肃地认为，世上只有两种人——小孩和大人，而没有“中间型”。显然，我们都知道，整个成长期是一个长期的、中间性的历练阶段。有人可能会说，我们中有些人“从未真正地长大”。同样，从某些物种（如南方古猿阿法种）到智人，人类进化中包含了一系列毫不间断的亲代，他们生儿育女，而当代分类学家无疑会把这些子女与他们的亲代归为同一个种。事后看来，现代分类学家之所以坚持在每个化石上贴标签（标签必须表明这些化石属于某一个属，如南方古猿属或人属），其中有着类似于定出“法定年龄”的缘由。博物馆断然不允许标签上写着“介于南方古猿阿法种和智人种之间”。历史否认者们抓住了命名规则的把柄，仿佛这就是真实世界里缺少中间型的证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青少年”，因为你看到的每一个人，要么是一个有投票权的成人（18岁及以上），要么是一个无投票权的儿童（未满18岁）。这等于是在说，法律对选民年龄的必要限定，反而证明了青少年是不存在的。
我们再回到化石这个话题。如果神创论的辩护者是正确的，即南方古猿只是“一种猿”，那么其祖先就与我们所要寻找的“缺环”无关了。不过，我们不妨看一看它们的这些祖先。即使它们是相当零碎的，但仍然遗留了几个线索。生活在400万~500万年前的地猿（Ardipithecus），因其牙齿而被大众所知，但现已被发现的、数量充足的头盖骨和脚骨表明它是直立行走的（至少大多数参与研究的解剖学家是这么认为的）。两个更古化石的发现者也分别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这两个化石是始祖人［Orrorin，即“千年人”（Millennium Man）］和萨赫勒人［Sahelanthropus，即以下所说的“托迈”（Toumai）］。
图39 萨赫勒人
萨赫勒人因其非常古老和发现地点独特而格外引人注目；它生活在600万年前，时代上接近于我们与黑猩猩的共祖，它被发现于距东非大裂谷（Rift Valley）较远的西部地区（位于乍得，在当地语言里它的昵称“托迈”的意思是“生命的希望”）。发现者提出，始祖人和萨赫勒人是两足动物，但该论断遭到了其他古生物学家的质疑。而且，正像讽世者会注意到的：每个“问题化石”的质疑者中，总有一些（曾发现其他化石的）古生物学家同行。
同其他科学领域相比，古生物学领域的纷扰争执是相当出名的。（或许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学术繁荣？）不得不承认，我们仍然缺乏化石记录连接直立行走的南方古猿和我们与黑猩猩的四足共祖（据推测是四足行走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先如何实现了后肢站立。我们需要更多的化石。但是，至少我们应该感到欣喜，我们比达尔文幸运，我们能欣赏到的良好化石记录向我们展示了进化的过程，即大脑尺寸跟黑猩猩一样的南方古猿，转变成了跟我们一样、有着气球一样的颅骨和大型大脑的现代智人。
我在本章附上了头骨的照片，希望你能对它们进行比较。你也许已经注意到了，例如，一些化石的鼻口或眉脊是突出的。有时这些差异是相当微小的，但这有助于领会一个化石到下一个化石的逐渐过渡。在这里我想“节外生枝”一下，但这一枝本身就能发展成一篇有趣的文章。个体一生中所发生的变化，要远远地大于我们对比连续数代的成体时所见到的变化。
图40 出生前不久的黑猩猩
图40中的头骨来自一只即将出生的黑猩猩。它显然完全不同于图32中所示的成体黑猩猩的头骨，而更像是人类的头骨（像成人的也像婴儿的）。还有一张被人们频繁转载的照片（见图41，图中有一只黑猩猩幼崽和一只黑猩猩成体），这张照片经常被用于说明“在人类的进化中，幼年的特征一直保持到成年期”这种有趣的观念（或者说“当我们身体尚幼时，就已经性成熟了”——这两种说法不一定完全是一码事儿）。我认为这张照片看起来太棒了，以至于好像不是真的。我把这张照片拿给我的同事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看，征求他的专家意见。我问他：“它会不会是假的？你见过这么像人的黑猩猩幼崽吗？”莫里斯博士对黑猩猩幼崽的后背和肩膀表示怀疑，但是对它的头部则表示认同。“黑猩猩身形佝偻，而这个黑猩猩幼崽却令人惊奇地有着一个挺直的‘人类脖子’。但如果你单看头部，这张照片还是可信的。”本书出版公司的图片专家希拉·李（Sheila Lee）查出这张著名照片的原始出处，这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的人于1909~1915年，在刚果的一次探险中拍到的。拍这只黑猩猩幼崽的照片时，它已经死了。她指出，摄影师赫伯特·朗（Herbert Lang）也是一位动物标本剥制师。所以人们可能会得出如下结论：黑猩猩幼崽如人类般的奇怪姿势是由劣质的填充物所致。然而根据博物馆的说法，事实上，照片是朗在填充标本之前拍摄的。无论如何，一只死去的黑猩猩的姿势可以被调整成一只活着的黑猩猩所不可能有的姿势。德斯蒙德·莫里斯的结论似乎站得住脚。虽然黑猩猩幼崽那类似于人类的肩膀姿态是可疑的，但其头部却是真实可信的。
图41 朗拍摄的黑猩猩幼崽和成年黑猩猩的照片
即使肩膀的真实性经受不起严格推敲，但是通过观察头部，我们仍会立即明白，对成体化石的比较是如何误导了我们。或者，更具建设性地来说，成体和幼体头骨之间的巨大差异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特性（如鼻口突出）如何在合适方向发生改变，就能轻易地使该个体变得更像（或更不像）人类。黑猩猩的胚胎发育“知道”如何长出一颗像人的头（因为每只经历幼仔阶段的黑猩猩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情况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南方古猿历经各种中间型，最终进化成了智人，在该过程中，它通过“把幼体特征保留到成体阶段”这一明显的途径而不断地缩短了鼻口（该过程称为幼态持续，在第二章中谈过）。在任何情况下，大量的进化改变来自某些部位相对于其他部位的增长速率的改变，即所谓的异时性增长（heterochronic，“不同时间的增长”）。我想我要说的是，一旦你接受了所观测到的胚胎学变化的事实，你就会毫不费力地接受“进化性改变”这种事实。胚胎经异速增长（不同部位以不同的速度增长）而发育成型。咽喉和鼻口骨骼与颅骨的其他骨骼相比，生长发育速率较快，于是，黑猩猩幼崽的头骨就长成了成体的头骨。重申一下，每一个物种在其自身胚胎发育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都远远超过典型的成体随着地质时期在一代又一代所发生的变化。这就是我对“胚胎发育及其与进化的关联”那一章所涉内容的提示。
* * *
[55]英文原文为：Light will be thrown on the origin of man and his history。——编者注
[56]不出所料，北京（Peking）化石有时也被称为北京（Beijing）人。既然我们说的是英语而不是汉语，为什么我们在提到中国首都的时候要用Beijing呢? 有部相当热门的英国电视剧《脾气暴躁的老男人》（Grumpy Old Man），就是这类牢骚和抱怨的搞笑合集。如果我在剧中，我会说类似下面的话。我们不喷Eau de Köln（古龙水）去掩盖Mumbai Duck（孟买鸭，一种海鲜）的味道，或跟随“The Blue Dunaj”（蓝色多瑙河）或“Tales from the Wien Woods”（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跳华尔兹。我们不能将Man of München Neville Chamberlain（内维尔·张伯伦的慕尼黑阴谋）与拿破仑从Moskva（莫斯科）的撤退相提并论。我们还没有（虽然有时间）带着我们鼻音很重的Beij犬去散步。既然我们在说英语，用Peking有什么问题呢？我最近很高兴认识了一位会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英国外交团的成员，他在大使馆坚持使用Peking中起了领导作用。
[57]笔名为Isak Dinesen，但我还是喜欢用她的真名，因为我在凯伦（Karen）村附近度过了我的童年，那个昂山（Ngong Hills）脚下的村庄仍然用她的名字命名。
[58]与常常用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疾病不同，新物种由他们的发现者命名，但不会用他们自己的名字去命名。这对生物学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可借此纪念其他人的机会。在这个例子中，纪念的是一位捐助者。不出所料，我的一位备受敬仰的已故同事汉密尔顿（W. D. Hamilton）几次得到这种殊荣；可以说他是20世纪达尔文最成功的接班人之一，他为人沉郁，令人联想到英国童话作家A·A·米尔恩（A. A. Milne）的毛驴屹耳（Eeyore）的笑话（当然不是可悲的沃尔特·迪斯尼的版本）。汉密尔顿在一只小船上进行亚马孙河探险时曾被黄蜂蜇了一下。他的伙伴在知道他是个大昆虫学家后问道：“比尔，你知道那只黄蜂的名字吗？”比尔沮丧地用他类似于毛驴屹耳的声音回答说：“知道，事实上，它就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
天才霍尔丹脾气暴躁，但一生成就斐然，包括成为创建新达尔文主义的三领袖之一。有一次，在某个公共演讲之后，霍尔丹受到了一位女士的挑战。这是一则口口相传的轶事，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很遗憾没在现场见证两人准确的对答，但他们的交流大致是这样进行的：
进化论怀疑者：霍尔丹教授，即便有十几亿年时间可供演化的展开，我还是不相信这能使一个单细胞变成一个复杂的人体，包括由上万亿的细胞组成骨骼、肌肉和神经、一颗要持续跳动数十年的心脏、绵延数英里长的血管和肾小管，以及一个能思考、会说话、有各种感觉的大脑。
霍尔丹：但是，夫人，你自己就做到了。而且这只花了您9个月的时间。
也许，提问者瞬间就被霍尔丹的意外回答惊倒了，恐怕“泄了气的皮球”亦不足以描述其窘态。但是，从某一方面来讲，霍尔丹的反驳，可能还不能令这位女士满意。我不知道她后来是否还问了什么补充性问题，但是，如果有，大概会是下面的这种方式：
进化论怀疑者：啊，对，但是胚胎的发育遵从遗传的指导。那就是关于如何构造一个复杂人体的一系列“指令”，但是您，霍尔丹教授，您所声称的“演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发生的。即使给这种演化十几亿年的时间，我仍然难以相信。
也许她言之有理。即使真的证实了，最终是由上帝来决定设计生物的复杂性，但若说上帝“塑造”活体，就像泥塑家、木匠、陶艺师、裁缝或汽车制造商那样的方式进行工作，仍是大错特错。人类可能是“完美发育”的，但并非“精心制造”的。当孩子们唱：“鲜明颜色小羽翼，都是上帝亲手造”[59]，他们说的明显是一个幼稚的假话。无论上帝做的是什么，他当然没有“制造”“鲜明颜色小羽翼”。如果他真的做了什么的话，也应该是监督胚胎发育的过程，例如通过剪切基因序列，指导某一自主发育过程。翅膀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渐进式地从卵中的翅芽长出来。
我们重申这一重点（这本该很明显的，但对某些人来说并非如此）——上帝在其永恒的生命中，从来没有造过任何一只小翼。如果他造过什么东西的话（我认为他肯定没有，但先不管它，这不是我想在这里谈论的问题），他所制造的也是一个胚胎发育的“配方”，或者类似计算机程序的东西，用来控制小翼（及许多其他器官）的胚胎发育。当然，上帝可以宣称他为这个小翼设计的配方或者程序，同样是大智慧，同样是一个惊人的技术创举，绝不亚于直接制造一只小翼。但是现在，我只想区别这两件事——“制造类似小翼的东西”和“胚胎发育的实情”。
无人编舞
早期胚胎学分为两大对立理论，分别是先成论和渐成论。人们往往不能清楚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将花一点时间解释这两个概念。先成论者认为，卵子（或精子，因为先成论者又分为“卵原论者”和“精原论者”）含有一个微小但手脚齐全的婴儿或者说“小人儿”。“小人儿”身体各个部位都恰到好处地彼此关联，只等着像气球一样膨胀生长。这种说法引发了明显的问题。第一，至少在该学说处于早期不成熟形态时，它就需要一个众所周知的错误作为（理论）基础：我们只遗传自双亲中的一方——对卵原论者来说，是母亲的卵子；对精原论者来说，是父亲的精子。第二，支持这一说法的先成论者必须面对一种俄罗斯套娃式的无限回溯，小人儿里面套小人儿……就算没有无限的，至少也要有足够多的、能追溯到夏娃的小人儿（精原论者则要追溯到亚当）。摆脱这种“套娃追溯”的唯一方法就是，每一代都通过精心扫描前一代的成年身体，来构建新的小人儿。但这种“获得性特征的遗传”并没有发生——否则犹太男孩生下来就会没有包皮，而有健身习惯的妈妈（而不是她们不爱运动的双胞胎姐妹）将会生下拥有6块腹肌、胸肌和臀部肌肉的健将婴儿。
我要为先成论者说句公道话，不管看上去有多么荒唐，他们的确光明正大地直面了这种逻辑上的必要追溯。至少，先成论者中某些人确实相信，最初的夏娃（或亚当）体内有其所有后裔的微型胚胎，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层层嵌套。此外在某种意义上，先成论者不得不相信这一点（这种意义值得一提，因为它是本章的关键）——如果你相信亚当是被“造出来的”而不是生出来的，这就暗示了亚当是没有基因的——或者至少他不需要基因进行发育。亚当是没有经过胚胎发育，而突然出现的。一个与此有关的推论，是维多利亚时代作家菲利普·高斯［Philip Gosse，他是埃德蒙·高斯（Edmund Gosse）的《父与子》（Father and Son）一书中的父亲］写了一本书叫作《亚当之脐》（Omphalos，希腊人称肚脐为Omphalos），书中认为亚当虽然不是生出来的，但必定有一个肚脐。类似“肚脐推理”的另一个更复杂的推论是，如果相信世界只有几千年历史的话，我们怎么可能看到距离地球几千光年之外的星星？创世论者只好认为，上帝造星星的时候，也同样为星星造好了已经抵达地球的星光。开“肚脐学”的玩笑听起来轻薄无聊，但用在这里却是基于胚胎学的严肃目的，正切合本章的主题。事实上，这是一个不易领会的难点，我也正在努力把握中——通过各种方式，尽力理解。
基于以上原因，先成论，至少就最初级的“俄罗斯套娃”版本的先成论而言，总是无效的。在DNA时代，能否出现一个合理的新版“先成论”？也许会有，但我持怀疑态度。生物教科书一直强调DNA是构造身体的“蓝图”。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蓝图，是一一对应的图—物对照（如车辆或房屋的蓝图），这种蓝图是可逆的，不难由实物再还原成图，因为两者是一一对应的。事实上，这比用DNA构建生物体要简单，因为你要建造一所房子，只需要测量一些数据然后绘制蓝图即可，但如果你要建造的是动物的身体，无论进行多少次详细的测量，你也不能重建它的DNA。据此，“DNA是构造生物体结构的蓝图”的说法是错的。
理论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外星球上的生物可能是这样运作的——DNA可能编码描绘了生物体——生物体的三维地图被绘成了线性的DNA“代码”。这种方式也确实将是可逆的。“通过扫描机体制作一个遗传蓝图”并不是一个完全荒谬的想法。如果这是DNA的遗传方式，可以认为，这种说法就是新先成论的一个版本。它不会唤醒“俄罗斯套娃”的幽灵。而且，在我看来，尚不清楚它是否会唤醒“遗传自某一单亲”这种观点的幽灵。DNA可以用一种非常精确的方式，将一半的父本遗传信息和一半的母本遗传信息整合起来，但是DNA如何能将父本和母本的身体各扫描一半并整合起来？就此打住，这种想法与实际相差太远了。
因此，必须强调，DNA并不是一个蓝图。亚当是由上帝直接塑造了其成年形体，一个真正形体的“长成”则与亚当不同——他需要从一个单细胞受精卵开始，经历胚胎发育、婴儿、幼童和青少年的中间阶段。也许某个外星球上的生命自身确实形成于一个有序的、从头到脚的三维生物图像扫描库，但这并不是地球上生物的遗传规则；事实上我认为，有理由指出“为什么它不可能是任何星球上的遗传法则”——详情我已在前面的章节讲过，在此不再赘述[60]。
历史上，与先成论相对的是渐成论。如果说先成论都是关于“蓝图”的理论，那么渐成论所谈论的更像是一个配方或一个计算机程序。《简明牛津英语字典》（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对渐成论的定义相当现代，我不知道创造了这个词的亚里士多德是否还能认得出来：
渐成论（epigenesis）：有机体从最初未分化的整体，逐渐分化发育成一个生物体的理论。[61]
生物学家刘易斯·沃伯特（Lewis Wolpert）及其同事在他们的《发育的原理》（Principles of Development）一书中，把渐成论描述为新结构的渐次展开这种理念。其中有一层意义是“渐成论的真实性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细节很重要，魔鬼就藏在细节中。器官是如何渐次发育形成的？如果不是依照一个“蓝图”，那么，最初未分化的某一整体怎么“知道”如何进行渐次分化？在这一章里我想要阐明的区别（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先成论和渐成论之间的区别），其实就是“有计划的建设”和“自组装”之间的区别。“有计划的建设”，其含义对我们而言已经很清楚了，因为我们日常所见的建筑和其他人工制品都是以这种方式建成。而大家对“自组装”却不是很熟悉，因此，我需要对它特别加以说明。在发育（学）的领域里，自组装占据的位置，类似于进化中的自然选择，虽然它肯定是一个与自然选择不同的过程。相同的是，自组装与自然选择都是通过无意识的、非蓄意和无计划的方式，取得了表面看来仿佛是精心策划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