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只是一个理论？第二章 狗、牛和白菜第三章 报春花的宏进化之路第四章 安静与缓慢的时间第五章 就发生在我们眼前第六章 缺失的环节？你说的“缺失”是什么意思？第七章 缺失的人们？不再缺失第八章 你自己在9个月内就做到了第九章 大陆方舟第十章 亲缘关系树第十一章 历史，写满我们的周围第十二章 军备竞赛和“进化的神义论”第十三章 生命以此观之，何其壮哉.17
而同一类型的隐形计算，也将使捕食者的身体达成平衡，作出最佳的妥协。腿部骨折的猎豹，无疑将死于饥饿，她的幼崽也会饿毙。但是，鉴于能吃到一顿饭的困难程度，跑得太慢不能猎取足够食物的危险，可能会大过（为跑快而生长腿结果导致了）腿部骨折的危险。
猎手和猎物，都被困在了一场军备竞赛中；每一方都在不明智地压迫另一方改变其最优配置，以经济和生命和谐为代价，越来越远地推向同一方向——或是实实在在的同一方向（比如越跑越快），或是广义上的同一方向（都注重猎手和猎物之间的军备竞赛，而忽略了生命中的其他方面，如产奶）。鉴于双方都要在“跑得太快的风险”与“跑得太慢的风险”之间取得平衡（跑得太快容易骨折断腿，并要以身体经济的其他部分为代价；跑得太慢就不能捕获猎物，或者不能逃脱捕猎），所以，双方都在用同一种方式惩罚对方，真是一种残忍的“互相感应性精神病”。
或许精神病（或癫狂）尚不足以表达这一严肃事务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方失败所受到的惩罚都是死亡（猎物失败了会被猎杀，猎手失败了会被饿死）。但是，“相互感应性”实在是很好地表现了这种感觉：如果猎手和猎物能够共聚一堂，商量出一个合理的协议，那么每一方都能过得比较好了。就像“友谊森林”中的树木，很容易看出，这样一个协议如果大家都能恪守，将会令大家受益。然而，在森林中我们所遭遇到的“徒劳妄想”，也渗透到猎手与猎物的军备竞赛中。随着进化的光阴流逝，猎手越来越善于捕捉猎物，而这促使猎物更善于逃脱捕捉。双方并行地改善自己的装备，以求生存；但是双方都未必比以前过得更好——因为另一方也在改善自己的装备。
另一方面，很容易看到，一位中央计划者（心怀整个群落的福利）可能按照“友谊森林”的路线，施加有如下条款的协议——让双方都“同意”缩减其军械库：双方将资源转移到其他生命部门，结果是大家都能过得比较好了。当然，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人类的军备竞赛中。如果你不装备你的轰炸机，我们也就不需要我们的战斗机。如果我们没有配备导弹，你们也就不需要有导弹。如果我们把各自的军备支出减半，铸剑为犁，我们双方就都可以节省数十亿美元。现在，我们已经减少了一半的军事预算，并取得了一个稳定的平衡。那么，何不再次削减一半？做到这一点的诀窍是相互同步，使每一方都保持对应对方的稳步削减（军事预算）。这种计划的削减一定要是这样的——计划的。可惜，我们要再说一次，进化恰恰是没有计划的。就像在森林中的树木，军备升级是不可避免的，直到某一典型的个体升级到“无利可图”时为止。进化（与设计师不同）从来没有说要停止下来，考虑一下是否有可能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方法——互惠的方式；而不再是双方各自为了取得私利而大肆升级军备——又恰恰因为升级是相互的，所以优势就被抵消了。
“像一位设计师那样来思考”的诱惑，长期以来，流行于“大众生态学家”之间，有时甚至学院生态学家也危险地接近这一“诱惑”。例如，诱人的“审慎的猎手”这一概念，并不是一些“抱树痴汉”（tree-hugging airhead）想出来的，而是由一位著名的美国生态学家想出来的。
“审慎的猎手”这种想法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如果大家都忍住不去过度收割某一个重要的食物物种（如鳕鱼）致其灭绝，我们就都会过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庄严的秘密会议里”制定配额和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法令会精确地制定渔网网眼的尺寸；这就是为什么炮舰巡海，以防止那些持不同意见的拖网渔民。我们人类，在过得不错并有适当管制的情况下，是“审慎的猎手”。因此我们难道不应该指望野生食肉动物（如狼或狮）也变成“审慎的猎手”吗？（某些生态学家似乎是这么想的。）答案，是否定的。不、不、不。有必要理解一下“这是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林中树木的故事和这一整章，应该让我们知道了“这是为什么”。
一位计划者——一位生态系统的计划者，心怀整个野生动物群落的福祉，确实可以计算出最佳的捕猎政策，例如让狮子来完美地执行。捕杀时，对某种羚羊不准超过一定的限额。应当放过怀孕的雌性、不要捕杀有充分生殖潜力的年轻成年个体。避免食用珍稀物种，因为它们可能灭绝，而不能在将来环境变化时派上用场。如果野外的狮子都遵守议定的规范和配额，仔细地计算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是很好吗——而且很明智。要是这样，就好了！
是的，这样将是明智的，一位设计师会制定这样的规矩，至少如果他心怀生态系统的福祉，就会制定这样的规矩。但是，“自然选择”不会这样做，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主要是因为自然选择缺乏远见，根本不能这样做。）下面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又要讲一讲类似于森林树木的的故事。想象一下，因为某种奇怪的狮界外交，达成了协议。在某一地区的大部分狮子以某种方式成功地同意“限制它们的狩猎，保持在可持续的水平”。但是，假设在这一个节制且充满公义精神的狮子种群中，产生了一个突变基因，导致某只狮子个体违背了这个协议，竭力地捕猎猎物种群而自肥其身，甚至不惜把猎物物种驱赶到面临灭绝。自然选择会惩罚反叛的“自私的基因”吗？可惜的是，它不会！反叛的狮子的后代，拥有的反叛基因，将在狮子种群中超过它们的对手，在生殖后代方面也将超过它们的对手。在几代之内，反叛的基因就在狮群中大肆传播；原来的友好的协议，将荡然无存。得到了最大份额猎物的狮子，也将传递使他得逞的这种基因。[113]
但是，设计的爱好者们会抗议：当所有的狮子都竭力自肥、过度捕杀猎物物种至灭绝的边缘，大家的日子就糟糕了，即使最成功的个别狮子，也过不了好日子了。最后，如果所有的猎物都灭绝，整个狮群也将灭绝。计划者坚持认为，自然选择肯定会介入，阻止这种事情发生吧？但是，要再一次叹息——自然选择不会介入。问题就在于：自然选择不会介入——自然选择不着眼于未来[114]，自然选择不对竞争的群体进行选择。如果自然选择对各群体进行选择的话，会有一些机会令“审慎的猎手”得到青睐。达尔文比许多他的继任者更清楚地意识到，自然选择所选择的，是一个种群内的互相竞争的个体。即使在个体竞争的驱动下，整个种群被驱策到灭绝的边缘，自然选择仍将有利于最有竞争力的个体——直到最后一只个体死亡的那一刻为止。自然选择可以驱动一个种群发生灭绝，而同时不断偏袒那些血战到底的有竞争力的基因（注定要成为最后的灭绝个体）。我们假设的计划者，是某一类经济学家——一位福利经济学家，他为某个总人口（或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计算最佳的策略。如果我们一定要拿经济概念做类比的话，我们应该转而按照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进行思考。
进化的神义论？
但是，现在我想完全放开经济学不谈。我们还是依循一位计划者——一位设计师的思路。不过，我们的计划者会是一位道德哲学家，而不是一位经济学家。你会理想化地认为，一位仁慈的设计者将寻求苦难的最小化——这和经济福祉是可以兼容的，不过，这样创设的制度，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可惜，这种事情（又一次地）并没有在自然界发生。有什么理由应该发生呢？悲惨的现实是：野生动物的痛苦，实在令人发指，敏感的头脑还是不要思考这类事情为妙。达尔文知道这种事情，他在一封写给友人胡克（Hooker）的信中说：“关于笨拙、浪费、愚蠢低级和残忍骇人的自然界的作品，一位‘魔鬼的牧师’（devil’s chaplain）写的书，会写些什么呢？”这个难忘的名词“魔鬼的牧师”已被我用作了我以前的一本书的书名。在另一本书中，我是这样描写的：
但是大自然既非仁慈，也非不仁。它既不反对遭受痛苦，也不支持遭受痛苦。除非影响到DNA的生存，否则大自然对这样或那样的痛苦，根本不感兴趣。很容易设想一种基因，比如说，当瞪羚在遭到致命一咬时，这种基因能使它们平静下来。但是，这种基因能否得到自然选择的偏爱呢？不能——除非使瞪羚平静的行为能提高该基因传播给未来世代的机会。但我们看不出该基因会有这种功效，我们可以因此猜想，瞪羚在被追捕至死亡时，承受着可怕的痛苦和恐怖——就像它们大多数终将要承受的那样。自然界中每年产生的“痛苦”的总量，大大超过了任何宽容的期望。就在我构思这句话的时间内，数千只动物正在被生吞活剥；其他一些动物则正在惊恐地呜咽着逃命；还有一些正被使其焦躁的寄生虫从内部缓慢地吃掉；数以千计的各种动物正死于饥饿、干渴和疾病。必然如此。如果真有富足的时代，这一事实会自动导致动物群体增长，直至饥饿和苦难的自然状态重现。
寄生虫引起的痛苦，可能甚于肉食动物引起的痛苦；而当我们考虑它们的时候，对它们的“进化方面的存在理由”的了解，则增加了（而不是减轻了）我们所经验的徒劳感。每一次我感冒了，我都怒斥这种进化方面的“存在理由”（我现在正在感冒）。这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不便，但它是如此地毫无意义！至少，如果被水蟒吃掉，你可以感觉到自己献身给了一个“生命霸主”。当你被一只老虎吃掉，你在最后一刻也许会想：什么样非凡的手和眼睛，能塑造它一身惊人的匀称？（什么样遥远的海底、天边，烧出了做它眼睛的火焰？） 但是，一种病毒！病毒有什么用？病毒的DNA本身就是了无意义的[普通感冒的病毒具有的是RNA（核糖核酸）]，但原理仍然是一样的。病毒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制造更多的病毒。好吧，虎、蛇也同样是要制造更多的虎、蛇，但它们看上去不是那么“了无意义”。老虎和蛇可能是DNA复制机器，但它们是美丽、优雅、复杂、昂贵的DNA复制机器。我会捐款以保护老虎，但谁又会想捐款保护普通的感冒病毒呢？就是这种了无意义的徒劳，传染了我——我要擤鼻子、打喷嚏、呼吸困难。
了无意义？真是胡说！多愁善感的人类胡话！自然选择本来就是徒劳、没有意义的——它只是自我复制指令的复制和生存而已。如果一个变种DNA通过水蟒吞食我整个人来实现生存，或另一个RNA变种通过让我打喷嚏来实现自己的生存，那这就足以为我们提供解释了。病毒和老虎都是编码的指令构建出来的，其终极信息（像电脑病毒一样）就是“复制我”。在感冒病毒的例子中，该指令被（相当）直接地执行。而老虎的DNA也是“复制我”的程序，但其基本信息的有效执行却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超乎寻常的一段“离题经历”。“离题经历”是化身为一只老虎，有完整的獠牙、爪子、灵活的肌肉、跟踪和突袭的本能。老虎的DNA说：“复制我，但通过一个迂回的路线，首先生成一只老虎。”同样，羚羊的DNA说：“复制我，但通过一个迂回的路线，首先生成一只羚羊，有完整的长腿和快捷的肌肉，胆怯的直觉和精湛的感官，以探测老虎的威胁。”苦难是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的一个副产品、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在自己最有同情心的时刻，可能会担心“苦难”这类事情；但不能期望一只老虎也多愁善感地担心“苦难”——如果说老虎也会担心某些事的话，你也肯定不能指望它会操心“基因”。
神学家们忧心于“受苦”和“恶”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发明了一个名字，“神义论”（theodicy，从字面上看，就是“神的正义”），企图调和痛苦与认定的神恩之间的矛盾。进化生物学家认为不存在这种问题，因为在基因为生存而作的算计中，种种邪恶和苦难都不算什么。然而，我们仍然需要考虑“疼痛”这个问题。根据进化的观点，疼痛是从何而来呢？
我们推测，像生命中的其他事物一样，疼痛也是一种达尔文式装置，它的作用是提高疼痛者的生存。生物的大脑，内建了一个拇指规则（经验法则）：“如果你遇到疼痛的感觉，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要再做它了。”为什么会有如此剧烈的痛苦，它仍然是一个有趣的讨论。从理论上讲，你可能会觉得，每当动物做害己之事（如拿起炽热的煤渣），这时让一个小红旗升起在大脑中的某个地方，但不引起任何痛苦，这样不是很好吗？让小红旗发出一个命令式的训诫：“不要做了！”或大脑通信线路中发生不引发痛苦的变化，然后动物就不再这样做了——表面上来看，这就应该足够了。被热煤灼烧的痛苦，为什么可以持续数天，并且这种痛苦从此再也忘不掉？解决这个问题也许需要“进化论自己的神义论”。为什么要那么痛苦？小红旗的方式为什么不行？
我这里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有一种有趣的可能性是这样的：如果大脑处于互相矛盾的欲望和冲动之下，发生了某种内在的“天人交战”，将会如何？客观地说，我们很熟悉这种感觉。例如，我们一方面饥饿欲食，另一方面想要身材苗条，这就发生了冲突。或者，我们发生愤怒和恐惧之间的冲突。或者在性欲和害怕被拒绝（或良心上要保持贞节）之间的冲突。随着我们这些冲突的欲望发生交战，我们真的可以感觉到自己内部的“拔河”。现在返回疼痛问题，以及疼痛如何可能优于一套“红旗”系统。正像对苗条身材的渴望，可能打败饥饿欲食的渴望一样，逃避痛苦的渴望，很明显也是可以被压倒的。刑讯逼供的受害者，最终可能屈服招供了；但他们往往经历了一个相持阶段，承受相当大的痛苦，而不出卖自己的同志（或国家、或意识形态等）。如果说自然选择想要某种东西的话，那么它想要的就是：个体不要为爱国而牺牲自己；或者为了一种意识形态、党派、群体或物种，而牺牲自己。自然选择反对个体抑制“痛觉警告”。自然选择想让我们生存下来，或者更具体地说，想让我们繁殖下去，而不顾国家、意识形态或其余此类事物。自然选择所关注的就是“只有小红旗永不被压倒，才能受到青睐”。
现在，尽管有哲学上的复杂性；但是我认为，如果真有一个“红旗”在大脑（而不是真实、完整、无法忍受的痛觉），那么因非达尔文主义原因（忠于国家、意识形态等）而无视剧痛的情况，将会更加频繁。假设出现基因突变，产生了一些不会感到剧痛的人，他们只依靠“红旗”系统来远离身体伤害。这将使他们非常容易抵御酷刑，他们会立即被招募为间谍。除了招募能承受酷刑的间谍很容易之外，酷刑作为刑讯逼供的手段，将被停止使用。但是，在野生状态下，这样没有痛觉的红旗突变体的生存，会优于大脑中有真正痛觉的竞争对手吗？他们会生存下来，传递“红旗”这种“痛觉替代品”的基因吗？即使撇开酷刑和忠于某种意识形态这些特殊情况，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出，答案可能是“不会”。我们也可以想象非人类的动物的类似情况。
事实上，这种有悖常理、感觉不到疼痛的人是存在的，但他们通常没有好的结果。“先天性无痛无汗症”（CIPA）患者对疼痛不敏感，是一种罕见的遗传异常，患者皮肤缺乏疼痛受体细胞（并且也不出汗，这就是“anhidrosis”的意思）。诚然，CIPA患者没有一套内置的“红旗”系统，以弥补失效的痛觉系统，但显然他们可以被教导从而认识到需要避免身体伤害（一个习得的“红旗”系统）。在所有情况中，CIPA患者因为无法感觉到疼痛，而承受各种不愉快的后果，包括烧伤、断裂、多发性疤痕、感染、得不到治疗的阑尾炎和眼球划痕。更意外的是，他们的关节也遭受严重损害，因为与我们平常人不同，他们或坐或卧在一个位置很长时间，也不改变自己的姿态。有些患者设置闹钟来提醒自己白天经常改变姿态和位置。
即使大脑中的“红旗”系统可以很有效，似乎也不能仅仅因为“其不适程度较轻”而令自然选择积极地青睐于它，而“辞退”一个真正的痛觉系统。与我们假设的“仁慈的设计师”不同，自然选择对于痛苦的强度是冷漠的——除非它会影响生存和繁衍。而且，正如我们应该想到的，既然适者生存（而非设计）构成了自然世界的基础，自然世界似乎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步骤，以减少痛苦的总量。就此问题，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曾写了一篇不错的关于“不道德的自然”（Nonmoral nature）的论文。我从中得知：达尔文广为人知的对姬蜂科的反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家中，是屡见不鲜的（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引用过）。
姬蜂科的物种有这样的习性：它们麻痹而非杀死其受害者，把卵产在受害者体内，其幼虫会在未来把受害者从内部吃空；此外，自然界还有各种普遍的残忍现象，这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神义论”需要面对的当务之急。很容易看出来为什么这会是当务之急。雌蜂在活的昆虫（如毛毛虫）体内产卵，它们首先会用针刺仔细地逐个刺每一个神经节，其方式虽令猎物瘫痪，但仍保持活的状态。猎物必须保持活的状态，以为里面寓居的姬蜂幼虫提供鲜肉。而幼虫的工作，则是按明智的顺序，小心地吃掉其内脏器官。它首先吃掉脂肪组织和消化器官，把重要的心脏和神经系统留在最后（这是维持毛毛虫的生存所必需的）。达尔文如此尖锐地想知道，什么样“仁慈的设计师”才会想到这样一种主意？我不知道毛毛虫是否也会感到疼痛。我虔诚地希望它感觉不到疼痛。但我明白，自然选择如果可以更经济地完成工作，而致其行动瘫痪，那么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采取任何步骤平息它们的痛苦。
古尔德引用了威廉·巴克兰牧师（William Buckland，19世纪领先的地质学家）的话，他设法为肉食动物造成的痛苦赋予了一种令人安慰的乐观色彩：
通过肉食动物而致的死亡（这种终结动物之存在的普通途径），其主要结果是施放仁爱；它消灭了普通死亡那种累加起来的痛苦；它为残忍的造物缩短了（几乎是消灭了）疾病的痛苦、意外伤害和长期腐败这些痛苦，并施加了有益的克制，防止过度的增长，使得粮食供应永远保持在一个适当的需求比例。其结果是，大地的表面和水域的深处，从来都挤满了无数的生命，它们生命的愉悦与其寿命共存，并且享受分配给它们的小日子；其得尽天职之时，也充满欢乐。
是啊，这对它们多好啊！
* * *
[108]唐太宗在一次科举考试结束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着新进的进士们鱼贯进入朝堂，高兴地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译者注
[109]在军队里，我们有三种树木：杉树、杨树和丛顶。
[110]“杰克的豆茎”（Jack’s beanstalk），著名的童话，故事中的豆苗一直长上了天空。——编者注
[111]即使有，也是互相矛盾的。
[112]两位徒步旅行者被一头灰熊追赶，其中一个迅速逃跑，另一个停下来穿跑鞋。“你疯了吗？即使穿了跑鞋，你也跑不过灰熊的。”“是的，但我只要跑过你就行了。”
[113]或者“她”。狮子的特例被下列事实复杂化了：在狩猎过程中母狮子通常比较尽力，但一般是雄狮获得“大份额的猎物”。请不要纠结于我假想案例中的“狮子”。想象一个广义的捕食物种，再设想一下那些避免过度捕猎的“谨慎”个体，以及那些打破协定的“非谨慎”个体。
[114]对“达尔文式适应”的泛泛之谈，往往会让人错误地认为进化具有预见性（不是明确的认定，结果更为有害）。第八章“秀丽隐杆线虫部分”的英雄悉尼·布伦纳，他的诙谐幽默和他的科学才华，堪称珠联璧合。我曾经听说，他为了讽刺“进化前瞻性”这一谬论，曾假设一个寒武纪的物种在基因库里储存了一个看似无用的蛋白质，因为这些蛋白质在白垩纪会方便有用。
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是一位进化论者，并且其科学诗受到英国两位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和柯尔律治（Coleridge）的赞美——我不得不说，这让我有点吃惊。与其祖父不同，查尔斯·达尔文并不以作诗闻名，但是他在《物种源始》的最后段落谱写了一段抒情的渐强音。
于是，从自然界的战争中，从饥荒与死亡之中[115]，我们所能设想的最高贵的事物，也就是高等动物的产生，直接伴随而来了。生命以此观之，何其壮哉，最初生命的几丝力量被吹入了几种（或一种）生命形态之中；同时这颗行星依照固定的万有引力定律运转不停，从这样一个简单的开端，演化出了无穷无尽的、最美丽和最奇异的生命形式，并且这一演化过程仍在继续。
这段著名的结束语，承载了丰富的内涵，我想在本书的最后逐一论述。
“从自然界的战争中，从饥荒与死亡之中”
达尔文的头脑仍如往常一样清醒，他认识到：在自己伟大理论的核心，存在一个道德悖论。他并没有矫饰言辞——但是他提供了缓解的意见，认为自然本身并无恶意。引用该段的另一句话来说，这些事仅仅是“在我们周遭发生作用的定律”带来的结果。他在《物种源始》的第七章末尾也说了类似的话：
有一种想法可能不大符合逻辑，但根据我的想象，对于幼杜鹃鸟推落义兄弟的本能，蚂蚁蓄养奴隶的本能，姬蜂幼虫寄生在毛虫活体内的本能，应该认为它们是由一个普遍定律造成的小小结果——这要比认为它们是被特别赋予或创造的本能更令人满意。这个普遍规律就是：繁殖、变异，让最强壮的生存，让最弱小的死亡——这个定律带来了所有生物的进步。
我曾提到达尔文对一件事的反感——雌性姬蜂刺它的猎物，将其麻痹而不是杀死，从而让自己的幼虫在活的猎物体内享用新鲜的肉（这种反感也是当时的人所共有的）。你应该记得，达尔文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一个仁慈的造物主会构想出这样一种习性。但有了自然选择掌权，一切都变得清晰、易懂而且合理了。自然选择不关心任何安慰。它为什么要关心呢？某件事情要在自然界发生，唯一的要求就是祖先时代发生的同样事情能有助于“推动该事件的基因的生存”。基因生存就足以解释姬蜂的残忍和整个大自然的冷漠无情：足以解释，并且能让人理解，至于同情心则是另一回事了。
是的，这种生命观是壮丽的，甚至在大自然对其指导原则（适者生存）所无情导致的苦难的漠然中，亦有其壮丽之处。神学家可能因神义论中的一项类似策略，而在这里发生共鸣，即受苦与自由意志是必然联系着的。如果生物学家从自身研究的角度出发，他们思考“生物耐受苦难的能力所具有的生物学功能”的时候，将会认为用“无情地”这个词一点儿也不夸张（或许按照我在先前的章节所思考的“小红旗警告”思路）——如果动物不受苦，某些动物就不会为了自身基因的生存而艰苦奋斗。
科学家也是人，并且像任何人一样，有资格斥责残忍、痛恨苦难。但是像达尔文这样的优秀科学家认识到：现实世界的真相，无论多么令人不愉快，总要去面对。此外，如果我们允许主观考量，那么将会对遍及所有生命的阴郁逻辑入迷，包括沿着猎物身体上的神经节进行蜇刺的姬蜂、把义兄弟挤出巢外的杜鹃（“Thow mortherer of the heysugge on y braunche”）、蓄奴的蚂蚁，以及对受苦固执地（或更确切地说，无知无感地）表现冷漠的所有寄生虫和捕食者。达尔文在对生存斗争那一章进行总结时，用了下面这些话竭力安慰他的读者：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脑中绷紧这根弦：每一种生物都在努力地以几何比率增殖；而在其生命的某些阶段，或一年中的某些季节，或每个世代或间隔的时期，每种生物都必须为生存而斗争，并遭受重大的毁灭。当我们对这些斗争加以思考的时候，我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完全可以相信自然界的战争并非没有间歇，恐惧是感觉不到的[116]，死亡总是迅速降临，而强壮、健康、欢乐的总会生存下来并进行繁殖。
“迁怒于信使”是人类的愚蠢缺点之一，也是我序言中提到的“一个反对进化的观念”的主要基础。这种观念认为“对孩子们灌输‘他们是动物’的思想，那么他们就会像禽兽那样行事”。即使进化本身或进化论教学真的会鼓励不道德，这也并不意味着进化论是错的。令人非常吃惊的是，竟然有许多人不理解这个简单逻辑。这个谬论是如此常见，以至于它有一个专名——叫作“诉诸后果”（argumentum ad consequentiam）——X是真的（或假的），其理由是：我非常喜欢（或不喜欢）它的后果。
“我们能想到的最高贵的事物”
“高级动物的产生”真的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高贵的事物”吗？最高贵的？真的吗？就没有更高贵的事物了吗？艺术呢？精神呢？《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呢？广义相对论呢？合唱交响乐呢？西斯廷教堂（Sistine Chapel）呢？爱呢？
请一定记住，达尔文本人尽管很谦虚，但也怀有伟大的抱负。他的世界观认为，有关人类心智的一切（即我们所有的情感和精神主张、艺术和数学、哲学和音乐、智力和精神的所有功业），它们本身都是形成了高级动物的同样过程的产物。这不只是说若缺少了已进化的大脑，就不可能有精神和音乐。更尖锐一点地说，因为功利的需要，大脑才经过自然选择而提高了它的容量和能力，直至这些更高机能的智力和精神以副产物的形式浮现出来，并且在“因群居和语言而生的文化环境中”蓬勃发展。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并不轻视人类的更高级才能，不会把它们“贬低”成令人不屑的平面。它甚至不主张在一种特别令人满意的层次上来解释它们，这种方式被达尔文主义者用来令人满意地解释毛毛虫模仿蛇。然而，它确实宣称消除了令人费解的（甚至不值得去理解的）谜题——在达尔文之前，这些谜题曾经一路掣肘，让我们无法去理解生命。
但是达尔文根本不需要我为他做任何辩护，而我将略过“高级动物是我们所能设想的最高贵的事物，或仅是非常高贵的事物？”这个问题。然而，经历了怎样的步骤才得来了这些事物呢？高级动物的产生是从自然的战争之中、从饥荒和死亡之中“直接随之而来”的吗？是的，确实如此。如果你能理解达尔文的推理，就能理解它是直接随之而来的，但是直到19世纪，才有人理解了它。而直到现在，仍有许多人不理解它，或不愿意去理解它。其中的原因，不难看出。请想一想吧！我们自身的存在与后达尔文主义对此的说明，是我们此生所能被吸引而加以思索的最惊人的一个事实。我很快就会谈到它。
“最初被吹入”
我不知道收到了多少封读者来信，对我先前的书表示愤怒，他们责备我，认为我故意省略了“最初被吹入”之前的那个关键的短语“由造物主”。是我不负责任地扭曲了达尔文的原意吗？这些狂热来信的读者忘记了达尔文的这本巨著共出版了6个版本。在第一版里，这句话就是我在这里写的这个样子。大概是屈从于宗教游说的压力，达尔文在第二版及以后各版中都插入了“由造物主”这一短语。每当我引用《物种源始》的时候，我总是引用第一版（除非有非常好的理由不这样做）。部分原因是我拥有的是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版的1 250本之一，这是我最珍贵的一件财产，是我的朋友兼资助人查尔斯·西蒙尼送给我的。但更是因为第一版是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正是这一版，给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当头一棒，而且一扫几百年的旧风。此外，后来的版本（特别是第六版）不只是迎合了公众舆论，而且为了回应许多博学但误入歧途的评论家对第一版的批评，达尔文放弃甚至逆转了在某些重要观点上的立场，而他本来的立场其实是正确的。所以，原文就是“最初被吹入”，没有提及任何造物者。
看来达尔文后悔自己屈从了宗教意见。1863年，他写信给（他的朋友）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说：“但是，我长久以来对于我屈从于公众舆论，使用了《旧约》首五卷里关于创世的术语而感到后悔；其实在这里，我真正的意思是：因为某些完全未知的过程而‘出现’。”达尔文在此提到的“《旧约》首五卷的术语”是指“创世”一词。正如弗朗西斯·达尔文（Francis Darwin）在他1887年出版的父亲书信集中解释的，当时的语境是：达尔文给胡克写信，感谢他借自己看了对卡彭特（Carpenter）某著作的一篇评论，匿名的评论者谈到了“一种创世的力量……达尔文只能用《旧约》首五卷的措辞来形容其为‘生命最初是被吹入’原始形式中去的”。如今，我们甚至应该摈弃“最初被吹入”这句话。究竟应该是什么被吹入了什么里面？原意大概是指某种生命的气息[117]，但是，那会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越努力地探究生命与非生命的界限，这个区别就越难以把握。生命，活物，都被认为具有某种鲜活、机动的特质，具有某种关键的精华——当用法语表达时，它听上去就更神秘了：élan vital（生命冲动）[118]。生命曾被认为是由一种特殊的活物质（被称为“原生质”的神秘配方）构成的。柯南·道尔（Conan Doyle）笔下的查林杰教授（Challenger，是一个甚至比夏洛克·福尔摩斯更荒谬的虚构人物）发现了地球是一只巨大的活海胆，它的外壳就是我们看到的地壳，而它的核心是由纯粹原生质组成的。直到20世纪中叶，生命仍被认为无法用定量的物理和化学方法进行研究。可如今情况已经改变。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区别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信息。生命体含有巨量的信息。这些信息的绝大部分，是用数字化方式编码在DNA上的，而且还有大量的信息以其他的方式编码，我们过一会儿就会谈到。
对于DNA，我们已非常了解其信息内容如何随着地质时期而积累。达尔文称之为自然选择，而我们能表达得更精确：让个体得以生存的胚胎配方信息的非随机生存。不言而喻，可以期待，促进自身生存的配方倾向于能生存下去。DNA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不是以自身的物质性方式存在下去的，而是以无限的一系列拷贝的形式存在下去的。由于在拷贝的时候会有偶然的错误，新的变异体可能会比其祖先生存得更好，因此，随着时间推移，编码生存配方的信息数据库将得到改进。这样的改进，将表现为（能促进这些编码信息的保存和传播的）更优秀的个体、其他创造物和身体设施。在现实中，DNA信息的保存和传播通常意味着携带该信息的个体的生存与繁衍。达尔文本人研究的是“生物身体层次上的生存与繁衍”。达尔文的世界观里，隐含着身体内携带其编码信息这一点，但这一点直到20世纪才被明确阐述。
这个遗传基因数据库将变成一个关于以往环境的信息仓库，这些环境是该生物的祖先曾经生存的环境，也是使其益生基因传递下去的环境。只要今天和未来的环境与过去的环境相似（大多数情况下确是如此），这本“逝者遗留的宝典”就将作为对今天和未来生存很有帮助的手册。这个信息仓库，在任何一刻都会存在于生物个体体内，但从长远来看，有性繁殖的情况下，DNA从一只个体传给另一只个体的时候会进行洗牌，关于生存指令的数据库会是一个物种的基因库。
任何一代生物中，每只个体的基因组将是来自该物种的数据库的一个样本。不同的物种具有不同的数据库，因为它们各自祖先所处的环境不同。骆驼基因库的数据将编码与沙漠有关的信息，以及如何在沙漠中生存的信息。鼹鼠基因库的DNA则含有在黑暗潮湿的土地中生存的指令和提示。捕食者基因库的DNA会包含关于被捕食者的规避技巧的信息，以及如何智取它们的信息。被捕食者基因库的DNA则含有关于捕食者的信息，以及如何躲避和逃脱它们的信息。而所有基因库的DNA，都含有关于寄生虫以及如何抵御其有害入侵的信息。
“应对当下、以求未来生存”的信息，必然来自以往的积累。生物记录旧信息以供未来使用的显著方式，就是原始个体中DNA的非随机性存活，这也是建立初级DNA数据库的途径。但是关于生物“存储旧信息以提高未来的生存率”，还有另外三个更深入的方式——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和文化。同翅膀、肺和其他与生存相关的器官一样，这三个次级信息收集系统最终都可由初级系统（DNA的自然选择）推测出来。我们将其合称为四套“记忆”。
第一套“记忆”是祖传生存技能的DNA知识库，它被撰写在物种基因库这个不断向前滚动的卷轴上。正如遗传下来的DNA数据记录了祖先的生存环境的周期性细节以及如何在其中生存的信息，作为第二套记忆的免疫系统，同样记录了在生物自身生命周期中的疾病和其他损害机体物质的信息。每个生物关于其旧疾应对之策的数据库，都是独一无二的，它被写在抗体谱上——一个与每个病原体（引起疾病的生物体）对应的抗体总体，是由具有旧经验、能描绘病原体的蛋白质所精心剪裁而成的。与我那个时代的很多孩子一样，我小时候曾患过麻疹和水痘。我的机体“记住”了这次“经历”，这段记忆就被保存在抗体蛋白中，与之相随的还有其他我早些时候击败的入侵者的个人数据。我很幸运地从未患过小儿麻痹症，但医药科学已经聪明地开创了疫苗接种技术，从而能植入对未染之疾的假记忆。我将永远不会患小儿麻痹症，因为我的机体“认为”我之前已经患过，而且我的免疫系统数据库配备了恰当的抗体——这是通过注射无害型病毒而“愚弄”了免疫系统。令人着迷的是，正如众多获诺贝尔奖的医学家的工作成果所展示的，免疫系统数据库的自身构建要经过“由随机变化和非随机选择所组成的准达尔文式的过程”。但是在这里，非随机选择不是对个体生存能力的选择，而是对体内蛋白质包围或中和“蛋白质入侵者”这种能力的选择。
第三套“记忆”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认为的记忆——驻留于神经系统的记忆。我们的大脑经由一些我们尚未完全了解的机制，保留了关于过去经历的储备，这与关于旧疾抗体的“记忆”和关于祖先死亡或存活的DNA“记忆”（这样我们才能注重它）相平行。简单地说，第三套“记忆”依据反复试验法的过程，可被视为对自然选择的另一个类比。当一个动物搜寻食物的时候，它可能会“试验”不同的动作。尽管这个试验阶段不是严格的随机，但仍可被视为关于基因突变的一个合理类比。自然选择就好比是一种“强化”机制，即奖励系统（正面强化）和惩罚系统（反面强化）。进行某一行为（如把枯叶翻过来的尝试），结果发现有金龟子幼虫和木虱躲在树叶下面（奖励）。对于神经系统有一条规则，即：任何一个有奖励的尝试行为都应该重复。而任何一个试验行为若无任何结果，或甚至更糟的是带来惩罚（如疼痛），就不应再做出这种行为。
但是，在动物的指令系统中，大脑的“记忆”比准达尔文过程保存非随机性、奖励性行为和消除惩罚性行为，要更为深远。至少对人脑来说，大脑的记忆（这里无需引号，因为它就是这个词的本义）是丰富而生动的。它包含详细的场景，可以在使人五官皆感的内部影像中表现出来。它包含一系列相貌、地点、心情、社会习俗、条例、文字。对此你们心知肚明，我没有必要再大力渲染了，但另外，我要提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即可任我支配的用于写作的“词汇”，与可任你支配的用于阅读的“词汇”相比，二者是完全一样的，或者至少在内容上是大量重复的，它们都存储在同样巨大的神经元数据库之中，与之相伴的，还有将它们排编入句及进行破译的语法装置。
此外，这个位于大脑中的第三套“记忆”孕育了第四套“记忆”。在我大脑的数据库中，不仅仅包含了我们个人的生活事件和感知记录——尽管这一容量范围曾是对最初进化出来的大脑的一个限制。你们的大脑也包含了来自过去世代的、非遗传性传承的集体记忆，这些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再或通过现今的网络而传承下去。我们现代世界更为丰富多彩，要归功于那些将自己的影响镌刻在人类文明数据库中的先行者们：牛顿（Newton）和马可尼（Marconi）、莎士比亚和斯坦贝克（Steinbeck）、巴赫（Bach）和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史蒂芬森（Stephenson）和莱特（Wright）兄弟、琴纳（Jenner）和索尔克（Salk）、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冯·诺依曼（Von Neumann）和伯纳斯–李（Berners-Lee）。当然，还有——达尔文。
这个超级生存机器在根本上是经过非随机性DNA存活的达尔文过程而建立的，而所有四套“记忆”都是这个超级生存机器的一部分，或就是其彰显（缩影）。
“吹入几种或一种生命形态中”
“几种或一种”——达尔文两边下注是明智的；但是我们今天都已非常肯定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物都来自同一祖先。正如我们在第十章里看到的，证据就是——遗传代码是普遍通用的，在所有动物、植物、真菌、细菌、古菌和病毒中都是相同的。不论你审视这个生物王国的任何地方，这部拥有64个单词的词典都是一样的，词典里的由3个字母组成的词被翻译成了20种氨基酸和一个标点，这个标点的意思是“从这里开始读”或“在这里停止读”（只有一两个例外，它们太少，不足以破坏这种普遍性）。假设人们发现了奇怪而反常的微生物，称之为小怪菌（harumscaryotes）；它们完全不利用DNA，或不利用蛋白质，或利用蛋白质，但所利用的不是我们熟知的那20种氨基酸，而是利用另外一套氨基酸串起来的，再或者它们含有DNA，但是不使用三联密码子；或者使用三联密码子，但不是同一部的64个单词的词典——如果满足上述任何一个条件，我们就可以提出生命曾有两个起源：一个是小怪菌的起源，另一个是其他生命的起源。据达尔文当时所知（确切地说，据发现DNA之前的人们所知），某些现存生物可能会有我在此提到的小怪菌所具有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达尔文所说的“吹入几种生命形态中”是合理的。
有可能两个独立的生命起源事件碰巧含有相同的64个单词的密码？非常不可能。如果可能的话，那么现存的密码应该比另一套密码具有极大的优势，而且还应该存在一个逐渐上升的斜坡来改进它，即一个可供自然选择攀爬的斜坡。这两种条件都不太可能会产生。弗朗西斯·克里克很早就明确指出：遗传密码是一个“冻结了的意外”，即一旦在位，就很难或不可能再发生改变。这个推理很有意思。任何遗传密码自身的突变（这与它编码的基因突变截然相反）都立即会引发灾难性后果，这不仅仅发生在一处，而是遍及整个生物体。如果在这包含64个单词的词典中，任何一个单词的意义发生了改变，那么它就会指定另外一个不同的氨基酸，于是机体内差不多每一个蛋白质都会即刻发生改变，很可能在沿着蛋白质链的很多地方都会发生改变。不像普通的变异可能轻微地加长腿的长度、缩短翅膀或者加深眼色，遗传密码上的一个改变会马上改变一切，而且会遍及全身，这将招致灾难。很多理论家都为遗传密码可能进化的特殊途径提出了独创性建议：引用他们的一篇文章来说，在有的途径，这个“冻结了的意外”可能会“解冻”。这些尽管很有趣，但是我认为，仍然可以肯定，我们已查看了其遗传编码的所有现存生物，都遗传自同一个共祖。不论各种生命形式的高级程序是多么地精密与不同，它们在根本上都是由同样的机器语言书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