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关于性，达尔文所不知道的事

我们在此关注的不是希望或者恐惧，而是我们的理性让我们能够发现的真理。

——查尔斯·达尔文

一片无花果树的叶子能掩盖很多东西，但人类的勃起却不在其中。有关人类的性起源及其本质的标准叙事自认为它解释清楚了一种丑陋、欺骗、三心二意型的专偶制的发展。在这个老故事中，异性恋的男女都是一场傀儡战中的小卒子，指挥战争的是男女两性相抵触的基因程序。我们听到的是，这场大灾难源于我们男女的基本的生物“设计”。(1)男性力求让自己可以大量制造的廉价种子远播广种（同时，他还要控制住一个或几个女性，以增加做父亲的确定性）。而女性则要保护自己有限的、周期性供给的珍贵卵子，不让它们落入不值当的追求者手里。女人在套住一个能养家糊口的丈夫之后，就会寻找比丈夫的基因更优秀的男子，（在排卵期）撩起裙子，抓住机会，和这些壮汉秘密交配。此幅图景实在不怎么雅观。

生物学家琼·罗格嘉顿（Joan Roughgarden）指出，达尔文150年前描画的图景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她写道：“对性角色的达尔文式描述并未过时。”“用今天的生物学专业术语再说一遍，达尔文式的叙事被认为是已经得到验证的科学事实……性选择的自然观强调的是冲突、欺骗和肮脏的基因库。”[1]

作为“知心女神”（The Advice Goddess）的专栏作家艾米·奥肯（Amy Alkon），她自己对这一影响深远的叙事提供了最典型的通俗表述：“单身母亲在很多地方都会感到处境艰难，但最可怕的应该莫过于身处180万年前的荒原。那些能够将基因传给我们的女先祖们，对于和谁一起钻进草丛应该是相当挑剔，终于将爸爸从小流氓里拣选出来。男人有不同的基因驱动——他们带回家的野牛肉，不能落进别人孩子的肚子——他们逐渐认为，与那些容易被勾引的姑娘厮混风险太高。”[2]现代世界就这样被装进这个井井有条的箱包：生育期对保护的需求、对爸爸和无赖（dads and cads）的分辨、亲职投资和嫉妒、性的双重标准。但是，就像机场里的警告所说：留意那些不是自己亲手打点的行李箱。

说到英国女士，我几乎已经忘记她是什么了——某种天使般的、美好的东西。

——达尔文书信，发自小猎犬号

贵族绅士们是值得怜悯的。在爱这件事上，他们几乎没有优势可言。他们可以说自己渴望在牧师的花园里，得到一个雀跃的妻子的吻，但不能说她在我身下呼喊，紧紧抓着我的背，而我射击我的猎物，使其燃起烈焰。

——罗杰·麦克唐纳（Roger McDonald），《达尔文先生的枪手》

重新评估我们矛盾的性关系的最佳起点，可能是查尔斯·达尔文。达尔文的大作《物种起源》在不经意间，为反性欲的偏见镀上了一层经久不衰的科学光泽。尽管他是位天才，但“关于性，达尔文所不知道的事”这个论题足够塞满一批专著。这本就是其中之一。

《物种起源》出版于1859年，那个年头，除了“光荣的希腊，庄严的罗马”之外，人们对古典时代之前的人类生活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对史前史的时间定义是大约20万年前，地球上生活的晚期智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过着没有农耕也没有文字的生活。那段历史是一块白板，理论家只能用想象填补空白。在达尔文和其他一些科学家开始松解宗教和科学真理之间的捆缚之前，对远古世界的猜想受到宗教教义的严格限制。对灵长类的研究当时刚刚起步。但最近几十年得到的新科研资料显示，达尔文的盲点，就像他的洞见，同样能产生深远的影响。[3]

比如，达尔文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霍布斯对史前人类生活的著名概括：“孤独，穷困，肮脏，残忍和短命”，让这些误导性的假设深深嵌入我们今天有关人类性习性的各种理论中。如果让今天的人想象一下史前人类的性生活，大多数人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手持木棒的穴居野人，揪着一个半昏迷女人的头发，将她拖走。我们将会看到，这幅史前人类社会霍布斯式的画面上，每一个细节都是错误的。达尔文还通盘接受了马尔萨斯对遥远往昔的揣测，大大地夸张了早期人类的苦难，故此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怀有特别的优越感。这些致命的误解一直顽固地盘踞在当代演化学的领地内。

按照标准叙事，好色的男人和挑剔的女人之间上演了一场无止尽的探戈，虽然达尔文自己没有上场朗诵这篇叙事诗，但他确实为这一叙事所谓的“自然性”和不可避免性敲响了鼓点。他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女性……不像男人那样性急，只有极少的例外。……（她）需要对方调情；她矜持，经常表现为长时间地努力躲避某个男人。”这种女性的含蓄也许是很多哺乳动物交配系统的关键特色，但却不怎么适用于人类，事实上或者应该说，不适合与我们最近的灵长类。

达尔文想过，早期人类可能和大猩猩一样是多偶制（一个男性和数位女性交配），他写道：“从人在今日之下的社会习惯以及从绝大部分野人都是多偶制来判断，最接近事实的观点是，最原始的人原来生活在小社群中，每个人根据尽其供养和取得的能力，拥有很多妻子，他嫉妒心十足地防守自己的妻子，不让其他男人碰到她们。还有一种情况是，他和大猩猩一样，一个人带着几个妻子独立居住……”[4]

演化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直言不讳地表示：“在所有的社会，性，至少是某种‘脏兮兮’的东西。性在行事时要避人耳目，它让人产生无穷遐思，受习俗和禁忌的规范。”但他说此话时，看上去也是“从人在今日之下的社会习惯来判断”（而且，他还没有达尔文的自我意识）。[5]我们将向读者展示，性确实“受习俗和禁忌的规范”，但除此之外，他过分自信地宣称的其他几个方面，却有大量的例外。

和我们所有人一样，达尔文将他自己的个人经验——或者说将他的缺乏经验——融入了他对于生命本质的假设中。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让我们看到了达尔文世界里的性虚伪。福尔斯说，19世纪的英格兰是一个“女性被神圣化的地方，而你花上几英镑——或几个先令，就可以找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陪你一两个小时。……是一个女性的身体被空前隐藏，隔绝于视野之外的地方；是一个以雕刻裸女来衡量每一位雕刻家才能的地方；是一个所有人都告诉你女人没有性高潮，但每一个妓女都知道如何假装高潮的地方”。[6]

在某些方面，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性观念可以说就是蒸汽机的复制品。对性欲释放的严厉拒绝，如同阻断了能量的正常流动，制造了持续上升的压力。通过有控制地、短暂地释放积聚的能量，可以实现做功。虽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犯了很多错误，但说到“文明”发展的主要基础是受阻的、集聚的、累积的和改变了方向的性欲，他是对的。

沃尔特·霍顿（Walter Houghton）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思维框架》（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一书中解释说：“为了保持身体和思想不受污染，男孩们受到的教育，让他们将女性视为尊重甚至敬畏的对象。他会认为一个好女人（他的姐妹和母亲、未来的妻子）更像是天使，而不是人类——这种形象不仅算计着要将爱与性分离，而且将爱变成膜拜，对纯洁的膜拜。”[7]当男人没有心情崇拜自己姐妹、母亲、女儿和妻子的纯洁时，他们自然应该去找妓女发泄自己的肉欲，而不是“欺骗”“良家妇女”，威胁家庭和社会的稳定。19世纪哲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观察到，“仅在伦敦一地，有大约8万名妓女；如果她们不是一夫一妻制神龛的牺牲品，又是什么呢？”[8]

查尔斯·达尔文当然没有对那个时代的性欲恐惧症免疫。事实上，人们可以说，他对这一恐惧症的影响特别敏感，因为他是在他著名亦无耻的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的智识阴影下长大成人的，这位祖父藐视当时的性道德，公开和好几个妇人生儿育女，甚至在他的诗中大肆宣扬群交。[9]达尔文在八岁时丧母，这也许让他在脑海里牢牢地留下了天使般女子在肉欲横流的尘世之上飞翔的图像。

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是最受尊重的达尔文专家之一，他将困扰达尔文一生的焦虑症、抑郁症、周期性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和歇斯底里的哭泣，这些病症都符合早年丧母造成的分离焦虑。证明达尔文心理创伤的另一个证据是，他成年后给一位刚刚丧妻的表兄写过一封很古怪的信，信上说：“在我一生里还没有失去过这样的近亲，”——他显然是在压制对母亲过世的记忆，“我很难想象你内心的悲哀。”达尔文孙女的回忆也证明了他的心理创伤，她记得，有一次玩拼字游戏，有人将M加在OTHER的前面，达尔文满脸困惑。他盯着拼字板看了好久，然后告诉大家，没有这样一个词。在场的人无不大吃一惊。[10]

维多利亚时代对肉欲的极端厌恶，一直延续到查尔斯的长女亨丽埃塔（Henrietta）身上。人们叫她“埃蒂”（Etty）。她负责编辑父亲的著作，用蓝色的蜡笔划掉她认为有伤风化的段落。比如，查尔斯在传记中谈到那位思想自由的祖父伊拉斯谟斯，埃蒂删掉了提及伊拉斯谟斯“对女人们如火的情爱”的部分。她还从《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和达尔文自传中删掉了“冒犯性”的文字。

埃蒂要踩扁一切性感事物还不只局限于文字。她对雷氏鬼笔菇（Phallus ravenelii）不依不饶，必欲除之而后安。直到今天，达尔文故居周围的树林里，仍然生长着这种菌类。显然，鬼笔菇外型像极了人类的阴茎，让她坐立不安。若干年后，埃蒂的侄女（查尔斯的孙女）回忆说，“埃蒂姑姑……带上篮子，尖头木杖，狩猎斗篷和手套”，冲进树林，寻找雷氏鬼笔。晚上，埃蒂姑姑“为了保护女仆的纯洁，闭紧起居室的门，将这些蘑菇扔进壁炉的烈火中”。[11]

他会占有你，当他的激情过去，新鲜感消失，你只是一件比他的狗更好一点，比他的马更亲密一点的东西。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爵士

不要误会我们。达尔文知识丰富，人类思想家的圣殿里当然有他的一席之地。如果你是攻击达尔文的斗士，希望得到增援，我们不是你求助的对象。查尔斯·达尔文是一位天才、一位绅士，我们对他怀有无限的敬意。但在男性天才身上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说到女性，他们基本上摸不到头绪。

在人类的性行为问题上，达尔文除了揣测，鲜有贡献。他自己的性体验似乎只限于他过于正派的妻子艾玛·韦奇伍徳（Emma Wedgewood），她是他的表姐，也是姻亲。在他乘小猎犬号进行环球航海时，年轻的博物学家看起来从没像那个时代的其他海员那样上岸寻欢作乐。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他的畅销小说《泰皮》（Typee）和《乌穆》（Omoo）中提到达尔文离群独处，专注于采集资料的工作，也可以说他完全没有尝过南太平洋的乐子，而在几十年前，这些乐子甚至激起了战舰邦蒂号（The Bounty）的船员哗变。

达尔文在还没有任何具体对象的时候，就认真考虑了自己的婚姻，他的盘算完全是抽象的。在关于结婚还是不结婚这个问题上，他用笔记本分别列出支持和反对的理由。在支持结婚的一边，他列下了：“孩子（如果幸运的话），分享共同爱好的长久伴侣（和晚年的朋友），一个去爱和一同嬉戏的对象——无论如何比狗好吧……女性的闲聊……但是会消耗大量的时间。”

在同一张纸上的另一栏里，达尔文列了一串他的顾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自由，极其有限的社会选择……不要被迫拜访亲戚和注意各种琐碎细节……变得肥胖和懒散……焦虑和责任……也许我的太太不喜欢伦敦，那么，惩罚是放逐和退化成懒洋洋的、一事无成的傻瓜。”[12]

虽然后来证明达尔文是一位非常温情的丈夫和父亲，但他写下的婚姻优缺点表明，他很认真考虑过选一条狗来伴他生活，而非选择婚姻。

史前的摩登原始人

“根据时下男人的社会习惯做判断，”不是理解史前人类的可靠手法（必须承认，达尔文对此没有说太多东西）。在今天的生活细节中为远古世界寻找线索，其叙事总是一套自我证明的神话，而不会是科学。

“神话”这个字眼在现代人眼里是低级廉价的东西，通常用来指瞎话或谎言。但这里的用法忽视了“神话”最深层的功能，即，它将似乎不连贯的事件变成故事，将相距遥远的星星连成有形有状的星座，不仅让我们产生想象，而且让我们感觉真实。戴维·范恩斯坦（David Feinstein）和斯坦利·克里博内尔（Stanley Krippner）两位心理学家解释说：“神话如一台织机，我们在上面用每天的体验做原料，编织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将两万，甚至三万多年前的祖先的日常生活编成神话，这项编织工作相当棘手。太多时候，我们总是在无意间将我们自己的体验编进史前的织物。我们将这种把当代文化倾向投射到远古历史的活动称为“原始人摩登化。”[13]

正如电影《摩登原始人》说的是“现代石器时代家庭”，当代科学对史前人类生活的猜测经常被似乎正确的假设所扭曲。而这些假设可以让我们远离真相。

摩登原始人有两位父母：一个是并不牢靠的史料，另一个是期待解释、合理化和赞美自己的生活和所处时代的心理需要。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摩登原始人至少有三位大知识分子的祖父：霍布斯、卢梭和马尔萨斯。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一位哆哆嗦嗦的战争难民，孤独地滞留在巴黎。他凝望史前史的迷雾，开始揣测那时人类的悲惨生活，“孤独，贫困，肮脏，残忍和短命”。他想象的史前状态和他所处的17世纪欧洲出奇地相似，当然，令人欣慰的是，在各个方面都要更糟糕一些。受不同心理动机的驱动，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环顾欧洲社会，到处是苦难和龌龊，他认为他看见的是人性的腐败。旅行者讲述的美洲野蛮人，给了他不少绮思遐想。而到了几十年后出生的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那里，知识的钟摆从卢梭摆回到霍布斯。他坚称，他证明了贫困的根源，而绝对的贫困就是人类的永恒状态。他说，哺乳动物繁衍的数学必然导致赤贫。只要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每一代人都翻一番（2，4，8，16，32，如此等等），而农民只能以算数级数扩大耕地面积和增加食物供给（1，2，3，4，等等），就永远不会有足够的食物填饱所有人的肚子。所以，马尔萨斯的结论是，贫困像风雨一样不可避免。不是任何人的错。是自然使然。有钱有权的人很愿意接受这个结论，可以理解，他们迫切地想为自己的好运气和穷人的苦难找到这样的解释。

达尔文的灵感来自两个可怕的托马斯和一个友善的弗雷德：他们分别是霍布斯，马尔萨斯和摩登原始人。霍布斯和马尔萨斯对史前时代的人性和人类生活细节的着意描画，其中很多错到不能再错，这些大错特错的描述给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提供了知识准备。很不幸，他们那些彻头彻尾的摩登原始人假设，先是一滴不漏地融入达尔文的思想，然后一直持续到今天。

严肃科学用冷静的口吻掩盖了流行史前史的神话性。这个神话基本上对了解历史毫无助益，缺乏准确性，仅仅是为了自我标榜。

我们写作本书的宏图大愿是想在神话的星座中辨识某些星星。我们相信，一般人所接受的有关人类性习性起源和本质的神话，不仅在事实上漏洞百出，而且极具破坏性，在人何以为人的问题上长期制造错觉。这一错误的叙事歪曲了我们对自己能力和欲求的认识。最后，它宣扬的是一套虚伪的、对任何人都不合适的衣服，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它，不论合身与否，都要披上它。

和所有的神话一样，这个神话也是要确立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对彼此的期待和要求。多少个世纪以来，宗教权威散布了一套经典叙事，警告信众提防毒蛇、欺骗成性的女人、受禁止的知识和永生的痛苦。但在今天的世俗社会，这套叙事打着硬科学的旗号招摇过市。

事例不胜枚举。在备受瞩目的学术刊物《科学》（Science）上，人类学家欧文·拉韦乔伊（Owen Lovejoy）表示说：“核心家庭和人类的性行为的最初起源可能远远早于（180万年以前的）更新世（the Pleistocene）。”[14]知名人类学家海伦·费舍（Helen Fisher）表示同意，她写道：“一夫一妻制自然吗？”她给了一个字的回答：“是。”然后她继续说：“在人类当中……一夫一妻制是惯例。”[15]

史前人类史的许多不同要素似乎严丝合缝地排列在人类性演化历史的标准叙事中。但是请记住，印第安人似乎回答了科尔特斯的问题，尽管他说的是“尤卡坦”；对教宗乌尔班三世来说，他的问题的答案根本是无可争议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地球是太阳系的独一无二的中心。人们将关注点放在对偶结合（pair-bonding）具有的营养收益上，动物学家和科普作家马特·利徳莱（Matt Ridley）展示了这一组合的迷惑性：“大容量的大脑需要肉食……（和）食物分享让肉食成为可能（因为分享让男人避免了捕猎失败的风险）……分享食物需要大容量的大脑（没有精密计算的记忆，吃白食的家伙就会轻而易举地欺骗你）。”说到这里，一切还说得过去。但利徳莱开始引进性因素：“男女分工推动了一夫一妻制（对偶结合成为经济单元）；一夫一妻制导致倾向幼态持续的性选择（在择偶时强调年轻）。”这是一曲华尔兹，在旋转中从一个假设滑向另一个假设，一圈又一圈地进入“合情合理的螺旋，证明了我们是如何成为今天的样子”。[16]

稍微留心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要素是怎样等待下一个要素，所有要素构成一幅明确的星座，解释了人类性习性演化的进程。

这幅标准星座内包括那些相距遥远的星星：

● 史前的男人如何开始定向向某个女子和她的孩子“投资”；

● 男性的性嫉妒和双重标准关系到男女两性性自主的对立；

● 女性排卵期的隐性特点是被人不断提及的“事实”；

● 人类女性莫名奇妙地引人注目的乳房；

● 女人一向喜欢欺骗和背叛，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说法，蓝调经典也做如是说；

● 当然，男人总是渴望用他的两条腿挤压些什么——同样是音乐作品的丰富素材。

这些就是我们要奋起反抗的东西。这首歌有力、凝练，越唱越有自信，不分昼夜在电台上反复播送……但是，它是错的，宝贝，错得不能再错了。标准叙事不过是给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提供科学证明。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它就是用科学的字眼复述了《创世纪》中人类堕落产生原罪的经过——加上性欺骗、禁止的知识和负罪。它给维多利亚时代的偏见贴上科学的商标，装成无花果的树叶，遮盖住人类的性真相。但事实和神话相反——科学有自己的手段，它会从无花果树叶的后面向外窥探。

查尔斯·达尔文提出了两种演化发生的基本机制。第一个，也是最为人熟悉的是“自然选择”。经济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后来将此机制概括为“适者生存”，但大部分生物学家仍更倾向于使用“自然选择”。重要的是要明白演化不是一种改善的过程。自然选择仅仅是说，物种因应永远在变化的环境而发生改变。假定演化是一个人类或社会变得越来越好的过程，是新达尔文主义者所犯的各种错误之一。[17]而演化绝非此意。

那些有能力在挑战性的、多变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生物，最有机会存活，进而繁殖。幸存者的基因传给后代，其基因代码中包含了适应特定环境的信息。但环境可能随时发生改变，让任何在演化产生的优势失去风头。

查尔斯·达尔文并不是提出自然界存在某种形式的演化的第一人。他的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已经记录过在植物和动物中存在演化的各种证据。关键的问题在于演化是如何发生的：是什么机制产生了不同物种之间的差别？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达尔文观察到不同小岛上的雀鸟有微妙的差异，这引起他的重视。他意识到环境对演化过程的关键作用，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还是无法解释环境是怎样通过传宗接代塑造生命的。

什么是演化心理学，以及为什么你应该了解它？

自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来，演化论已经被应用到人体的各个部位。他将自己的理论锁在箱子里，存放了几十年，因为他害怕著作出版后必定会引发的抵触。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人类的耳朵生在脑袋的两边，眼睛长在脸的前面，演化论会告诉你答案；同时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鸟的眼睛长在头的两侧，耳朵则完全隐形。换句话说，对于生命何以成为今天的形态，演化论可以提供解答。

1975年，E. O.威尔逊（E. O. Wilson）推出《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其提出的激进概念，引发了爆炸性的影响。他在书中宣称，演化论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身体，还可以而且必须应用到我们对人类行为起源的思考中。后来为了避免迅速累积的各种负面内涵，比如达尔文的表兄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创立的优生学，社会演化论被易名为“演化心理学”。威尔逊提议让演化论解决“几项无比重要的核心问题：头脑是怎样工作的；继而它为什么以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方式工作；以这两个思考为出发点，什么是人的本性？”他认为，演化理论“是对人类状态进行任何认真思考所需要的第一假设”，而且，“没有演化论，人文和社会科学只能是对表面现象的有限描述，就像没有物理学的天文学，没有化学的生物学，没有代数的数学。”[18]

《社会生物学》出版三年后，威尔逊又出版了《论人性》（On Human Nature），自此，演化论理论家们开始将自己的关注点从眼睛、耳朵、羽毛和毛皮，转向不太有形状但更具争议的目标，比如爱、嫉妒、择偶、战争、谋杀和利他主义。原来的影视题材开始进入美国的大学殿堂，成为知识界研究和争辩的课题。演化心理学诞生了。

它的降生挺不容易。说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就像我们脑袋的形状和手指头的长度，由我们的基因代码所决定——因此它们不可避免、不可改变，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论。演化心理学的研究很快就开始将男女两性的差异作为研究的重点，并假定男女在演化中各有自己的生育谋划。批评者指出这一理论带有种族决定论和性别歧视色彩，它让数世纪的征服、奴隶制和歧视都有了理由。

虽然威尔逊从来没有说过，基因遗传要独自为心理现象负责，他只是说，演化形成的倾向影响我们的认知和行为，但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他的温和观点立刻被各种激烈争论所掩盖。很多社会学家当时都相信，人类几乎完全是文化的产物，是任凭社会描绘的一张白纸。[19]威尔逊的观点对有些学者特别有吸引力，这批人认为他们的研究领域充满了太多的主观判断，受到自由派政治观点和良好愿望的扭曲，他们渴望为自己的研究找到一种更严格的科学方法论。几十年过去了，那场辩论的双方继续站在各自的极端立场上：“人性由基因决定”抑或“人性由社会决定”。如你所想，真相——以及这一领域最有价值的科学——只能介于这两种观点之间。

今天，演化心理学家中自认为是“现实主义者”的一派说，人性让我们发动战争，攻击我们的邻里，欺骗我们的配偶，虐待我们的继子女。他们说，强奸是保证繁衍的成功策略，婚姻是确保双方相互失望的没有赢家的战斗。他们给出了一种包罗万象，可以解释一切的宏大叙事。[20]

当然，在演化心理学、灵长类动物学、演化生物学和其他领域里有很多科学家不支持我们在这里所批判的叙事。如果我们为了给各种范式描绘一幅清晰的大画面，避免迷失在差异微妙的野草丛中，那么有时候我们的工作过分简单化，我们希望这些学者能够原谅我们。（希望得到更多信息的读者请参照书后的注释。）

演化心理学的标准叙事包含了很多明显的矛盾，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一个涉及女性力比多（即性力）。我们总是听人说，女性挑剔、含蓄。男人手腕上的豪华表、崭新的跑车，在通向权力、名望和地位的台阶上拼命地向上爬，都是在向女性展示自己魅力的努力。对于女性，标准叙事说，性只是两性关系的保障，肉体的愉悦不过是一个幸福的巧合。达尔文同意这些观点。在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中，“需要被追求”的“矜持”女性是一个既定的配置。

我们还被告知，如果女性的力比多和男人一样旺盛，人类社会就会崩溃。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在1875年表示，“大多数女性都不太受任何性感觉的困扰，对女性和对社会都是一件幸事”，他这样说，不过是重申了当时流行的认识。

尽管人们一再明言，女人不是特别性感的造物，但在全世界，不分文化，男人总是要特别努力地控制女性的力比多：割阴，从头蒙到脚的黑斗篷，中世纪的烧巫，贞洁带，令人窒息的紧身衣，骂她们是“贪得无厌的”荡妇，做出“色情狂”或“歇斯底里症”这种变态的、家长式的医学诊断，那些对自己的性感慷慨大方的女性受到严厉的鄙视……所有这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牢牢控制所谓低能量的女性力比多。为什么要在一个小猫咪的周围建造高压铁丝网呢？

希腊神话中的特瑞西阿斯（Tiresias）对男女的性快感有独到的观察。

他是个年轻男子的时候，在山上遇到两条蛇纠缠在一起交配。他用手杖分开了爱恋中的两条蛇，结果他突然变形，成为一个女人。

7年后，女特瑞西阿斯在森林里又看到两条交配中的蛇，她再次打断了它们，于是她完成了一个循环，又变回男人。

希腊众神的首脑夫妇——宙斯和赫拉，想要解决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谁更享受性爱，是男人还是女人？而特瑞西阿斯的独特经历让他受到天神夫妇的召唤。宙斯认为是女人得到更多的快感，赫拉却坚决不肯接受这个答案。特瑞西阿斯的回答是，不仅女性比男性享受更多的性快感，而且她们的享受是男人的9倍。

他的回答让赫拉大怒，赫拉捅瞎了他的眼睛。宙斯觉得他把可怜的特瑞西阿斯搅进这场厄运负有责任，作为补偿，给予他预卜先知的能力。双目失明的特瑞西阿斯看见了俄狄浦斯的可怕结局——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父亲，娶了母亲。

西班牙的彼得，13世纪读者最多的医著《贫民宝典》（Thesaurus Pauperum）的作者，在遭遇同样问题的时候，表现得更有外交手段。他回答［发表在《旅途疑问》（Quaestiones super Viaticum）中］说，虽然女人能够得到大量的快感，但男人的快感有更高的质量。彼得的书里给出了34种春药的材料，56个能促进男性力比多的处方和让女性避免性交中受孕的建议。也许，正是他的外交手腕、他的避孕建议或者他的开放性思维，导致了一个奇特的历史悲剧。1276年，西班牙的彼得当选为教宗若望二十一世，但仅仅9个月后，他书房的天花板却神秘地坍塌，压死了正在睡眠的教宗。

这些历史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吗？对人类性演化的错误观念流传如此之广，我们到底为什么要纠正这些误解？

好吧，如果每个人都知道女人确实和男人一样（或者，至少可以，在正常的情况下）享受性交，更不要说像特瑞西阿斯所说，她们的快感比男人要高八倍或九倍，问问你自己，会发生什么变化？达尔文说人类女性在性活动上犹豫和挑剔，而如果他是错的，他的观察纯粹是维多利亚时代性欲恐惧症的误导，又会怎么样？或者这么说怎么样：维多利亚时代的所谓真实人性不过是一套让男女都成为受害者的虚假宣传，那场延续到今天的“两性战争”则是一场假信号导致的行动，它让男女互相指责，转移我们对共同敌人的注意力？

我们被没有事实根据但又喋喋不休的符咒所误导，比如婚姻的祝福、女子的性含蓄、恩爱一世的一夫一妻制——这套叙事用不现实的期望、一波又一波的挫折、最后总是毁灭性的失望，将男女置于一场对抗的探戈中。作家和评论家劳拉·吉普尼斯（Laura Kipnis）说，在“两人暴君”的统治下生活，“现代爱情的焦虑”或者说“配偶之间的浪漫和性感可以维持一生的期盼”，是我们身上的沉重包袱，因为事实证明生活和期望截然相反。[21]

我们在战场上建立我们最神圣的人际关系，我们演化生成的欲望，和一夫一妻婚姻的浪漫神话相冲突。安德鲁·J.切林（Andrew J. Cherlin）在《婚姻围城》（The Marriage-Go-Round）一书中说，我们作为人的实际本质和我们中许多人希望人类所具有的本质，两者相互冲突，只要冲突存在一天，它必然在“美国人家庭生活中导致前所未见的剧烈动荡，及家庭和伴侣关系的不断变迁重组”。切林的研究显示，“与其他西方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在个人生活中有更多的伴侣”。[22]

但是我们却不敢直面我们错误的婚姻理想。如果我们真的向它发动挑战呢？一位结婚多年的政客在偷情时被抓，笑星兼社会评论家比尔·马赫（Bill Maher）在定期播出的电视节目上向嘉宾发问，请他们考虑一下此类情形后面通常不被提及的现实。他说：“当一个男人结婚二十年，他不想和他的太太性交了，或者他的太太不想和他性交了——就是这么回事吧，怎么说都行——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什么？我的意思是，我明白他欺骗了，做得不对，但是，他应该怎样做才是对的？是不是就忍着，将就着，毫无激情地混过这辈子，每年和太太做三次，每次都想象着太太是另外一个什么人？”在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一位嘉宾回答说：“不是。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解除（婚姻）关系……过新的生活。我的意思是，都是成年人了吧。”另一位嘉宾表示同意，说：“在我们国家离婚是合法的。”而第三位嘉宾，平日里快人快语的记者P. J.奥罗克（P. J. O’Rourke）一言不发，默默盯着自己的鞋子。

“过新的生活？”真的做得到吗？我们的浪漫理想总是碰上性激情转瞬即逝的现实——作家莱徳克里夫·豪尔（Radclyffe Hall）将此称为“欲望满足后的无限伤感”，用抛弃家庭来对付这一永恒的矛盾，真的就是“成年人”的选择吗？[23]

达尔文对女性矜持的认识不仅仅来自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假设。在自然选择之外，他还提出演化变迁的第二个机制：性选择。性选择的关键前提是，大部分物种中，在养育后代上，雌性的投入远远高于雄性。她肩负着妊娠期、哺乳期和抚养期。因为这场无可逃避的牺牲极为不平等，达尔文推论说，所以雌性是参与双方中更谨慎的一方，她需要被说服，需要得到保证——而为了繁殖，雄性火急火燎地要说服对方，豪爽地向女士表示感谢。相信男女两性在生育谋划上存在天然冲突，构成了演化心理学的基础。

选择单身汉的过程通常包括所谓的雄性竞争：公羊用头互相冲撞；孔雀摆出它鲜艳的、吸引捕食者的羽毛；男人带着昂贵的礼物，在烛光下发誓永生相爱。达尔文认为，性选择就是雄性之间为得到驯服、多产且愿意向胜利者臣服的雌性而进行的战斗。他的理论一向带有竞争含义，他相信“在自然状态下极端不可能出现滥交”。但是至少有一个达尔文的同时代人表示了不同意。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对白人来说，他的名字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一位铁路系统的律师，但热衷研究学术和社会组织方式。[24]易洛魁人（Iroquois）的塞尼卡（Seneca）部落接受摩尔根为自己的成员，给他取名Tayadaowuhkuh，意思是“鸿沟上架桥”。在纽约州罗彻斯特附近的家中，他每天用晚上的时间搞研究和写作，他关注的对象是那些在时间或空间上与我们相距遥远的人民，他力求用严谨的科学来理解他们最私密的生活。他是唯一一位其著述被他同时代的三位知识界巨人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都引用过的美国学者。很多人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是美国人类学之父。很有些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摩尔根思想的赞赏，也许正是摩尔根的著作今天反而不太为人所知的原因。

虽然摩尔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对达尔文演化假说中将性竞争作为人类历史之核心的思想，保留了怀疑态度。他的立场，让很多达尔文的支持者感到不快——达尔文本人一直非常尊重和敬佩摩尔根。事实上，摩尔根夫妇在英国旅行期间，和达尔文一家相聚过一晚，达尔文的两个儿子也曾经在摩尔根纽约上州的家里逗留过。

摩尔根对家庭结构和一般社会组织的演化特别感兴趣。与达尔文的理论相反，他假设史前时期的人类社会更多是多性伴制。“一夫多妻制（即有一个以上的妻子）和一妻多夫制（有一个以上的丈夫），与人类社会一样古老。这样的家庭既没有任何不自然，也没有任何惊人之处，”他这样写道，“很难给原始时期的家庭寻找任何其他形式的起源。”接下来，他总结说，“几乎可以毫无例外地说”，“多性伴式性交”是史前时代的典型状态，“尽管有些极为优秀的作家，如达尔文先生，对此抱有疑问”。[25]

摩尔根的论点是，史前社会通行群婚（group-marriage，也叫部落婚the primal horde或omnigamy）。omnigamy意思是群内全体成员婚姻，是法国作家查理·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创造，他受达尔文思想的影响非常深，他承认说：“几乎可以肯定，婚姻的习俗一直在发展，而群婚曾经在全世界是极为普遍的实践。”达尔文以他特有的谦逊彬彬有礼地表示同意，他说：“在今天的一些部落中，所有男人和女人相互之间都是夫妇。”考虑到摩尔根的学术水平，达尔文继续说：“有些人对此课题做过近距离的研究，他们的判断比我的更有价值，他们相信，在世界各地，群婚都是婚姻的最初和最普遍的形式……这一信念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26]

确实如此。这些证据之有力——包括直接和间接的证据，超过了达尔文的想象，甚至也超过了摩尔根的想象。

首先，我们要对一个词说上几句。我们这里用的“混交”（promiscuous，原意“混杂”），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我们必须找到我们的定义。拉丁语词根miscere的意思是混合，正好就是我们要说的意思。它不是指任何形式的随意交配，双方都可以做选择，并有自己的偏好。我们写作此书时曾试图找另外一个不带贬义的字眼，但发现非常困难，其他同义词都更加糟糕，如淫荡、轻佻、放荡、堕落。

请记住，我们在描述世界各地不同社会的性实践时，所描述的行为对于实践这些行为的人来说，都是正常的。一般人使用“混交”这个字眼时，总是指不道德或者无道德的行为，带有不管不顾和无知无觉的意思。但是，我们将要描述的人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违反他们所属社会的行为规范。他们不是叛匪，不是罪人，也不是大同世界的理想主义者。比如觅食群体（不论是今日尚存的还是远古时代的）的成员都不会超过100至150人，群体中的每个人对伙伴都非常了解，相处密切——很可能比现代社会里的男女对自己一夜情的对象都知道得多得多。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一书中明确提出：“野蛮人生活的图景不应该引起反感，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种婚姻关系的形式，因此完全没有伤风败俗的问题。”[27]

生物学家阿兰·F.迪克森（Alan F. Dixson）发表了对灵长类性习性最全面的研究（书名平淡无奇，就叫《灵长类性习性》），他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主张将最接近人类的灵长类——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中实行的交配制度称为“多雄－多雌交配制度”。他说：“在多雄－多雌灵长类群体内，交配不是完全不加选择的。很多种因素，包括亲缘关系、社会地位、性吸引力和个体的性偏好对两性的配偶选择都可能产生影响。因此，将这样的配偶制度贴上滥交的标签是不正确的。”[28]

所以，如果说混交是指同时维持数个性关系，那么我们的先祖当然比我们更滥交——除了我们当中那些最好色之徒之外。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混交视为在寻找性伴上毫无选择，可以随时随地和任何一个对象发生关系，不论认不认识，那么与很多现代人相比，我们的先祖远远算不上是滥交。在本书中，我们将promiscuous的意义严格限制在同一个时期里具有多个性关系。考虑到史前人类生活在小团体内，他们的性伴基本不可能是不认识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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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在这里使用“设计”这个词，纯粹是一种比喻，绝不是指人类行为或生物意义上的演化有任何“设计者”或者有任何目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