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一起面对寂寞的天空

爱不是气喘吁吁，不是兴高采烈，不是恒久激情的宣谕。它是身处热恋之中者能自我确知的状态，也是热恋消退之后所存留的东西。

——路易·德·伯尔尼埃，《科莱利的曼陀铃》（Correlli’s Mandolin）

社会坚持固守异性恋的特定行为约束，这样做有其代价。我们相信文化能被理性设计。我们能教导，能奖赏，能强制。但是这样做同样需要考虑每种文化的价值——以培养和实施它所需要的时间与精力来衡量，也以逃避天性要消耗多少实在的人类幸福来衡量。

——E. O.威尔逊[1]

现在怎么办呢？

写作这本书，我们是想说，大多数人太把性当成个事儿了，我们的观点很可能让每个人感到了困惑。说来说去，性就是性。在这里，它不是爱情，也不是罪过。更不是毁灭一个本来幸福的家庭的理由。

和维多利亚时代一样，大部分当代西方社会用限制供给（“好女孩不干那种事”）和膨胀需求［“女孩疯狂”（一首歌的歌名）］夸张性的内在价值。这套实践模糊了我们的视野，妨碍了我们对性的重要性的认识。性是必需品，但不是一个需要搞得如此刻板严肃的东西。想想食物、水、氧气、房屋，还有所有保障生命存在和幸福的关键元素，除非它们哪一天短缺了，否则，我们绝不会一天到晚惦记着它们。适当地放松社会的道德制约，让人们更容易得到性满足，显然能够减少性的破坏力。

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你觉得怎么样？我们都知道那是怎样一种感觉。除了死亡本身，还有什么比不幸福的婚姻给人类带来这样多的痛苦？2008年，美国产妇中有40%是单身女性。这很说明问题。卡特琳·弗兰纳甘（Caitlin Flanagan）最近在《时代周刊》上报道说：“每项有关短期幸福和长期成功的严肃研究都指出，来自完整的双亲家庭的孩子，表现优于那些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寿命，滥用毒品，学校的成绩和逃学率，少年怀孕，犯罪和判监……在所有这些方面，来自双亲完整家庭的孩子都明显胜过其他人。”[3]

“爱情是理想，婚姻是现实，”德国哲学家歌德说过，“将理想混同为现实，不可能永远不受惩罚。”事实正是如此。坚持将理想婚姻建立在毕生对一个人性忠实的基础上，我们中大多数人迟早能认识到这种观念有多么不现实，我们这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互相惩罚，还要搭上我们的孩子。

作家帕梅拉·德鲁克曼（Pamela Druckerman）在《外遇不用翻译》中（Lust in Translation），从跨文化的视角观察婚外情，她写道：“法国人比较接受情侣（affair partner）的观念，他们觉得，情侣就是一起做件事情的伙伴。”德鲁克曼说，因为将爱和性做了分离，法国人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抱怨自己的婚姻，以便给外遇找借口”。但是她发现，美国夫妇和英国夫妇的想法完全不同，“一次外遇，甚至是一夜露水，也意味着婚姻完蛋了。一些女人告诉我，她们发现自己的丈夫欺骗后，立刻拎着箱子离开家，因为‘应该这样做’。不是因为她们自己想这么做——她们只是觉得这是规则。她们甚至没有想过还有其他的选择……我是说，真的，她们就像在念台词”。[4]

心理学家朱利安·杰恩斯（Julian Jaynes）描述过人们在认识到他们的生活可能发生改变时，恐惧和兴奋混杂的感觉：“那是摩天轮转到顶端时的异样感，先是顺着内环上行，我们一直能看见牢固的支架，突然，钢架消失了，我们被甩向天空，沿着外环下行。”[5]太多的夫妇拼命想避免那一刻——一直坚持到选择苦涩的离婚和破碎的家庭，也不愿意面对广漠的天空，尽管在过去他们生活中有过“牢固的支架”。

我们对自己、对别人和对人类性欲的虚假期盼，给我们造成了严重而持久的伤害。性专栏作家丹·萨维奇解释说：“对终身一夫一妻的期待让婚姻背上了难以估量的重负。但是，我们的爱情和婚姻观念的基础是，不仅期待一夫一妻，而且期待因为有爱，一夫一妻是轻松愉快的。”[6]

肯定，激情的性可以是夫妇亲密关系的重要部分，但是如果把性当作亲密的实质本身，那将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和我们的其他欲望一样，性欲也处于受压制的危险。斯奎尔说，认为婚姻是一场天长地久的浪漫非常不现实：“你和一位已经睡过一千次的人上床时，不太会撕扯自己的衣服。我们应该知道，爱和性的性质从一开始就处在变化中，一场轰轰烈烈的风流韵事不一定能成就一桩好婚姻。”[7]性欲旺盛很容易表现为极端缺少亲昵：想想那些臭名昭著的一夜情，还有那些妓女，不过是一种生理释放而已。

夫妇们可能会发现，保持或找回初恋时的亲昵感，需要他们一起面对充满不确定的寂寞天空。如果他们敢于谈论他们的真实感情，他们也许能发现他们是在进行最有意义、最亲昵的对话。我们不是说这样的对话很轻松。可以肯定它不会轻松。在有些领域，男女之间很难互相理解，性欲就是其中之一。很多女人无法接受男人总是将性快乐和感情切开，同时，男人则不能理解女人为什么总是将两个不相关的事情纠缠在一起。

但是，有了信任，我们就有勇气接受我们互相不能理解的东西。我们对本书所抱有的最大希望之一是，它能激发起夫妻讨论此类问题的对话，一起穿越情感的困境，更深刻、更包容地理解这些别扭情感的原始根源，以更聪明也更成熟的方式处理这些情感。除此之外，我们实在不能提供其他帮助了。每一个关系都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需要不间断地特别关注。我们只能提醒大家，警惕那些“万应良药”式的建议。我们完全同意《哈姆雷特》中波洛涅斯对雷欧提斯的劝告：“对自己要真实，就像日去夜来，如此也不去对他人（男人和女人）玩虚假。”

不过，要充分讨论宽松制约和包容外遇带来的众多问题，的确需要非常深刻地理解我们自己和其他人。斯格特长期处于一种三角关系，他的女友特丽莎同时和拉里（斯格特介绍给特丽莎认识的）也有性关系，他说：“有些人让我觉得可惜，他们甚至不知道，在传统社会提供的现有模式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虽然这种三人或四人的承诺关系直到最近都没有引起社会关注，但据《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说，在美国，所谓多偶（多夫多妻）家庭（polyamorous families）的数目已经超过50万。[8]虽然海伦·费舍认为，这些落入此类安排的人是“违抗天性”，因为他们必将受到不安全感和嫉妒心的冲击，但有大量证据证明，对合适的人来说，甚至对他们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安排运作良好。

萨拉·哈迪提醒我们，传统婚姻中的夫妇才是违抗天性的人：“自达尔文以来，我们一直假定人类是在家庭中演化，在核心家庭中，由一位母亲依赖一个男人帮助抚养幼子；但是……人类的家庭安排有多种形式……可以说，最好的解释是我们的祖先是合作繁殖的物种。”[9]从我们的角度看，像斯格特、拉里和特丽莎这样的人是在复制古人的社交-性爱关系。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从孩子的角度看，不论是在亚马逊丛林还是科罗拉多的城郊，身边有两个以上的成年人给予可靠的爱心关照，总是能让生活更丰富。莱尔德·哈里森（Laird Harrison）最近写过自己的经历，他在有两对夫妇的家庭里长大，除了自己的父母，还有另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他回忆说：“公社型家庭享有一种同志般的气氛，这是我以后再没感觉过的……我和我的异父母姐妹交换图书，满心仰慕地听她们讲恋爱史，交换有关老师的消息。她们的父亲热爱音乐，她们的母亲喜欢做饭。我们十个人中间形成了某种纽带关系。”[10]

人人出柜

当一个时代的基本幻觉疲惫的时候，可以说这个时代也就结束了。

——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

过去的200年，基本上可以说是一部宽容的海浪不断冲击着僵化的、礁岩般的社会结构的历史。虽然这几乎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战斗，但海浪总归是最后的赢家。20世纪开始，在废奴运动、女权运动、种族平等运动的冲击下，我们看到岩石在松动，到最近，人们开始逐渐接受男女同性恋、变性人和双性人的权利。

作家安德鲁·苏利文（Andrew Sullivan）描写过他作为同性恋天主教徒的成长经历，一方面，教会告诉他应该如何；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之间的矛盾难以分解，“难到令人痛苦的地步”。他回忆说：“在我自己的和其他无数人的生活中，我看见内心情感的压制和对爱的抗拒，它们总是、永远会导致个人生活的扭曲、压抑和迷惘。将一个人生生地压进一个他不适合的模子里，对谁都不是好事。这剥夺了他们的尊严、自信和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能力。它破坏家庭，扭曲基督教教义，违反人道。它必须结束。”[11]苏利文所说的那些人，可以是任何一个不适合自己时代的社会模具的他或者她。

他们是谁呢？当然，同性恋者需要出柜，每个人都需要出柜。

但是，这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历史学家罗伯特·S.麦克艾文的声音颇有代表性，他对不守一夫一妻制戒律的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自由性爱很像是要堕落到‘自由仇恨’。既然爱每一个人在生物学上没有可能性，试图这样做就成为‘他者化’，仇恨随之而来。”[12]和麦克艾文一样，太多的婚姻顾问似乎被各式各样的非传统婚姻吓坏了。《牢中云雨》（Mating in Captivity）的作者艾斯特·佩雷尔（Esther Perel），引用一位她认识（并尊敬）的家庭心理咨询师的话说：“开放式婚姻不灵光。谁认为自己能接受这个真是非常天真。我们在70年代曾经尝试过，那是一场灾难。”[13]

也许那是一场灾难。但是，这样的心理咨询师在简单地打发掉传统婚姻的替代品之前，最好能挖掘得再深一点。如果让人们想象现代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交换伴侣的人，大部分人脑子里的画面可能会是用头带扎住满头乱发的嬉皮，闲荡在自由性爱公社里，墙上挂着格瓦拉和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的画像，保真音响里放着杰弗逊飞机乐队（Jefferson Airplane）的音乐。但是，别着急，老伙计，你绝对想不到真相如何。

现代美国换偶的原型应该是二次大战的空军飞行员和他们的妻子。和其他精英武士一样，这些“王牌飞行员”彼此之间发展出牢固的友情，也许和他们有军队中最高的伤亡率有关。据记者特瑞·古尔德（Terry Gould）说，所谓的“钥匙晚会”，就像1997年电影《冰风暴》（The Ice Storm）中戏剧化的场景，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空军基地，在这些精英飞行员起飞冲向日军的炮火之前，他们和他们的妻子们在一起交换性交。

古尔德的书《生活方式》（The Lifestyle）讲述了美国换偶运动的文化史。他采访了两个记录过这种空军仪式的研究人员，琼和德怀特·迪克森夫妇。他们告诉古尔德，这些飞行员和他们的妻子“像举行部落结合仪式一样互相分享性，暗含的默契是，三分之二活下来的丈夫要关照所有的寡妇”。战争结束后，这种活动还在继续，直到40年代后期，“从缅因到得克萨斯，从加利福尼亚到华盛顿，到处的空军基地里都有换偶俱乐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换偶俱乐部“从空军基地传播到周围的郊区，进入异性恋白领专业人士阶层”。[14]

我们能相信这些战斗机飞行员和他们的妻子“天真”吗？

是真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一些大张旗鼓的新式性生活都失败了，结局一片混乱、伤感，但是，这能说明什么？7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还尝试缩减对外国原油的依赖呢，同样也失败了。按照这个逻辑，再做任何新尝试都是“天真”。此外，在私密的情感问题上，审慎和成功往往走在一起，所以，没有人真的知道，有多少夫妇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的非正统谅解，低调地为常规、陈旧的一夫一妻制寻找替代品。[15]

传统婚姻此刻正在给数百万计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制造灾难，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传统的“白头到老”（不忠到老，或者厌倦到老）的婚姻在太多方面都是失败的：感情上的、经济上的、精神上的和性生活上的。尽管已经没有主流治疗师试图要男同或女同“赶紧长大，真实地生活，不要再做基”，但说到用非正统的方式对待异性恋婚姻，佩雷尔明确说，“性边界属于少数几个领域，在那里治疗师就是主流文化的镜子。一夫一妻制就是标准，性忠诚意味着成熟、诚信和现实主义”；忘记那些新花样吧，“非一夫一妻制，甚至当事人同意的非一夫一妻制，是犯罪嫌疑人”。[16]

夫妻求助心理医生，希望得到指点，给一夫一妻的婚姻松绑，但心理医生能给他们的只有自保性的指责，还有一些陈词滥调，比如自助读物《鄙吝的基因》提供的演化心理学式的劝告：“我们感到的诱惑深植于我们心灵和精神的基因中……（但是）只要我们保持兴趣的活力，在一夫一妻制婚姻和我们力争不忠的吝啬基因之间就不会发生冲突。”[17]兴趣的活力？不会发生冲突？当然。要向柯立芝夫人报告一声。

佩雷尔是那种少见的心理咨询师，公开表示愿意考虑异性恋夫妇协商解决问题的替代方案——甚至可以超出主流社会规定的边界。她写道：“我的经验是，协议性行为边界的夫妇……并不比那些实行闭关政策的夫妇更少诚信。事实上，正是他们要保持更牢固的夫妇关系的愿望，让他们探索维持长久爱情的其他模式。”[18]

世界上有无数种方式供我们寻找一种伙伴制度，它既充满爱，又能灵活地适应我们古老的欲望。不论大部分主流心理咨询师如何说，事实上，“开放式”婚姻中的配偶对两人关系和生活的满意程度要远远高于传统婚姻中的夫妻。[19]多偶婚姻中的男女以他们的方式既拥有更多的性关系，同时不必相互撒谎，不必破坏原来的配偶关系。很多同性恋夫妇同意婚外性关系不必导致离婚。《道德浪女》（The Ethical Slut）的作者多西·伊斯顿（Dossie Easton）和凯瑟琳·李斯特（Catherine Liszt）写过：“将外遇说成是不健康的性关系是残忍和冷酷的，因为它让已经感到不安全的‘欺骗’者怀疑自己出了问题……很多人发生外遇，绝不是因为他们的配偶或他们的婚姻本身有什么缺失。”[20]

传统家庭的分崩离析，留下了大批孤独和失落的人。坚持核心家庭的“神圣性”已经阻挡不住它的溃败。与其要求人们困守在一种从来就不成立的人类家庭观中，我们不如和人类性欲不怎么体面的真相休战。也许这意味着建立新的家庭形式，也许这需要政府更多地支持单身母亲（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在这样做了），或者，这仅仅意味着我们该在性忠诚上调整对对方的要求。我们确定知道的是：怯懦的抵赖、宗教或立法、沙漠里中世纪式的石刑，都压制不住我们源自史前的欲望。

1988年，当时的科罗拉多州州长罗伊·罗莫尔（Roy Romer）被曝光有长期婚外情，媒体开始对他进行无情的追逐。罗莫尔采取的应对行动，是当时几乎所有的公众人物都不敢做的事。他拿出尤卡坦式的勇气（“我听不懂你说什么”），拒绝接受媒体追问的前提假设：他的婚外情是对妻子和家庭的背叛。他召开记者会，在会上，他告诉大家，他结婚45年的妻子始终知道并且接受他的婚外性关系。罗莫尔面对一群追问“真相”的记者，反问他们：“什么是忠诚？”记者们沉默了。罗莫尔告诉鸦雀无声的记者：“忠诚是你有多坦白。你得到什么样的信任，取决于真实和坦白。在我自己家里，我们用了不少时间讨论此事，我们一直在尝试理解我们自己的情感和需要，忠诚地解决这个问题。”[21]

日月好合

仰望天空，云来云去，星斗无数，行星在漫无目的地徜徉，我们永远能看到永恒的月亮和太阳。在我们祖先的眼里，这两个神秘的物体代表了女性和男性。从冰岛到火地岛，全世界的人都将太阳视为阳刚的男性，因为它的恒定和力量；而月亮的变化性、不可言喻的美，及其以月计的周期则是女性阴柔的标志。

10万年前，人类用肉眼凝望天空，日月看起来是一样大小，他们也是这样看人类男女的身体。在日全食的时候，月亮的圆盘正好覆盖住太阳，肉眼可以看到月亮身后太阳射出的耀斑。

但是，虽然从大地上用肉眼看来完全一样，科学家们早已经确定，太阳的直径是月亮的400倍。奇妙的是，太阳与地球的距离几乎也是月亮与地球距离的400倍，所以，在地球上眺望，日与月是如此完美地平衡。[22]

有人会说：“有趣的巧合。”另一些人会想：这种差异和相似、亲密和疏远、恒动和周期变化的奇妙结合，是不是包含了某种特别的信息？和我们的祖先一样，我们看着日月的永恒之舞，寻思我们中间男人和女人、阳刚和阴柔的机理。

补充说明

第二十一章所写的“玩弄女性的菲尔”，让一些本书前几个版本的读者感到不适，他们认为，在本书已经谈了那么多性满足对于男女同样重要之后，第二十一章的这些内容使得本书失去了均衡性，且显得伪善。“既然本书的其他部分如此平衡且赞同女性亦有性需求，那为什么这部分仅仅从男性的视角谈论出轨？”我们被这样问道。这是一个公平且直接的问题，但我们无法给出公平且直接的回答。

首先，许多男性声称，他们出轨仅仅因为这样的机会增加了。而女性出轨的动机则更为复杂。例如，雪莉·格拉斯（Shirley Glass）和托马斯·怀特（Thomas White）采访了300位男性和女性（匿名），发现男性更多是由于性的因素；而女性则更多被情感因素驱动，对婚姻不满的程度也更高。这样的发现在别的研究中也多有体现。

第二，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探讨的，女性性欲的激发因子更为变动不居，这使得相较于男性而言，充分讨论它更为困难。比如，女性更容易在其排卵期发生婚外性行为，且相较于她月经周期内的其他时间更少采取避孕措施。一个女人在她四十几岁找寻“炮友”的情况可能和她在二十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这和荷尔蒙水平有关，也和生活经验有关。

除了这些内部因素，女性也更容易受外部因素影响。比如孩子们是否长大成人了，离家在外了？她是否财务独立？她的朋友和家人会怎样说？她是否怀疑他正在出轨？而男性，即使他相当聪明，心思缜密，却也常常对这些情况缺乏敏感，致使女性感到孤立无助。

当然，这都不是决定性或普遍性的。无论我们对动机做何概括，仍会有太多例外使其动摇，对男性和女性都是如此。每个人都自成一个世界，每种关系都有其独特性。

我们的目标仅仅是，通过观察已婚夫妇最常遇到的境况，简略探索我们所讨论的一些理论是如何在现代生活中呈现出来的。我们聚焦于出轨的中年男性。而关于女性婚外情的动机和经历的相似评估，则超出了这本书的篇幅规划。另外，我们确实认识“菲尔”，他愿意与我们探讨他的经历。我们或许也认识有这类婚外情的女性，但她们选择不与我们分享其秘密——这或许是明智的。

致谢

人们说出版一本书就如同生个孩子。但它比生孩子更费时间，也更伤神。确切来说，这个“孩子”有很多父母。如果没有这些家人——尤其是弗兰克、朱莉和贝丝·赖安、乔安娜和马内尔·鲁亚斯、阿尔奇拉·雷曼尼、切莱斯蒂诺·阿尔梅达以及丹尼尔·桀撒——的见地、鼓励和耐心，就不会有《亚当夏娃在拂晓》。

感谢史蒂文·朗和亨利耶特·克劳瑟的慷慨帮助，他们为我们组织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写作大纲。感谢我们的代理人，梅丽莎·弗拉斯曼花费了难以计数的时间指导我们将大纲变成书稿。不同于大部分代理人，她在整个出版过程中都会跟进阅读稿子，提供有益的见解。感谢本·罗恩，我们的出版方哈珀·柯林斯的编辑，他从一开始就对这本书充满信任（虽然也对书中的少数内容谨慎地提出了疑虑）。也要感谢助理编辑马修·英曼对各种问题给予及时回复和专业处理。丽莎·伍尔夫以一流的编辑水准，找出了书稿中一些令人尴尬的错误。若此书还存在什么缺漏，责任应归于我们自己。

弗兰克·赖安、斯坦顿·皮尔、斯丹利·克里普纳、朱莉·霍兰德、布里特·温斯顿和斯蒂夫·梅森饱受虐待地读了一遍又一遍凌乱的初稿，提出了极其中肯的意见，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感谢学识渊博的罗伯特·萨博斯基、托德·沙克尔福德、海伦·费舍、丹尼尔·摩西和弗兰克·德·瓦尔，愿意抽出他们宝贵的时间审读手稿的部分内容。

最后，我们感谢以下诸位（排序随机）给予我们的各种支持和鼓励：迈克和米雷耶·朗、布莱恩和克洛斯比·奥黑尔、玛尔塔·切尔维拉、亚历杭德拉·佩娜、多萝西安妮·亨纳、内奥米和唐·诺伍德、奥克塔薇尔·德·丹尼尔、亚当·门德尔松、理查德·司伟德、大卫·达内尔、玛诺罗·雷耶斯、马特·唐德特、马克·普卢默、苏西·布莱特、雅基·迪根，以及，当然还有丹、特里和D.J.。

注释

如想获取最新信息、延伸讨论、书中提到的问题的更新，请访问网站sexatdawn.com。

导论

[1] 可能在450万年前。如想了解最近的遗传学方面的证据，可参考Siepel（2009）。

[2] De Waal（1998），p. 5.

[3] 这里引用的数字有些摘自McNeil（2006）等。色情业营业额高达数千亿美元的报道来自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world/nation/la-fg-vienna-porn252009mar25，0，7189584.story。

[4] 参阅“Yes，dear. Tonight again.”Ralph Gardner，Jr. The New York Times（June 9，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6/09/arts/09iht08nights.13568273.html?_r=1。

[5] 更多信息披露：默多克同时拥有出版本书的出版社哈珀考林斯（Harper Collins）。

[6] Diamond（1987）.

[7] 这些关系包含许多促进团体认同的方法，比如参加增强团体粘合性的仪式，萨满教特征在觅食团体中仍然普遍。有趣的是，这些增强集体认同的仪式常常伴随着音乐（它像性高潮一样，会释放催产素，这种激素与形成情感联结关系密切）。参阅Levitin（2009）获得更多关于音乐与社会认同的信息。

[8] 这一转变的精确时间定位最近遭到质疑。参阅White and Lovejoy（2009）。

[9] 想要了解更多觅食部落的分享型经济，参阅Sahlins（1972），Hawkes（1993），Gowdy（1998），Boehm（1999），或者Michael Finkel在《国家地理》上关于哈扎人的文章，附在线阅读链接：http://ngm.nationalgeographic.com/2009/12/hadza/finkel-text。

[10] Milthen（2007），p. 705.

[11] Taylor（1996），pp. 142-143. Talor的书对于人类性起源有极好的论述。

第一部分：关于物种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