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来自他在Scopes案中的总结陈词。
[2] Wade(2006),p. 151.
[3] 对于线粒体DNA的最新研究表明,即使在人类6万年前左右出走非洲之前,人类的居住形态就是基本上相互隔绝,在十多万年的时间里,分别散居在非洲东部和南部。据这项研究说,仅仅是在4万年之前,生活在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的人才发生汇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泛非人口。见贝哈尔(Behar)等人(2008年)。网上可以阅读论文全文:http://www.cell.com/AJHG/fulltext/S00029297%2808%2900255-3#。
[4] 有兴趣阅读更多对霍布斯史前史充满战争的假说进行批判的读者,可以从Fry(2009)和Ferguson(2000)的论著入手。
[5] 平克的演说主要依据是他在《白板》(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一书,特别是第三章最后几页提出的论点。
[6] 平克演讲的链接是 http://www.ted.com/index.php/talks/steven_pinker_on_them_yth_of_violence.html在这个网站,读者能发现很多其他有意思的内容。比如,我们建议读者搜索苏。萨维奇-伦堡(Sue Savage-Rumbaugh)有关倭黑猩猩的演讲。如果读者更喜欢阅读,平克有一篇根据该演讲的笔记,可见www.edge.org/3rd_culture/pinker07/pinker07_index.html。
[7] 平克的图标中有一部分摘自基利(Keeley)1996年的著作,而基利本人在他的图表中(原书第89页和90页),将这些社会称为“原始人的”,“前国家状态的”和“史前史时期的”。的确,在该书的第31页上,基利区分了他所说的“定居的狩猎-采集人”和真正的“漫游的狩猎-采集人”,他写到,“低密度,游动型的狩猎-采集人,拥有很少几件容易便携的物品,在辽阔的地域中活动,几乎没有固定的资源和房舍建筑,因此有条件逃避冲突和劫掠。他们逃跑的时候,最了不起的,不过是丧失掉他们的沉着稳重罢了。”
正如我们已经证明了的,这些游动的(即时回报的)狩猎-采集人才是史前社会的代表。所谓史前时期,顾名思义就是人类建立定居社区,耕种食物,驯养牲畜之前的历史。基利的混乱(也即平克后来的混乱)在于他给已经有了园作种植,有了家养牲畜和定居房屋的人贴上了错误的标签,称他们是“定居的狩猎-采集觅食人。”是的,这些人确实偶尔地外出打猎,有时候,他们也出门采集,但是,这些活动不构成他们食物的唯一来源,他们的生活和真正的狩猎-采集觅食人完全不同。与我们的先祖相比,他们的园地,定居的村庄,都是需要防卫守护的地盘,让他们很难用逃跑来摆脱冲突。基利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写到,“但是,在他们小小的领地里,有了一些物品,有了无法移动,费了不少人工修建的房舍,仓储和田地,对于定居的农民或者狩猎-采集人来说,逃走意味着失去一切,并会陷入饥饿的困境。定居的农民和狩猎-采集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以暴力抵抗暴力,或者,在受到伤害之后,采取复仇行动,以期阻遏更多的侵犯。”这一观点值当再说几遍。如果你定居在一个固定的村庄里,有精心修建的房屋,费力开垦的田地,还有很多无法一把抓起来都带走的物件儿,你就不是一个狩猎-采集觅食者。史前人类没有这些宝贝劳什子,也正因为此,我们称他们是“史前”人类。
[8] 平克的人类社会图表:
[9] 这段来来自Fry(2009)。
[10] Knauft(1987 and 2009).
[11] 为了让情况看起来更糟糕,平克将这些虚假的“狩猎-采集人”的死亡率叠加在一起,然后排列在20世纪美国和欧洲几场战争导致的男性死亡人数旁边,前者一条大黑杠,后者一个短短的黑线。在很多方面,这都是在误导读者。其中最成问题的是,只有在20世纪,才出现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不仅是参战的男子死亡,为了打击敌人的士气,平民也是杀伤的目标(比如德累斯顿、广岛和长崎……),所以说,只计算男性死亡毫无意义。
而且,为什么平克不包括上千万死于20世纪最残暴的战争中的人呢?在他对“我们身处最和平的时代”的讨论中,他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二次大战的太平洋战场(包括扔在日本人头上的两颗原子弹),红色高棉和波尔布特的杀戮,连绵数十年的越南(抗日,抗法,抗美)战争,中国的革命和内战,印巴分治战争,还有韩战。他在计算二十世纪的战争死亡的时候,这些数以千万计的死亡都没有被计算在内。
平克的讨论也不曾包括非洲的冲突无休无止,它的儿童战士,随时爆发的种族灭绝。他没有提到卢旺达,没有图西族和图图族的事情。他将20世纪的南非发生的所有战争和暴政都弃置不顾,这些暴行导致数十万平民受虐待和丧失性命。还有萨尔瓦多呢,尼加拉瓜呢,危地马拉死亡的十万村民呢?都不见了,一点痕迹都没有。
[12] 见Zihlman(1978&1984)等。
[13] 《为何要打仗?》(Why War?),在线阅读地址:http://realhumannature.com/?page_id=26。
我们与Smith联系,询问他如何解释他所删减的根据,他首先提到Wrangham和Peterson认为,因为黑猩猩与我们有最后的共同祖先,因此倭黑猩猩较少代表性。但是,当我们指出,很多人类学家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即,倭黑猩猩更有代表性),Wrangham已经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而不管怎么说,说黑猩猩是我们“最亲近的非人类亲戚”,而不提倭黑猩猩,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错误。他最后很不情愿地在他描述黑猩猩的“血腥消耗战”时,加上了两个有关倭黑猩猩的简短说明。
[14] Ghiglieri,(1999),pp 104-105.
[15] 文献综述请见Sussman and Garber’s chapter in Chapman & Sussman(2004)。
[16] 引自 de Waal,(1998). P. 10。
[17] Goodall(1971),引自Power(1991),pp. 28-29。
[18] 奇怪的是,虽然德·瓦尔同意鲍沃提出的核心问题,他也很少提及鲍沃的工作,如果提到,也是否认她。在德瓦尔1996年的著作《良善之辈: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对错观的起源》(Good natured: The origins of right and wrong in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中,有一个小注解,他写道:“鲍沃根据阅读到的文献,她在1991年就提出,在某些野外观察中提供食物(比如在冈贝的香蕉营地)让大猩猩变得更加暴力,更不平等,因此改变了黑猩猩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关系的‘色调’。鲍沃在对现有资料进行严肃审核的同时,带有60年代黑猩猩具有高贵野性的怀旧情绪,她的分析所提出的问题,无疑会引起继续对非喂养状态下的大猩猩进行研究的人注意。”
这种轻视鲍沃分析的手法显然很不公正。不管她是不是怀有60年代的怀旧情绪,德·瓦尔承认了她的分析“提出了需要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关乎大量对黑猩猩社会行为的观察是否还有效——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作为当今世界黑猩猩行为研究的领军人物德·瓦尔格外关切的事情,而一位学者应该具有开放的思维。
[19] Ghiglieri(1999),p. 173.
[20] 鲍沃的报告和有关批评,可见威尔森和朗汉姆合著,2003年。这篇论文可网上阅读,见http://anthro.annualreviews.org。
[21] Nolan(2003).
[22] Behar(2008)等。其他有关这一问题的精彩评论,见Fagan(2004)。
[23] Turchin,(2003&2006).
[24] 当提到苏族人(拉科他人)的首领时,那些心目中立即出现头戴鹰羽冠,一派威风凛凛作战姿态印第安人的读者,一定要记住,在白人和印第安人发生第一次接触之前的几代人中,很多部落中疾病蔓延,马的引进带来了严重的文化破裂,导致原本和平相处的团体不断发生冲突(见Brown,1970/2001).
[25] Edgerton(1992),pp. 90-104.
[26] Ferguson(2003).
[27] 1968年的圣诞节,“阿波罗8号”的宇航员弗兰克·博曼(Frank Borman)向全世界的听众发出祈祷词:“主啊,请赐予我们远见,请让我们看见你对世界的爱,尽管我们一再失败。请赐予我们信仰,让我们坚信你的仁慈,尽管我们傲慢且软弱。请赐予我们知识,让我们能以开放的心态继续祷告,请向我们昭示,我们每个人可以为世界和平之日的降临做些什么工作。阿门。”
[28] Tierney(2000),p. 18. Tierney的书引发了激烈争论,这让任何黑猩猩群体相比之下都显得极其平和。大部分争议集中在Tierney对Chagnon和其同伴James Neel的指责上,Tierney认为他们可能在亚诺玛米人之中引发了灾难性的传染病。由于未曾详细验证这一指责,我们对这些讨论没什么可补充的,仅在他提到亚诺玛米人的战争时对Chagnon的学术方法提出了批评。
[29] Chagnon在雅诺马马人停留的时间合计有5年。近年来,对Chagnon研究工作和他对雅诺马马人的描述的批评,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愿意了解更多情况的读者可以先去阅读Good(1991)。他讲述了他与雅诺马马人的私人的亲密接触。Tierney(2000)简述了他对Chagnon的抨击,而且,他的批评远远超过了我们这里所提及的内容。Ferguson(1995)的论述深度分析了Chagnon的计算和结论。有关佛格森有关战争起源的观点,可以在他所在学校的网站(http://andromeda.rutgers.edu/socant/brian.htm)上查阅他的两篇论文:“部落,“族裔”和全球战争”(Tribal,“Ethnic,”and Global Wars)和“战争十说”(Ten Points on War),第二篇论文广泛涉及生物学,考古学和有关雅诺马马人的矛盾认识。Borofsky(2005)不带偏见地综述了有关争论的起源和背景。当然,大家也能找到Chagnon的著作。
[30] 引自Tierney(2000),p. 32。
[31] Washingtong Post review of Darkness in El Dorado: Jungle Fever,by Marshall Sahlins Sunday,December 10,2000; p. X01.
[32] Chagnon(1968),p. 12.
[33] Tierney(2000),p. 14.
[34] Sponsel(1998). P. 104.
[35] October 23,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