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 Deal with the Devil
杜娅和巴塞姆订婚九个月后，二〇一四年六月一个温暖的下午，阿萨梅尔一家人刚用完午餐。这时候杜娅还住在家里，她和巴塞姆必须举行一个正式的婚礼之后才能住到一起。
帮忙清理完盘子之后，巴塞姆建议在他和夏科里去理发店上班之前，大家一起出去走走。这对未婚的年轻人走在家人前面，手拉着手聊天。当他们到达滨海路时，巴塞姆转过脸对着杜娅，开始从容不迫地说话，声音比平时更低，就好像早就对要说的这些话做过排练一样。“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我想我们一起去欧洲。在这里我们没有未来。我们被困住了，我们回不去叙利亚了，”他低头看着她那张惊讶的脸，开始用更快的语速说道，“每个人都在往那边去。我一个朋友去了德国，还申请把家人带到了那里。那儿比这里好多了，杜娅，你可以去上学，我可以开个理发店。我们可以一起拥有一个家，开始建立一个家庭。”他满怀希望地看着她的脸，寻找同意的迹象，“你觉得呢？我们只需要搞到出去的钱。”
杜娅想到的，是隔在埃及和欧洲之间的汪洋大海，淹过她头顶、灌满她肺部的水。她仍然没学会游泳，一想到要穿过那片水域就会惊慌失措。她知道难民没有合法途径到达欧洲，因为无法得到需要的文件，然后登上另一艘大渡轮，就像带他们来埃及的那艘渡轮。如果他们申请签证，将遭到拒绝，想要寻求欧洲的庇护，必须得本人先到达那里。杜娅知道，去那里的唯一途径，是被埃及当局界定为非法的，也是被大家认为不安全的途径。“你的意思是通过偷渡船？”她问道，“别这么想，我不会做的。”她知道那些船很小，破旧，而且超载，她听过不少关于船只沉没、难民被淹死的故事。她不相信巴塞姆会想要冒险。她自己甚至一条腿都不敢伸下水，怎么能坐着那样的船跨海？
“但是，”巴塞姆结结巴巴地说，“水只会到你的膝盖上头，然后在船上你是安全的。一旦我们靠近意大利就会被营救，然后就可以到达瑞典了！”他解释了一下，当难民船到达意大利海域时就会发出求救信号，而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就会派船过来带大家安全上岸。
“绝对不，”杜娅声音都颤抖了，“我的答案是不，巴塞姆。”
但他还是持续地提出这个话题，逮住一个机会就说，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说服她。杜娅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如此坚持，而他明明知道她有多怕水。每次他们和她的家人一起去海滩，他都会看见她离海岸远远的，就看看别人逐浪戏水。巴塞姆是个游泳好手，这是有原因的。他告诉过杜娅这个故事，那还是在德拉的时候，那年他十三岁，和两个朋友一起去了一个湖边。三个人都不会游泳，但还是都跳进去了，玩闹着互相泼水。然后，其中一个朋友进到更深的水域，因为呛水而无法呼吸，手臂乱拍。巴塞姆和另一个人以为他在开玩笑，但当他们最终赶到他身边时，这个朋友的脸已经被淹没，身体也僵硬了。他淹死了。那天之后，巴塞姆就发誓要自学游泳。“我对自己起誓，永远不能再发生这种事情了，当我在乎的人溺水时，我只能无力地旁观。”他告诉杜娅。
他还告诉她另一个故事。几年后，他和几个朋友坐在湖边的岩石岸上。当时他已经是个自信的游泳好手了。他远远看到一只划艇翻了，有个十几岁的女孩落入水中，显然正处于苦苦挣扎之中。他跑向划艇，跳进水里，游到女孩身边，把她抱在怀里，拉到岸边，就这样救了她一命。
然而，这些故事没法让杜娅安下心来。每当她想象被淹没在水中看不见岸时，都觉得恶心。“巴塞姆，我不想要金子，或者昂贵的家具和在欧洲生活什么的。”一天晚上当他试图再次说服她时，她这么告诉他。他俩单独待在杜娅家的公寓阳台上，看着天色一点点暗下来，家里人都在里面听收音机。她无法想象身边没有他们的生活。“我想和家人离得很近。如果我们改去沙特阿拉伯呢？你在那里也工作过。”在沙特阿拉伯，他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而且离她的家人还很近，而且她不用坐船去。
“你不会喜欢的，”他反驳说，“那里太保守了。你必须穿布卡。从头到脚趾盖着黑色，上面只有一个用来脱掉长袍的网眼缝。你甚至不能出门，除非和我一起出去。”他有些生气地说，“我的朋友们有一半去了欧洲！我整天都在Facebook上看到他们从瑞典和德国发的信息。他们有好工作，他们可以去上学。他们说我们在那里会受欢迎的，跟在这里不一样。”巴塞姆让杜娅衡量了一下他的话，然后又加了一句，“其他时间，我收到的信息，都是回到叙利亚的朋友告诉我，谁谁谁已经死了。你忘了每天看到人们死去的感觉？”
“你忘了那些走私船的恐怖故事了吗？”杜娅反击道，“关于像我们这样的难民被淹死的故事？”她被激怒了，迅速站起身来，走进去和家人待在一起，把巴塞姆独自留在阳台上。她背对着他，不让他看到悲伤和沮丧的泪水正从自己脸颊滑落。
这情况持续了两个月。巴塞姆不屈不挠地抓住每个机会，尝试用不同方式去说服她。“杜娅，你看起来很累！待在这里并不健康！在欧洲，你的健康状况会好起来。”杜娅的身体确实每周都在恶化。每当巴塞姆看到她开始动摇了，他都让她想想欧洲。“在欧洲，你可以上学。我们可以一起开个美发沙龙，会赚到钱，最终会买得起新衣服。你甚至可以有一个好房子。我们将受到尊重而不是被鄙视，我们的孩子可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他给她看朋友们在历史古迹前，还有鲜花盛开的公园里拍的微笑着的照片。一位朋友在阿姆斯特丹，站在运河的桥上，背景是美丽的城市景观。看到这些照片，杜娅也忍不住开始倾听和梦想。欧洲似乎是一个充满秩序和希望之地，一个具有各种可能性的梦想之地。
照片所描绘的生活，与她已经接受的贫穷、挣扎和危险的日常是如此不同。埃及什么都给不了她和她的家人，除了敌意和辛苦的工作，酬劳之低不足以满足全家的需要。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钱担负食物和房租，每当需要额外的开支，如医药，或哈姆迪脚又长了要买新鞋，就不得不借还不起的钱，要么就卖掉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家产。杜娅没机会在埃及完成高中学业，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梦想，像其他成千上万的叙利亚难民一样，在一个自己的公民都面临经济下滑、高通胀以及食品价格上涨的国家，她觉得仿佛被困在了监狱边缘。在埃及，叙利亚难民得到接收，但他们很少有机会找到真正的工作并充分融入当地社会。
杜娅开始想象另一种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走出大门没有被劫持的恐惧，弟妹们可以去上学而不用害怕被骚扰、殴打，甚至面对更糟的状况。她还记得以前是怎样的，那时母亲不总是生病，父亲也不总是疲惫不堪，哈姆迪是一个开朗的小男孩，拥有正常的童年。现在，在埃及，这一切都变得不可能了。
而在叙利亚，事情却只是变得更糟。数百人死于大马士革的化学武器袭击，国际社会指控阿萨德政府正是这场攻击的执行者。极端的伊斯兰圣战分子现在处于叛乱组织的保护下，他们之间开始互相争斗，削弱了原来那个温和的自由叙利亚军反对党。尤其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暴力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建起了基地并不断扩张，强行推广他们的主张，还有对伊斯兰教法的极端解释，他们将其称作《伊斯兰法》。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叙利亚人现在失去了原来的家园，其中有三百万难民挣扎在黎巴嫩、约旦、土耳其和埃及等周边国家。
渐渐地，杜娅也开始考虑离开的可能性。然而巴塞姆却开始动摇了。他太爱杜娅，不愿意强迫她做会让她感到害怕的事情，于是他想到另一个方案。他决定自己先去欧洲，安顿下来之后，再来接杜娅和她的家人。他听说过欧洲的一些项目，帮助难民和留守的家庭成员团聚。朋友告诉他，所有你要做的，就是到那里去寻求庇护，然后申请把你的家人也带到这个国家。然后他们就会发签证和机票。
“你很快能跟着我过来。”他告诉杜娅这个修订过的计划。他俩趁着巴塞姆工作间隙出来休息一会儿，两人并肩坐在最喜欢的咖啡馆的一张小桌子旁，喝茶，抽水烟。
杜娅大吃一惊，放下了手中的杯子。“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她毫不犹豫地说，“不能让你离开我！”
“你只是忌妒了，”巴塞姆取笑她，“你觉得我先去欧洲的话，会找到一个漂亮的欧洲女人来取代你。”
杜娅捶打着他的肩膀。“好呀，”她反击道，“你去找一个吧，我会找一个埃及老公。”当他们这样开玩笑的时候，杜娅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点受伤的，巴塞姆会考虑不和她一起去欧洲，也许她的确有点担心他在欧洲会找到一个迷人的女人，喜欢那个女人胜过自己。
“我只是开玩笑，杜杜。我永远不会找别人。你是我的唯一。找其他人，就像想用星星代替月亮。”
杜娅把头搁在他肩上，仍带着一丝不安：“不带上我，你哪儿也不准去。”随着他的呼吸，她能感到自己的头也在上下起伏。但她清楚，巴塞姆准备走了，不管带不带她。她也疲于看着他在埃及苦苦挣扎，知道并没有好的理由说服他留下来。如果不让他走，就会挡住他未来的道路，但她不能忍受他走了而自己留下来。她的人生已经和他在一起了，不管怎样，在埃及他俩都没有人生希望。她开始想，如果这意味着有机会和心爱的人一起，获得一个体面的生活的话，也许她可以勇敢直面对于水的恐惧。她告诉自己，这样还能帮助到家人⸺寄钱回来，并最终把他们带去更好的地方。
其实她不知道，巴塞姆已经开始和她母亲讨论他的想法。“这取决于你，”哈娜告诉这个早已视同己出的年轻人，“但我认为你应该在离开之前和杜娅分手。”
“不！”他大叫，被这想法刺痛了，“我要去，就是因为我想给杜娅她想要的一切。”他继续为自己申辩，最终哈娜让步了，对他说，如果坚决要走，那最好和杜娅一起走，但她也觉得他应该先走，找到一个安顿家的地方，然后申请让杜娅过去，然后结婚。“我不想让她跟着那些蛇头走，”哈娜说，“无论如何，她也不会踏进水里一步的。”
几天后，杜娅告诉母亲，她决定和巴塞姆一起去欧洲。想到杜娅要去经历这样艰难、危险的一段旅程，哈娜伤心极了，但也理解他俩觉得这是得到更好生活的唯一机会。只要想想杜娅得和其他数百个难民挤在一条船上，就把哈娜给吓坏了。然而她知道，杜娅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会坚定不移地实现它。“要么你让我去欧洲，要么你可以把我送回叙利亚。”哈娜第一次提出反对时，杜娅就这么对母亲说。她看着意志坚定的女儿，她现在十九岁，已经订婚，她知道自己阻止不了。相反，她将付出一切努力，保证这段旅程尽可能安全。
那一年，已有超过两千名难民和移民，在试图偷渡到欧洲的航行中失去了生命，这还只是八月初。夏末和初秋，是大海相对平静且天气温暖的时节，也正是难民穿越地中海的高峰季。更多生命将不可避免地在海上消失。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冲突和迫害，迫使更多人逃离家园，寻求避难和安全的处所，自从人们开始追踪这些迁徙以来，这个时代的难民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截至二〇一四年底，联合国难民署记录到近六千万名被迫离家的人，比上一年增加了八百万人。其中一半是儿童。平均而言，那一年的每一天，都有四万两千五百人成为难民、寻求庇护者，或在国内流离失所，这个数字短短四年中增加了四倍。
导致难民剧增的主要原因，就是叙利亚内战。随着难民数以百万计地拥入周边国家，又几乎没有机会找到工作和教育孩子，他们中越来越多人冒着生命危险，通过险恶的旅程去往欧洲寻求美好生活。那些刚刚从叙利亚无休无止的暴力中逃出来的人，又从所在的城市发现了一些非法的代理，不仅可以把他们带过边境线，还能带他们穿过大海，去到他们以为能在欧洲找到的应许之地，只要支付一个合适的价钱。
盈利巨大的走私人口生意，正好能满足人们逃离战火和贫困的愿望，于是很快就从非洲扩张到了需求暴涨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路径是从埃及出海。
通过难民社区的口口相传或社交网络，蛇头们不难找到顾客，在Facebook他们会打广告，伪装成豪华游艇的度假套餐。巴塞姆和杜娅需要为去欧洲的两张票花五千美元，其中两千美元是预付，等到安全到达意大利之后再补足余款。巴塞姆找到的蛇头是个叙利亚中间商，用的是假名，在社区里以打前哨知名。他告诉巴塞姆，他会把顾客转手到一艘安全的海轮上，整个行程就几天。
启程的日子越来越近，杜娅开始对旅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有一天，当他们在最喜欢的咖啡馆里谈论着蛇头承诺的安全通路时，她跟他说了自己的恐惧，告诉他预感到船要沉。
“你想多了，杜杜，”巴塞姆劝告她，“我只觉得一切都会好的，我的感觉也同样强烈。”他不会给她讲自己的黑色恐惧。巴塞姆一直想为了她而坚强，这意味着把担心都留给自己。
巴塞姆的积蓄已经不够支付旅资，而阿萨梅尔家更是一分闲钱都没有。为了凑上这笔钱，杜娅卖掉了巴塞姆买的订婚金手镯和金项链，还有他给她买的另一件礼物——手提电脑。哈娜也卖掉了自己的一些首饰，贡献了一分力，她虽然很舍不得，但希望以此给自己女儿的未来做投资，也愿意为了更安全的船而多出一点钱。巴塞姆在叙利亚的家人也电汇了二百美元过来，加起来一共凑出两千五百美元，可以付预付了，另外他们还有五百欧元用来应付开始的欧洲生活。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搞到剩下的钱，但寄望于能够通过借钱来垫上，然后通过工作还债。巴塞姆把钱给到了蛇头，然后被告知等他们电话。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五日，电话来了。杜娅把自己最珍爱的物品都打包装进了一个黑色旅行包——她的《古兰经》、一件巴塞姆给她买的金色上衣和一条裤子，剩下的订婚首饰，一套银手镯、银项链和上面有着假钻的银耳环，一个上面有着心形装饰的叙利亚产金属首饰盒。她哭着和还得留下来工作的父亲说再见，紧紧抱着他，闻着他身上熟悉的刮胡膏气味还有他喜爱的阿拉伯水烟味道。然后和巴塞姆、母亲以及弟妹们一起进了出租车。哈娜坚持和孩子们一起送他们。巴塞姆给了司机一个地址，这是蛇头们发给他的，是一所位于海滨度假小镇阿尔阿伽米的公寓，大概距离亚历山大港十二英里。
当杜娅和巴塞姆进入了这个靠近阿尔纳西勒（El Nakhil）海滨的一幢高楼上的两居室公寓之后，就发现这里特别脏特别热。苍蝇在各个角落的几件家具上飞来飞去，家具都铺着一层灰，里面所有的物件器具都堆着厚厚的一层灰。在他们之前，有两家叙利亚人已经到了，坐在这阴暗房间的沙发或地板上，都带着动个不停的小孩。包括他们在内一共有十三个人。哈娜和孩子们在旁边一个旧公寓里等着送巴塞姆和杜娅。巴塞姆打电话问蛇头什么时候可以动身。这些人通知他要耐心一点等回电，随时都有可能，取决于天气以及是否容易摆脱警察。等了几个小时之后，巴塞姆又给对方打了电话。他一直没有给杜娅讲交涉了什么，但他表示很快就要走了。
他们离开了公寓一小会儿，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还到海边小摊上买了沙拉三明治。从当地人的注视中，杜娅意识到他们知道这家人不是来度假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叙利亚人是想逃离这个国家的。当天以及接下来的一天，他们都没有再等到蛇头的电话，很快，杜娅都有点分不清白天黑夜了，每个人都暴躁而紧张。
终于，有天晚上，在公寓里，巴塞姆的电话响了。“准备好，”另一端的声音粗鲁地说道，“半个小时内离开公寓，九点。下楼，别引起旁人的注意。巴士会在房子后面的街上等着。”他们警告巴塞姆要轻装上阵，上面没啥位置放行李。杜娅在旅行包中加了一袋椰枣和两瓶水，然后用保鲜膜小心翼翼地把护照包好放到一个三明治包里，然后把它们塞进旅行包的一个侧袋。里面有他们的钱包，装着五张百元面值的欧元和二百埃及镑。在她旁边，其他难民也在拾掇他们自己的东西。
带着行李，他们都离开了公寓，杜娅和巴塞姆与杜娅的家人道别。他们拥抱了哈娜、萨迦、纳瓦拉和哈姆迪。杜娅眼里充满了泪水，泣不成声。她害怕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们。
“照顾好自己。等到了就打电话。我们会分分秒秒担心你们的，”哈娜对他们说道，就在突然之间，离别对她而言变得更加真实了，“你确定不想改变主意吗？巴塞姆，你可以和我们一起住。请不要走！”哈娜一直试图为了杜娅而勇敢，但现在勇敢被恐惧战胜了，开始为她的女儿和未来女婿担忧。
杜娅试图说服她。“妈妈，这里什么都不会改变，”她强忍眼泪，稳住嗓音，坚定地说道，“在这儿永远不会变得更好。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了。”
这时候，九岁的哈姆迪转向巴塞姆，双手叉腰问道：“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把杜娅留下来？我会想她的。”
杜娅微笑着拥抱了哈姆迪：“别担心，只要我到了那里，就会把你也带过去，我们会在一起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最后，在黑暗中，杜娅和巴塞姆转过拐角，朝着一个昏暗的街角走去，离家人越来越远。其余两家叙利亚人已经在那里等了。过了段时间，一辆白色的小巴士驶过来停下，有个看起来很粗野的大块头，胡子拉碴，一身黑衣，走下来命令他们上车，加入里面已有的三十来个人，所有人都紧贴着，车里才能容纳下来。这个人的声音里没有一点友善。杜娅在巴塞姆的膝头坐下来，把手搁在旅行包上。车里没有一个人吭声，但他们一起对着新来的人点点头。
巴士启动之后，杜娅压着呼吸低声在巴塞姆耳畔说：“这些蛇头是恶棍，巴塞姆。我不相信他们，他们把我吓着了。”巴塞姆试图安慰她一切都会好的，尽管这已经并不是卖票给他们的蛇头一开始承诺的样子了。
一个偷渡贩沿着过道走了过来，个头比前一个喊他们上车的要小，不过也是从头到尾一身黑，说话也一样刺耳，看到杜娅后对着她喊：“你包里有什么？”
“只是一些衣服、椰枣和水，说好的。”杜娅怯生生地回答。
他点了点头：“随时带着你的护照，把它藏在衣服里。”然后他继续往前走，对着下一排重复同样的问题和命令。
约莫一小时后，小巴士停了下来，要求他们都下车。这群人很快就排到了一辆运输沙子的大货车的背后。因为外面天已经黑了，偷渡贩把后仓门关上并封好后，车里更是漆黑一片。所有人都挤到了一块儿，没地方可以挪动，里面也没有窗和空气循环设备。孩子们出奇地安静，杜娅之前就注意到有个女人明显是怀孕的。“这些偷渡贩太不近人情了，”杜娅低声说，“我感觉很糟。”
通过外面传来的汽车喇叭、音乐和人声，杜娅和巴塞姆可以判断出，货车正在穿越人口密集区域，但过了一阵之后，就只有车轮撞着坑坑洼洼和石头的声音了。杜娅一边抓着巴塞姆的手，一边在黑暗中凝视这些难民同胞，想象是什么样的境遇驱使他们进入这危险的旅程。一个小时后，货车突然停了下来，后仓门打开了。杜娅狠狠吸了一口新鲜空气。那么多人挤在一起坐着，她身体都僵掉了。跳下货车，她发现来到的是一片不毛之地的海岸，双腿忍不住发起抖来。很多其他难民已经先于他们到达了这里，一家人一起围坐着，或和朋友一起，坐在沙地上，在黑暗中默默等着。
他们发现，加上自己这辆车的四十名乘客，估计现在海滩上一共聚集了大约二百人，这些生命现在都捏在那些非法旅行代理手中。这些偷渡贩都光着脚，穿着黑衣服，裤腿卷到了膝盖上。他们告诉难民们要完全保持安静，解释说现在正在想尽办法躲开警察和海岸警卫，但据很多报道和说法，这办法主要还是通过给官员塞钱，来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杜娅看了看表，是晚上十一点。
在沉默中等待是极度折磨人的。天很冷，她多么希望自己的薄外套下有件毛衣。
等了两个多小时后，偷渡贩开始不加解释地把沙滩上的难民分成三组，第一组一百人，第二组和第三组各五十人左右。杜娅和巴塞姆都在第一组。刚分完，就听到偷渡贩一声喊：“快跑！”巴塞姆捡起他们的包，在这漆黑的夜里，两个人开始朝着翻滚的海浪奔去。那是个多云的天气，加上夜里昏暗，视野很差。杜娅跑的时候甚至看不清自己在前面摆的手臂。几分钟后，有个声音命令他们别跑了，保持安静。然后又开始跑。能听到波浪撞击的声音，还有身边其他人的沉重呼吸声，但毫无方向感，只能跟着偷渡贩。他们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但目力所及看不到船。
相反地，当他们到达岸边，居然无意中发现一群穿着制服的海岸警卫就睡在海滩上。一看到这个，这群人急忙调头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开。杜娅和巴塞姆冲到了队伍的最前头，他们听到子弹声和喊声：“你们这些狗！停下！”他们一边跑得更快起来，一边对着其他的难民喊：“是个陷阱，快跑！”
巴塞姆拉着杜娅的手，全力向前冲。他背着他们的包，包的重量影响了他跑的速度。杜娅试图说服他扔掉包，跟他说里面没有什么值得让他挨枪子儿的。“不，”他坚持不放，“里面都是我们的回忆。”然后他绊了一下，摔倒了。海岸警卫追了上来。杜娅把他拉起来，两个人继续跑。跟着一起跑的人越来越少了，带着小孩和老人的家庭都已经投降了，他们跑不过警卫。一个和杜娅差不多年龄的女孩还跟着他们俩在跑，她和家人跑散了，想放弃，但杜娅抓住她的手，对她说：“跟我们一起，我们会帮你的。”
等他们终于到达了主干道，杜娅看了看手表，已经凌晨3点，他们几乎跑了两个小时。这条路边没有房子，只有空旷的沙漠，不久，他们组的其他叙利亚人也逃脱了，加入了他们。一个人正用手机大声和偷渡贩通话，要求他们开车来接。挂了电话后，一连串问题冒了出来：他们在哪儿？偷渡贩是不是故意带他们进入陷阱的，他们早就知道警卫队在那儿？“一直在抓人，”一个男人警觉地说道，“海岸警卫队要表现得是在努力干活儿，他们拿了偷渡贩的钱，允许他们把部分人带到船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对我们进行分组，杜娅气愤地想。
巴塞姆、杜娅和那女孩互相支撑着走过附近的道路。能看到前面有农庄，杜娅和巴塞姆朝着农庄走去，杜娅回头看了一下，那女孩已经落在了后头，和另一队叙利亚人在一起。
继续前行，杜娅看到一队面相很凶的年轻人朝他们走过来，二十来个，带着棍棒和刀子。“我和你们的组织者有联系，”其中一个走近说道，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友好，“他们让我帮助你们，把你们带回船上去。”杜娅和巴塞姆对那人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但他们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别无选择，他们跟着这个男人上了一条小路。
起初另一队难民和他们在一起，但很快地，往回看时发现只剩他们自己了。“其他人在哪里？”巴塞姆问道。
其中一个男人看着他，严厉地说：“别担心他们！”
“他们会赶上来的。继续走，不然警察找到会逮捕你。”另一个人说。
“紧跟着我。”巴塞姆吩咐杜娅。她是这群人中唯一的女孩，他害怕这些男人会绑架或强奸她，而他无法阻止。杜娅走近巴塞姆，感觉他们似乎已经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因为跟着这些人走。他俩故意落在最后，低声商量出了个办法。两人停了下来，巴塞姆宣布道：“我们要等其他人。”
这些恶棍围了过来，接下来的举止证实了杜娅和巴塞姆的恐惧——要他们交出钱和夹克。
“我们什么都没有了，都给蛇头了。”巴塞姆回答。他紧紧抓住杜娅的手往后退，朝主路跑，这些恶棍在后面一边追着，一边骂骂咧咧。回到主路后，他们气喘吁吁地停下来，希望恶棍们不敢在呼啸而过的这些车辆面前做什么。杜娅因为疲惫和恐惧而哭起来，巴塞姆一边安慰她，一边试图拦下一辆车子。杜娅和他站在一起，希望司机看到是一对恋人的话，会比看到一个人更容易生起同情之心。她口干舌燥，觉得自己随时会因为干渴、害怕和绝望而晕倒。“杜娅，当心！”突然听到巴塞姆一声大喊。接下来她只记得他扑到身边把自己推倒。杜娅从地上抬起头往上看，只见一辆大货车正朝着这边开过来，如果不是因为巴塞姆把她推开险地，那就要被碾为肉泥了。
不少车辆匆匆驶过，但没有停下来帮忙的。杜娅和巴塞姆担心那伙人正在看着，等他们回去。最后，杜娅看到一辆警车过来了，很奇怪地心生解脱。“我们放弃吧，巴塞姆，”她说，“这比被那些暴徒袭击强。”巴塞姆同意了，他们一起跑到大街上。警车一个急刹车，在他们旁边停下来。警官们走出来，拔出枪。一开始他们把巴塞姆推到车身上进行搜查，杜娅在一旁哭。然后警察询问其他难民的下落。“我们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我们自己决定放弃的。”杜娅撒了个谎。他们被带到警车后座上，请求喝点水，警察给了一瓶水让他们分。
警察们在这个地区四下搜寻其他想要非法逃离的人，一直持续到天亮。大约六点，他们在一开始发现这些难民的海滨停了下来。在晨曦中，杜娅看到了一个小的军事哨所，夜里它被掩藏在黑暗之中。她还认出了不少同伴旅客，大约有四十来个女人和一些小孩，坐在哨所前面的地上。男人的手都被绑在了后面。杜娅和巴塞姆也被带到了其中。他们坐了下来，旅行包放在两人中间。杜娅觉得难受，头昏眼花。她已经跑了好几个小时，没吃没喝也没休息过。她认出了那个一起待在货车上的怀孕女人。“你看上去病得厉害，亲爱的。”她给杜娅递过来一盒橘子汁，还有一根吸管。杜娅吮吸着甜蜜温暖的液体，立刻觉得好了一些。
很快，警察取走了每个人的包，没有一句解释。他说东西都会原样归还的时候，杜娅觉得他不可信，她感到自己有一部分身份被剥夺了。上午，太阳开始变热，杜娅失去了耐心，开始去找她的旅行包。一个警官让她回到刚刚坐的地方，说他会帮她找到包的。过了几分钟，他回来了，说找不到。
杜娅不相信他说的。“这对我很重要，我不介意自己去找。”她站起来和他面对面，在这个肩宽膀大的男人面前显得那么瘦小。这个军官软了下来，叫了三个人去帮杜娅找她的包。她把他们带到行李被取走的地方，只看到撒在地上的衣物。她看到了自己的裤子，皱皱巴巴地，被踩踏过，杜娅走回了警官这边，站在他面前：“你看看我的行李！”
此人低头看着她，说道：“你敢指责我们偷窃！”
杜娅没有退缩。那个包里放着她所有的一切。“它被偷了，里面的东西对我很重要。”但这抗议没用。每个人的行李都不见了。她想着自己从叙利亚带过来的心爱首饰盒还有《古兰经》。这些对警官们又有什么价值呢？值得庆幸的是，她和巴塞姆至少把护照和钱藏在了衣服下面，有一些把护照和现金放在包里的人，可就什么都丢了。
在沙漠的烈日下，经过痛苦不堪的等待之后，这群人被叫到一起拍照。然后女人和孩子被引导着爬上了一辆敞篷的军车，开到了主路上。杜娅坐在后面，挨着一个说自己叫霍达的女人，她怀孕大概四个月了。杜娅无法想象她怎么做出决定，踏上这艰难的怀孕之旅的。她和霍达聊了很多。“我们没有未来，”霍达说，把手放在腹部，“我离开是为了孩子的未来。”
尽管军车后厢还有位置，但男人们还是戴着手铐，被迫跟着车走，作为一种惩罚。一共有五十人左右，巴塞姆也在其中，在正午的炎热中走了几英里。最后他们被允许上车，巴塞姆走过来坐在杜娅身边。“你还好吗？”他问道，抓过她的手，他的嘴唇干得裂开了，“我没想到会变得这么难。”
车再次启动，警卫们把他们送到了比里姆巴勒（Birimbal）拘留中心，位于亚历山大市市郊、沼泽地遍布的乡下小镇马图布斯（Matubus）。在那儿杜娅和巴塞姆又被分开了，杜娅站在女人队列中，等着拍罪犯照，还要签署一份承认自己试图非法离开埃及的文件。一个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问了她一些关于偷渡贩们的问题——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住在哪儿？你们付了多少钱？你们想去哪儿？她尽可能准确作答，回答说那个人叫阿布·穆罕默德。
“在我看来他们好像都叫阿布·穆罕默德。”官员开了个玩笑。另一个官员关心地看着她，用友好的语气说道：“别跟着那些偷渡贩走，他们不是好人。”她被告知自己和巴塞姆因为试图非法离境，要被处以拘留十天的惩罚，然后被带到了一个都是女人和小孩的房间。男人们则被分开关在另一场所。这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抽水马桶。臭气和苍蝇令杜娅作呕，她根本没法吃得下东西。每个犯人都领到了一张席子，但没有毯子，也没有洗澡的地方。杜娅没有换洗的衣服，没法保持干净，这让她更加苦不堪言。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小孩们得了疥疮，妈妈们找不到办法让他们不哭。联合国难民署的女专员来探望了他们，对难民们做了一些采访和核实，呼吁维护他们的权益并发来了食物、化妆品、毯子和药品等物资。杜娅被允许给家里人打电话，可以和母亲聊足够长的时间来平复家人的忧虑，并告诉他们过几天就能被释放了。
一个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富有同情心的官员前来探望杜娅，并给她做了检查，强烈建议她吃东西，并警告她注意健康。去男性犯人那边时，她也给巴塞姆做了检查，同样警告他，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糟，指出他突出来的颧骨就是营养和食物摄入不够的标志。医生同样注意到巴塞姆显得精神高涨，于是问了问他的境况。巴塞姆告诉医生他想前往欧洲，和未婚妻杜娅一起开始新生活，她也在女监中。他描述了他们的计划，一起去瑞典，然后开一个自己的理发店，然后结婚。发现医生也给杜娅做过检查，他就探问情况如何。体检一结束，巴塞姆就站起来走到一个警卫那边，请求他让自己去看看未婚妻。
这个粗鲁的警察拒绝了他的要求，但巴塞姆仍然坚持：“就几分钟，求求你！”他苦苦哀求。很快，其他男人也从旁支持他：“你难道看不出他正在恋爱吗？”警卫最终让步了，让巴塞姆和杜娅待了几分钟。然后每天这一幕都会上演，直到他们被放出来为止，在十天拘留中就缺了一天。这对年轻恋人也赢得了警卫和其他犯人的喜爱。
这次拘留处罚结束后，巴塞姆、杜娅和其他八位叙利亚人被驱车带往亚历山大，在那里填写表格，更新他们的居住许可，交了罚款。在回戈马萨的巴士上，巴塞姆给其中一个偷渡贩打了电话，责问：“你为什么举报我们？”那个人否认自己与此有任何关联，问他们想不想再试试，并提醒他们说，钱还在他那里。巴塞姆说回头再打给他，就挂掉了。
杜娅的家人正在等着两人归来。他们回到了公寓，十天来第一次洗上了澡。哈娜给杜娅准备了她最喜爱的食物，炖莫鲁齐亚(1)叶子，放入香菜籽、大蒜和洋葱，配以蒸米饭。邻居们前来打听他们的磨难遭遇，提醒他们别再试图离开了。埃及当局正在严厉打击偷渡，下一次可能没这么幸运，还能脱身回来了。
但眼下，在二〇一四年八月，埃及的叙利亚难民人数正不断暴涨。战火燃到了他们国家的最边远地区，难民想回到叙利亚的希望日渐渺茫。和基地组织有关的极端组织，还有新的恐怖组织，比如努斯拉阵线和“伊斯兰国”，填补了温和反对派的空缺。温和反对派因为在武力上被压制，已经失去了控制权。叙利亚内战不再是两方对垒，而是多个派系在争夺领土和权力。那些在二〇一一年三月的抗议中挺身而出的人，大多数都非死亡即逃亡了。到了战争的第四年，这些和政权做斗争的人，几乎没有谁还在代表最初那些抵抗运动的价值诉求。愈演愈烈的，是反对派组织互相之间打个不停。像叙利亚自由军这种温和的组织不仅要和政府打，还要和伊斯兰国这种极端组织打。而在政府这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和来自伊朗的国外军队增强了他们的战斗力，与此同时，阿萨德政府还引进了国际战争代理，使得俄罗斯站在自己这边。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土耳其则站在对立一边。最终，美国、法国和英国加入了同时反对阿萨德政府和伊斯兰国的斗争。联合国从中斡旋，想建立和平对谈，结果失败了，各方之间的停火协议一再签署，又一再被打破。
德拉等城市早已成空城，原来的居民都离开了，有的去国内相对安全的其他城市地区投奔亲戚，有的穿过了国境线，甚至穿过了地中海。巴塞姆有很多朋友成功到达了欧洲，他们也鼓励他做同样的事。并保证说，海上的数天旅程是艰难的，但之后事情就会变得好起来。这些朋友穿过地中海之后，去到德国、瑞典和荷兰等国，现都已在那边开始学习或工作。他们通过Facebook的对话告诉他，六个月就能学会当地语言，学成之后很容易找到工作。
那时，欧洲对叙利亚难民充满同情。虽然入境的难民数一路攀升，但相对而言还算比较小的数字——直到二〇一四年也不满八万——欧洲国家的政府承认这些人是逃避战争而来，他们申请避难的程序也通过得十分快。
欧洲国家政府一直注意到，对于那些邻近的收容国来说，接纳三百万叙利亚难民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虽然联合国难民署的相应资金也有所增长，为了给那么多逃到埃及或其他国家的绝望难民们提供住所、食物、教育、医疗保健和其他服务，但全球政府提供的几百万欧元，无法满足这个迅速膨胀的贫困群体的需要。那些曾经属于中产阶级、具有专业技能的叙利亚人，如今在依靠救济品生活，租着居住标准很低的房子，还要为房租绞尽脑汁，找到的工作也是极大程度上属于剥削性质的。因为收入太低，很多人让孩子去工作而非去上学，靠着采摘蔬菜获得一天四美元的报酬，或在城市街道上卖花。而与此同时，难民更加躁动，渴望去往那些能够合法工作和让孩子上学的国家。
当登上意大利海岸的叙利亚人已经达到了无法忽视的数字，欧洲的政治家们开始寻求与源头国家，比如跟埃及的合作，来帮忙阻止这些船只。他们提供了财政上的刺激，打压偷渡贩，对试图非法逃离的难民实行拘留和罚款。信号很明显：待在你自己的地方。但是对于像杜娅和巴塞姆这些叙利亚人来说，埃及会扼杀他们的梦想。
巴塞姆和杜娅吃完了回家欢迎晚餐，哈娜恳求他们不要再想着走了，但晚些时候，他俩就讨论了接下去怎么做。杜娅告诉巴塞姆：“在海上快快死去，也比在埃及慢慢熬死更好。”听到她这么说，巴塞姆拿起手机，给偷渡贩打了个电话。
过了几天，他们接到了电话，说第二天又可以走了。这回他们去了亚历山大一个小平房里等，有四家人在他们之前到达，聚在那里等待离开的信号。当晚就等到了小巴士，再一次，里面塞满了很多家的人，依然有两个偷渡贩在上面，每几分钟就收到一次电话，然后厉声命令司机怎么做，很快车就朝着另一个方向开去。“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杜娅摔在了巴塞姆的身上，低声嘟囔了一句。巴士加速了，一名偷渡贩宣布有辆警车跟在后面。司机驾着车开出柏油路，进入到一个大农场的泥路上，加速往前。一路坑坑洼洼，轮胎颠簸着，还时不时就差点撞上棕榈树，女人们忍不住发出尖叫，孩子都哭了起来。警察开了枪，击中车尾和车身。接下来，杜娅和巴塞姆能感觉到车与一堵墙相撞时的冲击力，车身猛然停止。警察包围了巴士，命令偷渡贩们先出来。警察用塑料袋罩住两个人的头，并且绑在他们的脖子上，强迫他们脱掉了衣服，只穿着内衣。然后把他们的脚踝也绑上，抽打他们。在旁边吓傻了的难民们，目睹了这一幕羞辱的场景。
“你回来啦，欢迎回来，亲爱的游客！”军官看着杜娅，大笑起来。与此同时，她也认出这正是上次抓住他们的同一个人。巴塞姆求他别把他们带回监狱，愿意交钱脱身。一开始这个军官是拒绝的，后来他又折回来，提出了一个荒谬的条件。说给五千美元就放了他们。两人意识到又得回监狱了。
一开始他们被带到一个体育场过夜，那儿曾被作为军队的营房使用，第二天他们回到了上次那个警局，第二次签署文件，承认自己犯下了想非法逃离该国的罪行。他们也被带回了上次那所监狱。
入监后第二天，杜娅在头疼和恶心中醒来。那是八月二十八日，两人订婚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杜娅处于极度绝望中。别人是怎么去欧洲的，为什么他们不行？她想知道为什么。
一阵剧痛穿过她的下背部，身体一侧开始疼得不行。她屈膝抱胸坐在一个角落里，请求警卫找医生来，但当天不行，因为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内科医生第二天才有轮班，于是在极大的痛苦中等到了第二天。
看到了杜娅的情形，医生要求释放她并马上带她去医院。当值警察给他的上级打了几个电话，得到了允许，拘留中心的两名官员开着车，带着杜娅和这名医生到了最近的诊所，总共三十分钟的路程。在警察的陪同下进入候诊室，杜娅感到了莫大的耻辱，周围人的注视也使她羞愧不已。
这几个警察都五十多岁了，让杜娅想起自己的父亲，而他们都开始喜欢上了杜娅，主动告诉医院里的每个人这女孩不是罪犯。他们让医院工作人员带她去做检查。一个护士带她去检查室里拍X光照片，并且帮她把衣服脱了。她看了看杜娅的身体，开始流泪。“你太瘦了！”她把杜娅带到秤上去，记下其体重，只有八十八磅。杜娅告诉她自己怎么会入狱的。护士也告诉她自己是多么憎恶阿萨德政府，但爱着叙利亚人。她往杜娅手里塞了十里拉，让她去买个三明治，接下来就背诵了一段《古兰经》里面的经文。杜娅被这个护士的善良深深感动。当医生进入房间时，这位护士嘱咐他：“好好照顾她，就当她是你自己的女儿一样。”检查中，医生排除了阑尾炎，但诊断出她有肾结石和胃部感染，决定让她在医院中待一夜进行观察。
第二天回到监狱，那位警卫对她十分呵护，专门来敲女监的门，检查杜娅是否已经服药。巴塞姆也得到允许来看望，他数了数药丸的个数，并求其他女人留心照看她。十天后，他们再次被释放。“不要再试图逃离埃及，”首席官员对两人说，“祝好运。”
杜娅再一次决定，他们还要继续做尝试去欧洲。医院的那段经历让她觉得不光彩，但改变了她的看法，回到从前状态，在埃及生活下去的想法，让人不堪忍受。巴塞姆已经很不愿意再试，但偷渡贩手里还有他们的两千五百美元。于是他又打了电话，对方给了另一个亚历山大地区的地址。同样的方案，不同的公寓。房子里面是另一家叙利亚人，丈夫、妻子，加四个孩子。这是和他们一样，下定决心用生命去冒险的难民，只为了换得希望，争取一个比眼下身处的绝境要好得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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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莫鲁齐亚（Molokhia）：产于埃及的一种苦菜，其去茎后的叶子，剁碎后与煮熟的香菜、大蒜烹调，配以米饭、肉类或鱼类，被称为埃及的“国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