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GHT Ship of Horrors
二〇一四年九月六日上午十一点，电话来了。杜娅小心收拾好一些自己和巴塞姆的换洗衣服、牙刷、一个封好的大塑料袋，还有一大瓶水，放到了米奇背包里，这是她在叙利亚的学生时代就在用的包。她又用心把他们的护照和订婚证书用塑料纸包上，放到一个三明治包里封好。接下去，把手机、钱包，还有五百欧元加二百埃及镑，放在分开的塑料袋里，确保每一捆都位于扎在红色背心外面的皮带下面。那些钱是他们上次逃离没成功但留下来的，红背心则是她为这次旅程精心挑选的四层衣服的第一层，在接近中午时分，闷热而潮湿的空气里，这些塑料袋很快就使她的皮肤汗津津的了。
位于亚历山大的公寓楼外有五辆小巴士正在等着，车里面已经挤满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难民，门打开时他们往这边看了一眼，但啥也没说。杜娅和巴塞姆爬了进去，在后面找到一个位置，两个人挤着坐下，把包和两件救生衣塞在他们和窗户之间。里面的人如此拥挤，杜娅简直没法呼吸，几辆巴士就像一个护航队那样朝高速公路开去，车厢里充斥着一种沉默的不安。杜娅把夹克衫拉上来遮住脸，就好像这样能够躲开那些可能在监视的安保武装一样。正当她已经快要被里面令人窒息的空气憋昏过去时，巴士驶进了一个货车站，停在一辆破旧的大巴旁边。有人命令他们下车，上大巴。第二辆巴士里面的人，要么坐在别人的膝盖上，要么像捆在一起一样站着。“进来，你们这些狗！”里面一个声音传过来，“男人站一边，女人站另一边！”女人和小孩比男人要多，所以这条规则很快不起作用了。另一个蛇头用很难听的声调喊道：“谁要是开口说话，我们就把他扔出窗外！”在杜娅和巴塞姆应对过的所有蛇头中，这些是最粗暴和残忍的。
巴塞姆通常总是扮演着安慰杜娅的角色，但此刻也忍不住开始想，万一有问题的话，如何才能逃离这辆车。他根本不信任那些看管的人。他们刚坐下来时，杜娅说了一句“我觉得我们正被带去见死神”，这句话让他深深不安。就在前几天，两人坐在阳台上喝咖啡，她告诉他，虽然很努力地尝试过，她依然无法想象出他们到了意大利或瑞典或欧洲什么地方的画面。上船后，一切对她来说就是空白，好像通往一幢房子的门被打开，但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空虚。“船要沉了。”她断然决然告诉巴塞姆。巴塞姆当时否认了她这个说法，嘲笑说对水的恐惧打败了她，但现在他也开始陷入怀疑。
就在他想要和杜娅说说自己的疑虑时，巴士进到一个休息站。他们被允许歇一会儿，离开座位去商店买点茶点和上厕所。感到头昏眼花的他们庆幸有这短暂的休息，即使仅仅是为了买点零食。但是，当他们被通知重新上车，没有被告知前往何处，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他们对向导也缺乏信任时，这场和命运的打赌又变得紧绷起来。巴塞姆想留在休息站，但杜娅担心这样做的话蛇头们会伤害他们，这些人正对着走进巴士的人又打又推，嫌他们太慢了。于是两人又回到了巴士上，他们的命运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
巴士再次开动时，已过了晚上九点。这辆车带着他们，从后面的公路上经过废弃或建到一半的建筑物。蛇头们拿着棍子在过道里走来走去，恐吓性地挥舞着，偶尔打在那些孩子哭声太大的人身上，或者那些胆敢问他们要去哪里的人身上。杜娅望向窗外，认出了Khamastashar Mayo（五月十五）的标志——这是达米埃塔海滩的一部分。“我们离家很近！”她对巴塞姆说，“我们和家人来过这个海滩！”蛇头们显然选择了和亚历山大那批人不同的出发点，把他们沿着海岸带往接近戈马萨的地方，大概就离着几公里远。她的手机没电了，所以她问一个坐在旁边的男人是否能借用他的手机给妈妈打个电话。“我们就要出发了！为我们祈祷吧。等到了会给你打电话的。”
“照顾好自己，我的宝贝儿，要当心，”哈娜接了电话，“愿主保佑你。”
晚上十一点，他们到达了一个小站，离一片荒凉的沙滩大约有半公里远。“下车，往海滨跑！”蛇头们喊道。乘客们拥出去，发现其他巴士已经停在那儿了，跟他们一起的前后有几百人。那些跑在前面的人正蹚过浅浪。巴塞姆踢掉他的人字拖，抓着杜娅的手也朝着水边全速冲去。他相信，如果能冲到人群前面会比较安全。他领着她，越过那些因为有孩子而跑不快的家庭，来到了海边。在踏入波涛之前，杜娅恳求他等一等。“我要给自己打打气。”
“相信主的意愿，杜娅，要勇敢，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他回答道，把她的手紧紧抓住，一起朝着浅水冲过去。杜娅感到海浪漫过了腿肚子，然后是膝盖，很快就到了腰，她生怕自己会被冲走，觉得好像正在经历最可怕的噩梦。
两条木制小舢板中的一条漆成了浅蓝色，大概有三点五米长，正向他们开过来，但要登上该船，他们还得冲过回旋的海浪，一直走到深及巴塞姆肩膀位置的水中，那个高度都已经超过杜娅头顶了。但那件小小的救生衣只能让她勉强漂在水面上，即便她牢牢抓着巴塞姆的手。救生衣浮在水面上，围着她的脸，她的下巴勉强处于水上。她立刻意识到，那家救生衣卖五十美元一件的商店骗了他们，这是假货。生产救生衣的新兴产业眼下也加入了压榨难民的行列。其中一些救生衣的填充物是廉价的吸水材料。或者，像是杜娅这件，薄薄的泡沫层仅能提供最小的浮力。她尽力使自己的脸处于水面之上，不让救生衣浮到自己头顶上去。他们到达了小舢板，巴塞姆自己爬了上去，另一个偷渡贩把杜娅拽了上去。不断有别的人被拉上来，直到塞进二十来个。他们被命令不许出声、肩并肩坐着，最后有个男人把绳索解开，开动马达，把他们送到远处在等待的一艘大船那里。
一个埃及人，很明显也是个偷渡贩，站在小舢板中央发号施令：“把你们的埃及钞票和手机SIM卡交出来，到了欧洲它们都用不上。”如果旁边的人稍有迟疑，他就会咆哮起来。船上的人毫无选择，只有依言上交。杜娅把钱包从她的背心中掏出来，放在膝盖间，小心翼翼地抽出一百埃及镑，把它递给巴塞姆，而其余的钱她又藏了回去。另外她还把两人的手机藏在了背心的带子里。当他们靠近那艘要带着他们出海的船时，杜娅感到一阵眩晕。她和巴塞姆都不曾奢望，带自己去欧洲的船，能和偷渡贩们贴在Facebook页面广告上的一致，或者如之前那人在电话里所描述的是“四星级游艇”。但眼前这艘船的破旧程度，跟他们的最低期望也仍然相去甚远。它的蓝色漆皮已经层层剥落，边缘都烂掉了。船上用来收网的装置显示，这毫无疑问是艘拖网渔船而已，根本不是载客用的。杜娅再一次在心里安慰自己，默念着：我们终于完成了旅程第一阶段，我已经上船了，就不用再下水了。
等到杜娅和巴塞姆爬上甲板时，那里已经有好几百人了，大家都下推上拉地上来了。他们很快了解到，其中一些面带倦容的旅客，已经待在上头好几天了。他们漂在海上，不耐烦地等着他们这一组加入，以便让这艘渔船被塞得满满当当。人越多，偷渡贩的利润就越大。巴塞姆算了一下，至少得攒够五百个难民他们才会走，如果每人交两千五百美元的话，这次行程将收到超过一百万美元，要是小孩也收费的话还要多，船上至少有百来个小孩。
他们的船已经被塞得如此之满，杜娅环顾四周，想知道那些落在他们后头的人是怎样挤进这剩下的一点空隙的。突然间，她听到有人喊：“警察！警察！”——接下来就是子弹打中船身侧边的声音。
“往前开！”蛇头们大喊大叫道，发动机开始转动，船急速开动起来。人们开始冲向甲板，大声祈祷自己别被打中。杜娅紧紧抓住船的边沿，同时把头埋进膝盖，担心自己会被正在波浪起伏中全速前进的船抛出去。等到他们到达子弹射程之外，她才敢抬起头。她从边沿看出去，意识到在一片黑暗中，自己再也看不到海岸了。
抓着船舷时，杜娅心里十分害怕，因为她和巴塞姆走丢了。她刚爬上船时，被引到被遮盖着的中层甲板坐下，这里是专门分派给女人的区域，而巴塞姆被送到了上层甲板，男人们都坐在那儿。杜娅被夹在两个女人中间，膝盖顶着胸，发着抖，孤单一人。如果是一家人，则被告知到船的另一边，或甲板下面去找地方待着。船上闻起来有鱼腥味，厕所里发出恶臭，每个人都觉得恶心。她周围已经有好几人因为晕船或难闻的气味而吐起来。
乘客们开始急切地小声互相做自我介绍，试图用这种方式，在痛苦和恐惧中找到一种团体归属感。大多数人是叙利亚人，但也有二十七个巴勒斯坦加沙地区来的家庭，还有大约二十五个来自苏丹和索马里的非洲人，以及大约十个埃及人。只有一半乘客带了救生衣，杜娅怀疑他们中大多数人水性比自己好不到哪里去。有个男孩穿着件儿童码救生衣，大概就到他胸部以下一点点。她开始为每个人的安全祈祷。
星期六，拂晓时分，在船上每个人都历经了一个无眠之夜后，船关掉了引擎，另一艘渔船靠近过来。偷渡贩命令难民们换到那艘船上去。杜娅不明白为什么要挪来挪去，但她听说这就是这种私下航行的续航程序。在海上，船在不同的区域，需要取得相应许可才能行驶，某种方式上也能使这种偷运少引起海上巡逻队的注意。两艘船肩并肩靠着，虽然它们被绑到了一起，但还是会彼此漂移远离，然后又拽回来挨在一起。从一艘破船上往另一艘破船上跳时，杜娅和自己的脚做着斗争，努力保持平衡。她非常不情愿地接住一个偷渡贩的手，这人在另一艘船上把她拉了过去，与此同时，另一个偷渡犯在这边把她推了过去。
这一次，乘客们被允许选择自己想待的地方。巴塞姆和杜娅在第二艘船上终于又会合了，他把她带到甲板上的一个地方，可以背靠在船的一侧。他们挤在一块儿，坐在救生衣上。没有地方可以躺下来，杜娅把头枕在巴塞姆肩上，而他的头就枕在她的头上。
船启动之后，船员们有点可悲地试图表现出慷慨仁慈，走到甲板上来分发一些过期罐头和加工后的腐肉。巴塞姆吃了一些他们带来的椰枣，杜娅一点胃口都没有。船动起来的时候，厕所里那些东西也都跟着晃，搅出一股可怕的臭气钻进杜娅的鼻孔，搞得她简直无法呼吸。她只能一遍遍地告诉自己，只要忍三天就好，然后我们就会被意大利人营救走，这场噩梦就结束了。当海平静下来的时候，晕船会暂时得到缓解，乘客们取出装在包里的小食——饼干、干果和小盒水果，互相分享。在很短的一小段时间内，大家精神会振奋起来，开始讲故事，交换彼此对于未来的梦想。
杜娅观察着周围的人，想象着他们为何会来到船上。她一直对巴勒斯坦的形势很感兴趣，在德拉还交了一些邻近的巴勒斯坦朋友。看新闻时，她为他们在加沙受到的不公平对待而感到义愤。现在，她知道船上很多难民家庭是从以色列最近的一次军事进攻中逃出来的。还有一些是从叙利亚来的，叙利亚曾经是巴勒斯坦人的天堂，而如今那儿的政府也不再庇护他们了，不管他们和阿萨德政府结盟，还是不情愿地拿起武器站在另一边，都会成为射击的目标。杜娅注意到坐在旁边的一个四口之家，她和这家的母亲开始攀谈起来。他们来自大马士革的亚蒙克营地，她和丈夫伊马德使出浑身解数，想要安慰躁动不安、正在哭的两个女儿，六岁的桑德拉和十八个月的玛莎。杜娅问他们前往何地。母亲说自己的目的地是瑞典，她丈夫的弟弟已经过去有一年了，他们八岁的大女儿桑德拉也和他一起先过去了。他们想的是，如果先送大女儿过去，那么至少家里有人活下来的概率会高一些。这位妈妈请杜娅帮她抱一下小玛莎，然后站起来，又让杜娅把孩子给自己，好带她去厕所。只在片刻之间，杜娅抱紧了这个温暖的小身体，然后递回到她母亲手中。
看着玛莎和她妈妈穿过人群去找厕所时，杜娅忍不住想：这艘船上的每个人都一定有一个悲惨的故事。但她也注意到，几乎没有人提到自己的过去。相反地，他们的谈话集中在未来，要完成这悲惨的海上数天的严峻考验，开始新生活。随着日子向前延伸，乘客们形成了一种团结。大家特别关照孩子们——给他们讲故事，给他们提供一小口水，或者撕开一点小饼干什么的来款待他们。这里没有派别、信仰或道德上的阻隔，他们只是一些希望互相帮助，以支撑过这几天的普通人。
杜娅思念着自己从叙利亚带到埃及来的《古兰经》，那是她最珍贵的物品。刚过十岁后开始，每天上床睡觉前，她就要读一读，白天也经常随机地读。只要她觉得需要些安慰的句子来让精神平静一下，就会拿出来。读完以后，再把它放回装饰着粉白相间的几何图案的硬盒中。现在，《古兰经》能抚慰自己，不过这个想法刚冒出来，就马上被一股气愤取而代之，因为她记起来，它当时装在黑色旅行袋里，随后在自己被逮捕时被没收了。于是她心头马上被恨意充斥，对偷渡贩的恨和愤怒，对警察还有那些想从她这样的难民身上攫取利益的人的愤怒。
过了一会儿，一个偷渡贩走到他们这边来，手里举着一本书。“有人掉了一本《古兰经》，有谁想要？”他是他们中唯一一个和颜悦色对难民们说话的。巴塞姆正在和旁边一位叫瓦利德的巴勒斯坦男子说话，瓦利德要下了这本书，但他不想显得自私，就问巴塞姆和杜娅要不要。杜娅附在巴塞姆耳边说：“我确实需要那本《古兰经》。”瓦利德微笑着把它递给了杜娅。手握这本小小的神圣的书，她感到力量和解脱正重归身体。是手上柔软的皮革给了她宽慰。她亲亲封皮，迫不及待地翻开它，开始读里面那些来自主的话，仿佛得到了保护之物。翻阅过程中，她发现里面夹着纸片，上头有手写的祈祷。当把它们都读完后，她小心地合上了书，检查了一遍，确保纸片没掉出来，然后把它塞到T恤里，挨着胸口放好。
有时候，其他女人坐在杜娅旁边，看到她拿出《古兰经》，就会跟着一起背诵里面的经文，祈祷这艘船能够平安到达意大利。她左边的一个女人，主动谈起了自己在黎巴嫩的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里的艰难生活。她问杜娅，是什么让她离开叙利亚，准备去哪儿。当她了解到杜娅和巴塞姆在埃及订了婚，并且准备去欧洲结婚时，这个自称乌姆·卡里尔——她那两岁的还在长牙的儿子喊她“卡里尔妈妈”⸺的女人高兴地叫了起来：“你是个新娘呢！到了欧洲，我们要给你们办个可爱的婚礼！我们要整夜跳舞唱歌！”杜娅被感动了。另一个坐在旁边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中年女人也插话进来：“等我们到了意大利，要给你买最好看的衣服，开两场大派对——一场庆祝你们的婚礼，一场庆祝我们到达目的地！”
“你这么幸运，能和巴塞姆在一起。”乌姆·卡里尔对杜娅说道，盯着巴塞姆的眼睛对他微笑。见此，杜娅突然被唤起了占有意识，于是转向巴塞姆，并离卡里尔远了一点。
巴塞姆立刻辨认出了杜娅脸上强烈的忌妒神情。“你应该继续和她说话，她人很好。”他在她耳边轻轻说道。
“你这么说是啥意思？”杜娅有些吃惊地问道。他在利用她来接近其他女人吗？她内心开始嘀咕。
巴塞姆对她咧嘴一笑。“你是忌妒了吗？”他逗她。然后，看到她是真的忧伤起来，他赶紧向她保证：“我眼里只有你，我的爱。”听到这句话，杜娅对他噘起嘴，拉过他的手。“两天后，我们就要到意大利领海了，”他预测道，“然后我们就去瑞典，结婚，开始组建我们的家庭。”巴塞姆从其他已身在欧洲的朋友那边听到的说法是，一旦船抵达意大利管辖的区域，偷渡贩就会发出求救信号，召唤海岸警卫队，通过GPS来到他们所在的地点。有时候，偷渡贩们自己会搭乘同伙的船，在营救到来之前就离开，让难民们自己待在没有水手也没有船长的船上。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假装自己也是难民，避免被捕，并要求难民们发誓不泄露他们的身份，而一旦逮着机会，他们就第一时间从人群里潜逃。
船上没有一个乘客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四周没有航标，只有茫茫水域包围着。人们不时检查有没有手机信号，但谁也没找到。
那天夜里，乘客们冷得瑟瑟发抖，他们薄薄的衣服被冲上甲板的浪花打湿。乌姆·卡里尔的小男孩用手指轻轻触摸着杜娅的脖子，拽项链玩儿，把她弄醒了，她没有因此懊恼，反而觉得这种触摸让自己平静了下来。
第三天早上，太阳升起，他们的衣物等东西又被晒干了，但空气变得十分闷热。杜娅的衣服扎着她，用塑料纸包好的文件和压在下面的手机，好像要融化到她的皮肤里去似的。将近傍晚时分，又有另一艘船驶近。“动一动，过去。”偷渡贩们再次命令大家换船。乘客们一边抱怨，一边还得依言行事。他们必须换乘，才能继续下半段旅程。让杜娅吃惊的是，只有一百五十个乘客和她，还有巴塞姆一起下到了后面来的船上，另外的乘客留在了原来那艘船上。偷渡贩们解释说，浪太大，人太多，所以不得不分开，于是他俩顺从了偷渡贩们的指示。巴塞姆乐观地推断出，人数更少反倒有可能更早抵达意大利。杜娅看着周围的人，有些困惑，但仍充满希冀，并注意到两个小女孩玛莎和桑德拉也在，跟着她们的父母一起上到这边来了。这已经是他们这一路来上的第四条船了，她希望也是最后一条。
星期四早上，九月九日，这段旅程的第四天，杜娅和巴塞姆看到远处有另一条渔船。随着船靠近，他们反应过来，这正是昨天离开的那艘船。再一次，没有任何解释，船又开了过来，偷渡贩们让乘客们换回去。这是个大风天，海水直往船上拍。他们把绳子甩到大船上加强连接，两条船撞到了一起。此时，杜娅想起在德拉，一个炸弹在身后爆炸时，那种声音带给自己的恐惧。
人们排成一条线返回原来那条船。孩子们被强壮的男人像扔装着土豆的麻袋似的扔过去，一个个吓得哇哇大哭。杜娅被放下时滑了下，摔到甲板上，直接滑向另一头。巴塞姆把她扶起来，然后他们看到了恐怖的一幕，那个把《古兰经》送给杜娅的巴勒斯坦人瓦利德，从一条船跃向另一条船时把手陷到了两条船之间，而浪猛地推着船侧，把两条船撞到了一起。只听到瓦利德放声惨叫。当他最终把自己拉回甲板时，手指已经断掉了，血四下喷溅。乘客们冲过去用纱布给他包扎止血，但手指就这么没了。他坐在甲板上，悲痛地抽泣。杜娅恐惧地看着，吓得动弹不得。
偷渡贩们无动于衷，仍然吼叫着下命令，逼迫其余乘客上大船。有个男人跌倒了，脸朝下摔在一根铁杆上，头上直接划开了一条大口子。有个跟他认识的女人，镇定地从包里拿出针线，帮他缝了起来，杜娅看得胃都在抽搐。
等到所有乘客都换过来后，大船重新发动引擎往前开，一个船员拿着一大袋不新鲜的皮塔饼在甲板上绕了一圈，他把一小片递给巴塞姆时，看了杜娅一眼，说道：“你需要来点，保持体力。”杜娅摇摇头，平静地回答：“谢谢你，我不饿。”巴塞姆有点恼火，把她那一份拿了过来。这已经是在海上的第三天，杜娅只吃过一次东西，还是别人给她的一口金枪鱼罐头。瓦利德坐在旁边，明显很痛苦地紧紧抱着手。“我觉得自己要死了，伤得很厉害。”他发着抖对杜娅这么说。她在他身边跪了下来，读了几段《古兰经》的经文，希望这样能给他一些慰藉。
这条船上的船员要比前面那条上的和气很多。一个从巴沙来的巴勒斯坦人舒科里——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孩，丽塔和亚门——和船长说了会儿话，了解到他不是偷渡贩，而是同样想要去欧洲做难民的人。船长告诉舒科里，自己曾经在监狱里待过好几年，等终于被释放出来后，需要找份养家的工作。所以他和几个朋友找偷渡贩做了个交易，由他们来驾驶这条船，把乘客送到欧洲，而他们自己也可以去欧洲找工作。船长请求舒科里和其他人不要把他和其他船员揭发出来。他解释说，和大家一样，他们也都是在埃及待不下去，想要寻找更好的生活的人。
难民们向他保证不会出卖他们，但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失去耐心，对这段旅程感到失望。他们先前都被告知，说最多花费两天，而事实上都快过去三天了。
下午三点，乘客们震惊而沮丧地看到，又有一条船在迫近。别又来了！杜娅心想。这船比上一条还要小，全身都掉漆了，金属的部分也锈迹斑斑。上面有大概十个船员，他们把船靠了过来，命令道：“都换过来，不然我们把你送回埃及去。”乘客们这次一致拒绝了，这几天来大家已经形成一种团结，因为大家的共同目标是活着抵达意大利。新开过来的船实在是太破旧。“我们动太多次了。”有一个难民抱怨道。有个小孩子的家长也出来说道：“我们绝不换到那条船上去，孩子们受了太多罪了。”杜娅想到瓦利德的断指，也根本不敢想再换船的事。
每个人都坚定地拒绝这次更换。面对他们如此众口一词的反对，偷渡贩们也没办法，只好妥协。双方做了个口头协议——乘客们可以继续待在这条船上，只要他们所有人都答应靠岸后一起说谎，称船长和船员们都是从叙利亚内战中逃出来的难民，而这船是他们自己开过来的，上面没有偷渡贩。
乘客们很快就同意了，船员们看来也松了口气。船长重新开动引擎往前，把另一条船留在尾波里。“还有多久？”有人问他。“还有十九个小时，我们就要到意大利了。”船长向他们保证。闻听此言，乘客们欢呼并鼓起掌来。“安拉保佑，我们要到意大利了！”瓦利德拥抱了杜娅，又拥抱了巴塞姆。自从驶入大海以来，这是第一次，杜娅觉得他们可能真的要到欧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