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N Rescue at the Dying Hour
化学运输船CPO Japan号正驶过地中海，向着直布罗陀海峡进发，这时他们收到了马耳他海岸警卫打来的求救电话：一艘载有难民的船只沉没了，所有可能帮得上忙的船只被要求提供援助。《国际法》规定，所有船舶必须“向任何在海上发现的有失踪危险的人提供帮助”，日本船长接到了电话之后就改变了航线。他在甲板各处增派了额外的瞭望哨。这片区域的船员会定期监视穿越地中海的难民和移民，知道他们的这种穿越尝试常以死亡告终。日本船员决定尽其所能拯救任何幸存者。但当他们到达求救信号坐标时，满眼所见，都是漂浮在海上的肿胀尸体。
船放慢了行驶速度，以免撞到尸体。他们另外得知一艘集装箱船已经在现场，船员们救起了五人，但由于天色渐晚，即将结束救援行动。在黑暗中寻找更多尸体，这种努力只会是徒劳的。
自二〇一四年欧洲爆发难民危机以来，商船在拯救难民生命方面，就开始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从未有如此之多的难民和移民，试图通过如此危险的旅程穿过地中海。在杜娅经历船只失事那一年，商船救起了估计有四万人之多。然而，它们并不具备专业的装备来作为搜索救援船使用，而每一次试图营救难民，也会耗费航运公司的时间和资源成本。
CPO Japan的船长认为必须做好自己的本分。他已经回应了这个求救呼叫，此刻让船只调转、继续原来的航线的话，也没人会责备于他。但他看了看漂浮在周围的死者，决定让船员们找出救生艇来下水。如果另一艘船已经找到了五个生还者，就可能还有更多，在渐渐暗下去的天色中，触目所及都是尸体，他没法做到放弃。
动手搜救时，船员们达成了心照不宣的一致决心。他们来自东欧和菲律宾，说起来不过是商业船只上的水手，大家一起驾驶这条船而已。然而，虽不是专业的救援人员，他们也做不到试都不试就置海难现场于不顾。
此时的海面，大风席卷，波浪狂作，能见度很差。三名船员登上一只封闭式救生艇，其他船员转动滑轮曲柄，把救生艇慢慢放到了海面上。这种高科技模型的设计，确保它能在远海恶劣天气中使用，并能保持不渗水。他们出发后路过了几十具漂浮的尸体。“不要捞死者，”船长通过电台告诉他们，“只找幸存者。”
船员们在海面上绕了一圈，仅仅发现了更多尸体。看来他们要白忙一场了，突然地，船长的声音从电台中传来。船上有个正在监视海面的人，在船头听到了像是女人的呼救声。某个地方，有人还活着。救生艇上的人转向了船头部分，希望能够查找出求救声来源。
搜救过程中，风越来越大，这使得他们很难听出风的呼啸声以外的任何声音。他们不定期地把救生艇的马达停下来，以便听得更清楚一些。一次又一次，他们只能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的微弱回声，每次都像是从不同方向传来的。“继续大声喊！”他们一遍遍地回喊，她要是停下来，就永远没法找到了。
在水中泡了四天四夜，没吃没喝，杜娅的力气已经耗尽，手臂生疼，同时又头昏眼花，以至于她担心自己快要昏过去了。下肢更是早就失去感觉了，发炎的喉咙也无法一遍遍再喊下去。她想放弃，但玛莎和马拉克的体重压在她胸膛上，让她重新注满活下去的决心。她保持拍水以继续漂浮，每一次伸手击水，她都喊出一声“Ya Rabb”——哦，主啊！但她的声音似乎直接消失在了风声里。
CPO Japan号第一次驶过来时她就看到了，而且它显得那么近，但现在已经看不见它了。它去了哪儿？她想知道，同时也越来越怀疑，或者说越来越确信，自己和两个小女孩都会在被任何人发现之前死去。
接下来，就好像真主安拉最终听到了她的祈祷，杜娅听到了有人在喊。她能够分辨出一点英语单词：Where are you? Keep talking so we can follow your voice and find you!（你在哪儿？继续说话，这样我们就能跟着你的声音找到你！）突然一个浪打中了她，声音又听不清了，好像他们漂到了更远的地方。接下来一切都停了。
杜娅在脑子里疯狂地搜寻，想要记起英文“help”怎么说。实在想不起来了，她只好用任何其他知道的单词来代替，使尽所有剩下的力气喊出它们。他们看不见我吗？她一边拍水一边想，担心自己可能根本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来，或者只是出现了幻觉。但她能看到探照灯在波浪上扫过来扫过去，每一次她喊出一声，那束光就会扫得离自己更近一点。她疯狂地划着水希望光束能照到自己。想要救马拉克和玛莎的决心，给了她自己都不曾想到的力气。
两个小女孩差不多都动不了了，开始失去意识。杜娅把水泼到她们脸上让她们保持清醒状态，然后用她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在周围的一片尸体中，向着那唯一的希望之声划过去。现在，营救人员已经那么近了，她不能让玛莎和马拉克死去。
杜娅的喉咙如此之干，发出来的声音就好像是从嘴唇里传出的轻微噼啪声。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像现在这样继续喊叫多久，还能让自己和两个小女孩漂多久。但她担心自己一旦停下来不喊了，搜寻人员就会放弃，两个女孩就会死，这份害怕让她坚持了下去。玛莎和马拉克都已奄奄一息，了无生气地躺在她的胸脯之上。杜娅觉得她们的血在自己的静脉里流动，三个人的心跳节律已经变得一致。她们的生命都寄希望于她是否能够到达那艘营救船。杜娅想，只要这两个孩子安全了，我就可以回到巴塞姆沉下去的那个地方，和他重逢了。再坚持一会儿就可以休息并追随巴塞姆而去，这个念头宽慰着她。
最后，经过两个小时，救生艇里有个船员从窗子里看出去，他叫道：“我看见她了！”突然之间，探照灯转向了杜娅。一个未来主义风格、小汽车大小的红色小舱漂向她，就好像电影里一样。一开始她还以为是自己的想象，它看上去不像自己之前见过的任何小船。而上面的人看到她都非常惊讶，震惊于这么纤弱的年轻女子就靠一个普通的充气海滩游泳圈漂浮着，下半身都浸在海里。
救生艇打开了边门，从里面伸出一个看似入口通道的东西。在那个通道上，有个男人对着她们喊，并伸过去一根竿子。杜娅抓住了它，抓得紧紧的，对方趁势把她们拖了过去。靠近救生艇的时候，杜娅对着那个人开始说话，声音虚弱而急切，但她很快地意识到，对方一句也不懂自己在说啥。
最终，杜娅够到了船，那个男人抓住她的手臂和腿，想要把她拖到里面去时，她拒绝了，用阿拉伯语请求他们必须先救马拉克和玛莎。她疯狂地指往自己的胸部，撩开夹克衫来露出两个躺在胸前的小孩，她们被柔弱的手臂环抱着。那个男人惊呆了。不仅仅因为这个看来弱不禁风的女孩子在那么多其他人都死掉的情况下活下来，还因为她保住了两个小婴儿的性命。船上的一名指挥人员迪米特·兹比特尼弗把第一个孩子拉上来，接着又把第二个拉上来，并把她们转到船员手中，大家赶紧用热毯子把她们包好，紧搂在胸前，在眼前遍布的死亡中，这两个微小的生命显得如此珍贵。最后的最后，兹比特尼弗伸下手来拉杜娅，她继续拒绝了。
我那么爱这两个女娃，请让她们好好的，她脑海中想象出马拉克露着两个小门牙在笑。至少，现在她们安全了，我不需要再为此而挣扎，可以去见巴塞姆了。这几天来，她头一次感到如释重负，终于完成自己的职责。杜娅把自己的膝盖推向远离小艇的一面。我要回去和巴塞姆死在一起。她不清楚自己有没有把这句话大声地说了出来。
在那一刻，有个船员抓到了她的腿，把杜娅拖得近了一点，这样就可以把她拉到暖和的船上。因为口渴和力竭，她已经神志不清，搞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脑子里的想象。没有他我无法活下去。但即使她一心把自己投向寒冷彻骨的大海，她也没有对抗这些想要救她的人的力气。杜娅的体重很轻，所以兹比特尼弗轻而易举地就把她拎了起来，带回救生艇里，小心翼翼地放在地板上。她立刻被毯子包了起来，有人在她嘴唇上放了一块湿海绵，这样可以从上面吮水。尝到新鲜的水后她更加渴了，比这几天漂在海上还要渴。她表示想要更多，并把手伸向水瓶，但挪不动它。一个男人拿了根吸管放到她皲裂的嘴唇上，这样她就能大口地吸到这干净的液体了，并把它咽到自己干涸的身体里。这水尝起来简直如圣水一般，但杜娅喝得太猛了，以至于开始呕吐。
这时候，玛莎和马拉克都已经不动了。“必须尽我们所能让她们活下去！”兹比特尼弗对他的船员们说道，然后给船上的主管官员发了个电讯，给海岸警卫队发警报，并请求一架救援直升机。他用惊奇乃至钦佩的眼神看了一圈周围：“是不是觉得像个奇迹，或者是天意？像我们这样没有经过搜救训练的商船，能在这样的状况下找到一个活人，简直好比在一堆草里面找到一根针。在这么糟糕的情况下，她们没法在那个游泳圈上多活一小时。”
杜娅躺在救生艇上，无力，虚弱，救生艇驶回Japan号的时候，她一动也不能动。她能感到海浪把救生艇推到大船上，因为它用了好几次才可以把船吊起来，然后回到船上。当他们最后登上Japan号时，人们把她抬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担架上。她看不到玛莎和马拉克，周围都是好奇、担心和善良的眼睛在盯着自己。没有人会说阿拉伯语，但当她告诉他们自己不是孩子们的母亲时，他们能明白。
杜娅躺在担架上，贴着湿衣服瑟瑟发抖。一个男人拿出一件熨烫整齐的橙色工作服，所有船员都穿的那种。她设法表达要自己私密地穿上衣服。他们看起来明白了，于是围坐在毯子周围，背对着杜娅形成了一个圈，这样她可以小心地把湿衣服褪下来，坐在甲板上套上工作服，这得用上她剩下的所有力气。当杜娅用手指梳着痛得像被打过的头，手指擦过绑在后面头发上的白色发圈时，就不由想起巴塞姆递给她发圈时脸上的那个笑容，立刻哭了。努力抑制住情绪之后，她突然意识到头还露着，就想找一条围巾来遮住。她从来没有在家人以外的男人面前露着头。想要寻找一点安慰，杜娅又想起了脖子上另一个对自己意义重大的礼物。这个饰品曾经挂在她心爱的人脖子上，上面有叙利亚反对派的旗帜，和一枚巴塞姆离开德拉前搜集的弹壳。
回过神来，杜娅检查了一堆衣服和自己小心翼翼用塑料纸包起来绑在身上的文件。这是她仅剩的财产了，发现它们并没有被动过之后，不由得舒了一口气。她用自己剩下的信任把这些东西一件件递到把自己从水里捞上来的人当中的一个：巴塞姆和她的护照、他们的订婚书、卷起来的五百欧元、她的手机，还有她心爱的《古兰经》。然后她瘫在了甲板上，最后的一点力气也用完了。船员们把她放回担架，抬到甲板下的一个小房间里。他们很小心地把她放到了一张小床上，在头下垫了个软软的枕头，并盖上一条温暖的毯子。
最近的海岸警卫队站位于希腊的罗德岛上，救援直升机离得太远，无法到达轮船目前的位置。船员接到指令，朝着希腊的克里特岛行驶，这样直升机可以在西南海岸迎接他们。到达碰头点至少需要四小时，只有在那里杜娅和女孩们才能得到迫切需要的医疗帮助。船长看了看大海，然后让发动机全速前进。
与此同时，船员们在甲板下悉心照料着玛莎、马拉克和杜娅，用上了他们所学过的所有急救训练。有个人剥了条巧克力给杜娅。她让它在喉咙里化开，味道好极了，但这颗糖突然噎在了喉咙里，使得她难以控制地咳嗽起来，呼吸急促。有人赶紧把氧气面罩戴到了她脸上，很快让她放松下来。她觉得自己依然浸在水里，而睁开眼睛之时，无法相信自己是在一艘船上，安全，并且活着。
那个晚上，杜娅醒了又睡，睡了又醒。有一次她醒来，发现有船员在对着她拍照，以及和她合影。但她不介意。她知道这些都是好人，并对他们围在身边感到安全。主把她带给了他们，她这么想着，又昏睡过去。她做了好多溺水和窒息的梦。有一次醒来几乎无法呼吸。在梦里，她被困在了水下，想要回到水面上去呼吸。她惊醒了，惊讶地发现房间里有人正把衣服放在床边上。它们被洗过了，细心地熨烫过，叠好，闻着有一股肥皂清香。这个人接下来又仔细地把她的文件、钱和《古兰经》放在最上面的T恤上，并且把它们都装进了一个塑料袋。这个小小的友善动作宽慰了她，她躺在小床上，再一次闭上眼睛。
在杜娅和噩梦做斗争的时候，船员们也在不顾一切地抢救两个小女孩。一个船员通过电台和马耳他海岸警卫队的一名医生通话，对方给了他一些指导。船上没有医务人员，船员们也只好凭借自己学的急救训练来处理。他们告诉医生，两个女孩看起来都很糟糕——一直昏迷，呼吸很浅，体温低得危险。杜娅也不怎么好，十分虚弱，只能很慢地说话而且嘟嘟囔囔不知在说什么。这两个女孩更是处于死亡的边缘。医生建议他们用一小口一小口的温水喂孩子，把她们用放着热水瓶的毯子包起来。她们的体温过低，需要慢慢地暖回来。有一名船员专门被指派为守夜人，监控她们的呼吸，并给她们持续地测体温。
被从水里拉上来五个小时后，杜娅听到头顶上直升机的响声。她从睡眠中被吵醒，发现船员们冲到了房间里来，打着手势告诉她是时候离开了。她试图站起来，但腿无法撑起身体，又跌回床上。六个人抬过来一副担架，把她放上去，抬到最上面一层甲板上，一架直升机在上面盘旋，吊着一个营救篮，缓缓落在了甲板上。营救篮的底部是一个由金属和绳子交织而成的正方形框架，通过带有缓冲的橡皮绳子编的网系在一根缆绳上。拉紧时绳子会形成一个结实的金字塔状的笼子。一个穿着救生衣、戴着头盔的男人，抓起她把她绑在了营救篮上，风狠狠地吹着杜娅的头发，她打了个冷战。她虚弱得没法坐起来。开口处那个男人跪在她旁边，抓着绳子，对着她露出鼓励的笑，他们一起升到了直升机上。杜娅感觉到自己正被毯子安全地包裹着，她往回看那黑黢黢、不断变幻着的水面，她想，我再也不会恨海了，因为巴塞姆已经成了它的一部分。她想起他最后的遗言：“如果我死了，那么我最想做的就是让你幸福。”
一双强壮的手臂从直升机腹部伸下来，把她拉进舱内。杜娅惊讶地发现其他幸存者已经在里面了。第一眼看到的是穆罕默德——当天早些时候游向第一艘营救艇的那个人，非洲男子跟在他后面（却死了），他曾答应她回来救她，但并没有，看来那条船并非幻觉。“你在这儿。”他看到她时，毫无表情地说了一句。杜娅挪开了眼睛，对这个没有回来救她的人不知道能说什么。然后她注意到舒科里，船沉之后失去妻子和两个孩子而崩溃了的巴勒斯坦人。他静静坐着，透过窗户望向大海。另外还认出了两个人，但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小玛莎被机组人员抱在怀里，用一条白羊毛毯紧紧包着。她的小脚裸露着，伸出来歪在一边，一动也不动了。求求你，求求你，让她活着，杜娅祈祷着，她在座位上疯狂地找马拉克但没有找到。可能她会是下一个被从船上吊上来的，杜娅想。然而舱门关上了，直升机开始向前挪移。再也没有更多幸存者被吊上来了。杜娅设法引起了一个机组成员的注意，“马拉克？！”她问道，“那个婴儿呢？！”
但是直升机里声音太吵了，她听不清这个人的回答，即使能听到，他说的英语也不是她能懂的。她又问了一遍，这次有一个幸存者帮忙翻译。小马拉克已死，他把这条信息传递给杜娅。船员们全力抢救过，但她过世了。听到这一消息杜娅喘不过气来，开始哭。觉得她的心脏好像被从马拉克枕过的那个位置撕扯出了胸膛。她无法忍受这样的不公平。马拉克在水中熬过了四天，却在获救后死去。杜娅宁愿是自己死了，而小女孩活着。这份悲痛是如此折磨人，杜娅忍不住想，如果自己坚持把她抱着一边唱歌一边背《古兰经》，就像在水里做的那样，是不是孩子就能活下去？医生关心地走近杜娅，摸了摸她的脉搏。然后他突然间猛地抽身离开，箭步向玛莎冲过去，把她背部朝下放平开始做心脏复苏，用掌根部位用力压她的胸部。杜娅屏住了呼吸。她也不能承受失去玛莎。紧张的几分钟后，医生停止了胸部按压，带着放心的微笑向后坐下。杜娅又可以开始呼吸了，一点点微弱的希望在她心中闪耀。
一个小时后，直升机在军事基地附近位于克里特岛西部的港口城市干尼亚着陆。两辆救护车等在了外头。太阳在地平线上升起，杜娅被放到了担架上抬走。
醒来的时候，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名警察站在床边，说着她从未听过的语言。他旁边是一个差不多和她父亲那么大岁数的男人，用埃及口音的阿拉伯语和她说话。他先问了她的名字，来自哪里，还解释说她在希腊医院里，很安全。然后开始翻译警察的问题：船从哪里离岸？什么人在上面？有多少人？他们要去哪里？谁是偷渡贩？船是怎么沉的？这些问题让杜娅头昏眼花，只想回去睡觉。她想办法尽可能快地告诉他们，一伙恶人故意把船弄沉的，五百个乘客差不多都淹死了。警察问杜娅，她救下来的女孩是不是自己的女儿。见她摇摇头，他又问：“怎么她们不是你的孩子？”她觉得这是个奇怪的问题，但还是解释道，还活着的婴儿是玛莎，和她一样来自叙利亚，另一个女孩马拉克来自加沙，是全家整整二十七个待在船上的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但她也已经死了。泪流满面的杜娅告诉他们，女孩们都是被家人托付给自己的，她想让她们活着。杜娅努力抑制住马拉克之死带来的悲伤，哭着哭着，继续陷入了长时间的睡眠。
杜娅再一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间医院的大房间里，和其他病人一起。她掀开身上的毯子，往下看手臂和腿，只见布满了难看的乌青块。她想站起来去上厕所，但摔倒了。当她试图从地上站起来时，腿上突然一阵剧痛，手臂上的肌肉也因为长时间用一个姿势抱着玛莎和马拉克而拉伤，疼痛不已。一个护士匆匆跑过来，细心帮她坐到轮椅上，推着去往盥洗间。杜娅示意自己来，护士就退出去把门关上了。只身一人时，杜娅举起了两只手，重重地靠在水盆边上，盯着镜子中的影子。她几乎认不出自己的脸。晒得很黑，蜕皮，双眼就像是别人的眼睛一样，带着一种凄凉神情看着自己。她用手去梳理蓬乱的头发，摸到了大块的肿块。这时候她肯定叫出声来了，因为护士推开门，带着担忧的表情走进来。她把杜娅扶到轮椅上，送回床位。杜娅不用再看镜子里那个鬼魂一样的自己，于是稍稍平静下来。
回到床上，杜娅想给母亲打电话，但不知道怎么开口。怎么给她说发生的这些事呢？而且，因为头昏眼花，方向都分不清，杜娅也记不起任何电话号码。她拿过自己的手机，想要开机，发现已经坏了。杜娅盯着它好一会儿，心想：我觉得自己也已经死了，虽然我还活着。
小玛莎被带到另一个诊疗室，在伊拉克利翁的克里特岛大学医院，送入儿科病房的重症监护室。戴安娜·菲特罗拉齐博士成为她的主治医师，她提到玛莎来的时候就是濒死状态，同时处于急性肾功能衰竭、体温过低和严重脱水中。她昏睡着，呈现为半昏迷状态。医生们担心她如果能够活下来，也会有脑损伤。这家医院此前还没有接待过这种病例，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做一切所能做的去救她。她被安上了呼吸辅助机，被施以静脉注射来恢复血糖和液体水平。工作人员还给她起了个名字叫纳迪娅，经常抱在怀里唱歌给她听，从不让她独自一人。
很快新闻媒体都来了，玛莎的求生之战在希腊成为新闻头条。她躺在医院病床上，那双大大的、悲伤的眼睛看着镜头，她的照片被印在报纸上，然后出现在网上。抢救第四天，医院院长尼科斯·哈利塔基斯对媒体说：“孩子和海浪搏斗了数个日夜，当她到这里的时候，完全脱水，被太阳晒伤，而且出现多种生化失调。然而，她在四天后就可以脱离机械维生系统。今天已经能够对环境做出有意识的反应，饮食正常，状态很好。像她这么小的小孩，是很有可能因为脱水而出现不可逆的脑损伤的。”
沉船事件中的奇迹宝宝，在水里待了四天后还幸运存活的新闻传开，医院的总机被打爆了，很多希腊家庭想收养她。哈利塔基斯院长估算了一下，大概有五百家之多。没人不想帮助这个简直是在难以置信的概率下活下来的小婴儿。
与此同时，经过四天治疗，杜娅的身体也在慢慢恢复，至少是物理上的恢复。她被转到一家老年疗养院来做进一步康复。媒体把她称为英雄，因为她救了婴儿纳迪娅，在地中海漂了那么久还活着。当她第一次在希腊醒来时，为她翻译的那个埃及人经常来看她，带着他的妻子。夫妇俩给她买了衣服，并提出把她带回他们家。他俩有四个女儿，其中一个和杜娅同龄。这对夫妇向她保证，她会受到欢迎，一点也不麻烦，此外，独自一人在一个新的国家，她也需要保护。而另一个可选择的方案则是，希腊当局表示愿意为她提供一间小公寓，一份津贴，并有机会寻求政治庇护。
杜娅知道自己的状态不适于独自在国外生活，所以决定接受埃及家庭的提议。在老年疗养院待了两天之后，她搬进了他们位于干尼亚的公寓。这家人在女儿们的房间里为她搭了张床。温和舒适的家、熟悉的仪式以及埃及式家庭饮食很快让杜娅平息下来。
然而，她知道父母一定很担心。他们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接到她的信息了。在医院里，杜娅每次想打电话，都因为太虚弱，太头晕目眩而作罢。每次拿起电话，她都记不起电话号码，而一旦要去想该说什么，说自己和巴塞姆经历了什么，都会让她异常疲惫，只想睡去。但她知道最终还是要打这个电话的。她绞尽脑汁，也想不起父母、姐姐或朋友们的任何一个号码，然后她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找寄宿家庭的主人们借部手机，把自己的SIM卡取下来插进去。她想起来，自己曾经用聊天软件给朋友们发过图片，接收者的手机号可能会留在图片上。在新手机上，她打开了这个应用，翻找通信录。第一个可能帮得上忙的号码，是一位埃及朋友的，拨过去却无人应答，因为当时是半夜。杜娅迟钝而缓慢地继续往下拉通信录。最后找到了一张姐姐阿雅特发过来的照片，她现在住在黎巴嫩，照片上面正好有手机号，杜娅立刻拨了过去。
手机铃声响了几下之后，她听到姐姐昏昏欲睡的声音：“喂？”
“阿雅特，我是杜娅！”因为求救时拼命嘶喊，伤到了喉咙，杜娅此时说起话来嗓子依然有些紧绷，声音听起来很奇怪。
“杜娅！你到哪里去了？”阿雅特如释重负地回了一句，杜娅听到她的声音，几乎哭了起来。姐姐告诉杜娅，母亲两天前曾经打过电话来，想知道她有没有任何关于妹妹的消息。那时候，阿雅特才知道杜娅和巴塞姆乘船偷渡去意大利的事，他们早就该到达了，然而没有音信传回来。那之后阿雅特也一直担着心。
“巴塞姆在哪里？”
“巴塞姆睡在清真寺，因为都是女孩，他不能和我们在一起。”杜娅撒了个谎。她不忍心由自己来告诉姐姐巴塞姆去世的事情。而且说出来，就好像是事实了。她突然告诉阿雅特，因为用的是借来的电话，所以必须挂了。
“你得打电话告诉妈妈你没事！”
“我会打的，但我记不起她的号码了。请给我一下，我会的。”在迅速挂掉电话之前杜娅向她保证道。
杜娅无法清醒地思考，这晚剩下的时间里也一直没睡着，她在发愁怎么和家人说巴塞姆的事。她甚至没法记起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想象的。那几天，她一直在想的，只有活下去，以及保住两个小女孩的性命。但现在，她不知道接下去该做什么了。玛莎和马拉克曾经给她的目标感，此时已荡然无存。此前，她所有的计划是和巴塞姆一起组建家庭生活，现在只剩下她自己了。如果她跟父母讲，就意味着必须承认巴塞姆已经过世，那意味着她必须想清楚怎样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生活下去，以及面对她对巴塞姆的死是有责任的感觉。因为在巴士开往海边的路上，他想回去，是她坚持继续向前，不顾当时自己也有不好的预感。
她知道不能再继续往下拖了，于是拿起电话给母亲拨过去。
自从哈娜、夏科里和杜娅、巴塞姆道别之后，他们就一直满怀担忧。哈娜甚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杜娅最后一通电话打过来是告诉父母，他俩就要在那个地方登船离岸。自打那天开始，哈娜和夏科里就尽可能待在家里，避免被人问及关于他俩的消息。杳无音信的五天过后，哈娜焦虑不已，因为这趟旅程最多需要四天而已。于是她打电话给杜娅的朋友们，让她们在Facebook上查“从死亡逃向死亡”，这是一个追踪开往欧洲的难民船的网页，每当一艘船安全抵达之后就会发布一条公告。上面列了很多船的名称，但是没有九月六日从戈马萨开出的那艘。
哈娜试图说服自己他们已经抵达，就是找不到联系自己的办法而已。或者船的引擎出了点问题，留在海上等待救援。夏科里大声质疑，是不是像之前那样没能上得了船被关到了牢里，不能打电话。他们闭口不提的一点就是，杜娅和巴塞姆可能已经死在了海上。
各种矛盾的信息开始通过朋友和家人传来。去商店的路上，纳瓦拉听说船沉了，但杜娅和巴塞姆在二百名幸存者中。还有一次，邻居对萨迦说杜娅和巴塞姆死了。妹妹们自己隐瞒着这些传言，绝口不提，害怕吓到父母。
在接到杜娅最后一次电话的六天之后，哈娜也听到了传言，说船沉了，无人生还。她开始担心发生了最糟糕的事情，但保持着沉默，不想让家人担忧，或者向自己承认杜娅可能已经死了。在九月十八日，杜娅和巴塞姆走了十二天后，一队邻居敲开了他们家的门，说要进来。他们带来了一些消息。从这些人的脸上，哈娜判断出是关于杜娅和巴塞姆的，但她不敢问。女人们去了阳台上，而男人们阴郁地坐在客厅里。
正当邻居们要开口说话时，哈娜的手机响了。她接起来，因为打破了令人压抑的紧张，并且延迟了他们将要告诉自己的消息而感到如释重负。“谁啊？有什么事？”她以一种异于往常的唐突问道。
“妈妈，我是阿雅特！听着！杜娅还活着！”阿雅特迅速给母亲讲了凌晨三点接到的电话，告诉她杜娅正安全地待在一户希腊人家里。
“感谢主！”因为如释重负，哈娜简直有些虚脱。
哈娜告诉阿雅特，几天前自己就听到了沉船的消息，但没给别人讲，不想其他人跟着担心。然后她问巴塞姆怎么样了。
“她告诉我他正睡在一座清真寺，但听起来怪怪的，”阿雅特说，“我不确定。我们通话时她迷迷糊糊的，不过她说的话听起来不对劲。”阿雅特把杜娅在希腊的号码给了哈娜，这样她就能打过去自己和女儿说话了。
阿雅特一放下听筒，哈娜就拨了这个号码。一个女人在另一头应答，说的是阿拉伯语。哈娜焦急地请求和她的女儿说话。
过了几秒钟，杜娅拿起了电话：“妈妈，我没事。我感觉好些时会打给你。”她听上去有气无力。
哈娜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但不相信杜娅这么快就要挂电话。“巴塞姆在哪儿？”
“他去超市了。”杜娅平静地说。
哈娜能感觉到杜娅的回答不对劲，并且还想草草挂断电话。她就要求和女主人再说几句。当对方接过电话时，哈娜向她询问详情。“她很好。”女主人说道，保证他们就像对自家女儿一样保护着杜娅。而当问及巴塞姆时，她仅仅说他不在，就没有其他细节了。哈娜从她那紧张的语气中察觉到杜娅在旁边，于是就问能不能私下说。过了一会儿，女主人开始更坦白地和她聊了起来，说自己怀疑巴塞姆可能已经和其他人一起被淹死了，但杜娅拒绝承认这一事实。女主人说杜娅是个女英雄，在海上漂了四天还活下来了，并且救了一个小女孩。“杜娅是个好心肠的姑娘，和我们待在一起很安全，感谢主她活着，”她压低了声音，“愿巴塞姆安息。”然后又把手机拿给了杜娅。
杜娅的声音微弱得简直难以辨认出是她本人。
哈娜只想放声大哭，但她知道要为了杜娅而表现得坚强。“开口说点啥，我的女儿，这样你父亲和我们的邻居能听出来是你。”这时，因为听说杜娅还活着，家人和朋友都聚集到了哈娜身边来。哈娜把手机放在扬声器上，告诉她：“每个人都在这里，问你的情况。”
“我没事。”杜娅向房间里的每个人保证，这是她。
听到她的声音，大家都放声大哭起来。
“休息吧，杜娅。”哈娜给她说，并保证明天一定再打电话过来。
每天晚上，杜娅都会被噩梦惊醒。她总是看到巴塞姆从自己身边滑脱，沉入大海。随着一遍遍梦到这个场景，她开始挣扎着接受这个事实。慢慢地，她承认了巴塞姆已死，而白天单独一人待在家里时，她整个人都会被悲伤吞噬。
有时候她会走到公寓的阳台上，看着天，想象巴塞姆就在那儿。“多么希望你今天能够在这里，和我待在一起！”她对着云朵扬起脸，徒然希望得到回应。“没有你，我的幸福已破碎。”还有一些时候，她会假装巴塞姆依然还活着。在白日梦中，她会幻想碰到他，一起走在干尼亚的商业街上，在那里他们可以拥抱，延续他们已经停止的爱情故事。她依然不肯和家人承认他已经死了。在一次和家人的通话中，夏科里问他对巴塞姆死了这件事怎么想，杜娅想也没想就回答道：“他没死，爸爸，他还活着。”
这期间，关于这位年轻女子从最可怕的地中海难民船海难中活下来，并救下一名小孩的描述，传遍了阿拉伯社会的社交媒体。失踪乘客的亲友们，都眼巴巴地从新闻里搜寻自己亲人或朋友的消息，杜娅的故事给了他们希望。寄居家庭的一位友人到Facebook上公布了他们家的电话，给那些正在找沉船信息的人们。几分钟之内，几百条信息和电话就潮水般涌了进来。“你知道我女儿怎么样了吗？”“我的儿子还活着吗？”“我母亲被救了没？”“这里有一张我妹妹的照片，你见过她吗？”“你见到过我父亲没？”“你见到过我叔叔没？”“你见到我朋友没？”信息把杜娅淹没了，她尽可能去回复他们。她让大家发照片过来，这样可以看看是否能认出来。如何能告诉他们，这些人都已经没希望生还了？包括自己在内，只有六个幸存者，其他五个人或许被带到了马耳他？但，这就是全部。又如何能告诉他们，她确实认出了其中一些，可这些人是自己看着淹死的？
有些信息充满敌意：“为什么你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几个人之一？你一定接受了偷渡者的帮助。”看完这些攻击性的信息，令人身心俱疲，每一条都使她想起曾眼睁睁看着死去的那些人，还有重新唤起她心中那份失去巴塞姆和马拉克的悲伤。突然，一条署名穆罕默德·达苏奇的信息跃入眼中：“杜娅，我认为你救了我的侄女玛莎。”后面还贴了张照片，是个穿着上面有白色和紫色花纹的蓝裙子的小女孩。杜娅凑近去看。镜头中那个微笑着的婴儿正是她在海面上紧紧抱了四天的玛莎。
杜娅把手机给女主人递过去，让她也看看，解释道：“玛莎有家人！”杜娅脸上笑容灿烂，船难以来，她还是第一次如此由衷地感到快乐。她马上回了这条信息，为自己最终能带给别人一点好消息而欢欣无比：“是的，这就是和我一起被营救的玛莎！”
杜娅获悉，穆罕默德·达苏奇是玛莎父亲伊马德的弟弟，今年二十八岁，他以难民身份居住在瑞典，带着玛莎的姐姐希德拉一起生活，因为他的钱只够承担他俩到欧洲的费用。来这里之后他就提交了申请，想让其他家庭成员，包括他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他的父母和亲戚们，都通过家庭团聚手续到瑞典来。但一整年过去了，仍然没有拿到相关文书，玛莎的父亲伊马德等不下去了，决定想办法过来，就给自己一家人订了船票。伊马德认为，既然穆罕默德和希德拉都可以安全抵达，那么其他家庭成员也应该能做到。上船之前，伊马德给桑德拉和玛莎拍了张合影，桑德拉穿着橘红色的救生衣，手臂自信地搂着玛莎的肩头。他也自信地把照片发给了弟弟，确信很快能和他团聚。
后来，当穆罕默德听到船只失事，并且船上绝大部分人没有生还，心就沉下去了。他知道自己的哥哥嫂嫂还有他们的小女儿都在那条船上，很有可能也死了。然后他在媒体上获悉，有个十九岁的叙利亚姑娘幸存下来，还救了一个两岁的小女孩。他也看到了被救小孩的照片，通过和自己手上的照片加以比对，得出结论：玛莎还活着！
杜娅发信息给穆罕默德，确认到玛莎安全活着，第二天，后者就飞到了克里特岛，到那家医院要求见自己的侄女。此后，联合国难民署和瑞典大使馆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来确认穆罕默德和玛莎的亲属关系，并同意他以合法监护人的身份把她带走。而在鉴定进行期间，玛莎被送到雅典一家专门做精神创伤儿童的孤儿院。她和其他孩子们一起玩耍，很快就学会了希腊语。DNA鉴定和法庭听证都完成之后，玛莎最终回到了叔叔、婶婶、姐姐和堂兄弟的身边，在瑞典开始了新的生活。
对杜娅来说，发现玛莎还有家人在世上是一个转折点。这个经历让她觉得，自己的心有可能会开始愈合。她甚至一度相信，自己可以与家人团聚，重新开始她的生活。但从家里传来的消息是严峻的。她获救后几周内，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都要求采访杜娅，问她有关沉船的遭遇。有部分报道引述了她对那些撞击他们的船，并导致五百人死亡的偷渡贩的质问。一开始，她没有想过这些采访会带来的后果，直到有一天母亲在电话里跟她求救。
“有人威胁我，杜娅！”哈娜在电话里告诉她，上一次听到母亲用这种口气说话，还是那些埃及人威胁说要强奸杜娅和她的妹妹，“他说：‘告诉杜娅闭上她的嘴，不要指名道姓。我们知道你们住在哪儿。’”
这是第一次，后来又有很多次这种未知号码打过来的威胁电话，扬言要修理他们的家人。
哈娜告诉杜娅，她向警察报告了这些匿名电话，也和联合国难民署取得了联系，难民署很郑重地对待此事，他们派了一个人去哈娜家里谈话，并建议他们换一个住处。“我实在不想搬了。”哈娜对杜娅说，杜娅也向母亲保证自己不再接受任何采访，希望这些人能放过他们。
但过了一些天，杜娅又收到母亲的一通电话。哈娜有天和家人一起待在屋里的时候，听到有人敲门。她开门看到一个穿着整洁的埃及男人站在外面，礼貌地要求查看他们的护照，说自己是警察。哈娜不假思索拿出了护照并递给他，他很快地翻着，大声读了一遍护照上的名字。“那时候我就有些怀疑了。”哈娜告诉杜娅，当时她从男人手上一把抢下护照，责问他，“你要我们的护照干吗？”
“我只是看看有没有叙利亚人在这里。”他回答道，突然就离开了。等这人走了之后，哈娜跑去派出所，询问他们是否曾派了一名警官到她家检查身份证，得知并没有这么回事，哈娜就发愁了。她担心自己把护照拿给对方看的做法，是不是会把全家人置于危险之中。后来她就收到了充满淫秽词语的短信，上面还说：“我知道你的女儿们叫什么。”
不久后，萨迦和纳瓦拉有天回家时，感到自己被跟踪了。两人转过头看身后，发现一个身材高大、衣着整洁的男子，右手握着好像一把刀的东西。她们认出这就是那个来到家门口要求查护照，并冒充警察的人。她们吓坏了，迅速穿过街道，跑到一个她们知道正好也在附近的邻居身边。后来，女孩们告诉哈娜和夏科里发生了什么，这家人发现他们别无选择，只好搬家。哈娜再次给联合国难民署处打电话，司法人员也上门来了解更多情况。她把杜娅那边发生了什么，以及受到的威胁都给他们讲了，包括女孩们面临的性骚扰，这使得他们不得不让两个人离开学校。联合国的官员们告诉这家人，他们面临的危险境况已经符合重新安置的条件，而瑞典是能够接收“易受到攻击”的叙利亚难民的国家之一。“瑞典，”哈娜喃喃道，“那是杜娅和巴塞姆想去的地方。”
为了让家人离开埃及，杜娅决定做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努力。对那些威胁者的愤怒暂时地使她化悲痛为行动，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伊拉斯米亚·洛马那求助，这是一个她渐渐开始信任的社工。而伊拉斯米亚解释说，这个过程漫长而复杂。虽然杜娅他们家有很强的支持证据，但希腊还没制定和其他欧盟国家相关的重新安置项目。她建议杜娅在希腊申请政治避难，这样就能在那里定居并有权出去旅行，最终还能获得公民身份。但杜娅心系瑞典，她和巴塞姆曾经一起计划去那儿。如果不能和巴塞姆一起去，也希望和家人一起去，如果不能和家人一起去，也希望自己前往。一旦到了瑞典，她就能执行当时和巴塞姆共同制订的计划——利用瑞典的家庭团聚项目来把家人带过去。
每天，杜娅都要和沮丧搏斗，但为家人的安全而奋斗这一信念给了她新的决心。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的生活开始回到正轨。她的故事引来希腊民间社会的反思。干尼亚市长呼吁国家有关部门授予杜娅希腊公民的身份，因为她的英雄事迹。遗憾的是，请求无果，但这份帮助让杜娅看到自己置身于新的希望之中——作为一个勇敢并强壮的人。
接下来，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受人尊敬的雅典学院赠予杜娅一笔每年三千欧元的奖金，嘉奖她的勇气。她去了一趟雅典，在接受奖励那一瞬间所感到的自豪带来了一个转折点，她开始朝前看了，并告诉自己，重新和家人团聚之前永不停止战斗。那之后她要开始学习，去成为一名律师，这样就能为正义而战。在她一生中，见过的正义少之又少。
在远离家人的痛苦之中，她还要挣扎着去克服不时吞噬自己的绝望和悲伤。她生命中的前十九年都是被家人围绕的，而今孑然一身，她发现和自己的记忆独处，要比去分享它们来得容易。她觉得自己和同龄女孩不一样，享受着寄宿家庭的姐妹们的友好陪伴之时，她也知道她们永远无法明白自己经历了什么。她找不到语言来形容那些死亡的可怕，以及目睹的磨难，还有自己这份深深的悲痛。每次她试图去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那种难过都会带给她恐吓与压迫感。在见过那样的邪恶之后，她很难再次相信别人。杜娅觉得她能靠自己克服创伤，不再向任何人求助。
有时，在日常生活的日常仪式中，她会突如其来地记起在水中度过的日子，那感觉如此有力地击中她，痛苦会再一次把她吞没。有一天，她在对着镜子梳头时，闻到了巴塞姆的古龙香水味，转过头发现他站在自己身后。埃及的朋友传来谣言，说他活着，被关在了那边的监狱里。她有一部分希望那是真的，虽然每个晚上，她都会在脑子里一遍遍地过他在她面前沉下去的情景。她试着去想一些他可能会活下来的方法。这会让她在睡前辗转数个小时，第二天，她醒来时，会希望那些他死去的画面仅仅是个梦，巴塞姆依然在门外等她。
二〇一五年夏天，获救差不多一年后，杜娅还在继续与悲伤、噩梦，还有害怕自己再也无法继续生活的恐惧做斗争。有天她看到一则新闻，说有好几千名来自家乡的难民抵达了希腊。他们从土耳其出海，通过巴尔干半岛去往奥地利、德国和瑞典。她常常会想，是不是能拿着那笔奖金再找一个偷渡贩帮自己去瑞典呢。不过联合国难民署指派来帮助安置杜娅的官员警告她，这段旅程太危险了，特别是对于一个单身年轻女性来说。他们鼓励她要有耐心，等待别的解决方案。他们正在帮助她的家人去瑞典，也在寻找办法让她一起过去。等到文书准备停当，她就能飞到瑞典，合法地和家人一起开始新生活。杜娅发现自己几乎已不能再保持耐心，或相信任何承诺帮忙的人，但如果这意味着能给家人带来安全，她会去试试。直到那时，她才在寄居家庭的保护下，慢慢地恢复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