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的某一天，经过一整年与悲伤、噩梦，还有害怕自己再也无法继续生活的恐惧做斗争之后，杜娅和收留她的这家人一起去海滨野餐。大家吃完之后，一股冲动驱使她站起来，踢掉凉鞋，走进浅海，直到肩膀也被淹没。海水清澈、凉爽而安静。她站在那里，屏住呼吸，然后平静地让身体下沉，直到淹没头顶。她在海水中待了一会儿。当她伸出头来，回到岸边时，她转过头，望向海平线，心想，我再也不会怕你了。
尾声
Epilogue
杜娅在克里特岛很安全，也渐渐治愈了身心创伤，但她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希腊政府给她提供了申请政治避难的机会。但尽管周围有那么多对她友好的人，杜娅却不觉得希腊有家的感觉。待在这里，她每天都得面对淹死巴塞姆的那片海。虽然看着这一切已不再使她恐惧，她还是想从睹物思人的一切中离开。她和巴塞姆曾经的梦想是去瑞典，杜娅想完成这个梦想。同时，她非常为家人担忧，偷渡贩们的恐吓在升级，她做不了什么能帮他们的。最重要的是，她怀念母亲那充满爱的怀抱，怀念和看得见的家人待在一起的日子。她习惯于被他们的话语包围着的生活，那是WhatsApp通信软件和Skype电话没法取代的。她也觉得自己对家人眼下面临的险境负有责任，尽管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但她下定决心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一起开启新的生活。
我第一次见到杜娅是二〇一五年一月，在她寄居家庭的客厅里坐了几个小时，一边喝茶，一边采访，问及那些她遭受过的磨难。她最终下定决心讲出自己的故事，这让我很吃惊，然后很快意识到她能够这么信任我的两个原因——一个是想帮助她家人到其他国家定居，另一个是想提醒那些也准备通过这种危险方式偷渡的难民。我很快就意识到杜娅身上有一种责任感，通常是他们阿拉伯文化里家中长子才会有的那种。她觉得只有自己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那时候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她早就不相信政府会帮助自己了，也不相信那些把船弄沉的罪犯能够被找出来接受应有的惩罚。“我们叙利亚人没谁可以依靠的了，除了主，”她这么对我说，“也许会有人对我们加以关注，但也就是口头上的。我早就疲倦了。既不能回父母身边去，他们也不能来这里。听到那么多的承诺有什么用呢，我只想看到行动。”
我决定把她的故事带到全世界面前，更想帮助她在瑞典开始新生活。杜娅的英雄事迹早就被希腊媒体广为报道，她获救后几个月还被权威的雅典学院授予了年度嘉奖。但我强烈地感到，她的故事值得让全球听众都来倾听，而这绝对能引起他们的反思。
我的同事们启动了一个先期程序来促成杜娅的重新安置，对于那个时期的欧盟国之一希腊来说，这是不寻常的。但杜娅被当作一个特殊案例来对待——一个饱受创伤的年轻女人，家人正遭受威胁⸺所以他们请求特殊考虑。像埃及这样收容难民的国家，有一套重新安置系统，杜娅一家的危险状况已经符合联合国难民署的“易受到攻击”标准。杜娅的个人申请和其家庭的申请被关联起来，产生了一个特殊请求，就是他们要求安置到同一个地方去。
二〇一五年十月的一天，我和杜娅正在干尼亚的一家户外咖啡馆待着，这时候我接到了一通电话，通知说瑞典政府已经接受了杜娅和家人的重新安置申请。得知这一消息后，杜娅的脸上浮现出了真正快乐的表情，这还是从我们一起开始写这本书以来的第一次。我点了冰激凌庆祝，她则喜不自胜地给父母打电话报佳音。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哈娜、夏科里、萨迦、纳瓦拉和哈姆迪登上从开罗飞往斯德哥尔摩的航班，转机至厄斯特松德机场。他们在机场受到了接待的瑞典官员的欢迎，然后乘一辆厢式货车，被载往几个小时车程之外位于耶姆特兰省，坐落在瑞典北部的一个白雪皑皑小村子的新家。
同一天早晨，杜娅也登上了干尼亚到雅典的航班，依次转机至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厄斯特松德。当她在半夜左右抵达新家之时，当她吃力地踩过近一米深的雪才走到门口时，全身都冻得发抖。她这辈子也没这么冷过。她怯怯地敲着前门，几秒钟之后，哈娜开了门，向着女儿伸出了拥抱的双手。夏科里站在后面，热泪盈眶。相隔一年半，杜娅终于再一次地感受到母亲温暖的怀抱，她永远不想失去了。
杜娅这样的难民，早已经失去了曾经定义自己的一切——家园、社区、生计，但并不想失去希望。可是，她和她的家庭还有什么选择呢？待在埃及，继续做一个几乎没有机会获得教育和有意义的工作的难民？回到一个战火纷飞、毫无希望且极其危险的地带？还是铤而走险登上“死亡之舟”从海上去往欧洲寻找安全保障和更好的人生机会？
对于绝大多数难民而言，回去也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的房子、生意和城市都被破坏殆尽。自从二〇一一年叙利亚爆发危机以来，战火席卷了这个国家的所有区域，经济和服务设施已经崩溃。有差不多一半的叙利亚人（大约五百万）被迫逃离故土以求活命，另外六百五十万人在国内逃亡。从二〇一一年三月开始，大约有二十五万人在战争中死去，超过一百万人在战争中受伤。叙利亚人的平均寿命退回到了二十多年前，据统计有一千三百五十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救援，其中包括六百万名儿童。但其中约有一半的人处于很难接近的地带，或者索性就是被武装力量包围的地带，这也使得援助变得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行。
本书（英文版）出版的时候，叙利亚内战已经持续六年之久，五百万难民逃亡到黎巴嫩、约旦、土耳其、埃及或伊拉克等邻国，有的驻扎在荒凉沙漠里，有的临时凑合地搭了个住所，有的住在破破烂烂的公寓里。他们每天从电视新闻里看到自己的家乡和城市被炸成一片废墟，每天还要听到关于自己朋友和亲人死去的消息，这些，都会带来更深远的心理层面的影响。
而随着如此之多人口拥入，曾经欢迎他们、接纳他们住进来的共同体如今也不堪重负。弹丸之地的黎巴嫩，自身还在贫穷和不稳定中苦苦挣扎，现已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组成是难民。那里没有足够的学校，没有足够的供水系统，没有足够的卫生设施，甚至没有足够的房屋来支撑日益膨胀的人口。
五年多的武装冲突，毫无和平迹象，许多叙利亚人已经放弃了回到家乡的希望。难民们迫切感到需要背井离乡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一个安全的庇护之所，可以让孩子接受教育，重建生活，即便这意味着在穿越地中海的险恶之旅中面临死亡的威胁。
二〇一四年到二〇一五年间，欧洲难民潮剧增，提醒该区域的政府要设法提供更多的难民援助，整个欧洲意识到他们不能再置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于不顾，让这几个国家地区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去面对难民们的悲惨境况。二〇一五年，伦敦召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呼吁新的基金、人道组织和收容国的加入。包括提供教育和工作的计划。欧盟和土耳其达成了一项协议，就是给该国提供十亿美元的补助，以阻止难民从这里继续逃往其他地区。在巴尔干修建边境围栏，以阻止那些已经到达希腊的难民前往欧洲其他地区，同时也为了阻拦其他想要通过这一途径深入欧洲各地的其他难民。但这次经济上的许诺落到现实中，却恰好证明了这次研讨会的无效，远远无法达到难民的需求，也未给他们带来明显的生活水平改善。
杜娅的故事，就是千百万生活在炼狱中，一边寻找庇护，一边在新闻里目睹国家被战火摧毁的难民们的写照，也是国际力量在地区战争中变得无能、无意愿和无所作为的写照。
现在，杜娅和家人在瑞典这个安全而慷慨相助的国家开始重新生活。杜娅、哈娜和夏科里进入了语言班学语言，而萨迦、纳瓦拉和哈姆迪进入了当地的学校。但我还是忍不住想问，为什么杜娅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难之中，失去了未婚夫，目睹五百个人在面前一个接一个死去，才能最终到达这里得到庇护和机会？
如果巴塞姆当初就有去国外工作的签证，如果已经身处北欧的穆罕默德·达苏奇和家人能够有机会把其他家庭成员接过来，如果他们不需要去冒这样的险，如果有一条合法途径让人们能够从埃及去国外求学，这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为什么没有大型的重新安置项目来帮助我们这个时代最糟糕的一场战争中的受害者——叙利亚人？为什么那些收容了四百万叙利亚难民的邻国和共同体得到的用于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的资金那么少？当然，还有最主要的问题：为什么国际社会不去做点什么来阻止战争和迫害，来改变贫穷与匮乏，而只是任由它们把更多难民赶上去往欧洲的海岸？
最简单的真相就是，如果能在住地安居乐业，难民们不会搭上性命去投身如此危险的旅程。如果能够申请到在一个安全的国家合法定居，没人会愿意把自己一生的积蓄拿给那些声名狼藉的偷渡贩。除非这些问题被有效解决，否则一直会有人继续横穿大海，用生命作为赌注去寻找避难所。
杜娅希望她那条船上的乘客们不要白白死去，令她感到无比激愤的是，整整五百名难民，其中包括她爱的男人，最后找到的避难所居然只能是深深的海底。她感激瑞典政府给了自己和家人庇护，以及一个新开始，但依然还在为两个姐姐担心，她们和自己的家人仍然以难民身份苦苦挣扎在约旦和黎巴嫩。现在杜娅每天数小时待在瑞典的学校里上课，期望能有一天可以步入大学进修法律。她相信自己有了律师证书之后，就能够为更大的公平而战。
二〇一五年五月，杜娅去往奥地利维也纳，接受了OPEC的国际年度发展基金。评奖委员会称，他们因为“她的勇敢，以及她通过分享自己的故事引起了对难民危机的更大关注”，而授予杜娅这个奖项。这笔奖金将用于支撑她今后的教育，及帮助其他沉船幸存者难民。在领奖时，杜娅站在穿着礼服，对她流露出欣赏敬佩的上流社会人群面前。她说：“没有哪个人会愿意脱下救生衣结束生命，没有哪个家庭想要颠沛流离……这样的旅程，一次次把难民从绝望带向死亡。今夜你们给了我一点内心的平静。”
杜娅的话
A Note from Doaa
在这本书中，我把我的苦难与你们分享。这仅仅是全世界各地难民所遭受的艰难与痛苦之中的小小一瞥。我代表那些为了获得有尊严的生活，而不得不每天拿生命去冒险的数百万人发出这个声音。
难民们踏上危险的旅途，想要安全抵达欧洲，却往往以失踪和死亡告终。但我们之所以把命交到凶残冷血的偷渡贩手上，只是因为别无选择。我们仅有的愿望是平平安安活着。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是和你们一样的人，我们的心一样能够感受，能够渴望，能够爱，会受伤。
在我的家乡，每一个家庭都丧失了那么多，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在心里重建自己的家。我们失去了家园，我们的梦想都被埋在了过去。多么希望所有遭受过的惨剧都只是一场噩梦啊，那样我们还可以醒来。
在叙利亚，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的人，毫不在意孩子流血死去、家庭四分五裂和家园摧毁殆尽。而世界上的其他人，也并不为所有掉在海里淹死的那些寻求庇护之所的人感到哀恸。
我的未婚夫，我的一生所爱，从我双臂中脱开，沉入了大海，这一幕就发生在面前，而我什么也做不了。现在没有了他，生活就好像一幅失去色彩的画。如果他还能和我在一起，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漂在海上的时候，我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去保住玛莎和马拉克。那可怕的四天里，她们成了我的一部分。当我获知宝贝马拉克在获救后还是停止了呼吸，那种感觉就好像心脏被从胸膛里掏了出去一样。但我知道她去了天堂，这让我好过了一些。在天堂里她至少安全，没有争斗，没有战火纷飞。
感激所有不去漠视这一切的人。特别想感谢那些给予我家人温暖欢迎的埃及朋友，对我施以援救的CPO Japan号的船长和船员，把我拽上直升机的飞行员，挽回我生命的克里特的医生们，以及我的寄宿家庭，他们收留了我，给了我一个疗伤的空间。我还想特别感谢联合国难民署，安排了我们的重新安置，还有瑞典政府，给了我们安全、充满希望的新家。
但愿有一天，我可以回到叙利亚，再次呼吸那里的空气。就算只有一天，也已经足够。
作者后记
Author's Note
最早看到杜娅的故事，是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希腊网站上。作为难民署通讯社的负责人，我一直在找关于幸存者的独特报告，可以反映出难民的困境，让公众有一个桥梁去建立理解和同情。那是二〇一五年三月，我在准备五月份去希腊塞萨洛尼基做一个TEDx(1)演讲，内容是关于地中海地区的难民危机。几乎在读到的第一时间，我就知道，杜娅的故事能打动希腊的听众，并且引起那些想要了解难民现状的各地人们的共鸣，明白是什么让成千上万的难民不顾生命危险渡海去往欧洲，即便有的人已经逃离了战火，也依然执着于此。
我和雅典的同事伊拉斯米亚·洛欧马娜通了个Skype电话，她此前被难民署委派去处理杜娅和玛莎的案子。然后伊拉斯米亚在杜娅出院后和杜娅做了个面谈，了解她的需求，并让她知道自己有权利要求在希腊避难。在伊拉斯米亚跟我讲杜娅的故事时，我能明显地看到她在发抖，我知道，她在做难民工作期间，通过面谈，倾听过各种各样悲惨的故事，但没有哪个故事像杜娅的故事这样让她揪心。几周之后，我就前往克里特会见杜娅本人了。
雅典的同事凯蒂·凯哈伊欧洛、斯黛拉·纳钮和凯特琳娜·基缇迪安排了这次拜访，并且搜集、翻译了所有出现在希腊媒体上的报道，让我做功课。这些文章以及照片和其他报告，后来被证明对于成书是很有帮助的，其中也有一些不实之处，经过交叉核对而得到纠正。
另两位同事安娜·怀特和西比拉·威尔凯斯和我一起到了克里特，西比拉在整个准备TED演讲的过程中都给予了我支持。我第一次和杜娅面谈是在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她的寄宿家庭。由于她只会讲阿拉伯语，而我们的翻译只会把阿拉伯语翻译成希腊语，所以伊拉斯米亚还得在这长达三小时的交谈中，把希腊语翻译成英语。很快我就搞清楚了媒体上只触及了这场噩梦般的灾难的表面，对杜娅在叙利亚、埃及和地中海上的遭遇也只是一带而过。在这儿，杜娅是受到欢迎的，也被温暖以待，但仍然十分脆弱，而且带有明显的心理创伤。有一次，在她转述了巴塞姆是怎么溺死的细节之后，我问她是否还想继续。“你想问什么就继续问吧，”她说道，“这是我的人生。我和它一起存在。”那时候她的警惕性很高，但很清楚的一点是，她把我们当作潜在的、能提供帮助的、可信任的人。她想做到的一件事，就是和自己家人一起去瑞典得到重新安置。她的家人当时还在埃及，杜娅觉得有责任去保护他们，她也知道我们是唯一能够求助的人。
杜娅的寄宿家庭在她被救上来后一直照顾了她十六个月，就当作自己的女儿一般，他们也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让我们接近杜娅。但他们不想接受采访出现在书中，理由是他们接受了“真主的意愿”来照顾她，并不值得去大书特写这份慷慨。所以我在书中隐去了他们的姓名。但我想在这里正式向他们致谢。这家人为杜娅提供了一个疗伤、保护和爱护的居所，这是非常高贵和美好的行为。
和杜娅见面后的第二天，我们去了趟伊拉克利翁，拜访了大学医院，小玛莎获救后就是在那里得到治疗的。我们见到了她的主治医师戴安娜·菲特罗拉齐。她跟我证实了玛莎刚入院时“接近死亡”，“我们给她注射葡萄糖、生理盐水，输氧，”她告诉我，“给她唱歌，抱着她，抱在怀里到处走。过了两天，她开始笑了。她一直要抱抱，希望整天都被人拥在怀里。工作人员经常去抚摩和拥抱她。他们对孩子都很爱，但还没遇见过类似于这样的案例。”那天我离开医院时想，救了玛莎的，不只是现代医学技术，还有菲特罗拉齐医生和大学医院的工作人员从她入院第一刻就给予这小女孩的爱。
离开医院之后，玛莎被送往雅典的一个孤儿院“米特拉寄养之家”接受照料。我也去了那里，待了几个小时，一边和她玩耍，一边和这边的经理还有工作人员交流。我发现这个活泼的小婴儿很快就在学习希腊语了，这里应该是帮助她度过父母和姐姐相继溺死这一悲惨创伤的最好场所。
接下去，在联合国的雅典办公室，我用Skype采访了玛莎的叔叔穆罕默德·达苏奇，他人在瑞典。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他的妻子、两个孩子还有玛莎的大姐姐希德拉不时出现在对话框镜头中。穆罕默德在等一个合法程序的鉴定结果，确认他和玛莎的血缘关系，这样才能把她带到瑞典来和姐姐还有家人团聚，他也可以成为她的合法监护人。
那个下午，我的同事们还安排了和另一个幸存者舒科里·阿尔-阿苏欧里的会面。当时舒科里正处于非常糟糕的境况之中。巴勒斯坦因为资金短缺，已经停止给他发放每个月少得可怜的补贴，而在几天之前，他和一个朋友在雅典中心一个公园被右翼极端组织“金色黎明”的成员狠狠殴打了一顿，因为他们是外国人。两个人都被送到了医院。他现在身无分文，受了伤，在给我们看他已故的女儿在加沙漂亮的粉红卧室里的照片时，他哭了。舒科里想让人们知道他的故事，我们同意让一位叙利亚记者朱旺·阿卡许，也是他的朋友，在合适的时候向他询问我这边提出的问题。这个采访，随同几个月后他回到加沙又接受的一次采访，给出了沉船时，以及他们在海面上苦苦求生时的更多细节。
搜集到足够多的信息来写TED演讲的脚本后，我把这个文本分享给了TEDx塞萨洛尼基的负责人卡特琳娜·比利欧瑞和艾琳娜·帕帕多布罗，她们立刻就认定杜娅的故事能够深深打动希腊听众们，并能让更多人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难民冒死出现在他们国家的海岸线上。在演讲的筹备阶段以及完成之后，卡特琳娜和艾琳娜都为推广这个演讲付出了极大努力。TED的欧洲区主管和TED全球论坛负责人布鲁诺·朱萨尼也审读了这个脚本，给了很多深刻的建议，甚至做了编辑，使得脚本在结构上大为改进。我也十分感激马克·特纳给文字做的润色。我一遍遍地排练这个演讲，同事塞比拉·威尔克斯、伊迪斯·香宾、克里斯托弗·里尔登、亚历山大·圣-丹尼斯和梅德里克·德罗兹-迪特-巴塞特都充当过耐心而积极的听众，给了很多反馈。演讲教练T. J.沃尔克在整个过程中都给予我支持，对排练视频提意见，让我依循一定规则练习。当我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正式演讲时，听众们全神贯注地安静倾听，结束时他们起身鼓掌，许多人流着眼泪。我后面的一位演讲者阿力克斯·潘塔齐斯是雅典的杰出实业家，他是如此地被打动，以至于以他公司的名义许诺给杜娅一份奖学金。
我决定把演讲的链接发给文学代理莫利·格里克，当时她在铸造传媒供职，如今在CAA工作，此前看过我第一次难民主题的TED演讲之后，她曾找过来邀请我写书。“这能写成书吗？”我问她。她的回答非常明确：“能！”在莫利的无限热情和强大信念下（她相信杜娅这样的难民故事正当其时），我们做出了一个出版提案，她也推荐了一位富有经验的非虚构类文学编辑，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小说家多罗斯·赫斯特来帮我完成提案，以及在我写作时全程提供帮助。莫利的助手卓尔·福尔斯也是最早拿着我的TED演讲去给莫利看的人，担任了面向各个市区的所有外联工作，铸造传媒的克里斯滕·纽豪斯则搞定了八个国外出版社来推出其他语种版本，且这一数目还在增加。
我的书最后交给了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弗拉特爱恩图书”来出版。我的编辑科林·迪克曼对于如何把故事讲得感人、有教育性、能影响读者非常上心，而这一点也让我印象深刻。从那时起，科林就开始熟练地指引我的整个写作以及市场推广，敦促我按时交稿，鼓励我写出了自己认为最好的一本书。随着书稿进入最后阶段，弗拉特爱恩图书公司另一位编辑贾斯敏·福斯蒂诺显著地提升了文本的流畅度和形式感，因为她对风格和结构有着敏锐新颖的眼光，而文字编辑斯蒂夫·博尔特和出版律师迈克尔·坎特维尔针对前后一致性，梳理了最后的草稿，使文本完成得很好。
在TEDx演讲中展现杜娅的故事，对她来说是件大事，但把她的整个人生以细节方式写进一本书中却让她感到恐惧。我非常相信把故事讲给世人能帮助她正视这一惨剧，也能给她更多经济支持。我也确信她的故事能够给读者们一个透视叙利亚战争的机会，以及难民们在邻国疲于奔命的生活，并由此弄清楚是什么缘由，导致那么多人要以生命去冒险来穿过地中海，去往欧洲。我的男同事菲拉斯·卡亚尔也是叙利亚人，他被杜娅的磨难所打动，积极地推动杜娅和她家人答应这件事，说服他们这本书将会带来最好的收益，而我也是值得信任的作者。杜娅做这件事的动机是愈合自己的内心创伤，菲拉斯让她明白了，向全世界讲述这个故事能够帮助到其他人。
显然，为了获得足够用来写书的细节，我需要找个不但可以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而且要对现在叙利亚人的境况体察入微的人一起合作。我最终找到了扎赫拉·马卡欧伊，一个视频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个纪录片拍摄者。她在黎巴嫩，专门为联合国难民署报道叙利亚难民。扎赫拉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她有能力把个人的故事用更大的背景讲述出来，引起观众对于他们所处环境及遭受困难的理解与同情。她很快和杜娅一家建立起了紧密联系。她的敏感和关怀得到了这家人的信任。大多数采访都是我们一起做的，加起来一共有七十个小时的对话。有些片段对杜娅而言是如此令人痛苦，我们有时不得不停下来，第二天再继续。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她从未对任何人讲过如此丰富的细节，除了我们，而这种讲述看起来对她也是有帮助的。每次杜娅悲恸不已时，扎赫拉都知道如何去抚慰她，逗她发笑，帮她把情绪恢复过来。我们一起工作了七个月后，扎赫拉成了我的亲密朋友，也成了杜娅的导师。她把采访用手写文字记录下来，给纳格拉·阿波德尔莫内姆来翻译。这些材料提供了关于杜娅此前生活的详尽记叙，有生动的场景，还有他们家人的对话。扎赫拉确保这个手录文稿是完整连续的，时间线准确，每个记忆上拿不准的地方都被处理过了，每个时刻的情绪也都捕捉了下来。她甚至加上了富有想象力的注释，把这些加进了描写，在搭建整体叙事和勾勒杜娅的完整性格上也帮到了我。
大约在我开始着手写这本书的同一时间，也就是二〇一五年十月，TED的编辑团队的海伦·沃尔特赫和艾米丽·马克马洛斯在TED网站上发布了我的演讲，得到的反馈是现象级的，当二〇一六年八月我写完这本书之际，网上已经有超过一百三十万人看过了这个视频，而它也被志愿者们翻译成了三十种语言广为流传，对此我非常感激。TED的编辑团队意识到了杜娅的故事当中蕴含的力量，并且提供了TED的平台来提高人们对于全球难民危机的认识。
如果不是因为多罗斯·赫斯特娴熟的写作支撑，我也是没有办法完成这本书的。她事无巨细地告诉我，关于图书的出版事宜，以及如何写作长篇的技巧。在我的写作遇到阻碍或停滞不前时，她给予了我坚持下去的信心。她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地打磨文本。她的编辑和增加的部分，使得这些场景变得更加生动，充满色彩和情绪。
我也要感谢简·柯宾，她关于德拉的BBC系列纪录片，帮我设置了关于叙利亚战争的场景。还有其他一些作品提供了重要参考，包括罗宾·亚森-卡莎波和雷拉·阿尔-萨米的《燃烧国度》，以及帕特里克·金丝利的《新奥德赛》。我还要感谢那些市民中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勇敢地用视频报道了目击的事件，这样主流媒体、历史学家和像我这样的作家都能用来描述这场战争的场景。非常非常感谢马赫·萨曼对于有关叙利亚章节的事实核对。
布鲁诺·朱萨尼的编辑工作和有洞见的建议贯穿在整个成书过程中，这些帮助提升了写作及内容。我还要感谢阿丽亚娜·拉莫里、塞比拉·威尔克斯、伊迪斯·香宾、克里斯托弗·瑞尔顿、伊丽莎白·谭、伊冯娜·理查德和艾琳娜·多夫曼，他们阅读了我的手稿，一直在说鼓励我的话。额外的感谢要送给艾琳娜，她给杜娅画了一张非常好的画像。
深深感谢帕特·米切尔，TED女性板块的负责人，帮我联系到了洛克菲勒中心在意大利贝拉齐奥的奖学金项目。二〇一六年四月，我得以在他们位于科莫湖，非常棒的居所待了一个月，这是完成书中最重要的几个章节的理想环境。特别感谢中心的总裁皮拉尔·帕拉西亚，她对这个项目怀有诚挚的兴趣，并让杜娅和扎赫拉也来此待了三天，在中心的安静环境中完成每天的采访。
除了杜娅提供的证据，其他几个采访对于此书也至关重要。我还要深深感谢哈娜、夏科里、萨迦和纳瓦拉，他们回答了我的各种问题，提供了他们家庭生活的深入视角，让我去审视杜娅这个人，还有她和巴塞姆的爱情故事。我还采访了杜娅在黎巴嫩的姐姐阿雅特和在约旦的姐姐阿斯玛，帮助我更加了解了杜娅的个性，以及她在接受巴塞姆已死这件事上的挣扎。
还要感谢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那位埃及医生，他坚持匿名，但给我提供了当时杜娅身体状况和巴塞姆糟糕健康状态的记录，还给我讲了他们彼此之间乐观和了不起的爱。
感谢奥芬集团的斯旺特·索米兹拉夫，奥芬是德国汉堡的一家油轮和集装箱管理公司。救了杜娅的船CPO Japan号本就是他们下面船队中的一艘。斯旺特对于追溯杜娅被营救的过程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他发动了全体员工找到了那天的三位船务人员，他们是船长弗拉季斯拉夫·阿基莫夫、大副迪米特·兹比特尼弗和技师弗拉迪斯拉弗斯·达勒基斯，我提了一些问题，斯旺特把他们的详尽回答传给了我。这些采访在时间上印证了营救过程，也给这个故事的讲述增加了细节，而那些是杜娅没法提供的——比如船长在另一艘商船鉴于糟糕的能见度和海上天气已经放弃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了继续搜寻幸存者的决定，他们是如何听到她的喊叫并最终找到她的，他们对营救上来的人所采取的医疗措施，以及马拉克是怎么死的。
感谢希腊航空的飞行员约翰·弗拉戈吉亚都基斯和安东尼斯·科里亚斯，他们提供了营救杜娅和玛莎以及其他幸存者的细节，同时也提供了把幸存者们从船上吊到直升机上时拍摄的激动人心的视频。对他们来说，这种营救已经成了一种日常工作，但他们能够清晰地记起这次营救，是因为有一个年轻女孩和一个小婴儿已经处于垂死边缘，她们在地中海上漂了那么长时间还活着，几乎是一个奇迹。
真诚地感谢奥瓦希·帕特尔和戴安娜·古德曼的努力，通过和希腊、埃及和瑞典几方政府的交涉，杜娅终于能够和家人一起得到重新安置。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的工作让杜娅获得了新希望。
由衷感谢《人在纽约》（Humans of New York）的摄影师布兰登·史丹顿，以及作家卡勒德·胡赛尼和尼尔·盖曼的宣传背书，还有我的同事可可·坎贝尔对这个项目的强烈支持。
尽管我出于个人名义来写作此书，其次才是作为联合国的高级难民专员，但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非常赞同这个项目，相信它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工具，来驱动对难民的理解和同情。我希望强调的是，这本书的绝大部分收益将捐给支持难民的事业。
写作此书期间，正值欧洲难民危机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报纸头条的非常时期，我们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负担，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重。我是如此感谢我的丈夫彼得，还有我的两个孩子阿列西和丹尼，他们不仅毫不抱怨我把晚上和周末的时间都花在这本书的写作上，还一直在给我打气。
* * *
(1) TED：美国的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诞生于1984年，名称源自英语中技术（Technology）、娱乐（Entertainment）和设计（Design）的缩写。TEDx项目是由TED于2009年推出的一个项目，旨在鼓励各地的TED粉丝自发组织TED风格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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