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A Childhood in Syria
杜娅第二次差点被淹死时，正漂在险恶无情的大海中央，而她心爱的人刚刚被这片海吞噬。她冷得感觉不到自己的脚是否还存在，因为干渴，舌头已肿胀得填满了嘴巴。她是如此悲痛，若非怀里还抱着两个勉强活着的小女婴，她宁肯让大海把自己也吞掉算了。视线中看不到陆地，只看得到失事船只的残骸碎片，几个其他幸存者在祈祷救援，还有许许多多被泡得发胀、浮在水面上的尸体。
十三年前她也有过一次溺水经历，那是在一个小小湖泊，而非这浩瀚大洋。那一次差一点就要了她的命，但家人在场救了她，六岁的她是全家唯一拒绝学游泳的人。她怕水，仅仅是看一眼都会心生恐惧。
每回跟家里人一起到这片离家不远的湖泊游玩时，杜娅更愿意独自坐在岸上，看着姐妹和堂兄弟们在水中嬉戏、翻滚。在炎热的叙利亚之夏，戏水是消暑良方。有时候他们试图把杜娅也哄下水，但她会坚定不移地拒绝，并从自己的拒绝中感受到一股力量。还是个小孩子的她，就极其顽固。“没人能告诉杜娅她该做啥。”她的母亲会既骄傲又愤怒地告诉每一个人。
有天下午，杜娅正漫不经心地在一旁坐着，用手指在泥土上涂涂画画，其他人在水里玩闹正欢，有个十几岁的堂兄觉得她实在是傻，再不学游泳就要晚了，于是蹑手蹑脚地走近她，一把抓住她的腰。任凭杜娅又踢又叫，堂兄也全然不顾，把她扛在肩上，就往湖那边走去。她的脸压在堂兄背部上方，而两条腿正好悬在他的胸前，于是她就狠狠地踢他的胸，用指甲掐他的脑袋。然后堂兄松开手，让杜娅落到了阴凉的湖中。她惊恐万状，脸朝下扑入水面。其实湖水只不过淹到了胸部，但已经吓瘫了的她甚至无法调整双腿找到立足点。身体没往上浮，而是沉了下去，大口的喘气换来猛烈的呛水。
还好有一双手及时把她从湖里拉了出来，托到岸上，放回吓坏了的妈妈温暖的怀抱中。杜娅把喝进去的液体往外咳，一边哭一边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踏近水半步。
在那之前，她的世界里从来没有过什么让她害怕的东西。家人们都在身边保护着她。
六岁的杜娅回想不起来，什么时候自己曾孤身一人过。她和父母，还有五个姐妹，住在一个房间里——就是祖父的两层楼房中的一间。父亲的另外三个兄弟带着他们自己的家人住在其他房间里。每时每刻，杜娅的生活中都有亲人相伴：她挨着姐妹们睡觉，吃大锅饭，听大家兴致勃勃地聊天对话。
阿萨梅尔一家住在德拉，叙利亚西南部最大的城市，距离叙利亚和约旦的边界线只有几公里，两个小时车程就能开到首都大马士革南部。德拉所在地是一片有着肥沃红土的火山平原。二〇〇一年，也就是杜娅六岁那年，当地以蔬菜水果带来的丰盛收入闻名，那里种植石榴、无花果、苹果、橄榄和土豆。有个说法是，德拉的物产能养活整个叙利亚。
几年之后的二〇〇七年，一场毁灭性旱灾席卷了这个国家，持续了三年之久，迫使很多农民弃地逃荒，举家迁移到其他城市，比如德拉，去找活儿干以维持生计。一些专家认为，这次大型人口迁移加剧了动荡不安，于是到二〇一一年，杜娅的生活就被大规模抗议以及接下来的武装暴动给撕裂了。
回到二〇〇一年，当时杜娅还是个小女孩，德拉乃一片祥和之地，人们生活得好好的，新出现的希望激励着这个国家的未来。巴沙尔·阿萨德刚刚在选举中获胜，取代他故去的以强权著称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成为总统。叙利亚人都憧憬着一个更好的时代，首先，他们寄希望于年轻的总统会摈弃其父的高压统治政策。巴沙尔·阿萨德和他那迷人的妻子都在英国受过教育，他们的婚姻被认为是一种联姻——阿萨德来自于伊斯兰教的少数族派阿拉维派，而他的妻子阿斯玛则来自多数族派逊尼派，就像杜娅一家一样。巴沙尔的政治主张是世俗化的，因此给该国人民，特别是大马士革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带来了莫大希望。在他的领导之下，实行了四十五年之久的《紧急状态法案》被废除，这是一项用来打击异见分子的法案，在哈菲兹·阿萨德统治期间一直有效，(1)它的废除即意味着对言论自由的禁令得到解除。叙利亚政府曾以保护国家不受伊斯兰激进分子或国外敌对分子的威胁之名，滥用非常时期的政权，严格限制个人权益与自由，安保武装可以几乎不按法律许可来预防性逮捕他人。(2)
而对于更多思想保守的贫困人群——比如德拉的那些人——而言，主要就指着经济能够得到提升改善，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沉默地接受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事情。这种沉默是从一九八二年哈马市的血的教训中学来的，当时的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下令杀死了几千市民，作为对穆斯林兄弟会(3)发起挑战其统治活动的集体惩罚。这次野蛮的报复性屠杀，对于叙利亚人来说依然历历在目。但新的领导人毕竟上台了，他们希望哈菲兹·阿萨德的儿子能够放宽一些阻碍日常生活的限制。然而……没什么大的改变，哈马惨案之后，无人再敢对权力专制者说不。
在杜娅小的时候，每逢星期六，老城区的市场——或露天剧场——都被当地居民，还有从约旦来的游客挤得水泄不通。约旦人前来购买物美价廉的各种产品，进行农具和水果交易。在通往波斯湾的主商道上，德拉吸引了该区域的各地人群，人们结队来此，或者路过时专程进行一次拜访。不管怎样，由许多数代同堂的大家庭所组成的社区共同体，以及代代相传的世交友谊，构成了它的核心。
德拉的孩子们，和叙利亚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会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直至成年。儿子结婚之后仍然留下，带着他们的妻子一起住在家里，共同抚养小孩。像杜娅家这种叙利亚传统家庭，往往都人丁兴旺，几代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共享一栋屋宅。倘若某个家庭的人口已经扩张到第一层楼房的房间住不下了，那么他们就会再盖一层，把家往上延伸。
杜娅家的房子，底层部分属于瓦里德伯伯和阿拉姆伯母，还有他们的四个孩子。紧挨着的，是阿德南伯伯和他的六口之小家，祖父穆罕穆德和祖母法兹雅有单属于他们的房间。纳比尔叔叔和哈娜迪叔母，带着三个男孩、两个女孩住在楼上。杜娅一家八口人，共享一个靠近厨房的底层房间。厨房是这幢房子里最忙碌最吵闹的空间了。所有的主屋都绕着一个敞开的庭院建成，这是阿拉伯地区老房子的典型造型，孩子们跑进跑出，放学之后还没开饭就一起玩耍。屋顶上也有一个可供大家聚集的空间，炎热夏夜，他们会上去休憩到黎明将至。男人们抽着水烟，女人们家长里短，大家一起喝叙利亚甜茶。在那些热得出奇的夜里，屋顶上凉风习习，引得全家都把床铺抱上去，在星光下入眠。
每天，包括伯母叔母、伯伯叔叔和堂兄弟姐妹们在内的全家人，一起坐在庭院里吃大锅饭，围成一圈坐在毯子上，中间放着一大盆蒸的食物。吃饭时，杜娅和妹妹们都会吃得非常起劲，大口大口地吃下她们自己用指尖卷起来的皮塔饼，里面裹着各种食物。
杜娅的父亲很珍惜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时间，这是一天里唯一能和女儿相处的时间段。吃完饭，饮下最后一口糖茶，他就要蹬着脚踏车回理发店去了，并且一直工作到深夜。
和一个庞大的家族一起，经历着生活中的爱、冲突、欢乐和悲伤，这一切影响着杜娅的每一天。在这个爱的屋檐下，紧张感也在滋生。
* * *
杜娅出生前，她的父母已经有三个女儿了，必须生个男孩的压力一直都有。在父权至上的叙利亚社会传统中，男孩比女孩更有价值，因为人们认为男孩能支撑家庭，而女孩要嫁到其他人家，重心会转移到丈夫及其家庭上去。杜娅的父亲夏科里长得非常英俊，有一头深色卷发。他从十四岁就开始学理发，在希腊和匈牙利工作过。年轻时，他计划去欧洲找个工作，娶个外国老婆，但遇见哈娜之后，这一想法就此改变。他俩是在一个邻居的婚礼上相遇的，哈娜身材娇小，有一头长波浪黑发，一双妩媚的绿眼睛。他俩一见钟情，她发现夏科里比别的当地年轻人要更老成、更自信，他穿着喇叭牛仔裤，弹着乌德琴——一种被认为是吉他前身的弦乐器。
哈娜十七岁就和夏科里结婚了。他们一起生活的头几年非常平静和恩爱，但事情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她第一次无意中听到婆婆弗兹娅对他们的抱怨，是在生了第三个女儿之后。夏科里家的人跟夏科里说，他该找个新老婆来生个男孩，这让哈娜很震惊。不过，要和这些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期待做斗争是另一回事，夏科里自己还是很为慢慢长大的女儿们骄傲的。只不过他母亲仍然持续地挑哈娜的不是，坚持他得有个儿子。这个曾经是庇护所的大家庭很快变成了争吵不断的是非之地，哈娜的妯娌们也加入了婆婆一边，对她生不出儿子这件事非议不断，闲话连连。
一九九五年七月九日，杜娅出生那天，哈娜再一次收到了来自夏科里家人假惺惺的祝福，而他们私下咕哝的却是：“下一次，听天由命咯。”“该生个儿子了吧。”
哈娜看着怀中这个表情沉静认真的婴儿，感到这个小女孩身上有种特别的东西。有一天，一个受人尊敬、有钱的家族朋友从外地赶来看新生儿，正是此人帮杜娅确立了她在这个家里的位置。因为此人自己没有孩子，对家族关系中的种种感同身受，也非常明白哈娜因为没生儿子而承受的压力，就想帮帮她。当全家人聚集在厨房里欢迎这位特殊的客人时，她把杜娅抱过来，小心翼翼地搂在臂弯里，非常温柔地对待她。这位客人低头看着小婴儿严肃的脸，把一个手指放在她额头上，宣称：“这个孩子与众不同。”她指的就是这个叫作杜娅的小小人儿，她还补充道：“她真的是从真主那里祈祷得来的。”离开前，客人留下了一万叙利亚里拉——一小笔财富——作为给杜娅的礼物。家里的其他成员都惊呆了。这位朋友因富有而拥有异乎寻常的地位，在波斯湾各国受人尊敬。那之后，夏科里的妈妈经常会主动要求抱杜娅，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对哈娜出言不逊。
杜娅三岁的时候，她迎来了一个妹妹，萨迦。又过了两年，她六岁的时候，迎来了另一个妹妹，纳瓦拉。一时之间，“可怜的夏科里”没有儿子的闲言碎语再度迭起于街坊邻里之间。而这个八口之家也依然挤在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只有一个窗户的屋子里。
随着杜娅慢慢长大，她让每个见到她的人都感到迷惑。这个女孩非常害羞，一点也不像她那些性格更外向的姐姐，人们总想把她从自己的那层保护壳里拉出来。她长得非常甜美，每次哈娜带她出门，街上的人都会谈及她那双巧克力色、睫毛长长的眼睛，以及安静的举止。“从一开始，”哈娜记得，“我们就知道她会给家里带来好运气。”
叔伯们家里也在添丁，这个家越来越大。在叙利亚，大家族很常见，因为生孩子被认为是好事。对于一对夫妇而言，大家族是幸福的象征，这保证了他们年纪大了以后会受到很好的照顾。
然而二十七个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女人们之间的冲突很难避免。同时给这么多人做饭实在不太可能，所以给大家带来很多欢乐的大锅饭也取消了。这样每个小家庭就得轮流用厨房，哈娜是第一轮次的，所以每天她得冲去菜市场，回家削切好蔬菜，及时供应午餐。每天三点钟，夏科里会从理发店回来休息一会儿，这一餐是这家人的主餐，对哈娜来说也重要而特别，做准备的时候既高兴也骄傲。但现在她觉得自己不得不仓促行事，试着避免和其他妯娌发生冲突。
杜娅和家人在他们的小房间里用早中晚餐，就在一块铺在中间的塑料布上。而那个房间也成了他们的世界中心，既是卧室，又是休息室和餐厅，所有的家庭活动都发生在那四堵墙之内。
女孩们慢慢长大，那个房间就变得很难容纳她们的生活了。到了晚上，杜娅和姐姐们取出床垫，像拼图似的，一个个找到可能的空地儿躺下来。杜娅一般会选窗边的位置，这样就可以盯着星星看，看到闭上眼睛为止。等到她们都睡着了，哈娜和夏科里必须小心翼翼蹚过那些胳膊腿儿的间隙，才能来到他们自己的角落。
对哈娜来说，这拥挤的房子里的气氛已经变得难以忍受。妯娌们总是批判她没能生个儿子。有天晚上，哈娜无意中又听到她们在厨房里诽谤她，她感到自己真的受够了这一切，这些厨房里的争执、无休无止的吵闹。当晚，夏科里下班回来，看到哈娜靠在门框上，双手抱在胸前，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要么你给我们另外找个房子，要么你自己另外找个老婆，”她下了最后通牒，“我们没法在这里待下去了。”她走近丈夫，继续说道：“现在这不仅仅是为了我，阿雅特十五岁，阿拉十三岁，她们都是少女了！她们烦透了和我们大家挤在一个屋子里，她们需要私人空间。你要是不给我们找个新房子住，我就和你离婚。”
夏科里早就注意到了越来越紧张的家庭气氛，还有小房间里一家子的不便。而十六年的婚姻生活也让他非常了解妻子，知道她说这话意味着什么。哈娜紧抿的嘴唇和激烈的怒容表明她一定会履行这个决定的。夏科里心里清楚，自己得找个薪水更高的工作，以便能搬到更好的住处。
杜娅那时候只有六岁，但也能明显感受到那种一触即发的矛盾，她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生以来，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世界并非看起来那么安全。这栋大房子仍然是她充满幸福回忆的所在：煨肉和香料的浓郁味道，在充满茉莉花香的院子里和堂兄弟们一起经历的欢笑和玩的无数游戏，在屋顶上听到的叔母伯母们的窃窃私语和抽水烟壶的噗噗声。
理发是夏科里唯一熟悉的工作，不过这次他想到了另一个活儿，就是用自己那辆黄色标致车给人从约旦往返带货。这辆“黄色潜水艇”是这家人仅有的交通工具，也是他们经常拿来开玩笑的对象。这辆车锈迹斑斑、凹痕累累，周末开出去的时候，好像总是随时要散架，但它仍然是夏科里的骄傲和乐趣。如今，它又成了这家人挪出现在这个沉闷拥挤之家的希望。
最后他找到了一个约旦生意人，对方雇用他去把当地产的叙利亚饼干打好包装在车里，穿过边境运到约旦。
之后的两个月，夏科里每天天刚亮就离开家，把标致车开到位于德拉的工厂，往车里装满一箱箱饼干和糕点，有时候车装得太满了，以至于几乎没法从后视镜里看到后面的情况。如果货物没那么重，他可以用五个小时就完成这趟运输，在理发店的中间休息时段之前就赶回家吃午饭。杜娅和姐姐们喜欢他的新工作，每次父亲都会给她们从约旦带礼物回来。她们会站在门口等，然后吃上kubz ihtiraak，这是一种细细的皮塔饼，在叙利亚买不到，还有巴比牌的薯片，比家里的薯片更好吃。父亲还会给她们买外套，还有更多她们没有过的不同风格的衣服。
有天下午，夏科里没回家。几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消息。哈娜和女儿们担心了，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过离开几个小时而不跟她们打招呼的事。哈娜向家里的每个人，还有邻居和朋友们求助。最后，在疯狂打了几个小时的电话之后，杜娅的阿姨拉贾从一个约旦的朋友那里听说夏科里被捕了。边境官员发现他的车超载了，超过了二百二十磅的允许载重。此外，工厂主给他的过关文件是伪造的。他现在正在约旦的监狱里。
全家人都知道，在监狱里的处境是非常可怕的，想到他要睡在拥挤的监狱地板上，挨饿，没法洗漱和活动，都担忧得不行。他们请不起律师，所以很发愁怎么去应对约旦的审判系统，这些对他们来说太复杂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她们的担心在升级，不仅仅是担心夏科里的健康，她们也无法承受没有他的生活。他带回来的钱被一点点花掉了，家里又没有其他收入。这时哈娜家开始介入了，送来食物，拿出尽可能多的闲钱。作为穷人的阿萨梅尔家和政府的人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也找不上什么人帮忙。他们又不敢惊动当地官员，怕夏科里在约旦入狱的事情让他们知道后，会在夏科里回来后还惹上法律纠纷。
这家人没得到探监的允许，甚至也没法和他通电话，只能零星地通过住在约旦的熟人来得到消息，但往往是让人困惑的消息，使她们更加焦虑于他受到的处置。杜娅和姐姐们每天都哭，晚上女儿们都睡了之后，哈娜也会偷偷哭泣，担忧她的丈夫是不是还能回家。
整个大家族都加入进来了，要想法子把夏科里弄出来。在他被捕四个月之后，他兄弟的一个叫阿德南的朋友，给了一个关系不错的约旦律师一万叙利亚里拉（相当于五百美元）来帮助这家人。这名律师对约旦的司法系统很熟悉，知道如果想让夏科里出来的话，需要贿赂哪些监狱官员和法官。
用这一万里拉，阿德南给管事的官员买去了最好的叙利亚橄榄油（价值为二百里拉/千克），还给法官送去了最好的肉。他说服官员，让他相信夏科里是被工厂主给骗了，他的行为初衷仅仅是为了给家里赚点钱。贿赂起到了作用，夏科里最终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当那个又瘦还胡子拉碴的男人，有天大晚上走到门阶上来时，杜娅和家人几乎认不出来了，然后她们朝着他跑过去，欣喜地尖叫，伸出手臂拥抱他。整整四个月后，杜娅的父亲回来了，她永远也不想让他再离开了。
夏科里被释放后，生活很快又重归正常。他每天依旧去理发店工作，哈娜仍然每天做饭，他们还是会一起梦想有个自己的家，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负担得起的公寓，位于德拉房租较便宜的地段，于是夏科里带上女儿们一起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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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娅的第二个家是一套有着三个房间的公寓，位于较不发达、保守且贫困的塔瑞克阿尔-萨德社区。夏科里和哈娜花了好几个月才找到这套昏暗肮脏、年久失修的公寓。但无论如何，再也不需要为惹人厌的叔伯和叔伯母们烦恼了，孩子们能够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女儿们很快和父母一起把房间都打扫干净了，这让他们欢欣不已。杜娅的姐姐们也很快就习惯了新家。
杜娅却为这次调整而烦恼。她讨厌改变，舍不得堂兄弟姐妹们，还特别想念以前的学校。她之前花了很长时间才对老师和同班同学们打开心扉，现在又要重新开始了。在新学校里，姐妹们纷纷交上新朋友，而她还是很害羞地踌躇不前，为了不用去上课还经常装病。不过说到底，杜娅还是一个能吸引来别人善意关注的孩子，过了一阵子，就慢慢开始有了新朋友，也开始享受新环境的乐趣了。
二〇〇四年，这家人迎来了第一个男孩穆罕默德，小名叫哈姆迪。姐姐们都很宠爱这个弟弟，抢着去照顾。现在他们家终于有儿子了，伯伯叔叔伯母叔母们盛情邀请他们住回去，哈娜拒绝了。他们现在已经在新地方安顿下来，并要扎根于此。
但在杜娅十四岁那年，房东提出收回这所他们已经爱上了的公寓，于是一家人不得已又来了一次搬迁，痛恨改变的杜娅，再一次舍弃了现在的生活。
要用夏科里微薄的薪水去租一个新家，看起来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德拉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找工作，房租一直在涨。他们找了整整三个月，才找到一处比期待中还要好的住所，位于阿尔-卡谢夫社区的一套公寓，有三个房间，有光线很好的小厨房，屋顶上还爬满了葡萄藤。夏科里和哈娜用一间卧室，女孩们睡在另一个房间里，白天这个房间还会被用来做客厅。而那个时候，最大的女儿阿雅特已经结婚搬出去了。
杜娅对新家毫无期待，搬迁对她仅仅意味着和熟悉自己的老朋友老街坊们作别。只要到一个新环境，她就得花上很多力气和害羞搏斗。
她在新学校里拒绝说话，并且被留了一级。最初，她不接受任何友谊的橄榄枝。不管两个姐姐阿斯玛和阿拉如何催促她去交朋友，杜娅都不听，一副任何人也别想迫使我去做任何不想做的事情的姿态。这种害羞和超级倔强保护着她，让她去控制不熟悉的环境。她需要用很长时间才会去信任别人，才会允许别人来认识真正的她。
时间慢慢流逝，杜娅的心理防线在新环境里也慢慢卸了下来，钻出了自己的保护壳。她又有了新朋友，会一起在社区里走动，还互相去对方家里一起学习，聊闲话，议论男孩们。她们经常爬到杜娅家的屋顶上——这是新家最受她喜爱的部分——去晒太阳。傍晚的时候，她们就回到屋里，一起放阿拉伯流行音乐，围着圈圈跳舞，一起跟着音乐唱啊唱。
杜娅最终接受了新的一切，但很明显，传统叙利亚女孩的生活对她来说是不够的。小时候的倔强如今在她身上变成一种想要自己去做到什么的决心。整个德拉地区社会氛围都很传统，但从电视剧和偶尔看的电影里，杜娅了解到女人们是可以学习深造和工作的，即便在本国也有这样的案例。叙利亚官方一再声称要给妇女平权，与此同时，两种势力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大：有些人坚信女人就是要待在家里做家务，顺从父辈，照料丈夫；有些人认为女人要接受更高的教育，去赢取更好的未来和选择自己想要的丈夫。杜娅最喜欢的老师是一位女性，经常这样和她的女学生们说：“你必须努力学习，成为同时代最优秀的人。多想想你们的未来，不要只想着结婚。”每次杜娅听到这样的话，就会觉得内心澎湃，发誓要打破人们对自己身份的设定，去过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
六年级之后，男女孩就分班了，杜娅和她的朋友们会一起谈论男孩们。不过，这在当地文化里其实是不可接受的。她们在十四岁就已经达到了传统上认为能结婚的年龄。其他女孩会一起打赌谁最早嫁人。而杜娅想的都是未来会怎样，满脑子都是能怎样帮帮家里。
学校和家以外，她最喜欢的地方是父亲的理发店。她想向他证明，自己能成为一个有用高效的工人，哪怕自己不是男儿身。八岁开始，她就会去父亲的店里帮力所能及的忙。夏科里在剪啊修啊的时候，她就在一旁扫地，而每次他刚剪完一个头，她就会无比及时地递上一张干净的纸巾。新顾客来时，杜娅会转身去小厨房端一杯热茶，或者是一杯阿拉伯咖啡出来。
每个周四放学之后，夏科里都让杜娅用电动剃须刀给自己刮胡子。看着女儿干活儿时认真的脸庞，他会忍不住笑起来，并喊她“我的专职理发师”。这个称呼给了杜娅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也让她更加想要去成为一个能够给家庭提供帮助和支持的人。
另外两个姐姐阿斯玛和阿拉分别在十七岁和十八岁那年嫁人了，家里人会和杜娅开玩笑：“你就是下一个咯！”杜娅会马上回应说别再继续这个话题，对于很快结婚，她一点兴趣都没有。一开始父母对此有些吃惊，后来他们接受了女儿想走一条和其他女孩不同人生道路的想法，有时他们也会梦想，杜娅将成为这个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哈娜一直为自己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而抱憾，她愿意看到女儿们实现她的职业梦想。
有一天，当杜娅宣称她要成为一个女警察的时候，几乎惊到了每个人。“一名女警？”哈娜质疑道，“你该去做律师或老师啊！”
夏科里也不喜欢这个想法。他也不怎么相信警察。夏科里是个作风老派的人，他认为保护社会治安是男人的工作，特别是要男人保护女人，而不是反过来。但杜娅很坚持，她说要为国家服务，要成为那种人们在困难时会求助的人。
尽管父亲不同意，姐妹们也嘲笑她，但母亲哈娜却一点也没对此加以轻视。相反，她找女儿谈话，试图了解她的动机。杜娅坦言，她觉得作为女孩，自己被限制住了。为什么我不能独立地拥有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一定要和一个男人关联起来？
哈娜承认，虽然自己和夏科里是自由相爱，但仍然为当年年仅十七岁就结婚而感到遗憾。她当年念书的时候在班里成绩最好，数学和商务课程都学得非常好。她曾经希望能继续念书并升入大学。但回到那时候，除了结婚开始家庭生活之外，女人能做出的选择非常少，但哈娜想，也许杜娅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杜娅的阿姨邀请她去首都大马士革旅游，夏科里答应了，希望这次旅行能够满足她想冒险的渴望。然而，这次拜访反倒加剧了这份渴望。杜娅被这个繁忙的城市惊呆了，她开始想象将来自己也可以徜徉在大马士革街上，去拜访美丽的倭马亚清真寺，走在那个她梦想能去学习的大学的路上。大马士革打开了杜娅的视野，让她在头脑中开始构建一个不同的未来，不同于传统叙利亚女孩的未来。
但这些梦想很快就要变成对她的一种折磨。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九日，吃完晚餐、洗好餐盘之后，这家人如往常一般坐到电视机前，搜寻卫视信号以了解当天的新闻。半岛电视台正在播放突尼斯的一则轰动性事件，一个年轻的街头商贩，名叫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警察没收了他的果蔬摊之后纵火自焚了。该国糟糕的经济状况让他不得不放下身份去卖水果和蔬菜，然而这最后的一点尊严也被剥夺，于是他通过一种可怕的公开表演抗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开始。这个地区的一切都将发生改变。
包括德拉也将发生剧变，但不是以杜娅家乡的人们所期望的那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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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1963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掌权以来，叙利亚就一直实行所谓的《紧急状态法案》（emergency law）。
(2) 事实上，所谓的预防性逮捕（preventive arrest）意味着在犯罪之前就可以把某个人逮捕。
(3) 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 Emblem）：成立于1928年，是一个以伊斯兰逊尼派传统为主而形成的宗教政治团体，目标是让《古兰经》与圣行成为伊斯兰家庭与国家的核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