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UR Life as a Refugee
杜娅跪在车后座，透过泪水凝视着后窗，目送着故乡从身后消失。萨迦、纳瓦拉和哈姆迪都挤在身旁，这让她很难得到充分的呼吸。父母和哈立德一起坐在前排，父亲的这位朋友镇定地盯着前方，正在开车带他们离开。窗外，她能听到不甚清晰的零星射击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短暂的家庭旅行而已，绝望因此加深。想到别离也许是永久的，她的啜泣声变得越来越重。
她不想离开。她答应过自己绝不放弃革命，她恳求过父亲让自己留下来。“离开叙利亚就像把我的魂给带走了。”她告诉他，声音颤抖着。
“我是你的父亲，我需要让你的魂活着。”他回答说。
离开的前一晚，他们只有几个小时用来通知亲友。他们必须很快地和朋友们说再见，并且和杜娅的姐姐阿斯玛做一个痛苦的告别，她得留下来和丈夫孩子们一起。他们也打了电话给阿雅特，她前几个星期就去了在黎巴嫩的丈夫那里。杜娅另一个姐姐阿拉的丈夫伊斯拉姆晚上十点打来电话。他说正在为他们转移资金，以购买从约旦到埃及的船票，并建议他们马上去约旦。当他们打点好行装，一遍遍拥抱阿斯玛和外甥的时候，杜娅、萨迦和纳瓦拉都哭了。
“你们会回来的。”阿斯玛向他们保证。但什么时候呢？杜娅想知道，她看着姐姐的脸，试着牢牢记住它。
次日早晨九点，他们收拾好行李，放到夏科里朋友的车后备厢，然后挤进车里。在通往边境的最后一个检查站时，杜娅喃喃道：“这就像有人在关上我的棺材盖。”她望着窗外，开始和她看到的一切轻声说再见。“再见，街道。再见，树。再见，德拉。再见，天气。再见。”她探出车窗去呼吸空气，同时有一滴眼泪落在汽车座椅上。
夏科里在座位上扭过身子来看杜娅，眼里满是痛苦，因为他感受到了她的悲伤。他知道家人们有多苦恼，但为了保护他们，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把他们共同建立起来的生活给抛弃了。他知道杜娅和她的弟妹现在可能不明白，但他想让她知道，他正试着去做的才是最好的选择。
“你以为我想离开德拉吗，杜娅？”他问道，声音里努力保持着平静。为了减轻家人的痛苦，他愿意做任何事。“我别无选择。我不会冒险让你们几个女孩被人绑走的。”
那时三个女孩都在哭泣。哈立德也开口了，表示对朋友的支持：“你们父亲是对的，要带你们离开这疯狂的一切。他只想保护你们的安全。”
杜娅信任哈立德，这是她出生以来就认识的长辈，还有，某种程度上她也知道他是对的。她对他充满感激，他帮助她父亲照顾他们一家人。杜娅尽力掩饰自己的失望。当时在那辆车里，没有人能想象得到——但几个月后他们会得知——回到德拉的哈立德丧生于战争。
去往边境十五公里长的路上，有七个检查站。在其中一个检查站，保安打开行李箱，然后打开手提箱，把这家人的东西都撕扯了一通。在另一个检查站，他们受到了审问。士兵们盘问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叙利亚。“我的丈夫生病了，”哈娜撒谎道，“我们必须给他治病。”杜娅有一点暗暗希望他们能打道回府，然后就可以回家了，但听完母亲的回答，警卫只是耸耸肩挥手让他们走。当他们终于到达约旦边境时，杜娅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家园，想把一切留在眼里。
“我羡慕大山、树木和岩石，因为它们还能够呼吸德拉的空气，而我不能了。”她低声说道，最后一次长久地凝视她的家。
当时是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叙利亚这次暴力冲突首度爆发之后的一年零八个月。尽管数字因统计方不同而有差异，但据叙利亚人权观察机构追踪的冲突死亡人数，截至当时，估计已经有超过四万九千人丧生。另外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失踪，或被关押在政府监狱的铁窗里。这场战争接下去只会变得更加致命，据联合国估计，到了第五年，将有超过二十五万人死亡，超过一百万人受伤。同时，五百万名叙利亚人，和杜娅一家人一样，将被迫跨越国界逃离，而六百五十万人将流离失所，动辄被迫搬迁数次，只为到其他地方安全栖身。到二〇一六年，世界上数量最多的难民将是叙利亚人。
哈立德开车来到纳希伯(1)跨境的地方，这家人看到至少有二百辆车排着队在等着进入约旦边境小镇伊尔比德。他们一寸一寸地向前挪动着，只见有些前面的车穿过了边境线，而另一些掉头回来了。当他们靠近队伍最前面时，杜娅看到母亲的肩膀越绷越紧，而父亲僵坐在前座，下颚也绷得紧紧的。杜娅已经在车上坐了很长时间，简直想尖叫出来。最后，当他们到达边境管控的关口，官员告诉夏科里，出境的话每人要交一万里拉。可他手上属于自己的钱，统共只有七千叙利亚里拉和三百埃及镑。他试图与边防军谈判，但无济于事。军官们抱着手只是摇头。杜娅恨不能对这些人的冷漠大声痛斥。这家人被命令掉头往回。哈立德建议他们把车靠在一边停一会儿，想个新计划出来，夏科里和哈娜疲倦地同意了。他们是那天早上九点离家的，在通过所有的检查站和排完汽车长队后，那时候已经快半夜了。他们靠边停了车，从车里走出来，在十一月的寒冷空气中瑟瑟发抖，试着制订一个新计划。
杜娅已无法继续忍受在后座和弟弟妹妹们多挤一分钟。一停下来，她就立刻爬出车子，伸了个懒腰，长长的车程之后，紧绷的肌肉在隐隐作痛。当她在停车的地方四处走动时，看到后面是一排排汽车，挤满了像他们刚才那样被困的人。他们都被拒绝进入约旦，但没有人想发动引擎往回走。在人群中，她听到女人的哭声和婴儿的叫声。男人和女人在停着的车里逗留，请求帮助，拼命想找到办法穿过边境，而孩子们坐在地上，因为经历了长途旅程，累得再也没有力气玩耍了。看起来似乎有一半德拉人都困在边境上。杜娅环顾四周，真希望自己此时是待在任何其他地方，而非这个拥挤、充满绝望的停车场。突然间，她惊讶地看见舅舅瓦利德，也就是哈娜的兄弟，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后面，身前摆着一堆报纸。他曾是一名工程师，但战争开始后就失去了工作，现在正在那条边境线上卖报纸！那一刻，杜娅只是盯着他，不敢相信真的是他，然后冲了过去。瓦利德正沉浸在阅读当中，没有注意到杜娅，直到她站到了面前。瓦利德从报纸上抬起头来，吓了一跳，直到看清楚外甥女后，脸上才露出喜悦和恍然的微笑。杜娅立即开始解释，尽可能迅速地讲明白，并指着他们的车。瓦利德听了她的故事后，脸变得更严肃了，他把她的两只手握在自己手里，把她拉近。“回到车里等，”他吩咐她，“哪儿都别去。”杜娅冲回到车上，告诉父母发生了什么，他们按照指示等待着。不到一个小时，阿萨梅尔一家已经进入了允许去约旦的名单。他们猜瓦利德贿赂了官员，帮助他们成为了流亡的难民。
杜娅和她的家人运气很好。众所周知，越过边界的过程充满了危险和困难，需要行贿和各种尝试。而随着战争愈演愈烈，穿越也将变得愈发艰巨。在叙利亚周边国家，包括约旦、黎巴嫩、土耳其，以及埃及和伊拉克，难民人数在不断增加，寻求庇护所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考虑到安全问题和所能承受的难民数量，邻国开始对边境进行严密控制，只允许一些涉及人道主义援助的案例通过。
阿萨梅尔一家幸运地在离境时获得了成功。他们进入约旦，前往边境城市伊尔比德，夏科里的一位兄弟住在那儿。到达的时候，他正在那里等着接他们。这家人走出了哈立德的车，充满感激地跟他告别，因为他必须赶回德拉。他们在伊尔比德度过了接下来的三天，等待渡轮去往埃及。夏科里是最急于离开的一个，出狱后他有些心怀顾虑，不敢在约旦待着。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拂晓时分，杜娅和家人登上了去海港的巴士，沿着约旦和以色列的边境线走，经过死海，最后到达港口城市亚喀巴，从那里坐渡轮去往埃及。
他们紧张地等待着上船。在通过海关的长长路途中，杜娅不停把重心从这个脚换到那个脚。哈姆迪紧紧抓住母亲的手臂，而萨迦和纳瓦拉坐在行李箱上，只有在整个队伍往前挪的时候才站起来。感觉这段旅程的每一部分都是由等待组成的。约旦海关官员似乎专门挑出了叙利亚人来做安检，杜娅一家被要求带着行李上前，而一队埃及旅客则挥挥手就让他们过了。杜娅抬起箱子，放在海关人员面前的桌子上。当他们打开她的行李，她看了看自己在情绪极度脆弱的最后时刻从家里仓促挑选出来的东西：两件衣服、几条裤子、两件运动上衣、几条裙子、几条面纱，还有一些配饰。她盯着箱子里这寥寥的几样，想起了留下的书籍，因为它们太重了——一本关于释梦的书、几本小说、尼扎尔-加巴尼(2)的诗，还有英语语法手册。她想象着她的小泰迪熊，想象着捏紧它时发出的亲嘴的声音，还有那些时装草图，画着她曾以为将来有机会穿上的衣服，然而那样的机会已经没有了。
她突然把目光挪开，眨着眼睛不让自己哭。她默默地为自己哀悼：我离开了我的生活，把它遗留在了叙利亚！她不想让自己的悲伤给家人带来更多心理负担，就转而去想珍藏在祖父家里的宝贝。她希望它们可以护佑她的家乡，在她背井离乡时保护家乡平安。如果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了德拉，那么有一天自己一定会回去，她带着希望这么想。
由于天气恶劣，渡船延误了四个小时。杜娅坐着等待天气转好，心里对未来五小时的旅程满怀畏惧，他们要坐船穿过亚喀巴湾。她从来没有克服过对水的恐惧，也从来没有上过船。海浪很高，拍打着船的两侧，使得它在码头上来回晃。虽然渡船的大个儿头和稳当的外观给了她一点保证，似乎他们将有一个安全的旅程，但她仍然害怕得厉害。每当一个波浪把渡轮朝着木头码头上推时，那刺耳的摩擦声都会把杜娅吓一跳。时间到了，她不得不召唤自己所有的倔强和勇气，强迫自己迈腿向前。
上去以后，母亲带着他们的袋子和哈姆迪待在下面，杜娅和妹妹们则冲到顶层甲板看风景。但是当萨迦和纳瓦拉挪到边上看海的时候，杜娅则尽可能远离边缘。在这段旅程的第一个小时，妹妹们靠在栏杆上兴奋地往外看，而杜娅一动不动地坐在甲板中央，为了保持平衡坐在板凳上，她抓住两侧，看着约旦海岸从视野中消失。当一边手指感到抽筋时，她就换一下重心，但不敢放手。
萨迦回头来找杜娅。当她看到姐姐的脸时，她担心起来：“你的脸煞白，杜娅！”
“就是因为我再也看不见陆地了。”她解释道，向着再也看不见的海岸望去，试着保持勇敢。即便不会游泳，陆地的景象也能使她平静下来，因为她认为那样的话，如果需要就可以回到岸边。当她们漂向更远的海域时，杜娅终于向妹妹们承认：“我害怕。”她要求她们帮助她下到下面的甲板，去跟母亲和哈姆迪待在一起。萨迦和纳瓦拉没有拒绝，下去以后一家人共享了一个小小的野餐。
最后，他们到达了西奈半岛的努韦巴港。当阿萨梅尔一家走下渡轮，踏上埃及的土地时，杜娅已经筋疲力尽，她觉得能睡上一个星期。微笑的官员向他们打招呼，查了护照，并没有额外的检视，最后在文件上盖了章，并向他们解释说他们有六个月的自动居留权，可以续签。穆罕默德·穆尔西是当时的埃及总统，他的政府已经为所有从叙利亚来的难民颁布了放行政策。
一家人在移民队伍中等候，看着其他乘客把行李过秤，并注意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因行李超重而缴费。夏科里不自在地看了看自家的行李，考虑到他们携带的所有东西，担心也将不得不支付一定的费用。杜娅注意到他脸上的忧虑，只希望能有办法安慰他。她知道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任何费用。一家人犹豫着走近报关代理人。
“我们是叙利亚人，来埃及寻求安全庇护，”夏科里告诉他们，“这是我们剩下的所有东西。”哈娜走在他旁边，和杜娅与妹妹们一起从后面看着海关官员的反应。她屏住呼吸，等待着一个冷漠的官员的又一次羞辱。
令她吃惊的是，在做海关物品大小检测的官员微笑着，告诉他们不用支付任何费用，即便他们的行李超过允许值。“你们从战争和苦难中脱身，”他告诉他们，“叙利亚和埃及是连在一起的，就像一家人。”另一位海关工作人员过来帮他们把行李提上开往开罗的巴士，祝他们好运，岸上有一家人朝公共汽车喊：“欢迎你们，美丽的叙利亚人！”
萨迦低声说：我觉得自己像个女王。几个月来第一次，杜娅感到既安全又受欢迎。他们早就听说过，埃及会很高兴把他们当作难民来接纳，到了这儿，这样的说法终于得到了证实。尽管得到了温暖的问候，杜娅仍然焦虑于不得不重新开始，这次是在一个陌生的新国度。直觉告诉她，艰难的日子就在眼前。她环顾四周的公共汽车，感受着新环境。看到弟弟的脸时，她的目光停了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没看到过小哈姆迪这样的微笑了。
经过十个小时的旅程，公共汽车在崎岖不平的沙漠公路上开到了开罗。他们从那里出发，还得再花上五个小时去往北部城市，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杜娅的姐夫伊斯拉姆在戈马萨区给他们找了一个房子。他的朋友阿布·阿马德提前一年来到这里，成为难民。他们打了一辆出租车，从开罗到了他家。请他们吃了顿简单的晚餐后，阿布带着一家人来到附近的一个公寓，这是他安排的住处。这套房子位于一幢多层建筑的底楼，有两间卧室、一个有着简陋家具的客厅、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伊斯拉姆为他们预付了一个月的房租。夏科里只有三百埃及镑，约等于四十美元，这是他支付了一家人从开罗过来的车费之后口袋里剩下的钱，他已经开始担心下个月的房租从哪里来了。
公寓很脏，但杜娅和家人没有打扫，也没有拆行李就睡下了，这段旅程他们已经累得不行，也还没准备好如何应对他们的新环境。
第一个晚上，杜娅翻来覆去睡不着。她特别爱干净，脑子里不停地想，地板上的尘土会在睡梦中向自己滚滚而来。第二天早上，一家人去当地市场买早餐和一些清洁用品。回来之后，全家人投入了打扫和清洗公寓的工作中。保持忙碌和有事可做，能使他们在一个新环境里摆脱头脑中的不安。杜娅一心扑到大清洗中，尽其所能做到掌控自己的新局面。
下午，邻居们就开始来走访了，手里拿着商店买的和自制的食品：咸味的埃及白奶酪、炸鸡、蒸熟的米饭，一盘盘果仁蜜糖酥饼，一满篮一满篮新鲜水果。他们是来自大马士革、胡姆斯甚至德拉的难民。阿萨梅尔一家很快和邻居们成为了好朋友，那些有关革命的激情及战争的可怕的故事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这些，他们被迫从祖国逃到埃及。这些人给客厅带来了喜庆与好客的气氛。杜娅发现自己跟着新邻居们一起微笑或大笑，和自己人在一起的感觉让她放松下来。
杜娅一家，是二〇一一年冲突爆发以来，第一拨从叙利亚逃往埃及的难民的一部分，这些难民中的大多数人，是来投靠在这边工作的叙利亚朋友及其家庭的。有业务关系或其他个人关系的亲友，可以为这批远道而来的人提供庇护。为了生存下去，大多数难民会依靠个人储蓄，打零工或开办企业，许多人能够自力更生。那也是杜娅父母的期望，但他们抵达后不久，一次更大规模的难民拥入，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竞争，也使得养家糊口变得更艰难。二〇一三上半年，叙利亚难民人数急剧上升。阿萨梅尔一家到此一年后，联合国难民署（UNHCR）登录在册的，来到埃及的叙利亚难民就达到了十二万五千五百九十九人，据埃及政府统计，如果把所有未注册的叙利亚人包括进去的话，这个数字实际上接近三十万。
难民自发形成的支援社区帮助他们一家度过了转型时期，也缓解了杜娅的孤独，她极度思念家乡。如果这次搬迁并不是短暂一时的呢？她常常为此忧愁。如果不得不永远待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呢？她怎么来调适心理？她是一个讨厌改变的人。
新街坊的街道上很脏，散发着腐烂垃圾味儿。流浪猫狗从堆得溢出来的垃圾里找吃的，而垃圾似乎无处不在，一直有苍蝇嗡嗡嗡。路灯和垃圾箱在哪儿？杜娅在镇子里转悠的时候不禁在思忖这个问题。德拉人为自己城市的清洁而自豪，所以杜娅为新邻居们对此无动于衷而感到震惊。无论如何，戈马萨是有着美丽的海岸线和海滩的，她还知道，在夏天，这座城市会变成一个工薪阶层的旅游胜地。然而，看着周围垃圾堆满的街道，杜娅很难相信这是真的。
感到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又犯着思乡病，杜娅长时间沉浸在为他们一家的未来担忧的情绪里。她知道她父亲快没钱了。她的三个姐姐，阿拉、阿雅特和阿斯玛，现在都结婚了，分别住在阿布扎比、黎巴嫩和叙利亚，杜娅现在是家里最大的孩子。这个角色承担着责任，她却不知道如何去做，她为此感到特别无助。
她知道，现在身处埃及，自己和家人是安全的，也想说服自己在这里更好。她试图把注意力放在安全和常态带来的新鲜感中，陶醉于每天听到街道上的喧嚣而不是炮击和轰炸。但尽管如此，杜娅也没法摒弃笼罩着自己的空虚感。在德拉，她至少有一个目标。她是一个被拥护的组织承认过的成员，这个组织在维护一种受到摧毁的价值。在这里，她觉得自己像是生活在别人同情之下、被容忍的客人：一个难民和越来越多的无助的人中的一员。更糟的是，她有时会觉得自己抛弃了祖国，尽管她知道留在叙利亚可能会没命。但是离开了组织，她到底是谁呢？自己的国家正在自我毁灭，在这里她又能做出什么有意义的贡献呢？杜娅尽量不让家人看出自己的忧郁。她会经常提醒自己：要有耐心，这是一个新的挑战。你的家人需要你为了他们而坚强。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幸福更重要。
到这儿仅仅一个月，家里的钱就用完了，自从理发店被炸毁后，夏科里就陷入了抑郁，可现在他的忧郁加深，胆固醇和血压也升高了。有时夏科里会在客厅的垫子上坐上几个小时，抽烟或喝甜茶，不动也不说话。杜娅觉得父亲正远离她而去。她知道，他认为自己辜负了家人，而且因为太骄傲而不愿说起这一点。父母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抱怨或争吵过，但杜娅能清晰地看出来，新生活的压力是如何在影响着他们，特别是当他们明白，要在埃及待上比原先预期的更长一段时间。当他们从新闻里看到家乡那边传来更多冲突和爆炸事件时，哈娜会说：“谢天谢地，我们离开了。”但夏科里还是坚持认为，不用过多久就能回去，他以突尼斯革命(3)后快速发生的社会转变为例，还有在埃及，也是穆斯林兄弟会控制势之后就恢复了秩序。杜娅愿意相信父亲所说的，但她知道那是他绝望的说辞；在新闻中所看到的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他们无法在近期返乡。
回到二〇一一年二月，埃及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推翻了独裁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随着时间推移，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个国家广受欢迎并取得了政权。但该国的非宗教人口和非穆斯林人口对这一态势发展深感不安，二〇一二年六月，也就是杜娅及其家人来杜姆亚特的几个月前，穆斯林兄弟会的主席穆罕默德·穆尔西在埃及第一次民主选举中，以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赢得总统选举。穆尔西在就职宣誓中声明政府“为所有埃及人而设立”，但批评者很快就指责他把关键职位都授予了伊斯兰主义者，并批评他没有引入在竞选期间承诺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杜娅一家刚到埃及时，对该国公众在穆尔西上台后不到几个月就开始抵触其领导下的穆斯林兄弟会这一态势并不知情，他们更关注来自本国的消息。对阿萨梅尔一家来说，穆斯林兄弟会政府给他们提供了避难，还有危机中急需的帮助。他们还知道穆尔西是发声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对抗阿萨德总统的。直到那时，这一家人都对埃及政府抱着极大乐观。
来自穆斯林兄弟会地方政府的官员，会定期对叙利亚难民的房屋进行上门检查。因为有叙利亚期间的被搜查经历，杜娅一家第一次听到敲门声的时候，浑身都僵住了，害怕来的是不速之客。父亲去开门，杜娅站在他旁边，随时准备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他们发现两个笑眯眯的男人站在门口，而不是士兵，其中一个人拿着一只塑料袋，另一个人抱着温暖的毯子。
“欢迎你们来这里，你们是我们的兄弟。”他们说道，把手上的东西展示给夏科里。杜娅从父亲的肩膀后面看过去，发现他们带来的袋子中装满面食、糖、大米和其他主食。拿塑料袋的人把塑料袋递到了夏科里手中，而带着毛毯的那个人弯下腰来把毛毯放在门里面。惊讶的夏科里结结巴巴地说着感谢的话语。
虽然这样的救济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家人仍然没钱租房子。两周后，夏科里开始到处打听更便宜的住处，让他惊奇不已的是，居然听说有位埃及旅馆的老板愿意提供免费住处来帮助叙利亚难民。从五月到十月，杜姆亚特的加玛萨街区满是埃及的工人阶层，他们纷纷拥向地中海沿岸的海滨和廉价旅馆来消夏，而在冬季，这个地区就无人问津了。
尽管杜娅和家人不相信有人会提供免费住处，但夏科里还是去看这个地方了。他回来时显得非常愉快。因此阿萨梅尔一家又一次收拾他们的物品，找了辆便宜的三轮蹦蹦车来到艾米拉酒店。它建在一条土路上，可以看到加玛萨地区最大的清真寺。栅栏上的蓝白漆已经剥落，有几处还塌了，就好像被一辆车撞过。酒店经理也叫哈立德，连同他的妻子和孩子一起冲出来迎接他们，邀请他们逛上一圈，并选了个家庭套房。他们是这家酒店的第一户叙利亚难民客人，因此还可以自己挑选房间。
酒店里面更是油漆掉得厉害，单人床有些年头了，因为磨损而嘎吱作响。同时小厨房和卫生间里的器具也是破烂生锈的，但这些房间有一个大阳台，能够俯瞰酒店的花园，可以看到绿色的草地、巨大的棕榈树、修剪过的灌木丛和迎宾台。对他们来说，这座旅馆已经是一个博爱的避风港，他们内心对此深深感激。他们选了一套有两个相邻卧室的套房，哈立德把钥匙交给了他们。
酒店老板叫法德仑，会不时来拜访一下，向他们表达同情和尊重。每次阿萨梅尔一家对他这份慷慨表达感激之情时，他都会表示很高兴能帮助他们，而每次他见到九岁的哈姆迪，都会拿一些钱塞到他手里，因为他知道夏科里和哈娜会出于骄傲不肯接受他的现金。法德仑这份慷慨美名很快就传遍了整个镇子，这家旅馆没多久就住满了叙利亚难民家庭。下午的时候，难民们会聚集在花园里一张长长的木制野餐桌旁，互相讲述战争爆发之前的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和磨难。同情这些叙利亚人的当地居民和宗教团体，会把衣服和毯子放在旅馆周围。埃及人一次次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受欢迎的。
阿萨梅尔一家人在此住了一个月之后，有天晚上，哈立德邀请他们去他家吃午饭。他和妻子以及四个儿子生活在约一小时车程以外、名叫发阿尔哈布的郊区。哈立德的妻子给他们做了汤、沙拉和鸭肉，配上米饭作为主食。饭后，哈立德带他们参观邻里，并把他们作为他的叙利亚朋友介绍给邻居。而哈立德也成为阿萨梅尔家第一位埃及朋友，自从离开叙利亚之后，杜娅第一次体会到了家的舒适。
随着冬天接近尾声，旅馆开始挤满客人，杜娅和家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避风港。他们找了新住处，但这次可没有充满同情心的房主了，房东们往往会利用叙利亚租客的孤注一掷来进行欺诈。
夏科里靠打零工赚了一点钱，但不多，这家人不久就搬到了加玛萨一个嘈杂区域的一间小公寓里，此处乱堆着垃圾，以及从没有铺柏油的路上带下来的泥土。杜娅第一次看到这情形就心往下一沉。埃及游客们晚上会玩乐到很晚，放音乐，在街上大声说话，噪声从早到晚都在打扰着这家人，杜娅经常躺在床上睡不着，无比思念战争爆发之前待在德拉的那些安静的夜晚。
妹妹们和邻居家的女孩交上了朋友，杜娅却陷入了抑郁，无法进食，整天闷在沉寂的公寓里，看半岛电视台、东方新闻电视台和叙利亚自由军频道。她渴望回家，投身革命，也会绝望地试图联系叙利亚那边的朋友，但电话线大多被切断了或者是忙音，很少能打通。偶尔地，她能够在Skype(4)上和姐姐阿斯玛说上几分钟。
有一天，杜娅收到阿斯玛传来的信息，令她无比忧心。阿斯玛在语音信息里说道：“我想你，邻居们想你。没有你，活在这里很艰难。邻居们都哭了。你是他们的一束光，没有你，就只有黑暗。”回到家乡，每天有更多人死去，超市里几乎已经没有东西可卖，每周有更多的建筑被夷为平地。杜娅请求父亲带他们回叙利亚，可以试着回去改变一些什么，总好过毫无用武之地地活在埃及。夏科里充满怀疑地看着女儿：“我不会带你回去找死的。”他拒绝了她的请求。杜娅争辩、恳求，但夏科里丝毫不为所动。
夏科里的病越来越严重，已经影响到他继续工作。杜娅和萨迦决定，支撑家庭的任务该由她们承担下来。她们到下一年才能去上学，所以提出可以用现在的空闲时间来帮助父亲，虽然她们一个只有十七岁，一个只有十五岁。
她们发现了一个制作粗麻布袋的工厂。厂主告诉她们，自己其实并不缺工人，因为已经有百来个男人和一些女人在这里干活了，但他想尽自己的本分帮助叙利亚人。于是每天早上，两个女孩乘七点的早班车去工厂，缝一整天麻袋，数好，扛到一个秤上称重量，然后放到布袋堆上去。杜娅体重只有八十八磅(5)，却要承担起肩上的重荷。工作日既漫长又艰辛，要持续到深夜，她们只有午间祈祷时才能休息一下。而且她们没什么东西吃，车间里只供应茶。杜娅和萨迦是少数在这里做工的女性，不过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对她们十分尊重且友好。
这份工作最棒的好处，是让她们在这里交到了朋友。两人开始和同工的年轻埃及女人们说悄悄话、开玩笑。有一次，有个女孩拉着杜娅的手臂说：“我爱巴沙尔·阿萨德，因为是他让我们有机会遇见你。”杜娅思念她在德拉学校里的朋友们，乐于有机会和同龄女孩们说说话。这也让她想象，也许有一天自己会在埃及感受到更多家的味道。
工作走上了正轨之后，杜娅就开始觉得不那么无助和孤立。她现在能给家里带回一些钱，也得到了她为之工作的那些人的尊敬。她不再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从为国而战的同胞们中离开的出逃者了，而是一个能照顾并赡养家庭的年轻女人。每次把钱交到父母手上，杜娅胸中都有一股自豪升起。注意到女儿身上这种态度变化，并看着她成为一个能干的姑娘，母亲哈娜也感到一种平静的满足。
杜娅也吸引了周围的小伙子。在工厂里工作了三个月后，就有两个埃及男子向她求婚，但她都拒绝了，尽管到了这个年龄，女孩通常已婚，不过杜娅却把结婚放在最不重要的位置上。她认为自己要回到家乡，找一个叙利亚男人结婚才是。
有次杜娅请了一天假，照顾生病的母亲。她在家一边给母亲煮茶，一边照顾哈姆迪，同时也忧心忡忡地怕失去工作，或者工厂主会扣她的钱，所以当她第二天回去工作时，她径直去找当班经理，要求补工时。
进到办公室之后，杜娅低着头，为耽误工作道歉。但不像她所想的那样，经理非但没有加以责备，反而露出友善的微笑，并询问她的家庭住址。第二天晚上，有人按响他们家的门铃，打开门，看到当班经理和助手站在那儿，提着一篮子水果和糖，说来看望哈娜。他们进来坐下之后，对这家人表达了希望她快快康复的心愿。“我们爱叙利亚。你们在我们国家是受欢迎的，我们会支持你们，”经理把身子从茶杯上方倾过来，对哈娜和夏科里说，“也别担心在我们厂里的两个姑娘，我会照顾她们的。”
杜娅很感动。
晚上，当杜娅从一天的劳作中脱身，她会幻想自己回到了叙利亚。晚上，她会坐在电视机前换着频道，等关于叙利亚战争的报道片段，和最好的朋友阿玛尔互相发着信息，对方还在德拉，会告诉她一些新闻。杜娅告诉阿玛尔自己啥也不想，就想回家。不过阿玛尔会提醒她：“最好别，杜娅，情况越来越糟了。每个人都危险。反正你也不在，我现在都不再去游行示威了。”和阿玛尔的聊天往往让杜娅陷入一种矛盾。回叙利亚会面临的危险并不使她害怕，但离开家人，不再给他们支撑会让她恐慌，她不能抛下他们。她意识到自己更需要待在这里，而非回去。
哈娜能察觉到杜娅想回叙利亚，所以就把杜娅的护照藏了起来，并密切注意着这个固执的女儿。她看到了女儿手机上有回到家乡的朋友在鼓励她回去加入他们，就质问这些短信是怎么回事，杜娅向她保证自己不会抛下家人。哈娜意识到离开叙利亚几个月后，女儿确实成熟了不少。她会考虑家人，并尽自己所能来承担责任，和父母一起挺过离乡背井的生活，现在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无论如何，工厂里的工作还是在消耗着杜娅的健康，一天天过去，她变得越来越羸弱。焦虑和疲惫时，她就吃不下东西，贫血病又开始犯了。这时候夏科里打听到一个叙利亚的生意人，叫作穆罕默德·阿布·巴什尔，愿意给他的三个女儿提供一份缝纫工作，每个月五百埃及镑（在当时相当于五十美元），比做粗麻袋要好一些。他们很快就接受了这份新工作。
穆罕默德把一个小的底层公寓改装成车间，在卧室里安装了大型工业缝纫机和烫衣板，里面有十个雇员。萨迦和纳瓦拉在缝纫机上做裙子和睡衣睡裤，而杜娅负责熨烫。
工作时，女孩们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可以聊天说笑。老板每天会来巡视几次，还经常会单独夸赞杜娅。这让她觉得自己在工作上很有用并被欣赏，不过女孩们每个月的薪水加起来从来也没有达到过五百埃及镑，因为老板总是会通过一些难以理解的计算方式，扣掉部分工资。
尽管杜娅念念不忘叙利亚，但六个月后她开始慢慢找到了自己在埃及的位置，也接受了他们一家的命运。他们能赚到付房租的钱，而联合国难民署会给他们发一些食物票，用来买一些哈娜可以用来做饭的原料。他们还慢慢还清了一家人刚到这里时从叙利亚亲友那里借的钱。
杜娅知道，在埃及待得越久，那些昔日的梦想就会离自己越远。在叙利亚的时候，战争爆发前，她正处于考大学的阶段。高中学业还剩一年，但如今在这里已没有可能继续受教育了。最好的选择，也就是去参加当地学校一些专门为难民学生设置的班，都是叙利亚老师们上课。
杜娅试图用自己和家人在埃及已经克服的困难来安慰自己。他们并不富足，但境况确实有所改善，从叙利亚带来的一直绷着的紧张开始减轻。刚到加玛萨时，小哈姆迪从来不肯离开哈娜身边，如今他也开始和周围的人交朋友，晚上能安静地睡着，噩梦和不安终于退去。杜娅告诉自己，现在，和平、幸福以及摆在桌子上给家人们的食物，就是她想要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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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纳希伯：位于德拉地区的乡下城市，地处叙利亚和约旦边境。
(2) 尼扎尔·加巴尼（Nizar Tawfiq Qabbani，1923—1998）：叙利亚外交官、诗人、出版家。其诗歌主要探讨爱情、情爱、女权、宗教，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兼具简洁与优雅。加巴尼是阿拉伯世界最有名的当代诗人之一。
(3) 突尼斯革命：即茉莉花革命，指发生于二〇一〇年末至二〇一一年初的北非突尼斯反政府示威导致政权倒台的事件，本书第二章有描述。
(4) 于2003年推出的通信软件，安装在电脑、手机等设备上可以实现通话的功能。
(5) 约为四十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