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与酒精
在现代美国，如果要问哪些产品最容易引诱消费者上钩，则非以下四大瘾品莫属：烟草、酒、毒品和赌博。瘾君子真正的口味往往被瘾品本身所绑架：瘾君子消费的瘾品越多，他对瘾品的需求就越多。1
在本章，我们会继续讨论烟草和酒这两种瘾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这两种瘾品的态度截然不同。现在，人们认为吸烟很愚蠢——在69%的美国成年吸烟者都想戒烟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想去吸烟，这的确看起来很愚蠢。2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认为饮酒——至少适量的饮酒是有益健康的。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为何吸烟会变得声名狼藉，而饮酒却不是如此。
吸烟与健康
如果我们将时光倒回到20世纪20~40年代，可以发现，吸烟在当时被认为是尊贵的事情。吸烟使你性感，吸烟使你潇洒。一个著名的契斯特菲尔德牌香烟广告给出这样一幅场景：一位优雅的男士和一位迷人的女士浪漫地坐在海边，男人正在点燃一根卷烟，旁白是：“呼出我的风格。”3
随后，这一切发生了逆转。自从16世纪欧洲人在新大陆发现了烟草，人们就怀疑烟草对健康有不利影响。4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可靠的统计数据证实这一点。这个答案到来得如此之晚是因为一项发明的诞生。在19世纪，烟斗和雪茄并非稀罕之物，但是人们多是嚼烟草然后吐掉。这是烟盂之所以存在的一个原因。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卷烟机被发明出来。在1900年，卷烟业在烟草产业中无足轻重，美国人均年消费量仅为49支。到了1930年，这一数字攀升至1 365支；到了1950年，达到了3 322支。5这一数字的攀升与肺癌的蔓延相吻合。在1930年，肺癌死亡案例不超过3 000例。到1950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8 000例。6
在20世纪40年代，两组研究人员——一组在美国，另一组在英格兰，找到了一个简单的测试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用来验证吸烟是否导致了肺癌蔓延。他们比较了肺癌病人与精心匹配的对照样本的吸烟史。在美国，埃瓦茨·格雷厄姆（Evarts Graham）与厄恩斯特·温德尔（Ernst Wynder）构建了一个样本，包含684例肺癌患者及作为对照的在美国医院的普通病人。格雷厄姆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工作，他成功完成了第一例癌症病人的肺部切除手术，温德尔则是一个热切求知的年轻医学院学生。7通过比较癌症病人组与对照样本组的吸烟习惯，他们发现吸烟者患肺癌的可能性是不吸烟者或者轻微吸烟者的7.5倍。8格雷厄姆一开始并不相信吸烟引发肺癌的说法。（他问道，既然吸烟的时候烟雾是进入双侧肺叶的，为什么肺癌通常只发生在一侧肺叶上？）不过在温德尔的劝说下，他还是进行了这项实验研究。9看到了实验结果后，他不但自己戒了烟，还加入了倡导戒烟的推广运动中。10
同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还有一个相似的老年人与青年人的组合——A·布拉德福德·希尔（A. Bradford Hill），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药学院的一位医学统计教授，以及理查德·道尔（Richard Doll），一位流行病学的新生代研究者。他们在来自伦敦的医院的对照样本中获得了同样不容置疑的结果。对于那些吸烟更多的人，成为肺癌组（而不是对照样本组）成员的可能性系统性地提高了。11格雷厄姆和温德尔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希尔和道尔的发现则于1950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
紧接着，非流行病学的证据证明了癌症与吸烟的生物学联系。当格雷厄姆、温德尔以及他们的后继者阿代尔·克罗宁格（Adele Croninger）将卷烟焦油涂在小鼠后背上，59%的小鼠发生了病变，44%的小鼠得了癌症。12控制组小鼠则没有一只发生病变。奥斯卡·奥尔巴哈（Oscar Auerbach）及其合作者解剖检验了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肺部，他们发现吸烟者更易出现癌症前兆。13
听到这些坏消息后，烟草行业做出了自己的回应。烟草行业联盟（包括美国五大烟草公司）是形象包装的专家。之前，它们就已经将广告业中的精英吸纳进来。（我们的两位朋友拉斯克和奥格威正是其中一员。但是拉斯克在20世纪40年代就成为抗癌的领军斗士；14并且，当癌症与吸烟之间的关联变得清晰时，奥格威拒绝为卷烟做广告。）15烟草行业联盟转而求助伟达公关公司。16这个公司的任务就是讲述一个新故事，用来扭转公众从顶尖医学期刊那里得到的吸烟会导致癌症的观点。
烟草行业无法反驳那些表明肺癌病人比控制组病人更有可能吸烟的证据，也无法反驳证明卷烟焦油与癌症有关系的科学证据。它们听从伟达公关公司的建议，做了一件巧妙的事情，制造了怀疑。就像我们将要在第十章提到的，金融家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意识到，公众很难区分两种“垃圾债”，烟草行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同样的，公众也很难区分两名“科学家”。格雷厄姆、温德尔、希尔、道尔、克罗宁格、奥尔巴哈，以及其他人都发现了强有力的不利于烟草销售的证据。但是烟草公司知道他们能够找到其他“科学家”（尤其是在吸烟者中），他们会坚决指出吸烟与癌症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证实”。他们设立了一个独立研究所，由独立的烟草协会研究委员会运营，受到一个独立的科学咨询委员会（SAB）监督。17
由烟草行业联盟选择的SAB的领导同时也是烟草协会研究委员会的主任，这并不是偶然的。我们有必要看一看他们精心选择的克拉伦斯·利特尔（Clarence Little）的职业经历与性格特点，因为我们可以据此了解烟草产业是如何让大众怀疑对其不利的结论的。利特尔确实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在还是一名遗传学研究生的时候，他就已经创造了一个同系交配小鼠品种。他在遗传学上的兴趣起源于他的早年经历，当时，他的父亲（其退休前是一位干货代理商，退休后养了一条狗）将饲养的技艺传给了他——利特尔的父亲在他三岁时送给了他一群鸽子，他的饲养生涯由此开始。18利特尔带着自己的天赋来到哈佛大学，作为本科生，他让一对兄妹小鼠完成了交配，后来又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并留校任教，并以同系交配小鼠的制造者出名。在利特尔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中，他发现将肿瘤从一只同系交配小鼠移植到杂交小鼠上是可能的，但是反之则不行。1919当烟草行业发现利特尔时，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相信”癌症来自遗传的人；这意味着，现有的医学证据无法证实吸烟导致癌症，因为癌症来自坏基因[1]。这些打着科学标签的观点被利特尔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不断强化。利特尔相信优生学（“不适者”应被绝育），并在1928~1929年成为优生学大会的主席。20
烟草行业这次没有选错人。利特尔的管理天赋也使他成为缅因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校长。他对自己的研究结果坚信不疑。无论证据如何，他都坚持认为吸烟导致癌症还没有“被证实”。21他相信还有必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但是利特尔所负责的烟草研究所从来不拨款用于研究卷烟焦油与癌症的关系。利特尔精力过人，常常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大放厥词（例如，作为密歇根大学校长，他认为“某些大学教职员工是美国最无所事事的人”）。22
伟达公关公司正是通过把利特尔以及有同样想法的人拉进科学咨询委员会和烟草协会研究委员会，重新“阐释”吸烟与健康的关系，从而为烟草行业开脱。这样做的结果是，带来了一场关于吸烟是否导致癌症的“科学论战”。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的调查栏目的记者爱德华·R·默罗（Edward R. Murrow）安排了两场关于“论战”的节目，利特尔和温德尔都接受了采访。无论证明“地球是圆的”（吸烟导致癌症）的证据多么有力，电视节目里都会把它与“地球是平的”（吸烟不会导致癌症）的证据放在一起比较，显得二者难分胜负，同时，默罗在整个节目中竟然烟不离手。
这些关于吸烟是否有害健康的辩论最终导致了一份历史性文件的出台：《1964年卫生总署报告》。该文件的结论不再模棱两可，它明确指出，吸烟有害健康。该报告代表了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吸烟太蠢了；用官方语言说，卫生总署的研究表明，吸烟危害您的健康。23
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卫生总长卢瑟·特里（Luther Terry）建立了一个调查吸烟是否有害健康的咨询委员会。正如其官方标题（“吸烟与健康：咨询委员会对卫生总署的报告”）所显示的那样，这份报告事实上来自这个委员会。24报告不仅回顾了有关癌症和吸烟之间关联性的科学证据，它还比之前所有的流行病学研究，比如格雷厄姆—温德尔和希尔—道尔的研究，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报告综合了7个有关死亡率与吸烟关系的不同研究的结果——这些研究来自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总共记录了112.3万位受访者的吸烟习惯。在每一例研究中，吸烟者都要与不吸烟的对照者进行比对。这些研究可以彻底追踪吸烟者的死亡人数：总共26 223人，并且还获得了每一个死者的死亡证明，上面注明了死亡原因。该委员会计算出如果吸烟者不吸烟，那么，由于疾病和年龄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应为15 654个。用报告的术语来讲，吸烟者的“额外死亡率”为68%。25额外死亡率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因为肺癌（吸烟者实际的肺癌死亡率是普通人的10.8倍），或者是因为支气管炎以及肺气肿（患这两种疾病的吸烟者实际死亡率是普通人的6.1倍），它涵盖了导致死亡的全部因素。例如，对于冠状动脉疾病而言，吸烟者的实际死亡率是不吸烟者的1.7倍。在这7项研究中，吸烟者的实际死亡人数与普通人的死亡人数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很难得出吸烟不会危害健康的结论。
自从该报告发布以后，反烟草运动在社会上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并与烟草行业联盟抗争了50年。但烟草行业联盟并非全盘皆输。在美国，受言论自由的庇护，烟草行业联盟已经能够规避不利于烟草销售的包装规定；与美国相比，澳大利亚要求卷烟的包装要展示令人感到恐惧的图片，比如肺癌患者的肺部照片。26烟草行业联盟也仍然被允许在印刷品上做广告，但在电视和广播上做烟草广告是被禁止的。27在由46个州政府起诉的案件的判决中，烟草公司同意支付2 060亿美元，以补偿各州在因吸烟引发的健康问题上所增加的开支。但是，对烟草公司而言，他们实际上只花了很少一笔钱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自己的麻烦。28
烟草行业联盟没有全盘皆输，反烟草运动也是一样。这项运动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离不开卫生总署报告中提出的吸烟致癌的结论。反烟草运动的胜利主要体现在对这个结论的广泛宣传上。首先，26岁的律师约翰·班茨哈夫（John Banzhaf）在纽约控告了联邦通信委员会。根据指控，在其批准的公平使用原则下，只要一家电视台播放了卷烟广告，他们就有义务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提供相同时长的宣传来展示烟草的危害。令人惊叹的是，联邦通信委员会同意了，但它只同意用1/3的时长，而不是如前所要求的相同时长。29反吸烟广告通过触目惊心的图片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黑色幽默来展示吸烟的危害。它的效果如此之好，以至于烟草行业联盟不得不寻找对策。反烟草运动还支持一项旨在全面禁止烟草产品电视广告的法令。30反吸烟广告以及随后对烟草电视广告的禁令打破了斗争双方的平衡：吸烟很愚蠢（反烟草）的观念战胜了吸烟很潇洒（烟草行业联盟）的观念。
反烟草运动还赢得了另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烟草行业联盟除了炮制科学怀疑外，还强调吸烟者的选择权。但是反烟草运动有力地批驳了这种说法：如果认为吸烟者有权选择吸烟，那么在室内的非吸烟者选择不吸烟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套用烟草行业联盟的逻辑，你在室内吸烟危害了我的健康；你作为吸烟者，侵害了我作为不吸烟者的权利。在亚利桑那州，由于呼吸道疾病的流行，反二手烟运动蓬勃兴起。1973年，在公共场所吸烟被禁止。31现在，在全美，我们看到吸烟者只能在室外吸烟。他们难堪的表情无言地传播着这个信念，即吸烟很愚蠢，毕竟，没有人想要成为瘾君子。
在卫生总署报告发布之后，吸烟从看上去很潇洒逐渐变为很愚蠢。过去，42%的美国成年人（53%的男性，31%的女性）吸烟32；现在仅有18%的成年人吸烟（20.5%的男性，15.3%的女性）。33吸烟者的比重在过去50年中每年稳定地下降0.5%。34现在不仅吸烟者的比重更小了，那些吸烟的人也吸得更少了。1965年，吸烟者平均每天吸掉包烟；现在，他们平均每天只吸9/10包。35
我们有如此进步确实是个好消息。但是，革命尚未成功。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估计，2005~2009年，全美的死亡案例中差不多有20%是由吸烟引发的。36（即便乐观地认为这些数字存在被高估的可能，但是可以确信的是，吸烟对于健康是极其有害的。）在这方面，我们自己都有痛苦的记忆。对于本书的作者（乔治和罗伯特）而言，我们的朋友伊娃、乔、约翰、彼得、米格尔、玛格丽特、理查德、费希尔、安东尼，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受到了烟草的伤害。我们不希望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子女身上。现在，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吸烟也一样全球化，美国烟草业在其中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正所谓“吹出他们的风格”。
为了应对烟草行业联盟的诱惑，反烟草运动已经有了一个持续而有力的武器，那就是传播“吸烟很愚蠢”这一信念。1964年发布的卫生总署报告在这方面居功至伟。
烟草行业联盟的案例佐证了本书的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如果存在一个欺骗均衡，烟草行业联盟一定会采用我们前面描述过的引诱策略，因为这对它们来说有利可图。并且，烟草行业联盟又恰好找到克拉伦斯·利特尔来为它们辩护。利特尔是一个天才却偏执的科学家，他夸大了遗传因素对癌症的影响，以此来排除吸烟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为了引发人们对“吸烟有害健康”这个观点的怀疑而收买无良学者，就是一种欺骗均衡：即便没有利特尔，烟草公司也会找到其他的合适人选。
酒精
目前，虽然人们在吸烟的危害性上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在饮酒的问题上却缺乏共识。这里所说的共识就是酗酒对健康也构成严重的危害，但是酗酒的情况并不多见。这个论断来自国家酒精滥用和酗酒问题研究所的酗酒生命历程标准统计数据。根据美国国民酒精依赖及其现况的流行病学调查（NESARC），男性青年（18~29岁）中有13%表现出“酒精依赖”的特征；对于中老年人（45~64岁），这一比重下降到样本总体的3%以下。对于女性而言，流行程度更低：在18~29岁的人群里有6%，在45~64岁的人群里有1%。37来自疾病控制中心的统计数据也反映了类似的结果。根据他们的核算，死亡总数中的3.5%是由于饮酒过度。38这些统计数字总结了美国社会中酒精危害的基本情况。酒具有严重危害，而且影响了许多人。但是，这种危害主要发生在占人口比重较小的一部分年轻人身上。与此同时，人们通常认为，饮酒是派对或者庆祝活动的必要元素。广告商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描绘了欢闹的帅哥靓妹们举杯畅饮的画面。在这种场景下，提起酒精危害有点令人扫兴。
但是，尽管讨论还不充分，我们还是要来扫大伙的兴。这是因为，无论NESARC以及其他调查的结论有什么差别，它们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共同观点，那就是酒精的危害可以与卷烟的危害相提并论。作为一种慢性镇静剂，酒精直接影响了占样本总数的3%或者4%的人的健康。而且如果考虑到酗酒者的家庭成员的话，那么更是影响了占样本总数的15%~30%的人的生活。
支持这一观点的最重要的证据来自一项不同寻常的研究。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一家连锁百货商店的创始人被哈佛公共医疗保健部的负责人说服，资助了一项对哈佛大学学生生命历程的持续研究。39研究者会依据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状况而挑选出来合适的对象。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幸福生活的决定因素。正如这些年轻人所展示的一样，他们的禀赋和起点是其通往幸福生活的有力保障。40在研究中，1939~1944级的班级中有268名学生被挑选出来41，这项研究持续了超过75年，由4个不同的课题负责人相继接手。第三个负责人，乔治·瓦里恩特（George Vaillant）已经成为《哈佛研究成果编年史》（Harvard Grant Study）的特约编纂者。42
这项研究的首要发现就是酒是如何影响这些潜在精英的生活的。这些人中有23%曾在一生的某些时候酗酒。43其中，大约7.5%的人曾受“酒精依赖”的折磨。44另外，在瓦里恩特看来，酒精依赖对于他们的影响并不仅限于青年时期，因为这是一种慢性的削弱生理和心理功能的疾病。这些滥用酒精者的平均寿命不仅比其他非滥用酒精者更短45，而且社交能力也更低。
令人惊讶的是，瓦里恩特指出酗酒对人格有不利影响。早在哈佛大学的这项研究之前，精神病学家就关注了酒精与人格的关联，他们普遍认为，酗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幸的童年所导致的。在这个非常弗洛伊德式的观点看来，这是糟糕而冷酷的父母催生出来的自然结果。精神病学家们对此观点有极为充足的证据：他们常常看到那些酗酒者在沙发上讲述他们悲惨的、受虐的童年经历（也许是精神病学家诱导的）。但是哈佛大学的这项研究中还包含了一个重要且独特的发现。在研究一开始，资深的采访人不但询问了学生关于自己童年经历的问题，他们甚至还访问了学生的家庭，采访了学生父母。这些过往采访表明，酗酒者与他们不酗酒的同辈们相比并无差异。相反，数据表明，正是酗酒本身改变了他们的人格，将他们变成如今这个满腹牢骚的人。46瓦里恩特得出了一个更为一般性的结论：酗酒剥夺了酗酒者与他人亲密相处的能力——他将这一能力看作不酗酒者更幸福的原因所在。此外，酗酒不仅仅危害酗酒者本人，还同样伤害着他的妻子和孩子。这些结果在深入的精神病学访谈中被揭示出来。这个结论同样可以通过冷冰冰的统计数字得出，夫妻双方有任何一方酗酒都会导致更高的离婚率。47
酒精依赖毁掉一生的一个案例是弗朗西斯·洛厄尔（Francis Lowell）的故事。48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二战”期间参军服役，加入了盟军深入德国的先遣部队，并在穿越莱茵河和攻占鲁昂的战斗中功勋卓著，获得了三枚勋章；之后，在哈佛法学院以前10%的排名毕业；之后加入了一家纽约的知名律师事务所。他的一生本可以继续如此辉煌地度过。但是他最后恢复了大学时期的周末纵酒恶习。30岁时，他在20多岁时遇到的女人，也是他一生的挚爱，拒绝了他的求婚，拒绝的理由是他过度饮酒。此后，他们两人都没有嫁娶。直到23年后这位女士的母亲去世，此后不久，她嫁给了另外一个人。可怜的弗朗西斯从那时起只对一个人有信心：他自己。他仍然继续从事法律事务，但是他在每个星期五午饭之后就纵酒豪饮，一直喝到星期日，以至于经常在星期一旷工。
我们不认为瓦里恩特的观点无懈可击，他的研究中存在主观因素。但是，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支持类似观点的证据。2006年，《奥克兰论坛报》（Oakland Tribune）的记者戴夫·纽豪斯（Dave Newhouse）参加了他在门罗—阿瑟顿高中班级的50周年聚会。1956年，门罗园/阿瑟顿还仅仅是一个平静的郊区，而非现在的“硅谷”中心。在这次聚会中，纽豪斯采访了28位同班同学，将他们的尘封往事写进了一本书，取名《老熊们》（Old Bears）。49这些老毕业生高度诚实地讲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在人生的这一节点上，他们似乎的确想要如实倾吐心声。
对于老毕业生中的大部分人，他们的完满人生的核心是他们对自己丈夫或妻子的爱。但是，对于其中一小部分人而言，酒取而代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28人中的6位，在他们人生中的某个阶段，酒精占据了他们的生活。这个班级的班长，也是班里的橄榄球明星，娶了他的高中女友。他在帕洛阿尔托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有了孩子，最后却以离婚告终。不久，他又多次因酒后驾驶罪被捕，被投入圣昆丁监狱。50另一位毕业生嫁给了她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位英文老师。但是，她后来发现自己如此纵情喝酒以至于成天浑浑噩噩。但酗酒没有毁掉她的生活：她离婚，最终戒酒，并且获得了纽瓦克的罗格斯大学的终身教职。51木匠比尔·劳森（Bill Lawson）的第一段婚姻在维持了24年之后结束了。他的妻子苏珊抱怨他喝酒太多，但他辩称自己没有。之后，他离婚了，并在随后的14年里保持单身（几乎与这个班级重聚的时间跨度相同）。52第四位老熊在忍受了与酗酒者长达22年的第二次婚姻后最终离婚。53以及另外两位，包括纽豪斯本人，吐露了父母酗酒给他们造成的永远的伤痕。54尽管样本较小且不够精准，老熊们的故事与瓦里恩特的哈佛大学毕业生的故事如出一辙。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最基本的问题，即酒精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来看看为什么NESARC和其他对于酒精滥用的标准统计测量会低估酒精对我们的不利影响。瓦里恩特把受害者失去亲密沟通能力视为酗酒的主要症状，在我们看来，如果维兰特的观察是正确的，这才是导致酗酒者幸福水平更低的真正原因。NESARC的数据依据的是美国精神医学会的统计手册和诊断学对酒精滥用和酒精依赖的定义。“酒精滥用”的认定基于对一系列类似如下问题的肯定答复：“（你曾经）因为你的饮酒或者因饮酒而患病从而导致工作或者在校学习出现问题吗？”“酒精依赖”的认定条件更为严格，必须要对诸如“（你至今曾有过）在一段时期内，你不断地喝酒，而且比你想要的时间更长？”的问题给出肯定答复。55NESARC对这些问卷受访者的回答是完全保密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受访人讲的是实情。需要注意的是，匿名的受访者有可能并不情愿承认“我是酗酒者”。这个推测有事实依据：NESARC受访者报告的酒类消费额仅占美国酒类总销售额的51%。56不过，这仅仅是一种可能，纽豪斯和瓦里恩特也许还需要调整他们的采访策略才能真正地识别酗酒者。不过，如果瓦里恩特的发现是对的，那么，酗酒的真正危害在于它对酗酒者人格的主观的、难以察觉的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与吸烟有害一样，酗酒有害的说法在20世纪40年代末也销声匿迹了。不过，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格雷厄姆要证实吸烟导致肺癌也非易事。因此，我们不清楚酒精如何影响生活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诊断肺癌要比判断什么导致肺癌容易太多了。但是，我们对于酒精的危害缺乏认识是有更深层原因的。肺癌研究的结果明确地支持了卫生总署关于吸烟有害健康的说法。而对于酒精，则缺乏类似的证据。这是因为对于酒精危害的研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资助。与其他癌症研究相比，酒精病理学和酒精研究领域显得毫无进展。
但是，这就把我们带回到本书的核心观点，即商家用欺骗的方法来引诱消费者做出对自己不利的选择。相应的研究的匮乏使我们很容易上当受骗，因为我们不知道事实究竟是什么。
类似的，众多靠出售酒类产品获益的商家（比如啤酒、红酒和白酒的生产商、零售商以及饭店）也会炮制出一些论点，使得人们质疑酒精的危害。我们可以在许多地方看到他们摇旗呐喊。其中的首要问题就是他们反对对酒类增税。自从禁酒令结束后，酒类产品的税率就几乎没有变过。通过对酒类实行适度的征税（不能太高，否则就会鼓励酿制私酒）可以控制人们饮酒。杜克大学的菲利普·库克（Philip Cook）运用计量经济模型估计，乙醇价格翻一番（即酒类饮品中的酒精）会减少40%的需求。57尽管没有人会以孩子们的生命担保说这就是提高价格（或税收）的“真实”作用，但令人鼓舞的是，各种估算模型和方法全都指向了同样性质的结果：随着对乙醇征税的增加，乙醇的销量会下降。58同样振奋人心的是，其他指标，比如机动车肇事率、摔伤致死率、自杀率，甚至是肝硬化死亡率也显示，增税不仅会影响轻度饮酒者，更会同样影响重度酗酒者。59
但令人沮丧的是，公众没有利用这种控制酒类消费的方法，其实这类方法具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可以把收益用于抵消在其他地方减税带来的财政损失。这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层面上都能够得到体现。在2013年，联邦对一罐啤酒征税5美分；对一瓶红酒征税21美分；对80度的白酒（威士忌、伏特加或者杜松子酒）征税2.14美元。60各州的地方税率同样较低。例如，在马萨诸塞州，州政府对一罐啤酒征税1美分；一瓶红酒征税11美分；一瓶白酒征税80美分。61
我们之所以选择马萨诸塞州作为例子，是因为最近该地区的人们为了酒类行业的税收问题吵得不可开交。这里充分体现了酒类行业是如何引诱消费者从而保持低税负的。马萨诸塞州议会以过人的勇气通过了对酒类产品销售征收6.25%的营业税的法案。这笔款项专门用于对酒精和毒品上瘾者进行治疗的开销，同时也可以减少州政府财政赤字。虽然这部法案通过了，但是征税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原因是，制酒厂商大为不满，他们的销售额大幅下滑，因为顾客都去邻近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商店买酒了。第二年，制酒厂商发起了一场针对撤销该税种的特别公投。其首要论点（在公投总结陈词中提到）是州政府对酒类已经征过税了，“两次征税，税上加税”。当然，他们没有提到该消费仅仅是每罐啤酒征税1美分。这次公投的成功说明了酒类行业为什么以及如何使消费税保持如此之低（尽管我们也应该提到马萨诸塞州的制酒厂商特别幸运，其他大多数州都不会免除酒类的营业税）。62
在缓解酒精滥用方面一直不缺乏成功案例。坎迪斯·莱特纳（Candace Lightner）在13岁的女儿被一位酒驾司机撞死后发起了MADD（反酒驾母亲们）运动。在那场可怕的事故中，司机逃逸了，孩子被留在了马路上。在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州已经把购买酒类的法定最小年龄降至18岁，这与获得投票选举权的年龄一致。MADD运动成功地将最小饮酒年龄提高到了21岁。她们也游说政府以争取在认定醉酒上使用一个较低的血液酒精浓度水平，她们还积极争取设立随机马路站点进行酒精检测。63这项运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自从1982年以来，人均酒驾肇事率已经下降了72%。（同一时期，人均非酒驾交通肇事率也下降了6%。）64
MADD运动尤其强调其教育意义，致力于传播酒驾的危害。MADD运动塑造了那些害死无辜者的酒驾司机的恶劣形象。实际上，超过82%的酒驾死亡要么是司机自己（66%），要么是当地居民（16%）。65但是MADD运动的故事主角几乎总是无辜的旁观者，有时只是一位过路者，但从来都不是司机。66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故事极其有力，与二手烟的情况如出一辙。就如同那些吸烟者走出门廊，他们的卷烟就是愚蠢的标志，从而抑制了吸烟一样，酒驾受害者的故事在降低酒精摄入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从1981年开始，美国人均乙醇消费量已经显著下降了18%。67
但是，有关烟草和酒的最基本的事实是，它们很容易获取，而且税率并不高。烟草的易获取性意味着烟草商对吸烟者的引诱，而酒类的易获取性意味着制酒商对酗酒者的引诱。
[1] 坏基因同时导致人更容易得癌症和更容易吸烟，这就意味着吸烟和癌症之间仅有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