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制欺骗的英雄
本书中所描述的欺骗均衡很有说服力，但是并没有完全充斥世界。这是因为我们中有许多不受利益驱使的人，他们可能是商业领袖、政府领导人、思想先驱或宗教领袖。标准经济学（这里指那些“纯粹的”经济学模型）认为不存在纯粹文明社会，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人们还是关心彼此的。在本书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很多位英雄人物，现在我们将关注这些反制欺骗的英雄行为的本质、这些英雄的主要成就，但也指出还有哪些欺骗行为躲过了他们的法眼。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英雄们才使得自由市场体系保持良好运转。并不是纯粹的市场行为本身让我们享受到目前的种种富裕生活，因为在同样的市场体系下操纵与欺骗行为也会更加成熟。
纵观历史，发达国家的人们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好。有超过50个国家的女性、11个国家的男性的预期寿命都达到了80岁以上。1现代化的汽车可能还存在种种问题，有时还会被召回，但是它们的安全性已经比较有保障了。汽车已经不再像拉尔夫·纳德[1]（Ralph Nader）在50年前写的那样：“任何驾驶速度都不安全”。2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13年2月，美国已经有4年没有发生过任何商业航空死亡事故。3这个完美的记录得以保持不仅仅要归功于飞机自身，还要感谢机组人员和机械工程维护人员。
伴随着这些安全性和产品质量的良好记录，一个问题出现了：这些成功案例的出现是否完全归功于市场体系？我们的英雄们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们将在本章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可以准确衡量我们所购买的商品、服务以及资产的质量，或者这些质量有明确的分级，并且我们能够充分理解这些质量和等级的含义，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能得到我们期望的结果。本章提到的很多英雄都是通过减少难以衡量/ 分级的情况，从而解决由于信息不透明导致的欺骗行为。（在第二章讨论金融危机时讨论过类似的信息不透明案例，比如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违约率就很难衡量，证券购买人认为他们买入了一种优质资产，但是事实上是完全被误导了，这也最终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然而，相比而言，我们将要在结论部分讨论的那些英雄们，在对抗来自心理方面的欺骗时，效果非常有限。如果某人一时冲动要花光自己所有的钱财或暴饮暴食，那么我们很难阻止他。
质量标准先锋
我们要讨论的第一类英雄主要是量化产品质量、推动质量标准执行的人。
20世纪以来，我们在产品质量的测度和分级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这种进步使得产品标准化得以实现。我们可以从哈维·华盛顿·威利（Harvey Washington Wiley）以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建立中略窥这一进步。我们的主人公威利是一位化学家，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新化学主要从德国起源，而威利曾经在德国帝国食品实验室4工作过，新化学技术能够检测食品和药品的具体成分，因此可以检查出来错误的成分标注。
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宪法规定的“确定度量衡的标准”这一职责由财政部下属部门承担，但随后在1901年，这一职责被转至新成立的美国国家标准局。在很短时间内，该机构就被用于测试美国联邦政府范围内的采购质量。据说该机构能够从3亿美元政府采购中节省下1亿美元，而这个部门的预算仅仅为200万美元。5
1927年，我们的两位英雄——斯图尔特·蔡斯（Stuart Chase）和弗雷德里克·施林克（Frederick Schlink）——写了一本畅销书：《金钱的价值》（Your Money’s Worth）。（我们在之后讨论罗斯福新政时还会提到蔡斯的贡献。）6他们不仅仅讨论了国家机构的作用，还说明了标准化、分级以及许多不同行业的许可制度的贡献——这是由众多政府部门、私人机构、非营利性组织和个人的努力所共同实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活动的重要性被人们忽视或者视为理所当然，因为这是无名英雄的作为。有两个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些：小麦的分级以及电器认证。
在经济学教科书和文章中，小麦是典型的简单商品，买卖都在竞争性市场中进行。然而，现实世界中的小麦比书中的要复杂得多，可以分为许多不同的品种，有许多不同的等级，还有许多可能存在的缺陷。有一个系统是专门为小麦进行分级和打分的，因此小麦才可以比较容易地作为一种商品被整车整车运走卖掉。美国农业部下属的谷物检验、批发及畜牧场管理局（GIPSA）制定了小麦的官方分级标准： 8种不同的基本分类（比如杜伦麦、硬红春麦等）；按照从1~5进行打分（根据每蒲式耳小麦的重量，损伤粒、异物或者其他类型小麦的夹杂情况，动物排泄物、蓖麻籽、猪屎豆种子、玻璃、石子、其他异物混杂情况，以及虫害损伤的颗粒数量）；还可以根据其他条件进一步分级评分（比如包含麦角、大蒜、患病颗粒情况以及小麦是否受到不当的病虫害防治等）。7
由GIPSA授权的企业会检查全美的谷物种植情况，大约一半的谷物都会接受检查。8但是，此外的一些监督措施也很常见。9谷仓通常也会自己进行检验，或者外包给他人检验。与谷物检验、收费和存储条件相关的粮食仓储法律也为小麦质量增加了一份保障：谷仓在获得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颁发的执照之后，就有义务严格遵守各项相关的限制规定。10基于以上种种措施，小麦变得易于交易，买家也很清楚他们购买的是什么等级的小麦。
电器市场则给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标准制定模式。在美国，如照明电器、灭火器等家用电器，通常由美国安全监测实验室（UL）进行检测。这家实验室成立于1894年，属于非营利性机构，其所颁发的圆圈内标有字母“UL”的认证标识出现在众多美国电器上。电器制造商们需要支付费用来让实验室对它们的电器产品进行监测并最终颁发认证。11与此相对应，美国的电气设备则通常由美国国家标准协会设置标准，它的前身（名字有所更改）是在1918年经由5家不同的管理协会（包括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和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以及3个美国政府部门（陆军部、海军部和商务部）共同创办的。12这些标准不仅确保了产品安全，同时也促进了产品的标准化。想想在各个国家运用标准化的电源插座和连接线、标准化的汽车轮胎尺寸，乃至标准化的铁轨和列车挂钩，该多实用。
在《金钱的价值》一书中，蔡斯和施林克所做的并不仅仅是倡导应该制定产品质量标准。他们主张消费者应当拥有与政府采购同样的产品评价体系，后者已经在实际应用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本书出版之后的几年内，他们组建了一个机构来推行这一主张。13在经历了一段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之后，比如工会员工反抗并接手，这家企业演变成了今天的美国消费者联盟，每年出版《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14这份报告发行量大约为730万份，并且对冰箱、汽车、空调乃至电脑游戏等几乎一切产品都做出评估。15这种评估不仅仅对消费者有利——他们可以直接从报告中了解产品情况，而且几乎对所有人都有利，因为厂商需要彼此竞争才能获得好评。消费者联盟可能是最出名的消费者维权组织，但是它也仅仅是众多组织中的一员。美国消费者协会也是一家为消费者维权提供帮助的组织，它拥有超过250家会员机构，会员轮流参与消费者权益方面的调研、教育、帮助和服务活动。16然而，这个数字可能只是整个消费者维权活动的一小部分。看起来，我们可以从这些朋友处获得很大的帮助。
消费者行动也有其另一面，超越了产品标准/分级/评估。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关价值与产品安全的，但这仅仅是一个副产品，它涉及一个更深层的承诺——人们的消费是公民行为，因而要担负道德义务。在美国，这一类基于公民或公民社会的行动可以追溯到18世纪六七十年代，北美殖民地居民禁止进口英国商品的时代（比如茶党最广为称颂的波士顿倾茶事件）。19世纪，在美国内战打响之前，废奴主义者也采取了类似的联合抵制奴隶生产的产品的行动。17在近现代，一个有关道德承诺的很好例子就是美国消费者联合会，它于1899年由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 Kelley）创建。
凯利是美国伟大女性之一，她坚强的个性与社会公德心直接推动了美国消费者联合会的宗旨制定与操作运营。凯利曾在苏黎世大学进修，在她33岁那年，被任命为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首席工厂检察员，在那个年代，一位女性能获得这一职位是非常了不起的。作为一位信仰贵格会[2]、支持废奴的共和党议员的女儿，凯利选择住在芝加哥的简·亚当斯安置房，与众多穷苦大众生活在一起。18她所组建的消费者联合会的观点是，消费者其实是生产我们所购买商品的工厂的工人的间接雇主，因此，就像那些直接雇主，也就是工厂主一样，消费者也同样有关怀工人福利的道德义务。正如凯利曾经在伊利诺伊州所做的那样，消费者联合会会检查工厂的作业条件，并给那些通过检查的产品贴上白标签。19此外，这个标签也为产品安全性提供了保障。因此，购买白标签产品其实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一方面，解决了消费者对公民社会的道德承诺；另一方面，保障了消费者的家庭安全。
在第六章中，我们看到了工人作业条件与产品安全问题之间这种共生关系的又一例证。回想一下，厄普顿·辛克莱曾在《屠场》一书中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的恶劣生产条件，但是更加让公众震惊的是书中对食品生产情况的描述。直到今天，“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购物”运动仍然是消费者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想想我们那些购买丰田普锐斯的朋友、只买散养的家禽和家畜肉的消费者，以及抗议血汗工厂学生联合会[3]这样的组织。直到2015年，美国消费者联合会依然存在并且运转良好，它继承了凯利的意志，不断为消费者事业奋斗，例如目前正专注于美国南部烟叶生产中雇用童工以及滥用尼古丁。20
商业英雄
对于有良心、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商人来说，他们有来自道德和经济的双重动机来驱逐那些到处欺骗的商人。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在1776年，一个名为“反欺诈交易保护者协会”的组织在伦敦成立了。21该协会接受消费者的书面投诉、支持消费者用法律行动保护自身利益，协会成员一旦有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就会被除名，有“良好的信用和口碑”的成员会得到协会颁发的纸质表彰证书。到了现代，类似的保护者协会继续存在，它就是现在的美国商业改善局。很显然，商业改善局是依据消费者的投诉开展行动的，现在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行为方式。但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打击伪劣商品生产者的方式。如果协会会员，同时也是商家，互相投诉，那么因为它们之间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投诉的动机就非常可疑；而如果由客户自身提出控诉（商业改善局会核实这些指控），这些投诉信息就可靠得多。
进一步的反欺诈保护来自企业界自身的规范。尼尔·米诺（Nell Minow）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股东维权活动家，她发现恶名能够有效阻止坏行为的发生。22她曾指出，美国大型企业的董事们都非常注重自己公司的声誉——他们是“世界上对声誉最敏感的人群”。23不仅仅是医生（希波克拉底誓言）或律师（律师执业誓言）才有自己既定的原则，几乎所有的商业组织都有。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如果用单倍行距打印，其道德准则可足足写满页纸24。又比如商会，它们在几乎每一个美国社区（不管社区大小）都宣传了自己的道德准则。如果在更微观的层面，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当乔治的曾祖父于1900年前后在巴尔的摩破产时，大约有50万美元左右的欠账，他的儿子们毅然继承了自己父亲的债务。作为回报，巴尔的摩本地的商业圈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成为当地斯蒂庞克汽车的经销商，以便他们能够履行偿债义务。这正是商业道德的一个实践案例，无论从哪一方来说均是如此。
政府的英雄
拒绝欺骗还有另一个新方向，即通过法律标准的演化实现对人们的保护。莱德劳公司诉奥根是一起早期的美国最高法院案件，正是在此案中，美国商业法的基础——买者自负 / 卖者自负（购买方责任 / 销售方责任）这一共同原则得到了确立。1815年2月19日清晨，新奥尔良的烟草商人赫克托·奥根（Hector Organ）得知英国与美国已经签署了《根特条约》，两国间从1812年开始的战争已经结束。在这条消息传开之前，奥根火速来到莱德劳公司购买了111大桶烟叶，共120 715磅重。奥根已经预见到来自英国海军的封锁即将解除，烟草价格也会随之上涨。在购买这些烟叶时，他表现得非常狡猾，当卖方询问他是否知道什么特别信息时，奥根回避了这个问题。25然而，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裁定此案中并不存在欺骗行为，因为如果需要法庭评判谁应该在何时告诉对方哪些信息，那么就太过于复杂了。26相反，应该采取买者自负 / 卖者自负的原则。
看起来，这条法律原则似乎是在公开“邀请”人们进行欺骗行为。然而，从那时起，众多法律界的英雄不断改进该法令，使得它更加灵活（也更合理）。即使回到马歇尔大法官与奥根的时代，买者自负原则也不是绝对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时有许多保护措施防止欺骗行为。现在，我们也有相当多的保护措施来避免疏忽导致的过失。
我们将讨论这一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麦克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1910年5月，在美国纽约的斯克内克塔迪市，一位名叫唐纳德·麦克弗森（Donald MacPherson）的石匠（他的工作是在墓碑上刻名字）从当地经销商处购买了一辆别克汽车。27他买车主要是为了方便前往远在郊外的工作地点。然而，在当年7月，行驶中的汽车的左后轮突然脱落，事实上，轮子的辐条是用腐烂的木头制作的。整辆汽车翻了过来，麦克弗森也被困其中。在这场事故里，他的双眼都受到了损伤，视力严重下降；右臂也严重受伤。28麦克弗森随即起诉别克汽车公司。时任纽约上诉法庭法官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裁定别克汽车公司有疏忽行为，需承担责任。（卡多佐法官后来成为一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尽管麦克弗森是从经销商处购买的汽车（而不是直接从别克汽车公司处购买），而且别克汽车公司使用的车轮都是由一家信誉不错的制造商提供的，别克汽车公司仍然要为此承担责任。别克汽车公司应当能够预见到未来有发生严重事故的可能性，并应仔细检查各辆汽车的车轮，然而它之前并没有这么做。29（卡多佐和麦克弗森都是我们的英雄。）
美国法律还从另一些方面为反欺骗提供了更多的法律保护，不仅仅是欺诈和疏忽这两类。美国各州都制定了某种类型的统一商法典。30该法典主要是为了补充合同中没列出的条款，以免人们措手不及。31它规定商业合同必须以诚信为本，并且又一次区分了消费者和商人。32这里的区分主要是指，在检查商业条款时，一旦出了问题，如你我这样的普通消费者可以比精明的商人们承担更少的责任。
我们提到的这些保护措施都是有效的，但是现实中，买者自负的情况仍然没有消失。下面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法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性，尤其是在需要买方具备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在金融家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的要求下，高盛开发了一种名为ABACUS的投资工具，之后在两起对ABACUS的诉讼案中出现了三种判决结果，这充分显示了法律的不确定性。高盛开发的这一投资品种主要是让投资者在抵押担保证券是否会出现大范围违约上进行押注。约翰·保尔森作为一名投资人，在ABACUS的开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他一手挑选了那些有很高违约可能性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作为该项目的基础。33投资者们声称，他们由于被误导而没有弄清保尔森的真实押注方向，据称，投资者们受到引导，认为保尔森是看多的一方（也就是认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违约率会很低），事实上，保尔森是看空的（也就是认为违约率会很高）。34在这一过程中，保尔森赚取了将近10亿美元，那些押注在另一头的投资者们损失了这么一大笔金钱。35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对高盛及其高管法布里斯·图尔（Fa b ri ce Tou r ré）提起了诉讼。对高盛的诉讼最终达成了庭外和解，高盛将为此支付5.5亿美元的补偿金36，此外，它还承诺改进商业行为，尽管它没有认罪。但对图尔的诉讼案却进行了庭审，他是确立项目方案并负责销售的高盛高管。图尔在给其女友的邮件中写道：“今天我成功地把一些ABACUS债券卖给了在机场碰到的寡妇孤儿。”37他也因此臭名昭著。陪审团做出了严厉的判决，认为图尔应当为6项指控负责38，并且需要支付超过82.5万美元的罚金39。但是之后，ACA资本管理公司又进一步对此提起了诉讼，这家公司在交易中损失了超过1.2亿美元。这一案件被法院驳回了，法官对此的裁定是，作为一家“高度专业的商业实体”，ACA公司应当在投资前多做点功课。40
如果你只想买一台烤面包机，那么你不需要阅读什么合同。但是如果是你想妥善处理自己的退休基金，需要签订一份可能涉及数亿或者数十亿美元负债的合约，那么就有很大的必要去认真读一下合同了。买者自负的情况因此得以存在和发展，尤其在当下成熟投资者遍布的金融市场中，欺骗行为甚至为人们所默许。
监管英雄和监管被俘问题
政府为我们提供的反欺骗保护不仅仅来自合同法（这允许我们在出问题的时候提起诉讼），还有政府监管。在美国，第一个重要的监管机构是成立于1887年的州际商务委员会，主要目的是保护地方免受铁路公司掠夺性定价，当然也监控其他各种滥用职权的情况。41从那时起，政府监管机构不断涌现，并发展壮大。如果整理一份主要监管机构的名单，我们会发现它们从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再到核管制委员会，几乎无所不包。42但是这些数量众多的监管机构到底对经济有多少益处？对于这个问题，争论从未停止。
20世纪下半叶，有一个理论逐渐兴起，除了腐败问题，政府监管机构也会逐渐被其所监管的对象俘获。1955年，政治学家马弗·伯恩斯坦（Marver Bernstein）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监管机构通常是因为公众被某些职权滥用情况激怒而建立，但是成立后，机构很快就不再关注这些问题。被监管对象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了对监管机构的俘获，包括直接贿赂、为其亲友提供工作机会或者为可能任职的政客提供竞选资助等方式。被监管的企业着力扭转那些对它们有影响限制的法规条款，而公众则被繁杂难解的法律条款所迷惑，完全没有意识到监管机构已经走向腐败。据称，被监管的企业可以让监管机构的态度发生转变，最终站在它们这边，比如通过严厉执行一些正当性存疑的法律条款阻止市场竞争。43这种说法我们并不陌生（具体可见第五章对政治的讨论）。
从更险恶的角度来揣测，该理论认为政府建立各种监管部门完全是由被监管对象暗中策划的。这些被监管对象其实是监管法规的最主要拥护者，因为它们非常清楚，之后它们就能够滥用法规。44这就是所谓的“监管的经济学理论”，因为以经济学家的标准来看，经济中所发生的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所推动的。45
但是俘获理论自身也存在问题。用于支撑它的证据通常都有偏误，主要基于部分监管失败案例中“人咬狗”的故事，而没有仔细搜寻更普遍存在的“狗咬人”（监管者勤恳工作、敬忠职守）的情况；被使用的这些证据在因果关系上也非常脆弱。46同样重要的是，俘获并不是一件非黑即白的事情，不止“是”和“不是”两种选择。正相反，其中存在很多灰色的部分，而且深浅不一。47丹尼尔·卡彭特（Daniel Carpenter）和戴维·莫斯（David Moss）在其所主编的《监管者防俘获》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弱俘获”的概念，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利益方的影响，但是监管机构仍然能够实施监管，并且从总体来看，监管机构为公共利益服务。48我们已经在第六章对食品和药品的讨论中看到了这样的案例。没有人会希望回到19世纪的许可证制度，让如斯威姆的万灵剂、拉达姆的微生物杀手这样的假药横行于市场。但是，我们需要看到药品生产商是如何欺骗监管者的。我们讨论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如何将自己置于一个容易被欺骗的位置——它在临床试验设计和结果报告方面给予被监管方5个方面的选择空间，让它们可以自由选择。对此，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默克公司所生产的万络止痛药成功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许可。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监管有一定问题就认为应当彻底取缔监管，如果这种逻辑成立，那么可以简单类推：因为配偶、孩子和朋友会带来麻烦，我们也应当永远不结婚、不生孩子、不交朋友，这种想法无疑是荒谬的。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本章的主题——各种英雄角色49。乔治生活在华盛顿，他认识多位监管界的英雄，这些监管人士长时间工作，周末也经常加班，以辛勤的劳动来保护我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乔治还知道有许多人因在金融危机期间太过劳累而患上了疾病（甚至导致心脏病发作）。他还知道有许多人离开了监管岗位转投华尔街，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一直向往华尔街的繁华，而仅仅是希望从原本7×24小时的繁重的政府服务工作中解脱出来。是的，监管机构中有很多英雄，虽然我们不会在这里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就在那里。
总结
本章提到的诸多英雄事迹的案例中，领导者们都具有道德高尚和无私奉献的共同点，不管是在商界、政府部门还是其他地方，这些英雄都成功地说服公众采纳质量标准和监管机构。正如本杰明·卡多佐于188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中所提到的，我们并非要求一个“绝对完美”的社会，因为那与追逐经济利益的动机背道而驰。我们需要一个道德社会，其中包含一个允许个人行动的自由市场，这样的道德社会在对抗信息欺骗上已经有过成功经验。
但面对心理欺骗时，我们仍很容易上当。每一个贪吃冰激凌的孩子都懂得贪多必失的道理，在希腊甚至有类似的神话故事来告诫人们：想想那位点石成金的弥达斯国王。本章我们讨论了如何限制信息欺骗，心理欺骗则更加难对付一些，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
[1] 拉尔夫·纳德被称为现代消费者权益之父，他在20世纪60年代写作了《任何速度都不安全》一书，直接促使了汽车召回制度的产生。——译者注
[2] 贵格会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也称教友派或公谊会，该教派坚决反对奴隶制。——译者注
[3] 抗议血汗工厂学生联合会是一个由美国和加拿大多所高校的学生组成的组织。——译者注
结论
案例与经验
美国的新故事与后果
我们从一个地方开始本书，却要在另一个地方结束。在本书开头的部分，我们通过传统行为经济学的一些案例介绍了欺骗行为的概念，也就是西奥迪尼的列表（详见导论中对欺骗均衡的讨论）。回想一下，西奥迪尼列出了6种特定的心理弱点，通过这些可以实现对人们的操纵。
但是在我们的书中，一个新的重点出现了。这次我们主要强调人们会被欺骗的原因，并对此给出了一个更一般的表征。从第三章起，我们就一直在说，人们容易受骗是因为他们告诉自己的故事是影响他们决定的重要因素。为什么这种决策模式导致人们如此容易被操纵？因为典型的故事是很具发散性的，枝节众多，而大多数欺骗行为借机通过某种方式将新的枝节嫁接到原本的老故事上去，这就变成了人们告诉自己的故事。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取代了之前的老故事。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上述思想。人类最基本的技能之一就是我们的专注能力：能够集中精神在某些事情上，而不是另一些。我们可以把人们做出决定时他们告诉自己的故事称为焦点。这种称谓使得人们之所以受骗的原因变得清晰起来，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有关欺骗如何完成的重要线索。对注意力的操纵是两类人的基础素质：扒手和魔术师，他们都有独特的技巧能够分散人们的注意力，然后他们就能够施展自己的敏捷手法。
在写上一段之前，我们回顾了很多案例，从Cinnabon开始一直到后面的例子。通过回顾，我们发现在每一个案例中，欺骗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钓鱼的人抓住了其他人注意力分散的瞬间。在某些情况下，那些实施欺骗的人，像魔术师或扒手，自己创造了那个有误导性的焦点。我们也回顾了西奥迪尼的列表，其中每一项都可能是由于人们被错误关注点吸引所导致的结果。
“钓愚”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本书所传递出的最基本的消息。我们写作本书正是为了指出我们所认为的错误关注点。有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故事在美国深受大众欢迎，甚至在海外也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个故事主要来自对标准经济学的简单解读，它认为，除了受到收入分配和外部性的限制外，自由市场经济是我们能实现的最好的世界。让所有人都“自由选择”，然后我们就能够拥有一座人间天堂，即在目前科学技术、人类能力和收入分配允许的条件下，实现伊甸园的梦想。
我们看到了自由市场所带来的种种繁荣，但是每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自由市场也是如此。人类用以创造繁荣的聪明才智也同样能够用来发展推销术；自由市场中能诞生利人利己的双赢模式，也同样能诞生损人利己的单方获利模式。只要有利可图，这两种模式都不断地被人们采纳完善。自由市场可能是人们最强大的工具，但正像所有强大的工具一样，它也是一把双刃剑。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防范一些问题的出现。所有会使用计算机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计算机通过多种不同的途径使我们向整个世界公开个人信息。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采取预防措施来抵御欺骗，如同对抗计算机病毒一样。我们都知道，别人向我们发送邮件要求我们做某些工作，这对我们没有好处，但是对他们却非常有利。我们也都知道，反过来，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我们都明白，我们可能因为游戏、脸谱网或者其他诱惑而变得沉迷于计算机。1然而，因为计算机的各种优势，我们还是打开了心扉，接受了它消极的一面，这种消极与自由市场的缺点属于同一种类型。但是只有真正的愚人才会假装缺点和问题并不存在，或者是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
但是现实中正好相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美国最著名的经济故事（很可能也是占主导地位的那个）是，只要我们能够自由选择，那么自由市场就总是对我们有利。当然，这里谈到自由市场总要强调之前所说的收入分配和外部性，但是通常人们只会忽视而不是有所戒备。
改革的时代
在美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改革时代的重要时期，大致是1890~1940年。这一时期，以三个相互独立的运动为标志：19世纪90年代，由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主导的农民民粹主义运动；1900~1920年，由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主导的好政府–进步主义运动；以及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新政。这些运动及其目标都各不相同，但是在改革时代末期，却共同孕育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相比1890年时，我们需要在各个层面扩张政府的作用——尤其是在联邦一级。2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大概也就在改革时代之后——在美国，人们有一个很显著的共识：政府是制衡自由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当然，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是在制定美国国内政策时，这种分歧主要是细节上的而非本质上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是一位出身共和党的美国总统，他任命了一位同样来自共和党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当然并不是有意为之）3，这位大法官改变了整个美国的历史：他推翻了之前美国最高法院的决议，裁定在学校实行种族隔离是非法的。更重要的是，时任美国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 Faubus）试图在小石城挑战这一决议时，艾森豪威尔直接派出了联邦军队。在此之外，他还一手建立了美国州际公路体系。尽管艾森豪威尔是一位共和党人[1]，但是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每当民众有需求时，他都毫不犹豫地使用政府力量来提供帮助。
轮到美国民主党执政时，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两位总统延续了这些政策。肯尼迪采用凯恩斯刺激政策来使“经济恢复运行”。他还提出了民权立法。在肯尼迪遇刺身亡后，林登·约翰逊继续推进这项立法，最终成功获得国会批准。约翰逊自己则启动了联邦医疗保险项目。之后，再轮到美国共和党执政时，尼克松总统并没有停止改革。正相反，他建立了环境保护局；同时，还要求大幅提高社保的福利水平。4因此，纵观美国故事，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应该在其中扮演各种角色。当然，政府的工作并不完美，但这并不是我们的焦点。根据当时美国主流的故事走向，政府应当在诸多方面发挥作用。5
新故事兴起
但是，现在有一个新故事开始流行：“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并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救星，政府正是问题所在。”这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总统就职演说中的观点，后来人们引用时通常去掉了“在当前的危机中”这半句。随着这样的论断出现，里根开启了一种新的国家故事。6如果一个人认为只要人们能够自由选择，那么市场就能完美运行，由此很容易就会推导出“政府正是问题所在”（政府没有资格干涉）这一结论。但是既然存在外部性、收入分配不均以及欺骗等种种问题，市场其实并不是完美运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干预其实是有必要存在的。改革时代已经证明，如果能够有效发挥作用，那么政府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然而，现在这套理论已经成为“老故事”。
新故事是错误的，因为它对经济特征的描述是错误的，它对美国历史的特征描述也是错误的。多年以来，在改革时代或更早之前，我们看到政府活动大幅扩张。通过仔细的反复试错以及诸多痛苦的经验教训，我们已经创立了能够反映实际需求的政府项目和法律，仅以几个方面为例：社保、医疗保险、证券监管、存款保险、州际公路体系、扶贫、食品药品监管、环境保护、汽车安全法规、反抵押贷款欺诈法规、公民权利法案以及保护性别平等法规。通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艰苦的斗争，到里根就职总统时，美国已经拥有了一套能够切实服务人民的政府体系。
“政府正是问题所在”的新故事本身就是一种欺骗。它显得如此有吸引力是因为：那些宣扬类似“有坏事发生”的报纸比宣扬“一切都很顺利”的报纸要好卖得多。如果一个记者整天写“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员工都非常出色、工作努力，是人民的好公仆”这类报道，那么他离失业也不远了。因此，有关政府的新闻报道通常都是曝光其失误和缺点的。进一步来说，公众其实非常依赖政府项目的良好运作，这也是为什么新闻总是聚焦于政府没有尽职。
三个例子
我们贯穿本书的写作方法是将经济理论，也就是各章的基础，与解释应用的案例相结合，这也是我们在总结部分将要采取的方式。下面我们将举三个例子来对比老故事与新故事中的经济学。每个例子都将指出，把通过试错得来的改革成果扔在一边，转而相信没有经验支撑的新故事经济理论，将会导致人们忽视欺骗的存在。
社会保障及其改革
我们曾经多次与许多不同的听众分享我们关于欺骗的这些想法。我们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是怎么办的”，尤其是如何解决像苏茜·欧曼经常提到的超支问题。对此，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已经有大量理财书籍呼吁人们制定预算并严格执行。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和她的女儿阿米莉娅·泰亚吉（Amelia Tyagi）提出了一条经验法则。7她们说，人们应当把自己拿回家的工资分为三部分：50%分配给必需品，30%用来满足自己额外的消费欲望，另外20%则储蓄起来以备养老或者不时之需。这是非常明智的建议，特别是人们之所以乱花钱通常都是因为把自己的需求（也就是必需品）定义得太宽泛；这条经验法则也允许人们满足自己在必需品外的一些愿望，比如偶尔买束花或者外出吃顿饭，这为生活增添了情趣。基本上，她们的建议与苏茜·欧曼所给出的不谋而合：如果想避免陷入财务窘境，那么就严格遵循预算吧。
认真遵循预算是解决低储蓄问题的最直接、最根本的方法。然而，直达的道路似乎总会拥堵：正如生活中总是发生的那样，精打细算让人们从心理上难以接受。既然这种直接的方式很难实现，美国政府打算另辟蹊径，避免出现低储蓄带来的严重后果。美国的社保体系极大地减少了老年群体陷入贫困的情况。通过社保系统，我们不必等待人们一个一个地学习沃伦和泰亚吉所建议的经验法则，自觉地把20%的收入储蓄起来。我们找到了一种更简便的方法。社保系统通过税收留取人们的部分收入（员工和雇主各支付员工工资的6.2%，目前缴纳社保工资上限为118 500美元8），并且使用这笔资金来给老年人发放养老金。这一方案的效果非常显著。从20世纪60年代提高养老津贴以来，65岁以上老年人群的贫困率大幅下降，从1959年的35.2%降至1975年的15.3%。9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社保是他们劳动收入之外的最主要收入来源。在劳动收入和其他政府转移支付（如退伍军人福利）之外，对收入最低的20%人群来说，他们约94%的收入来自社保；收入最低的20%~40%的人群社保收入占比约为92%；在收入分配中位于40%~60%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为82%；在收入分配中位于60%~80%的比较富裕的人群中，这一比例降到57%。只有在收入前20%的人群中，社保对非劳动收入的贡献才会小于50%。但是即使对于这种高收入阶层（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都购买了其他商业保险或者自身非常有钱，因此样本偏误很大），社保也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对这部分富裕人士来说，它贡献了约31%的收入。10如果拿走美国公民的社保收入，那么65岁以上人群的贫困率会从9%骤然上升至44%。11
通过这种方式，社保有效抑制了过度消费相关的欺骗。再加上联邦医疗保险以及60岁以上人群高达80%的自有住房率12，美国老人们也可以买得起给孙辈的礼物了。这种解决低储蓄问题的方法并不是直接走到人们面前喋喋不休地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花钱，而是政府起到了较大作用。（进一步来说，我们认为政府的承诺还有助于解决低储蓄之外的部分更紧急的问题，比如鼓励充分就业的宏观政策使得大多数人只会短期失业，失业保险则使得失业者能够比较容易地找到另一份工作，残障保险则给那些不能工作的群体提供了生活保障。）
鉴于当今大多数人口对于社保的依赖程度如此高，我们对于有些政治家还在试图挑战社保感到非常惊奇。然而新故事的力量如此之大，美国的社保体系可能将面临真正的威胁。2004年，小布什政府提议将很大比例的社保项目“私有化”，认为这种修改后的社保项目可以给人们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员工们原本需要缴纳其工资的6.2%作为社保费用，如果按照小布什政府的方案，那么员工们可以从这6.2%中扣下4%进入自己的个人账户。13他们可按自己的意愿投资于经批准成立的共同基金。退休时，退休人员就可以得到基金中的钱，但是同时他也需要偿还之前从社保系统扣下的那部分用于买基金的钱。鉴于缴纳给社保体系的费用变少了，这部分钱被用于发展基金了，这个逻辑是很合理的。小布什政府在建议中还富有创新性地提出，可通过扣除退休人员原本应得的社保收入进行偿还，这就如同退休人员当年借贷了一笔款项，贷款利息率大致为通货膨胀率加上3%。14
我们相当钦佩这项计划对“自由选择”逻辑的应用。然而，我们不得不坦言，这个方案非常愚蠢。这就像是让最脆弱的那群人向政府借一笔钱来投资于股市或者债券市场，贷款的还款日定在他们退休那天，还款利息率还非常高。
我们中的一位（罗伯特）做了一些数值模拟，检验这项社保改革方案的可行性，他主要使用了过去100年间美国股票和债券的历史回报数据。15为了模拟，首先做一个很美好的假定：改革后的社保系统运行不错，退休人员乐意接受这一方案。如果未来股票收益与美国过去100年间的股票收益相同，那么投资者选择把所有钱都投入股票，可以带来很高的回报。但是这里涉及两个极端假设。如果按照更常规的做法，采取股票、债券混合比例的投资组合，那么即使股票回报很高，平均下来的投资收益也比较小。并且，注意这种投资是有风险的：基准计划（选取劳动者的中位数，且采用生命周期理论对股票与债券的投资比重进行调整）会带来约32%的投资损失。如果在股票收益上采取更可能的假设，也就是未来股票回报会依照其他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表现（而不是美国这种超常情况），那么这项计划就不仅仅是有点风险，如果依然采用基准计划进行投资，那么届时将造成71%的损失；全部投资股票则会带来33%的损失，此时，收益中位数已经非常小了。
小布什政府在其第二届任期之初重点提出这项改革方案，后来因为不受大众欢迎，此方案被搁置。在10年后的现在，这项方案似乎也不太可能会再回到新故事的改革议程上来。然而，其他计划出现了；由原本小布什政府的“社保私有化”变成了保罗·瑞安（Paul Ryan）的“医保私有化”。瑞安的计划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2022年之后年满65岁的人将不可享受联邦医疗保险的各项服务，而是获得一种可以用来在私人市场上购买医疗保险的凭证。这项计划能够削减政府预算开支，因为这种凭证是按照消费者物价而不是医疗服务价格来计算通货膨胀的，后者膨胀得更快。然而，这种开支的削减并不是没有代价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结果显示，如果采取新方案，那么到2030年时，65岁以上的美国人要自己支付68%的医疗费用；而如果能维持现有的联邦医疗保险体制，医疗费用中自付的比例仅为25% 。16此项计划以及共和党提出的整个预算提案都是基于自由市场的新故事。21世纪前10年的风格已经变成了把政府从美国人民的身后赶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