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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马尔萨斯的幽灵仍然会在“世界末日（经济）论”中出现。例如，著名的计算机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及其1992年的续篇《超越限制》，这些都是马尔萨斯主义的现代版的代表作，它们所预言的灾难甚至已经超越了其理论鼻祖：

如果目前世界人口增长、工业化、污染、食物问题，以及资源枯竭等趋势继续保持下去，那么我们这个星球将会在下一个百年碰撞到增长的极限。最有可能的一个结果就是，人口和工业能力会出现一次突兀而无法控制的骤减。3

马尔萨斯预言的缺陷尽管马尔萨斯的统计研究工作非常仔细，但是今天的人口学家们还是认为他的方法过于简单化了。在对边际收益递减的讨论中，马尔萨斯从未预料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奇迹；也没有认识到计划生育和新技术能让家庭有降低出生率的能力。事实上，在1870年以后，当生活水平和实际工资快速增长时，西方大部分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却下降了。

在马尔萨斯以后的一个世纪里，在欧洲和北美，技术的进步拓宽了生产可能性边界。实际上，技术变革的迅速非常之快，使产出的增长远超出人口的增长，从而使得今天的实际工资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然而马尔萨斯理论中的正确部分，对于我们理解当前存在着人口和食物供给不平衡的贫困国家中的人口变化趋势仍然有重要的作用。

越富越健康

毫无疑问，今天人类的足迹已经遍布全球各个角落。人们在开垦农场、扩大城市和建设新居的同时，势必会缩减森林、狼群、沼泽和杂草的生息之地。但另一点，即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所强调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通向环境毁坏之路”，是否也毫无疑问呢？

从历史的记录中我们无法找到明确的答案。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污染程度随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一般呈现出“倒U形”（见图18-1）的趋势。曲线上升的部分是城市化的结果。在这一发展的最初阶段，高污染工业取代了农业。当钢铁厂取代了农作物，空气污染进一步恶化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穷困国家无力负担污染控制的经济成本的时候。但随着收入的提高，各国都倾向增加污染控制投资，其经济结构也从重工业转向服务业，从而污染就会减少。这样就解释了图18-1中“倒U形”的污染曲线。

美国污染的长期趋势与这些理论比较吻合。图18-2显示的是20世纪五种主要污染物每单位产出所造成的污染量。污染物的每单位产出所造成的污染在20世纪的100年中都有大幅度的下降。

经济增长与人类健康的关系是什么？这里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人类健康水平同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环境恶化，如糟糕的卫生条件以及不清洁的饮用水等问题，在最贫穷的国家里也最为严峻。对人口、经济发展和污染之间的关系有过深思的学生之一是牛津大学的威尔弗雷德·贝克曼。他将他的发现总结如下：

占世界人口75%、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就是如何在本地获得安全的饮用水、良好的卫生环境以及都市退化等问题。而且，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大多数国家最终获得良好的环境的最好（也许是惟一）方式就是脱贫致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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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种类

什么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它们应当包括土地、水，还有大气。这个三重组合生产出了许多有用的商品和服务。大地肥沃的土壤为我们提供了粮食和美酒；地表下还蕴藏着石油和矿藏。水源为我们提供鱼、娱乐，以及非常经济的运输方式。宝贵的大气层不但提供可供呼吸的空气、日落的美景，还提供飞机的飞行空间。自然资源和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另一种形式的生产要素，就像劳动与资本一样。它们是为人类服务的，因为我们从自然资源的服务中获取了产出或满足。

可分拨资源和不可分拨资源

在分析自然资源时，经济学家们注意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属性。首要的属性是资源是可分拨的还是不可分拨的。回忆一下，当厂商或消费者能够获得商品的全部经济价值时，商品被称为可分拨的（appropriable）。可分拨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当农夫出售土地上生产的小麦和酒时，土壤的肥力为农夫所得）、像石油和天然气那样的矿产资源（所有者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矿产品），以及森林（所有者可以向出价最高的人出售土地或树木）。在一个运行良好的竞争性市场，我们期望可分拨的自然资源将被有效地标价和分配。

但第二种自然资源，不可分拨的（inappropriable）资源，就一定会引发出经济问题。不可分拨的资源是其成本或收益不能完全归属于其主人的资源。换句话说，不可分拨的资源是一种具有外部性的资源。（回忆一下，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

不可分拨的资源的例子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找到。举一个像金枪鱼、青鱼、鲟鱼等重要鱼类存量下降的例子。一群金枪鱼不仅能作为晚餐的食物，而且是繁殖下一代金枪鱼的母体。然而，这种繁殖潜力往往未能被纳入市场的行为之中，没有人会乐意买卖“金枪鱼的*行为”。当一只捕鱼船捕捞金枪鱼时，它不必为这种消耗未来生殖潜力的行为而向社会提供赔偿。因此，在没有对这种行为加以限制的条件下，捕鱼船就会有过度捕捞的倾向。

这就导出了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结论：

当资源是不可分拨的、具有外部性时，市场就不能提供正确的信号。一般说来，对于外部不经济的产品，市场会生产过度；而对于外部经济的产品，市场又会生产不足。

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

运用资源的方式，取决于资源本身是可再生的还是不可再生的。不可再生资源（nonrenewableresources）是指那些其供给量基本固定，或短期内不可再生的资源。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矿物燃料，它们在几百万年前沉入地层，相对于人类文明来说，它们的数量是可以视为固定的。另外还有非燃料矿物资源，例如铜、银、金、石头以及沙子。

第二类是可再生资源（renewableresources），它们的效用能够被有规律地补充，而且只要管理得当，它们就能产生无穷无尽的效用。太阳能、耕地、河水、森林以及鱼群都是很重要的可再生资源。

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见到的，高效率地运用这两种资源的原则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高效运用不可再生的资源，其着眼点在于数量有限的资源的使用时间安排上：是应该现在就使用低成本的天然气，还是保存起来供今后再用？相反，对于可再生资源来说，明智的做法是保证能够不断地获得这种资源的效用，例如，适当地管理森林，保护生殖期的鱼群，或是监管河流湖泊的污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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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1列举了资源的基本分类以及各类的代表。

可分拨自然资源的分配

现在我们来看可分拨资源，即那些由私人拥有、其主要的成本和利润可以被纳入市场行为的资源。哪些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产业呢？表18-2显示的是在国民收入和产出账户中计算的主要产业的增加值。2001年，市场所有自然资源产业占到了总产出的；其中两个产业，农业和石油天然气，就占了市场化的自然资源的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二。

虽然它们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很低，但如果想当然地认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并不重要的话，那将是十分愚蠢的。是否会有一天，我们耗尽了一些基本的自然资源（如能源），然后又去费劲地寻找新的替代物呢？没有什么比耗尽了计算机、汽车、医院和电动马达所需的燃料这一点能够更快地让现代工业经济陷入混乱和贫困。当今的现实的确令人担忧，因为在美国今天的能源消费中，高达90%的比例是来源于有限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和煤。我们是否应当逐步限制这些宝贵的社会资本存量的使用，以便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也留下一些呢？

经济学家们从两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他们指出，矿物燃料如石油和天然气是有限的但不是“必需”的。所谓必需的资源（像氧气）是指那些没有替代品的资源。所有的能源都有替代品，在许多方面，我们可用煤代替石油和天然气；当需要液体或气体的原料时，我们可将煤液化或气化；当煤用光之后，我们可使用成本高一些的太阳能、核裂变能，甚至或许有一天用上核聚变能。后面的三种能量可以说是无限的，因为如果太阳能也耗尽了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已无法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了。

第二方面的回答涉及到不同资产的相对生产率。许多环境论者指出，能源和其他一些自然资源（如野生区域、原始森林）都是特殊种类的资产，应当加以保护，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家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只是将自然资源视为一种特殊种类的生产性资产，就像高倍速的计算机、职业培训中心的人力资本、软件方面的技术知识，以及科学家和工程师一样。经济学家和环境论者都同意，这一代应该为下一代留下充足的存量资产，但经济学家更关注于资本的生产能力而不是它的确定形式。经济学家提出了质疑，下一代从哪种形态中获益更多，是诸如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自然资源的巨大储存，还是那些经过深加工的资本，如更多的科学家、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通过信息高速路联结的图书馆呢？

自然资本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之间的替代关系，可用图18-3中的生产无差异曲线或“等产量曲线”来说明。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为了在未来达到某种数量的产出（Q*）所需要的两种资本的数量。我们可以制定保护政策减少今天的能源使用，为将来留下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及相对较少的人力资本，例如图中C点的产出。同样，这种产出可以通过低能源价格和高教育水准的组合在B点实现。这两种方式都是可行的，但我们更想要那种能给现在和将来都带来更大消费量的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等产量曲线与纵轴相交于点A，表示我们能在不需要石油和天然气条件下所生产的未来的产出水平Q*。为什么这是可能的呢？因为在A点，依靠高度发达的科技知识，人们可以发明和推广精煤或太阳能之类的能源，以替代耗尽的石油和天然气。曲线与纵轴相交，表明在长期内，石油和天然气并非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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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价格趋势

1973年，中东地区在经历一场战争和禁运之后，石油价格暴涨，许多其他种类的资源价格也随之急剧上升。很多人都担心世界上主要的不可再生资源已经处于枯竭的边缘。石油业的专家甚至认为，到2000年油价会涨到每桶100～200美元（以现在美元价格计）。

将近30年之后，原油的价格远远低于预测值。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今天的油价不比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前高多少。令人惊奇的是，大多数自然资源都是这样：在长期内，价格是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图18-4显示了与劳动力价格相比的一些资源的价格变动趋势。过去50年来，与劳动力相比，所有的自然资源都不是那么稀缺了。尽管有过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短缺，但它只是暂时地背离趋势而已。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角度来加以观察。如果资源悲观论者是正确的，则我们可以推断：越来越多的国民产出是由资源（耗费）型产业提供的。事实上，资源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近两个世纪以来的确是不断地下降。图18-5表明了农业、林业、渔业、采矿业和其他资源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这些产业曾占到经济的13%，然而，到了2001年这一比率下降到5%。大部分的下降是来自农业，其原因我们在第4章已经论述过。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影响在图18-5中表现为一个跳跃，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以及它们占国民经济的份额也同时有一个飞升，但从80年代开始又出现了向下的趋势。

这一趋势意味着什么呢？答案与前面我们对马尔萨斯的讨论相似。实际上，技术变革和新发明带来的降价效应抵消了消耗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例如，铜质电话线正在被光纤电缆所取代，后者使用的原材料更加便宜和丰富。这类变化已经发生在大多数的自然资源领域。

资源之赌

1980年，经济学家和富足学派的主要倡导者朱利安·西蒙（JulianSimon）向环境悲观论者发出了挑战。西蒙相信技术能够找到任何可消耗资源的替代物，他允许悲观论者挑选任何自然资源，并愿与他们打赌：所选资源的价格一定会下降而不是上升。

保罗·埃利希（PaulEhrlich）是一位有名的生物学家和环境论者，他接受了西蒙的挑战。埃利希最早出名是由于他在1968年写了一本名叫《人*炸》的书。在书中他预测了即将席卷世界的饥荒。在后来的一本书中，他还预言到1985年将会出现主要原材料的短缺。毫不奇怪，埃利希当然认为西蒙的预言是可以攻破的。他在5种金属（铬、铜、镍、锡、钨）上下了1000美元的赌注，认定在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它们的价格在1990年时一定会上升。

西蒙最后获得了胜利。在剔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10年里所有5种金属的价格都下降了许多（参阅图18-4的一般趋势）。埃利希不仅未能注意到长期资源价格的相对趋势，更不幸的是，他又正好赶上了美国的商业周期扩张同时为长期增长趋势所支撑的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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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曾经作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竞选的时候他在指出诸如南极臭氧洞和全球气候变暖等当前环境问题时，曾提醒人们应当关注那些未经抑制的经济增长所隐含的灾难性的后果。对此，布什总统曾插话相讥道：“各位知道我为什么称这位先生为臭氧人吗？他在增长和环保问题上实在是太极端了。如果按他说的办，我们就都要丢掉工作，并陷身于猫头鹰（重点保护动物）的团团包围之中。”

这场政治辩论反映了两种很深的分歧，一种人看到当国家不重视环境问题时灾难随时都可能降临；另一种人则相信凭借现代化的技术可以很轻松地解决环境问题，并认为在战争、失业、瘟疫、毒品和贫穷等问题的更严峻挑战的面前，环境问题并不特别重要。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揭示环境的外部性特征，说明为什么它们会造成外部不经济，并分析可能的弥补方式。

外部性

我们已经接触过外部性这个概念，其含义是一种向他人施加那人并不情愿的成本或者效益的行为，或者说是一种其影响无法完全地体现在价格和市场交易之上的行为。

外部性表现为多种形式。有些外部性是正的，有些则是负的。当一个厂商将酸性的废水排放到溪流中时，鱼和植物会被杀死，景观的价值也会降低。因而这是一种负的或曰有害的外部性，因为该厂商并不需要就其行为向人们进行补偿。当你发明了一种好的办法可以清除外泄出来的原油时，这一好处将被许多未向你付款的人所享用。这就是一种正向的或者说有益的外部性。

有些外部性具有普遍性，而有些只涉及到很少的人。在中世纪，如有淋巴腺鼠疫病毒携带者进城，那么城里所有的人都会患黑死病而死亡；而在有风的日子里，如果你在足球场上嚼洋葱，则外部性的影响就不容易被人注意到。

公共品和私人品

为了说明外部性概念，让我们看看公共品这个极端的例子，公共品是一种向所有人提供和向一个人提供时成本都一样的物品。

公共品的典型例子是国防。对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比国家安全更重要了。但国防作为一种经济品，与面包等私人品完全不一样。10块面包可以按人头分成许多份，而且我吃过的面包别人就不可能再吃一遍。而国防，一旦有人提供，就会对所有人产生平等的影响。无论你是*还是鸽派，无论是和平主义者还是好战主义者，无论是老人还是青年，无论是文盲还是饱学之士，你都会像该国所有其他居民一样获得军队所提供的安全保护。

一个明显的对比是：提供像国防这样的公共品的生产水平的决策，会涉及到保护我们每个人的潜艇、巡航导弹和坦克等。消费私人品（如面包）的决策则完全是一种私人行为。你可以吃4片、2片或者全部，总之，这完全是你个人决定的事，而无需确保其他人都有一定量的面包可以消费。

国防是公共品概念的一个戏剧性的极端例子。但是，如果你再想想天花疫苗、公园音乐会、建筑在河上游的防洪堤坝以及其他类似的政府项目，那么你就会发现公共品的一些共同特征。归纳如下：

公共品（publicgoods，也译“公共物品”或“公共产品”——译者注）是指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私人品（privategoods）恰恰相反，是那些可以分割、可以供不同人消费，并且对他人没有外部收益或外部成本的物品。公共品的有效提供通常需要政府行为，而私人品则可由市场进行有效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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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共品

也许最棘手的市场不灵就是全球公共品了，它指的是其影响不可分割地蔓延到整个地球的一种外部性。重要的例子包括减缓全球变暖（本章后面将进行讨论）、防止臭氧的消耗、新产品的发现（如疟疾疫苗）等行动。全球公共品的问题之所以特别难以处理，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市场或政治机制进行有效的配置。市场不灵是因为个人没有适当的积极性进行生产，而各个国家又无法独享全球公共品投资的收益。

全球公共品与其他物品有何不同？如果一场大风暴毁坏了美国的玉米收成，市场会引导消费者和农民重建供需平衡。如果美国的公路系统需要现代化，选民将游说政府开发更有效率的运输系统。但如果全球公共品问题出现，例如全球变暖或抗生素的研发，则市场参与者和单一国家将都没有适当的积极性去寻找有效率的结果。任何个人或国家的投资的边际成本都会远远低于全球居民的边际收益，因此投资不足是必然的结果。

外部性造成的市场无效率

亚伯拉罕·林肯曾经说过，政府应当“为人们做那些他们想做，但仅凭个人力量又根本无法做到或做好的事情”。控制污染合乎这一标准，因为市场机制无法对污染者进行适当的限制。厂商们既不会自愿地减少有毒化学物质的排放，也不会改变将有毒的废物倒入垃圾场的行为。控制污染一向被认为是政府的合法职能。

对无效率的分析

为什么像污染这样的外部不经济会导致经济的无效率呢？假定有一个以煤为原料的火力发电厂——黑亮电厂——会排出大量的含二氧化硫的有毒烟雾，从而造成外部不经济。硫化物当然也会影响厂家本身，厂房因此需要经常重新粉刷，同时员工医疗费用也会增加。尽管如此，损害的主要影响对该厂来说还是“外部的”，它影响的是整个地区：给植被和建筑物都带来问题，导致附近居民患上多种呼吸道疾病，甚至还会出现流产和婴儿夭折等一系列问题。

作为一家健全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厂家，黑亮电厂必须决定它应该排放多少污染物。若对污染置之不理，则它的工人和厂房都将会遭殃。另一方面，如果对所排放的每1单位气体都加以净化的话，则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低硫而清洁的燃料、再循环系统和净化装置之类。完全彻底的净化费用肯定太大，会使黑亮电厂无法在竞争市场上生存。

于是该厂经理会选择一个均衡水平减少污染。在该水平，电厂从多净化1单位污染或“污染减少1单位”（私人的边际收益）中所获得的效益，正好等于多“减少1单位污染”所增加的成本（净化的边际成本）。根据电厂会计的匡算，每减少1吨二氧化硫的私人边际收益为10美元。于是，电厂的工程师告诉经理，净化400吨污染物中的第50吨时，边际成本正好等于每吨10美元。这样，该厂就找到了清除污染的私人最佳水平是50吨，在这个水平上，厂家的私人边际收益正好等于净化污物的私人边际成本。换言之，当黑亮发电厂只从私人成本收益角度考虑问题并以最小成本进行发电时，它就会排出350吨的污染物，而只净化50吨。

现假定一组环境学家和经济学家要检测整个社会而不仅是一个黑亮电厂的污染影响。在检测总的影响时，观察家们发现，控制污染的社会边际收益（包括增进健康和提高邻近地区的资产价值）是上述私人边际收益的10倍。黑亮电厂每净化1吨排放量所带来的私人收益是10美元，还有90美元的附加外部成本是造福社会的。为什么黑亮电厂不将附加的90美元社会收益统计入账呢？因为那对厂商来说是外部的，对利润毫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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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了解了污染和其他外部性如何导致了经济无效率的产生：在没有管制的地方，厂商会采用使净化污染的私人边际收益等于净化污染的私人边际成本的方法，来决定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污染水平。当污染外溢出去的影响很严重时，私人均衡水平势必缺乏效率，从而导致很高程度的污染和很低水平的净化行为。

符合社会效率要求的污染在私人控污决策缺乏效率的条件下，能否找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呢？是否应该彻底禁止污染呢？是否应让受害者与制污者谈判，或对制污者起诉呢？是否存在一种可操作的解决办法呢？

通常，经济学家们通过平衡社会成本和收益的办法来确定符合社会效率标准的污染水平。更精确地说，效率是指控污的社会边际收益等于控污的社会边际成本。在这个水平上，减少1单位的污染所增进的国民健康和财产的边际收益正好等于相应的减少1单位污染的边际成本。

那么有效的污染水平该怎样确定呢？经济学家提供了一种方法叫做成本—收益分析，效率水平由一种行为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均衡来决定。在黑亮电厂的例子中，假定专家们研究减少污染和影响环境的成本数据后发现：当控污量从50吨上升到250吨时，社会边际成本会等于社会边际收益。在这个有效率的污染水平，他们发现控污的边际成本是每吨40美元，此时，控制最后1单位污染所带来的社会边际收益也是每吨40美元。

为什么厂商有效率的污染排放量是150吨（控污250吨）而不是400吨（控污0吨）呢？因为在这一排放量上生产的社会净效益最大。如果黑亮电厂的污染排放量超过150吨，那么所增加的环境破坏的社会损失就将会超过控污所带来的社会收益。而如果污染被降低到150吨以下，则控污的边际成本又会大于空气净化的边际收益。再重复一下，在许多场合，我们发现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时候，经济行为的结果是最有效率的。

成本—收益分析说明了为什么“无风险”或“零排放”政策通常是很浪费的。将污染降低到零将会使控污成本上升为一个天文数字，而减少最后几克的污染物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却少得可怜。而在有些情况下，要达到持续零排放几乎是不可能的。换句话类比一下，按照零风险原则，计算机工业就应当关闭，所有的汽车交通也应当被禁止。现实中通常的情况是，经济效率要求达成一个折中方案，即产业的额外产出的价值正好同额外污染的损失相均衡。

没有管制的市场经济会产生一定水平的污染（或其他外部性），在这个水平上，控污的私人边际收益等于私人边际成本。效率要求控污的社会边际收益等于其社会边际成本。在一个没有管制的经济中，会产生太少的控污行为和太多的污染。

对危害的估价

制定环境政策所遇到的一个主要困难是，我们需要去估计污染控制和其他政策的价值。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述的那样，有效的环境管理要求我们平衡因环境污染造成的影响以及经济损失。例如，如果污染排放费能根据社会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收益来确定，则我们显然就必须计算出污染的社会危害。

如果受影响的只是市场产品和服务的话，则危害的测量相应地也就会比较直接。如果气候变暖导致小麦减产，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小麦的净产值变动来测量。与之类似，如果新建一条马路需要拆掉某些人的房子，则我们也可以计算出替代住所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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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幸的是，许多类型的环境危害，尤其是非市场性的，对其进行损失估计要困难得多。举例来说，环保人士最近呼吁政府出台一项停止在太平洋西北部伐木的禁令，以保护斑点猫头鹰的栖息地。这意味着将会牺牲掉数以千计的伐木工人的就业机会，并且木材的价格会提高。但在另一方面，考虑到斑点猫头鹰的逐渐消失，我们又如何计量斑点猫头鹰持续生存下去的价值呢？再举个例子，在阿拉斯加的威廉王子海峡，埃克森公司的瓦尔代兹号油轮的泄漏污染了海滩，危害了野生动植物。海獭的生命究竟值多少钱？

经济学家们已经找出了许多种方法，如估计猫头鹰和海獭价值的方法，以计量无法直接用市场价格来显示的危害的价值。最可靠的方法是首先检查环境污染对不同方面的影响，然后再计算这些影响的市场价值。例如，在估计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影响时，环境经济学家首先估计高排放量对健康的影响，然后根据调查或根据人们实际行为来估计健康状况的变化，最后确定这些变化的美元价值。

估计涉及生态系统和不同物种的生存的价值是最困难的情况。斑点猫头鹰的价值是多少呢？大多数人从未见过斑点猫头鹰，就像从未见过引吭高歌的仙鹤或威廉王子海峡一样。但他们还是愿意对这些自然资源的价值进行估量。有些环境经济学家用或发价值（contingentvaluation）的概念来形容人们愿为假定的情形所支付的价格，例如，保护某些自然资源不受伤害。虽然这种方法能得到答案，但这些答案并不总是可靠的。

几乎没有人会怀疑未受污染的环境有很高的价值这一命题，但计量环境的真实价值，尤其是非市场部分的价值确实是一个难题。

污染的图形分析

我们可以通过图18-6来说明这些观点。具有正斜率的MC是控污的边际成本曲线，具有负斜率的曲线是减少污染的边际收益曲线。上面的MSB线是减少污染的社会边际收益线，下面的MPB线是净化污染的私人边际收益曲线。

污染的图形分析提示

在分析污染时将控污视为“益品”是很有用的。在图上，我们在纵轴上衡量边际成本和收益，在横轴上衡量控污或污染清除量。这里的技巧在于记住因为控污是一种“益品”，因此它在横轴上是正值。同样，你也可以用距原点很远的400单位作为新的原点，而将污染作为一种（害品并用）负值去计量。可见，零控污量就是400单位的污染，而控污400单位则意味着污染为零。

没有管制的市场均衡点为I，在I点私人边际成本和收益是相等的。在这一点，只有50吨污染被控制，每吨的私人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是10美元。但没有管制的市场是缺乏效率的。通过一个实验将控污量提高10吨，我们将看到这一点。这一变化通过I点右侧的条状部分表示。对于增加的净化量，边际收益是MSB曲线下的整个条状区域，而边际成本是MC曲线下的区域。净收益是两条曲线之间的条形阴影部分。

在E点实现了有效率的污染水平，在该点，控污的社会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且MSB和MC均为每吨40美元。同时，因为MSB和MC相等，增加微量的控污量在两条曲线之间并无差异，因此对额外的污染控制来说没有净收益。相对于无管制的情形，我们还可以把从阴影部分到E点的所有小条块集中，计算有效解决方式下的净收益。这一计算表明，区域ISE代表了有效控污后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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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考虑将每一点污染都排除的情形。这可以被称之为零风险哲学，在这里，它要求控制400单位的污染。在图18-6中，社会边际收益为零且无污染的点在B点，因为最后1单位不造成损害，而边际成本相对较高的点在Z点。在某些情况下，如在MC′虚线上，零污染的成本可能是天文数字。例如，降低能源利用中产生的所有污染的代价极其昂贵。

通过把有效率的点右边区域的小条块相加，我们可以看到零风险方案的净成本为区域EZB。这个例子说明经济学家为什么对零污染持怀疑态度，因为这可能导致整个经济的破产。

矫正外部性问题的政策

对付外部性造成的无效率的武器是什么？最常见的方法是政府的反污染计划，通过直接控制或经济激励来引导厂商矫正外部性。更细致的办法是明确并加强产权管理，以促成私人部门之间通过协商达成更加有效的解决办法。本部分我们将讨论这些办法。

政府计划

直接控制几乎所有的污染和其他影响健康及安全的外部效应，政府均依靠直接的管制加以控制。这通常被称为社会管制（见第17章）。例如，1970年的《空气洁净法》将三种主要污染源的规定排放量降低了90%。1977年，要求新的厂家必须减少90%的硫化物排放量。根据过去几十年中公布的一系列管制条例，厂商们必须逐步停止使用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这就是管制的作用。

政府怎样实施污染管制呢？我们继续讨论黑亮电厂的例子。国家的环境保护局可能会要求黑亮电厂将净化量提高到250吨。在命令—控制型管制下，管制者只需给出所要求的控污技术和施工场地的详细规定，命令厂商执行即可，该厂商或所有厂商几乎没有什么想点新招或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标准被合理地确定下来（一个很理想的假设），产出就可能达到本节前面所谈的有效率的污染水平。

理论上管制者可以选择控污法令保证经济效率，但在现实中这一点却不大可能。事实上，许多污染管制苦于越来越多的政府不灵。例如，污染管制经常在未对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进行比较之前就拍板定夺了，而没有这种比较就根本无法确定有效率的控污水平。的确，对某些管制，法律还特别禁止根据成本效益分析去制定标准。

此外，标准天生就是一种笨拙的东西。有效率的控污水平要求各种污染源的污染边际成本都相等。命令—控制型管制通常不允许厂商、区域和产业之间存在差别。因此，管制对大企业和小企业、城市和农村、高污染和低污染的产业都是“一刀切”的。即便A厂商一吨净化量的成本仅为B厂商的一小部分，但两个厂都被要求达到同样的标准。结果低成本的厂商得不到任何激励去更多地减少污染，即便这样做会更经济。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由于使用命令—控制管制法，实现环保目标的成本已经在不必要地增加了。

市场办法：排放费为避开直接控制的陷阱，许多经济学家建议环境政策应更多依靠经济激励而不是政府命令。方法之一就是收取排放费，即要求厂商为它们的污染支付等于其外部危害的税款。如果黑亮电厂对该社区造成的外部边际成本是每吨35美元，那么合适的排放费就应为每吨35美元。这就是通过让厂商面对其行为的社会成本，而将外部效应的影响内部化。黑亮电厂计算它的私人成本后会发现，在图18-6的E点，再增加1吨污染会花费它5美元的内部成本和35美元的排放费，边际污染成本总共是每吨40美元。通过比较新的私人边际收益（私人收益加排放费）和边际控污成本，厂商将会把它的污染水平控制到效率水平。如果排放费是通过精确计算的（又一个很理想的假设），那么，追求最大利润的厂商就会被一只修正过的“看不见的手”引导至效率水平，在该点污染的社会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收益是相等的。

微观经济学 第二部分 保护环境 环境经济学（7）

另一种替代方法如图18-7所示，它与图18-6相似，只不过因移走私人边际收益曲线而变得简化了。运用直接控制法，政府只需简单地让厂商减少250吨污染物（或排放不超过150吨）。这将使标准落在粗垂直线上。如果该标准设置正确，厂商就将会接受控污的社会效率水平。因此，由于有效率的管制，厂商将会选择E点，该点的社会边际收益MSB等于边际成本MC。

收取排放费意味着什么呢？不妨假定政府要对厂商每吨污染物收取35美元。其结果意味着私人控污的边际收益将会从每吨5美元上升到40美元。面临这种激励，厂商当然会选择图18-7中的E点。

市场办法：可交易的排放许可证发放排放许可证是避免政府征税或收费的一种新办法。采用这种办法，由政府确定污染水平并将排放额度适当地在厂商中间分配，而不再是告诉厂商必须为每吨污染缴纳多少美元，并允许厂商自己选择污染水平。许可证的价格由许可证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数额上等同于排放费。假设生产和控污成本已知，交易许可证将产生与排放费一样的结果。这两种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政府经常会向厂商分派许可证，以赢得它们政治上的支持。这就是说，产业能从许可证上获得收益，而政府能在排放费上获得收益。

经济创新：污染许可证交易

大多数环境管制利用命令—控制的办法限制个体（如能源制造厂或汽车厂）对于污染物的排放。但这种方法并不适合于所有的污染物排放。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所有的计划都会产生非效率，因为它不满足所有排放都有相同的边际成本这个条件。

1990年，美国政府在它的环境控制计划中，宣布了一种用以控制二氧化硫这一最有害的环境污染物的全新方法。在1990年空气洁净法的修正案中，政府发行了一定数量的许可证，控制全国每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到2000年，排放量应当减少到1990年的50%。这一计划的创新之处就在于许可证可以自由交易。电力产业得到污染许可证，并被允许它像猪肉或小麦一样进行买卖。那些能以较低成本降低硫化物排放的厂商会这样做——卖出它们的许可证；另外一些需要为新工厂争取更多额度许可证的，或没有减少排放余地的厂商会发现，比起安装昂贵的控污设备或是倒闭来说，购买许可证或许更经济一些。

环境经济学家相信，激励的增强有助于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而且其成本比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管制要低。缅因州科尔比学院的经济学家汤姆·蒂藤伯格（TomTietenberg）的研究表明：传统方法的成本要比有成本效益的管制（如买卖排污许可证）高出2～10倍。

排污许可证市场的运行产生了令人惊奇的结果。最初，政府预计在开始几年许可证的价格应在每吨二氧化硫300美元左右，但实际上，市场价格下降到每吨100美元以下。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这一计划给了厂商足够的创新激励，厂商发现使用低硫煤比早先预想的要容易，而且更便宜。对于那些主张环境政策应以市场手段为基础的经济学家们来说，这个重要的实验可以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论据。

私人方式

一个普遍的假设就是，某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在克服污染和其他外部性导致的市场不灵问题时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产权的修正而不是政府的直接干预有时候也可产生有效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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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部门克服外部性的一种方法是依靠责任规则，而不是直接的政府管制。这里，外部性问题的制造者有法律责任向受害人进行赔偿。事实上，建立一个恰当的责任系统，外部性就被内部化了。

在某些领域，这类规则已经确立和颁布。例如，在大多数州，如果你被一个冒失的司机撞伤，你可以依法索赔。或者，你被不合格的产品所损害导致疾病等，公司都将负担产品责任。

责任规则从理论上讲，是将生产非市场化的成本进行内部化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在现实中，责任规则的应用却十分有限。它通常需要高昂的诉讼成本，这增加了原先的外部性成本。而且，由于产权并不完全（例如，涉及清新的空气时），或者外部性牵涉到大量的企业（例如，将化学物质倒入溪流中），许多受害方很难或根本无法起诉。

私人部门所采用的第二种方法依赖于明晰的产权和不同利益集团的谈判。这种方法是由芝加哥大学的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发现的，他指出：有关当事人自愿协商常常可以得到一种有效率的结果。

例如，假设我是一个农民，我用的化肥流到了下游，毒死了你鱼塘的鱼。进一步假设你无法起诉我毒死了你的鱼。如果你的养鱼业足够赚钱的话，即使你无法起诉我，你也会努力地促使我减少化肥的用量。换句话说，如果将我们两家的业务重组并能产生净利润的话，则科斯指出，我们两人都会有足够的动力坐到一起，就有效率的倾倒水平达成一致的意见。这种积极性势必存在，无需政府的任何控污计划或责任系统。

只要产权清晰，交易成本很低，尤其是当只有几个利益相关方时，健全的责任规则或谈判有时也能保证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产生有效率的结果。

气候变化：减缓抑或不减缓

在所有的环境问题中，没有什么比温室效应所引起的全球变暖的威胁更让科学家们感到焦虑了。气象学家和其他科学家警告说，由于燃烧矿物燃料所产生的大量诸如二氧化碳一类气体的累积，在下一个世纪将会引发全球气温变暖，其他的气候条件也会发生重大变化。通过气象模型，科学家指出，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到下一个世纪，全球气温将会升高4～8华氏度。这将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