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 173第一节 “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 173第二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思想材料 174第三节 中国特有的误人之见 176第二章 复杂的世界 185第一节 制度并非万能 185第二节 竞争政策的困境 186第三节 竞争价格的悖论 188第四节 竞争的作用有限 191第五节 “改革开放”：简单的经济政策准则？ 192第三章 无法独立存在的市场 194第一节 市场交换、市场经济与秩序 194第二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心目中的“市场失灵” 196第三节 市场经济持续存在的必要前提：政府 197第四节 市场经济持续存在的必要前提：家庭和社会福利 199第五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企业 200第六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货币制度 202第七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政府本身作为事前防范的设施 204第一节 “自由”的观念和自由主义 207第二节 自由与平等 208第三节 自由与强制 212第四节 行不通的自由主义 215第五节 不可超越的公平和平等 221第五章 多种多样的经济体制 223第一节 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不同之处 224第二节 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结构特征 227第三节 决定市场经济模式多样化的根本原因 229第四节 一国的文化传统与市场经济模式 232第五节 历史过程塑造市场经济模式 234第六节 蜕变中的美国模式 236第六章 市场经济中的公有制企业 239第一节 市场经济与资本金私有 239第二节 近现代公有企业的历史回顾 241第三节 有效率的公有企业产权结构 244第四节 有效率的公有财产代管人 246第五节 并不充分的经济效率条件 250第六节 东欧私有化的教训 253第七节 新世纪的真正问题 257第七章 对自由贸易的迷信 258第一节 正统国际贸易理论的迷误 258第二节 富国靠保护幼稚产业而兴起 262第三节 贸易保护主义下的科技革命 266第四节 自由贸易中的失败者 267第八章 全球化陷阱 271第一节 由发达国家界定的含义 271第二节 国际垄断资本的计谋 274第三节 插入的讨论：有害的外国直接投资 275第四节 危险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 278第五节 经济全球化的代价 280第六节 “溶入国际社会”？ 283第七节 曲解历史的“对外开放”神话 287第九章 “外向型经济”的误区 289第一节 自相矛盾的对外经济政策 289第二节 外向型的限度 291第三节 不成功的发展道路 295第四节 中国今后的发展战略 299.14
那我最后附带说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大骂房地产商，十几年来房地产商成了暴富阶层的主体，现在有个统计，现有中国100位最富豪有50位全部或部分涉及房地产，很多暴富的就是靠房地产开发而掘得第一桶金，这个我比你们有资格因为我岁数大，知道第一桶金是怎么掘得的，今天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力量之大，口气之大，国务院不在话下，好像国务院要受他指挥，所以我现在就要和他比口气，你比国务院还大，那我比你还大，就这么回事，谁怕谁啊。他们力量之大，足以在2003年阻挠中央银行限制对房地产业限制贷款的举措。我这里要强调啊，这是对供给方的贷款，我刚刚强调的是需求方，是买房子人的贷款，而实际上供给方房地产商的贷款早就应该掐死了，你卖不出去，我给你贷个屁款。需求方还有点道理，供给方是纯数混蛋的贷款，他们都这么暴富了，既然他这么有钱就让他自己投去，你给他贷什么款啊！
2003年中央银行限制对房地产贷款，他们能抬出一个所谓国务院文件来对抗，我记得有一篇文章说是百日维新的失败，说是中央银行发了一个文件限制贷款，然后过了一百天，国务院，人家说国务院大还是你中央银行大，在中国肯定是，在外国不一定，国务院文件说还要发展房地产，当时房地产商就说，这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余永定是很温和的人，绝对不是我们左派的人，那时候他就打电话跟我说，非常气愤地说，这帮人简直就是混蛋，中国还有没有王法！宏观调控还能不能搞，因为他是搞宏观的，说中国的政策谁指挥，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他问我，我说，你问我，我问谁去！党中央的官你比我认识得多，你去问问他们，国务院怎么出的这个文件，我不知道。但是据我知道，有一点可以保证，钱起作用了。为什么呢，我没有证据，我讲点别的事，我家搬家的时候，这个雇的司机，他说我过去是给某某老板开车的，我相信这个司机没对我说假话，他说假话干什么。我问你这老板做什么？做传销，我说那传销违法的啊！我99年搬家，他说我那老板就有那本事，弄下批文，允许他干。我说他怎么搞的？他说，到中南海去。我说你说话可得有证据。他说我开车亲自送去的。人家说出来了，我相信这个司机没对我说假话，没留名噢。中国很多事啊，你花钱，不一定是领导这个人，因为我也进过中南海，重要的是那些秘书，秘书怎么说通，那很简单。秘书把这文件送上去，这是领导程序，我见过，召见过我，到时候秘书给你说几句话，就像家里老婆对你说几句话，那比谁都管用。那就是象太监那么顶用，这都是我猜测，没有事实，是一小人之心比君子噢。这个小人就是我讲的那些事，我比他们那些君子。可能是这样，因为中国以后发生的一些事黑道超出我的想象，我现在只好这样讲，所以说我不是说某一个领导，而是那些秘书，能量大得很。但是我不客气，其实现在这个时代老实说比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好处，我们言论还是比较自由的，随便讲的危险还是比较小。刘勇去年脑袋不是掉了吗？去年我就给韩德强打电话，我们一定要把刘勇脑袋弄下来。发动全体股民攻击，就是那沈阳的刘勇，无法无天，就是黑社会和房地产结合的。为了开发东西，他打死人。
下面就是骂房地产集团了，但是这个利益集团最近两年的种种表演已经暴露出他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敌的本性。第一个，他一贯反对必要的宏观经济紧缩，在1993年那一轮经济过热中，房地产商们就充当了主力，我的话不正确之处是那时他还不是房地产商呢，是空手套白狼呢，好多人都是我的同学，那一下子暴富，他们是反对那一轮宏观控制的中坚。很多反动都是他们挑起来的，对此我在“左氏风波”中早有披露。朱镕基召见我就是因为我要宏观控制，大骂这帮人。所以我跟他们结了梁子了，巴结他们也没用，我十年前就有仇，所以现在也别说什么好话，我是走到这条路上回不来了。今日这个利益集团又动员起来，去年这个百日维新是典型的，反对宏观紧缩，又一次重演了为了自己私利将中国人民拖入通货膨胀泡沫经济的企图。
第二个，他掠夺了中国人民最宝贵的财富为己有，并制造了贫富分化尖锐的社会问题，今日中国的房地产商主要的经营动机，他不是商人，不是资本家，资本家讲，西方讲是求利，利是我经营中满足消费者需求得利，他们是寻租，他们主要的经营动机决不在盖房子寻求合理利润，盖房子要赚钱，这是对的。而是要。北京的房子凭什么卖到一万多块钱，你去问问，盖房子的成本，再好的房子，一千多块钱肯定下来，我听人说，一般说八百块就下来了。那为什么能卖到八千多块，这不能怪房地产商，这个还是因为有需求，因为他在北京市中心，越到城市中心，这个人口密度越高，人均收入越高的地方，房子价格越高，为什么？好做买卖啊，所以十年前我就说最希望党中央在王府井给我批上100平米，我马上暴富，王府井那寸土寸金，我不干别的，我就租出去，拿现钱来，不拿现钱不租，保证暴富。这是包括主流经济学家都承认。你们想想他们开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地租拿到手里，把农民的地租拿到手里，特别城市地租都拿到手里，其实他们不是为了盖房子那点利润。其实问题恰恰在于所有的现代国家，特别是最资本主义的美国，城市及其他地租基本上已通过种种途径变成了政府的收入。今年年初，一个博士生在波斯顿学院做的论文就是这个，能不能完全靠城市地租来维持政府的开支，美国经济学家就在研究这个。就是说北京市不收别的税了，只收地租，最后经济学家论证靠这个地租足以维持北京市的政府开支，包括公共工程。当然他论证能不能成立，但至少很多经济学家直觉来说这个论证是正确的，基本上数学上能够证出来。就是说把地租收来，北京市就别收其他税了，你那些所有城市建设都解决了。可是我们这块给了谁，我们那些人富，经济学家分析，那些富从哪儿来，那就是从那个地租来。当代的经济学家正在做种种思考，这正是我讲的，因为我看过这篇论文，把城市土地地租全部变为政府收入，以造福于全民，这是最资本主义的美国干的，那你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怎么干！而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在最近的十几年中用尽一切手段和政府官员勾结，将农民土地的地租特别是城市的地租变为自己的暴富的源泉，都一味地掠夺中国人民财富，他们这种做法不仅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增长的主要好处都收到房地产商手中，通过这少数人暴富，极大加剧中国贫富分化，而且严重侵犯中国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近几年中国严重的社会冲突大部分来自于向农民强制征地，让城市居民强制拆迁。说去年底说，第一大上访就是拆迁和征地，那么政府拆迁征地为了什么？很简单就两条，要不就是我自己要盖高楼大厦，这是好的，他毕竟是为公。更多的都包给房地产商了，那不就是把地租给了他们了。结果导致什么呢，为什么抵抗这么大？因为在北京，小商小贩包括那些居民户，这么点门帘租出去，每年就十来万，这个当然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剥削收入，但是他是小资产阶级剥削收入，他的房子很挤，他就把这一块划出来租。你现在一拆迁掉了，我给你补偿，一般最后二十万补偿，二十万补偿是这块地方永远没有了。你就是算算回报率，你就知道人家吃了多大的亏。这很简单，一年十万，把他资本化，做个简单的数学公式，资本化是多少万，你等于把人家财产拿走了。是不是不应该拿，美国是拿的，美国他收税，日本都是，你在那个地方的房租政府收的税极高，就是把你的地租变政府的。而人家有个理由，政府收取了给全民服务。我们中国给了谁了？我们中国还不是弄给了房地产商了，其实这话很简单，把他们的财产没收了，归了李嘉成了。李嘉成就是靠房地产吃饭的，所以我认为第一最好的解决就是美国和日本的解决办法，尽可能把地租拿在政府手里，通过税收手段。如果不弄这个，起码归给小资产阶级，也比归那些大资本家强，那是一百个人分，你一个人分你贡献什么了！说他是先进生产了，他代表什么先进生产力了！他盖几个破房子就成先进生产力了？我说中国经济不发达，是因为中国有钱人都搞房地产，就冯巩那个，我到处都学，香港那些土财主有什么了不起，就知道花钱买地，喝点早茶，他别的不会干，他汽车造出来了吗？就是公共汽车他造出来了吗？不用说航天飞机他造出来没有。你说美国资本家，人家福特搞一生产线。咱说美国资本家，就说福特，人家福特搞一个生产线，那叫先进生产力。你造那几个破房子，那叫先进生产力，还是落后生产力？中国一直不缺这“先进生产力”。两千年以前，有钱人就在买地买房子。是不是？所以俗话说，中国人就花钱买地喝点早茶。所以，香港现在上不去，人均两万美元就不行，因为它没有先进生产力。香港的主要问题在这儿。
回头我一想，万恶之源是房地产商。近几年中国社会冲突大部分来自于向农民强制征地。我这有事实根据。你到中央信访办问问，都什么人来上访。强制征地，这些行为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房地产开发商追求最大利润的贪婪目的。其背后，其实都是房地产开发商的黑手在运作。到底怎么运作？我也不清楚，反正是黑箱操作。
不仅如此，房地产开发商们还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损害住宅业主们的利益。现在我天天看。因为我现在也是业主啊，我怕，我真怕他。这家的给你玩个什么手段，你上了当，都不知道怎么，钱交出来了，房子买不来。这事，我挺害怕，我也想买房子。我怕我钱交出来房子买不来。那你说，这谁干的？那不就是房地产开发商干的么？这事多了，我就不举例子。你随便翻，报上有的是。所以说就是他害的。这头害被拆迁的，那头害买他房子的业主。反正所有的冲突，都是他们造成的。房地产开发商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损害住宅业主们的利益，造成城市中无数有关房地产的控诉，甚至有业主挨打的。对于我的证据，很简单，你们上网上去搜。所有这些有关的，我相信可以一两本书。所以我说的绝对事实根据的，可以说房地产商现在是中国的万恶之源。所有社会冲突都是他们造成的。
第三个，房地产商造成的房地产泡沫，给整个（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浪费对中国发展极为重要、极为宝贵的资金。我们中国不是资金过剩的，这个我告诉你们。那些老板说，美国人均资本多少，中国人均多少，你说中国缺不缺资金。我说，缺资金。他说，那就引进外资。我说，你别理他，关键是你自己身上那点还没用完呢，你在海南卖了多少楼，你在北京卖了多少楼。1992年那一轮房地产泡沫造成的实际损失到底是百亿还是千亿？现在无法确定，但肯定不是个小数。肯定几百亿打不住！你看海南到现在烂子也留着那。肯定不是小数。搁置十几年无数烂子是正常的。这次房地产泡沫到底造成多少损失？我们拭目以待。我现在不敢下结论。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不及早制止房地产泡沫的膨胀，这次损失绝对不会小于上次。我敢打这个保票。
要说的另一个问题，就和这个有关。我要说最后两个问题。
主张依附性发展道路的人——林毅夫和江晓娟，总是说，搞自主知识产权是赔钱的，中国没有资金发展自主秘密产业和自主高知识产业。是啊，就怕联想。你把这事联想到一块，就明白了。这次我集中讲了半天，就讲中国资金过剩。不过剩，它不会往房地产这么流的。这些人本来都是做实业的，他们股票都不少。这就是说资金过剩。现在都知道，开发高科技是最赚钱的。美国人都这么往里投呢。而且你们这么多大学里都是学这个高科技的，——如果你们不学高科技，毕业以后干什么？你们都是理工科的。
这就没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高科技产业，其实，看一下现在房地产泡沫和浪费，就知道这些人是如何荒谬。长期建设房地产浪费的资金，够搞多少个高科技项目。我给你一千亿，你算算，就是他再贪污，能搞出多少高科技项目。为什么可以在卖不出的房子上投入上千亿，就不用五个亿造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飞机来？告诉你们，我们呼吁了好几年，上海的上飞就不错，八五年飞到那儿，现在还没定型。就给五个亿，就还再造出一架，我们自己知识产权都有啊。这些人就这么缺钱，这五亿都白扔了！
哎，你房地产商几百亿都能白扔！而且现在他们什么样都有！还市场经济必然呢，发展高科技就不必然了？这帮人就这个逻辑。这个逻辑，为什么卖个房子就几千亿，就拿不出五个亿来？你给我说出五个亿来，我给你拿出两架飞机来，我们自主开发的“运十”，国际先进水平！说到赔钱，那你这赔了多少钱？说到投资拉动总需求，难道用高科技拉动总需求不是对发展更有利吗？
真正懂得经济增长关键因素（我现在还在家里做增长），都是讲人力资本、技术。反正一句话，你们掌握了技术，你们就富啦！把钱赔在中国人买不起的房地产上，就会给中国留下一堆金融不良资产；把钱赔在高科技产业、战略产业上，不仅能保证国家安全，而且能发展中国的高附加值产业，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的资本利润率、工人工资，使中国得到根本发展。人均产值、资本利润率、工人工资，现在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都是说经济增长主要都是靠你掌握的技术。那你就有钱盖房子，没钱搞技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做法。这是我讲的第二个。现在讲完了。
评论：我是山西财经大学的经济研究生,经济学家各种理论在好不能是好的经济学家,分析问题出发点的良心才是最重要的。我支持经济发展国家主义优先的理论，中国的现在的问题(比如纺织品、鞋)已经证明了我们一直以来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有问题，左老师去年的一些论断已经得到证实。看了韩的强老师的碰撞一书,也证明了国家经济主义的正确(今年的纺织品问题)。
经济发展就是打仗，你死我活的战争，我们的经济政策一定要国家至上。产业发展要慎重，但是如何使市场经济和国家经济主义结合使需要探索的，,但是绝对不应该是中国现在的一些产业发展的模式。
我支持左派的国家经济主义的大部分主张。希望可以多看到各位左派老师的文章，你们的价值就是使我们的政策要多反思，即使错误的文章也是好的，至少提醒经济政策可能会发生其他的不好的后果。
跨国公司：正统经济理论中的难题
跨国公司在经济生活中的巨大势力，是当代世界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但是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经济理论中，跨国公司却是一个没有解释清楚的难题。保罗·克鲁格曼在他与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权威教科书《国际经济学》第四版中就直言不讳地承认，对于跨国公司的理论解释并不象国际经济学的其它部分那样完善（Krugman and Obstfeld，第7章第3节，165页）。本文将主要依据克鲁格曼提供的思想线索，讨论跨国公司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难题的来源：与市场交换不同的内部运作方式
跨国公司通常都是超巨型的现代化企业。这种企业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已经与19世纪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有了很大差别，许多企业都更多地引进了分权制的管理模式，如实行多部门式的事业部制等等。但是从根本上说，跨国公司仍然是一种现代的企业，它与其它企业一样，内部实行的仍然是等级制的管理和运营方式。这样一种在等级制组织内部进行的运作和资源配置，当然与通常的市场交换极为不同。跨国公司内部的运作和经营，就象科斯在他论《企业的本质》那篇经典论文中描述的企业内部的运行机制一样：某种资源被分配给A部门而不是B部门，我被从A部门调到B部门去工作，都不是由于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仅仅是由于公司管理部门的命令。
跨国公司之所以成了正统经济理论中的难题，主要是由于它内部的这种等级制组织的性质，由于它内部的运作方式与正常的市场交换有本质上的不同。正统的经济理论习惯于仅仅从市场交换的角度来看待人们之间发生的一切往来和协调，它对人们之间非市场交换式的往来和协调原本就缺乏考察和解释。跨国公司这种超巨型的等级制组织的存在和运行成了正统经济理论难以说明的课题，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正统经济理论在说明跨国公司上的困难，本质上就是它在解释现代企业时碰到的困难。由于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说明这种企业存在的必要和内部的运行机制一直是正统经济理论的最大难题之一。自科斯以来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就是正统经济理论解决这个难题的努力。但是直到现在也不能说，正统经济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一切主要特征都给出了系统而清楚的解释。而跨国公司这种超级的巨型企业不但在规模和复杂性上都与一般企业不是一个数量级，它还由于其跨国经营的特点而带来了一系列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所没有的。这就不能不加剧了在理论上说明跨国公司的难度。
跨国公司与普通资本主义企业的最主要不同之处，当然在于它的跨国经营特色。这种跨国经营表现于同一个企业在母国之外的其它国家（东道国）建立分支机构和工厂来进行生产和销售（理论上可以把它们都称作“生产”）。在通常情况下，跨国公司在其它国家生产的产品与它在母国生产的产品是一样的，至少是同类的或相似的。对于跨国公司的理论解释因此必须说明两个问题：1. 为什么不同国家生产同类产品，为什么某个特定国家生产某类特定产品；2. 为什么在不同国家进行的同类产品生产由同一个企业来组织，而不是在每个国家都由各自国家的本国企业来组织（Krugman and Obstfeld，第7章第3节，160页）。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构成所谓生产的“分布理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经济活动的区位问题或“生产布局”问题。西方的正统经济理论早已有了相当成熟的理论体系来讨论它。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更是集中于说明产品生产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布上。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以后，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已经发展出了几代理论体系，它们大体上能够解释清楚，什么样的国家将在国际分工中生产哪些种类的产品。
但是正统经济理论在说明第二个问题上碰到了巨大的困难。说明许多个人为什么和怎样结合成一个企业，这本来就是正统经济理论中的一大难题；而要解释许多不同国家的企业为什么和怎样结合成一个巨大的跨国企业，这样一个巨型的跨国企业为什么和怎样在许多不同国家设立小的分支企业进行生产和经营，更显得极其困难。
困难的根源在于正统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以市场的竞争性和完善性为基础。竞争性意味着每一种物品都有许许多多供给者，任何一对一的交易和讨价还价都不会给当事人带来更多的好处；市场的完善性意味着任何物品都有一个使其供求相互均衡的价格，任何人都可以按这个价格买到任意数量的该种物品，这个价格既使该物品的供给者从出售该物品中得到了当下的客观条件下所能得到的最大好处，也使该物品购买者得到了他所能得到的一切好处。市场的这种竞争性和完善性集中体现在正统微观经济理论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中，但也体现在它的许多其它理论模型中。尽管经济上的现实不断逼迫正统经济理论修改其研究范式，为容纳实际生活中市场的非竞争性和不完全性而建立许多新的理论模型，如垄断企业模型，有关外部性的经济理论，以及不完全信息的经济学等等等等，但是一到研究具体领域的经济问题时，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就不由自主地重新回到市场的竞争性和完善性上来，以这样的市场为基础来展开自己的解释。
确实，如果你认定所有国家的市场都是完善的和竞争性的，跨国公司就成了不仅多余甚至有害的东西，它在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不应当有存身之地：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有许许多多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既然有这么多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每个国家在生产任何产品时就都应当有足够多的企业。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破坏市场的竞争性，在一国境内进行生产的这些企业应当就是其本国的企业，而不应当是外国企业的一个分部，更不应当由同一个巨型企业在许多国家统一组织同类产品的生产。产品市场的竞争性本身就排斥跨国公司在许多国家统一组织同类产品的生产。
对这样一种异议，经济专家们通常会回答说：在当代世界的市场经济中，跨国公司履行着许多不可或缺的功能：它将先进的生产、销售和管理技术从一些国家转移到另一些国家；它具有许多国家的企业所没有的管理和经营能力；许多资金贫乏的国家需要跨国公司所带来的投资资金；一种产品的生产可能分成上下游的许多道不同的工序，不同的工序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更为合适，而跨国公司内部的统一管理会有效率地将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上下游不同工序整合起来；跨国公司的统一经营可能更有利于将某些国家的特有资源（如石油或热带农产品）和廉价原材料销售到另一些国家，等等等等。
可是，只要我们以完善的市场为基础来进行考察，跨国公司的这些特殊功能就没有任何必要性。如果市场是完善的，任何技术和能力、甚至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劳动力就都应当是正常的商品，更不要说资金、中间产品、资源和原材料这些早已被当作正常商品买卖的“物品”了。只要市场是完善的，就可以用而且也只能用“正常”的市场价格买到所有这一切，通过跨国公司内部的等级制组织来对这些物品实行跨国转移不会带来更高的效率：
——在完善的市场中，任何国家的企业都可以以一个均衡的市场价格购买到先进的生产、销售和管理技术，而不需要通过外国公司在本国的投资来附带地转移这些技术。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以市场交换方式直接购买技术也确实是跨国技术转移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些从外国购买技术的方式包括进口设备、进口技术许可、购买国外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等等。其实日本、韩国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高速经济发展就主要是靠从国外直接购买先进技术来支撑的，它们并不是靠外国企业在本国的直接投资获取快速的技术进步。据说我国信息产业部的某位专家也曾经说过，在当今的世界上，只要你有足够的钱，什么样的先进技术都可以买到。
——如果市场是完善的，企业就可以以均衡的市场价格，通过付费的咨询、培训和聘用优秀的管理人员等方式来“购买”到足够的管理和经营能力，而不需要外国公司在本国的直接投资“带来”这些能力。如果市场是完善的，那就连国外有特殊技能的各种人才都是可以用最合适的价格“购入”的，市场经济中屡见不鲜的“猎头”、“挖人”和“跳槽”现象就是明证。在这种完善的市场中，通过跨国公司来在国家之间转移经营管理能力和人力资本，只不过是增多了一道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让跨国公司这个中间商多扒一层皮，增加了交易费用而已，不会使经营能力和人力资本的跨国转移更有效率。
——如果市场是完善的，缺乏资金的国家完全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以借贷甚至出售股票的方式引进资金，根本不必让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来介入其中。确实，正如克鲁格曼所说：“跨国公司经常充当国际借贷的载体”，“当跨国公司给其海外子公司提供财务支持时，外国直接投资就与国际借贷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但也正是克鲁格曼强调了其它的跨国资金转移形式的存在，我们需要说明的正是为什么要选择直接投资而不是其它的跨国资金转移形式。他还说：跨国公司的存在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反映了从一国到另一国的净资本流动。“有时跨国公司就在当地而不是在母公司所在地为其子公司的扩张筹集资金”，“工业化国家之间存在大量的双向外国直接投资”（Krugman and Obstfeld，第7章第3节，158页）。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就主要是通过政府严格管制下的国际借贷来引进外国资金，在那之前的很长时期中它几乎一直封杀外国的直接投资。而我国则自1997年以来资金长期净外流，跨国公司的投资不可能起到任何引进外国资金的作用。
——如果市场是完善的，任何国家的特殊自然资源、廉价的原材料就都可以以最优的均衡价格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出售给任何国家，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上下游不同工序也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得到有效的整合，而根本不需要通过跨国公司内部的等级制组织来完成这些国际性的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交易。在完善的市场中，这些特殊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都由其生产所在地的本国企业生产并供应给国际市场，它们的使用者则可以直接从国际市场上购入这些物品，用不着跨国公司在中间插手跨国地组织它们的生产和销售。
克鲁格曼曾经很精确地概括说：“一个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经营活动中总存在一些重要的往来：”如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上下游不同工序间的联系，跨国的技术转移，通过管理而协调各国子公司的行为等等。“这些往来就是把跨国公司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但是，国际业务往来却不一定限制在一家厂商内部”。零部件可以在公司之外的开放性国际市场上购买和销售，“技术也能转让给其它厂商”（Krugman and Obstfeld，第7章第3节，160页）。而上边的讨论则更进一步说明了，如果在任何地方市场都是完善的，上述那些国际业务往来就必定不会限制在一家厂商内部，它们可以根本不必通过跨国公司而在开放性的国际市场上完成。
当然，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当代最优秀的正统经济理论家其实已经看到了市场的不完善对跨国公司存在的决定意义。克鲁格曼说：“跨国公司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实践证明在厂商内部进行”上述的国际业务往来“比在厂商之间进行更加有利”（Krugman and Obstfeld，第7章第3节，160页），而要理解这种相对有利性，就必须从市场的不完善出发。
克鲁格曼总结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统经济理论对跨国公司研究的新发展，把跨国企业的动机概括为“内部化”。在这种内部化动机的支配下，“扩大公司控制权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基本目的”（Krugman and Obstfeld，第7章第3节，160、158页）。值得注意的是，自19世纪中期以来，强调资本主义企业以内部控制为目的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等左派经济学的特征，而这些左翼的经济学从来就不承认市场的完善性。把跨国公司对其它国家直接投资的目的视为扩大公司控制权，就在实际上把市场不完善当成了理解跨国公司现象的基础。
二、以等级制组织将不完善的市场内部化
海默（S. H. Hymer）1960年的博士论文《国际经营：外国直接投资研究》第一个论证了外国直接投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外国金融资产投资，开创了以外国直接投资（FDI）为对象的理论研究，标志着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诞生。海默在其论文中首先指出，跨国公司之类的外国投资者必须具有某种垄断优势。此后对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沿着3条不同的研究路线而发展：第一条路线运用产业组织理论，以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为前提；第二条路线将产业区位理论与跨国贸易理论结合起来，以完全竞争的市场为前提；第三条路线则以科斯的产权理论为基础，形成了所谓的“市场内部化”理论（朴商天，第一章第一节）。
第二条研究路线显然还把说明的对象局限在完善的竞争性市场上。毫不奇怪，基于前边所说的原因，它虽然能够解释什么时候某种产品在哪一类国家生产这个“区位”问题，实际上却不能解释跨国公司为什么要把在母国之外的生产控制在自己手中。早就有学者批评这条路线上的研究不能说明企业直接在国外开发新产品并跨国组织生产的现象，当前对跨国公司的理论分析也不再重视按这条研究路线提出的理论假说。
第一条研究路线强调对外国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必须拥有垄断优势，以抵销与东道国企业竞争上所遇到的不利因素，并且指出是市场的不完全导致了跨国公司拥有这种垄断优势。这种研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市场的不完善和非竞争性是跨国公司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并且对20世纪最后几十年跨国公司的强劲发展作出了正确的预测。但是它的理论基础还不够深，不能进一步说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市场的不完善，哪些因素使跨国公司具有了垄断优势。
由于这个原因，可以把第三条研究路线看成是对第一条研究路线的补充和进一步发展，它也是现在正统经济理论对同一个公司在不同国家跨国组织经营的主流解释。英国经济学家巴克利（P. J. Buckley）和卡森（M. Casson）以及加拿大学者拉格曼（A. M. Rugman）提出了这种市场内部化假说，强调企业在生产上使用的关键的中间产品和人力资本、知识、营销和管理技能等等的市场难以组织，这些物品的市场是不完善的；为了避免这些不完善的市场所造成的过高的外部成本，企业会建立内部的“市场”以替代外部市场；而这种跨越国界的内部化导致形成了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朴商天，第一章第一节）。
克鲁格曼坦率地承认，“有许多理论”“解释到底是什么促进了内部化的进程”，“但它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证据上都不如分布理论那般完备”（Krugman and Obstfeld，第7章第3节，160页）。在这些理论中，有两个比较有影响的观点分别讨论了为什么由跨国公司来从事两种特定的国际经济技术往来。
第一种观点涉及由跨国公司组织的国际技术转移。巴克利等人的市场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主要采取以技术优势为依托的外国直接投资方式。采用这种方式在公司内部调配资源，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守技术秘密，维护其技术垄断地位，又可以最有效地利用公司的生产能力，形成公司一体化的规模经济，从而独占创新技术的特殊利润。技术转移的内部化又可以避免和消除与公司外边的人进行交易的各种风险，还可以采取区别性定价策略，使技术转移的内部价格的确定服从公司总体利润最大化的要求。此外，以技术优势为依托的外国直接投资方式还有利于减少投资东道国政府的干预，饶开贸易保护的各种壁垒，并可利用各国税法规定的不同，提高公司总体的获利能力（转引自朴商天，第一章第二节，16页）。
克鲁格曼从理论上进一步概括了跨国公司的内部化给国际技术转移带来的好处：技术有时是能够出售或转让的，但是，在技术的转让过程中却存在极大的困难。首先，技术中的许多东西是无法被记录下来的，它体现在一组个人的知识中，且无法被包装和出售。其次，对一个潜在买主来说，也很难估价某种技术值多少钱：如果他与卖主知道得一样多，他就不需购买这种技术。最后，法律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往往无法界定清晰的范围，如果一家欧洲公司允许一家美国公司使用某项技术，可能会使别的美国公司找到某种方法来合法地模仿这种技术。而如果企业不是向国外出售技术而是通过设立外国子公司来充分利用其拥有的技术获利，以上所说的问题都可以消除（Krugman and Obstfeld，第7章第3节，160页）。
有关为什么由跨国公司来进行国际技术转移的上述解释，可以称作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解释”。这个解释完全是从技术交易市场的不完善性出发的。这种不完善不仅表现在技术本身不象一般的商品那样易于交易，而且表现在单个企业往往是某种技术的垄断者。由此才产生了跨国公司在进行国际技术转移时的强烈保密欲望，也才使它千方百计地要防止自己的技术在投资东道国扩散。而内部化理论实际上指明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其实是跨国公司保守自己的技术秘密以避免其在东道国扩散而同时又利用其在东道国获利的最好方法。
解释由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经济往来的第二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进一步发挥了威廉姆森关于企业形成原因的学说，强调跨国公司的内部化在垂直一体化上带来的好处。如果某一国家的某个“上游”厂商生产的一种产品，是另一国家某个“下游”厂商的投入，当这两个厂商在经营上相互独立时，会带来许多问题：首先，如果两个厂商各自分别在“上游”厂商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上具有垄断地位，它们之间就可能产生双边垄断式的冲突——上游厂商要尽量抬高其产品价格而下游厂商则努力压低其价格；其次，如果由于外生的原因造成该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不确定，上下游厂商之间的合作就有大量的麻烦；最后，该产品价格的波动也会给双方带来过度的风险。而如果上游厂商和下游厂商合并为一家“垂直一体化”的厂商，就有可能避免或至少减少这些问题（Krugman and Obstfeld，第7章第3节，161页）。
我们可以把上述第二种观点称作对于跨国公司的“垂直一体化”解释。这一解释的基础，是上游厂商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都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这样的市场当然是极不完善的。
三、跨国公司的内部化给东道国带来的损害
我们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主要关心的，当然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我们中国这样的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我国对经济政策有重大影响的各界人士中存在着许多错误看法。这些看法片面地夸大跨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好处，低估甚至根本抹煞它对东道国经济的有害影响。抱持这一类看法的人绝大多数都没有经济理论上的依据，但是也有一些人想为这种看法找到经济理论上的根据，并力图以统计回归或计量检验来支持这些观点。个别经济学者在一知半解地阅读和转述了有关跨国公司市场内部化理论的某些文献之后，就大力宣传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如何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以为市场内部化理论已经论证了外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必定能提高东道国的经济效率。而在实际上，这只是对市场内部化理论的误解和误用，它的根源在于不明白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安排在利益分配上的特性。
首先必须明白，有关跨国公司的市场内部化理论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明白无误的认识基础。克鲁格曼就明确指出，解释跨国公司内部化原因的那些观点“绝对没有象”正统经济理论对国际贸易的分析“那样严谨”，“这是因为组织经济学理论（即我们在试图发展跨国公司理论时所谈到的）尚处于‘婴儿’阶段”（Krugman and Obstfeld，第7章第3节，161页）。不仅如此，正如马库森（Markusen）所说，正统经济理论直到今日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分析体系和具体的结构形式来全面地说明外国直接投资行为（朴商天，第一章第一节，第6页）。匆匆忙忙地根据这样的理论假说来作出结论，就不可能不犯根本性的错误。
更重要的是，即使完全依据现有的市场内部化理论，也不可能得出跨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必定有利于东道国的结论。仔细地考察跨国公司内部化的上述那些理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跨国公司运营方式对上述那几方面问题的解决，是在增进跨国公司利益的前提下，而跨国公司之所以有动力以外国直接投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没有人否认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最大化了跨国公司自己的利益，但是，要据此得出结论，说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必然最大化了东道国的经济利益，那就必须再加进一个前提，即跨国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必定会使其东道国的利益最大化。任何有逻辑头脑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前提本身并不必然成立。而那些依据市场内部化理论来论证跨国公司必定有利于其东道国的人，实际上是陷入了这样一种立场上的错位，简单地把跨国公司利益的最大化与东道国的利益最大化划了等号。
因此，要正确地评价外国跨国公司的经营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我们必须站在东道国的角度，直接根据衡量东道国利益的各种经济指标，如东道国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就业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速度等等，来对跨国公司与其它的国际经济往来方式进行评价和比较。在这里，光看跨国公司本身的效益是立场的错位，就是光看GDP的增长率可能也是立场的错位，因为GDP的增长有可能只是反映了跨国公司利润的增加。
在评价外国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时，还要注意的一个方面是：拿什么国际经济往来方式与跨国公司投资相比。
这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根本就不作比较。现在流行的论证跨国公司好处的方法，是搜集一些事例和统计资料，说明跨国公司为东道国投入了多少资金，转移了多少技术，创造了多少GDP。这种论证方法的片面几乎一望可知。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可能抢占了其本国企业的市场和资源，从而减少其本国企业的产出，使其本国的资金丧失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了其本国企业从外国转移的和自主开发的技术。理论上这后一方面的消极作用完全可能超过前一方面的积极作用，那时跨国公司的经营对东道国就弊大于利。而只讲跨国公司本身的活动不讲其对东道国企业消极作用的作法，却必然会把弊大于利的东西说成是只有好处没有害处。
还有一种作法是简单地把有跨国公司投资与没有跨国公司的状况作对比。许多经验研究甚至统计回归的思想基础其实在此。但是没有跨国公司投资的状况不是简单地无差别的同一种状况；由于国情、政策和人的行为的差别，没有跨国公司的状况可以分为相互不同的许许多多种状况。日本和韩国二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极少有外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这可以看作是政策和人的行为造成的一种极“好”的没有跨国公司的状况；某个非洲或拉美国家的经济陷于停滞，它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外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这就是由国情和政府政策造成的“坏”的没有跨国公司的状况。
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为发展中国家找出最好的对外经济往来方式，不分好坏地把一切没有跨国公司的状况放在一起与有跨国公司的状况相比，甚至专门找最差的没有跨国公司的状况来与有跨国公司的状况相比，都是不合适的。合适的作法是把有跨国公司的状况与可能作到的最好的没有跨国公司的状况作对比。
在这样的一些角度下来研究外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我们仍然可以运用跨国公司的市场内部化理论。前边已经指出，这种理论确实已经说明了，可能有哪些原因使得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更有利于外国的跨国公司。但是在作这种分析时，内部化理论往往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它讨论的是如何解决跨国技术转移和生产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衔接之类的难题，这种难题的解决对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双方都有利；有的分析干脆让人觉得，由跨国公司把跨国技术转移之类的有外部性的业务内部化，就在跨国公司和其东道国之间达到了一种资源配置上的“帕累托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