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 173第一节 “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 173第二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思想材料 174第三节 中国特有的误人之见 176第二章 复杂的世界 185第一节 制度并非万能 185第二节 竞争政策的困境 186第三节 竞争价格的悖论 188第四节 竞争的作用有限 191第五节 “改革开放”：简单的经济政策准则？ 192第三章 无法独立存在的市场 194第一节 市场交换、市场经济与秩序 194第二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心目中的“市场失灵” 196第三节 市场经济持续存在的必要前提：政府 197第四节 市场经济持续存在的必要前提：家庭和社会福利 199第五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企业 200第六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货币制度 202第七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政府本身作为事前防范的设施 204第一节 “自由”的观念和自由主义 207第二节 自由与平等 208第三节 自由与强制 212第四节 行不通的自由主义 215第五节 不可超越的公平和平等 221第五章 多种多样的经济体制 223第一节 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不同之处 224第二节 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结构特征 227第三节 决定市场经济模式多样化的根本原因 229第四节 一国的文化传统与市场经济模式 232第五节 历史过程塑造市场经济模式 234第六节 蜕变中的美国模式 236第六章 市场经济中的公有制企业 239第一节 市场经济与资本金私有 239第二节 近现代公有企业的历史回顾 241第三节 有效率的公有企业产权结构 244第四节 有效率的公有财产代管人 246第五节 并不充分的经济效率条件 250第六节 东欧私有化的教训 253第七节 新世纪的真正问题 257第七章 对自由贸易的迷信 258第一节 正统国际贸易理论的迷误 258第二节 富国靠保护幼稚产业而兴起 262第三节 贸易保护主义下的科技革命 266第四节 自由贸易中的失败者 267第八章 全球化陷阱 271第一节 由发达国家界定的含义 271第二节 国际垄断资本的计谋 274第三节 插入的讨论：有害的外国直接投资 275第四节 危险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 278第五节 经济全球化的代价 280第六节 “溶入国际社会”？ 283第七节 曲解历史的“对外开放”神话 287第九章 “外向型经济”的误区 289第一节 自相矛盾的对外经济政策 289第二节 外向型的限度 291第三节 不成功的发展道路 295第四节 中国今后的发展战略 299.15
市场内部化理论的这种论述方法，使许多人错误地相信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确实最有利于其东道国。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恰恰证明了内部化理论的不成熟，它没有清楚地说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经济利益分配格局所带来的变化。但是对内部化理论的这种错误理解也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没有正确地认识“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的性质。
这里的关键在于，一个资源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效率，这决不意味着每一个当事人在这个资源配置下的状况都好于其它可能的资源配置下，甚至也不意味着每一个当事人在这个资源配置下的状况都好于任何一个没达到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下。用一个最简单的埃杰沃思盒状图就可以证明，给定总的资源禀赋和当事人数目，可以有许多个不同的资源配置状况合乎帕累托效率，而在都达到了帕累托效率的两个资源配置A和B之间，通常都是一部分人在A之下的状况好于B之下，而另一些人则在B之下的状况好于A之下。给定一个特定的达到了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例如A），我们往往可以找到许多没达到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在这些资源配置下某个或某些当事人的状况比A之下要好。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把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所造成的状况看成是一种资源配置，把别的国际经济往来方式造成的状况看成是别种的资源配置。市场内部化理论至多证明了，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下，跨国公司的状况肯定好于其它任何资源配置下，但是它并没有证明别的国际经济往来方式不会使东道国的经济状况变得比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下更好。
就拿讨论得最多的跨国技术转移问题来说。假定A国的状况使得用某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在当地生产某种物品最有利可图，该跨国公司在该国直接投资所得利润可达到最大；但是或者是由于A国人经济行为上的特点（如日本人不喜欢外国投资），或者是由于政府法律禁止，该跨国公司无法在A国直接投资。而由于用该跨国公司的技术在A国生产有利可图，A国的某些企业愿意购买该跨国公司的技术，但是出价低于该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所得利润。由于该跨国公司没有直接投资的可能，它很可能接受这个较低的售价出售技术作为不得已的次优。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相比，这样一种出售技术的国际经济往来使A国的状况变得更好了，而跨国公司的状况却变得更坏了。
当然出售技术可能使A国的企业都能模仿跨国公司的技术，这样的外部性使资源配置没达到帕累托效率而A国的状况变得更好，而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却使资源配置达到了跨国公司利润最大化下的帕累托效率但A国的情况变差了。至于您偏好哪一种资源配置，那就看您站在谁的立场上了。我这里说的绝不是凭空编故事，日本高速经济成长时期技术进步的秘密之一其实就在这里。
由此可以导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原理：从单个特定国家的角度看，在国际经济往来中资源配置是否达到帕累托效率并不重要，有时没有达到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可能更好。外国跨国公司可以直接投资，这相当于引进了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达到了科斯意义上的那种“产权明晰”。跨国公司将许多外部性内部化，就是将许多有外部性的东西明确地置于跨国公司的产权之下，将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之类的东西牢牢地掌握在跨国公司控制的产权中。而这样的产权明晰，对于不再能从模糊的产权中分享产权收益的人如东道国那些有可能模仿技术的企业来说，总是意味着利益上的损失。在这里正好可以用上科斯那个有名的故事：只要把“牛可以吃麦子”这个产权界定给某个当事人，不管是界定给农夫还是牧人，总可以使养牛数和麦田数之类的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效率。这样的“界定产权”当然使得到了“牛吃麦子”产权的人状况大大变好，但却通常会使没有得到这一产权的人状况变坏：他的最终状况往往还不如明晰产权之前。
对这一点的更精确例证是垄断企业的产品市场。按照标准的微观经济分析，如果垄断企业不实行价格歧视，资源配置就达不到帕累托效率；而如果垄断企业实行“第一级”价格歧视，按照每一份产品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决定其售价，资源配置确实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但是其产品消费者的状况却变坏了：没有价格歧视时他们可以从该产品的消费中得到消费者剩余，“第一级”价格歧视却使他们得不到任何消费者剩余！这样将资源配置从没达到帕累托效率变为达到帕累托效率只是增加了垄断企业的利润，消费者的状况却是在没达到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下更好。而在国际技术转移这样的问题上，东道国的民族企业相对于跨国公司就处在类似于这里的垄断企业产品消费者的地位上。
从单个特定国家的角度看，就是在达到了帕累托效率的不同资源配置之间也会有优劣之分。假定某个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已经处于均衡状态，这时的资源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效率。新出现的生产者增加了供给，会使均衡价格下降，而均衡价格下降后新的资源配置也达到了帕累托效率。由于产品价格下降，新的帕累托效率资源配置下老的厂商的状况变坏了。新厂商进入的这种效应在正统经济理论中被称作“金钱的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它与我们通常讨论的外部性不同，因为它仅仅是由完全竞争的市场运行造成的。如果这种外部性的所有相关者对经济政策的制定者都同样重要，政府当然不必对这样的新厂商进入进行干预。但是如果新进入的厂商是外国的，而老的厂商都是本国的民族企业，政府又仅仅对本国人民负责，则任何尽责的政府都会设法阻止这样的新厂商进入。
再回到本文讨论的本题——跨国公司上来。我们的上述理论分析说明，对于本国企业弱小、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外国跨国公司进行各种国际经济往来常常不是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甚至可能给本国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害。这一理论结论与长期的历史经验相符。历史的事实是，除了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小国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靠外国的跨国公司实现本国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范例。稍微大一点的由落后国家转变为发达工业国的后起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无一例外地都主要是依靠本国企业在工业上和经济上赶上了先进国家。而那些从一开始就依靠外国的跨国公司来发展本国经济特别是本国制造业的国家，如拉美的墨西哥等国，则都一直还在第三世界的队伍中挣扎。
关于当前对外经济政策的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政策上的最大问题在于对外经济政策方面。问题在于不顾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片面地坚持推行所谓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经济政策上，这一错误倾向表现为：认为对外贸易规模越大越好，甚至把进口规模大也当作“成就”来称赞；认为外国直接投资越多越好，不惜以一切可能的政策优惠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把扩大出口规模当成了一个主要“政绩”，不顾本国实际情况和能力地以一切政策手段来扩大出口，给予出口以种种特殊的政策优惠。
这样片面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作法，已经并将进一步给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
——为扩大外贸规模并换取外国政府撤销妨碍中国出口的贸易壁垒，以极大幅度撤销对国内市场的各种保护措施，向外国进口品开放国内市场，使国内企业受到极大冲击，特别是冲击了本国产业升级中的技术密集型支柱行业，如机器制造、电子元器件等产业，并可能在未来危害小汽车制造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迟滞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对中国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形成最大威胁；
——开放进口的政策造成最近几年中国进口猛增，进口增长速度不断超过出口增长速度，以致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出现近10年中的第一个贸易逆差，已经直接威胁到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健全发展；
——不顾对本国企业的冲击而吸引外国企业投资的作法，包括给外资企业的政策优惠，使外资企业夺走了国内大量的投资机会，造成国内的投资机会不足，大笔本国资金不得不流往国外，以致我们虽然每年吸引几百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时流出的外资企业利润却占流入资金一半以上，再加上其它渠道流出的资金，我国在最近6年中几乎一直是资金净流出国；
——给出口和外资企业的种种政策优惠，包括过度的出口退税，最终耗费的都是政府可以得到的收入，而中国政府现在急需资金以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冲销银行不良资产、扶持战略产业，任何可以得到的政府收入之源都极为宝贵。耗费宝贵的政府资金给外资企业和刺激出口，扭曲了中国的资源配置，使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过大，对外贸易与GDP之比高于美国一倍以上，也使中国资金在国内国外间的双向对流程度过大，中国的双向对流资金与GDP之比也高于美国。
——由于最近7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受产品销售市场和投资机会制约，中国缺乏的是产品销售市场和投资机会，每年吸引的几百亿外国直接投资并没有实际增加中国的资本投入，只是增加了国家的外汇储备。这种外国直接投资与外汇储备的并行增加一方面将本国资金挤向国外，另一方面对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造成了过大的压力，极大地压缩了中央银行实行自主的货币政策的空间。由于外国直接投资随中国国内总需求的变动而同向变动，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还加剧了中国经济的波动：繁荣时期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通过扩大总需求而加剧经济过热，这些繁荣时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抢占了有利可图的产品销售市场，在萧条时又加剧了中国企业的销售困难。
鉴于片面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所造成的上述问题危害越来越大，我们必须对整个对外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作重大修正，大幅度地改变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目前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急需要作的是：
1. 摆正思想，端正认识。明确说明进口多、进口增长快是弊病，而绝不是政府的“业绩”和成就；严令不准将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多作为任何一级政府或任何政府部门的“成就”和“业绩”；不再将出口多、出口增长快当作政府和政府部门的业绩和成就来宣传。将宣传重点转向鼓励进口替代和发展民族产业，把增加本国人民的就业和收入作为衡量各级政府成就和业绩的主要标准；在宣传各级政府的成就和业绩时，衡量的标准应当是：所在地企业替代进口越多、替代进口产品的技术水平越高、作大作强的本国企业越多越大，成就和业绩就越大。
2. 改变片面开放国内市场的政策导向，切实转向强有力地保护处于产业升级方向上的国内产业。我国加入WTO时承诺将平均关税降低到10％，这样低的关税水平远远不足以保证我国实现顺利的产业升级。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包括设置各种非关税的贸易壁垒，使政府政策对国内产业的实际保护程度相当于平均为20%的关税税率的作用；而且应当统筹考虑和调节，将保护国内产业政策措施的作用重点集中于国内产业升级的方向上；特别是要设法突破信息技术产业零关税的协议限制，设法对本国的信息产业实行有效的保护。
3. 取消对外国投资企业的一切政策优惠，并且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禁止任何一级政府再给予外资企业以比本国企业更为优惠的政策待遇。不准再给外资企业以优于本国企业的政策待遇这一原则，不仅应当体现在税收政策上，而且应当体现在对诸如土地使用、劳动工资等其它各个方面的政策上。
4.-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政策手段，包括对投资项目不予批准的行政手段，有力地阻止目的在于向中国国内销售其产品的争夺市场型的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阻止外资在已有中国企业进行生产的行业进行以向中国国内市场销售产品为目的的投资；对于目的在于出口外销产品而利用中国廉价生产要素的外国投资，也要限制那些在出口的外国市场上与中国企业争夺销路的外国企业投资；特别是要严防外国投资企业对整个行业形成垄断，防止再出现类似“可口可乐”等美国企业垄断中国碳酸饮料市场的现象；开放的只应当是真正向中国企业大规模转让技术的外国投资，为保证这种廉价的技术转移，必须坚持外国直接投资尽可能采取合资并不准外方控股的形式。
5. 取消对产品出口的一切实际上的财务补贴，这主要体现为取消其实际作用等于给予出口以特殊补贴的各种对出口的政策优惠。在当前，给出口的特殊政策优惠主要集中在过高的出口退税上。对许多出口产品的退税额高于该产品在出口以前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缴纳过的增值税，这实际上成了对出口的财政补贴，造成出口越多财政支出越多的困境。应当取消对出口的过高退税，将退税额不能超过出口前的流程中所征税额作为退税工作的原则，保证出口不再成为财政的负担，将由此省下的财政资金用于补贴大飞机制造等本国企业的进口替代项目。
6. 进一步严格限制适用加工贸易优惠政策的行业，将可以用国内生产的零部件生产出口产品的零部件排除出加工贸易零部件免税进口的范围之外，以保护和鼓励本国技术密集型的零部件生产，促进国内的产业升级。
7. 放弃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的政策，扩大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浮动的范围。控制的原则是：在经常项目没有逆差时，维持现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变；在经常项目出现显著逆差并难以消除时，就使人民币对美元适时贬值。今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将主要来源于资本项目的顺差，而造成资本项目顺差的主要因素是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只要为本国企业保护国内投资机会的政策足够有力，就可以阻止外国投资过多进入中国，消除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主要压力，保证人民币对美元只贬不升、适时贬值。取消对出口的各种政策优惠可能使出口下降，但是只要辅之以适时而适度的人民币贬值，就完全可以通过人民币的贬值来减少进口、增加出口，从而既保证对本国产品的总需求不至于减少，又保证对外金融上的安全。
防止外资收购 保障职工利益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龙希成在海口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研究员，根据录音整理，特请研究员审阅、修改后，授权本报发表。
《21世纪》：改革初始，“蛋糕”不断做大，大家都得到好处，但今天似乎到了需要特别照顾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才能推进改革的时候了。一段时间以来，您在各种场合呼吁反对外资“收购”中国，呼吁保障下岗工人利益。请问您对目前改革的局势怎么看？
左大培：我的看法是，应当在现有财力物力允许条件下，尽量照顾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比较高层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照顾和补偿，虽然他们不时还在发一些怨言；另一个利益集团是基层劳动者，即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工人。过去计划体制下，他们有既得利益，铁饭碗、不下岗就是既得利益。
现在最需要照顾的利益集团就是这些人。像少数比较高层的干部，人数少，好保障，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里也好保障。现在主要是城镇基层工人，他们是计划体制留下来的最大的利益集团，也是最难照顾的，因为面太大。这几年国企减少了约2000万人，当然其中一部分人已经找到了工作。不可能完全照顾他们，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给他们一个最低的补偿。
《21世纪》：现在大家都在强调农民收入上不去是大问题。您所谓需要照顾的利益集团不包括农民，是吗？
左大培：从传统计划体制讲，农民算不上既得利益集团，计划经济确实没有照顾过农民。在改革开放头十几年，农民得到很多好处，最初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是乡镇企业发展，再后来进城务工，他们的福利得到改进。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些进城农民竞争下，城镇基层有一个贫困化的趋势，市场竞争的结果正把这两部分人拉齐。但问题是这部分城镇基层劳动者人数太多，你不可能把城镇人口撵出城去。农民生活改进，应该支持，但大批城镇居民生活状况恶化，问题就很严重，这就要有照顾，让他们有一个生活的底线。
《21世纪》：在您看来，出路何在呢？
左大培：国家要有政策。对国内产业要有适当的保护，不能过分赞扬外来的竞争。竞争是好的，但竞争的冲击非常厉害，不管什么国家都要考虑这种外来冲击。美国是不是市场经济？但它的201条款是什么？是保护！保护美国钢铁工人这个既得利益集团。
中国发展的空间很大，潜力很大，应该通过适当的保护性的产业政策，把一些产业特别是需要发展的产业保护起来。很多国内企业主要受进口产品的冲击。像机器制造业，本来中国要大规模发展，但这几年机器制造业下滑，很多下岗工人出自这个行业，像汽车制造业也该大力发展，在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
《21世纪》：国内造的汽车性能不好、技术档次不高，但消费者喜好进口车，怎么办呢？
左大培：这就是国际贸易理论所谓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矛盾。其实任何国家都会在保护本国生产者的同时多少牺牲一点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像美国保护她的钢铁工业，就是这样。美国钢铁工业衰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工资高的问题。中国要发展制造业，可以上档次上技术，通过发展来解决就业，提升职工工资。
《21世纪》：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在本报指出，完全竞争不好，垄断竞争也不好，中国要发展“适度竞争”，加强行业内的协作，强化对外竞争。您反对外来竞争吗？
左大培：从过去经验看，完全让外国企业来自由竞争是不行的。中国任何一个行业都有许多企业，行业内的企业数过多，必定存在恶性竞争。在国内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对于外来的竞争，就要高度警惕，要设置一定的门槛。特别是国外一些大厂商，实际上他们不是来竞争的，他们要把中国的企业打垮，让他们来垄断。就拿碳酸饮料来说，现在不就让可口可乐品牌垄断了吗？他让你竞争吗？胶卷行业的柯达跟中国厂子合资，就想把中国厂子都弄到他的手里。
《21世纪》：国外企业本地化经营雇佣的不也是中国人吗？
左大培：让外资厂大量进来，中国消费者肯定受益，但中国厂子的工人受损。就拿碳酸饮料类的汽水来说，原先中国哪个城市没有几个小汽水厂？现在外国品牌进来后，他们还存在吗？
《21世纪》：是不是说外资厂虽然雇佣中国人，但雇佣的人数比原先少得多？
左大培：问题就在这里。最主要的是利润归了外国厂商。现在很多人呼吁要发展民营企业，说国家许多领域不开放，可是中国许多的投资机会被谁抢走了呢？看看碳酸饮料，可口可乐进来后，中国民营企业丧失了多少投资机会！
《21世纪》：您说要保护国内市场，以便让民营企业发展？
左大培：保护是一方面，国家还要有一定的科技政策，要把重点转到研究和开发上来。如果能很快引进国外技术就引进，引不进来就自己开发，因为有些技术国外人不给你。
加入WTO后，我们不能再要求外商转让技术，不像过去那样可以要求外商把转让技术作为投资的先决条件。特别是那些垄断性厂商，他进来后会给我们转让技术吗？所以要有独立开发、引进开发、合资等多种方式来发展技术。目的就是尽可能使国内企业的职工少下岗。
《21世纪》：加入WTO后，中国的关税将降低，即使限制外国资本来中国设厂，外国产品抢占国内市场也是不可避免。
左大培：但还允许有10%的平均关税啊，可是中国收到10%了吗？我们不是一直在搞减免吗？像很多搞加工贸易的企业就是免关税的。
《21世纪》：除了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保障职工利益之外，还有别的途径吗？
左大培：可以出售国有资产筹措社会保障资金。但现在有一种危险，不是在出售国有资产，而是在白送！要真正搞好出售国有资产这个市场，就应该公开拍卖。但有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拍卖，像国有股减持，目的之一是筹措社保基金。从筹措尽可能多的资金角度考虑，国有股按市场价卖有什么不对呢？但股民——这也是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按市场价减持国有股，因为国有股减持就把股价打下来了，他们的利益受损。这就需要在各个利益集团中间找平衡，互相照顾。
我甚至主张社保机构直接参与国有资产管理，包括有些地方还剩下一点集体资产，都应由地方政府相应的社保机构管理，赚的钱直接给社保——不管是养老、医疗或是下岗的保障。
《21世纪》：据您所知，国有资产转让过程是否透明公开？
左大培：我相信绝大部分都不是公开透明的，这个过程存在极大的问题。比如1990年代初，许多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那就是哪个领导签个字的事，这种制度本身不造腐败造什么呢？一个地产商想搞一块地，给当官的送多少万块钱，难道还搞不“掂”吗？即使在某些西方国家，包括日本，政府批准土地的开发也是腐败来源之一。
其实，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应是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像香港，才拍卖了多少地，就积累了庞大的资金，我们的许多城市虽然也从土地转让中得到了一些收入，但我认为得到的只是应收的一部分。所以为了防止腐败、确保国家收入，土地使用权应该拍卖，尽可能地公开拍卖。
《21世纪》：您主张把拍卖土地使用权的收入用来保障下岗职工的生活？
左大培：国有土地，还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应该统筹考虑。我不主张让企业自己转让，转让之后补偿职工，因为企业占地有大有小，这会造成利益分配不均。而且临破产时，企业领导的行为会反常，不能公平地卖资产。需要地方政府设立统一的机构来办理这件事。要让人大和社会监督拍卖过程，收入统一支付给那些没有找到工作的城镇居民。
《21世纪》：也许下岗职工问题并不像您想的那样严重吧？因为20多年来，各种非国有经济飞速发展，实际上消化了大部分的下岗职工和剩余劳动力。
左大培：这跟地区有关，像广东地区，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很多，职工就业就不成问题。但在另一些地方，问题就严重得多。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职工可能是既得利益者，现在的政策应该对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
《21世纪》：您说要保障下岗职工的利益，但现在发展这么快，你没有知识，没有技术。怎么能行呢？
左大培：不。这样说是对他们的偏见。像东北许多下岗的工人，至少从技术技能来说，要比沿海城市许多在岗的人的技术还要高，机械制造业尤其如此。在外国，像瑞士、瑞典，许多精密器械都是靠技工完成，而在中国，许多下岗的都是技工。
《21世纪》：您说得不错，许多沿海地区的企业请技工都从传统的国有企业地区东北找，但为什么这些技工没有留在东北而“孔雀东南飞”呢？像辽宁不也有许多中外合资企业吗？
左大培：一个原因与税收政策有关，就是说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税赋，而东北的税赋要重些，使得企业很难有赢利；第二个原因是东北的国企改革一直没有找到好思路。企业的税被收光了，改制又没改成，机制没有搞好，到最后，企业垮掉了，大批人下岗。
我认为东北最有优势的就是机械制造业，而我们的政策在歧视本国的机械制造业。本来进口机器名义上的关税就是最低，到1993-1994年，家用电器进口关税还是100%，家电现在能够出口，很大程度上是关税保护的结果。但是1993-1994年进口机器的关税率是5%，9%，最高不过15%。而且国家为了引进外资，往往规定企业进口机器设备可以免关税，那么低的关税还给免掉。更要命的是进口设备免收增值税。对国内产品在国内销售还要收增值税呢，从外国进口的机器设备反倒享受了更多的税收优惠。这样一来，国内企业生产的机器设备，就是同样的品质、同样的成本，也竞争不过外国产品啊。
现在要倒过来，该保护保护国内的机器制造企业了。
《21世纪》：但中国人就是喜欢用进口设备啊，这是国内设备就是不好呢，还是机制上有问题呢？
左大培：第一个原因，中国人从心理上就喜欢外国产品，第二个原因，从企业来讲确实有利益，同样的产品，买外国的还可以免增值税，第三个原因是腐败，因为买进外国设备，可以有许多出国考察、旅游的机会啊。
《21世纪》：不可否认，许多国内产品的性能就是不如外国产品，而且有关合资企业的法律要求优先用国内产品替代进口。
左大培：在1980年代还有优先用国内产品替代的规定，但1990年代后期逐渐取消了。
以产业升级超越“比较优势”（关于“发挥比较优势”的论纲）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片面地鼓吹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是极为有害的,我们需要的是尽快完成产业升级，以产业升级来改变比较优势、提升比较优势：
1. 克鲁格曼说：“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它产品来衡量）低于在其它国家生产该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第二章）。对一国在一种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原因，李嘉图模型的解释是该国在该种产品的生产上具有较高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赫克雪尔—俄林模型的解释是该国拥有相对较多的需要在该产品生产中相对密集地使用的资源（要素禀赋）。
2.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论证了发挥比较优势的好处：一国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会提高其生产的效率和本国的福利。在此基础上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论证了自由贸易政策的优越性：它使各国自动按照其比较优势生产和出口，从而使每个国家的福利都最大化。
3. 对经验数据的研究表明，李嘉图模型（劳动生产率观点）能够比较好地解释第二次世纪大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而赫克雪尔—俄林模型（要素禀赋观点）的解释力很低。似乎国际贸易在实际上确实是按照劳动生产率观点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
4. 即便如此，教条地按照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制定对外贸易政策也对发展中国家极其有害。为了尽快发展，对外贸易政策在许多情况下应当限制比较优势发挥作用的条件，使比较优势不能自由发挥作用，使对外贸易的结构不完全合乎发挥比较优势的要求。这就象孤立系统的熵能增不能减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确实在现实世界中发挥着作用，但是我们不应当无所作为地去任由这个定律发挥作用。在天寒取暖、热机作功时，都应当限制热力学第二定律发挥作用的条件，使热力学第二定律不能自由发挥作用，使物体的物质结构不完全合乎发挥热力学第二定律作用的要求。
5. 片面地发挥比较优势之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有害，是因为比较优势可以改变而且经常在改变：相对劳动生产率主要取决于各国不同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而一国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总是在变化；要素禀赋主要取决于资本对劳动的相对密集程度，而资本可以非常快地积累。更重要的是，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相对劳动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生产和出口结构，生产过去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使一国迅速地提高生产该种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甚至使过去生产一种产品的比较劣势变成比较优势。
6. 经验和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都证明，经济发展的速度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加的速度，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加表现为一国的产业升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断从技术和资本含量较低的种类变为技术和资本含量较高的种类。这就意味着，尽快的产业升级才是尽快发展经济之道，而尽快的产业升级意味着尽快的改变和提升比较优势：使本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尽快从技术要求较低的种类尽快变为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种类，尽快提高本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技术含量。不完成比较优势的这种改变和提升，就不可能发展经济。
7. 要通过尽快完成产业升级而尽快发展经济，就必须打破对当前比较优势的迷信，以尽快完成产业升级的政策来超越当下的比较优势，以尽快的产业升级来尽快改变比较优势、提升比较优势。在尽快完成产业升级所要求的限度内，应当不拘泥于当下的比较优势，不惜以贸易保护政策来发展当前还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业。只要有利于产业升级，政策鼓励发展违反当前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对长远有利的。
8.就是在西方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中，也并不是只靠比较优势学说解释当代的国际贸易。本文前边所说的生产当前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学习效应”，就是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中说的“动态收益递增”，当代国际贸易理论承认这是支持贸易保护政策的一个理由。除此之外，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还强调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作用，以此形成了“新贸易理论”，并据此而论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作用。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中还论证了赞成关税的贸易条件改善论、反对自由贸易的国内市场失灵论。这些都是与比较优势学说完全不同的国际贸易理论学说。
就修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条款问题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信
尊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于一年前的今天——2002年2月10日，向你们寄出了《就外经贸部某些官员滥用职权损害国家利益问题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信》。时至今日，一年已经过去，我却没有得到你们对我的信的任何回答，甚至连一份你们已经收到我的信的通知都没得到。为了提请你们注意我曾经寄出过这样一封信件，我特将2002年2月10日的那封信附在本信的后面，供各位查阅。
在写出那封信的当时，我就已经感觉到，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某些官员当时发出的那些言论，与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所作的让步有关。不过那时我还得不到确实可靠的信息来说明，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承诺作了哪些让步。今天，我已经占有了有关这些让步的清楚可靠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我可以断定，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所作的让步将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我要求你们切实行施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力，否决那些将严重损害中国经济未来的贸易政策让步。
美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詹姆斯·P·朱姆沃尔特所写的《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影响》一文，扼要地概括了各种正式文件中所规定的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作的主要承诺：
降低关税：
——对美国厂商最为重要的工业品关税将从25％降到7％；
——对美国农牧民最为重要的农业品关税将从31％降到14％。
对服务业的承诺：
——大幅度开放范围广泛的服务业，包括如银行、保险、电信和专业性服务等重要行业。
体制改革：
——在透明度、通知和咨询、执法一致和司法审议这些方面的广泛改革，将有助于消除外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障碍。
遵守现行WTO协议：
——中国将承担起现行WTO协议所规定的多种义务，涵盖范围涉及农业、进口许可、知识产权、贸易及同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技术障碍等等。
专门涉及中国贸易自由化的条款：
——3年内直接与中国客户进行进出口贸易的权利；
——在加入WTO的3年内在中国销售所有产品的权利（化肥和原油及精炼石油除外，这些产品在加入WTO的5年后可以批发销售，化肥在加入WTO的5年后可以零售）；
——对投资和进口的批准不再受制于那些会造成贸易扭曲的要求，如有关技术转让、外汇平衡、出口表现和本地原材料含量比例等要求；
——不需在中国投资注册即有对中国出口的权利；
——逐步取消对数百种产品的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
——在2005年1月1日前取消与WTO规定不符的所有非关税措施；
——取消国营贸易公司对工农业产品的进口垄断；
——要求国营企业的采购和销售决定必须完全基于商业的考虑；
——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及工业品的进口替代和出口补贴。
保障机制：
——美国和其它WTO成员可以在15年内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中继续使用特别的非市场经济方法来衡量倾销情况；
——根据一项专门涉及中国的保障机制，美国和其它WTO成员可以在12年内限制扰乱其市场的中国进口品的增加。
我要特别提请各位人民代表注意：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作的这些承诺中，有许多并不是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必须履行的条件，更不是每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都必须实施的政策。如果中国政府真正忠实地履行这些承诺，我国政府对本国企业的保护将在许多方面大大弱于一个正常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从而将中国企业置于比外国企业更差的法律保障环境中。由此而造成的对中国企业的不平等待遇主要体现在：
1. 中国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但是发展中国家最高可以保留15％的平均关税率，而中国在度过过渡期之后却必须将其平均关税率降到10％。
2. 1997年通过的世界贸易组织信息技术协议规定取消200种最主要的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本来WTO的成员国也可以不加入信息技术协议，但是中国承诺了加入该协议。这就意味着没加入信息技术协议的WTO成员国可以向中国对其出口的信息技术产品征收关税，而中国对由其进口的产品却不能征收关税。
3. 中国加入WTO之后将允许外国电信资本在中外合资电信公司中拥有49％的股份，而美国和法国却不允许外国资本占本国电信企业的股权超过20％。
4. 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发展中国家对进口的农产品征收24％的关税，而中国却只能征收17％的农产品进口关税，对美国关注的农产品更是只征收14.5%的关税。
5. 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对配额类农产品在配额内进口部分征收23％的关税，而中国却只能征收3％；把非关税壁垒折合成的混合关税税率，别的WTO成员国可以达到百分之几百，而中国到2005年却必须降到4％。
6. WTO成员国15年内可以在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中继续把中国当成非市场经济国家，使用与此相应的特殊方法来衡量倾销情况，而正常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绝不会受其它成员国如此对待；
7. WTO成员国可以在12年内限制扰乱其市场的中国进口品增加，中国所受到的这种对待也是正常的WTO成员国所不会遭受的；特别是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来说，这样的承诺等于承认了美国的一系列特殊保障条款（如特别301条款）在这12年内有效，而这些条款并不合乎WTO的规则，只不过因为美国在法律上规定国内法先于国际法，美国才能采取这些行动。
与上述承诺相关，协议虽然规定美国对中国的纺织品配额只生效到2005年，但是又另外规定，如果在2005－2008年期间中国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激增，美国就可以采取限制中国出口的紧急进口措施，包括重新对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采用原先的纺织品配额。而世界贸易组织的现行协议只允许将进口纺织品配额制使用到2005年。
8. 承诺了政府不再干预国有企业经营，这也是专门针对中国的特殊约束。
9. 同意美国财政部向中国证监会提供证券业务方面的咨询者，这就为美国政府参与调控中国资本市场打开了大门。
这样一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将中国变成了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受虐待者，使中国无法享受一个正常的WTO成员国在出口上所能够享受的外国开放其市场的待遇，同时却必须在进口上比同类的成员国更多地向外国产品开放市场。而且，即使中国不受这样的虐待，能够享受到同类的WTO成员国的正常待遇，中国也必须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大幅度降低其进口关税和针对外国进口产品的其它保护措施。这必将严重冲击中国的农业、制造业和战略性的服务行业，特别是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和长远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害。
在我国于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2002年我国的出口增加了20％，不仅比进口增长的速度快，而且出口增长率比2001年高了十几个百分点。那些主张以受虐待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人利用这一点掀起一阵鼓噪，说“加入WTO之后的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以此为由来论证接受这种屈辱的条件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利大于弊”。
其实2002年的出口高速增长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一年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五年过渡期的第一年。在这一年中，外国对我国承诺在五年过渡期后要实行的开放市场措施大部分已经兑现，而我国承诺的五年过渡期后要实现的开放进口措施兑现得相对少得多。这就造成了“出口受益多、进口受害少”的政策环境，而这种政策环境在今后五年中将会逆转。
2002年的出口高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出口强劲增长的继续。这个时期中国出口增长特别迅速，除了特殊的政策刺激之外，一个重要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出口产业还能够以极低的工资来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放进口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许多措施同时又使大批城市居民和农民进一步贫困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