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 173第一节 “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 173第二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思想材料 174第三节 中国特有的误人之见 176第二章 复杂的世界 185第一节 制度并非万能 185第二节 竞争政策的困境 186第三节 竞争价格的悖论 188第四节 竞争的作用有限 191第五节 “改革开放”：简单的经济政策准则？ 192第三章 无法独立存在的市场 194第一节 市场交换、市场经济与秩序 194第二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心目中的“市场失灵” 196第三节 市场经济持续存在的必要前提：政府 197第四节 市场经济持续存在的必要前提：家庭和社会福利 199第五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企业 200第六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货币制度 202第七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政府本身作为事前防范的设施 204第一节 “自由”的观念和自由主义 207第二节 自由与平等 208第三节 自由与强制 212第四节 行不通的自由主义 215第五节 不可超越的公平和平等 221第五章 多种多样的经济体制 223第一节 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不同之处 224第二节 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结构特征 227第三节 决定市场经济模式多样化的根本原因 229第四节 一国的文化传统与市场经济模式 232第五节 历史过程塑造市场经济模式 234第六节 蜕变中的美国模式 236第六章 市场经济中的公有制企业 239第一节 市场经济与资本金私有 239第二节 近现代公有企业的历史回顾 241第三节 有效率的公有企业产权结构 244第四节 有效率的公有财产代管人 246第五节 并不充分的经济效率条件 250第六节 东欧私有化的教训 253第七节 新世纪的真正问题 257第七章 对自由贸易的迷信 258第一节 正统国际贸易理论的迷误 258第二节 富国靠保护幼稚产业而兴起 262第三节 贸易保护主义下的科技革命 266第四节 自由贸易中的失败者 267第八章 全球化陷阱 271第一节 由发达国家界定的含义 271第二节 国际垄断资本的计谋 274第三节 插入的讨论：有害的外国直接投资 275第四节 危险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 278第五节 经济全球化的代价 280第六节 “溶入国际社会”？ 283第七节 曲解历史的“对外开放”神话 287第九章 “外向型经济”的误区 289第一节 自相矛盾的对外经济政策 289第二节 外向型的限度 291第三节 不成功的发展道路 295第四节 中国今后的发展战略 299.16
在这方面，这个时期不断进行的开放进口起了特别坏的作用。本来中国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已经多半是低收入的行业和产业。而开放这些产品的进口对其国内生产者的影响无非两种：或者是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在进口产品的冲击下仍能坚持，但是他们还是必须忍受更艰苦的劳动和更低的收入；或者是他们在进口产品的冲击下无法再从事原来的行业，而必须改营它业，特别是出口产业。这样给出口产业提供的高素质、低工资劳动力，是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根本来源。
这里出现了一个残酷的因果链条：“开放进口以制造竞争压力”—进口竞争产业的生产者贫困化—他们被迫转变生产结构，可能还转向出口品生产—由于他们更贫穷，因而生产的出口品有了更强的竞争力，从而出口增加。其实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出口的激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造成的。
这样靠使劳动者贫困化来增加出口只能是暂时的。要使这样得来的出口增长维持下去，就只能不断使人民更贫困，而这种贫困化总有其限度。更重要的是，这样作不可能不引起严重的社会动荡。何况这样取得的出口增长只是标志着人民的贫困，它不应当成为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
除了以上两个原因，促成2002年出口快速增长的还有其它一些重要因素：首先是美元相对于欧元和日元的贬值，这使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也相对于欧元和日元贬值；其次是美国经济在2001年的衰退后有一点恢复增长的迹象，而中国的出口受美国的经济形势影响极大；刺激中国出口增长的还有放开出口经营权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当然外国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在某些方面开放对中国产品的市场也起了一点作用。但是最不光彩的是，出口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提高出口退税的比率、增加出口退税额、一年损失几百亿元税收换来的，某些国有外贸企业还在为配合政治要求而不惜亏损以增加出口。这样的进出口增加是对中国人民利益的损害，有何成就可言？以上这些因素都是不可能持续存在的，不能靠它们维持中国出口的长期高增长。
现在就预言中国今后一些年会有多高的经济增长率、进口和出口会有多快的增长，都是没有充分根据的。但是，不管今后中国的进口和出口会有怎样的增长，都不可能抹煞现行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给中国带来的损害。按这样的协议加入WTO根本就不是“利大于弊”，而是弊远远大于利。
以中国的出口和净出口一年增长了多少来衡量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对中国的利弊，这本身就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衡量方式。衡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对中国是否利大于弊，唯一正确的方法只能是把实施这个协议下的中国经济与如果不实施这个协议时的中国经济相对比。在作了这种对比之后，如果实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总体上来说加快了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那实施这个协议对中国就利大于弊；而如果由于实施这个协议导致放慢了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实施这个协议就对中国弊大于利，甚至有弊无利。任何懂得真正的经济分析和现代的经济增长理论与经验的人都会同意，这是衡量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对中国的利弊的真正科学标准。
按这个科学的标准衡量，履行现行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各项协议对中国肯定弊大于利，其原因就在于它将导致大大放慢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几乎全部属于幼稚产业，其发展速度甚至能否生存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阻止外国产品进口的保护措施。为了足够有效地保护并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15％的平均关税率远远不够，需要20％的实质性关税的保护。而现行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将工业品的平均关税降低到7％，中国急需发展的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甚至降到零，又不准中国给予进口替代补贴，这会使中国的制造业得不到足够的保护，从而严重地伤害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除此之外，现行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规定大幅度降低中国的农产品关税和配额内进口农产品关税，这将对中国的农民造成巨大的进口冲击，严重损害中国农民的经济利益；规定开放中国的服务业，实际上是将中国脆弱的金融业置于优势外国企业的攻击之下，并且将蓬勃发展的中国电信产业的优厚利润奉送给外国资本，从而加剧中国的投资不足和金融风险。对于现行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所有这些有害后果，我最近所写的《我们今日为何陷入困境》一文作了一些初步的分析。
鉴于现行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对中国经济将造成如此巨大的伤害，我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真正行施中国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力，指示政府的有关部门与世界贸易组织及有关国家重开谈判，要求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作出重大修改，其核心是加强对中国国内产业的保护程度。这种修改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提高中国的整体关税水平，允许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达到15％；大幅度提高对中国产业升级具有关键意义的工业品的关税保护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的农产品关税和配额内进口农产品关税；加强对关系国家命脉的战略性服务产业的保护程度；恢复在批准投资和进口时提出有关技术转让、外汇平衡、出口表现和本地原材料含量比例等要求的权力；恢复对工业品给予进口替代补贴的权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向世界贸易组织郑重声明：如果世界贸易组织及有关国家阻止了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作出上述修改，中国就将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按目前这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中国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反而只是片面地开放了自己的国内市场，让外国资本摧垮中国的企业和经济上的未来。按这样的协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得到的只是一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虚名，丧失的却是高速经济发展的空间。相比这样高昂的开放国内市场的代价，“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虚名其实一文不值。与其为了这个虚名留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内，还不如退出WTO以获得实在的经济发展空间。
只要不贪图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虚名，留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就并没有什么可怕，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代价，甚至不妨碍推行“WTO迷”们所热衷于推行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台湾在2001年之前一直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但是却成功地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1万美元，并且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是按照台湾的经验，我们也满可以等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1万美元之后，再谈接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严酷条件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目前国内的政治和舆论形势使我确实并不指望哪个决策者会真的接受我的上述建议。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写下并向你们寄出了这封信。我写出这样一封信，至少还可以挽救我作为一个有见地的经济学家的名誉，为未来而留下一份历史性的文件。留下这样一份文件的目的，是让世人知道，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就有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反对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作的那些承诺；那些主张作出这些承诺的人，将来决不可能有理由说“当时没有人反对作出这些承诺”。
未来的中国可能因为接受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严酷条件而发生经济和金融危机。依历史的经验，那些对作出承诺而促成危机负有责任的人，那时很可能将会以“大家都默认了”作借口来为自己开脱。那时他们会说，为加入WTO所作出的让步即使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国内没有人反对承诺作出这些让步”。我的这封信就是为了及早戳穿他们未来的谎言，预先留下一个证据，证明这样说的人是在进行欺骗：因为在中国加入WTO的当时，就有正直而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坚决反对这些贸易政策上的让步。那些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出卖了中国利益的人，不要幻想拿我们——有良心的中国经济学家作挡箭牌，逃避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
我将向全世界公布我的这封信。寄给你们，就是要立此存照。是非功过，后人自会评说。我欢迎时间的检验和众人的评议。
请各位代表真正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认真考虑我的报告和提议，作出你们的选择。
此致
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敬礼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左大培 2003年2月10日
附件
就外经贸部某些官员滥用职权损害国家利益问题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信 左 大 培
尊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邮政编码100805，人民来访接待处电话83102103）：
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专职的经济学家，在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全体会议即将召开之际，特别致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要求他们从国家利益出发，追查和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某些官员滥用职权损害国家利益的种种问题。我要求将我的这封信转发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每一位代表，请他们判别是非曲直。我相信，我可以在10天以内收到你们的答复。
下面是我的信件原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左大培 2002年2月10日
尊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位代表：
值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全体会议之际，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向你们，我们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控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的某些官员，要求你们切实行施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力，对外经贸部这些官员滥用职权损害国家利益的各种行为进行追查，追究有关责任人的相应责任，对问题重大者给予应有的惩处，以杜绝此类滥用职权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外经贸部某些官员的这一类滥用职权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包括：
一、制造谎言，混淆视听，欺骗舆论
据2001年11月13日的《环球时报》第16版报道，外经贸部官员、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说，“入世后中国将重点转向开放服务业”，“WTO现有的142个成员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却没有一个因为开放服务业或其它市场而受其损，相反是受其惠”。“当年我们开放制造业也曾引起轩然大波，但事实证明这一步走得对，那些20年前为了买一台日本‘板砖式’录音机而通宵排队的人们，谁敢相信今天的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家电生产国，而且相当一部分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畅销欧美？”
龙永图此种说法，纯属混淆不同的问题以制造谎言。其中最主要的谎言，是把我国家电行业近20年的飞速发展归功于“开放制造业”；而他制造谎言的主要手法，是玩弄含义不明的“开放”一词。事实上，如果把“开放”理解为允许产品进口，则我国历来都允许制造业产品进口，从来就没有“封闭”过制造业，从而也不需要在20年前“开放制造业”。如果把“开放”解释为放弃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则我国到龙永图该谈话发表时为止都一直以高关税等壁垒保护本国国内的家电市场，从来就没有“开放”过家电这个“制造业”。尽管我国一直在随着国内家电生产企业竞争力的增强而逐渐降低家用电器的进口关税，但是1993年我国对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征收进口关税的优惠税率仍然高达100％；到2001年底，我国虽然已经开始大量出口彩色电视机，对彩色电视机征收的进口关税仍然为30－40％，不仅远远高于我国承诺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10％的平均进口关税水平，而且也明显高于我国承诺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最终达到的25％的汽车进口平均关税。我国近20年家电制造业的大发展，正是保护战略的成功。把保护战略的明显成功，硬说成是放弃保护的成功，这是龙永图编造的最大谎言。
龙永图编造的第二个谎言，是混淆制造业贸易与服务业贸易的差别。在制造业贸易中，各国都经常以关税来阻挡外国产品的进口，而在服务业贸易中几乎看不到用关税阻挡外国服务进口的作法。龙永图对这样的根本差别闭口不谈，实际上是在对全国人民撒谎。
世界贸易组织关于服务贸易的协定生效还远不到10年，世界各国开放服务贸易的时间都还很短。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开放服务贸易的主要后果还不可能显示出来。可是尽管如此，印度和巴西的民族电信企业已经受到了外国企业的极大冲击。连日本和某些欧洲国家自1998年开放电信服务之后本国的电信企业也在经营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有这些都说明，龙永图所说的“没有国家因为开放服务业而受损，只是受惠”，完全是谎言。他所说的“受惠”，是美国垄断企业受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申斥和制止这种以政府官员身份公开编造谎言的行为，并且追查这些政府官员编造谎言的真实动机。
二、篡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以太上政府自居
据2001年11月13日的《环球时报》第16版报道，外经贸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副司长张向晨公开指责“几十年高度垄断经营的中国电信业技术更新迟缓”、服务质量差、收费高，等等等等。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200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报告时，更以长篇大论对中国电信业进行了同样的指责。
对中国电信业中的国有企业进行批评和指责，是普通中国公民的权利，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人民代表权利机构的特有权力。外经贸部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只有权力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赋予的权力在其管辖的范围之内行施执行权，此外它所作的任何事情，都应当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专门授权。中国电信业的技术、服务质量、收费等等显然不属于外经贸部的管辖范围，外经贸部的官员有什么权力对此随意表态？他们在批评指责中国电信业时的口气，就好象他们是有权主管电信业的太上政府机构一样。我们要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否授予了他们这样的特殊权力？是谁授予了他们这种特殊权力？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授予他们这种太上政府的特殊权力，外经贸部的官员们就是篡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把自己变成了凌驾于全国任何人、凌驾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的太上政府。
我们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收回自己的合法权力，申斥和惩处任何以太上政府自居的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不准今后再发生任何此类的越权篡权行为。
三、以反中国企业垄断为名，行纵容和保护外国企业垄断之实。
最近20年来，外国企业大举在中国投资，逐渐地占领中国市场，目前已经垄断了许多行业的中国国内市场。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看到外经贸部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和消除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而只见到它不断地批准和支持外国垄断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夺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美国的微软公司以其“视窗”软件垄断了中国个人电脑的软件市场，并向中国用户收取极高的软件售价。微软公司垄断美国国内市场的行径已经在美国软件企业界引起公愤，以致美国政府也不得不让微软公司面临反垄断诉讼。而我国的外经贸部竟然让微软公司在中国为所欲为，随意采取任何垄断中国市场的战略而不加丝毫约束。在微软的重压之下，中国的民族软件企业几乎丧失了发展的空间；
美国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在20年的时间里已经夺走了中国的碳酸饮料市场，在中国的碳酸饮料业形成了名符其实的双头垄断。国产品牌几乎已经被这两家国际垄断企业消灭干净，唯一真正的老国产品牌健力宝最近也因为缺乏销售市场而不得不转让股权。现在也只有“娃哈哈”集团的“非常可乐”这个国产品牌还在国内碳酸饮料市场上苦苦挣扎，与外国品牌进行着前途渺茫的斗争。国内过去存在过的大批小汽水厂，除了少数与美国垄断企业合资者外，都已经破产倒闭，工人下岗失业。尽管民族饮料企业早就呼吁政府保护民族饮料，我们却从未听说外经贸部对此采取过什么措施。
欧洲的菲利普公司在中国市场上不断扩张，目前已经垄断了某些型号和规格的白炽灯泡的中国市场。由于外经贸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其霸占中国市场，该公司有恃无恐，竟然一再向欧盟对中国企业提起反倾销诉讼。外经贸部用中国市场喂肥的外国公司，就是这种忘恩负义、唯利是图的中山狼。
美国的保洁公司在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性收购措施以夺取中国的家用化工品市场，正在一步步推进其垄断中国家用化工产品市场的图谋。对于它的侵入，我们只听说外经贸部批准合资，而从未听说有任何对其垄断意图的防范和惩罚。
美国的柯达公司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垄断中国的感光材料市场。据说该公司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不惜在许多年中在中国亏本销售并增设服务网点。对于这种以倾销方式力图垄断中国市场的行为，我们也从未听说外经贸部作过任何惩处、制止甚至是调查。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外经贸部某些官员反垄断是假，以反中国企业垄断为名，纵容和支持外国企业垄断中国市场是真。他们默认甚至帮助外国垄断企业控制和垄断中国市场，把中国居民的支出变为外国资本的巨额利润。在这些外国垄断企业的打压下，中国人民的企业利润极低甚至根本没有利润，大量亏损，造成股票上市企业得不到真正的回报，银行不良资产巨大，本国企业的员工大量下岗失业。
我们强烈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采取有力的措施制止外国企业垄断中国市场的任何图谋。首先应当严格地追查外经贸部某些官员纵容和保护外国企业垄断中国市场的各种行为，追究行为人的责任，惩处这方面的一切渎职和不法行为。
四、封锁信息，垄断国家对外的经济贸易政策，全面篡夺全国人大和中国政府的权力
外经贸部某些官员到处指责别的部门、别的单位“搞垄断”，而在实际上，他们才是中国最大的垄断者。中国目前最大的垄断就是外经贸部对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垄断。
在当前国际经济交往非常密切的环境下，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往往会决定一个部门、特别是该部门中的生产者的生死存亡。但是外经贸部却将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变成了自己独霸的独立王国，别人不仅不能参与决策，甚至无权过问。对于国家的重大对外经济政策，包括我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作的政策调整，外经贸部总是自定自行，事前从来不征询全国人民的意见，甚至不让人民群众知道，事后又以“达成了国际协定”为借口，强迫全国人民接受既成事实。有关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许多重大变动，外经贸部甚至事先不向我国中央政府的其它有关部门通报，更不进行商量，事后又强迫其它部门接受其制定的政策。“以夷制华”，靠着洋人整中国人，专横跋扈，莫此为甚。由于外经贸部对国内产业情况一窍不通，在对外谈判中就闹出了承诺的某商品进口配额大于国内产量的笑话，造成了国内严重的经济政治问题。
外经贸部某些官员这样垄断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之后，又进一步篡夺权力，垄断有关对外经济政策的宣传，封锁信息，欺骗全国人民。该部部长石广生到处作报告，宣称“加入WTO利大于弊”，并说“这是中央的精神”，要听报告者按照这一口径对外宣传，愚弄全国人民。国内某机构要直接邀请世界贸易组织的官员开研讨会，却被外经贸部严厉禁止，而该机构与外经贸部并无管辖和隶属关系。外经贸部这样作的理由是，中国人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切来往都必须经过外经贸部，有关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切言论也都必须合乎外经贸部制定的口径。这不仅是以一己之言垄断舆论，欺骗和愚弄全国人民，而且是剥夺了全国人民的知情权和讨论权，甚至剥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央政府其它机构官员的知情权和讨论权，已经构成了破坏宪法的严重犯罪。
制定中国的经济政策、包括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的权力，应当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手中。这些政策必须体现中国人民的意志，必须考虑到国内各行业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外经贸部和政府各部门一样，只是这样制定的政策的执行者。在制定对外经济政策时，必须让人民群众参加讨论，必须在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充分沟通信息，特别是必须充分体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终决策权。
我们有权利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位代表注意：外经贸部在制定对外经济政策时，是否真正向各位代表报告了全部情况，是否真正接受了各位代表的质询，是否真正把自己摆在了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而不是指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上。根据以上所说的外经贸部垄断对外经济政策的种种行为，我们有理由认为外经贸部的某些官员已经篡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经济政策的权力。我们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行施你们代表我们制定政策的合法权力，将外经贸部某些官员篡夺的权力收回来！
五、越权承诺，出卖国家利益，将我国的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私相授受
据可靠的消息来源称，外经贸部参加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主要谈判者（“chief negotiator”）在与世贸组织官员的私下闲谈中表示：中国过去20年从世界贸易的自由化中得到了巨大好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好好实行贸易自由化以报答世界各国。
这是对外的一项非常重大的经济政策承诺。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承诺，其决定权本应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手中。我们要问各位代表，你们授权外经贸部的官员作此承诺了吗？如果你们真的考虑了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我们相信你们是绝不会授权作这种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承诺的。外经贸部的官员作这样重大的承诺，不仅超越了他能够有的职权范围，篡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而且是背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背着中国政府、背着全国人民，将我国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私相授予外国，是最卑鄙地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
我们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彻底追查这个事件，严厉惩处这种背着全国人民超越职权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
六、将部门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给我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
最近十几年来，外经贸部某些官员继续坚持传统计划经济下的行为方式，数量指标挂帅，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本部门主管指标的“高成就”，为自己的部门利益而损害整体利益，给我国经济的整体和全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增大的指标，一个是我国的出口和对外贸易规模，另一个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为增大这两个指标，显示本部门的“政绩”，他们不顾一切地向国家索要各种特殊优惠政策，扭曲了全国的资源配置，损害了许多地区和企业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和金融损失。
由于不顾一切地追求增加出口，外经贸部某些官员极力乞求外国政府降低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壁垒，为此不惜大幅度放弃保护本国产业国内市场的种种进口壁垒以作为交换。他们的这些作法，导致外国进口产品危害以致冲垮了国内的许多产业，极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经济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过程。
由于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增加出口，外经贸部某些官员曾经要求银行贷款“支持出口”，（逼迫银行向外贸企业发放明知道不可能收回的贷款，使这些企业可以赔本出口，造成了巨额的银行不良资产。）现在他们又不断要求财政部提高出口退税的比率。（而在实际上，目前的出口退税率使财政部给出口产品的退税额远远高于从出口产品的生产流程中已经收到的增值税，从而形成了财政给出口的巨额实际补贴。粗略估计这项补贴每年有几百亿元。仅此两项所造成的银行业坏账和财政损失数以千亿元计。）给出口高退税的政策，（还）极大地助长了伪装出口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
正如国际贸易理论常识所说，这样一些降低进口壁垒和以实际补贴促进出口的措施（还）必定会使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条件恶化，从而严重损害了我国人民的福利。十几年来我国企业在向国外出口时竞相压价，自相残杀，对国家的整体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经贸部某些官员一贯推行片面追求出口并开放国内市场的政策。外经贸部某些官员一直致力于把国家拉上出口偏向型增长的道路，而这种增长必定会使我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从而大大损害我国人民的利益。
为了尽量增大出口数额，外经贸部某些官员还极力反对限制加工贸易的范围，阻挠任何对加工贸易实施规范管理的努力，大大助长了在加工贸易进口招牌下的走私活动，并且使加工贸易进口对国内产业（如不锈钢的生产）造成巨大冲击。
由于片面追求扩大对外贸易规模，我国的资源配置已经出现扭曲，对外依存度过高。美国和日本的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不过20％左右，中国的这一比重却早就超过了40％。
由于追求不惜一切代价地增加外国投资，外经贸部某些官员极力要将国内最好的投资机会让给外国企业，并且不遗余力地为外国企业争取政策优惠，以致出现了在中国土地上外国企业享受的政策待遇比中国企业还优惠的咄咄怪事。在这些年的过程中，外经贸部的某些官员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外国企业利益代表，他们一心只想帮助外资企业增加利润，而完全不顾这样对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民的收入所造成的后果，不管民族企业的死活。目前外资投资收益已经至少占我国总产出（GDP）的1.5%，由于生产增加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外国企业的利润，我国的生产和GDP增加已经不能反映人民收入的实际变动情况。而在外资企业增加的利润中，有许多是我国人民减少的收入，这些收入包括中国企业的利润、工人的工资和国家的税收。
由于外资企业享受了种种“超国民待遇”的特殊优惠，国内许多回报最好的投资机会被外资企业占据，本国企业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大批的民族企业被挤垮，在其中工作的工人大量失业，中国人民的收入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碳酸饮料行业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过多的外资进入夺走了国内有限的投资机会，本国资金因为缺少盈利机会而不得不外流，造成了我国近10年来经常的资金净外流和畸形的资金在国内与国外间双向流动。
外经贸部某些官员还（以）“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为名，指使原外经贸部所属员工将资金国有的企业以私营企业名义在国外注册，进行私人经营，造成许多这样企业的私人管理者利用国外法律将企业公然据为己有，而我国政府却无权追索原归自己所有的企业资金。）这样的所谓“走出去”战略，已经造成了国有财产大量被私人贪污侵占，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失。我们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彻底追查这一类事情的原委，查清国有财产所受损失，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严惩给国家造成巨额财产损失的责任人！
以上所述，还仅仅是我们极为有限的知识所能够掌握的外经贸部某些官员滥用职权损害国家利益的问题。我们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对这些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彻底清查外经贸部某些官员滥用职权损害国家利益的一切行为，严格追究有关责任人的相应责任，对问题重大者给予应有的惩处，以保证不再发生此类滥用职权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此致 一个爱国者的敬礼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左大培 2002年2月10日
“全球采购”：对落后国家的现代产业斩尽杀绝
在那些追随时髦的人心目中，“全球采购”这个术语意味着：企业和政府机构在采购自己使用的设备、装备、原材料和零部件时，不是把可能的供应者仅仅限于本国国内，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招标，让世界各国的潜在供应商平等竞争，不管是本国厂商还是外国厂商的产品，谁提供的物品质量好、价格低就买谁的货。在这些人看来，这样的“全球采购”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正确行为，是改革创新的举措。
但是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全球采购”这个术语有着更为特定的含义。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力图让世界贸易组织确立一个新规则，要求各国政府实行“全球采购”，也就是各国政府在采购商品和服务时，不能把供应者仅仅限于本国国内，而是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招标，让世界各国的潜在供应商平等竞争，不管是本国厂商还是外国厂商的产品，谁提供的物品质量好、价格低就买谁的货。这样一个“全球采购”的要求是专门针对政府采购的，是力图给各国政府的采购行为加上严格的限制规则。
由于这个“全球采购”的主张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西方国家的代表们现在还无法让WTO立刻开始谈判接受这一贸易规则。他们现在采取了逐步前进的战略，首先要求在WTO贸易规则的谈判中商谈所谓的“采购透明化”问题。这种“采购透明化”规则要求各国政府将自己的采购对全世界“透明化”，让全世界的企业都知道每个国家的政府采购的详细情况。显然这是为实行政府“全球采购”的规则进行准备的预备步骤。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坚决抵制政府必须实行“全球采购”的主张，是因为这样的国际贸易规则将剥夺落后国家保护自己的现代产业的最后一个手段。而落后国家要尽快发展经济，必须发展自己的现代制造业，必须给予本国的现代制造业以足够有力的保护。
经验事实和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都证明，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经济上落后，主要是因为它们掌握的技术知识少、技术水平低，“人力资本”少。要高速发展经济，就必须尽快增加本国掌握的技术知识，提高技术水平，增加人力资本。而增加人力资本、提高技术水平的主要途径，一个是研发、培训和专门的学习，另一个就是在生产实践中“边干边学”。
美国的现代企业管理界已经清楚地认定，人们在生产实践中进行的“边干边学”可以产生重大的“学习效应”：在没有任何重大技术改进的情况下，企业生产一种产品的生产率随着它生产过的这种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上升，单位成本相应地随着它生产过的这种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下降，但这种生产率上升与成本下降的速度都递减。在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中，这种“边干边学”的“学习效应”已经成了模型分析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经济发达国家的主要特征就是它们能够生产许多技术要求高的产品，而且生产的历史比较长。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它们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率比较高，而单位成本则相对较低。而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落后，首先就是因为它们的技术水平低，很多技术要求高的产品生产不了，即使能生产，生产的历史也必定很短，从而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率低，单位成本相对较高。
这样，从“学习效应”的角度看，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落后，所以效率低，其实是因为它们生产现代产业的高技术产品的历史短。而“学习效应”又把落后国家置于一个两难境地：由于没生产过现代产业的高技术产品，它们生产这些产品的效率必定低，单位成本必定高，生产这些产品在当前是不合乎比较优势原则的，而且在与外国自由贸易时也必定是暂时亏本的；但是如果不生产这些现代产业的高技术产品，它们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率就不会提高，单位成本也不会降低，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上就永远没有国际竞争力。而日本、韩国、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都说明，落后国家在现代产业高技术产品上的生产率提高得越快，落后国家经济发展就越快。
落后国家摆脱这种两难境地的办法之一是对本国现代产业的高技术产品生产实行贸易保护，其基本的原则是：当落后国家刚开始生产现代产业的高技术产品时，其生产率一般都较低而单位成本较高，生产这些产品的本国企业在低成本的外国产品自由竞争下都会面临亏损；这时本国政府应当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保护本国这些产品的生产，使生产企业免于亏损而有持续生产的动力和能力；随着本国企业不断地生产现代产业的高技术产品，“学习效应”将发生作用，本国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率将大大提高而单位成本会不断降低；待到本国生产这些产品的相对成本降到与外国进口品不相上下时，本国政府就可以撤销对本国生产的保护措施。这就是为贸易保护主义辩护的“保护幼稚产业”论点，这个论点特别适合不发达国家的情况，也为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所承认。
一国政府保护本国产业的手段，通常是各种各样的政策性国际贸易壁垒，它分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种。关税壁垒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而抬高其在本国的售价，使其相对于本国产品丧失竞争力；非关税壁垒有各种不同形式，从进口许可、配额一直到以“检疫”等卫生理由禁止进口，其目的也都是阻止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销售。
在这些通常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之外，各国政府还有另外一种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工具，那就是政府的商品和服务采购。按照过去的惯例，一国政府向谁采购自己使用的商品和服务，那是该国自己主权范围内的事，别国无权干预。而在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各国政府通常都利用自己对政府采购的决定权，将自己的采购限于仅仅购买本国企业的产品，以此来对本国企业进行保护。有的国家甚至还设立了专门的法律条文，规定政府必须购买本国生产的产品。
落后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往往同时采用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关税和非关税的国际贸易壁垒和政府采购时本国产品优先，都是不发达国家惯用的保护本国现代产业的手段。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关贸总协定和WTO把国际贸易自由化作为自己的宗旨之一，逼迫其成员国大幅度降低关税，并且尽量限制落后国家对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使用，实际上剥夺了落后国家保护其现代产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这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事实上，除了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仅限于一个城市的关税区外，一开头就加入了关贸总协定的落后国家还没有哪一个以高速发展而在战后成为发达国家。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达国家要求落后国家的政府也实行“全球采购”，实际上就是要剥夺落后国家保护其现代产业的最后一个重大政策工具。由于落后国家的现代产业特别需要保护，由于WTO已经基本上剥夺了落后国家保护自己现代产业的最重要工具——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种对政府的“全球采购”要求实际上是要对落后国家的现代产业斩尽杀绝。正因为如此，这一要求不仅遭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坚决拒绝，而且受到了马来西亚的“第三世界网站”的严厉谴责。
在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也会有某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甚至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而对“全球采购”的口号发生兴趣，以种种借口舍弃本国企业而到外国去采购商品和服务。这种行为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我国在20年前就造出并试飞成功了第一架大型客机，但是由于民航部门拒绝采购国产大客机，再加上政府不给补贴，导致我国自制的大型客机到现在还不能定型。在20年前，我国的大型飞机生产远比巴西先进，而现在巴西的支线客机已经在国际市场上站住了脚，我国反倒要从巴西引进生产支线飞机的技术。在这20年中，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的大型客机销售市场之一，但是由于民航部门实行“全球采购”，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并没有因此得到快速发展。“全球采购”给中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这种危害，决不应当再在中国重演。
全球化的倒退与“帝国主义国家利己主义”
持续到现在的目前这一轮经济活动全球化进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就开始了。根据目前通行的经济全球化定义，当前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包含下述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商品交换的全球化，也就是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越来越多地与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进行贸易，国际贸易增长快于全球经济增长，而在这种贸易全球化背后发生的是商品生产和劳动分工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是资本和资金的运动全球化，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又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具体说来，资本运动的这种全球化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投资的全球化——每个国家的人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际的投资活动，不过这方面的主力当然只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则是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任何国家的金融资产都趋于在全球范围内交易，其中也包括了贷款、证券交易和股票投资的全球化。
但是，撇开这轮经济全球化对全人类到底是好是坏这个当前最热烈的争论不谈，就实际的发展趋势来说，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完全有可能倒退，有转而陷入一个经济非全球化进程的可能。回顾一下过去经济全球化进程经历巨大波折的历史，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样一种可能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活动全球化并非只是今日的现象。至迟从18世纪下半期开始，随着英国发生和完成了产业革命并转向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就出现了一次极为明显的经济全球化过程。那次经济全球化过程贯穿了整个19世纪，在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最高峰。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当高的时代。目前整个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程度，并不比一百多年前强多少。在100年前的19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不知道今日限制人员流动的“签证”为何物。当时的资本流动相当自由，流动的全球性也很强；甚至产品交易的全球化程度也极高——在英国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中，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
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战争和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曾经使经济全球化的历程经历了一次大倒退。总的说来，在最近100年中，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过了一个重大的曲折：先是大幅度倒退，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重新加强。而20世纪前半期经济全球化的大倒退，典型地反映了政治和社会因素对人类经济活动的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