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 173第一节 “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 173第二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思想材料 174第三节 中国特有的误人之见 176第二章 复杂的世界 185第一节 制度并非万能 185第二节 竞争政策的困境 186第三节 竞争价格的悖论 188第四节 竞争的作用有限 191第五节 “改革开放”：简单的经济政策准则？ 192第三章 无法独立存在的市场 194第一节 市场交换、市场经济与秩序 194第二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心目中的“市场失灵” 196第三节 市场经济持续存在的必要前提：政府 197第四节 市场经济持续存在的必要前提：家庭和社会福利 199第五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企业 200第六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货币制度 202第七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政府本身作为事前防范的设施 204第一节 “自由”的观念和自由主义 207第二节 自由与平等 208第三节 自由与强制 212第四节 行不通的自由主义 215第五节 不可超越的公平和平等 221第五章 多种多样的经济体制 223第一节 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不同之处 224第二节 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结构特征 227第三节 决定市场经济模式多样化的根本原因 229第四节 一国的文化传统与市场经济模式 232第五节 历史过程塑造市场经济模式 234第六节 蜕变中的美国模式 236第六章 市场经济中的公有制企业 239第一节 市场经济与资本金私有 239第二节 近现代公有企业的历史回顾 241第三节 有效率的公有企业产权结构 244第四节 有效率的公有财产代管人 246第五节 并不充分的经济效率条件 250第六节 东欧私有化的教训 253第七节 新世纪的真正问题 257第七章 对自由贸易的迷信 258第一节 正统国际贸易理论的迷误 258第二节 富国靠保护幼稚产业而兴起 262第三节 贸易保护主义下的科技革命 266第四节 自由贸易中的失败者 267第八章 全球化陷阱 271第一节 由发达国家界定的含义 271第二节 国际垄断资本的计谋 274第三节 插入的讨论：有害的外国直接投资 275第四节 危险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 278第五节 经济全球化的代价 280第六节 “溶入国际社会”？ 283第七节 曲解历史的“对外开放”神话 287第九章 “外向型经济”的误区 289第一节 自相矛盾的对外经济政策 289第二节 外向型的限度 291第三节 不成功的发展道路 295第四节 中国今后的发展战略 299.20
形式上，格力集团对子公司有很严格的监督机制，集团设有审计部、企业管理部和财务经理。只是高国萍有最高的权力庇护，在很长时期中可以为所欲为。其实，当初审议对高国萍任凌达董事长的任命时，集团董事会就强烈反对，但反对无效，任命强行通过。结果是在高国萍这样的“个人英雄”面前监督机制完全失效。
但是，《英才》杂志的作者把产生这种管理腐败的原因归结到了国有股“一股独大”上，说是这样的“一股独大”“干扰了企业决策的正常民主决策程序”。其实，这里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股独大还是股权分散，而是对管理腐败行为没有坚决地禁止和打击。我早就主张，必须严格禁止国有企业的领导另外自办私营企业，尤其不能允许国有企业与其领导或其家属自办的私营企业有任何业务往来。如果任何国有企业领导违反了这一禁令，就至少必须撤销其管理职务。没有这样的禁止，不要说国有企业，就是私营的股份企业也会很快就被搞垮。
高国萍的案例只是当前国有企业管理腐败现象中的沧海之一粟。据我的所见所闻，这样的管理腐败行为普遍存在。这是损害所谓的“新型国有企业”的最主要因素，许多国有企业因此而亏损倒闭。
说这种管理腐败源于企业的国有，甚至说它源于国有股“一股独大”，那是颠倒黑白的解说。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国有企业中，根本就不能想象会出现这样的盗窃企业资产行为，那时企业的管理人员连动用企业的公文纸为自己写文章都要冒受到批评的危险。就是在80年代的老国有企业中，高国萍式的管理腐败行为也行不通。某些人当时指责老国有企业“机制不活”，其实反的是老国有企业防止管理腐败的正当制度。而现在企业界（不论是公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泛滥成灾的管理腐败，倒是这些人鼓吹的“改革”的实际成果。
消除对“企业家”的迷信——由中航油巨额亏损谈起
2004年底爆出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在投机交易中遭受巨额亏损的新闻后，中航油就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境地，面临破产的威胁。该公司总裁陈久霖也因遭受一系列经济犯罪指控而被新加坡政府拘捕。自那以后，媒体上不时出现有关中航油股权重组和陈久霖所受惩处的报道，最近的报道更说，中航油原来的控股机构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已经开始与潜在的合作者商谈重组后的中航油的股权结构和出资比例了。
媒体和经济学家们已经对中航油巨额亏损的原因作了各种不同的判断。但是看看这个巨亏发生的过程，就根本用不着东拉西扯，完全可以搞清巨亏从何而来。
《参考消息》2004年12月4日第4版转载美国《纽约时报》12月2日的报道说，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过去5周内在衍生产品交易中亏损了5.5亿美元。该公司这次的经营大失败令新加坡政府和中国公司都非常难堪。
衍生产品交易是一种投机性特别强的交易，交易风险也特别大。作过类似交易的人都知道，在这一类的交易中，不可能有每一次都只赚不赔的永远的赢家，最好的投机家也只不过是赚的时候多赔的时候少而已。正因为如此，所有参与这种交易的现代公司内部都订有严格的制度，以防止交易决策者的失误给公司造成过大的损失。中航油公司内部本来也有这一类的规章制度，只要严格遵守公司的这些规章制度，它在衍生产品交易中出现的巨额亏损本不会发生。
美国《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说，中航油（新加坡）“在最近几个月里错误地断定石油价格将下滑，并随后突破内部交易限额，突破有关内部交易限额本应知会公司高级管理层；而根据这项交易限额，在全公司范围内亏损达到500万美元时应停止交易”。
这就说明，中航油的巨额亏损，不仅是因为其决策者在投机交易中作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更是因为其总裁陈久霖等人拒不执行公司治理结构中防止巨亏发生的相关规章制度。
但是中航油巨亏的新闻爆出之后，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却在媒体上对中航油巨额亏损的原因作了错误的解说。
一种说法将中航油的巨额亏损当成国有企业无效率的证明。有些没见过洋世面的所谓“民营”（其实是私营）企业家还到处援引中航油巨亏的事实来说明国有企业的“无效率”。
确实，在“中航油巨亏事件”爆发前，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典型的中国国有控股公司。中航油60％的股份为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所有，而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是一家国有公司，它对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控股。
但是，明摆着的事实是，中航油的巨额亏损来源于投机交易中的失败，而只要参与投机交易，任何人、任何企业都可能由于投机交易而失败，这与企业是国有还是私营没有任何关系。国际上经常爆出大企业、大金融机构由于投机交易失败而受到巨大损失的新闻，1995年年轻的交易员尼克·李森违规进行的投机交易失败还导致了全球最古老的商业银行——英国巴林银行倒闭。这些在投机交易中受到巨额损失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几乎都是私营企业。如果说投机交易造成了巨额亏损就证明企业无效率，那它证明的应当是私营企业和金融市场的无效率。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航油的巨额亏损是由于它实行垄断。这种说法更是完全颠倒了真实的作用。
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6月20日第9版报道，目前中国国内航空煤油需求量大约为每年600万吨，其中30％左右的需求量必须由海外进口，而航空煤油的进口则由中航油垄断。说这种垄断会造成低效率可能有道理，如中国航空煤油价格比日本高出60％；但是说这种垄断地位会造成垄断者的巨额亏损，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尽人皆知，垄断某个市场是稳稳当当地获得巨额暴利的最可靠途径，是防止亏损的最好手段。事实也是，中航油公布的2003年年报显示，该公司约60％的收益来自于航空煤油进口垄断带来的买卖差价。只有根本不懂市场的外行，才会说垄断煤油进口造成了中航油的亏损！
其实，恰恰由于中航油对航空煤油进口具有垄断地位，它才最不应当去作风险那么大的投机交易，而投机交易的失败才是中航油巨额亏损的真正原因。一般人都认为国有企业和垄断者都有很大的惰性，按照这种惰性，既然垄断航空煤油进口有那么丰厚而可靠的利润，为什么还要去作风险那么大的投机交易呢？
确实，由于投机中的巨额亏损耗尽了经营用的资金，中航油的所有航空煤油进出口业务均已在2004年底停止，只是为了保障国内航空煤油需求，才由对它控股的中航油集团安排中航油下属的一个分公司负责中国航空煤油进口的招标，但业务模式已由原来的分别与供油方和客户签订合同改成只作代理，帮助客户下订单，由供油方直接同客户签订供油合同。这样一来，中航油的获利手段就由原来的赚取买卖差价变为收取代理佣金，使公司利润骤减。这也就是说，投机的失败会使公司连原来的垄断进口利润都得不到。真正懂得利用公司垄断地位的人绝不应当对巨额的投机交易感兴趣。
其实，前边的简介早已说明，中航油发生巨额亏损的真正原因是，企业的个别经营者违反企业内部的管理规定和纪律，独断专行地从事风险极大的投机业务，最后由于投机失败而给企业造成破产性的损失。
而敢于这样独断专行、能够这样破坏一切规章制度的，通常都是企业的最高领导，这样的企业经营者又往往是在社会上被人神化了的“企业家”。中航油的总裁陈久霖就是这样一位“著名企业家”，他领导下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曾因良好的企业管理而在新加坡屡获殊荣，自2001年12月上市以来，股价已经涨了3倍多。陈久霖因此而成了在新加坡的中国企业的头面人物，拿着最高的薪水，带着“打工皇帝”的头衔。
中航油的巨额亏损只不过又一次打破了有关“企业家”个人的神话，再一次告诉我们，任何“企业家”——不管他曾经有多好的业绩——也不是神，而是人，他们也会犯错误，并且可能犯致命的错误。为了防止他们的错误给整个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无论是在国有企业中还是在私人经济领域，都必须建立并严格执行足够多的规章制度和纪律来约束这些“企业家”。
这样来总结中航油巨额亏损的教训，更使我们必须坚决禁止让企业经营者个人成为企业所有者的“权贵私有化”。
中国的权贵私有化鼓吹者们主张将国有企业变相白送给少数经营者，依靠的就是这种对“企业家”个人的迷信。这种对“企业家”个人的迷信把个别的企业家说成了扭转乾坤的神仙，不管是多穷困潦倒的企业，到了他们手里就变得兴旺发达，而一旦没了某个能化腐朽为神奇的“企业家”，多好的企业也很快就会完蛋。靠着编造这样的神话和对“企业家”个人的迷信，那些MBO的鼓吹者们才敢于公开要求把国有企业变为少数经营者私人所有，其理由是搞好一个企业只能靠那个神奇的“企业家”，只有把企业变为他自己的，他才能全心全意地努力，才不会有任何人能够妨碍他作出和贯彻其全部的英明决策。
而一旦认识到任何“伟大的企业家”都会犯错误，就不再会有将企业送给“企业家”一个人“持大股”的理由。就是私营企业也可能因为老板的错误决策而一下子破产，因此应当对企业领导个人的权力加以种种制约，这样才能避免个人的决策错误对整个经济带来巨大损害。而如果企业由其最高经营者“持大股”，企业领导的个人权力就失去了任何制约。而在按各种规章制度管理的国有企业中，企业领导的个人权力就恰恰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制约。
既然我们反对权贵私有化是为了以规章制度制约企业领导的个人权力，就更不应当允许国有企业的领导破坏规章制度而独断专行。但是最近20年来，国有企业的规章制度趋于瓦解，这就使企业领导个人的胡作非为可以给企业造成极大的损害。
《参考消息》2004年12月4日第4版转载的香港《信报》社评指出：“中资企业的老总通常都是个人色彩强烈，作风独断专行的人物。对一家成功的企业来说，这是掌舵人所必需的素质，但如果缺乏适当制衡，企业的‘出事率’会极高，过去不少内地企业由盛转衰，或在不知不觉间爆出惊天丑闻，都是源于企业内部失衡、公司治理水平偏低。”“中国航油的总裁陈久霖2002年获得的报酬是1600万元人民币，高居新加坡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榜首，被当地称为‘打工皇帝’。由于他在7年间把公司资产由21万美元发展成近30亿美元，包括总公司的管理层，公司内无人敢逆其意而行，结果铸成大错，令中资企业的声誉再次蒙上阴影”。
企业领导者的个人权力失去制衡，没有以企业内部的制度规章约束企业的领导个人，这才是中航油巨额亏损的真正根源。而这样放任企业领导个人任意横行，又是出于对“企业家”个人的迷信。
我们中国是个有个人迷信传统的国家，人们愿意将个人神化，迷信并依赖单独的个人。对一个武将关羽的神通可以迷信到将他奉为“武圣”“关大帝”的程度。可就是这个关羽，虽有“水淹七军”、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的赫赫战功（后两项战功其实多一半是后人捏造），不也最后败走麦城，丢了性命吗？但是中国人就喜欢大谈关羽如何过五关斩六将，而不愿好好说说他怎么败走麦城。正是出于这种对个人的迷信，中国人才有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传统。也就是在这种思想传统支配下，才会在最近十几年中放任企业领导个人任意横行。
也正是在最近十几年里，“企业家”个人的局限性暴露无疑。我们只要看看，七八年前声名赫赫的“著名企业家”还有几个在经营他据以起家的那个企业，又有多少“著名企业家”已经倒下，我们就会明白，迷信单个的“企业家”个人是多么可笑，把企业和整个经济的命运寄托在“企业家”个人身上是多么地不可靠。
中航油的巨额亏损又一次说明了那个真正颠扑不破的真理：无论多么优秀的企业家，都不可能是永远正确的神，而只能是会犯错误的人；把企业和经济的命运寄托在个人身上是错误的；必须以有效的制度和规章纪律来约束企业领导的个人行为，否则就会受到巨大的损失；由于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把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白送给任何个人都有害无利。
俄罗斯私有化的罪魁丘拜斯激起民愤
按：丘拜斯在俄罗斯主持私有化，在使极少数人暴富的同时降低了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这激起了俄罗斯人民群众的义愤。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就在报上读到：一位俄罗斯记者在理发时说自己是丘拜斯的亲戚，理发师当即愤怒地说：“对不起，如果您竟是他的亲戚的话，我就只能对您不客气。”可见丘拜斯当时在俄罗斯已经不得人心到什么程度。而在以后的大选中，以丘拜斯等人为首的“右翼联盟”连5％的选票都没得到，无法再进入议会。
尽管已经无法在政坛上混下去，可是靠了他的老主子叶利钦撑腰，丘拜斯还是谋得了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公司”总裁的职位，继续在经济上祸害俄罗斯人民。
以丘拜斯对俄罗斯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论，对他真是不杀不足以谢天下。可正因为如此，他这一类靠为资本主义复辟当急先锋而发迹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精英”们也就成了根本不思退路的“过河卒子”，早已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更丧心病狂地到处鼓吹掠夺人民式的私有化。2003年初，丘拜斯和盖达尔等“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私有化总设计师”们公然大吹大擂地举行会议，不仅公开支持美国侵略伊拉克，而且自报奋勇地要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设计伊拉克的经济改革方案”，将伊拉克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石油公司私有化。
不用问，这样在美军刺刀下实行的“私有化”必定会把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资源送到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美国垄断企业手中，把世界人民和阿拉伯国家人民宝贵的石油资源变为美国垄断资本的惊人暴利。丘拜斯等人当时配合小布什所作的丑恶表演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些“掠夺型私有化”的代表们已经黔驴技穷，沦落到了要靠美国侵略者的武力来强制性地推行自己“政见”的境地。他们的历史知识看来接近零，因为直接的军事暴力从来也不是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强项。
可惜的是，伊拉克反美武装的抵抗战争进行得太成功，以致美国侵略者在占领伊拉克以后不久就放弃了直接将伊拉克石油公司“私有化”的方案。否则的话，按照我的预计，美国石油垄断企业在夺得“私有化”了的伊拉克石油公司后所获得的巨额利润，会很快激起伊拉克人民的愤怒。只要有任何经济上的衰退（这在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伊拉克人民就会以伊朗“伊斯兰革命”式的起义来推翻美国的傀儡政权。而那时的伊斯兰革命者会把丘拜斯之流当成与美军一样的死敌来追杀。那本来是丘拜斯这样的人所最应得的下场。
摘自6月9日《外滩画报》,吴敏杰文：
“都是丘拜斯惹的祸！”
“都是丘拜斯惹的祸！”
这句口头禅在俄罗斯已经流传近10年，它出自前总统叶利钦之口。近日一首同名歌曲又开始流行，起因正是5月25日的莫斯科大停电。也难怪：10年前，丘拜斯是“私有化设计师”，大搞“强盗式资本主义”；10年后，他成了“电力改革操盘手”，大停电造成10亿美元的惨重损失。
“每人能分到两辆伏尔加”
1992年2月，不到37岁的丘拜斯被叶利钦提升为副总理。到了秋天，由丘拜斯负责推出的私有化证券开始向俄国公民出售，让每个公民享受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收益，可用于购买企业股份或转让、出售。
按当时俄“国资委”估计，全俄的1.5亿人口人均可分到1万卢布。丘拜斯宣称，一张私有化证券能买到两辆顶级的伏尔加轿车。
然而，由于卢布兑美元的实际汇率大大贬值，证券尚未到手，其价值就已微乎其微。当时每张证券的黑市价格只有40美元，还不够买几斤食糖。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丘拜斯将自己的债券投资于一家基金，每年只能获得红利1.5美元。
“都是丘拜斯惹的祸！”
私有化行动导致80%的国有资产落入私人手中，有人一夜暴富，更多的人则成了穷光蛋。面对种种指责，丘拜斯甚至坦言：“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过来就好。如果强盗变成了自己资本的有效主人，他也就不会再做强盗了。”
正是这种“强盗理论”孕育了一批在俄政坛呼风唤雨的寡头政客。寡头们为当权者提供各种赞助，当权者反过来保护寡头们的利益，两者联手主宰了整个国家。寡头专政导致经济瘫痪、物价飞涨、卢布贬值和社会保险瓦解。
迫于竞选需要，1996年1月叶利钦炒掉了名声欠佳的丘拜斯的第一副总理职务。罪名是“几乎一分钱没要，就把大工业卖掉了”。从此，“都是丘拜斯的错！”这句叶利钦的原话变成一句家喻户晓的口头禅。
不听话？断电没商量！
普京上台后对寡头的整肃让丘拜斯颇为不快。2000年5月，已担任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公司总裁两年的丘拜斯，加入议会反对派“右翼力量联盟”，并被推举为主席。
随后，他开始利用起手中的大权。这家电力垄断企业拥有72家地方电力公司，37家州电力厂，供电服务遍及俄全境11个时区，因此大部分地区都有求于这位“电老虎”。
据官方的《消息报》报道，为获得供电保障，各地区被迫向丘拜斯讨好，而丘拜斯曾根据自己的意愿切断整个地区的冬季供暖，比如远东的海参崴。有时该公司甚至根据丘的授意，随意断掉军事部门的电力供应。俄国防部称早在2002年，几乎所有的军区、舰队和各军兵种基地都被断过电。
全国最不受欢迎的政客
种种“劣迹”让不少俄罗斯人将丘拜斯的名字与贪污、盗窃和欺诈联系在一起。根据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一项调查结果，丘拜斯是2003年俄罗斯最不受欢迎的政治家，而2004年的民调结果表明，有33%的俄罗斯人不信任丘拜斯。
一些人甚至恨不得置丘拜斯于死地，迄今至少已发生过四次针对他的暗杀行动。最新的一次发生在3月17日上午，上班途中的丘拜斯座驾突遭炸弹袭击和冲锋枪扫射，所幸无人遇难。
私有化还要搞到底
尽管屡遭唾骂和暗杀，丘拜斯仍然誓言要把统一电力系统公司私有化。早在1998年被叶利钦任命为公司总裁不久，他就提出了这一目标。他的设想是，将公司分割成10个电力公司，通过私有化引入竞争机制、吸引战略投资人、改进设备及出口电力。
但有专家认为，私有化会破坏国家统一的电力系统，降低其可靠性，并导致美英式的大停电；另外分割后的电力公司会被只关心利润的跨国公司收购。
5月25日莫斯科大停电事故发生后，俄国家社马传出要求丘拜斯辞职的呼声。
尽管杜马未通过相关议案，丘拜斯也拒绝主动辞职，但政治评论员雅尔采夫指出，不排除丘被解职的可能性：一来事故损失巨大，丘难脱罪责；二来电力是国家战略资源，而丘是叶利钦时期寡头政客的代表和目前反对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当局一直在寻找收拾他的机会。
6月4日，普京总统再次站出来炮轰统一电力公司，使丘拜斯的前途更加阴云密布。
自由贸易是亡国的先兆？
偶然在中译本《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加尔各答”条下读到：加尔各答这个印度的最大城市“1596年始见记载。169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此建立贸易点。1717年莫卧尔帝国允许英在印自由贸易，对加尔各答发展有巨大促进作用。1772年成为英属印度首府”。
1717年莫卧尔帝国允许英国在印度自由贸易这个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在仅仅40年后的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在普拉西战役中获胜，以武力占领了整个孟加拉。而莫卧尔帝国对整个印度的统治则于1761年结束。
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西方殖民者于16和17世纪相继来到印度，在其东、西海岸占夺据点，进行海上劫掠和掠夺性贸易。荷兰、英国和法国各自建立的“东印度公司”，就是它们推行这种殖民主义贸易政策的主要工具。
但是也就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刚刚来到印度的16世纪初，莫卧尔王朝统一了印度次大陆的北部一直到中部。莫卧尔帝国与中国的明朝和清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18世纪出现的俄罗斯帝国并列，同为当时世界上的最大帝国之一，也成了西方国家征服东方的最大障碍。莫卧尔帝国的瓦解为英国征服整个印度扫清了道路。到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几乎统治了整个印度次大陆。莫卧尔帝国之亡，也就是印度次大陆的“亡国”，是印度次大陆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开始。
显然，1717年莫卧尔帝国允许英国在印度自由贸易，是莫卧尔帝国衰落并走向瓦解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是半个世纪后莫卧尔帝国亡国的先兆，而且是一个世纪后整个印度次大陆亡国的先兆。
资源、环境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欧美国家在19世纪开始建立以大规模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化经济。在这种经济下，20世纪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使欧美国家的富裕程度达到了过去的人类从来就不敢想象的程度。这也使20世纪成了一个追求经济发展的世纪，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争相以欧美国家为榜样来改造和发展自己的经济。
但是20世纪的经济发展以巨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在整个20世纪，人类消耗了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而那些成为全世界效仿的榜样的欧美工业发达国家，虽然只占世界人口的15％，却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和60％以上的天然气、50％以上的重要矿产资源。人类活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危险，整个地球的大气、海洋和陆地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人们在认真地讨论现代化的经济增长在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上的有害后果，研究如何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以便使目前的经济增长变为可以持续。但是，就在欧美国家考虑改变其过去200年耗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增长方式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却正在按照欧美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来谋求经济发展，而这样的落后国家却占当今世界人口的大多数。这就使当今的世界经济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这个问题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所面临的巨大难题。
最近2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地以年平均9％的增长率高速增长。相比之下，欧美国家在这样长的时期中达到年平均3％的增长率，已经是很快的经济增长了。
中国经济如此高增长的结果是，200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如果以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换算已经达到1.65万亿美元，人均接近1100美元。这样以美元计的中国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五位，而由于汇率有着不确定性，特别是人民币当前面临升值压力，这样以美元计的GDP总量和世界排位并不准确。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按目前这样的经济增长率持续发展下去，中国的GDP总量在最近几年就可以上升到世界第四位，在20年内可以超过居世界第二位的日本，而在30年之后就可以超过世界的第一经济大国－－美国。
但是中国经济今后的持续高增长面临着许多巨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是能否保持快速的技术进步，因为现代的经济增长首先依靠人民掌握的技术和技能的不断增进。除了本国人民掌握的技术的快速进步之外，妨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源和环境因素。
至今为止，中国还是靠复制欧美国家的技术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增长，而且由于中国的科技水平低，中国复制的多半是欧美国家过去的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技术。这就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给中国带来了两个重大的问题――资源的巨大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
在谈到环境污染问题时我们必须牢记，中国是一个人均土地面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将近1/15，却占了世界人口的1/5以上。这意味着，即使中国每人平均制造的环境污染相当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每单位国土上的污染也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更何况中国9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东部的那一半国土上，这就使中国东部的环境污染问题极为严重。
由于中国不利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再加上人口压力造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农牧业用地，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仅为18％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27％低9个百分点，而沙漠和沙化总面积却达174.3万平方公里，而且每年仍在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等于每年有一个县的土地荒漠化；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3.6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38％，并且仍在继续增加。
至今为止，现代工业的发展还只是给中国的环境问题增加了一个新的负担，那就是现代工业制造的污染：
－－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位居世界前列。2003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2100多万吨，位居世界第一，超过环境容量的33％；化学耗氧物排放量1300多万吨，位居世界第一，超过七大流域环境容量的66％。中国的烟尘排放量为1013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941万吨。
－－目前，中国的年废水排放总量已达到439.5亿吨，日排污水量1.3亿吨左右，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五类劣质水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城市河段90％以上遭受严重污染；海河、辽河和淮河的有机污染已经不亚于英国污染最为严重时期的泰晤士河。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赤潮频繁发生。
－－中国的全国大气污染排放总量多年来一直居高不下，城市空气污染普遍较重，大气环境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城市也只有1/3，一些大城市的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标准的2倍－5倍，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1/3；中国被监测的343个城市的近四分之三居民呼吸着不清洁的空气；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一半。
这样制造高度污染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在大量消耗着中国以及整个地球上有限的资源。
在资源问题上我们必须记住，中国是以占世界陆地面积将近1/15的土地、世界9％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资源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却有着超过目前全部发达国家总和的人口数量。当中国以欧美国家过去的那种大量消耗资源的方式发展经济时，不仅自己会面临资源严重不足的巨大问题，还会使全世界面临的资源问题更快地恶化。
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的GDP增长了不到150％，消费的石油增长了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由于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5，这样的增长已经使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成了世界的第一资源消耗大国。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博士1994年曾经耸人听闻地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他的研究所2005年2月16日的调查报告比较了中国与美国2004年对粮食、肉类、钢铁、煤炭和石油的消费，描画了中国在资源消耗上的地位。
2004年消费的粮食总量，中国为3.82亿吨，美国为2.78亿吨；消费的肉类总量，中国为63百万吨，美国为37百万吨；2004年的钢材消费量，美国为1.04亿吨，中国则为2.58亿吨，相当于美国与日本消费量之和；2004年的煤炭消费总量，中国相当于8亿吨石油，而美国则相当于5.74亿吨石油。只有石油的消费量中国远低于美国：2004年每天的石油消费量美国为2千万桶，中国只有7百万桶，是美国的1/3；但是过去的10年中，美国石油消费只增加了15％，中国则增加了100％。按这样的增长速度，20年后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就将超过美国。
此外，中国消费的化肥每年为4千万吨，美国则为2千万吨，中国在移动电话和电视机的拥有量上也已经大大超过美国。
我们中国人当然清楚，根据布朗博士的这些描述说 “中国消耗了过多的资源”，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每年人均的粮食消费只有294公斤，不到美国人均粮食消费的1/3。尽管如此，中国消费的粮食总量仍然比美国多，这仅仅是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如果考虑到中国占世界人口的1/5，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5倍，我们就应当说，在任何资源的消费总量上，中国都应当是美国的5倍，占世界的1/5，这才是世界资源的公平配置。
此外，目前在中国境内耗费的资源，有许多最终也并不是由中国人消费的。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三位，但是加工贸易占了中国贸易额的50％。这种加工贸易将国外的原材料进口到中国，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加工再出口到国外。以加工贸易方式在中国耗费的资源，最终实际上是被别的国家的人消费的，中国不过是代别国人利用这些资源加工以供他们消费而已。
尽管如此，这样耗费资源的经济增长，仍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因为这样一种增长的背景是，中国许多资源人均的本国储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的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必将导致中国从国外进口大量资源，使中国成为一个资源的净进口国。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已经从石油的净出口国，变成了石油的净进口国。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大批富裕家庭购买私人小汽车的时代，石油的消费量随之激增。现在中国消费的石油已经约有1/3依靠进口。在消费总量上，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将达到57％，铜将达到70％，铝将达到80％。
这样大量进口资源，势必加剧世界资源市场上的需求压力。由于自2003年起出现了新一轮的高经济增长，2004年中国对铜、铝、锌的需求量上升到占世界总需求的1/4，一些国家的矿业公司因此抬高了这3种矿产原料的价格。
但是更大的问题将发生在世界石油市场上。2002年全球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仅为1400多亿吨，按当时的产量，静态保障年限仅40年；天然气的剩余可采储量为150亿立方米，静态保障年限为60年。我们面临着石油天然气资源枯竭的可能。
当然，随着石油勘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今后还会发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可采储量，这就在新的开采消耗已有的石油和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的同时，补充了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正因为如此，我们在30年前就听说当时的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仅够30年之用，而现在的石油剩余可采储量竟然还够用40年！但是尽管如此，当前的剩余可采石油已经远远比30年前的剩余可采石油难开采得多。这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世界上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再生速度远远低于其被人类开采而消耗的速度，按目前的速度开采和消耗石油－天然气，人类将在不太遥远的未来耗尽地球上的石油天然气资源。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成为一个石油消费和进口大国将加剧国际石油市场上的紧张局势。当然，说近几年的石油价格暴涨起因于中国的大量石油进口，这没有靠得住的根据，因为中国的石油进口至今还在每年1亿吨上下，而中国的全部石油消费量才不过是美国的1/3。但是，如果中国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建立一个汽车化的社会，真像欧美国家那样接受高耗能的生活方式，则世界性的石油危机最终将不可避免。其理由很简单：中国人口已达13亿，超过目前世界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如果中国像目前的发达国家那样普及和使用私人小汽车，世界的石油消费将增加一倍以上，石油天然气资源枯竭之日会提早到来。
不过，中国目前已经面临的最紧迫的资源问题还不是石油问题。在中国，目前最紧迫、最严重的资源问题是缺水。
本来中国就是水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中国占世界人口的22％，却只占世界水资源的6％。而经济较发达的华北地区更是干旱缺水。目前中国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还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
严重缺水的典型是环绕北京的河北省。该省年用水量220亿立方米，超过170亿方的可利用水资源量，实际用水量超过国际界定（河川径流量的40％）的1倍多，每年超采地下水40至50亿方左右。海河水系主要河流几乎常年无水，大部分洼淀已干涸多年，全省近70％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目前全省地下水累计超采量已逾1千亿立方米，使该省出现了近4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超采漏斗群和近5万平方公里的地面沉降区，浅层地下水水位平均下降11米，深层地下水水位平均下降40米左右。最大地面沉陷已达2米（在沧州市区）。这造成含水层疏干、海水入侵、土壤沙化、机井报废、咸水界面下移、地面及建筑物沉降裂缝、行洪排水能力降低等一系列难以逆转的严重后果。
更严重的是，水是几乎无法从外国进口的。中国政府正在实施“南水北调”，但是这显然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连河北省的超采地下水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是为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都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使中国经济转向能源低消耗、资源循环利用、不造成环境恶化、最终依靠可再生能源的道路。
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这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自200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执行“科学的发展观”，不再单纯追求增大GDP。新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在2003年的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提出，要让人们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安全的食品。为了打破中国在资源和环境方面面临的困境，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建设节约型的社会，发展循环经济。
这些政策的核心，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便使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可持续。保护环境的关键是减少污染物质的排放，解决资源问题则主要应当靠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相对于生产的总量节约资源。而发展循环经济，将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化作可再生利用的资源，一方面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另一方面增加了可以使用的资源，更是同时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最好途径。
实行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可以减少污染物质的排放，在提高生产水平的同时保持对人类有益的环境。中国目前在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就有如此严重的污染，是因为中国单位产值的污染负荷普遍偏高。中国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硫，分别是美国的8倍、加拿大的5倍、澳大利亚的2.8倍、丹麦的12.3倍、捷克的1.5倍、韩国的6.2倍、墨西哥的6倍、经合组织国家的9.3倍。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达到了目前美国的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硫数量，中国就可以在目前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下达到美国的GDP生产总量。目前中国单位GDP排放的氮氧化物，分别是美国的6.1倍、加拿大的5.7倍、澳大利亚的3倍、法国的11.9倍、德国的16.6倍、经合组织国家的7.9倍。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将单位GDP排放的氮氧化物数量降到目前经合组织国家的水平，中国就可以在目前的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下达到美国的GDP生产总量。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是节约资源与发展经济并举的最好方法。目前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普遍偏低。中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分别是日本的11.5倍，意大利的8.6倍，法国和德国的7.7倍，英国的5.3倍，美国的4.3倍，加拿大的3.3倍。在水的利用效率方面，中国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只有0.43，而许多国家已经达到0.7－0.8；中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平均为222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5－10倍，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平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75％－85％。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达到了发达国家水的利用效率，中国就可以以目前的用水总量达到日本的生产总量；而如果中国能将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降到德国的水平，中国就可以用目前的能源消耗总量生产出美国的GDP总量。
为了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中国应当向欧洲国家和日本学习，大力发展和提倡使用公共交通，特别是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鼓励使用和生产节省能源的、环保型的轿车。中国还应当更多地利用其储藏相对比较丰富的煤炭资源，学会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来将煤炭气化、在大煤田实行坑口发电，甚至生产人造石油。
兼顾环境保护和能源供应的能源战略是大力发展非碳氢化合物的能源。中国在发展原子能发电，但是不应当过多依赖核能。由于中国有丰富的太阳能和风力资源，中国应当大力发展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在这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水力发电曾经是中国电力发展的一大重点，但是它对环境的影响现在也引起很多争议，因此不能再把它视为解决中国电力供应问题的主要出路。利用生活废弃物生产沼气，既减轻了垃圾对环境的污染，又增加了能源供应，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一条好的道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就大力发展过沼气，现在应当继续沿着这样的道路走下去。
有人作的成本计算表明，在中国北方的沿海地区实行海水淡化，社会效益已经可以弥补成本。因此我们应当使用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在华北沿海地区大力发展海水淡化。但是对中国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提高水的利用效率。中国需要大力推广高效率的灌溉方式，如喷灌、滴灌。为了促使贫困的农民实行这些先进的灌溉方法，中国政府应当实行系统的加速技术进步的措施：一方面提高用水的收费，促使农民采用省水的灌溉方法，另一方面则将水费提高所得收益再加上政府的补贴全部以供应喷灌、滴灌设备实物的方式返还农民，既促进节水又保障农民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