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 173第一节 “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 173第二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思想材料 174第三节 中国特有的误人之见 176第二章 复杂的世界 185第一节 制度并非万能 185第二节 竞争政策的困境 186第三节 竞争价格的悖论 188第四节 竞争的作用有限 191第五节 “改革开放”：简单的经济政策准则？ 192第三章 无法独立存在的市场 194第一节 市场交换、市场经济与秩序 194第二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心目中的“市场失灵” 196第三节 市场经济持续存在的必要前提：政府 197第四节 市场经济持续存在的必要前提：家庭和社会福利 199第五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企业 200第六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货币制度 202第七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政府本身作为事前防范的设施 204第一节 “自由”的观念和自由主义 207第二节 自由与平等 208第三节 自由与强制 212第四节 行不通的自由主义 215第五节 不可超越的公平和平等 221第五章 多种多样的经济体制 223第一节 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不同之处 224第二节 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结构特征 227第三节 决定市场经济模式多样化的根本原因 229第四节 一国的文化传统与市场经济模式 232第五节 历史过程塑造市场经济模式 234第六节 蜕变中的美国模式 236第六章 市场经济中的公有制企业 239第一节 市场经济与资本金私有 239第二节 近现代公有企业的历史回顾 241第三节 有效率的公有企业产权结构 244第四节 有效率的公有财产代管人 246第五节 并不充分的经济效率条件 250第六节 东欧私有化的教训 253第七节 新世纪的真正问题 257第七章 对自由贸易的迷信 258第一节 正统国际贸易理论的迷误 258第二节 富国靠保护幼稚产业而兴起 262第三节 贸易保护主义下的科技革命 266第四节 自由贸易中的失败者 267第八章 全球化陷阱 271第一节 由发达国家界定的含义 271第二节 国际垄断资本的计谋 274第三节 插入的讨论：有害的外国直接投资 275第四节 危险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 278第五节 经济全球化的代价 280第六节 “溶入国际社会”？ 283第七节 曲解历史的“对外开放”神话 287第九章 “外向型经济”的误区 289第一节 自相矛盾的对外经济政策 289第二节 外向型的限度 291第三节 不成功的发展道路 295第四节 中国今后的发展战略 299.21
由于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源储量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中国要想使经济发展可持续，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就必须像日本那样，采用最保护环境的生产方法，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资源利用效率。这都要求中国采用在保护环境和有效利用资源上水平最高的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国际最高水平的环境保护技术、最有效利用资源的技术都是远远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得到并普遍采用更高水平的技术，如以足够低的成本大规模利用太阳能的技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不仅需要学习和引进这方面国际最先进水平的技术，而且必须大力进行自主的研究和开发，使中国在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技术上走在世界最前列。
遗憾的是，这样的主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变为中国政府的政策。最近十几年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在中国泛滥，中国的经济界人士到处都在宣扬“政府不要干预经济”。结果是中国的各级政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保护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许多措施，而且不对开发可以解决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技术进行必要的资助，以致中国在保护环境和有效利用资源的技术方面持续落后。据专家估计，对环境保护的投入至少达到GDP的1.5%，中国的环境才能够有所改善；而中国的环保投入却一直在GDP的0.5%左右徘徊，到1999年才勉强达到1％。
保护环境、有效利用资源的迫切要求，还涉及到了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要害问题：对盈利企业的放纵。目前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不仅仅来源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曲折，而且来源于对企业和个人盈利行为的过度放纵甚至鼓励。
最近20年来，中国盛行“商人崇拜”和政策上的“向商人倾斜”，它对个人特别是“企业家”们的盈利行为不仅是纵容，简直是极力的支持和鼓励。在这样对盈利行为的不顾一切的鼓励之下，任何浪费甚至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做法都可以借“发展经济”之名毫无阻碍地通行。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发展起了一个从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中获益的利益集团，它把“吸引外资”和“出口”当成了绝对命令，当成了考核官员“政绩”的首要指标。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出口资源和出口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产品都受到优惠的“出口退税”的公然鼓励，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外商投资企业被奉为上宾，得到优惠的低税率的热烈欢迎。在这样的政策指导思想下，中国当然会面临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困境，高速的经济增长变为不可持续。
为了使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变为可持续，我们必须：
打破“照商引资第一”的观念，打破服从低技术的国际分工的观念，不允许其它国家向中国转移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项目，不再允许向外出口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产品；
打破市场化的迷信，政府大力资助发展环保产业、采用保护环境和节省资源的技术，同时严惩一切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行为，将中国变为一个保护环境、节省资源的循环经济的典范。
这笔账一定要算（整理者：伐卖国的商务部）
在今年3月全国人大和政协的全体会议上，像往年的“两会”期间一样提出和通过了许多提案。新闻媒体对这些提案作了许多报道，连我也为评论这些提案而接受了多起采访。但是这些热闹的喧嚣并不能掩盖今年“两会”的一个最大缺失：最需要立即通过的一个法令——统一外资企业所得税和国内企业所得税的法令，不仅没有获得通过，甚至没有在这两次会议上提出和讨论！
尽人皆知，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享受着惊人的税收优惠。这种税收优惠造成了一个在世界历史上都罕见的怪现象：中国自己的民族企业竟然在本国领土上遭受税收歧视，承受着远远高于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有专家估算，中国境内企业在所得税方面的平均实际负担率，外资企业为11％，本国的内资企业却高达22％。
这一歧视本国企业的税收格局，已经维持了20年之久，其根源主要在于政府税法规定的不同待遇：中国税法规定的所得税税率，内资企业为33％，外资企业为15％。连调节内资企业所得税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律都不是一个：中国同时适用着两个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就使外国企业成了在中国享受着特权地位的“高贵阶层”。
这种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的社会政治都造成了极大伤害。中国政府的税收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政府为维持其税收收入又不得不反过来增加民族企业的税收负担，由此而压垮了不知多少民族产业。更严重的是，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使中国企业就是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也处于劣势地位，几乎无法与外商投资企业竞争。这种在市场竞争中大幅度偏向外国企业的政策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就是我们20年来看到的令人愤慨的现象：国内的外资企业日益发展壮大，中国的民族产业却陷入了困境，不仅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倒闭，造成了城市地区的大量失业，就连一度发展势头强劲的民族私营实业也越来越难以成长，由于很难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开始衰落。
要认清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有害，并不需要多高的经济学水平。现代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宣称信奉“公平竞争”原则，企业之间税负公平则是公平竞争的基本要素之一。单凭这个“公平竞争”原则，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就是根本不该实行的政策，明白这一点不需要任何成人的智力。更何况全世界的经验事实更是与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背道而驰。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经济政策都是给本国企业比外资企业更优惠的待遇，外资企业能够得到与本国企业同样的待遇，已经是对外资企业最大限度的优惠了，怎么还能让外资企业享受到比本国企业更多的优惠呢？
我在2000年就发表过专门的学术论文，以数学推导来论证外商企业税收优惠如何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20年来，无数的中国公众特别是企业界人士不断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求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据称，光是每年在全国人大和政协全体会议上由代表们提出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提案，也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但是这样重要而急需的政策改善却至今未能提上“两会”的议事日程，其原因也再简单不过：过去的“外经贸部”、今日合并后成立的“商务部”一直在坚决反对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今年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提案甚至已经得到了财政部的坚决支持却仍然未能列入“两会”的议事日程，其原因又是因为“商务部不同意”。
过去的“外经贸部”、今日的“商务部”反对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其理由是“这会减少对外资的吸引力”。其实中国今日需要的根本就不是吸引外资，而是要把外资赶出中国。中国从1995年以来就是一个资金净流出国，每年都一边引进几百亿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时就通过增加外汇储备等渠道流出更多的资金。中国资金流出的根本原因是投资国内实业利润太低，利润低的主要原因是国内资金过剩，流入的外资抢占了过多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最近十几年给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增加的对外资的吸引力，以减少对中国资金的吸引力为代价，以中国企业和资本的损失为代价，以中国人民利益的绝对损失为代价。说到底，这样去“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是出卖中国利益——不，是向洋大人奉献中国人民的利益！
既然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在最近十几年来就是一个对中国人民利益的祸害，为什么作为中国政府一个重要机构的外经贸部会那么不遗余力地要保护它？
一个在公开场合最说得出的理由是，“为了本部门的政绩”。外经贸部及各级政府中的相应机构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下产生的政府部门，其职责就是完成和超额完成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方面的计划指标。因此，这样一个部门中的官员势必会以尽可能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尽可能多吸引外资来显示自己的成就。多年来我经常对朋友们讲：我要是当了外经贸部长，也得拼命吸引外商来投资，拼命增加出口和进口。对一个外经贸部的部长来说，总不能是外资吸收得越少，对外贸易的规模、特别是出口越小，工作的业绩就越大吧！
这样说当然丝毫没有为前外经贸部的错误路线辩护的意思。为几个大官（哪怕他是部长或政治局委员）的“政绩”而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当然是可笑的，是任何有良好的治理国家理念的人所不能想象的。但是可惜中国出现的这样的事太多了，许多对全国人民来说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就因为影响了几个官员（哪怕是芝麻大的小官）的政绩，就永远都无法实行！这次商务部否决了对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讨论，就是最明显的一例。
我说前外经贸部必然会维护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并不是说它们这样背叛中国人民的利益有理，而只是强调，外经贸部的存在本身就使任何有良心的官员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在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本来就不应有外经贸部这种计划经济式的部门的位置。我们在宣称实行市场经济后的十多年里还保留了一个超乎任何政府部门之上的外经贸部，这是一种最坏地保留计划经济遗迹的做法。这样作实际上是在中国政府中造成了一个外国资本的代表，让它祸害了中国十几年。
熟知中国政府内部情况的人都会明白，说前外经贸部拼命维护外资企业税收优惠仅仅是为了“政绩”，那真是把这帮官员太理想化了。其实前外经贸部的官员们如此地为外资企业卖力气，恐怕更多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经济利益——个人那见不得人的好处。早在20年前，当普通国人出国还难于上青天时，外资企业就不断向外经贸部、中国人民银行这些主管外资事物机构的“洋务大员”们提供巨额资金，让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从免费的“出国考察”、豪华的接待一直到远远高于当时的正常工资的“零花钱”。至于今天这样的经济好处已经上升到了什么层次，那恐怕只有最丰富的想象力才能猜测了。
有了这样的“政绩”加变相贿赂的诱惑，就难怪有众多的外经贸部门官员前赴后继地要把这个部门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部。这次坚决阻挡对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讨论，就是前外经贸部的遗老们在现在的商务部中继续作祟。
这次公开出来反对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都是职务不高的小人物，如商务部外资司司长胡景岩、商务部研究院跨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等人。他们所列出的理由，如“中国现在吸引的外资还不多”、“取消税收优惠不利于吸引外资”等等，也都是早就被我们批得体无完肤的瞎说。商务部本身拒绝回答媒体的问题，甚至不对媒体的揣测发表任何评论，但是在暗中却承袭着前外经贸部的路线，一如既往地把外资企业奉为太上皇。
关键的问题不是公开出来反对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这几个小人物。知道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光是这样的小人物不可能阻止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在这些小人物背后肯定有更大的后台，这些后台十有八九都是前外经贸部那个利益集团的领军人物。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阻挠取消歧视中国企业的税收制度，就是这个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敌的利益集团的杰作之一。今天，他们已经感到理亏心虚了，所以才躲到了暗处，让那几个小人物出来支吾其词。但是他们背叛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却照行不误。
且不要小看前外经贸部这个利益集团，他们祸害中国人民的能量却无比巨大。我在2002年初和2003年初致全国人大的两封公开信中，已经揭露了他们的部分罪行。这里还要对他们的其它罪行作进一步清算。
有一位现在已经升为商务部高官的前外经贸部官员，就是在当年崇洋媚外成风的前外经贸部中也被称为“跨国公司驻中国总代表”。在中国政府各机构协调对外经济政策的历次商讨中，此人从来都抱怨中国政府给外资企业的优惠太少，坚决反对任何减少外资企业优惠的政策变化。此人的可恶之处在于总爱代外国人“恶人先告状”，动辄写信给前外经贸部利益集团的上层代表，以讨得“批示”来为外资企业争优惠为能事。由于为外国老板效劳功绩巨大，此人已建立了与美国政府官员的“个人良好关系”，不时还在国际谈判的场合上演与美国那些杀伤中国企业的高手们“贴贴脸”的丑剧。中国的企业就在他们之间的这种“亲密个人关系”之下被导向了灭顶之灾。
前外经贸部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实行全行业私有化的中央部委，最早以“改制”为名将全部所属企业私有化。只是由于具体执行的人还有点良心，才在具体操作上以推行“职工全员持股”为主。但就是这样，“改制”的结果也往往变成了“经营者持大股”。这样的改制给银行留下了无数坏账，给职工造成了无数问题，却让极少数人大发横财，在全国的“权贵私有化”浪潮中起了恶劣的带头作用。
至于前外经贸部在加入WTO问题上如何误导中国政府，最终使中国接受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大幅度开放了从外国的进口，而外国却可以对开放从中国的进口附加种种限制而实际上不开放，我已在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中作了初步清算，这里先不论。
做出了这种种恶行的前外经贸部官员们，却不准受了他们损害的中国人民对他们提出任何异议。前些日子龙永图跳出来以跨国公司代言人的姿态教训全中国人民，甚至大骂对他们不满的南方企业家，是最明显的一例。但这还不是最坏的一例。
去年年初我出席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举办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会上集中讨论了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作用。会上的发言在理论上和经验材料上都十分丰富而深入，当然也不能不谈到外资企业横行对中国经济的害处。但就是这样一个纯学术的研讨却使前外经贸部的老爷们暴跳如雷。他们公然以政府机构的名义向中央打报告告状，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种学术研究否定了他们引进外资的“成就”，要求中央给他们的“工作”以“正确的评价”。这帮老爷平常欺压中国百姓以致企业家已经成了瘾，现在已经到了连学术界都不能说他们一个“不”字的地步。中国人谁敢不对他们唱颂歌，他们就要搬出政治权力来进行镇压。
写到这里我真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忍不住要质问这班买办老爷：你们对中国人这样专横跋扈，怎么到了外国老板面前就那么言听计从？说你们是洋奴，不是再恰当不过了吗？在最近的十几年中，外经贸部已经成了中国经济上的太上政府，它把本部门（其实是本部门的少数大官）作“儿皇帝”的利益凌驾于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之上，实质上就是把外国资本家的利益凌驾于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之上。
本人如此愤怒，是因为我也受过这班老爷的欺压。2002年初我公开指责前外经贸部在加入WTO问题上损害中国人民的行为之后，就曾遭到本研究所的领导“找谈话”。领导显然是受了“上边”指令，要我停止这种公开的批判和指责。而我则坚决地拒绝了这一要求。我请我们所的领导报告尽可能高的上级领导：任何人都别想当了婊子以后还要立牌坊。我就是专门砸婊子的牌坊的，就是专门干“秋后算账”的事业的。我将把未来的精力用在搜集、记录、整理事实材料上，用来“秋后算账”上，以便说明是什么人以什么方式搞垮了中国的哪个产业、哪个行业。我的研究一定要把责任落实到人，绝不搞“集体负责”，空谈什么“共产党”怎样怎样，“政治局”如何如何。你们可以封锁我的言论，但是我会有足够的办法，将我的全部研究成果公开出去，让全中国人民都认清那些背叛中国人民利益的人的真面目。
我现在不仅还坚持我当时的誓言，而且还要立即将它直接应用于前外经贸部。前外经贸部的余孽们在今年成功地阻止了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这当然又在中国人民的心口上捅了一刀。不过，这也给了我最好的契机，来彻底清算前外经贸部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种种行为。
这也就是本文题目的含义。正告前外经贸部的那个利益团伙：别以为你们阻止了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就是又白为你们的外国主子得了一回便宜。你们欠下的这笔账早晚要清算。我们会将你们损害中国人民利益而对中国人民欠下的每一笔账都记录在案，并且会彻底清算你们欠下的所有陈年老账。套用一位老“还乡团”的话：你们欠了中国人民什么，我们会叫你们吐出来，你们欠了人民的账，我们要“一笔一笔慢慢算”！
还要奉劝现在的“商务部”的官员：不要再走前外经贸部的那条路线，作那个利益集团的殉葬品。我已经说过，前外经贸部由于其职能定位，替外资说话还有其迫不得已之处。现在的商务部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作外资企业的利益代表。
中国的商务部，顾名思义，其职责就是统管中国政府有关一切市场交易和贸易的事物；吸引多少外资，搞出多大对外贸易规模，都不再是你们的职责。在与外资企业打交道时你们更应当记住，你们是中国人民的政府机构，代表的应当是中国人民包括中国企业的利益，而不应当是代表外国企业的利益。当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中国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商务部的责任是保护和帮助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斗争，而不是去帮着外资企业说话。商务部的成就，在于帮助和扶植中国企业，使它们作大作强，尽快完成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即便是放任外资企业壮大而压倒中国企业都是商务部的失职。
商务部的官员们：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像前外经贸部那样作外资企业的代表，对中国人民犯下新的罪责，以致还需要我来给你们再作一次“秋后算账”。
应当检查的是党内的那些“权力资本精英”
在当前的这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我不想对我个人的言行作任何对照检查。理由只有一个：我并不是党内的“权力资本精英”，而中国共产党目前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并不是普通党员的言行与一个真正的“雷锋”有多大差距，而是党内的那些“权力资本精英”极力要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一个特权资产阶级掠夺人民的党。
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力资本精英”，包括党员中的那些使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帮助资本家掠夺人民的政府官员，以及积极对自己领导的单位实行经营者私有化“改制”的企业和事业单位领导。
那些身为“企业家”或事业单位领导而又积极推行经营者私有化“改制”的党员干部，亲身实践着“将特权化为资本”，不仅成了市场经济中的“精英”，而且自己就在直接干着以特权掠夺人民的勾当。
而党员中那些以自己掌握的权力帮助资本家掠夺人民的政府官员，有的自己就在贪污受贿，或者利用权力损害人民利益而使自己发财致富，有的则使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帮助别的资本家掠夺人民财产。
党员政府官员利用掌握的权力帮助资本家掠夺人民财产的行径有成千上万种花样，最近几年在3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一是打着搞“政绩工程”的幌子支持房地产公司进行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靠残忍的强制以致暴力剥夺农民和城市拆迁户的土地使用权，将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的地租特别是城市的级差地租收入甚至购房者的权益化作少数有特殊关系者暴富的财产；二是打着“公有企业改制”的旗号实行权贵私有化，怂恿以致唆使少数“企业家”肆无忌惮地掠夺人民财产，将巨额国有资本、银行资产甚至公有企业员工的权益变作少数特殊人物的私人财产；三是以“招商引资”为旗号公然作外国资本的奴仆，将中国人民的大量财富拱手送给外国富豪。
党内的这些“权力资本精英”最近几年的上述所作所为，实质上就是要将中国共产党变为掠夺人民的特权资产阶级代表。如何看待、对待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和这样的发展方向，才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应当解决的根本问题。本人既非政府官员，也不是任何企业或事业单位的领导，属于没有特权的普通党员，想获得特权以用于掠夺人民也没有此种可能。何况本人近年一直在尖锐地批判党内的“权力资本精英”掠夺人民财产的种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这样的普通党员去对照检查而将党内的“权力资本精英”轻轻放过，这必定会使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指向错误的方向。
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内部，那些“权力资本精英”不仅是必须作深刻的对照检查，而且本来就应当在党内没有容身之地。这些“权力资本精英”所作的许多事情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违法的，从而本应依据国家法律而给予严惩。可以想见，让这种人对自己的问题主动作足够的检查，这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鼓励广大群众包括党外的群众对他们的问题作公开的检查、揭发和批评。
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并不反对提倡共产党员“学雷锋”。但是我始终认为，共产党员学雷锋应当有正确的服务方向。我只想“学雷锋”为那些辛勤劳动而又无法摆脱苦难地位的人服务，而不能容忍剥削者们占到我一丝一毫的便宜。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听说有一位敢于批判党的最高领导而又被当作“精神病患者”来对待的普通共产党员说过：有些人号召别人“学雷锋”为他服务，其实是因为他想不劳而获地剥削别人。我认为这句话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情况。
评论：中国像左大培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太少了！让中国知识分子相形见秽的印度知识分子
李少君 （北京 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最近流行的一本名为《桃李》的长篇小说，详尽地描述了一幅中国当代部分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形象图：出则豪华轿车相迎，入则妙龄美女相伴，乘则必打波音的（喻坐飞机如打的），住则必星级宾馆海景房，吃则海鲜大餐，喝则人头马XO，玩则高尔夫球夜总会……而且，这并非小说虚构，这全都是事实。如书中所写的某京城名校法学博士导师为小蜜（通俗一点说是二奶，高雅一点说是情人，当然贵为博导，以后一称呼为宜）在海口花花世界所杀之事，就是人人皆知的风流韵事。中国当今一些教授、 知识分子的风花雪月之情和高雅之行动作为，由此可见一斑。知为什么，这倒使我想起在印度接触过的一些知识分子。
N也是一名律师，长得黑黑瘦瘦，非常精干，他是当地的名律师，政府高官、商贾大亨都认识他。他还有一位漂亮且活泼的妻子，与他相敬如宾，并且也是他的知己，挺着个大肚子还支持他的一切工作，包括接待我们，带我们参观、购物。他们的日子可以说本来过得很滋润。但他很苦闷，他最大的苦闷倒不是象《桃李》中那位博导兼律师一样一心想着如何打官司赚钱，他最大的苦闷是如何为在全球化冲击下日益贫苦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使他们的日子稍稍好过一些，使他们不那么贫困。所以他组织一些生活相对优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利用周末去乡下为农民提供技术辅导、教育培训、法律咨询、医疗服务等等，一切是免费的，还得自己带干粮。他们长期如此，可以说乐此不疲，从好些年前一直坚持到现在。但他的烦恼是似乎这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地的百姓还是在全球化冲击下，日子越来越难过，对生活越来越感到绝望。大量外来进口使得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他和农民们都一筹莫展。
和N相处的几天里，他每天带我们坐一部印度产的摇摇晃晃的小轿车（印度基本上没有外国车）在椰子树遮天蔽日的乡间小路转来转去。冒着炎热，满头大汗，我们去看他们帮助组织的妇女自助小组如何自制肥皂、纺纱或做手工艺品，还有他们组织的妇女培训班，他们提供资金的幼儿园与小学校等等。N忙前忙后，介绍、致欢迎词、发表讲话、讨论、交流，我想肯定会影响他打官司赚钱，但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乡下的工作又有了什么进展，虽然那都是他业余的志愿工作。
我还想起他热情的妻子和我们翻过的唯一一次脸。那是在一条小街上，我们中间有人看到一种包装不错的衣服很有印度服装特色，就想买。N的妻子马上阻止我们，让我们去隔壁看一种比较简陋的的农民自制的民族服装，极力动员我们买这一种，说价钱便宜，又经久耐用。我们买了一些。但那位同行还是回过头去买了他最初看好的那件衣服。此后，N的妻子就一直嘀嘀咕咕，大意是那是外资企业生产的服装，又贵又不好。她毫不掩饰她的不满，对那位同行从此敬而远之，却让我们对她更加敬佩。
还有一位名牌大学的退休教授，早年的美国博士，Z先生。他退休后没有在大城市里安度晚年，而是跑到偏远的穷乡僻壤，在荒山野岭建了一个农村综合研究院。这个研究院的目的，一是研究对农民有用的实用技术，二是把这些实用技术传授给周边乡镇的农民们。他们定期举办青年农民培训班，提供教室宿舍，让他们象学生一样来这里学习、练习。我们去研究院时，正有一群青年男、女农民在学习如何建合理利用沼气的厕所、厨房，他们在一个示范厕所前，围绕着老师，睁大眼睛，安静地听课，眸子里闪烁着明亮的光。我们走过去，他们对Z先生均纷纷致意行礼。
研究院里草木茂盛，郁郁葱葱。我们在不大的院子里参观，发现里面竟然应有尽有，有各种蔬菜的种子基地，有鱼苗培育池，还有纺织、制皂教室，甚至还有种鸡、种猪场。可以说，小小的研究院竟是一个真正的农业大学，而且学员是真正的农民。
我们和研究院的老师们座谈，发现他们竟然全部都来自城市，是自愿来这里教学、工作的。一些是退休的教授、专家，一些是年轻的学者、博士，他们其中有大学校长、系主任，他们放弃优厚的待遇与高薪，离开繁华都市，来到偏僻的荒山上。他们在这里工作完全是义务性的，类似志愿服务，几乎是免费上课，只有一点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但很多人在这里一呆就是好几年。他们自己动手盖房子、种蔬菜、养鱼和养鸡，过着与现代生活完全隔绝的生活，但他们很认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来参加培训的农民。
我暗地里思索：他们的动力是什么？N和Z这样的人。他们出于什么样的动力，这样忘我地工作和奉献。我听说印度文化中有一个这样的传统，那就是印度教的教义把人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头二十五年是青年学习阶段，接着二十五年是家庭阶段，再接着二十五年是放弃物欲，反馈社会，最后二十五年是与世无争，在山中修行，独善其身。总之，人到某一阶段后就不再索取，而是要付出。这据说是印度文化非常悠久深远的传统。这或许是印度知识分子不讲究享受、注重献身的精神源头。可见，宗教的因素有时是难以估计的。印度宗教中，对享乐的贬斥，对吃苦修行的强调，对奉献的高度赞誉，使印度知识分子大都看轻身外之物，不注重物质享受，甚至一夜之间就决定把终身积攒的财富全部贡献出来，用来造福社会。此外，甘地在印度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是超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想象的。在印度，甘地几乎是神，是偶像，不象我们这儿，几乎所有的偶像都被我们有意无意请下了“神坛”，**在地，还要踏上一千只脚。人们再无仰望的对象，学习的楷模，谁也差不多，无所谓神圣，无所谓信仰。个个以自我为中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在印度，人人说起甘地都肃然起敬，他的事迹连小孩都耳熟能详。甘地的自我节制，甘地的艰苦朴素，甘地的自力更生，甘地的奉献精神，甘地的民族主义，是所有印度知识分子奉为真理的准则。尤其甘地倡导的义务奉献精神、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指引了一代又一代印度知识分子。事实上，在我们的行程中，几乎碰到的每个印度知识分子都能随时随地引用一两句甘地的语录。
这样的传统与标准，自然塑造了印度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面貌。N和Z这样的人，在印度不是特例，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一大片，一大群。在印度，N和Z都属于一个叫KSSP（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的组织。民众科学运动（PEOPLE’S SCIENCE MOVEMENTS）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初是一些科普作家想在民众中普及科学知识，并以此来破除印度民间普遍的迷信风气与等级制度。他们先是用本地语言（印度方言繁多）在各地报刊上写科普文章，逐渐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他们还不满足，于是自己办科普杂志，出版科普著作。最后，他们干脆成立一个科普作家论坛，以组织的方式开展工作。他们的行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社会学家。他们的组织扩张迅速，开展的工作也很快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比如他们逐步将科普推广工作细化，出版专门针对妇女、儿童的科普读物。他们还把出版发行书籍赚来的钱用于扫盲、科技辅导、农民培训等工作，组织那些对科技感兴趣的底层群众学习、应用书中介绍的日常家庭、生活科技小知识。他们生产简单易用的适合家庭生活的科技专利产品，以成本价卖给学习者，使他们在应用过程中体会到科技的作用与好处，增加对科技的兴趣，并引发他们的亲朋好友的好奇心，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随着民众科学运动声势越来越浩大，他们也不再仅仅限于科普工作，而是积极地介入诸如乡村改革、妇女解放、环境保护、反全球化及政府选举，成为一枝影响力越来越强的社会力量。其中，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的民众科学运动工作又开展得最好，主要是因为当地执政的左翼联盟将民众科学运动纳入政府计划，有意识、有步骤、有组织地在全邦推广这一运动，从最基层的乡镇开始，将全邦的社会力量都调动起来了。而这又吸引了全国范围内有革新意识的知识分子，一时，喀拉拉邦成为民众科学运动的一个中心，数以十万计的热血青年、社会志愿者奔赴乡村、田野、深山和学校，为底层百姓义务服务，无私奉献，呈现出印度知识分子最光彩照人的一面。
但是，在现有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全球化体制下，如果无法彻底改变既定秩序与规则------不仅仅是国内的，也包括国际的，知识分子的热情与努力并不能抵抗跨国资本无情的侵袭与掠夺，也无法阻挡全球化滚滚洪流席卷一切的威力。所以，印度知识分子普遍陷入一种无奈与悲愤之中，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印度日趋边缘化的窘迫，也眼睁睁地看着绝大部分普通民众的生活日趋贫困化，陷入被剥夺被压迫的困境，在全球化的洪水中苦苦挣扎。在印度，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些热情而充满良知、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内心充满煎熬般的焦虑、痛苦与困惑，他们脸上的那种义无反顾的彻底的决绝的表情，以及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的的努力。他们深知那可能只是徒劳的无望的反抗与拼搏，但他们不甘不战而降，他们仍然倾注所有的热情与心血投入其中，希望以一己的努力与奋斗减轻底层百姓的贫困与苦难。因此，他们常会有中国知识分子眼里的激进之举。
有一位S教授，是一位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他从来只用国产货。起先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坚决。在翠舍市，他陪我们逛街，穿过大街小巷，有时走得累了，渴了，我们坐下来，要可口可乐或矿泉水，S教授委婉地建议我们喝椰子水。我们饿了，买饼干吃，S教授也不吃，他只吃印度人自己做的薄饼。我们有些好奇，又有些尴尬，无意地问S教授是不是不喜欢喝可口可乐。S教授说我从来不喝可口可乐。从来没喝过？我们很惊讶。对，从来没有。S教授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为什么？我们问。S教授没有正面回答我们。他说他正和他的学生们发起一个“不喝可口可乐”的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不喝可口可乐，喝椰子水；不吃和乐雪，吃井水；如果买车，只买国产车”。S教授甚至把这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他说我们要警惕新的殖民化。他还说当年甘地发起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时，曾号召印度人不买英国货，有人说如果不买英国制造的布，印度人就会没有衣服穿。甘地说：“我宁愿赤身裸体，也不买英国人的布”。甘地的坚决，是迫使英国人不得不离开的一个重要因素。据S教授介绍，“不喝可口可乐”的运动正在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而且颇有成效,他还坚信最终能打败可口可乐。
我联想到所看过的一个关于印度的资料，据里面介绍，麦当劳与肯特鸡进入印度多年，绞尽脑汁，却毫无进展。肯特鸡甚至被迫于去年彻底退出印度市场，麦当劳到目前为止也才开了二十多家分店。而在中国，麦当劳与肯特鸡长驱直入，毫无阻拦，短短几年就席卷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同行的王绍光教授感叹说：“与S教授比起来，中国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确实，在中国，不仅没有S教授这样彻底的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还一度成为某些整天关在书斋里高谈所谓自由的高级知识分子们的围攻对象。
在印度，我们还拜访了在印度知识分子中声名卓著的M.P.先生和V.R.先生，他们都是无论就社会地位还是学术成就都要比《桃李》中的那位博导要高很多的知识分子，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但就是这么两个人，他们也经常去乡下为农民义务工作、劳动，甚至长年住在农村。M.P.先生早年留学苏联，是原子能专家。他在苏联留学时,就和几个留学生商量，回国后应当为底层民众做点事。他们讨论来讨论去，设想过组建政党之类，但最后还是决定脚踏实地，用母语推动科学知识的普及。M.P.一回国,就去联系出版社,提出办科普刊物、出科普小册子，出版社告诉他，已经有一个组织在开展这样的工作，即民众科学运动组织。于是，M.P.与民众科学运动走到了一起，并逐渐成为其中心人物。
M.P.先生住在一大排豪华别墅的后面，简单朴实的两层楼，屋前屋后种满了树，绿荫掩映。我们到他家时，他正在看一本新书。那是他编的一本国际著名知识分子关于“9、11”事件的评论集，第一版在印度已销售一空，正准备重印。看到我们进来，M.P.先生马上放下手头工作，与夫人一道为我们端上奶茶。 M.P.先生个子不高，看上去非常朴实，平易近人。他的房里布置得非常简陋，只有简单的粗糙的几件家具，甚至比不上当今中国农村稍好的家庭。而实际上，在印度，象M.P.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是绝对的高工资，本可以享受极端奢侈的生活。房子面积也不大，客厅、书房连在一起，到处都是书，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还有茶几上。我们就在书的簇拥中开始交谈。
M.P.先生回忆当年参与民众科学运动时，开始比较单纯，主要还是想普及科学知识，认为这样就可以改造社会。所以他们的口号是“书是武器”、“我们的无知是我们的敌人”。后来，意识到仅仅普及科学知识还不够，而且，要想真正大规模普及科技，还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配合，于是，社会改革工作提上了议程。从此，社会改革运动成为民众科学运动的一个主要部分。M.P.先生说：“权利不是给予的，而是争取来的”。民众科学运动前些年推出的“人民计划运动”，倡导参与式民主，让所有的人都能参与本地的发展计划与决策。M.P.先生说，参与本地的发展计划与决策，这样还可以避免大民主的弊端。因为，真正的民主就是小规模的，区域性的，谁也不可能对全国或全世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人生短暂，谁也不可能到处走动。但对于本地本区域的情况，人们有发言权。所以，人民计划运动是以乡镇为基本单位的。这一计划得到了喀拉拉邦执政党的支持。于是，以喀拉拉邦为实验基地，我们的志愿人员深入下去，将一个一个乡镇发动起来，发起乡自治运动，组织人们选举，投票，讨论乡财政支出，乡发展计划，使有限的资金与资源用到了对大部分人有好处的公共建设上，也使喀拉拉邦的乡村面貌一新，城乡基本没有差别，完全不同于印度其他邦农村落后、贫穷、肮脏的情况。在印度被誉为“喀拉拉模式”。我们以前说“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现在我们还认为“小的是有力量的（Small is powerful）”。
V.R.先生是物理学家，早年德里大学的博士，著名的尼赫鲁学院院士，并曾任多届印度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 -我顺便插一句，我注意到刚刚当选的印度总统也是一位核物理学家，单身，喜欢诗歌，其生活也是非常随意、简单，以至不太象一个大国总统，或大学者，这或许是印度知识分子共有的特点吧。年轻的时候，V.R.先生就长年在农村做研究工作，改革科学教程，以便于推广。他有十七年的时间一直呆在一个名叫高山加拔的农村做调查研究，搞实验。1990年以后，他投入全国扫盲运动，到过三百多个乡村，接触过无数的农民，毫无所谓大学者的架子，照样和其他人一样上课培训、组织开会讨论和写书写文章。
V.R.先生长得高大结实，留着络腮胡子，面容黧黑，如果不是事先听说过他的种种辉煌事迹，我们无法相信他是一位声名赫赫的学者。我们见到他时，他正毫不顾忌地坐在地上，和身边的几位农民交谈。他看去和其他人毫无区别。只是他将目光投向我们时，他的眼神执着坚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V.R.先生说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德里大学读书时，徳里大学正是社会运动最活跃的重镇。而那时也是印度社会思潮喷涌、风云激荡的年代，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迷上了马克思、毛泽东等的著作，深受左翼思潮的影响。那个时代，人人激情洋溢，年轻人通宵开会、辩论，彻夜不眠。一大批出身中上层社会家庭的年轻人也热血沸腾，抛弃优越舒适的城市生活，奔赴农村，寻求社会改革之路。因为不满不平等不公正的旧有社会体制，V.R.先生还上深山打游击，直到革命遭遇挫折，陷入低迷。队伍只剩下五个人时，他们坐在丛林里苦苦思索，不理解事情为何会变得如此糟糕。一夜醒来， V.R.先生发现其他几个人也不见了踪影，他并不惊慌，但陷入了更痛苦的思考。最后，他还是决定下山，重新进入原有的体制，尝试从内部改造。几十年， V.R.先生从未放弃当年的理想，始终抱着为底层民众服务、为底层民众争取平等与权利的信心，活跃在社会改革与改造的前沿。
V.R.先生当年在丛林里的苦苦思索使我联想起连日来在印度见到的一些让人永远难忘的情景。有一次，在一个乡村，漆黑的夜晚，已十点多钟，因为要选举KSSP地方负责人，几百位农民代表在已连续开了两天会、每天早起晚归的情况下，仍然情绪饱满，坐在简陋的暂充会议室的小学教室里继续开会。候选人轮流上台演讲，代表们认真聆听。累了，他们就休息一下。他们还唱歌。歌声宏亮、高亢，久久地在漆黑的夜空中回荡。连孩子们都动员起来了，为大人们送水，整理选票。这是KSSP 发起的“人民计划运动”的一个场面。与1940、1950年代中国的土改运动何其相似啊----这一运动为国际社会盛赞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最伟大的事件，并因此奠定了后来改革开放的基础。谁说底层民众素质低，不懂民主？只要真正关系到他们的彻身利益，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比谁都更积极、更主动、更自觉。听KSSP的人介绍，这些代表没有任何补贴，全是自愿，而且还必须经过激烈的竞争才能当选，有些代表还因为住得远，晚上只能在教室里睡书桌，已经连续两天了。人们还是如此情绪高涨，踊跃参加，根本不用动员。我们走进会场，立刻掌声如雷，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一张张朴实、热情和激动的面孔，还有一双双明亮、充满渴望的眼睛。我们也为会场的气氛所感染，虽然已连续奔波了好几天，但此时毫无睡意，疲惫顿消。后来好几天的时间里，我还不能平静下来。脑海里一直存印、回味着那个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