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 173第一节 “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 173第二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思想材料 174第三节 中国特有的误人之见 176第二章 复杂的世界 185第一节 制度并非万能 185第二节 竞争政策的困境 186第三节 竞争价格的悖论 188第四节 竞争的作用有限 191第五节 “改革开放”：简单的经济政策准则？ 192第三章 无法独立存在的市场 194第一节 市场交换、市场经济与秩序 194第二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心目中的“市场失灵” 196第三节 市场经济持续存在的必要前提：政府 197第四节 市场经济持续存在的必要前提：家庭和社会福利 199第五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企业 200第六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货币制度 202第七节 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政府本身作为事前防范的设施 204第一节 “自由”的观念和自由主义 207第二节 自由与平等 208第三节 自由与强制 212第四节 行不通的自由主义 215第五节 不可超越的公平和平等 221第五章 多种多样的经济体制 223第一节 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不同之处 224第二节 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结构特征 227第三节 决定市场经济模式多样化的根本原因 229第四节 一国的文化传统与市场经济模式 232第五节 历史过程塑造市场经济模式 234第六节 蜕变中的美国模式 236第六章 市场经济中的公有制企业 239第一节 市场经济与资本金私有 239第二节 近现代公有企业的历史回顾 241第三节 有效率的公有企业产权结构 244第四节 有效率的公有财产代管人 246第五节 并不充分的经济效率条件 250第六节 东欧私有化的教训 253第七节 新世纪的真正问题 257第七章 对自由贸易的迷信 258第一节 正统国际贸易理论的迷误 258第二节 富国靠保护幼稚产业而兴起 262第三节 贸易保护主义下的科技革命 266第四节 自由贸易中的失败者 267第八章 全球化陷阱 271第一节 由发达国家界定的含义 271第二节 国际垄断资本的计谋 274第三节 插入的讨论：有害的外国直接投资 275第四节 危险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 278第五节 经济全球化的代价 280第六节 “溶入国际社会”？ 283第七节 曲解历史的“对外开放”神话 287第九章 “外向型经济”的误区 289第一节 自相矛盾的对外经济政策 289第二节 外向型的限度 291第三节 不成功的发展道路 295第四节 中国今后的发展战略 299.22
还有一次，是和KSSP的一些成员去一个高山上的热带雨林保护区。出发时，因为在前两天的讨论中，大家都为全球化剧烈冲击导致当地农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恶劣状况感到毫无办法，一筹莫展，因而垂头丧气，情绪低落。所以车厢里弥漫着一种措手无策悲观失望的气氛，个个无精打采。但随着汽车爬得越来越高，在山腰间盘旋而上，天越来越黑，大家的情绪反而好起来，先是有一两个人开始唱歌，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应合，最后大家亢奋起来，比赛着唱歌，一首接一首，一个接一个，把凡是能想起的歌都唱了。五音不全的，断断续续的，大家都在唱。歌声此起彼伏，印度的，中国的，夹杂在一起，歌声冲破了重重黑暗，回荡在大山的深处，在丛林的上空。大家把嗓子都唱哑了，还在继续唱。印度人本就是能歌善舞的民族。那一夜大家更是唱得如痴如醉，几近疯狂。坐在黑暗中，听着高亢的歌声，我沉浸在一种深深的感动中，流下了眼泪，心里充满一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既乐观又悲观，既满怀希望又充满绝望，是啊，这些善良的、热情的、充满正义感的人们，如今面对这严峻的全球化现实真是困难重重啊。我感到自己从内心深处爱上了这些纯朴、充满同情心与良知的印度知识分子，对他们充满敬意，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兄弟般的感情。我是为我们共同面临的境遇与悲情而痛苦，为他们的悲愤与顽强的完全不甘屈服的反抗而震动，为前景的迷茫而与前所未有的迷惘而感到软弱，而哭。纯净的泪水洗刷着我的脸庞。
从印度回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不能忘记那些为底层民众而奔波的印度知识分子，他们的那种苦行僧的形象。比如来机场接我们的KK，拎着一个小箱子，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来接我们。KK一副苦力的模样，长得粗壮高大，皮肤黝黑，留着一撇小胡子，总是精力充沛，脚步匆匆。他每天坐着拥挤的日夜驰骋在印度各个乡村城市的火车到处奔走，在接近赤道的炎热的天气里汗流满面，拎着简单的行李，随时准备在一个偏僻的小站下车，去某个乡村工作。我们开始还以为KK只是民众科学运动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后来才知道，KK是首都新德里著名大学的教授。但他就是这样一副苦力的模样，长期奔走于田间山野，为着一个自己心中的目标。或许，当年甘地也是如此布衣赤脚地奔走的。当今中国有几个知识分子能够如此呢？
鲁迅先生曾有过关于“香汗与臭汗”的精辟论述，现在看来，这真是区别知识分子的一块试金石。有些人整天出入沙龙、大学、研究所、会议室和宾馆酒店，热衷于一个接一个的研讨会、国际交流，热衷于围绕着权贵低头哈腰屈膝媚骨以博得一点小利益，每天享受着空调冷气，当然不用流臭汗，他们也早已不知同情心、良心为何物，甚至鼓吹穷人是活该，贫富悬殊乃天经地义之事。我常常耐闷：曾经被誉为人类良知的代表、人类反抗与怀疑精神的象征的知识分子为何会变得如此鲜廉寡耻，欺软怕硬，没有一点骨气，没有一点良心，甚至为虎作伥？
或许，这只能归结为我们处在一个更加不平等不公正的世界。一种新的关于等级关于秩序的意识形态不知不觉地已彻底改变了我们，而我们自己还没有察觉，还被蒙在鼓里。在当今世界上，豪华住宅区将城市里的穷人与富人完全隔离开来，所谓中心城市将落后地区与富裕地区完全隔离开来，所谓八国集团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完全隔离开来，在民主自由革命一百多年以来，新的更多的隔离区与集中营日益增多，鸿沟与差距日益增大，甚至比以往任何世纪更肆无忌惮地扩张着，以所谓自由的名义。
但人们一点也没有觉得现代世界体系哪里出了问题，还认为从来如此，理所当然，连一点质问与怀疑都没有。似乎只要不动刀动枪，用毒药慢性杀人就可以允许。一千多年以前，知识分子们尚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叹，再安于朱门深院的富贵人家，出门尚能看见“冻死骨”，至少还会有所触动。而如今，住在豪华城市的中心区或CBD地带，出门满眼只有鲜花、豪华景象、霓虹灯彩闪烁，根本看不到任何贫困迹象，穷人踪影，更遑论“冻死骨”了。因为穷人与贫民区早已被赶到城市的远郊，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而连接一个又一个中心城市与大都市的，是飞机、豪华高速列车，于是，民主自由世界以其最高明的巧妙手段、以自由流动自由选择的名义使穷人与贫民区人间蒸发了，于是，富人们心安理得，高枕无忧。在这样的世界里，当然只有穷奢极侈，尔虞我诈，只有竞相比富，唯利是图，只有有钱时的趾高气扬，钱少时的失落自卑，得意与失意均以财富为中心，哪里还可能有一点所谓同情与怜悯。
我曾经读到过一个上海白领的心理话，他说他一直到二十多岁，还以为全中国都跟上海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衣食无忧、到处都是鲜花绿地、高楼大厦呢。直到他参加了工作，去西部出了一次差，才深为震撼。我相信，这是所有现在出身于大中城市、中上层人家的孩子的普遍的真实写照。他们的教育词典里，他们的生活圈子里，甚至他们的目光所及，都没有了穷人这个词和形象和贫民区这个概念，真实的世界被虚假地美化了，残酷的社会现实被巧妙地遮蔽了，即使电视中、报刊的角落里偶尔出现，那也只是带着表演性质的一闪而过，离他们的彻身生活十万八千里，异常遥远。里面更多地充斥着新富人、成功人士，如京城博导那样的，傲视平头百姓，睥昵凡俗众生，那才是学校、家庭、社会为他们树立的楷模、榜样。他们只需一心盯着那些当代英雄，奋起追赶。同时，由于他们杀把李泽楷这样的人当成了追赶的目标，他们就永远处于焦虑、急躁之中，处于心理的失衡之中，眼中哪里还有别人与其他阶层。由此，世界被完全隔成了两半，截然分开，一些人永远活跃在时代的舞台，一些人则永无出头之日，这两个群体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老死不相往来。在这样的世界里，新的隔离区与集中营比比皆是。那些良知尚存的孩子当然不可能清楚，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大部分还是落后地区，他们以为世界就是纽约、巴黎、香港和上海。
我接触过不少早已跻身于富人行列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话题中很少谈到穷人，即使有，也是以嫌恶的口气。比如一些拥有汽车的知识分子，他们谈到穷人时不是嫌过马路的民工慌张迟疑的萎缩，就是指责扫马路的环卫工人妨碍他们不能从容幸福地一路顺畅毫无阻碍。这样的知识分子，你怎么能指望他们会去乡下流臭汗呢，在他们的意识深处，觉得自己顾自己还顾不过来呢，赚的钱还不够多，开的车还不够高级，住的房子还不够大，找的情人还不够漂亮。但我有时也想，这样的知识分子还算是知识分子吗？他们整天打扮精致，追逐时髦，热衷交际，闭门造车。如果他们是作家艺术家，他们创作的东西又怎会有自然、朴素与美？如果他们是学者，他们又怎能获取第一手的真实的资料？如果他们是政策研究制定者，他们又如何了解底层的困境、现实的问题，如何反映百姓疾苦、缓解社会危机？
当然，会有人反驳我：印度知识分子的那种努力与拼搏又有什么用呢？是的，我承认，在全球化的洪流中，他们微不足道，无能为力，但至少，他们反抗过，斗争过，他们骨头是硬的，没有闻风而倒，而且也并非毫无希望。毕竟，情况总是在随时发生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较量，没有永远的赢家与输家，也没有永远的胜利者与失败者。他们还能让人们看到一点希望，看到一个民族的良心与象征是如何奋起抗争的，使人们不至完全绝望。而我们民族的良知与信仰的代表呢？如同京城博导那样的，未发一枪一弹已先自趴下，未见敌影已先自举手而降，甚至干脆同流合污，沆澥一气，在胜负未定之际就早已自甘沉沦、自我毁灭。检察当前部分知识分子中间，一种新的投降主义大面积地传播，争先恐后自动投怀送抱，还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一种包装过的“二奶主义”大行其道，还引以为荣，说总算绑上了大款，攀上了富门，总比连门都摸不着好吧。如果一个民族的主心骨与良知尚且如此，那么，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与前途呢？古人云夫战之上策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又云“先攻其心”，难道我们的心真的已经被彻底征服了吗？
我不知道现在城里的人对党是什么看法 但据观察 在我们这里 党员中已经没有几个年轻人了 最年轻的党员也是四十岁左右 我们很多人对党的看法是 很多党员还不如非党员 那些想入党的人 也无非是想从中获取私利罢了 我们很多人都认为 没有政治前途不入党 在老百姓的眼中 党 早已不是毛主席时代的党了 早已不是那个为人民利益而服务的党了 现在已经变成了 不是党员当不成官 不是党员成不了大贪 越是党员越贪的印象
再加上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欺民压民的行为 让我们老百姓还怎么相信党 胡温两位领导人确实不错 但还是有很多权力中心被那些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人把持着 再看看某些精英的言论 不把中国卖完不行 不让中国亡国不可 现在的先进性教育有用吗 不过是再一次的走走形式罢了 普通党员再怎么先进 也抵不了权力中心的一张文件 一个签名 上梁不正下梁歪
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的一名学生，我来自社会的底层（农民家庭），我在党课里听了你的报告很是愤怒那些“权力资本精英”！我去年看了辽宁省沈阳市掠夺国家矿产资源的（我没有记清楚），我从那时间起就觉得我们的国家变的危险起来了，我当时就觉得中国的国有资产已经加速私有化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初步的形成！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判断的完全正确，但我知道“权力资产阶级”是危险的！我会向我的同学传达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危害！我会努力的，如果有机会我会学经济学！您相信：我们会支持你的！
共产党的先进性从我记事起，我就没有感觉到过，因为常常听大人们谈论党的一些问题，他们的谈话中常常带有一种不满的情绪，有时还很强烈。到了后来自己到了社会上也有了更深的感受。共产党的先进性表现在哪里呢？我的感觉是：一、你是党员家庭出身，人你就可以上学，可以当兵，提干。二、你是党员就有可能当官，就可以享受比普通百姓多的多，高的多的待遇。就可以控制他人命运，控制国家财产，让人生则生，让你死则死，让人穷则穷，让你富则富。让国家乱则乱，让国家昌则昌。三、你的党资格可以普你遮风挡雨，如你犯了什么罪或错开了你的党藉就可万事大吉，而一般百姓是没有这种条件的。
现实社会中的事件一次次给予了证明，共产党在这一方面永远是先进的。刚刚发生在曲阳县的一件事又给予了具体 证明：我县有一个官员家资几十万(能看的到的，有繁华地带三层小楼一座，且家内设施一流，看不到的不说)，得了病要做手术，报告说要花20多万，于是县委县政府就出红头文件，下令强制公职人员为他捐款，少则20多则上1000元。有人算了一笔账，这次捐款要收集70-80万。
就拿我来说， 两口子都上班挣钱，一年不过1万多点(工资被扣了又扣)，现在也没有1 万的存款，还是住着几间平房。家中有病人看病已借了10几万的外债。现在却要我们为他捐款。
我们知道，现在公职人员 都有大病医疗保险，他花多少万，都 能报80%左右 也就是说他 自己花的钱没有多少，即使他花了20万，剩下的家产也比一般百姓好过的多他依然是几十万户，我们为他捐款的理由在哪儿？
再有，就因为他是一个官员，县委，县政府就发头文件下令强制人们捐款，如果一个平民百姓有了更大的灾难你能这样做吗？老百姓中因没
回避权贵私有化问题就不可能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根据我的观察，在最近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几乎没有哪一个党的组织把企业改制中的“权贵私有化”现象当作一个问题来加以认真对待。这使我从根本上怀疑这场教育能否起到它本应有的作用――使共产党员们真正保持其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当前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党的先进性到底在于何处。
最近几年来，党内一直有一部分人打着“三个代表”的旗号，鼓吹实行私有化，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向资本家靠拢，为外国的资本主义垄断企业服务，为私有制企业的发展尽心尽力。在这股思潮的鼓动下，全中国涌动起权贵私有化的暗潮，大批的公有制企业变为经营者们私人所有。据我所知，在这股掠夺人民财产的狂潮中发财的，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许多这样发财的共产党员，本人对这样的权贵私有化抱欢迎态度，有些人甚至想方设法实行这样的私有化。既使那些本人不情愿而被迫接受这样的权贵私有化的党员经营者，他们接受的也是上级的指示，而据我所知，这些“上级”也都处于某一党组织的领导之下！
这样的权贵私有化令人怀疑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更令人质疑中国共产党要的是什么样的先进性。有反对这种“改制”的工人指责这样作是“把共产党变成了私产党”，更有学者指责这样的私有化是“把共产党员变成资本家”。我曾听一位刚刚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者质问我，某公然鼓吹权贵私有化的“著名经济学家”“还是不是共产党员！”而我则认为，党的组织和党员纵容甚至自己去实施权贵私有化，这不仅是将共产党变成了资本家的党，而且是将共产党变成了掠夺人民的富豪俱乐部。这样的党所具有的“先进性”，只能是在为掠夺者服务上的先进性，是抢先掠夺人民财产的“先进性”！
真正的共产党是与掠夺人民财产的权贵私有化不能相容的。共产党员要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权贵私有化。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在于为保卫人民利益而与任何这一类掠夺人民财产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回避权贵私有化问题就不可能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学浙江”的恶果
2月14日辽宁阜新的孙家湾煤矿发生特大矿难，瓦斯爆炸造成200多名矿工死亡。
孙家湾矿难具有代表性，这是各地政府争相“学浙江”所造成的典型恶果。
近些年来，浙江省成了各地政府争相学习的典型。东北许多地方的干部说，“领导到浙江参观一趟，回来就大变样。”变样就是劲头十足地要将一切都私有化、市场化，理由是浙江私营企业的比重大，“民营经济”发达，经济增长率高，“浙江人会经营，有钱”。于是乎浙江就成了经济发展的圣地，落后地区的干部们虔诚地前去朝拜取经，个个恨不得立即把本地区变得像浙江那样。
其实有经验的人都能看出，光这么盲目的崇拜和模仿就一定会造成错误的政策。就算浙江的做法真好，那也不可能适用于一切地方，何况浙江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一系列根深蒂固的弊端，照搬照抄其做法更是有害。
温州是浙江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个典型。特别是在发展私营经济方面，温州在浙江模式中具有代表性。早在4年前我就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尖锐地指出，温州的私营企业在制造假冒伪裂产品方面曾经为全国之冠，这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危害，经济学界对温州私营经济的赞扬是极其片面的。可惜那些当官的根本听不进这样的逆耳良言，反而变本加厉地学习浙江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致造成今日的大祸。
浙江的、特别是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它们的私营企业为将短期内的利润最大化而毫无顾忌，同时地方政府对它们的这种行为又不加约束。这样的经营行为使市场经济不再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而是对广大群众造成巨大的伤害。
浙江－温州模式对人民群众的伤害，主要集中在产品的消费者和企业的员工两端。在产品的消费者方面，温州式的廉而劣生产方式造成了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不仅使消费者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使许多消费者（如伪劣电器开关的使用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在企业员工方面，浙江－温州式的私营企业更是以残酷的压榨而攫取高利润。那些企业不仅以工资低、劳动时间长而著称，而且在劳动条件的恶劣方面更为突出，老板们为了降低成本而不给员工提供工作场所中的任何保护，以致工伤、职业病和事故的死亡比率都创了纪录。
有人把浙江私营企业员工劳动时间长归结到“浙江人勤劳”上。中国不象西欧国家那样有颁布法律限制劳动时间的传统，我不反对让想自己多干活的人日夜不休息地操劳。可是浙江私营企业的问题不在于它们的老板“劳动”时间长，而是这些老板强迫他人特别是自己企业的员工劳动过长时间。
最近几年，在“全国学浙江”的热潮中，浙江的这种为老板挣钱而不顾工人死活的做法成了学习的榜样，连辽宁阜新的老国有煤矿都原样照搬。这就是造成孙家湾矿难的直接原因。
据“乌有之乡”网站发表的某记者匿名文章揭露，孙家湾煤矿已经按照现在“煤矿业改革”的流行做法，把矿区煤矿的开采部分承包给了不同的工程队。承包商与矿上的承包方式是按照承包多少米巷道，交给矿上多少钱，然后包工头再雇工采煤。矿工们说，按照这样的协议，掘进得越深、速度越快，包工头赚的钱就越多。正是这样的协议，使得承包商视时间为生命，经常加班加点进行作业。我还要加上一句：这样的经营方式也刺激承包商拼命降低采煤成本，而这必定会导致减少对安全生产的投入和对事故的防范措施。
2月14日孙家湾矿的瓦斯大爆炸就是在这样的经营环境中酿成的。这场死亡几百人的惨案发生在农历正月初六，还是在国家法定的7天假日之内！其实那些私营企业主从来就不遵守国家规定的任何假日。看看孙家湾煤矿的承包商们是如果强迫工人们在假日中以命换煤吧：
据上述文章说，孙家湾的矿工“告诉记者，春节前矿上规定，为了不耽误生产，从2月1日到2月23日期间只在大年三十（8日）放一天假。为了防止矿工在春节期间请假回家，规定从每人工资里面扣留400元作为押金，如果在这期间不请假，过完节后每人发给100元奖金。如果请假，一天扣除100元钱，直到400元扣完为止。”可以说，遇难的那200多名矿工是被强迫下井去送死的，而强迫他们的手段不过是这扣下400元钱的威胁加那100元钱的引诱！
只要你了解死一个矿工对这些煤矿承包商的代价，你就会明白，这样的死亡惨剧其实必然会发生。上述文章说：“据阜新当地矿工介绍，在承包出煤矿后，部分承包商在阜新采用了新的用工协议模式，即矿主（承包商）与矿工签订‘生死合同’。据记者了解，在”承包商“温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与孙家湾矿工签订的用工协议中，对有关死亡处理的条款有如下注明：一次性给付矿工2万元整，不再负责其他善后事项。在当地，这种合同被矿工称为‘生死合同’。温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与矿工签订的用工协议书还规定，如果矿工在井下作业时发生事故而丧失部分劳动力，将得到一次补偿金4000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则一次性补偿6000元，此后承包公司不再与矿工有任何关系，而附加说明中则称，‘春节期间’不保证出工，公司将与矿工解除劳动合同，并罚款1000元。”某接受采访的矿工“告诉记者，他不清楚他所在矿的老板是哪里人，”“当初签订用工合同时，只看到一页纸的条款，自己也不清楚是些什么意思，在对方的催促下就急忙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之后这页合同就被人收走了。”
在提供合同时不让对方仔细阅读并思考合同内容，就这样连蒙带骗地让工人签订合同，把工人工伤死亡后雇工方的全部经济补偿限定在2万元人民币。而据报道，由于经济过热造成煤价暴涨，私人矿主每采出一吨优质煤所净赚的利润已经达到了200元。按照这样的工伤死亡补偿金额，每采一百吨煤死一个人，矿主就不会赔本。中国去年采煤17亿吨，矿难死亡不超过1千7百万人，矿主们就仍然有钱可赚。中国矿难死亡人数远没达到这个数字的零头，据此算来，中国矿难的死亡人数不是太多了，而是还太少。
说到这里，就已经提到了煤矿的承包商中有浙江的“温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据报道，承包煤矿开采的工程队包工头“有来自浙江温州平阳、辽宁铁岭市铁法县等地的”。“温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是参与孙家湾煤矿作业的3家承包商之一。代表温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承包孙家湾煤矿的老板”“系浙江平阳县水头镇苍南乡大司村人”。“温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隶属于浙江省平阳县经贸局（之前为该县乡镇企业局，后撤销改为工业局），公司在册员工50多人。据知情人透露，这家公司主要依靠批发资质，收取管理费，每年运作的投资于矿山的民间资金约100亿元。来自平阳县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县约20万人从事井巷工程建设，而大部分是通过这家公司‘走出去’的。温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在全国矿业具有一定的影响”。
这样一个“有影响”的公司，是在辽宁各地方政府急不可耐地要巴结上浙江人的热潮中进入阜新煤矿业的。据报道，“去年9月，阜新市曾在温州组织召开过投资环境说明会”，“推出了32个重点出售、合作项目。”“阜新市公布的招商引资资料证实，采矿业包括金矿的开采、煤层气的开发、煤矸石的综合利用、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非金属矿资源的开发等，是阜新招商引资的重中之重”。
这个“温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显然是那种挂靠在某个国有单位（政府机构甚至企业）之下而实质为“民营”的企业。这种企业本身就是浙江式“市场化经营”的范例。令人惊奇的是，有半个多世纪现代化开采煤炭经验的阜新人现在忽然不会采煤了，竟然会把这种工程交给浙江农村来的包工头经营。不管阜新方面搞这种承包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取得浙江人的资金还是要利用他们的“经营头脑”，实际的事实却是，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在采煤上的真正优势在于，能够利用“市场化的交易手段”，以牺牲矿工的安全和福利为代价来降低采煤的成本。造成惊人死伤的大矿难是这种浙江式“市场化经营”的必然后果。
当然，要说这种为了赚钱而以人命换煤的经营方式只是浙江人的发明，那可实在是有点冤枉。早在差不多20年前，我就听大学时的校友说过，当时在辽宁西部（阜新也就在那一带）出现了一些私营的小煤窑，其老板遵循的就是这种“以人命换煤”的经营模式，而且对矿难死亡者的处理也与今日温州“企业家”们所作的一模一样。
可是不管怎样，当时辽宁省的地方政府机构对这样的经营模式还是抱着反对的态度，不容许私营煤窑主们这样草菅人命。何况这样作的是纯粹私人开办的小煤窑，与国有的大矿无关。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20年之后的今天，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人命越来越受重视，辽宁省的国有煤矿却退回到了“以人命换煤”的野蛮经营时代。究其原因，就不能不说是“学浙江”的结果：学浙江“企业家”按“市场评估的价格”用钱来买廉价的人命，以便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学浙江“企业家”把钱看得比人重要，“学浙江”学到了把人不当人的地步。
就是片面地迷信“浙江人的经营头脑”也是要不得的。造成这次孙家湾矿难的煤矿承包商中就有浙江温州的“企业家”。去年轰动全国的以宝马车为奖品的西安体育彩票舞弊案，主犯就是浙江的“企业家”彩票发行承包商。山西煤矿业也有人反映说，浙江商人在官商勾结行贿舞弊上倒确实高人一头。而在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看来，善于靠这一套发财的人并不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只不过是在转移财富上特别专长罢了。
我要郑重地奉告辽宁省、全东北的党政领导：不要再这样“学浙江”了。这样“学浙江”，辽宁省、全东北以致全中国和全世界，都会变成人间地狱！
这样说绝不是在宣扬地域歧视。我只不过是主张，不要盲目地崇拜浙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要认为浙江所作的一切都好、一切都对，一切都照浙江的办法办、都要浙江人来办。各地的党政官员倒是应当好好学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韩德强这样的浙江人，学学浙江人的民族主义精神，学习他们与汉奸势不两立的斗志，学学他们发展和保护民族产业、不准外资染指的劲头。在继承岳飞爱国精神这一点上，你们怎么就不学浙江了呢？！
评论：经验要学习,教训得吸取。要是整个中国都像浙江那样,估计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接近发达国家了;不过真的是那样的话，资源也快消耗的差不多了
浙商行贿舞弊官商勾结，压榨外省工人，那是全国第一的，确实高人一头。因独特的语言及历史文化，排斥、压制外来农民工的学习、生活和教育，他们管外来农民工叫“外地人”，充满歧视。对外称什么“**人帮**人”，现在好象这种文化有了延伸，叫什么“**人不检举**人”。
左教授的文笔犀利，观点明确。但是文中所列的事实只不过是在当前学习浙江过程中的个案，何况文中所提的现象并不只是浙江人的错误，与当地人们法制观念的淡薄，当地政府监管不力的现实等具有不可回避的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下，不管是浙江人，就是其他地方的商人到当地投资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相反，浙江人凭着敏锐的触角到当地投资煤矿，这样的胆识、这样的前瞻是其他地方的商人不可能比上的，我们更应该学习浙江，只不过当地应该提高素质，增强监管罢了。
中日关系：从经济学角度考虑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乌有之乡参加今天下午我们这个讲座，这是我们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举办的系列讲座之二。我们认为，今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还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有很多现实的意义。有一种对中日关系的描述叫：政冷经热。林治波先生来这里做讲座时，也对这句话作了一些解释：在经济方面，日本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与我们国家有很多贸易上的往来，这种情况主要是日本在中国赚取了大量的利润，而这些日本企业，用传统的说法就是财阀在国内的政治倾向上还是支持国内那些右翼和极右翼排华和反华的政治势力，形成了这种政治上紧张的表现。它有很多表现方式，我们可以感受到日本这些年修改教科书，修改宪法，对台独势力的支持，在钓鱼岛上的冲突以及东海上的一些冲突，这些事都造成了中日之间政治上的冲突。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日本这些反华势力在中国的渗透也是惊人的，这一点也超出我们的估计。我们也有切身的感受，本来元旦这次（05年元旦）我们请林治波先生来我们这做了一次演讲，是讲中日关系——对日本强硬派的一种观点。林先生一来的时候就公开声明：他只是代表他个人，只是他个人的观点，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和《人民日报》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在讲座之前已经申明了的，可是据后来的分析可能会有为日本反华势力服务的一些人混入我们这些现场这些听众中，甚至做了现场录音。回去迅速作出整理，第二天就在国外的一家很有影响的政治性的网站上发了一条新闻，头版头条《林治波：胡温纳谏对日转变强硬》而这里面的内容主要是采用把林治波的个人观点放大，说这是一种官方观点，试图在中日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上制造麻烦。大家都知道，能够做这些的一定是对中国国内的政治体制比较熟悉的人，他试图在国外制造一些影响，并试图对林治波先生本人制造一种政治态势，制造一种政治压力，试图把他排挤出去。因为林治波先生是在我们国家官方体制内公开表态对日强硬的代表之一。他自己在这里也讲他的这种观点哪怕是在《人民日报》上也是不能发表的，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他来这里——我们这个民间文化书店，以纯粹一个学者的身分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后来却被有人利用，我们对这件事非常气愤。我们就是感觉到这是日本的一种势力在中国国内渗透的一次具体的表现，所以后来这件事对我们有一种激发，我们感觉到在今年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的时候还有一种现实的意义在于揭露、批判甚至清算日本反华势力在中国的渗透。用句传统的的话来说中国国内还有亲日的汉奸特务，这些人，尤其是在学界媒体界里，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由于这个启发，我们觉得有必要进行一个系列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讲座，并追认林治波先生元旦在我们这里的演讲为系列讲座之一。这次是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中日关系，是我们纪念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的系列讲座之二，以后我们还要推出一系列这类讲座，下面欢迎做左大培先生给我们讲座。
左大培：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交流一下。其实林治波先生的讲话我已经看了，我先不讲我个人有什么态度，我觉得他是专家。我对很多东西研究的不是很系统，我不是中日关系方面的专家，所以我更多的是从一般化的带理论性的角度来探讨中日关系的大局问题，这个我先申明。第二个，由于林治波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风波，我也讲一下我会不会也有这样的风波。我现在也不认为最早把林治波先生观点报道出去的那个人是别有用心，也许他是个记者什么的，他错误报道了，所以我希望任何报道的人都要实事求是。我讲过的每句话我都会负责任，我讲过的每句话我都不怕被人捅出去，捅得越远越好，你替我宣传嘛，我还要感谢你，但是希望不要造谣，没讲的话你不要给我加上。我还要申明我和官方没有任何关系，不代表任何官方观点，甚至有人认为我的这种观点在我国政府内部的政策性的讨论里头也是处于劣势的一种观点。
今天我主要从经济角度来谈中日关系，那么政治角度我尽量少涉及。我确实对大国政治、军事研究不够，不敢多说话。但是有一点我个人觉得，大家也应该有这种感觉，改革开放前我们对外过多地强调斗争，对美啊、对苏啊、甚至对印度啊，那时叫反帝反修和反对各国反动派，其实是一种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动不动就和哪个国家斗一斗，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个人认为，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这个弯转得很过头，过头到谁都是朋友，都要友好。那么与朋友友好，对不对？我觉得对于每个国家和民族我们都要做朋友，都要友好。但是这只是我们单方面的愿望，是不是事实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注意一下近代史可以看到，西欧的这些国家他们的强盛是在这些国家互相冲突、互相争夺霸权、互相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任何一个国家其实都是把本国的利益排在最高，而且把本国利益排在最高的同时它不可能不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只是冲突程度不同罢了。所以我们再看国际问题的时候，除了我们要和别人做朋友这种一厢情愿的愿望外，不能忘了一个现实，不管什么样的国家，不管是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苏联那样的国家，还是美国那样说自己是普世民主的国家，他们作为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都要争夺本国利益。这种争夺最缓和的就是奥林匹克那种争夺，即使奥林匹克这种争夺也要争夺谁第一、谁第二，你当了第一，我就当不了第一了。那还是在争，而且还不是赛跑那样的争，起码是像打篮球那样的争，还会有打斗。忘了这根弦，你就忘了最主要的东西，你对很多东西就不能回答。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网页，关于美国的行动我最近发了几个评论。美国人在国内讲不讲自由，讲不讲平等我不想评论，甚至在很多时候我也承认，但是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你不能认为他是在为全世界人民谋福利。美国人的国家利益，他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是他们一定要追求的。我为什么要提这么原则的东西，我们是要把这个摆到中日关系上去。为什么会有抗日战争？为什么会有日本侵略中国？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甚至在明治维新之前，它就很清楚，在现在的国际秩序中有这么一个谁占上风，谁占霸权地位的问题存在。一个国家要想富也必须要占有这么一个优势的地位，起码不能让别的国家霸权了来欺负我，实际上日本这个国家是很追求霸权的。这种霸权思想导致了后来的不断对华侵略，才有了后来的抗日战争。二战之后是不是日本就没有这种意识了？现在的争论就是在争论这个。表面上看日本已经完全接受了美国那一套，甚至跟着美国指挥棒转。但我认为日本并没有放弃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拥有话语权有霸权的帝国的思想，否则你没法解释日本为什么出兵伊拉克。
我今天重点从经济上讲中日关系。但这个视点很重要，各个国家客观上是有对世界霸权的争夺，霸权这个词可能不是很恰当，要不就用第一吧。我们首先要记住这个基本规则,在这种规则下我们来看中日关系。这里就出现了林治波先生讨论的问题。我把与这个主题相关的三个观点讲清楚。这三种观点的核心不过是排列组合，基本的就是友好还是对抗。我主要谈友好还是对抗，经济还是政治。
一个观点是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力争与日本搞好关系。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友好关系，好像有种投降的味道，巴结日本。说投降有点太贬低别人了，说巴结吧，政治上要巴结日本。比方说，在靖国神社这件事上，有些人说不要再追究靖国神社这件事了。我觉得日本别的事可以不追究，老参拜靖国神社这件事很难不追究。那很简单，日本老参拜靖国神社，明天我们也搞一个抗日纪念碑，让中国领导人每年都参拜抗日纪念碑去，我看中国领导人还没干过这事呢。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是有抗日的东西，但我说句不好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好多是中国人自己打内战的事。人家靖国神社供的都是在对外战争中死掉的人，我们抗日时死了那么多人，我们干嘛不搞个抗日纪念碑？中国领导人没有搞这个东西，搞了的话我估计日本很多舆论会说中国在搞挑衅，不友好。那日本人不是天天在搞这样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说我们不追究，那么这种友好就不是简单的友好就是有点巴结人家了，他们说的友好是这个。真正的友好我并不反对。但也不能友好到他们领导人天天去靖国神社，我们一声不吭。他们说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日本友好，因为我们在经济上离不开日本。他们也明白这样的东西太伤害中国人民的政治感情，但是他们觉得中国经济上需要日本，就忍了吧。这是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当然是很民族主义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受这口气。既然政治上日本已经远远超出友好的范围，所以我们要对日强硬。林治波先生就是这样，强硬派，而且还搞了很多材料，什么历来日本人政治上就有野心，还有什么什么的。政治上我们应该强硬，但第二个观点是为了争这一口气，经济上受点损失也无所谓。看起来刚好是和第一个观点相对立的。第一种观点是政治上对日本友好就是为了在经济上得些好处，捞点钱。第二种观点是你们怎么这么没有骨头啊？就这么点钱，你就让别人怎么侮辱你都行？那不行，不要钱，我们也得跟他干。人要争这口气。
我讲的是第三种观点。我现在不讲骨气的问题，我也赞成做人要有骨气，国家也要有骨气，但是我更强调第三种观点，为了中国的经济，就是要和日本对抗。为了挑起对抗，不惜在政治上和日本打架。我对我的话是负责任的。很简单，你只有打架才能把情绪挑起来，情绪挑起来，才会对抗。为什么，就是为了搞经济，就是为了把中国经济搞上去。
我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鼓吹与日本的对抗，而且多年的实践让我明白了：没有政治上的对抗，经济上你也休想对抗得起来，所以就需要通过政治对抗来把经济对抗挑起来。我的所有说法都是从纯粹实利的角度来考虑怎么把中国搞好，让我们更富裕，这就是我今天强调的基本论点。
为了强调这个基本论点，我先讲一个和日本没关系的故事。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经济观察报》上有一篇这样的文章《我们为什么主张在伊拉克问题上谨慎》。我这里说得有点不客气了，中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有点装孙子。美国打伊拉克曾经想在安理会提决议，法国和俄罗斯都放出话了，如果你交提案，老子投否决票，但是中国政府却想投弃权票。法国是美国北约的盟国都反对美国，中国居然来了个中立。因为中国一直强调国家主权重要，所以美国不管以什么民主自由的名义去打伊拉克，它也是要为了人权反对主权的，为什么中国天天讲主权，遇到这事连反对票都不投呢？政府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经济观察报》上大讲经济问题，说我们主张在伊拉克问题上要慎重。慎重的意思是美国打伊拉克你不支持的话也不要反对。为什么？为了经济上的利益什么的。我就是搞经济学的，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占领了伊拉克中国就能从中捞多少好处？他们后来说什么石油资源，我说石油资源的话，美国也不可能把哪块油田给你了。如果美国真把哪块油田给你了，那当然是好事，但这可能吗？这不可能。后来又有人说伊拉克重建工程里可以挣多少多少钱，我一听这个就知道了，这就是这帮人的经济打算。第一个，这个好处即使有，极小极小。伊拉克重建，按美国人算也就是几百亿美元，就算你中国和美国关系再好，这几百亿里能给你多少，十几亿顶天了吧？你中国一年进口几千亿美元，你随便搞一个贸易保护的政策都能给国内企业争来一个十几亿美元的市场。不就是十几亿的订单吗，用得着那么搞吗？那点钱就值得你干这种事情？根本就是牙齿缝里的一点好处。第二个我很怀疑他们能不能争取得到。我说伊拉克以后的形势到底会怎样？还两说着呢。现在看怎么样？美国的承包商都撤了，为什么？天天在那里杀，无论你哪个公司的员工包括伊拉克员工都杀。你说恐怖分子也行，反美武装也行，只要你是跟着美国政府来的我都杀。就是说你中国即使真的拿到了那点订单了，估计还不够你的抚恤金呢。你要是跟着美国大兵进去，人家反美武装肯定会拿你开刀，杀你几个人。现在对你中国人比较友好，是因为你没跟着美国屁股后面跑。所以到最后根本不是利益有多少的问题，就是根本没利益的事。
我为什么说这些，是想说中国的那些主和派或是投降派讲得在日本问题上的经济好处就和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经济好处一模一样。如果是有也就是牙齿缝里的一点好处,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仔细推敲起来，你就会发现，根本就没有。他们投降的结果是造成经济上的更大的坏处。
我所要说的是中国与日本有着根本的经济利益冲突，为了中国的经济利益，必须和日本对抗。我是从经济利益出发的。我讲的经济利益是长远的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发达国家。有些人就是想挣几个钱，近期过得好一点，如果从这个角度倒不一定要和日本对抗。要搞清楚是什么样的经济利益，是要成为一个发达的国家，还是要成为一个依附于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我这还不是在讲权利，而是从经济上来说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毕竟都是穷国。
中日之间是不是又相互需要？两国这么大的贸易额，当然是有相互需要的。但是中国的这些主和派们众口一词的说在这个相互需要中，中国更需要日本。就像谈恋爱，到底是谁追谁？主和派和日本总是在说中国在追日本。有个资料我一直收集不到，日本到底对华援助有多少？现在我终于找到了，在sohu首页上，这肯定是权威数字，因为是日本人提供的。就从最简单的几个数据我们就可以判断出现在是日本更需要中国，而不是中国更需要日本。第二个，所谓中国能白得到好处。贸易这东西都是你给我货，我给你钱，很难说谁得到了好处。投资也不能说是得到了好处，不要总觉得人家给我投资，就是我得到了好处，投资不是白给钱，投资不仅要收回本钱，还要有利，没有利他能来投资吗？他拿了那么多利，你能说是投资方给了被投资方好处吗？现在恐怕更多的是被投资方给了投资方很多好处，包括中国的对外投资也是这样。你看我们在阿富汗、在巴基斯坦都有援外投资项目，有些还真是援助项目，但当地穆斯林就是要杀你，你说你没得好处，只能有一个解释，这些穆斯林全是大傻瓜，我白给你钱你都不要。如果真要说有好处，那就是援助，但是中国从日本得到的这种好处极少极少。
